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闭门思过
从北京回来后，基本上我就足不出户，闭门思过。
为了打发多余的时光，同时培养自己证券方面的实际操作技巧，我专门到证券公司去开了一个股票帐户，此后对炒股乐此不疲，成了自己主要的业余爱好。
我每天的日程安排是，早上7点送小孩上学，白天看看股票行情和国内外网络新闻，中间去附近公园转转，下午4点去接小孩放学。
我是一个忙惯了的人，这样无所事事的打发时间，空虚、无聊而充满了痛苦，似乎只是把羁押换成了另一种自我软禁。我急于重新工作，但北京之行让我体会到并非易事，需要一些时间来让领导来做出适当的安排，我心急如焚却又无能为力。
这段时间，陆续有一些原单位的中层干部晚上来家里看我，一方面他们对我的不幸遭遇表示抱屈，对孙明海、周林志和曹志雄等人的忘恩负义表示愤慨；另一方面他们对单位现在每况愈下表示担忧，希望我能重新带领他们走出困境，再创辉煌。
我诚恳地告诉这些昔日的部下。对这场巨大的人生挫折，我觉得不应当简单地怪罪于他人，而应当更多地自我反省。在与他们的聊天之中，我基于对人性自私的分析，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列为以下几种情形：一种人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型的，神仙似乎都做不到，遑论凡夫俗子，我称之为圣人；第二种人是不想利己、亦不损人型的，一生淡泊名利、与世无争，我称之为仙人；第三种人不损人而利己型的，在遵守公平信用原则的前提下，追逐个人名利，我称之为好人；第四种损人利己型的，为追逐个人名利，哪管什么仁义道德、诚实信用，我称之为奸人；第五种人专门损人、却不利己型的，典型的如一些专门写匿名信的体制内闲人，尽干损人不利己的事，我称之为怪人。凡人自然都不到圣人、仙人的境界，一辈子做个好人已经相当不错，绝大多数人一生都在好人、奸人、怪人之间徘徊，人生不同阶段、面对不同情形总是以不同面目出现。孙明海、周林志跟我没利益冲突时好人的成分多一些，有了企业下放之后的利益诱惑之后，奸人、怪人的成分就占了上风；曹志雄在我没出事前好人的成分多一些，在我出事之后有了权力的诱惑，奸人、怪人的一面就表现了出来。曹志雄的情况尤其特别，一方面是检察院不断威迫恐吓，不是我进去就是他进去，牢狱之灾远非一般人能够坦然承受；另一方面又有一把手权力的巨大诱惑，两方面夹攻，非圣人、仙人难以把持，所以并不存在对我的有意背叛，最多只能算是一种自我保护、自私自利的行为。这些昔日的同事听了我一番高论，自然免不了对我说些“大人有大量”之类的马屁话，而上面那些话的确发自我的内心感受，丝毫没有故作清高。事实上，人性如此，个人又怎能与命运去做无谓的抗争。
关于我的未来，虽然我自己心中无数，但我不想在这些昔日部属面前表现出自己的无能，我真诚地说：现在我仍是待罪之身，一切都在未定之天，即使将来法律上还我清白，政治上已经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看情形回到东南贸易集团几无可能，只盼上级领导念在我过去所做的大量工作，安排一个中层干部或下属企业的副职岗位，迅速离开临江这个是非之地。这些昔日的部属们听了自然有些失望，但大家坚信我一定能东山再起，说了许多真诚祝福与鼓励的话。
这段时间，我几次主动打电话联系东南贸易集团主要股东之一，临江市经济开发区南华镇镇长兼临江市南华实业公司总经理张祥生，目的是感谢他之前对我的帮助。第一次很容易就打通了电话，我只说了句：“张总，您好呀！我是程明达，打电话来对您表示感谢！”一向对我礼节周全的张祥生慌乱地说：“程总，很抱歉，我现在正在开会。”然后就挂了电话。之后他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当年我根本不知道手机可设置免打扰功能，好不容易我向一位老朋友问到了他家里的电话，就找了几次晚上九点半左右打过去，电话倒是每次通了，但每次接电话的人都说他不在，而且只要我报出程明达的名字，对方似乎就很不耐烦。打了三、四次之后，我知趣地没有试图再与他联系。我相信他一定误会了我的意思，认为我想借助他的力量重返东南贸易集团，其实我只是单纯想对他表示感谢而已。
