165、不断传来好消息
进入9月中旬，好消息不断传来，我感觉到获释的希望就在眼前。
9月19日周未快下班的时候，出现了第一个明显积极的信号。
那天，邵训导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两周前接待过我的其中一位驻所检察官，一改曾经对我冷漠、嘲讽的嘴脸，态度和蔼甚至略带着讨好的神态对我说：“小程，我们已经把你的申诉材料转交给了有关部门，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的，你对政府要有信心。”
“谢谢。”我对他最后一句“对政府要有信心”有些反感，骨子里我仍把自己看成了政府的一员，于是特别补充了一句：“我对自己问题的圆满解决一直有信心。”
“这就好。办案人员其实也是职责所在，你对他们不要有任何其他的想法。”这位检察官开导我说。
我敷衍他说：“不会的。我明白大家都不容易。”
邵训导开口说道：“张检刚才的话如果你能听进去，将来对你是有好处的。说白了，即使你受了点委屈，也应当多从自身找原因，比如交友不慎等，承办你案子的检察机关和办案人员无非是履行他们的正常职责。如果你对政府想不开甚至心存怨恨，那就大错特错了。”
我对他们两位的话一时反应不过来，似懂非懂地应付道：“当然，这个道理我明白。”
那位被邵训导称为张检的检察官又画蛇添足地补充说：“其实找你没什么事，我就是来看看你，顺便告诉你申诉材料我们已经帮你转给有关部门处理了，估计很快就有消息的。”
邵训导接着一副豪气干云的样子，微笑着对我说：“你有什么要求和想法，随时可以找我。只要我能帮忙到的，一定会帮你。”
“谢谢，谢谢你们。”我从来没有受到这样的礼遇，有些不知所措的连声道谢。
回到监房，我把邵训导和驻所检察官对我前倨后恭的会见情形跟大家说了，监房里的人分析，我可能要被释放了，看守所与办案单位信息是相互联通的，鉴于我本人具有一定行政级别、案件又是市委领导交办的特殊性，他们显然在奉命对我进行释放前的思想开导工作。
有人特别提醒我，出去了千万不要找办案单位讨说法，那样搞不好出去了还会进来，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他举了两个具体的例子，一是市总工会下属单位一位财务处长，因为单位有3000万元资金放在证券公司做国债回购业务和打新股，认识了证券公司老总，一来二去双方成了朋友，证券公司老总就劝他开户炒股，并承诺拆借800万元资金给他，被人以挪用公款罪告发，理由是证券公司拆借给他的800万元，实际上就是单位3000万元的一部分。关了两年多无法定罪，因证券公司出具的证据，表明他单位3000万元资金放在证券公司投资，有单位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授权，而证券公司拆借资金给这位财务处长，则完全属于当年证券公司普遍开展的一项正常业务，与他单位那3000万元投资无关。两年后检察院对他宣布取保候审，这位财务处长已经被单位开除公职，单位表示只要检察院做出无罪的结论，就给他恢复公职。于是，这位财务处长到处讨说法，过了差不多一年时间，离取保候审还有两天到期时检察院把他又抓了起来，最后以挪用公款罪判了6年有期徒刑。另一位是工行临江东城支行行长，涉嫌贪污小金库中3万元公款被捕，开庭时律师举证，这笔钱其实这位行长用来年终给客户送礼了，关了一年多被法院取保候审。这位行长出去后想官复原职，也是不断地找检察院讨说法，结果半年后又关了进来，很快被法院以贪污罪判了4年有期徒刑，上诉后被驳回维持原判。
我听了同监人所说的这些故事，只觉得中国司法虽然有不公正，但铁证如山面前终究还是会讲些法律和证据，或许这些人被关太久，带着个人情绪来描述司法的黑暗，难免有些夸大其词。仅仅过了两、三个月，我就深深后悔没有听从这些同监人员当时的劝告！对法律的盲从、天真和过分自信，让我不幸重蹈覆辙。当然这是后话。
我清楚9月30日是中国官方向国内外公开承诺解决绝大多数超期羁押案件的最后期限，自9月19日的驻所检察官一反常态的热情谈话之后，我内心就充满了获释的期待。
9月23日，刘律师来办理会见。一见面，刘律师就兴奋地说：“你很快就可以获释了。”
我连忙问：“你怎么知道的？”
刘律师说：“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位中顾委领导么？我们湖南的老乡。”
