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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了工作和收入。他接到她的长信以后隔了一天，便到公司去上班了。新来的方主任是一个不太严厉的中年人，对他相当客气，甚至向他说了一番安慰的话。同事们（除了钟老）虽然没有什么欢迎的表示，不过全对他点头打招呼。他心里高兴，因此对那些古怪的译文或者官场公式文章也就不觉得怎么讨厌了。

家中仍旧少有人声。除了星期六或者星期天（常常是两个星期一次）小宣回来坐坐，吃一两顿饭或者住一个晚上外，就只有他和母亲两个人，有时甚至只有他们中的一个在家。

日子仍旧单调地一天一天过去，无所谓快，也无所谓慢。他只有一种类似“捱”和“拖”的感觉。他没有娱乐，也没有消遣，他连写信和谈话的快乐也得不到。春天并没有给他带来喜悦。但是春天也终于捱过去了。

夏天里他更憔悴了。他的身体从来不曾好过，他的病一直在加重。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持他使他不倒下去。他每天下午发热，晚上出冷汗，多走路就喘气，又不断地干咳，偶尔吐一口带血痰。左胸有时痛得相当厉害，连右胸也扯起痛了。他起初咬着牙在挣扎，后来也渐渐习惯了。捱日子在他说来并不是一件难事。反正他的生活就只是一片暗灰色。他对一切都断念了。他再不敢有什么妄想。甚至德国投降也不曾带给他快乐和安慰。他听见人说日本在一年内就要崩溃，他也笑不出声来。那些光明、美丽的希望似乎都跟他断绝了关系。他觉得自己就象一个衰老的车夫，吃力地推着一辆载重的车子，一步一步地往前面走，他早已不去想什么时候能达到目的地，卸下这一车重载，他也不再计算已经走了若干路程，他只是一步一步缓慢地走着，推着，一直到他力竭的时候。

一天晚饭后母亲忽然望着他说：“宣，你这两天没有什么不舒服罢？怎么你脸色这样难看？”

“我还好，没有什么不舒服，”他装出高兴的样子说。可是他的喉咙不肯帮忙他掩饰，他接连干咳几声。他连忙用手掩嘴。他害怕又象白天那样咳出血痰来。白天在办公时间里他咳了一口血痰在校样上面，虽然他已经小心地揩去了血迹，但是纸上的红点还隐约看得见。

“不过你得当心啊，你又在咳嗽。我看你的咳嗽就一直没有好过，”母亲皱着眉说。

“不，也好过一阵子，不过总不能断根。人一累，就要发，”他解释地说。他自己也知道这不是真话，但是他愿意这样说，他不仅想骗过母亲，同时也想骗他自己。

母亲沉默半天，才叹了一口气说：“其实你不应该去做事，不过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

他心里很不好过，答不出话来。他越是想不要咳，越是咳得厉害，一咳就不可收拾，脸挣得通红，泪水也咳出来了。急得他的母亲在屋子里乱跑，又拿开水，又替他捶背。他终于缓过气来。他从母亲的手里接过脸帕揩了脸。

“不要紧了，”他吃力地说，用感激的眼光望着母亲。

“你躺躺罢，”母亲怜惜地说。

“不要紧，等我多坐一会儿，”他沙声答道。

“宣，明天我就去公司替你请一两个月的假。你应该休息。你不要愁生活。实在没有办法，我出去当老妈子，”母亲下了决心似地说。

他摇摇头，有气没力地说：“妈，你是个上了年纪的人，怎么吃得消！这种办法有什么用？受苦的并不止我们一两个，我们不拖也只好拖……”

“这样我宁肯不活，”母亲愤愤地说。

“这个年头死也死不下去啊，”他说了一句，又感觉到胸部的隐痛。病菌在吃他的肺。他没有一点抵抗的力量。他会死的，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很快地就会死去。

母亲呆呆地望着他，他似乎没有注意到。他想到这天在公司里听见的同事们关于肺病的闲谈。那是在吃饭的时候，小潘卖弄似地叙述一个亲戚害肺病死去的情形。“只有害肺病的人死的时候最惨，最痛苦。我要是得那种病到了第二期，我一定自杀，”小潘说，眼光射到他的脸上，话一定是故意说给他听的。

“听说有一种特效药，是进口货，贵得吓人，”钟老接嘴说。

“不过并不灵验，而且这种病单靠吃药也不行啊，”小潘得意地说。

“最惨，最痛苦，”他想着，就再也不能把那个念头驱逐开去。绝望和恐怖从远处逼近。他不自觉地打了一个冷噤（虽然已经是夏天，他还感到冷。他真有一种整个身子落进冰窖里去的感觉）。

“为什么就没有一种人人都买得起的、真正灵验的特效药？难道我就应该那样悲惨、痛苦地死去？”