这件事使我强烈地感受到，一个人如果被司法机关长时间关押，即使无罪获释，也将处处受到歧视，过去累积的社会关系大部分将被彻底摧毁，一切都得从头再来。司法机关滥用强制措施对当事人造成的伤害，岂是一般社会大众能够理解！
在接送儿子上学的过程中，有两次尴尬的巧遇。
一次遇上东南贸易集团副总裁钱文韬的妻子。三年前检察院为了找到我犯罪的证据，在对我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将我最亲信的部属之一钱文韬刑拘。我主动上门去拜访、安慰文韬的家属，她妻子竟怀疑是我找她丈夫麻烦，扬言手中握有对我不利的证据，当面对我大哭大闹，后来我又几次跟他见面商讨请律师、救人的办法。她女儿跟我儿子在一个学校，一次我去接儿子放学，正好在校门口与她迎面撞见。我一看认出了她，并且从她慌乱的眼神中看出，似乎她也认出了我。我正犹豫着是否跟她打个招呼，她居然一扭头侧身从我身边走过。我苦笑着摇了摇头，发现自己似乎成了熟人眼中的瘟神。
这次经历，再让我感受到中国司法的可怕，以及被长期官方宣传洗脑的国人同胞内心深处无处不在的冷漠和仇恨。
另一次遇上过去一位熟人则比较富有嘲讽的意味。一位曾经经济违纪被我开除的中国贸易东南公司副处长，也来学校接他儿子，当时我本来没有注意到他。此人却三步并两步走到我面前，毕恭毕敬、兴奋地说：“程总，您出来了，真是太好了！我心中一直为您鸣不平呀。”我尴尬地说：“你现在过得好么？过去的事，官身不由己，真不好意思。”此人爽朗地笑道：“我现在自己做点小生意，每月有5、6千元收入，比过去收入高多了，我早就想开了，还是自己做点小生意省心。我是对您真心佩服，那么大一个烂摊子，一、两年就被您理顺、翻过身了。您是我最佩服的领导，我就觉得这事对您太过分了！象您这样正直能干的领导，我一辈子没见到过，真替国家可惜呀。”他滔滔不绝地对我赞扬，我则越听越尴尬，只好匆忙跟他道了再见。
这件事让我心里五味杂陈，除了尴尬无法用其他言语来表达。
第七卷 取保候审与再被羁押 174、无罪才能归队
打发日子的时光显得格外漫长。好不容易耗了一个多月，我实在无法再过这种无所事事的日子，决定再次向北京集团领导打听对我工作安排的态度。
我知道对我的工作安排在政治上十分敏感，没有唐总开口，任何人不会也不敢触碰我这个烫手山芋，所以我只能求唐总帮助。
我对胡荣华关于唐总即将到调任安徽常务副省长一事高度怀疑，不相信唐总连中国贸易集团这个规模不大的央企都没有搞好，仅仅依赖一个官场职位不高的下属牵线搭桥，就能运作成功省委党委、常务副省长那么高的一个职位。体制内虽然昏官无数，干部提拔任用黑幕重重，但若没有特殊的高层背景，还是有一些基本的游戏规则必须遵守，比如组织部门一定会考察拟提拔干部的能力、业绩和群众口碑，并且有一些硬性指标要求。虽然我对此事高度怀疑，但为了谨慎起见，在我给唐总打电话之前，我需要对唐总升迁一事的可信度做一个侧面了解，以便做到心中有数。
私下打听此事真伪的最合适人选是我的好朋友王立波。一来我俩过去关系一向密切，我对他的诚信、乐于助人的品德十分敬重；二来他过去长期担任领导专职秘书，又是现职司局级年轻干部，有广泛的消息来源。
电话打通后，我们东拉西扯了一会，然后我问：“你听说唐总最近可能有职务变动么？”
他说：“没有正式渠道的消息，听说胡荣华在帮他运作中组部和安徽省委一位领导，但肯定没戏了。”
“为何说肯定没戏了？”