我说：“我听你讲过两次，你说找了他帮忙的。”
“是的，老领导找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部下，最高检一位领导亲自过问了你的案件，给临江方面打了电话，在北京方面的压力下临江市委政法委已经讨论了你的案件，决定将你立即释放。”
我将信将疑地说：“不会吧。临江官场通天，他们会听最高检察院的？”
刘律师说：“这你就不懂了。现在胡已经牢牢掌握了最高权力，对临江官场很不以为然，政治风向标已经变了，今非昔比，临江官场应该感受了这种压力，而且这次由全国人大牵头，全国都在清理超期羁押案件，临江官场再牛，恐怕也不敢公开顶撞中央的统一部署。”
“你这个分析很有道理。”我赞赏地说。我虽然不信他说动了北京的老领导为我打招呼之类的大话——事实上我后来一直没有见到他传说中的任何中央老领导，但他分析的中国官场权力新格局的变化确实有些道理。我进一步追问道：“你说过我会很快获释，估计什么时候？”
刘律师肯定地说：“应该就在这几天。”
“你怎么肯定就这几天？”
“因为前天下午检察院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检察院一趟，他们主动提出让我替你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
“哦。这就基本可以确定了。”
“我还打听到市委政法委最近二个月有三次专门研究过你的案件，检察院力主给你定罪，但法院坚持证据不足，双方意见僵持不下，政法委领导只好拍板先取保候审放人。”
我不知道刘律师所说的这些内幕情况是真是假，但只要检察院主动提出让律师办理取保候审手续，基本上可以肯定我很快就能获释了。
律师走后，我回到监房，把律师带来的我可能很快被释放消息告诉了大家。我压抑着内心激动的心情，特别补充说：“律师都喜欢说大话，没有得到官方的确切消息之前，一切还是未知数。”
第二天上午，我将很快获释的消息完全被证实，并且可以断定看守所已经提前接到了相关通知。
这天第一章“坐排头”刚刚结束，看守所王所长从监房外边的走廊上走过，破天荒地停留我所在监房的铁栅栏前，眼光落在我身上，似乎对我有什么话要说。我识趣地站了起来，走过去对他说：“王所长，昨天律师来看我，说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这几天就有确切的消息来。”
这是我第一次跟看守所所长说话，没想到王所长一开口似乎对我已经很熟悉，他说：“拖了这么久，早该解决了。我几天前已经知道了。你再耐心等几天。另外，不要跟任何人多说什么。”
“明白。谢谢您！”我由衷地感激道。
说完，他就转身走开了。
对这位看守所所长，我是真诚地表示感激之情，一方面是因为他不顾检察院的反对，批准我进入特殊监区，享受了较人道的待遇——尽管我内心一直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在“非人”的大环境中能享受到“人”的尊严，对此我无疑心怀感激，事实上他担任所长以来，在押人员的待遇普通得到了改善；另一方面，他刚才那番“拖了这么久，早该解决了”的话，无疑给了我极大的理解与安慰，这是一个执法人员对我所受的冤屈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表示的歉意，我一直牢记在心。
两年后，临江官场发生政治地震，临江首富案件作为一起枉法大案被追究，拔出萝卜带出泥，这位在我心目中的好人王所长，因为收受过首富家属40万元贿赂，被判处了12年有期徒刑。这让人不由感叹世事无常，现实中好人坏人有时真的难以分辨。
第七卷 取保候审与再被羁押 166、走出看守所
9月23日律师会见之后，我得知自己很快就可以重获自由，虽然律师多数好大喜功，报喜不报忧，这在刘律师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但好在这个消息第二天得到了看守所王所长的证实，可信度自然是很高的。这次律师会见后，我急切地盼望着重获自由的那一刻突然出现。虽然我内心有强烈的期待，但经历无数次满怀希望然后又遭无情粉碎的洗礼之后，已经没有了特别的激动，日常生活没有任何改变，每晚照样睡得安宁。
