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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事？”他想道，母亲却说了出来。

“日本投降啰！日本投降啰！”孩子的声音在街上叫着，年轻人的声音响应着。

他吃了一惊。母亲忘了一切地大声问他：“宣，你听见没有？说是日本投降啰！”

他摇摇头，他还不相信。可是外面鞭炮声响得更密了。

人们象潮涌似地走过窗下的街心。

“大概是真的，不然不会这样！”母亲兴奋地说。

他还是在摇头。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

“合众社电报：日本政府向中美英苏四国无条件投降！”有人在街上大声报告。

“你听，这还不是真的吗？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我们不再吃苦了！”她歇斯特里地高声叫道。她一边笑，一边流眼泪。她好象忘记自己是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床前一根板凳上放着一支蜡烛，烛光抖得厉害，烛芯偏垂在一边，烛油从一个小缺口流下来。

他睁大眼睛呆呆地望着母亲，仿佛不懂母亲的意思。突然他迸出了眼泪。他想笑，又想哭。但是很快地他又冷静下来。他吐了一口长气。他想：你完了，我也完了。

“号外！号外！日本人投降！”报贩大声叫着跑过窗下。

母亲拉着他的手，温和地带笑问他：“宣，你高兴吗？胜利啰！胜利啰！”

他用颤抖的手捏着笔，吃力地在纸上写着：

“我可以瞑目死去。”

母亲看见这些歪斜的字，她忘记了一切，又哭又笑地叫起来：“宣，你不会死！你不会死！胜利了，就不应该再有人死了！”

她的泪水畅快地流下来，她紧紧捏住儿子的手，不知道心里是喜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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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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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那个愿望并没有实现。在她说了那些话以后，某一天的夜晚，她坐在床沿上，守着她的儿子。电灯光还是半明半暗的，旁边一根板凳上放着满满一小饭碗的鸡汤，碗里有一根汤匙。

“宣，你吃两口罢，”她说。

他翻了翻白眼，微微动一动身子，手挥舞一下，也不去拿笔。他不回答。

“宣，你两天不吃东西了，忍着痛吃一点罢，”她哀求地大声说。

他慢慢地动一下头。他张开嘴，又伸起手，很费力地放到嘴边，抓住下嘴唇。然后他又松开手，把手指伸进口里去，象是要抓舌头。

“宣，你难过吗？你忍耐点罢，”她捏紧他的另一只手悲痛地说。

他点点头，把手从嘴里拿出来，就放在喉咙上。他眼里含着泪，望着他母亲。

“你不要难过，你不会死的，”她安慰道。

他那五根手指不停地在喉咙上擦揉，动作仍然迟缓而且手指僵硬。他忽然把胸膛向上挺了一下。

“宣，你要什么？”母亲问。

他不回答。过了半天，他那五根好象僵硬了的手指忽然狂乱地抓他的喉咙。身子颤抖着，床板发出了响声。

“宣，你忍耐点，”母亲说。她放开了他的左手，站起来，又把他的右手从他的喉咙上拉开。但是过了两三分钟他的右手又放到那个地方去了。他大大地张开嘴，用力咻着。他的眼睛翻白。他的手指在喉咙上乱抓。五根手指都长着长指甲，它们在他的喉咙上划了几条血痕。

“宣，你忍耐点，这样是不行的，你不能这样啊！”母亲悲痛地求他。他的眼光慢慢地移到她的脸上。他的眼光说着话：我痛得厉害。他的身子在床上摇摆，颤抖。

“宣，你痛得厉害吗？”她又问。

他点点头。他把右手从喉咙上取了下来。手指头在空中乱抓，她不知道他要什么。

“宣，你要什么？”她问。

他的眼光慢慢地移到枕旁那支铅笔上。

“你有话要说，要笔吗？”她一面问，一面把铅笔拿起来递到他的手里。他似乎要抢过笔来，可是他的手指颤得厉害，他接过笔时，差一点把它落在被上。

母亲递了一本书给他。“你就写在书后面罢，”她说。

他一只手拿笔，一只手拿书，很费力地在书的封底上写了一个“痛”字。其实只有七分象字，笔划写够了，却安排得不匀整。

母亲看到这个字，眼泪又进出来了。“宣，你忍耐点罢。等到小宣把张伯情请来就好了。”她虽然在安慰他，可是说完话就背过脸低声哭起来。

他的神志清醒。他锐敏地感到痛，感到自己的衰弱。他知道他的身体组织的各部分逐渐在死亡，而且就要到了最后的关头。他这时候强烈地感觉到对于生命的依恋，对于死亡的恐惧。他也看见自己所带给母亲的痛苦。他看见母亲哭着走到窗前去。他能够做什么呢？哪怕就说一句话，留下几句遗言也好。“我做过了什么错事呢？我一个安分的老好人！为什么我该受这惩罚？还有她，我母亲，我死了，她一个人怎样生活？拿什么生活？小宣又怎样活下去？他们又做过什么坏事呢？”他装满了一肚皮的怨气，他想叫，想号。但是他没有声音。没有人听得见他的话。他要求“公平”。他能够在哪里找到“公平”呢？他不能够喊出他的悲愤。他必须沉默地死去。

