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法官提审时的刀光剑影
2004年1月19日是，在我收到起诉书10天后，法官来看守所提审我。
以我在看守所多年的观察，绝大多数刑事案件，法院在送到被告人起诉书后，会安排在三周以内开庭审理，通常法官不会来看守所提审被告，除非是极少数疑难案件法官才会来提审被告人。
进了提审室，我一眼认出坐在提审台上的还是第一次起诉时的承办法官和书记员。
“王法官好！旁边这位女士好！只是不好意思，我忘了您的姓名。”
“我叫王宏德，你案子还是分到我手上了。旁边这位是我们法院的书记员周慧娟。”
“这回记住周女士大名，以后不会忘了。关了这么长时间，脑子不灵光了，以前我脑子还算好使的。我这个案子又麻烦您们了”我自我解嘲地说。
“大祸临头，你还这么轻松，难得。”书记员周慧娟笑着说。
我友好地回应道：“事情到了这一步，痛苦和焦急都没用，索性心平气和、沉着应对，否则死得更惨。”
王法官笑道：“程先生是心态好、口才好，难得。”
我苦笑着摇头不语。我尽量表现得不卑不亢，礼貌得体。我深知，必须给法官留下诚实、正派、坦然、自信的良好形象，形成法官对我无罪的心证判断，这样有助于唤起法官的同情心和正义感，让法官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尽量做到公平、公正的审理，并采纳有利于我的证据和法律见解。虽说有疑罪从无的法律规定，但司法务实上，经常会遇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的理的情况，这时法官的对被告是否有罪的心证就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我必须在法官面前尽力营造有利于自己的正面形象。
王法官翻阅着面前的卷宗，严肃地问：“你看过收到起诉书了，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有什么想法？”
我语气平和而坚定地说：“纯属无中生有，典型的冤假错案。”
“到了今天这一步，你仍然坚持自己是无罪的？”王法官追问道。
我坚定地说：“是的。我自信可以在法庭上戳穿这些所谓犯罪的事实，为自己讨回清白！”
“你简单谈谈对你的每一项指控的看法。”王法官特别提醒我：“你小心应答，也注意听清我的提问。”
“好。”我充满感激地点了点头，尤其觉得他后面的提醒另有深意，似乎有意帮我。我缓慢而又小心翼翼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先说贪污罪。第一项6万元的贪污指控，第一次起诉后，律师就把发放奖金的领款人收条交给了您，同时还有律师对他们所做的笔录。我不知道检察院做了怎样的补充侦查，如何推翻这些铁证如山无罪的事实。现在把这件事重新起诉，可见检察院这份起诉书多么荒唐。”
“我不是来听你攻击公诉机关的。”王法官制止我对检察院的抱怨。
“不好意思。我刚才没说检察院荒唐，是说这份起诉书荒唐。”我笑着辩解。
“看看，你脑子很好使么。”书记员周慧娟善意地嘲讽我。
“继续说。”
“贪污24万元的第二项指控，同样荒谬，怎么把我的提成薪水说成是贪污呢。2000年1月1日起至今，董事会对我实行年薪制考核，之前我的月薪是9800元，实行年薪制后每月底薪降为5000元，2001年3月底完成公司经营效益审计后，提取了2000年度经营者年薪约24万元。年薪的考核、提成方法计算复杂，跟虚增利润没有直接关联，何况这个所谓虚增利润的事情我根本就不知道，更别说故意指使他人这么干了。”
说到这里，王法官插言道：“24万元的事不用考虑，没有低价折股的事，自然24万元也不成立。”
“是，我明白。”我立即心领神会。我认为王法官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他已经认识到一事不能二罚，即使低价折股的罪名成立，也不会追究贪污24万元的问题，而是采用中国司法务实中“疑案从轻”的习惯性做法。当然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如果庭审对我不利，同样可以按“重罪吸纳轻罪”的法律规定按贪污罪对我处罚。
王法官接着严肃地问：“你说6万元发了奖金，奖金什么时候发的？”
我记得一年前他问过同样的问题，于是小心翼翼地回答：“时间太久，很难回忆起准确的时间，应该是发放半年奖，大约在7、8月间。”
“你同一时期是否拿到了一笔清欠专项奖励？我记得以前你说过，为顾及群众影响，一些奖金你不敢拿，你用这些奖金来奖励了下属。”王法官紧紧地盯着我的眼睛。