他绝望地暗暗问自己。

“宣，你早点睡罢，不要再想什么事情，请假的话明早晨再说，”母亲看见他精神不好，脸色黄得可怕，眼光停滞而带恐惧，她暗暗地充满了焦虑，不敢再跟他讲话，便温和地劝他道。

他吃了一惊。他好象从一个可怖的梦中醒过来一样。可是他看看四周，屋子里白日光线才开始消去，楼下人声嘈杂，打锣鼓唱戏，骂街吵架，种种奇特的声音打成了一片。他觉得口干，便走去拿茶壶，倒了杯微温的白开水来喝。“好的，我就睡，”他带着苦笑地说：“妈，你也睡罢。我看你也很寂寞。”

“我倒也过惯了。我横顺是个快进坟墓的人，我不怕寂寞，”母亲微微叹息道。

母亲进了小屋，关上门。他上了床，左胸又在痛，不单是左胸，好象全身都痛。他的脑子十分清醒。他睡不着。街中的锣鼓声和唱戏声仍然没有停止。不知是哪一家请端公（巫师）做法事，那个扮旦角的正唱得起劲。他不要听那些戏词，可是它们却不客气地闯进他的耳里来，搅乱了他的思想。他在床上翻来覆去，越睡越睡不着，越着急，急出了一身大汗。他又不敢把那床薄被掀开。他害怕受凉，也不愿意随意损伤自己的健康，虽然他先前还在想他的内部快要被病菌吃光，他已经逼近死亡。

母亲的房里还有灯光，她不曾睡，她偶尔发出一两声咳嗽。她在做什么？她为什么整年不歇地工作？她换到了什么呢？她的生存似乎完全是为着他，为着小宣。但是他拿什么来报答她呢？他想着，他接连抓自己的头发。

然后又是树生，她的美丽的脸在对他微笑。她嘲笑他，还是怜悯他？她前天还来过一封信，以熟朋友关心的口气问起他的健康和一家的生活情况。她又附寄了汇票来。自然他仍旧把款子存入银行。他写了回信，却始终没有告诉她他并未动用她寄来的款子。她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她已经跟他脱离了夫妻关系，这还是依照她的意见办的。那么她为什么还不忘记他？为什么还要按月寄款、通信？他越想越不明白。可是一种渴望被这个思想引起来了。

他一个垂死的病人却有着一个健康人的渴望，这个渴望折磨得他很苦，因为连他自己也明白他的渴望是不会得到满足的，一丝一毫的满足也得不到。但是他又不能抑制它，消灭它。他在挣扎，湿透了的汗衣冷冰冰地贴在他的发热的背上。

“我要活，我要活，”他控制不住自己地叫了出来，声音不高，他的嗓子开始哑了。

没有人听见他的叫声，更没有人理睬他。在窗外响着各种各样的声音，那么多的人来来去去。巷口新近摆起来的面摊上正是生意兴隆的时候，么（读如夭）师大声叫唤，顾客们高谈阔论。他也听到“炒米糖开水”的叫卖声。然而那是一个年轻的声音，而且有几个清脆的女性的尖声在叫“买开水！”或者“炒米糖开水，这儿！”现在连卖“炒米糖开水”的也换了人，而且也正忙着。只有他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哪怕他已经接近死亡，也没有人来照顾他。

“我要活，”他还在叫，声音只有自己听得见。他究竟在向谁呼吁呢？他说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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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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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渐渐地失去了他的声音。他的体力也在逐渐消失。

他每天下班回家，走进门总要喘气，并且要在藤椅上象死人似地坐了好一阵才能够走动、讲话。

“宣，你就请几天假罢，再这样你又要病倒了，”母亲怜惜地劝道。她也知道他的病逐渐在加重。但是她有什么办法救他呢？张伯情没有用，医院也没有用。而且他们母子两个就只有空空的两双手啊。

“不要紧，我还可以支持下去，”他装出淡漠的声音答道，他的心却好象让一大把针戳了一下似的。他清清楚楚地记得在公司里一面看校样一面咳嗽、看多了就要喘气的情形。他还记得吃饭时同事们厌恶的眼光。他还可以支持多久呢？他不敢想，他又不能叫自己不想。可是他不愿意别人对他提起这件事情。

母亲默默地望着他。她悲痛地想：你为什么要这样固执啊？“不过你总该小心保养身体，”她忍不住又说了一句。她看见他微微地摇头，脸上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表情。她忽然想起来：是我害了他，累了他。她想哭，却极力忍住。“不，是那个女人害他的，”她反抗地想，她竖起眉毛来。