街上有一对夫妇在吵架，女的在哭在叫，男的在打在骂，还有第三个人在劝解。另外有一个人唱着川戏从窗下走过。

“为什么他们都应该活，而我必须死去，并且这么痛苦地死去？”他又想。“我要活！”他无声地叫道。

母亲掉回脸来看他。她的眼睛红肿，脸色惨白，她好象随时都会病倒似的。

“她也太辛苦了。”他痛苦地想。他把头一动。忽然一阵剧痛袭来，喉咙和肺一齐痛，痛得他忍耐不住。他两只手乱抓。他张开嘴叫，没有声音。他拼命把嘴张大，还是叫不出声音来。他满头是汗，他觉得两只手被人捏住，母亲的声音在说着什么。……但是他痛得晕过去了。

他又被母亲的哭唤声惊醒。他躺在床上，满身冷汗，裤子给小便打湿了。他抓紧母亲的手，呆呆地望着那张亲爱的脸。痛苦稍微减轻了一些。他想对母亲笑。但是眼泪不由他控制地流了出来。

“你醒过来了，以后不要紧了，”母亲嘘了一口气，亲热地说，她的眼角和两颊都还有泪痕。

他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小宣从外面走进屋子。他一进门就说：“婆，张伯情在打摆子，不能来。”

母亲楞了一下。完了！她的心上挨了一下石子。她问道：“你怎么去了这么久？”

“大街上人多得很，明天庆祝胜利，到处都在准备，我走错路，到张家又耽搁了好一阵，”小宣答道。他又加一句解释：“今晚上很热闹，到处扎好了灯彩。”

“你肚子饿不饿？你身上还剩得有钱，你出去吃两碗面罢。我今天下午没有煮饭，上午有点剩饭我炒来吃了。你快去吃罢，”她又说。

“好，”小宣应道。

这一番对话他全听进去了。“他们在庆祝，”他想道；他愿意为他们笑一笑，可是痛苦阻止了他。“胜利会不会给他们带来解救呢？”他又想，第二个“他们”指的是母亲和小宣。可是痛苦又来阻止了他。他被痛苦占有了。痛苦赶走了别的思想。痛苦使他忘记了一切。他只记得忍受痛，或者逃避痛。一场绝望的战斗又在进行。他失败了。但是他不得不继续作战。他无声地哀叫着：“让我死罢，我受不了这种痛苦。”

然而他的亲爱的人，他母亲和他儿子不能了解这种无声的语言。他们不会帮忙他解除这种痛苦。

痛苦继续着，而且不停地增加。

九月三日，胜利日，欢笑日，也没有给这个房间带来什么变化。在大街上人们带着笑脸欢迎胜利游行的行列。飞机在空中表演，并且散布庆祝的传单。然而在汪文宣的屋子里却只有痛苦和哭泣。

他这一天晕过去三次，而又醒了转来。他觉得已经到了一个人所能忍受的痛苦的顶点了，他愿意“死”马上来带走他。可是他仍旧活着。母亲和小宣一直守在床前。他眼泪汪汪地望着他们。他只求他们帮助他早一刻死亡。

他的生命一分钟一分钟地慢慢死去。他的脑子一直是清醒的，虽然不能多用思想。在这些最后的时刻里，他始终不肯把眼光从母亲和小宣的脸上掉开。后来他们的面影渐渐地模糊起来，他仿佛又看见了第三个人的脸，那自然是树生的，他并没有忘记她。但是甚至这三个人的面颜也不能减轻他的痛苦。他一直痛到最后一刻。一口气吊着，他许久死不下去。母亲和小宣每人捏紧他的一只手，望着他咽气。

最后他断气时，眼睛半睁着，眼珠往上翻，口张开，好象还在向谁要求“公平”。这是在夜晚八点钟光景，街头锣鼓喧天，人们正在庆祝胜利，用花炮烧龙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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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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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两个月以后的一个夜晚，在山城里说是因为修理锅炉全市停电。早晨下过一阵雨，下半天气候骤然转寒，冷风一阵一阵地吹过市空，赶走了摊头的顾客。电石灯的臭味随着风四处飘送，火光孤寂地打着寒颤。

一辆人力车经过阴暗、寒冷、荒凉的市街，到了一所大楼的门前。从车上走下来一个装束入时的女人。她夹着手提包走进弹簧门去。她用手电光照路，走过了黑洞似的过道，上了二楼，又走上三楼。