在看守所呆了很长时间之后，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如果管教从铁栅栏外面的走廊上叫“某某，收拾一下出来”，那必定是放人；如果是开门叫人出去，那就是承办提审、律师会见、开庭或转移监房。几年观察下来，没有任何一次例外。那几天，每当走廊外面有管教人员走过，我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份期盼，希望从他们口中听到“1814，收拾一下出来”的指令。
到了9月30日，这是全国人大向国内外公开承诺10月1日前解决绝大多数超期羁押问题的最后一天。早上起床后，我心想，如果今天再不放人，可能事情发生了很大的变故。一整天我都有些心绪不宁，但表面上却若无其事。
下午快到下班的时候，邵训导走到我所在监房的铁栅栏门前站定，看着我面无表情、淡淡地说：“1814，收拾一下出来。”
邵训导刚转身，监房内所有人都以羡慕的眼神望着我，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道：“你放了！”
我开心地说：“我终于熬到天亮了。大家多保重。”
监房内放人，大家是绝对不说“再见”的，因为多数人的下一步是走向地狱，绝对忌讳跟其他人说再见的，分手时最好的祝福是道声“保重”。
平时跟我关系最好的小刘兴奋地对我说：“程大哥，我帮你收拾一下行李。”
几位老资格的在押人员纷纷表示：“里面用过的这些东西绝对不能带回家的，晦气！”
我说：“这倒是。我没什么可收拾的，换套正式一些的衣服吧。”
在我换衣的时候，大家纷纷谈论如何去晦气的办法。有人说，要从里面带件东西出去，衣服、毛巾、洗漱用品都行，出了看守所就丢到路边，晦气就带走了。有人说，要跳火盆，让家人在家门口摆一个火盆，从火盆上跳过去，然后进屋就行了。一位福建的在押人员说，好象要吃什么猪脚面的，刚进家门就要吃一碗，普通的猪脚、面条就行。我说，迷信那套我不搞，但找个饭店舒舒服服地洗个澡、找朋友吃顿饭热闹一下，那是必须的。大家都说，这个办法好，洗澡就把晦气都冲走了。
大约10分钟后，邵训导打开了监房门。这次他手中没有拿手铐。我俩都没有说话。我一声不响地跟着他走出监区重重铁门。
到了绿草如茵的看守所大院里，我听到背后似乎有人在叫我，转头看去，看见一位管教站在监房楼下门口处向我招手。我看了邵训导一眼，连忙转身向那位喊我的管教走去，邵训导在我身后跟着，到了那位管教跟前不远处，他说：“我找邵训导，不是找你。”我识趣地走开一些，然后他跟邵训导说了几句话，他俩说完后邵训导继续带我走向看守所大门。
对这个突然出现的返回监房大楼下的小插曲，我心里莫名其妙地感到有些晦气。
到了看守所大门侧、进来时办手续的那个小房间，一位看守所管教对我说：“你签个字吧。”
我转身对邵训导礼貌性地点头说：“谢谢您这段时间的照顾。”邵什么都没说。
我签了字，走出看守所大门。
我一眼就看到了站在看守所大门外的妻子、刘律师、东南建材公司的张总，还有市检二分院审查起诉处的秦道炯和另一位我不认识的检察院工作人员。
我看到妻子脸色憔悴，明显消瘦了许多。我与妻子多年来感情淡漠，现在突然看到她为这场悲剧承担的压力和煎熬，我心中充满了愧疚。
我先礼貌地跟刘律师、张总打了招呼，然后走到妻子跟前，诚恳地说：“让你受苦了，真的很抱歉。”
妻子面无表情、冷冷地说：“你知道就好！”
这时，秦道炯向我走来，说：“你在《取保候审决定书》和《告知书》上签个字吧。”我看都没看一眼，接过他递过来的文件签了字，然后问：“手续办完了么？”。
秦道炯说：“手续刘律师都替你办好了。我提醒一下，你近期拿《取保候审决定书》去北京户籍所在地派出所报一下户口，你逮捕之后的户口被临时注销了。另外，取保候审期间如果离开临江市，最好事先跟我打个招呼。还有，你单位就先不要去了，免得有意外情况发生。”
我苦笑着说：“单位有这么可怕么？不过，我服从你们检察院的规定就是。”
“那就好。”秦道炯说完，跟同来的那位检察院工作人员一同坐车走了。
刘律师过来跟我说：“程总，晚上我有重要事情，就不陪你了。张总晚上给您接风。”我连忙向他道谢，约定过两天一起去北京。
我和妻子坐上张总的车子，向张总已经预定好的饭店驶去，那里还有几个熟悉的朋友在等着为我接风、去晦。
第七卷 取保候审与再被羁押 167、呼吸自由空气
开车来接我的张总是我体制内最好的朋友之一，他的东南建材公司跟我原先管理的东南贸易集团同属于中国贸易集团下属企业，只是他公司的规模更小一些，而且按照中国贸易集团的整合方案，他公司的优质资产原计划并入东南贸易集团。