窗下马路上传来哭声和鞭炮声。一个女人哭得很伤心。

“哪个在哭？”他忽然用惊惧的声调问道。

“对面裁缝店里死了人，害霍乱，昨天还是好好的，才一天的工夫就死了，”母亲解释道。

“这样倒也痛快，何必哭，”他想了想，自语道。

“你这两天在外面要当心啊，我知道你不会吃生冷，不过你身体差，总以小心为是，”母亲关切地嘱咐。

“我知道，”他顺口答道。可是他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人死了是不是还有灵魂存在，是不是还认识生前的亲人？

对这个疑问谁能够给他一个确定的答复呢？他知道这是一个永远得不到回答的问题。以前有人拿这个问题问过他，他还晒笑过那个人。现在他自己有了同样的疑问了！母亲，树生，还有小宣，是不是他们必须全跟他永别？

他不觉又把眼光射在母亲的脸上。多么慈祥的脸。他柔声唤道：“妈。”

“嗯？”母亲也掉过眼光来看他。她看见他不说话便问道：“什么事？”

“我看看你，”他亲热地说。他勉强笑了笑。接着他又说：“小宣后天要回家了，这两个星期里面不晓得他是不是又瘦了？”

“他的体质跟你差不多。他的脸色也不大好看。补药又太贵，不然买点给他吃也好，”母亲说。她注意地看他。她忽然把脸掉开，立刻有两颗眼泪挂在她的眼角。

小宣的回来给这个寂寞的人家添了些温暖，至少也多了一个人讲话。做祖母的关心地询问孙儿半个月中的生活情况，功课、饮食等等全问到了。小宣答得简单，这是一个不喜欢开口的孩子。不过祖母的问话必须得到回答，连寡言的人也得讲一些话。

“你爹这两天常常挂念你，他很想见你。等一阵他回来看见你一定很高兴，”祖母对孙儿说。

“是，”小宣答得这么短，也没有笑。“这孩子怎么变得更老成了！”祖母奇怪地想。她便关心地问：

“你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

“没有，”小宣仍旧短短地回答，后来皱着眉头添了一句：“功课总是赶不上。”

“赶不上，也不必着急，慢慢来，横顺你年纪轻得很，”她温和地安慰道。

“不过先生逼得很紧，我害怕不及格留级，对不起家里，”小宣诉苦般地说。

“你这样小，还管什么留级不留级！你身体要紧啊，不要又弄到你父亲那个样子，”祖母痛惜地说。

他，做父亲的他推开门进来了。口里喘着气，脸色灰白，象一张涂满尘垢的糊窗的皮纸。他一直走到书桌前，跌倒似地坐在藤椅上，藤椅摇动几下，它的一只脚已经向外偏斜了。他不说话，紧紧地闭着眼睛，动也不动一下。

祖母向孙儿丢了一个眼色，叫这个孩子不要惊扰刚刚回家来的父亲。她带着恐惧的表情望着他。

过了一会儿，他忽然睁开眼叫了一声：“妈，”声音差不多全哑了。他转动眼珠去找寻她。

她走过去，温柔地问他：“宣，什么事？”

他伸起一只颤抖的手去拉她的手。他的手抓到了她的便紧紧捏住不放。“小宣呢？”他拖长声音说，又用眼光去找寻他的儿子。小宣本来站在他的右边，不过稍稍向后一点，可是他的眼光一直在他的前面移来移去，没有能把小宣找到。

“你快过来！快来，你爹叫你！”她还以为他已经到了垂危的地步，他在向家人告别，她的声音抖得厉害，她的心抖得更厉害，她用了类似惨叫的声音对小宣说。小宣立刻走到父亲的膝前去。

他用另一只手抓住儿子的手。他注意地看了这个孩子一眼。“你好罢？”他说，他似乎想笑，但是并没有笑，却把眼睛闭上了。两只手仍然紧紧捏住他母亲和他儿子的手。

他母亲流着眼泪，孩子望着他发愣，他们都以为惨痛的事故就要发生了。“完了，”他母亲这样想，眼前开始发黑。唯一的希望是手始终不冷。

“宣，”他的母亲忍不住悲声唤他。他的儿子也跟着悲声叫“爹”。

他睁开眼，勉强笑了笑，他的身子动了。“不要怕，我还不会死，”他说。

他的母亲吐了一口气，紧张的心略微松弛。她忍住泪低声问：“你心里难过？”

他摇摇头，说：“没有什么。”

小宣一直不转睛地望着他。母亲柔声说：“那么你睡下罢。我去给你请医生。”

他松开两只手，摇动一下身子。他用力说：“不要去。妈，我不是病。”

“宣，你不要固执，你怎么能说不是病？”母亲说，“有病不必怕，只要早点医治。”