“据我了解到的确切消息，胡荣华认识的那位安徽省委领导最近职务有了变动，因为年龄关系即将从一线退居二线了。何况这事本来就不靠谱，跨部门、跨地方调动一位省部级官员，至少要有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推荐或动议，胡荣华试图运作同样属于省部级的领导帮唐总找出路，根本就是一厢情愿，完全不符合官场的游戏原则。”
“这样说来，运作唐总到安徽担任常务副省长一事，大约是胡荣华抓住唐总的心理需求，为自己的职务升迁创造机会啦。”
“我猜也是这么回事。”
犹豫几天之后，我下了很大决心，时隔三年之后再次小心翼翼地拨打了唐总那个我熟悉的手机电话。电话响了两声之后，我听到唐总威严而不失礼貌地问：“你是谁呀？”
我尽量保持平静的语气，毕恭毕敬地回答：“部长，我是小程，不好意思打扰您。”
“哦，程明达呀，你最近怎样？”虽然唐部长仍旧对我表现出一副关心的样子，但我明显感觉到他语气中不再有往日的热情和爽朗。
我开门见山地说：“唐总，我实在不知道如何开口，最近一个多月我整天呆在家里无所事事，太难受了！我想找点事情做，希望您能帮帮我。”
“胡荣华没有跟你讲清楚么？为了大局，你就是回湖北老家去种两年田又怎样？难度你还不相信我？！”听上去唐总似乎有些生气。
我自然不能戳穿胡荣华运作他到安徽做常务副省长的事压根没有可能性，只是用近乎哀求的口吻说：“我当然可以再等等的，但呆在家里没事做真的很难受。我现在是走投无路了。您过去对我一直培养、信任，请无论如何再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我知道了。”说完，唐总挂了电话。
过了一星期，还是没有北京方面对我工作安排的任何消息，我感觉已经被他们彻底抛弃了。无可奈何之中，我提心吊胆地又拨了唐总的手机，但多次拨打不是关机就是响过一、两声就断了。我知道，唐总拒接我的电话了。
等了两天，日子过得实在太无聊，我忍不住再打唐总的手机，还是被拒接。于是，我从刘律师那里要到了集团的总机电话，电话打过去，每次都转到了胡荣华那里。我请他把电话转给唐总，胡荣华每次都说唐总不在办公室，有什么事情可以由他转达。
看来唐总是肯定不想理睬我了，并专门对他做过交待。我只好跟胡荣华说：“我出来转眼就一个多月了，工作一直没有着落，请求集团给我一些帮助。”
胡荣华说：“这样吧，你先找李书记聊聊，请他帮你想想办法，看看他的态度再说。”
我于是把电话打到李书记办公室。李书记接了电话倒是十分客气，关心地问：“小程，你最近怎样呀？”
我直截了当地说：“谢谢李书记关心，我一切都好，就是在家里闲得慌，想请集团帮忙安排点事情做，随便什么工作都行，回北京或者去外地任何地方都行。”
“这事你得找唐总说呀。”李书记提醒道。
“我找过了，他不接我电话，小胡让我来找你汇报。”
“哦，是这样。小程，我们不是外人，集团的情况你是知道的，你的事没有唐总点头，我们谁都帮不上呀。我问清楚他的意思再联系你吧。”李书记真诚地说。
我感激地说：“谢谢您！我等你电话。”
又是两天过去了，我没有等到李书记的电话，于是只好自己打了电话过去。电话接通后，李书记说：“小程，我跟唐总商量过了。你工作的事还真有点麻烦，你现在是取保候审，司法机关没有做出结论，组织上不能替你安排工作。”
我申辩说：“李书记，我的情况比较特殊，您是知道的——临江市委定的调子、政法委书记批示办理的大案要案，让他们做出一个无罪的结论，恐怕比登天还难，能争取到现在这样不了了之，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这个我也明白。但无论从制度规定上还是政治影响上讲，如果司法机关不能出具你无罪的结论，组织上是无法替你恢复工作的。”
我央求道：“李书记，我不是要求恢复工作，只是请领导上帮我随便介绍一个工作，待遇、职务我都没有任何要求。”
“这个我们也理解。我们商量的意见是，不管安排你什么工作，你只有无罪才能归队。如果没有无罪的司法结论，只能我个人帮你想想办法，组织上不能出面做任何安排。”