我觉得这句话里充满了杀机，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问题，他的言下之意似乎是6万元我贪污了，给部下发奖金的钱来自于上级给我的那笔清欠的专项奖励。我的确说过一些属于自己的奖金不敢拿，给部下发了奖励的事，如果出尔反尔，就会给法官留下不诚实的恶劣印象。电光石火间，我想到了进可攻退可守的答案：“那笔属于我个人的奖金和刘心宇交给我的钱，都放在我办公室的保险箱里，钱放在一起，很难分清他的来源了。怎不能说一方面我合法的资金不拿，一方面又冒坐牢的风险贪污吧。事实上，我的个人奖金，不仅用于奖励部下，也用于公务应酬，重要的是我支出的这些钱超过我从刘心宇那里拿来的6万元。”
王法官有些不满地追问：“从刘心宇那里拿来的钱，你到底是用于奖励部下了，还是用于公务应酬了？钱的去向不能模棱两可。”
我迅速做了选择：“用于奖励部下了。”我心里知道，到底用于哪里了，根本就分不清楚，问题是那些用于所谓“公务应酬”的开销都是见不得人的，而且没有任何收条、收据之类书证来支持我的说法。
“你确认用于奖励部下了，而没有用于其他用途？”
“是的。”
“还有5000元缺口呢？”
这个问题我早已深思熟虑，如果推说做了公务应酬之用，自然会牵涉到他人，要是对方否认更是麻烦，我毫不犹豫地说：“作为领导班子都有的奖励，我自己拿了5000元。”
王法官慢条斯理地说：“还算你头脑清醒。下面谈谈你对低价折股问题的看法。”
法官提出这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似乎有意给我一个喘息的机会，我松了一口气，说道：“这涉及到十分专业的证券知识。请给我十分钟时间来做详细的说明。”我详细地讲了当年法人股与流通股的区别，谈到了四份重要书证的陷阱，然后自信地说：“我相信办案人员所做的证人证言都会指证我知道股票转让的事，但实际上我知道的只有法人股转让，而非流通股协议转让，即使我指使这样做，实际上也无法实现。至于法人股转让，当年我签批的文件都是按当期净资产转让，不存在低价折股的问题。”
王法官耐心听过我的解释后，问：“按你的说法，低价折股的事你压根就不知道，更不是你指使他们那样做的，你手下人为何要这样做呢？”
“首先，我认为股票违规操作只是违反了财务制度，违法而不属于犯罪；其次，不排除刘心宇这样做有个人私心，事实上，刘心宇的绩效提成是跟他们部门的投资收益挂钩的，具体规定资金年收益超过15%的部分，由他们部门提成20%作为奖励，其中70%属于刘心宇个人所有。”这是我第一次向司法人员说出这个心中的秘密。
“如果所有人都指证你知道并指使他们将股票低价转让，你觉得法院应该采集谁的说法？”王法官语气冷冷地反问道。
“戳穿证人谎言的最好办法是当庭质证，我请求法院传唤所有证人出庭。只要证人出庭，我有足够的信心和办法还原事实真相！”我慎重其事地提出这个要求。
“这是律师给你出的主意？”
“不！相反是我要求律师这么做的，这事麻烦您在今天的笔录中载明。”我断然否认律师指使的说法，事实上的确是我自己的要求。王法官这么说，应该是刘律师已经向法院提出了证人出庭的申请。
“法院的权力也有有限的，我现在无法答复你这个要求。事实上，无论是刑事还是民事、行政诉讼案件，传唤证人出庭的情况少，宣读证人证言的情况多。这不是我们法院一家能定的事。”王法官诚恳地说。
“事关我的罪与非罪，麻烦您一定帮我争取到证人出庭的机会。”虽然这个问题对我生死攸关，但这时我还不想把双方关系搞得太僵，没有提出若证人不出庭，我将拒绝配合庭审、法院爱怎么判就怎么判的威胁。
“我会在今天笔录中载明你这个请求的。”
“谢谢您！真的，这是我最后、惟一的机会了。”我一字一顿地强调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王法官说：“你还有什么话要讲？”
“关于受贿的指控，我认为同样荒唐……”
王法官打断我继续说下去：“这事简单，你不必多说了。”
我相信王法官对受贿罪的指控，已经有了不能成立的见解，所以才会打断我的申辩。
这次提审大约一个小时就结束。做完笔录后，王法官特意跟我说：“如果你有什么要求和想法，可以写成书面材料让看守所转交给我。”
第八卷 再被起诉和法庭审理 189、法院拒绝证人出庭申请
过后我仔细回顾每一个细节，觉得律师似乎已经做通了法官的工作，法官在提审中表现出对我一定程度的同情和关照。这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心理安慰。
随后发生的事，很快粉碎了我对法官一厢情愿的天真幻想。