他又摇头说：“我不害怕。”他伸手在怀里摸索了一会儿，掏出一张弄皱了的信笺来，也不说明这是什么，就递到母亲的手里去。

母亲摊开信笺，低声读出下面的话：

文宣先生：

同人皆系靠薪金生活之小职员，平日营养不良，工作过度，身体虚弱，疾病丛生。对先生一类肺病患者，素表同情，未敢歧视。但先生肺病已到第三期，理应告假疗养；纵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按时上班，也当洁身自爱，不与人同桌进食，同杯用茶，以免传病菌，贻害他人。兹为顾全同人福利起见，请先生退出伙食团，回家用膳。并请即日实行。否则同人当以非常手段对付，勿谓言之不预也。（后面还有六个人的签名和日期）

“他们当面交给你的？”母亲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

“叫工友送来的；小潘起的稿，同桌七个人就只钟老没有签名，”他答道。停了一下他又说：“话自然也有道理，不过措辞不应该这样，有话可以好说，我也是一个人啊……”他吐不出声音来了，就索性闭了口。

“真岂有此理！连信也写不通的人，居然这样神气！大家同事一两年，难道连一点感情也没有！”母亲气得脸通红，过了半天才颤巍巍地讲出这几句话来，她几下就把信撕得粉碎。

“我说爹不必理他们，看他们怎样对付你！”小宣也居然变了脸色，气愤地说。

“大家都是同事，为什么你不能在公司吃饭？要说害肺病就那么容易传染，怎么这里的人又未见死绝？哪个心虚，才害怕！”母亲的怒气不能平下去，她继续骂着。

他摇摇头，很吃力地吐出一句哑声的话：“其实这还是怪我生了不治的病。”他母亲和他儿子都带着惊疑的表情望着他。过了片刻，他又说：“不能怪他们。他们也怕生这种病。真的，他们染到了这种病又怎么办？……”

母亲打断了他的话：“你这个人真没有办法。自己到了这个地步，还去管他们做什么？要是我，我就叫他们都染到这个病。要苦，大家一齐苦。不让有一个人幸灾乐祸。”

“这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他苦笑地说。他的沙哑声使人想到他的喉咙开始在溃烂了。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自语道，“我吃杯茶。”

母亲连忙扶着他，一面吩咐小宣：“你去给你爹倒杯茶来。”

小宣答应着，很快地就把杯子端了来，里面还在冒热气。他接过杯子看了一眼，愁苦地说了两个字：“开水”，然后拿起来就喝。他把杯子交还给小宣，一面小心嘱咐：“小宣，你记住好好用开水把这个杯子洗干净。”他费了大力才把这句话对小宣讲清楚。

“用不着那样洗。我不怕传染。难道我们自己家里人还要写信逼你吗？”母亲痛苦地悲声说。

他看看母亲，又看看小宣，然后说：“不过小宣究竟很年轻啊。”接着他又加一句：“我们汪家就只有他一个男丁……”他慢慢地朝着床走去。“我躺一会儿，”他到了床前，低声自语道；于是他跌下似地倒在床上了。

第二天他照常上班。他那件平价布的长衫前后有几块灰白色印迹。他又流汗、又喘气地上了楼，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来，打开抽屉，拿出了昨天未看完的校样。

他还不曾开始工作，就觉得精神支持不住。汗不停地出。脑子空空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只得咬紧牙关，定下心来，强迫着自己开始办公。

面前摊开的是一本歌功颂德的大着的校作。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对着。作者大言不惭地说中国近年来怎样在进步，在改革，怎样从半殖民地的地位进到成为四强之一的现代国家；人民的生活又怎样在改善，人民的权利又怎样在提高；国民政府又如何顺念到民间的疾苦，人民又如何感激而踊跃地服役，纳税，完粮……“谎话！谎话！”他不断地在心里说，但是他不得不小心地看下去，改正错的字，拔去一些“钉子”。

这个工作已经是他的体力所不能负担的了。但是他必须咬紧牙关支持着，慢慢地做下去。他随时都有倒在地上的可能。可是他始终用左手托着腮在工作。他常常咳嗽。不过他已经用不着担心他的咳声会惊扰同事们了。他已经咳不出声音来了。自然他会咳出痰来，痰里也带点血。他把痰吐在废纸上，揉成一团，全丢在字纸篓中去。有一次他不小心溅了一点血在校样上，他用一片废纸拭去血迹，他轻轻地揩了一下，不敢用力，害怕弄破纸质不好的校样。他拿开废纸，在那段歌颂人民生活如何改善的字句中间还留着他的血的颜色。“为了你这些谎话，我的血快要流尽了！”他愤怒地想，他几乎要撕碎那张校样，但是他不敢。他凝视着淡淡的血迹，叹了一口气。他终于把这张校样看完翻过去了。

忽然楼下人声嘈杂，好象发生了什么意外事情。有人跑下楼去。接着楼上起了小小的骚动，人们大声在谈论一件事。他却退缩在自己的座位上，眼光定在校样上，整个脑子里响着蟋蟀的叫声。他连动也没有动一下。忽然他听见“钟老”两个字，人们不止一次地讲着“钟老”。他吃惊地抬头看。主任带着严肃的表情在同科长讲话。