在一间屋子的门前她站住了。她兴奋地敲着房门。

没有应声。她看见房内有亮，门上没有锁，心里想屋子里不会没有人，也许他们睡着了，她便用力再敲两下。

“哪个？”屋子里一个女人的声音问道。这个声音似乎是她熟习的，但是她又说不出是谁的声音来。

“我，”她顺口答应了一个字。

门开了，射出一道微光。她瞥见方桌上燃着一支蜡烛。开门的也是一个女人，脸背着光，她认不清楚是谁的脸孔。

“找哪个？”开门人惊讶地问。

“请问汪家是不是住在这儿？”叩门人更惊讶地问。

“这儿没有姓汪的，”开门人回答。

“以前不是汪家住在这儿吗？明明是这一间屋，家具也是，”叩门人说，她的惊奇更大了。

“啊，你是汪太太！请进来坐！今天停电，我没有看清楚，”开门人笑着说，她闪开身子，把叩门人让了进去。

“方太太，你们不是在二楼住吗？几时搬上来的？”叩门人想起开门人原来是住在二楼的方太太，毕竟遇到了一个熟人，她稍微心安一点。房间里的陈设没有多大的改变，就是四壁白了许多，看起来顺眼些。

“就是这个月月半，”方太大回答。“汪太太，啊，我不晓得现在要怎样叫你才好，你不是在兰州吗？几时回来的？”

“今天刚到的，方太太，我还是从前那样，”树生红了脸说。接着她声音发颤地问：“方太太，他们搬到哪儿去了？我说文宣他们。”

“你说汪先生吗？你还不晓得？”方太太惊问道。

“我的确不晓得。我两个月没有接到他们的信了，”树生不安地说。

“汪先生不在了，”方太太低声说。

“他不在了？什么时候？”树生身子一动，变了脸色，惊叫道。

“就在上个月庆祝胜利那一天，”方太太说。树生的身子猛然抖了一下。“老太太带小少爷走了。我们这间房子就是老太太让给我们的，家具也是她让的，我们出了一点钱。”

树生好象让人迎头浇了一桶冷水似的，她全身发冷，脸色惨白。她呆了半天才吐出一句问话：“他们搬到哪儿去了？”她连忙伸手擦揉眼睛，一面把脸掉开。

“我也不晓得。我问过老太太，她说是先搬到一个亲戚家去住几天，又说要去昆明，又好象听她说在托什么人买船票，”方太太一边想，一边答道，她的声音平淡，好象她对自己的话并没有把握似的。

“去昆明也用不着买船票，他们在这个地方并没有什么亲戚，”树生怀疑地说，“不晓得他们到哪儿去了？”

“老太太是这样说的，”方太太说；“不过我想他们到昆明去的成份居多。他们搬走以前，差不多把东西都卖光了，就在这个门口摆地摊卖了的。啊，汪太太，你坐了半天，我还没有倒茶，”她抱歉似地说，就站起来，走向一个茶几，那里放着热水瓶、茶壶和茶杯。

“方太太，你不要客气，我不渴，”树生连忙欠身阻止道。“我请问你，你知道我们文宣临死的情形吗？他现在葬在哪里？”

“汪太太，你不要难过，你歇歇，先吃杯茶罢，”方太太温和地说，端了一杯茶放在树生的面前。

“谢谢你，请你告诉我他临死的情形。我在兰州还以为他的病渐渐好起来了。他每封信都说他身体不坏。请你告诉我，我不怕，你说真话罢。”

“其实我不晓得。我实在不晓得。汪先生生病的时候我只去看过老太太一次。我只晓得他声音哑了，睡了不到两个多月就死了。我那次看见他睡在床上，说不出话，瘦得可怜——”方太太用了一种类似悒郁的声调说。

“他葬在哪儿？我要去看他！”树生忘了一切地打岔道。她感到一阵剧烈的心痛，她后悔，她真想立刻就到他的墓地去。

“我不晓得。我听说汪先生临死身边并没有什么钱，尸首搁在房里，什么东西都没有预备。也亏得老太太，她跑了两个整天，才弄到一点钱，买了棺材装好抬出去葬了。我不晓得汪先生葬在哪儿。我问过老太太，她也不说。老太太也真苦，这两个多月她瘦得多，头发全白了，”方太太一面说，一面用同情的眼光看她。

树生一边听，一边咬嘴唇。她的鼻头酸痛，悔恨的情感扭绞着她的心。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她还竭力控制自己。“那么隔壁邻总有人知道他葬在哪里罢？他不能够就这样失踪的。公司里一定有人知道，至少钟先生总晓得，”她象同谁争论般地说。她不知道钟老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这儿的人都不晓得。棺材是大清早抬出去的。没有人跟去送葬。老太太也没有通知我们。不过汪先生公司里总有人晓得，”方太太好心地说，她很愿意给这位客人帮忙，可是自己也知道没有办法。

“我明天到公司去打听明自，”树生失望地说。她埋下头用手帕指泪痕。她又问：“老太太他们哪天搬出去的？”

“我记得是十二。她头天搬走，我们第二天粉刷墙壁，第四天就搬进来。楼下那一间，我们先生拿来做会客、办公、讲生意用。啊，汪太太，还没有问你住在哪儿？”方太太关心地问。