转眼又过了10天，林训导转交给我一个临江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大信封，我拆开一看，里面是一封律师致法院的解除委托关系函。我只看了一眼信函的标题，立即从头皮凉到脚底——按照我跟律师上次见面时的约定，我知道法院拒绝了律师提出的传唤证人出庭的申请。几天来我对法官为我主持正义的幻想，一下子被击得粉碎。
律师致法院的信函原文如下：
关于解除与被告人程明达的委托代理函
我所赵敬寿、刘海波律师受当事人程明达委托，代理其刑事诉讼案件的辩护律师。现鉴于法院拒绝了律师提出的控方证人出庭的申请，我们认为无法通过法庭审理查清案件真相，不能依法履行律师职责、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本双方签订的委托合同的约定，自即日起中止与被告人程明达的委托代理关系。如果证人出庭的合理要求能够实现，且当事人程明达本人同意，我们愿意恢复双方的委托代理关系。
此致
临江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执业律师：赵敬寿（签名）、刘海波（签名）
临江天问律师事务所（印章）
2004年2月25日
我知道在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上，绝对不能有任何让步！如果临江司法机关刻意要把这个冤案做死，那就干脆让他们做得更加露骨，凸显他们制造冤假错案的荒唐和无耻，为将来翻案留下更多的证据。我来不及细想，怀着极为悲愤的心情，提笔写了一封给王法官的信。
我保留了这封信的底稿，全文如下：
撤销委托律师并拒绝配合庭审的声明
收到贵院送达的律师解除与本人委托代理函。
本人蒙受巨大冤屈，已被三年关押、两次起诉，本指望通过公平、公正的法庭审理查清事实，还本人自由和清白，无奈法庭拒绝传唤本案关键证人出庭质证。鉴于法庭不同意传唤证人到庭质证，将无法澄清本案关键事实，法庭审理只是走过场，本人经慎重考虑决定：即日起解除临江天问律师事务所赵敬寿、刘海波律师作为本人案件辩护人的委托关系，并不再接受家属委托和法院指定的任何代理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本人将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拒绝签署一切法律文书。如果法庭能传唤本案关键证人刘心宇、曹志雄、钱文韬、姚丽、全伟、周林志等人出庭质证，给我一个公正的审判机会，本人将万分感谢，届时将立即恢复对赵敬寿、刘海波律师的委托授权，并完全配合法庭需要，完成所有司法程序。
特此声明。
此致
临江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被告人：程明达
20004年3月2日
我意识到这封信很不礼貌，但我已经没有任何退路。我把这封信交给林管教，麻烦他转交给二中院承办法官。林管教很仔细地看了信的内容——按规定在押人员不得向外写信，给办案人员的信件也要通过看守所审查，然后对我说：“你确定要这样做么？”
我坚定地说：“是的。我知道这样做的各种可能的后果，我愿意坦然接受。这是我慎重考虑后的决定。争取公平、公正的法庭审理，是我惟一自救的机会，我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
林管教劝道：“给承办法官写信反映情况，是你的权利。我跟你谈点纯粹个人看法，绝对不是所里的意思。前面你跟检察院关系搞得那么僵，已经吃了苦头。现在给承办法官写这样的信，不是把法院关系又搞僵了么？虽然说法官会依照法律和事实来做出裁决，但法官也是人，人都是感情的动物，如果法官没开庭就对你产生了对立情绪，无疑对你是相当不利的。”
我感受到他的真诚，感激地说：“我知道您是为我着想，但证人出庭质证，是洗清我这个冤案的最后机会，如果证人不出庭，冤案就一定成立，判轻判重对我在而言没有任何意义。”
“你现在这样想，我理解。不过，我劝你再谨慎考虑清楚。我们跟办案单位每天都有机要交换，这封信只要转交出去，就没法再收回来了。”
我慎重其事地说：“我做这个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麻烦您一定要帮我这个忙，把这封信尽快送出去。”
林管教说：“既然这样，我按规定帮你转交就是。这是我职责范围的事，你不用客气的。”
见他答应了转信的事，我虚心请教道：“林管教，我在看守所三年，很少听到控方证人出庭质证的，似乎都是公诉人念一下证人证言，您在看守所干了一辈子，听到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多么？”