“钟老什么事？”他想道，他要站起来，但是他鼓不起勇气。他仍旧坐着不动，象生根在椅子上一样。

接着主任和科长也下楼去了。他用探询的眼光送他们下楼。不久科长一个人走上来。楼下的闹声早已消失了。

“走了。一定是霍乱。幸好借到汽车送去，有二三十里路啊，”他听见科长对人说。

“有人陪去罢？”

“小潘去，他原车回来。等会儿再派个工友去看看他，”科长说。

“小潘！”他惊奇地想道。“他现在怎么又不怕传染呢？他单单欺负我。”他觉得胸部一阵剧痛。

开午饭的时候，他没有下去。主任最后下楼，看见他端坐不动，便问道：“你不下去吃饭？”

“我不想吃，”他带窘相地答道。

“你不舒服吗？”

“不，”他连忙站起来摇头说。“他不知道，”他感激地想。

“你打过预防针没有？”

“没有，”他摇头答道。

“你要打才成。钟老已经送进医院去了，一定是霍乱症，”主任关心地嘱咐道。

“是，谢谢你，”他答道。

“你嗓子哑了好几天了，还没有看医生吗？”

“看过，一直在吃药，不过始终不见好，”他埋着头回答。

“你要当心啊，”主任皱皱眉头说。“你身体不好，告一两天假也不要紧。”

“是，”他应道。他抬不起头来。

主任下楼去了。他一个人留在楼上。他忽然想：“主任是不是在暗示要我辞职？”他心里很不好过。本来已经病弱的身体似乎又遭受到一个意外的打击，他快要倒下去爬不起来了。他两手托腮，一个人对着校样纳闷。

“不会的，他对我好象还客气，”他忽然自语道。这个念头减少了他的痛苦和疑虑，他的心稍微舒畅一点。

小潘一直没有消息。下班前一个钟头的光景那个年轻人突然回来了。他先在楼下讲话，后来又上楼来，到主任的房里去了。

“去的时候汽车在路上抛锚，差不多耽搁了两个多钟头，”小潘先说。

“钟老的病怎样？不要紧罢？”主任关心地问。

“那个医院是临时改设的。糟透了。一共只有两个医生，四个护士，二十张病床。现在收了三十几个病人。有的就摆在过道上，地板上，连打盐水针也来不及，大小便满地都是，奇臭不堪。病人还是陆续在送来。全城就只有这么一个时疫医院，而且汽车开不到门口，还要用滑竿抬上去。钟老送到医院，医生来看了病，的确是霍乱。又等了一点多钟，才有人来给他打盐水针。医生护士们实在忙不过来，他们也累得很。看情形非派个工友去照料不可……”小潘兴奋地一口气说了这许多话。

“医生怎么说？既然是霍乱，打了盐水针，总不会有生命危险了，”主任说。

“医生没有说什么，他只是摇头叹气。他好象在说，他不过是个寻常的医生，现在把全城人的性命交给他们两个人照料，他们担不起这个责任，”小潘说。

“好，这样罢，这里明天放一天假，好好打扫一番，也消消毒，免得再传染人，”主任想了想又说。

同事们继续谈论著钟老的事。只有汪文宣一个人把头埋在校样上，不敢插一句嘴。但是钟老的和善而略带滑稽的面颜一直浮现在他的脑际。他有一种如在梦中的感觉。他这一天没有看见钟老，他签到时钟老还不曾来。大概钟老是带病上班的，所以这一天会迟到，而且突然发了病。钟老的病会不会有危险呢？不会的罢，钟老昨天还是那么健康，那么结实，跟他一天天在瘦下去的情形完全不同。那么为什么小潘又说得这样可怕呢？他想着。钟老是他在公司里的唯一的友人，钟老又没有在那封信上签名，他不能不想念钟老。

下了班回到家里，他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只叹了两口气，说了两三句同情的话，以后就不再提起钟老的名字了。可是他一晚上都没有睡好。有几只蚊子和苍蝇来搅扰他。老鼠们把他的屋子当作竞走场。窗下街中，人们吵嘴、哭诉、讲笑话、骂街一直闹到夜半。他不断地看见钟老的笑脸、发光的秃顶和发红的鼻子。他一直想着钟老的事。钟老会死？不会死？科学能不能救活那个老人？霍乱对他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他十一二岁的时候就见到“麻脚瘟”的“威力”了。

这个夜晚他时睡时醒，老是觉得有一个可怕的重量压在他的胸膛上。他不断地小声呻吟。他梦到钟老死去，甚至全公司的人都死去。他小声哭叫。他的声音只有他自己听得见，所以没有惊醒母亲。