在去饭店的路上，我问起儿子的情况。妻子说，儿子已经长高了，各门成绩都很优秀。我说，这几年怎么向儿子解释昵。妻子说，我们都骗他说你出国了，其实你被抓进去了，他心里是清楚的，只是大家都不愿意点破这层纸。我说，那就只能继续维持这个谎言了。
我在饭店张总订好的房间里看到了儿子，还有我堂弟程平和他的朋友顾家辉，后者是堂弟介绍我认识的，后来也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帮我出了一部分律师费。
我一眼看见儿子的时候，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思念的心情。因为有朋友在场，我努力克服着想抱他的冲动。儿子坐在沙发上，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眼神有些胆怯，似乎不敢抬头看我。
张总和程平一个劲地叫着儿子的小名说：“乐乐，这是你爸爸。”“乐乐，你爸爸出国回来了，叫爸爸呀。”“乐乐，你不认识爸爸了，快叫爸爸呀。”
儿子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叫出声来。
我说：“不要为难小孩了。让他适应一下。”我走过去，本想伸手摸摸他的头发表示亲热与安慰，没想到儿子却下意识地让了一下，似乎不愿意被我摸到。我连忙收手，干笑着掩饰地说：“儿子长高了，爸爸好想你呀，以后我天天陪你在一起。”
儿子这时懂事地站了起来，轻轻地、一字一顿地说：“爸爸，我知道你辛苦了。”
听了儿子这句意味深长的安慰话，我眼泪夺眶而出。我知道大人编造的我出国的谎言，丝毫没有骗过聪明的儿子，而且背负父亲坐牢的秘密和害怕随时被人知道的恐惧，让他承担了巨大的心理重压。后来我观察到，正是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恐惧，让儿子养成了有些不合群的不良性格。此后几年，我花了很大努力，有针对性地对他进行培养、教育，差不多用了5、6年时间，才把他这种孤傲的性格慢慢矫正过来。到儿子考进临江市那所最为著名的高中之后，儿子才彻底真正走出心理阴影，变成了一个品学兼优、才华出众的阳光男孩，直到几天前我把他送上赴美国继续其高中学业的飞机。或许受到那段特殊经历的影响，儿子小小年纪却坚定地信奉自由、*价值观。在我看来，儿子对自由、*的理解，超越90%以上成年的国人同胞。
那天晚上，我喝了许多酒。没人劝酒，我主动一个劲地喝酒来表达自己的感激和兴奋之情，后来醉得不省人事。
我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中午，发现自己并非睡在饭店而是睡在家里熟悉的大床上，身上穿着几年前的旧睡衣。仿佛刚刚从梦中醒来，我知道现在呼吸着自由的空气。
儿子在做作业，妻子在厨房里忙着。我跟儿子打了招呼，然后自己脱了衣服洗澡。我美美地洗了半个多小时，只觉得自由是如此美好。我突然想起，应该跟北京的领导取得联系，毕竟自由还得靠事业来支撑呀，出来了总应当跟领导报告一声，于是匆匆忙忙地结束了自由的享受，穿上衣服就想往北京打电话。
痛苦的是，为了避免给领导和朋友找麻烦，当我得知检察院对我进行外围调查之后，我就删除了全部通讯记录，而虽然只过了不到三年时间，我已经无法记起任何人的手机电话。我问妻子是否有领导电话，妻子说刘律师交待过，让我不要主动给北京打电话。我问，那是检察院的意思还是北京领导的意思。妻子说，你自己问刘律师吧。我想，虽然我坚信自己无罪，但毕竟现在是取保候审身份，领导在政治上有所顾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总不至于这么胆小怕事吧。
我向妻子要了刘律师的电话，一打就通了。刘律师说，为我办理取保候审手续，北京上级公司是做了担保的，唐部长专门交待出来后不必急着跟他联系，有什么话过几天到北京见面再说。我爽气地说，一切听领导安排。
下午五点左右，东南建材公司张总专门来拜访。他说，这几年临江变化很大，晚上去一个叫“新时空”地方吃饭、聊天，这是近两年冒出的一个最热闹的喝酒、唱歌、购物、怀旧、放松心情的地方。我说，这地方听上去怪怪的，以前从来没听说呀。张总说，去了您就知道了。