“我听到的也很少，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么说吧，至少90%以上的案件审理，控方证人是不会出庭的，通常就是宣读证人证言。”
“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证人出庭作证么？”
林管教立即警觉地说：“这个你别问我，你可以问你的律师。”
我说：“我问过律师，他也没有好办法，因为刑诉法没有规定证人必须出庭作证，而公检法三家担心证人出庭作证节外生枝，通常不批准证人出庭申请。”
林管教马上变成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说：“他们这样做肯定是法律允许的、合法的程序，违法的事谁都不敢做，是不是？”
我无言以对。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至今印象深刻。
那是一个风雨交加、漆黑一团的夜晚，家乡村前的那条小河洪水滔天，我手中拿着时亮时暗的手电，心急如焚地想渡河过去与对岸的父母会合。我淌着齐腰深的洪水，刚刚摸索着走到河中央，手电筒突然从手中滑落，四周立即陷入一片漆黑之中。我象一片树叶般在洪水之中摇摆，周围风声、雨声、雷声轰鸣，我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完全被死亡的恐惧所笼罩。正当我彻底绝望之时，突然对岸亮起了一个火把，火光照亮了我前面直达对岸的河面。一阵温暖涌上心头，给了我巨大的力量和勇气，风停了、雨住了、雷鸣声不见了，我沿着火把照亮的方向，从容镇定地一步步走向对岸……
梦境至此，就听到管教在走廊上大声叫喊：“起床了，起床了！”我条件反射、一骨碌地坐了起来。
起床之后，我对这个清晰的梦境做了解读。我认为这个梦喻示着案子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绝望之中绝对不能轻言放弃，最终将有一线光明指引我抵达彼岸。但因为梦境被管教的起床声所打断，能否安全、成功地上岸，留下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悬念。
我想，冥冥之中自有上天的安排，现在真的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
案子最终的结果表明，在我这个案子中，王法官无疑就是梦中那个拿着火把、在黑暗中给了我一丝光亮的好人。虽然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位忠于职守的好法官，但受到体制内大环境和制度设计的约束，单靠一己之力维护法律尊严和社会正义能起到的作用相当有限。
事实上，王法官当时只不过真实履行其查清事实真相的职责，自始至终并未对我有任何超越法律的偏袒，相反在后来所做的审讯笔录和判决书中，处处维护公诉人的面子，删除和隐藏了所有涉及办案人员滥用职权的证人证言，并且在我无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最终还是只能服从市政法委的决定，对我作出免于刑事处分的有罪判决。
经历这场冤假错案的洗礼之后，我深刻地体会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从根本上讲必须依靠制度来保障；当制度失灵时，执法者的良知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丝希望。
第八卷 再被起诉和法庭审理 190、渡人亦度已（1）
正当我陷入绝境的时候，却发生了一起与本人案件无关，但对法官公正处理本案产生了积极影响的小插曲。我当时对此事的处理方式，今天站在理性、客观的立场来看，无疑在道德和法律两方面都充满了矛盾和争议。
在我将《撤销委托律师并拒绝配合庭审的声明》信，请林管教转交给承办法官后第三天，我再次被管教叫出去提审。走出监房之后，我问管教：“是律师会见么？”
管教说：“不是律师会见，是办案人员来提审。”
一进提审室，我就看到了坐在旁边靠墙椅子上的王法官，而端坐在高高的审讯台后面的两位却不认识。
我主动微笑着打招呼：“王法官好！不知道您收到我那个撤消委托律师的声明了没有？”
王法官态度友好，微笑着说：“今天不谈你的案子。”然后指着台上的两位说：“他们是东城区检察院的检察官，找你了解些情况。”
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东城区检察院找我什么事？”
王法官说：“具体什么事情他们找你谈。你人在我们手上，我今天只是陪他们来看你。”