“我暂时住在……朋友家里……我过几天就要回去，”树生迟疑地说。

“那么你还去不去找老太太他们？”方太太继续问道。

婴孩的哭声突然从小屋里传来。方太太不等客人回答马上站起来，着急地说：“我女儿醒了，你请坐一下罢。”她忙忙慌慌地走进小屋里面去了。

树生免去了回答一个难题的痛苦。她仍旧坐着，一个人伴着一支蜡烛。她忽然起了一种似在梦中的感觉。这是她自己住过的屋子，自己用过的家具：方桌，书桌，小书架，碗橱，床……一切都是她熟习的，虽然破的修理好了，旧的弄干净了，墙壁刷得白白的。可是她坐在她坐了几年的凳子上，现在却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一个生客。甚至在那一切熟习的东西上面她也找不到过去的痕迹了。同样燃着一支蜡烛，可是现在却比从前亮了许多。不到一年的功夫，一切都改变了。他死了，母亲和孩子走了。他葬在哪里？他们去到哪里？她不知道。为什么不让她知道？她还有什么办法知道？别人的孩子在她的屋子里哭。多么新奇的声音！现在那个年轻的母亲在小屋里抱着小孩走来走去，唱催眠曲。她从前也这样做过的。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为了小宣。可是现在她的小宣又在哪儿呢？那个孩子，他并不依恋她，她也没有对他充分地表示过母爱。她忽略了他。现在她要永远失掉他了。她就只有这么一个孩于啊！方太太还不出来，婴孩仍旧不时地哭叫，方太太有耐心地继续唱催眠曲，一面走一面拍拍孩子。那个女人似乎忘了她的存在，只顾着孩子，就忘记了客人，让她冷清清地坐在外屋里，被回忆包围、折磨。她忽然想起了楼梯口的一幕。他们在黑暗中握手。她含着眼泪扑到他的身上去吻他。“我要你保重！为什么病到那样还不让我知道呢？”她痛苦地想道。“只要对你有好处，我可以回来，我并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她今天下飞机的时候，还这样想过。她可以坦白地对他说这种话。然而现在太迟了。她不敢想象他临死的情形。太迟了，太迟了。她为了自己的幸福，却帮忙毁了别一个人的……她想着，想着，她突然站起来，她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她再受不了这个房间和这些家具，每件东西都在叙说他和她的故事，每件东西都在刺痛她。她甚至受不了那个年轻母亲的催眠歌。歌声使她想起她自己也曾经做过母亲，给她唤起她久已埋葬了的回忆。她应该走了。

“方太太，我走了，你不要出来，”她大声说，便拿起手提包朝房门外走。

方太太抱着婴孩赶出未，诚恳地叫道：

“汪太太，你再坐一会儿。还早嘛！”树生停了脚步回过头来。

“我走了，谢谢你，”树生说。

“慢走啊，”方太太柔声说，接着又加一句：“你还再来要罢。”

“谢谢你，我不来了，”树生摇摇头说。这次她不曾流泪，可是她觉得比流了泪还更痛苦。

“那么你等等，我拿蜡烛来送你，外面很黑，”方太太殷勤地说，她一只手抱婴孩，一只手拿起了烛台。

“方太太，你请留步。我有电筒，看得见，这个地方我住惯了的，”树生客气地说，就急急往门外廊上走去。

“汪太太！等等，等等啊！我送你到楼梯口，”方太太大声唤道。接着她又在抱怨：“真讨厌，现在还停电。胜利了两个多月，什么事都没有变好，有的反而更坏。”

树生已经走到了楼梯口。她回过头，朝着方太太打了一下手电，大声说：“方太太，请回去，我走罗！”她也不等回答，就急急走下楼去了。的确这是她走惯了的地方，走起来并不费力。

她刚走出大门，迎面一股寒风使她打了一个冷噤。“怎么才阳历十月底，夜里就这样冷！”她想道，她觉得身上那件秋大衣不够暖了。门前连一辆车子也看不见。她回头看了看大门和那盏闭着眼睛似的门灯，她轻轻叹了一口气。她不知道现在到什么地方去好。她心里空虚得很。她只想找个地方关上门大哭一场。但是没有办法。她只好慢慢地在人行道上走着。

“小姐，我们是从桂林逃难来的，东西都丢光了……”突然从黑暗里闪出一个黑影，一下子就跑到她的身边，一只枯瘦的手伸到她的面前，使她大吃一惊。她仔细一看，说话的原来是一个老太婆。

她打开手提包，拿出一张钞票递到那只黑手上。

“小姐，谢谢啊，”老太婆说，又把身子缩进黑暗里去了。

她摇了摇头，又继续往前面走。于是她看见了亮光。

“相因卖，相因卖，五百块钱……三百块钱……两百块钱……”