第二天早晨他起身后只觉得头晕，四肢无力。他母亲关心地问他：“宣，你眼睛怎么这样红？昨晚睡得怎样？”

“不好，不晓得醒过多少回，”他答道。

“那么你今天不要出街罢，既然放一天假，你也落得休息一天，”她说。

“我想去看看钟老是不是好了一点，”他沉吟地说。

“你去医院？”母亲惊问道。

“我到公司去，公司里会有消息的，”他解释道。

“今天放假，怎么还会有消息？”母亲不以为然地说。

他看了母亲一眼，也不再说话了。这一天他一直在家里睡觉，他完全照母亲的意思办。可是他心里老是在想钟老的事情。凶呢？吉呢？他几乎要祷告了。留下“他”罢。用科学的力量救活“他”罢！他整天呼吁着。整夜希望着。

他的心一上一下，始终没有安宁。好容易捱到另一天天明，捱到上班时间。他到了公司，一切如旧，只有钟老的座位空着。上楼就坐后，他摊开前天未看完的校样继续校对下去。不久工友送来一张吴科长的字条，要他为这本他正在校对的“名著”写一篇广告辞。

这张字条等于命令，他不能不服从。他想了想，抽出一张信纸，拿起笔，打算试写一两百字。可是写了一句，他就不知道应该写些什么。字句混杂在一起成了一个整块搁在他的脑子里，他不能够把它们一一分开。他的思路停滞了。他拿着笔，不住地在砚台上蘸墨汁，许久写不出一个字。他的额上满是汗珠，整个脸象火烧似的发烫。没有办法，他拿开信笺，又继续看校样。

忽然他听到一声吴科长的咳嗽。他吃了一惊。吴科长是随意咳出来的，他却以为是对他不满的表示。他连忙振作精神，又把那张信纸拿过来，放在面前。“没有关系，随便敷衍几句罢，”他想道，就糊里糊涂地写了一百五六十个字。他自己念一遍。“谎话，完全说谎！”他骂自己。可是他却拿起广告辞，走到吴科长的办公桌前，恭敬地把它递到科长的手里。

“不大妥当，恭维的话太少，”吴科长皱皱眉摇摇头说，“象这样的名著非郑重介绍不可。不然某先生看见会不高兴。”

某先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候补中委和政界的忙人，难道连书店的广告辞也会注意吗？他不大相信吴科长的话，就顺口说了一句：

“某先生不见得会注意罢。”

“你哪里知道？他们做大官的对什么事情都注意。某先生是文化界出身的，他非常关心文化，著作的兴趣也不亚于从政，他又是我们公司的常务董事，”吴科长板起脸说。

“是，是，”他埋下头答道。

“你拿回去重写过，”吴科长说，把广告辞交还给他。

他唯唯地应着，正要转身走开，又听见吴科长吩咐道：

“还有你校对那本书，要特别小心，不能有一个错字，某先生对于书上的错字平日也很注意。”

他厌恶地应了一声，连头也不抬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他怨愤地对自己说：“好罢，我来大捧一场。”他又拿起笔，费力地在脑子里找寻了些最高的赞颂词句，胡乱地写到纸上去。“你看，我也会撒谎的，”他痛苦地自语道。好在这些无声的语言不怕被别人听见。

他忽然听见小潘的脚步声。小潘气急色败地跑上楼来，进了主任的小房间，喘息地大声说：“方主任，张海云刚刚打电话来说，钟老一早就死了。他连打几个电话，都打不通。”

他眼前一阵黑，耳朵里全是铃子声。他连忙用双手捧住了头。

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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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公司里就只有钟老这么一个朋友。钟老死去以后，他失去了自己跟公司中间的联系。现在可以说公司跟他完全没有关系了。下班时他仔细地把自己的办公桌收拾清楚。下楼出门时，他还在钟老的座位前站了一会儿。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后来走出大门，他又用古怪的眼光看了门口，他觉得自己快要跟这个地方永别了。

事实上他第二天还来，第三天还来，第四天还来，一直到第六天他还来。

那天下午有几个同事约好到钟老的墓地去。他也参加。他们搭长途汽车去，也搭长途汽车回来。他们被人象装沙丁鱼似的塞在车子里面。他几乎连站的地方也找不到，他不得不把左脚悬在空中。一路上车子颠簸得厉害，车里闷热，空气坏，他心里很不好过，差一点要在车上呕吐了。

钟老就葬在时疫医院附近斜坡上的一块小地方，坟上土已经干了，还没有长草，只放了一个纸花圈，是用红、白、绿三色土花纸扎成的。上款写“又安先生千古”，下款写“一中书局挽”。另外还有一个花圈绑在一个木架子上，高高地立在墓前，上款仍是“又安先生千古”，下款却是“弟方永成敬挽”，这是主任送的，也是纸扎的花圈。来不及立碑，就让这两个没有香味的花圈一立一躺地陪伴着和善的老人。