我感激地说：“谢谢李书记，那就请您多费心了，过两天我再打您电话。”
李书记说：“若有了眉目，我会打电话给你的。”
我没有等来李书记的电话，而且自这次通话之后，我再也没有接通过李书记的电话，每次都被秘书以领导不在为由挡驾。我明白了，所谓他个人为我想办法，无非是一种客气的应酬话，却被当时正在溺水中的我，误会成了一根救命稻草。
我只好再厚着脸皮给胡荣华打电话，请求他转告唐总对我伸出援手，胡荣华接电话时一次比一次对我更加冷淡，后来干脆说：“等你拿到无罪的司法结论再说吧。”
一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年轻厅局级干部，转眼之间竟然落到了这般走投无路，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四处求人的地步，这是多么可悲、可怕的事！
第七卷 取保候审与再被羁押 175、权衡利弊得失
在家中空坐了二个多月，无数次向北京方面求助，最后只得到了一个“无罪才能归队”的答复。
在请求集团帮助我安排一个适当的工作屡次被拒之后，我考虑找检察院讨一个结论，或许这样才能帮助自己恢复工作。一个长期在体制内效力的人，一旦被体制内抛弃，即使象我这样还算受过良好的教育，多少有一技之长，但当时真的是不知所措，只想一定要为自己讨一个说法，求领导给一条出路。
我深知找检察院讨一个结论，可不是一种小事。在付诸行动之前，我找了刘律师一起商量。
跟刘律师见面之后，我谈了最近两个多月来请求集团领导给我安排一个适当工作被拒的屈辱，以及他们开出的归队必须要有“无罪司法结论”的前提条件，请教他如何才能拿到无罪的司法结论，并对找检察院讨一个说法进行风险评估。
刘律师介绍说，您的案件自上次检察院从法院撤诉之后，退回到了检察院，“无罪”的结论有几种形式：一种是直接撤案，这个最彻底，就是检察院完全搞错了，他们要进行国家赔偿，要公开追究办案人员的责任。这种情况极少发生，除非有来自最高层的干预，象您这样由市委政法委定调的案件，没有任何撤案的可能。第二种是不予起诉，或者是事由有因，但证据不够充分，起诉条件不充分，或许虽有违法、犯罪的事实，但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不需要进行刑事处罚。这种情形，依照刑事诉讼法中“认定被告有罪只能由法院作出判决”的规定，撤诉的案件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是无罪的，但因为检察院认为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刑拘、逮捕事出有因，有法律依据，所以并不会进行国家赔偿。无罪的案件，用这种情况处理的较多。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跟公安局、检察院过不去，要求国家赔偿；只有极少数人坚持国家赔偿，起诉到法院，拖上5、6年最终由法院调解给予经济补偿或者判决给予国家赔偿的。第三种情况最多，也就是不了了之，人放了不做任何结论，或者他们内部办一个不起诉手续，不告诉当事人，同样按照只有法院才能确定被告人是否有罪的规定，只要过了诉讼时效，当事人当然是无罪的。
刘律师认为，我这种情况很可能会不了了之，要检察院提供一个司法结论很难，那样让市委政法委和检察院政治上没法下台。前面我找上级请求帮助做适当的工作安排，不是要求恢复原有的职务和工资待遇，思路是对的。如果北京方面坚持要有无罪的司法结论才能安排您工作，那就只好找有背景的领导出面给检察院施压，看能否让他们出一个《不起诉决定书》，事实上依据法律规定他们是必须出具这个法律文书的。
我有些担心地问：“如果我找检察院要一个结论，会不会激怒他们，再对我进行起诉呢？中国写在纸上的法律不能说完全没用，但法律一遇上政治往往就是废纸一张。我们不能不做最坏的考虑。”