我理解他所说的“来看你”这个“看”的意思是“看守”而非“看望”。
我坦然地面对台上两位检察官说：“有什么事情你们尽管问，我保证知无不言，如实相告。”
台上两位检察官一脸严肃的样子，先简单介绍了自己的身份，然后就东拉西扯地跟我闲聊起来。他们先是问我什么时候到中国华贸东南公司任职的、担任什么职务、具体什么职责，然后问公司有哪些下属企业、负责人是谁、各从事什么业务、注册在什么地方，我都一一如实做了回答。中间他们有两次对我的回答似乎有些不满，语气严厉地质问和反问，一副作威作福、狗仗人势的样子，令我内心十分反感。
在问到我对下属企业的管理职责时，产生了激烈的言语冲突。我说对下属企业我就管人、管制度、管考核指标的完成情况。检察官追问：“下属企业负责人的工资、福利待遇，由谁定？”
我说：“有明文制度的依制度，没制度的报我决定，重大问题由领导班子集体决策。”
“重大问题是如何界定的？”
我如实回答：“没有明确的界定，视具体情况而定。”
检察官突然声色俱厉地斥责：“胡说八道，那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么？！”
我立即予以反击：“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说话文明点！”
这位检察官呼的一下站起来，手指着我喝道：“你这么嚣张，知道自己什么身份么？”
我站起来，针锋相对对回答：“我清楚自己的身份，一位刑事被告、犯罪嫌疑人，同时是一位公民、一个人！我有自己的人格尊严！”
王法官见状，站起来微笑着打圆场说：“在话好好说，都不要意气用事。”
我当然不能不买法官的面子，立即坐了下来。那位激动的检察官只好自讨没趣地重新坐下。
王法官对两位检察官说：“你们继续问吧。”
我觉得应该适当表现一下自己在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不能让这两位狗仗人势的检察官小看了自己，平静地说：“本来我是不计较今天的讯问或谈话程序的，但两位检察官既然这么咄咄逼人，我倒不能不较真一些了。我想知道，今天我是以被告、犯罪嫌疑人还是证人的身份回答检察官的问题？”
两位检察官面面相觑，停顿了一下，其中一位说：“以犯罪嫌疑人还是证人身份，要看接下来你的配合态度。”
我转向王法官，苦笑着说：“王法官在场可以证明，检察官原来可以这样办案的，没决定我是证人还是被告身份就问话，这不是开法律玩笑么？问话前不告之我权利、义务就算了，我主动提到这个问题居然故意骗我，换一般老百姓还不被他们吓死。”
这回连王法官也尴尬了，苦笑着说：“我理解这次你是以证人身份接受检察官询问。证人的权利、义务你应该都清楚了，他们就没必要重复了。”
“我当然听王法官的。”我只好自己找了台阶下。
花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兜了一大圈，两位检察官才慢慢切入主题。
当检察官问到“肖劲松是否中国华贸东南公司下属出租公司总经理”时，我立即明白昔日部下肖劲松出事了。
在我做出肯定的回答之后，检察官继续以向我施加强大心理压力的方式来询问：“肖劲松是你部下，他是你介绍进公司的？”
我如实相告：“1997年1月，我到中国华贸东南公司任常务副总经理，当时总经理是李惟康；1998年3月，我接任公司总经理。1997年6、7月间，国家贸易部人事司一位领导向我推荐肖劲松，他是正规大学毕业，在河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担任中层干部有5、6年时间。考虑到当时公司中高层管理干部严重不足，我征得公司总经理李惟康同意，把他调到我分管的下属出租车公司担任总经理。事实证明，他是一名称职的好干部。在华贸东南公司下放后，他仍然担任这家出租车公司的总经理。”
“这么说，你们之间有很深的私交？”检察官嘲讽地说。
我不卑不亢地说：“我不知道法律上对‘私交很深’怎样做定义。事实上，他虽然是我介绍进公司的，但他在几次关键时刻都没有站在我这边。比如，当李惟康想筹钱投资海南一个项目，让肖劲松卖掉100部出租汽车换取2500万元现金时，我认为该项目没有投资价值，且出租汽车的牌照有继续上涨的潜力，坚决予以反对，为此我请肖劲松私下不予配合，但他最终还是执行了李惟康的错误决定。再比如，华贸东南公司下放前，我私下找他谈话，希望将出租公司这块优质资产并入东南贸易集团，但他居然召开出租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否决了我的决定。可以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私人情谊，相反我一直认为自己引进了一只白眼狼。说起来，这也是我人生很失败的一面。”