上了车子，张总又详细介绍了一些“新时空”这个娱乐新贵的背景资料。据张说介绍，这个地方坐落在市区最繁华的地段，占地面积约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前两年由临江独具物色的弄堂改造而来，工程由香港瑞丰集团和临江复兴建设公司合资开发，总投资11亿港元，香港瑞丰集团占97%股权。工程依照“整旧如旧，保护历史，文化兴市”的思路，对该地区进行保护性开发，以保留代表临江市民阶层文化的老弄堂建筑，并建造具有现代气息的新建筑。
因为是假日，不象平常那么塞车，很快就到了张总所说的“新时空”，远远就看到一片流光溢彩的世界。
走进“新时空”，这是一群由老弄堂建造而成的临江早期建筑物，保留着当年的砖墙、当年的瓦，处处遗留下老临江的历史风情和文化底蕴；在临江新时空的里面是一个纸醉金迷的国度，按照二十一世纪现代都市人的生活方式、生活节奏、情感世界、消费体验度身订做，无一不体现出闲适生活的氛围和格调。显然“新时空”改写了老弄堂的历史，对本已走向历史文物的老弄堂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漫步新时空，仿佛时光倒流，重回当年。那青砖步行道，那红青相间的清水砖墙，那厚重的乌漆大门以及那雕着巴洛克风格卷涡状山茶花的门楣，使得观光客仿佛置身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临江。然而一步跨进每个建筑内部，则又是非常现代和时尚。原先的一户户隔墙被全部打通，呈现宽敞的空间，四季如春的中央空调，欧式的壁炉、沙发与东方的八仙桌、太师椅相邻而处，酒吧、咖啡室与茶座、中餐厅和谐搭配，墙上的现代油画和立式老唱机悄声倾诉着主人的文化品味。门外是风情万种的老弄堂弄堂，门里是完全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就这样，一步之遥，恍若隔世，真有穿越时空之感。
虽然时间不到6点，远远没到临江晚餐的高峰时段，但“新时空”里已是人流如织，很难找到一个靠近窗边、视野开阔的餐台。
我们选了一处弥漫着浪漫的欧式风情酒吧坐下，每人点了一份西式简餐，给妻子和儿子每人要了一杯咖啡，而我和张总则要了各3小瓶啤酒。张总点餐的时候，我扫了一眼菜单，吓了一跳，330ml小瓶装的啤酒每瓶50元，超市里面最多也就2、3元。我问服务员，有大瓶装的啤酒么？服务员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摇了摇头。张总说，来这里消费就讲究一个情调、气氛，宰的就是追究所谓情调的小资们，哪里会供应大瓶装的啤酒呢，既然来了这地方，就不要心痛钱。
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问：“这里原来的住户呢？”
张总答：“都让政府和开发商连哄带骗地动迁走了。”
我问：“什么叫连哄带骗？”
张总说：“当初改造这片地方，政府是以文物保护、城市改造的名义进行的，这地方的老住户每户才拿了一套几十万元的动迁房。现在这里每栋房子的价值超过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几十万元与几千万，这个落差实在太大了，所以一直有些老住户到市里甚至到北京去上访。”
我说：“我不是纯粹的商业开发项目么，跟文物保护有什么关系？”
张总说：“有呀，这里有一间房子，是*早期最重要的一次会议遗址，于是就跟文物保护、政治需要挂上钩了，而且旧城改造本身是为了推进城市现代化的公众利益。有了政治需要、公众利益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所有个人利益都得让路。这些上访户再闹也是白闹。”
张总所言，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城市改造中以政治需要、国家利益、公众利益为借口，牺牲个人合法利益的残酷现实。象“新时空”这样打着漂亮旗号，名正言顺地向特殊群体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全国各地比比皆是。我听了惟有一声叹息。
于是我想到，自己的不幸只是国人无数不幸中的一分子，实在不需要耿耿于怀。
第七卷 取保候审与再被羁押 168、与律师各取所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