刘律师爽朗地笑道：“我搞法律的，我相信没有人敢于明目张胆地违背法律，尤其是临江这地方法制环境相对而言还是相当规范的。”
“你确定检察院不会再找我麻烦？”我追问道。
刘律师自信地说：“我肯定您已经没事了。想想看，如果他们真的抓住了您的任何把柄，能轻易放您出来？再想想看，您是什么时候被再次移送起诉的？”
我似有所悟：“我清楚地记得再次被移送审查起诉的时间是6月4日，正好是在我被刑拘整整两年之后。”
刘律师笑道：“这就对了。我以前跟您讲过，审查起诉阶段的羁押期限为一个月；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半个月；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应当在一个月以内补充侦查完毕；补充侦查以两次为限，不能超过两次；补充侦查完毕移送检察院后，检察院重新计算审查起诉期限。即没有改变管辖的案件，审查起诉的最长时间为5个月。您是6月4日移送审查起诉的，11月3日是检察院对您做出起诉或不起诉决定的最后期限。现在已经是12月份了，过了期限而再找您麻烦，在临江这个法制环境相当规范的地方，办案人员是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的。”
我听了刘律师的这个解释，坚定了找检察院讨一个说法的信心。后来我才知道，刘律师还是低估了办案人员的智慧，大大高估了中国法律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障。
我向刘律师表达了自己破釜沉舟的决心：“如果出来了不能恢复工作，对我来说跟坐牢没有区别。我相信自己的清白，不讨一个说法对不起自己，对不起领导，对不起家人。我不是找检察院要国家赔偿，故意给他们难堪，我只想拿一个结论恢复工作，相信他们是能够理解的。”
我们当场起草了一个申诉书，要求检察院对我做出无罪的结论，并且清楚地表明要这个结论只是为了恢复工作，绝对不会据此提出国家赔偿和其他任何要求。
刘律师说：“我这段时间到北京从高层找领导出面向检察院施压，不便公开露面，到检察院我就不陪您去了。是否让我助手赔您一起去？他的身份到时怎么说？”
我不加思索地说：“我一个人去就行。谢谢您！”
然后，我们又具体商量了一些细节。说好由他联系秦道炯检察官，确定去检察院的时间。
刘律师最后顺便提到唐总答应聘他作为集团法律顾问，给他70万元律师咨询费的事，希望我找机会跟唐总说说。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他：“我跟胡荣华倒是真的提过此事，他说这事唐总会亲自处理好，叫我以后不用过问了。唐总现在对我这个样子，只有以后等机会再说了。”
刘律师开玩笑说：“唐总要是赖帐，这个钱以后我就找您要了。”
我笑了笑说：“只要我能出来工作，今后任职的企业又确实需要你提供法律服务，自然是没有问题的。”
第七卷 取保候审与再被羁押 176、找检察院讨结论
过了一个星期，刘律师那边没有任何消息。我忍不住打了电话过去，刘律师说，他联系过秦道炯两次，第一次秦道炯推托没有时间，第二次秦道炯干脆明确拒绝了跟我见面。刘律师建议我直接去检察院，如果秦道炯不在或不愿接待，见到审查起诉处任何领导都一样。
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被迫冒失地去检察院求见、申诉。
2003年12月15日，周一。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屈辱的日子。
那天我早早地就起床，仔细想了各种细节，然后出门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检察院。
我到临江市检察院二分院时，正好是上班高峰时间。我考虑到机关人员一般都不会按时上班，就在附近转了一会。上班时间过了半小时后，我径直向传达室走去。