检察官对我的解释显然相当不以为然，说道：“我们掌握的情况跟你说的可大不一样，你这样说，莫非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掌握在人家手里？”
我不卑不亢地说：“如果你们掌握了我任何见不得人的秘密，正可以向市检二分院办案人员举报的。”
两位检察官无言以对。
王法官适时出来再打圆场：“你好好回答他们的问题，不要呈口舌之勇。”
我苦笑着说：“我如实回答他们的提问，大约是没有顺着他们的办案思路说假话，才引起他们的不满。虽然我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但若让我昩着良心说假话害人，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王法官说：“你实事求是回答问题就好。”
第八卷 再被起诉和法庭审理 191、渡人亦度已（2）
检察官继续询问：“肖劲松当时的工资、福利待遇是怎样定的？”
我直觉这个问题是一个陷阱，于是小心翼翼地回答：“这么多年我已经不记得了具体细节了。”我相信这个回答是完全符合情理的。
“他的工资大约是多少，你应该记得吧？”
“准确数字真不记得，大约是月薪5000－8000元之间，当时国有企业的中层干部都是这个水平。”实际上当时公司中层干部的工资在4000－5000元之间，我尽量往高一点说，以免他万一涉及贪污问题，工资说低了难以自圆其说。
“他当时从外地到临江，住房问题公司是怎么约定的？”
“不记得了。”
“公司答应过替他解决住房问题么？”
我小心应付道：“华贸东南公司职工都有分配住房的，而且绝大部分中层以上干部都不止一套。他调进来时间不长，是否分配到住房我记不清楚了。”
“你同意他用公款租过住房么？”本来负责记录的那位检察官终于忍不住，单刀直入地提到了问题的核心。
刹那间，我明白了检察官这次找我作证的真实目的所在，肖劲松一定是用公款报销了他的房租，已经被检察院立案侦查。他一定是推说得到了我的批准，检察院才来看守所对我取证。我面临一次十分艰难的选择，头脑中翻江倒海——如果我说不知道他用公款报销房租的事，他就面临贪污的指控；如果说是我同意的，则立即可以帮他脱罪。
我记得肖在调入临江后半年，即将妻子、女儿接来，他跟我说过女儿马上要上小学了，临江的教育质量全国一流，他想把女儿接来临江上学。一年后，为说服他将出租公司并入东南贸易集团，我曾专门到他家去拜访。看到他住着160多平方米四室二厅的大房子，当时我有些吃惊，觉得三个人租住这么大的房子实在浪费，随意问过房子的租金，他说房租不贵，每月才2000元不到。我当时有些怀疑，但没有多问。现在肖劲松被人举报后，一定会推说用公款租房是我同意的，这样才能逃脱法律制裁。
想到我自己三年多来吃尽了苦头，加之对办案人员狗仗人势、盛气凌人的不满，当时我没有过多的思考，断然回答：“这事是我同意的。”
负责问话的那位检察官跳了起来，厉声喝斥：“你这样说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我冷冷地说：“请教您，我会负怎样的法律责任？”
那位检察官以为我害怕了，坐下来一本正经地说：“肖劲松五年来用公款12多万元报销了自己的住房房租，如果是你同意的，鉴于你们私交深厚的关系，就构成共同贪污，至少属于徇私舞弊、滥用职权。”
我转向王法官坐的方向，嘲讽道：“王法官，您现在知道检察院是怎样办案了吧，对被告人不利的证人证言，就是这么威胁利诱搞出来的。”我看着台上两位检察官，一字一顿地说：“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肖劲松由于来公司的时间不长，暂时不够分房条件，在没有分配到住房之前，用公款临时租房居住是我同意的。”
“谁给你这个权利？！”检察官威胁道。
“国企一把手的权利有多大，你们自己去找依据呀。中国华贸东南公司的规定是，只有涉及一次性50万元以上的费用开支，才需要召开领导班子会议集体决定。”我胸有成竹地说。
“你这是包庇犯罪。”
“从共同贪污到滥用职权，现在又成了包庇犯罪，罪名越来越多了。”我开涮起两位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极差的检察官来。
王法官苦笑着，象看戏似一言不发。
问话的检察官不死心，继续对我威胁道：“你确定这样说的法律后果么？！”
我斩钉切铁地说：“请你们如实记录我的证言。”
“你这是罪上加罪！”两位检察官几乎同时对我发出威胁。
我好整以暇，嘲讽道：“你们若认为我有罪，请尽快报告给市检二分院并案处理，他们正发愁无法将我定罪呢！”