电石灯的臭味随着寒风扑上她的鼻端。从那些带笑的嘴唇里发出哀叫似的声音。一个年轻女人坐在矮凳上，怀里抱个睡着的婴孩，正在用沉滞的目光望着面前一堆卖不出去的东西。

她又打一个冷噤。“夜真冷啊！”她想道：“人家也是母亲啊，”她又想。她在那个地摊前站了片刻，她用同情的眼光看那个女人和怀里的孩子。“我总得要找到小宣，”她在心里说。她又看看眼前的母亲和孩子，“他们也摆过这样的地摊，”她再想到，这个“他们”不用说是指老太太和小宣，她心里更加难受了。

“你哪天走？”旁边有人在讲话。

“走不了。船票哪有我们老百姓的份！”另一个人说。

“想办法罢，当黄鱼总行！”

“现在是官复员，不是老百姓复员。我有个亲戚买不到票当黄鱼，上了船给人抓下来了。白出了船钱。”

“你还好，走不了，在四川多住几个月也不愁没饭吃。我下个月再走不了，就要饿饭了。东西快卖尽吃光了。原先以为一胜利就可以回家。”

“胜利是他们胜利，不是我们胜利。我们没有发过国难财，却倒了胜利桅。早知道，那天真不该参加胜利游行……”

她又打了一个冷噤。她好象突然落进了冰窖里似的，浑身发冷。她茫然回顾，她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是假的。她好象在做梦。昨天这个时候她还在另一个城市的热闹酒楼上吃饭，听一个男人的奉承话。今天她却立在寒夜的地摊前，听这些陌生人的诉苦。她为着什么回来？现在又怀着怎样的心情走出那间屋子？……以后又该怎样？……她等待着明天。

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就是到了明天，她至多也不过找到一个人的坟墓。可是她能够找回她的小宣吗？她能够改变眼前的一切吗？她应该怎样办呢？走遍天涯地角去作那明知无益的找寻吗？还是回到兰州去答应另一个男人的要求呢？

她只有两个星期的假期。她应该在这两个星期内决定自己的事情。……至少她还有十二三天的功夫，而且事情又是不难决定的。为什么她必须站在地摊前忍受寒风的吹打呢？

“我会有时间来决定的，”她终于这样对自己说。她走开了。她走得慢，然而脚步相当稳。只是走在这条阴暗的街上，她忽然起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她不时掉头朝街的两旁看，她担心那些摇颤的电石灯光会被寒风吹灭。夜的确太冷了。她需要温暖。

　　　　　　　　　　　　　　　 1946年12月31日　写完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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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冬天桂林沦陷的时候，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楼下一间小得不可再小的屋子里，晚上常常要准备蜡烛来照亮书桌，午夜还得拿热水瓶向叫卖“炒米糖开水”的老人买开水解渴。我睡得迟，可是老鼠整夜不停地在三合土的地下打洞，妨碍着我的睡眠。白天整个屋子都是叫卖声，吵架声，谈话声，戏院里的锣鼓声。好象四面八方都有声音传来，甚至关在小屋子里我也得不到安静。那时候，我正在校对一部朋友翻译的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有时也为着几位从桂林逃难出来的朋友做一点小事情。有一天赵家壁兄突然来到文化生活出版社找我，他是空手来的。他在桂林创办的事业已经被敌人的炮火打光了。他抢救出来的一小部分图书也已在金城江的大火中化为灰烬。那损失使他痛苦，但是他并不灰心。他决心要在重庆建立一个新的据点，我答应帮忙。

于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我开始写了长篇小说《寒夜》。我从来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连做梦也不敢妄想写史诗。诚如一个“从生活的洞口……”的“批评家”所说，我“不敢面对鲜血淋漓的现实”，所以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但是我并没有撒谎。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际，它们逼着我拿起笔替那些吐尽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这小说我时写时辍，两年后才写完了它，可是家壁兄服务的那个书店已经停业了（晨光出版公司还是最近成立的）。并且在这中间我还失去了一位好友和一个哥哥，他们都是吐尽血痰后寂寞地死去的；在这中间“胜利”给我们带来希望，又把希望逐渐给我们拿走。我没有在小说的最后照“批评家”的吩咐加一句“哎哟哟，黎明！”，并不是害怕说了就会被人“捉来吊死”，唯一的原因是：那些被不合理的制度摧毁、被生活拖死的人断气时已经没有力气呼叫“黎明”了。

但有时我自己却也会呼叫一两声，譬如六年前我在桂林写的一篇散文《长夜》里，就说过“这是光明的呼声，它会把白昼给我们唤醒。漫漫的长夜逼近它的终点了。”那文章的确是在寒冷的深夜里写的，我真实地写下了我当时的感觉和感想。

上面的话是我在一年前写的。现在《寒夜》再版本要发印了，我不想为它另写后记，因为要说的话太多，假使全写出来，应该是另一部更长的《寒夜》。今天天气的确冷得可怕，我左手边摊开的一张《大公报》上就有着“全天在零度以下，两天来收路尸共一百多具”的标题。窗外冷风呼呼地吹着，没有关紧的门不时发出咿呀的声音，我那两只躲在皮鞋里的脚已经快冻僵了。一年前，两年前都不曾有过这样的“寒夜”。我还活着，我没有患肺病死去，也没有冻死，这是我的幸运。书销去五千册，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我知道许多写得更坏的书都有更畅的销场。