“公司就这样办丧事，也太简陋了，一共花不了几个钱，”一个同事说。

“这已经不容易了。要是周主任在这儿，恐怕连这样也办不到，”另一个同事说。

“其实想得开一点，人死了，再怎样，也没有意思。还不如生前待得好一点，”第三个同事插嘴说。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公司对我们活着的人也不过如是，何况死人！”第二个说话的人接口说。

没有人跟汪文宣讲话。他们好象都在避开他。他一个人站在一个角里，胆怯地望着他那个朋友的坟头，好象他真害怕他们随时都会把他赶走似的。

泪水使他的眼睛模糊了，他肺痛，喉痛，现在眼睛又痛。他揉眼睛，用力擦眼睛。怎么花圈上写着他的名字：文宣！他定了定神。他看错了，那里明明是“又安”两个字。不，不是他看错。他想到了另一个同样的纸花圈，白纸条的上款的确写着他的名字。他也会躺在这同样的土堆下面。陪伴他的也只有这同样的荒凉的环境。

同事们都走了，他们回到城里去了。他们临走时并不唤他一声。他一个人立在墓前不时左右观望，他好象不是在拜望一位朋友，他现在是来看他的简陋的新居。

天空里黑云愈积愈厚，四周的景色逐渐阴暗，后来连他也觉察出来了。他不能再留下，便匆匆地赶到长途汽车站去。他并没有跑，但是到了车站，他已经满头大汗，气喘得没有办法。他只等了半点多钟就被人挤上了车子。在车上站了一点又二三十分钟，才到了他住处的附近。本来汽车只走四十多分钟，这次因为半途遇雨，雨太大，车子在中途停了若干时候。

他回到家就力竭地睡倒下来。从这时起他便没有再去公司了。

他整天躺在床上，发着低热，淌着汗，不停地哮喘。他讲话的时候喉咙呼卢呼卢地响。他的胸部、喉咙都痛得厉害。但是他并不常常发出呻吟。他默默地忍受一切。他不让小宣回家。在母亲面前他的话更少了，看见母亲对他流泪时，他常常苦笑。

他完全断了念。可是母亲却不肯放弃这个绝望的战斗。母亲请了西医来给他诊病，西医摇摇头，表示他的病已经不是药物所能治疗的了。她只得又向张伯情求助，张伯情曾经带给她一线希望，可是现在连张伯情也觉得没有治愈的把握了。

他的嗓音终于完全失去，现在他说话连自己也听不见了。他第一次发现这种情形时，他伤心地哭了一场。这所谓哭也不过是眼泪畅流，哭出来他倒觉得心里较为畅快。母亲看见他在哭，过来问他为了什么。他答不出声，只有张开嘴用手指指着喉咙。她明白了他的痛苦。她沉默半夭，才怜爱地说：

“宣，你不要难过。……你是个好人……天应该有眼睛……”她的喉咙暂时也哑了。

“妈，我不难过。你怎么相信起天来了！”他想说却说不出来，他只有竭力止了悲，摇摇头，装出了笑容。

“你不要怕，你不会死的，”她说。

“我并不怕，人人都要死；不过留下你一个人受苦，我心里很难过。小宣年纪又太小，……”他用力说，但是母亲只听见一点咻声，她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可是那种挣扎的情形使她又害怕又痛苦。她望着他，一面打断了他的话：

“你不要讲话了，你好好休息罢。”她脸上的肌肉在搐动，眼里装满了泪水。

他长长地叹一声，睁大泪眼，用求助的目光看着母亲。

屋子里异常闷热，板壁好象随时会燃烧起来似的。他把盖在身上的一幅平价布床单也揭开了，从破旧汗衣的洞孔中他看见了自己那个只有皮和骨头的黄色胸膛。

这以后母亲为他买了一个铃子。唤人时他用铃子代替他说话；请人做事时他求助于纸笔。这里所谓人，其实就是母亲一个，此外就难得有人到他的屋子里来，除了医生和邮差。但是邮差也不常来，因为小宣难得写信，树生的信也来得少了。树生仍旧按月寄款来。款子已经动用了。过去一直在银行里存“比期”的款子也由母亲陆续取了出来。还是母亲开口向他要了存单以后去取的。现在为了儿子的生命，她什么事都肯做了，只除了先给树生去信。给树生的信都是他自己写的，他不要母亲代笔。他在每封信上都写着：“我还好，我的健康逐渐在恢复，你不要为我担心，”一类的话。给小宣的信，有时他写，有时母亲写，他只叫孩子不要回家（暑假中那个孩子住在同学的家里），好好念书，温习功课。母亲的信里话多一些，但是她也不忍讲出真实的情形，并且她还暗暗地抱着一线希望。