到了传达室内，我说：“我找审查起诉处秦道炯检察官。请问如何办手续？”
窗口接待的法警问：“你们事先约好没有？”
“是律师替我约的，电话中没有说定，说让我今天来看看。”
“那你现在就打电话给他确定一下。”
我如实相告：“我一直没打通他电话。”
法警立即警觉起来，严厉地盯着我逼问道：“你是什么人？找他什么事？”
我一下子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身份，一边递过自己的身份证，一边冷静而不失尊严地说：“我是一名被人冤枉的案件当事人，秦道炯检察官是我的承办，我找他有些事情要谈。”
我刚刚说完，传达室内三位法警立即一齐严厉、警惕地向我盯了过来。
他们一齐警惕地象看怪物一样看着我。那天我空着双手，只拿着一封装有申诉书的小信封。我以友好的语气说：“我不是来找麻烦的，只是向秦检察官反映一些情况和个人想法。秦检察官若不在，起诉处任何领导都行。”
一位年纪较大的法警说：“你到门口等一会，我们联系一下。”
我知趣地走了出去，足足过了半小时，没有给我任何消息。我忍不住再次走进传达室，问：“我能进去了吗？”
窗口接待我的法警交还我的身份证，对我说：“他们都不在，办案去了。你出门往左拐，朝前走150米左右，有一个申控接待室，你把要求向那里的接待人员提出来。”
当时这位法警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我没听清楚他说的什么申控接待室，客气地问：“您刚才说的是什么接待室？”
“出门左拐，到那里你自然就知道了！”这人没好气地说。
我抗议道：“你这是什么态度呀？！”
“你说什么态度，对你这种人我已经够客气了！”
我不想跟这种人计较，只得忍气呑声地走了出去。我还没走出门口，就听这人在背后嘲讽地说：“进去了一回还这么嚣张！”我停下脚步，回头狠狠地盯了他一眼。那位年纪较大的法警以和解的口吻对我说：“出门左拐，有一个申控接待室，你去那里找他们吧。”
我很容易就找到了一个挂着“临江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申诉控诉接待室”牌子的地方，进门是一个40平方米左右大厅，里面坐着两位手拿警棍的法警，高高的窗台后面有两位工作人员。
我清楚地记得，其中一位法警正是我被“双规”时看守我的人，当时他穿着便衣，一副乡下木讷的中年农民模样，现在穿着一身警服精神了许多。
我走近窗口，对里面的工作人员说：“我想找审查起诉处的人，门口不让我进去，让我来这里。”我边说边递上自己的身份证和那个小信封。
这里那位“双规”时看守过我的法警，不知何时站在了我身边，盯着我说：“这人是反贪局搞的。”
里面的工作人员一副公事公办、正气凛然的样子，充满敌意地盯着我看了一眼，然后低头看我给他的申诉书，过了一会抬头说：“你来的目的是为了要一个结论？”
我说：“是。”
“你的案子不是没有了结么？”
“我不知道。请问何时才能了结？”
“何时结案那是办案机关的事！”工作人员冷冷地说。
“那何时才能结论呢？”
“案子没了结，哪来的结论？！”这位工作人员越发不耐烦了，说完把申诉书和身份证扔还给我，生硬地训斥道：“你就老实呆在家里吧，到时自然会给你结论的。”
争论下去显然无济于事，而且只会自取其辱，我纵然一百个不甘心，心里把这帮狐假虎威的孙子祖宗八代骂了个遍，却只能无奈地拿了自己的身份证和申诉书，绝望地走出申控室，然后到附近挤了公交车回家。
屈辱地到检察院走了一趟，我才真切地体会到什么叫投诉无门！这是我过去高高在上时，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的社会现实。
第七卷 取保候审与再被羁押 177、预感将再次失去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