　　　　　　　　　　　巴金　1948年1月下旬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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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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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寒夜》

我最近看过苏联影片《外套》，那是根据果戈理的小说改编摄制的。影片的确不错，强烈地打动了观众的心。可是我看完电影，整个晚上不舒服，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压在心上，而且有透不过气的感觉。眼前有一个影子晃来晃去，不用说，就是那个小公务员阿加基·巴什马金。过了一天他的影子才渐渐淡去。但是另一个人的画颜又在我的脑子里出现了。我想起了我的主人公汪文宣，一个患肺病死掉的小公务员。

汪文宣并不是真实的人，然而我总觉得他是我极熟的朋友。在过去我天天看见他，处处看见他。他总是脸色苍白，眼睛无光，两颊少向，埋着头，垂着手，小声咳嗽，轻轻走路，好象害怕惊动旁人一样。他心地善良，从来不想伤害别人，只希望自己能够无病无灾、简简单单地活下去。象这样的人我的确看得太多，也认识不少。他们在旧社会里到处遭受白眼，不声不响地忍受种种不合理的待遇，终日终年辛辛苦苦地认真工作，却无法让一家人得到温饱。他们一步一步地走向悲惨的死亡，只有在断气的时候才得到休息。可是妻儿的生活不曾得到安排和保障，他们到死还不能瞑目。

在旧社会里有多少人害肺病受尽痛苦死去，多少家庭在贫困中过着朝不保夕的非人生活。象汪文宣那样的人实在太多了。从前一般的忠厚老实人都有这样一个信仰：“好人好报”。可是在旧社会里好人偏偏得不到好报，“坏人得志”倒是常见的现象。一九四四年初冬我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一间楼梯下面小得不可再小的屋子里开始写《寒夜》，正是坏人得志的时候。我写了几页就搁下了，一九四五年初冬我又拿起笔接着一年前中断的地方写下去，那时在重庆，在国统区仍然是坏人得志的时候。我写这部小说正是想说明：好人得不到好报。我的目的无非要让人看见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我进行写作的时候，好象常常听见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我要替那些小人物伸冤。”不用说，这是我自己的声音，因为我有不少象汪文宣那样惨死的朋友和亲戚。我对他们有感情。我虽然不赞成他们安分守己、忍辱苟安，可是我也因为自己眼看他们走向死亡无法帮助而感到痛苦。我如果不能替他们伸冤，至少也得绘下他们的影像，留作纪念，让我永远记住他们，让旁人不要学他们的榜样。

《寒夜》中的几个人物都是虚构的。可是背景、事件等等却十分真实。我并不是说，我在这里用照相机整天摄影；我也不是说我写的是真人真事的通讯报导。我想说，整个故事就在我当时住处的四周进行，在我住房的楼上，在这座大楼的大门口，在民国路和附近的几条街。人们躲警报，喝酒，吵架，生病……这一类的事每天都在发生。物价飞涨，生活困难，战场失利，人心惶惶……我不论到哪里，甚至坐在小屋内，也听得见一般“小人物”的诉苦和呼吁。尽管不是有名有姓、家喻户晓的真人，尽管不是人人目睹可以载之史册的大事，然而我在那些时候的确常常见到、听到那样的人和那样的事。那些人在生活，那些事继续发生，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我好象活在我自己的小说中，又好象在旁观我周围那些人在扮演一本悲欢离合的苦戏。冷酒馆是我熟悉的，咖啡店是我熟悉的，“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也是我熟悉的。小说中的每个地点我都熟悉。我住在那间与老鼠、臭虫和平共处的小屋里，不断地观察在我上下四方发生的一切，我选择了其中的一部分写进小说里面。我经常出入汪文宣夫妇每天进出若干次的大门，早晚都在小说里那几条街上散步；我是“炒米糖开水”的老主顾，整夜停电也引起我不少的牢骚，我受不了那种死气沉沉的阴暗环境。《寒夜》第一章里汪文宣躲警报的冷清清的场面正是我在执笔前一两小时中亲眼见到的。从这里开始，虽然过了一年我才继续写下去，而且写一段又停一个时期，后面三分之二的原稿还是回到上海以后在淮海坊写成的，脱稿的日期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夜。虽然时写时辍，而且中间插进一次由重庆回上海的“大搬家”，可是我写得很顺利，好象在信笔直书，替一个熟朋友写传记一样；好象在写关于那一对夫妇的回忆录一样。我仿佛跟那一家人在一块儿生活，每天都要经过狭长的市道走上三楼，到他们房里坐一会儿，安安静静地坐在一个角上听他们谈话、发牢骚、吵架、和解；我仿佛天天都有机会送汪文宣上班，和曾树生同路走到银行，陪老太太到菜场买菜……他们每个人都对我坦白地讲出自己的希望和痛苦。