然而跟她的希望相反，真实的情形却逐渐坏下去。他自己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他的内部一天一天地在腐烂，他的肺和他的咽喉的痛苦一天一天地增加。母亲也看得出他在用缓慢的脚步走向死亡。

但是母亲的心还是不能轻易放弃。她继续给他吃药，给他喝鲜牛奶和鸡汁，她帮他穿衣，伺候他大小便，她为他做着一切连老妈子也不愿意做的事。可是有一天他终于吃力地在纸上写下了这样的话：

“妈，你给我吃点毒药，让我快死。我不能看见你这样受苦。我太痛苦。”

母亲读这张字条的时候，他眼泪汪汪地望着她。

“我不能，我就只有你一个儿子，”她哭着说。

他又写：“我迟早还是要死。”

“你死，我跟你一齐死，我也不要活了！”母亲大声哭着说，她制止不了自己的悲痛。

他放下笔，头疲倦地倒在枕上。

炎热增加他的痛苦。喧哗更象在火上添油。霍乱为这个城市带走了不少的人，这条街上常常有凄惨的哭声。他躺着，成天地躺在床上，仰着，侧着，伏着。他的心静不下来，他从没有能够痛快地睡一刻钟。

他不能够自己穿衣服，也不能够自由地坐起来。每次他给树生写信，总是怀着拚死的决心，忍受极大的痛苦，才能够写下四五行字。“我还好，我的身体可以支持下去，”他永远这样说。

“你何苦啊，我替你写罢，”母亲用了类似哀告的声音说，也没有用，在这件事上他不肯听从母亲的话。要是他不能亲笔写信，那么她知道他一定是病重了。

“为什么不让她知道呢？”

有一天母亲忍不住吐出了这句话。

他迟疑了半天才写出五个字的答语来：

“我愿她幸福。”

母亲想：“她已经是别人的人了，为什么不让她难过一下，让她受点良心的责备呢？”“你这傻子，”她温和地责备他。可是她再看一眼纸上歪歪斜斜的字迹，她的心软下来了。她又想，他活在世界上究竟有过什么幸福？他苦了一生，为什么连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她也不肯帮忙实现？他到底是她的亲骨血啊。她默默地望着他那张没有光泽的瘦脸，她的心好象被什么东西绞着似地发痛。她想哭，她想叫。她愿意地板上开一个洞让她跌进地狱里去；她愿意天上丢下一颗炸弹把她这个小小的世界整个毁灭。

这天下午隔壁人家的一个年轻人害霍乱死了。两个女人哭得很伤心。哭声进了他的房间。他倾听了一阵，忽然写给他母亲：

“妈，我死了，你不要哭啊。”

“你为什么说这种话？”母亲痛苦地问。

“想到你哭，我就死不下去，我心里更苦，”他回答。

“你不会死！你不会死！”母亲流着泪大声说。

最热的气候过去了。屋子里的空气比较好受一点。可是他的病还是照常进行，痛苦也不断地增加。他用了更大的忍耐来对付这个病。有时候忍不住了，他也呻吟，可是连他的痛苦的呻吟也是无声的。

一个晚上母亲拿鸡汤给他喝。她用汤匙喂他。他吞了两口，忽然推开她的手，又微微地摇着头。

“你再吃几口罢，你一天只吃那么少的东西不行啊，”母亲劝道。

他用颤抖的手拿起笔，费力地写了两个字：“喉痛”。

母亲打了一个冷噤。她那只拿着汤匙的手也在打颤。她忍着心痛再劝道：“你忍住痛再吃两口罢，不吃东西怎么行！”她又把汤匙送到他的嘴边。他颤动地张开了口，努力吞下鸡汤，一次两次他的眼珠往上翻，手抓紧了薄被。

“宣，”母亲低声呼唤；他含泪地看她，缓缓地吐了一口气。

母亲咬紧牙关，再把汤匙放进他的嘴里去。他照样痛苦地把汤吞下去了，以后又吞了两次。再一次他就把一汤匙的鸡汤全喷了出来。他无声地呛咳了一阵。母亲连忙放下碗擦揉他的胸膛。

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他想睡。可是痛苦使他清醒。他不能呻吟，不能叫唤。他默默地跟痛苦战斗。母亲的手使他感到安慰，他努力把思想集中在母亲的身上，他希望暂时忘记他那个痛苦。

忽然街上响起了鞭炮声。虽然在这个山城里几年来很少听到这样的声音，但是他们并没有心肠注意它。出乎他们的意外，鞭炮声接连地响着，远远近近都在放鞭炮，好象发生了什么大的喜庆事，人声嘈杂，许多人在跑，有人大声唱歌，有人笑着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