王法官微笑着插言道：“你不要故乱牵扯，实事求是作证就好。”我相信自己表现出的勇担责任、不惧威胁的风骨，让这位法官产生了好感。
检察官只好放弃对我的威胁，严厉地说：“既然你这样说，把当时批准他用公款租房的详细情况跟我们说清楚。我们看你怎样编造故事吧。”
我思索着按肖劲松进公司的时间、接他妻子和女儿来临江的时间，以及按常理推测他在检察院所做的口供，开始胡编乱造：“大约1998年初，在我接任总经理不久，有次他提到想把妻子、女儿接过来，希望公司给他解决住房问题。我说他进公司的时间太短，先用公款租房住一段时间，等分配了房子再说。”
“谈话是在你家里进行的？”
我模棱两可地说：“在我家里谈过，在办公室也谈过。事实上，我妻子当时没有来临江，我常常在住处开会，住处也是处理公务的地方。顺便说，我的住房也是公司免费提供的。”
检察官显然不想让我蒙混过关：“到底是家里还是办公室。”
“在家里谈过，在办公室也谈过。”
“只是随便聊聊，不是正式的工作汇报，是不是？”
“不对，当然是正常的工作汇报。两个老爷们有什么好闲聊的，他又不是小姑娘。”看他们那副气急败坏的样子，我忍不住开了一句玩笑。我看到王法官笑了起来。
检察官厉声警告：“严肃点！”
我假装道歉：“刚才不好意思。跟小姑娘聊天那句话就不用写进笔录了。”
检察官问：“你们是否谈过租房的标准？”
我想了想，刚才他们说到5年报销了12万多元，马上就有了答案，而且把报销标准说得稍微高一些最保险，于是我煞有介事地说：“没谈到具体租房标准，我只是原则性跟他说，要注意群众影响，不要太过分，房子月租最好不要突破3000元。”
两位检察官无计可施，让我最后在笔录签字时仍威胁道：“你想好了再签字，这个字签下去，后果不是你能承担的！”
我笑了笑，一语双关：“我很清楚自己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王法官在送我去看守所值班室的路上，突然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动作，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不要胡思乱想，过几天我再来找你。”语气中似乎对我的为人义气充满了赞许。
我在重获自由后得知，东城检察院在对我取证之后，很快撤消了对肖劲松的刑事拘留，此案最终不了了之。这使他避免了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在我获释后半年，肖劲松带着妻子登门对我表达了真诚感谢之意，并送给我1000元现金，我当场坚决退还了他。
六、七年时间过去了，今天冷静想来，当年我处理此事的方式，在法律和道德层面上充满了矛盾与争议。
我替这位昔日部属开脱罪责的行为，站在避免当事人家破人亡的立场上看，是善良的；但站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诚实、信用的立场，则是邪恶的。站在保护下属、勇担责任的立场，我的行为无疑是勇敢的；但
为了在法官面前塑造一个有担当、讲义气的正面形象，从而寄希望于有利自己问题的解决，故意为有罪的人开脱罪责，则是胆怯的。
在这件事上，善良与邪恶、勇敢与胆怯，是如此自然地融为一体，或许这才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性。
聊以*的是，我始终只是一位平凡人，而不是那种高高在上、整天把正义和道德挂在嘴上的伪道士，何况我在那样一种特殊环境下，一切高尚的法律与道德对我来讲都是无法消受的奢侈品，当时我惟有按照自己的本能行事。假如时光能够倒流，我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
我知道依照刑法规定，肖劲松这个案子还没有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如果相关部门看到这个长篇纪实，派人来找我，我会对他们说：“我这是文学创作呀，开篇的《作者声明》中我说过，‘本长篇纪实虽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但其中包含作者合理的创作与想象，文中所述的每一个细节并非全部依赖可经法律验证的事实，任何单位和个人切勿对号入座。’你们怎么就对号入座了呢。”
我特意写下上面这段话，是不希望有关部门再来找我调查取证，以免浪费国家宝贵的司法资源。
第八卷 再被起诉和法庭审理 192、强硬申请证人出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