我的确有这样的感觉：我写第一章的时候，汪文宣一家人虽然跟我同在一所大楼里住了几个月，可是我们最近才开始交谈。我写下去，便同他们渐渐地熟起来。我愈往下写，愈了解他们，我们中间的友谊也愈深。他们三个人都是我的朋友。我听够了他们的争吵。我看到每个人的缺点，我了解他们争吵的原因，我知道他们每个人都迈着大步朝一个不幸的结局走去，我也向他们每个人进过忠告。我批评过他们，但是我同情他们，同情他们每个人。我对他们发生了感情。我写到汪文宣断气，我心里非常难过，我真想大叫几声，吐尽我满腹的怨愤。我写到曾树生孤零零地走在阴暗的街上，我真想拉住她，劝她不要再往前走，免得她有一天会掉进深渊里去。但是我没法改变他们的结局，所以我为他们的不孝感到痛苦。

我知道有人会批评我浪费了同情，认为那三个人都有错，值不得惋惜。也有读者写信来问：那三个人中间究竟谁是谁非？哪一个是正面人物？哪一个是反面的？作者究竟同情什么人？我的回答是：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我想说，不能责备他们三个人，罪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罪在当时重庆的和国统区的社会。他们都是无辜的受害者。我不是在这里替自己辩护。有作品在，作者自己的吹嘘和掩饰都毫无用处。我只是说明我执笔写那一家人的时候，我究竟是怎样地想法。

我已经说明《寒夜》的背景在重庆，汪文宣一家人住的地方就是我当时住的民国路那个三层“大楼”。我住在楼下文化生活出版社里面，他们住在三楼。一九四二年七月我头一次到民国路，也曾在三楼住过。一九四五年年底我续写《寒夜》时，已经搬到了二楼临街的房间。这座“大楼”破破烂烂，是不久以前将就轰炸后的断壁颓垣改修的。不过在当时的重庆，象这样的“大楼”已经是不错的了，况且还装上了有弹簧的缕花的大门。楼下是商店和写字间。楼上有写字间，有职员宿舍，也有私人住家。有些屋子干净整齐，有些屋子摇摇晃晃，用木板隔成的房间常常听得见四面八方的声音。这种房间要是出租的话，租金绝不会少，而且也不易租到。但也有人在“大楼”改修的时候，出了一笔钱，便可以搬进来住几年，不再付房租。汪文宣一家人住进来，不用说，还是靠曾树生的社会关系，钱也是由她付出的。他们搬到这里来住，当然不是喜欢这里的嘈杂和混乱，这一切只能增加他们的烦躁，却无法减少他们的寂寞。唯一的原因是他们夫妇工作的地点就在这附近。汪文宣在一个“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里当校对，我不曾写出那个公司的招牌，我想告诉人图书公司就是国民党的正中书局。我对正中书局的内部情况并不了解。不过我不是在写它的丑史，真实情况只有比汪文宣看到的、身受到的一切更丑恶，而且丑恶若干倍。我写的是汪文宣，在国民党统治下比什么都不如的一个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一个象巴什马金那样到处受侮辱的小公务员。他老老实实地辛苦工作，从不偷懒，可是薪水不高，地位很低，受人轻视。至于他的妻子曾树生，她在私立大川银行里当职员，大川银行也在民国路附近。她在银行里其实是所谓的“花瓶”，就是作摆设用的。每天上班，工作并不重要，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能说会笑，让经理、主任们高兴就算是尽职了。收入不会太少，还有机会找人帮忙做点投机生意。她靠这些收入养活了半个家（另一半费用由她的丈夫担任），供给了儿子上学，还可以使自己过着比较舒适的生活。还有汪文宣的母亲，她从前念过书，应当是云南昆明的才女，战前在上海过的也是安闲愉快的日子；抗战初期跟着儿子回到四川（儿子原籍四川），没有几年的功夫却变成了一个“二等老妈子”，象她的媳妇批评她的那样。她看不惯媳妇那种“花瓶”的生活，她不愿意靠媳妇的收入度日，却又不能不间接地花媳妇的钱。她爱她的儿子，她为他的处境感到不平。她越是爱儿子，就越是不满意媳妇，因为媳妇不能象她那样把整个心放在那一个人身上。

我在小说里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两个善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上海某某大学教育系毕业生靠做校对和做“花瓶”勉强度日，不死不活的困苦生活增加了意见不合的婆媳间的纠纷，夹在中间受气的又是丈夫又是儿子的小公务员默默地吞着眼泪，让生命之血一滴一滴地流出去。这便是国民党统治下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悲剧的形式虽然不止这样一种，但都不能避免家破人亡的结局。汪文宣一家四口包括祖孙三代，可是十三岁的初中学生在学校寄宿，他身体弱，功课紧，回家来不常讲话，他在家也不会引起人注意；所以我在小说里只着重地写了三个人，就是上面讲过的那三个人。关于他们，我还想声明一次：生活是真实的，人物却是拼凑拢来的。当初我脑子里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汪文宣。只有在小说脱稿以后我才看清了他的面颜。四年前吴楚帆先生到上海，请我去看他带来的香港粤语片《寒夜》，他为我担任翻译。我觉得我脑子里的汪文宣就是他扮演的那个人。汪文宣在我的眼前活起来了，我赞美他的出色的演技，他居然缩短了自己的身材！一般地说，身材高大的人常常使人望而生畏，至少别人不敢随意欺侮他。其实在金钱和地位占绝对优势的旧社会里，形象早已是无关重要的了。要是汪文宣忽然得到某某人的提拔升任正中书局经理、主任，或者当上银行经理、公司老板等等，他即使骨瘦如柴、弯腰驼背，也会到处受人尊敬，谁管他有没有渊博的学问，有没有崇高的理想，过去在大学里书念得好不好。汪文宣应当知道这个“真相”。可是他并不知道。他天真地相信着坏蛋们的谎言，他有耐心地等待着好日子的到来。结果，他究竟得到了什么呢？

我在前面说过对于小说中那三个主要人物，我全同情。但是我也批评了他们每一个人。他们都有缺点，当然也有好处。他们彼此相爱（婆媳两人间是有隔阂的），却又互相损害。他们部在追求幸福，可是反而努力走向灭亡。对汪文宣的死，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都有责任。她们不愿意他病死，她们想尽办法挽救他，然而她们实际做到的却是逼着他，推着他早日接近死亡。汪文宣自己也是一样，他愿意活下去，甚至在受尽痛苦之后，他仍然热爱生活。可是他终于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不听母亲和妻子的劝告，有意无意地糟蹋自己的身体，大步奔向毁灭。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三个人都发了狂？

不，三个人都没有发狂。他们都是不由自主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不是出于本心，快要崩溃的旧社会、旧制度、旧势力在后面指挥他们。他们不反抗，所以都做了牺牲品。旧势力要毁灭他们，他们不想保护自己。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怎样才能保护自己。这些可怜人，他们的确象某一个批评家所说的那样，始终不曾“站起来为改造生活而斗争过”。他们中问有的完全忍受，象汪文宣和他的母亲；有的并不甘心屈服，还在另找出路，如曾树生。然而曾树生一直坐在“花瓶”的位子上，会有什么出路呢？她想摆脱毁灭的命运，可是人朝南走绝不会走到北方。

我又想起吴楚帆主演的影片了。影片里的女主角跟我想象中的曾树生差不多。只是她有一点跟我的人物不同。影片里的曾树生害怕她的婆母。她因为不曾举行婚礼便和汪文宣同居，一直受到婆母的轻视，自己也感到惭愧，只要婆母肯原谅她，她甘愿做个孝顺媳妇。可是婆母偏偏不肯原谅，把不行婚礼当作一件大罪，甚至因为它，宁愿毁掉儿子的家庭幸福。香港影片的编导这样处理，可能有他们的苦衷。我的小说人物却不是这样。在我的小说里造成汪文宣家庭悲剧的主犯是蒋介石国民党，是这个反动政权的统治。我写那几个人物的时候，我的小说情节逐渐发展的时候，我这样地了解他们，认识他们：

汪文宣的母亲的确非常爱儿子，也愿意跟着儿子吃苦。然而她的爱是自私的，正如她的媳妇曾树生所说，是一个“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女人。她不喜欢媳妇，因为一则，媳妇不是象她年轻时候那样的女人，不是对婆母十分恭顺的孝顺媳妇；二则，她看不惯媳妇“一天打扮得妖形怪状”，上馆子，参加舞会，过那种“花瓶”的生活；三则，儿子爱媳妇胜过爱她。至于“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不过是在盛怒时候的一个作战的武器，一句伤害对方的咒骂而已。因为在一九四四年，已经没有人计较什么“结婚仪式”了。儿子连家都养不活，做母亲的哪里还会念念不忘那种奢侈的仪式？她希望恢复的，是过去婆母的权威和舒适的生活。虽然她自己也知道过去的日子不会再来，还是靠媳妇当“花瓶”，一家人才能够勉强地过日子，可是她仍然不自觉地常常向媳妇摆架子发脾气，而且正因为自己间接地花了媳妇的钱更不高兴媳妇，常常借故在媳妇身上发泄自己的怨气。媳妇并不是逆来顺受的女人，只会给这位婆母碰钉子。生活苦，环境不好，每个人都有满肚皮的牢骚，一碰就发，发的次数愈多，愈不能控制自己。因此婆媳间的不和越来越深，谁也不肯让步。这个平日锺爱儿子的母亲到了怒火上升的时候，连儿子的话也听不进去了。结果儿子的家庭幸福也给破坏了。虽然她常常想而且愿意交出自己的一切来挽救儿子的生命，可是她的怒火却只能加重儿子的病，促使死亡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