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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还不会坏到这样罢，”他说，为了表示镇静，他勉强露出笑容。

“听说都匀已经失守，东洋人离贵阳只有几十里了，”张太太好象害怕人听见似地，做出严肃的样子压低声音说。“有人说还有一条路可以不经过贵阳就到四川来。汪先生，汪太太，实在要找你们帮忙啊！”

“张太太，你不要怕，都是谣言。事情不会坏到这样，”树生温和地说。

“这两天外面人心惶惶，我们张先生没有办法，就只顾吃酒，你们看怎么不叫人着急！好的，谢谢你们啊。小孩恐怕要醒了，我回去，有事情我再过来。谢谢你们啊。”张太太的苍白脸上现出微笑。但是这微笑并没有使她的双眉开展，也不曾使她额上的皱纹平顺。她轻手轻脚地走出去了。

“树生，那么你的消息证实了，”他小声对妻说，话里不带感情，好象这是一件跟他毫无关系的事一样。

“我也不清楚，不过陈主任劝我走，”妻冷冷地答道，好象这件事情也跟她不相干似的，可是实际上它正搅乱着她的心。

“走，走哪里去呢？”他极力压低声音问道。

“他运动升调兰州，今天发表了，他做经理，要调我去，”妻也极力压低声音说，她故意掉开眼睛不看他。

“那么你去不去？”他又问，声音提高许多，他无法掩饰他的慌张了。

“我不想去，我能够不去就不去，”她沉吟地答道。

“行里调你去，你不去可以吗？”他继续问。

“当然可以，我还有我的自由，至多也不过辞职不干！”她也提高声音回答。

“你一个人走了，那么小宣怎么办？宣又怎么办？”母亲忽然板起脸问道。

“我并没有答应去，我实在不想去，”妻坦然回答，母亲的话并没有激怒她。

“那么你也没有回绝他，”母亲不肯放松地说。

“不过我也说过我家里有人，我不便去。况且会不会调，还不知道。现在只是一句话。”妻的声音里带了一点不愉快，但是她还能够保持安静。

“你想抛下我们，一个人走，你的心我还不知道！”母亲仍然在逼她。

妻不回答，她走到床前，在床沿上坐下，略略埋下头看他。她看出了他的眼泪。她默默地抓住他的一只手，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挣出一句话：“我不会走的。”

“我知道，”他点着头感动地说。“谢谢你啊！”过了半晌，他又低声说：“其实你应该走。你跟着我一辈子有什么好处？我这一辈子算是完结了。”

“你不要这样说，这是境遇，不能怪你。这两年你也苦够了。你先养好身体再说，”妻感激地安慰他。

“不怪我，又怪谁呢？为什么别的人又有办法？”他说。听见她这样安慰的话，他更不能压下责备自己的念头。

“这是因为你太老好，”妻微笑说，她的眼光里含着爱和怜悯。

老好！这两个字使他的心隐隐地发痛。又是这个他听厌了的评语！虽然她并没有一点讥讽他的意思。他不再作声了。他想着那个他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不要做老好人！”“可是怎样才能够不做老好人呢？”“没办法。我本性就是这样。”这三句话把他的一切不乎和反抗的念头消耗尽了。他这几年的光阴也就浪费在这个问题上面。……于是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怎样，你又不快活了？”妻吃惊地问。

“没有，”他摇摇头说，他这时才注意到母亲已经回到小屋去了。

“那么，你再睡一会儿。我就在家里陪你。我不会一个人走的，你不要担心，”妻温柔地说。

“我知道，我知道，”他小声答应着，一面点点头。

她站起来，慢慢地走到一扇窗前，看下面的街景。窗户开在这所楼房的右面砖墙上。下面是一条小小的横街（其实只是小巷）。这所楼房比它四近的房屋都高，并没有墙壁和屋顶遮住窗内的视线。她也可以看见大街。大街是从山坡开辟出来的。迎着她眼光的正是高的一段。因此她能够看见几辆人力车衔接地从坡上跑下来，车夫的几乎不挨地悬空般跑着的双脚使她眼花缭乱。

“他们都忙啊，”她自语道，这是她随口说出来的，声音低，只有她自己听得见。她说这句话好象并没有用意，但是又象有很多意思。她心里仿佛装了不少的东西，但是又好象空无一物。她并不想看什么，却一直站在窗前望着尘土飞扬的马路。她觉得“时间”象溪水一样地在她的身边流过，缓缓地，但是从不停止。她的血似乎也跟着在流。

“难道我就应该这样争吵、痛苦地过完我一辈子？”这是她心里的声音。她不能回答。她吐了一口气。

忽然门上起了两下叩声。她吃惊地掉转身子。银行里的工友推开掩着的门进来。

“曾小姐，陈主任有封信给你，”工友把信递给她。

她拆开信，看完了信上的寥寥几句话。他约她到胜利大厦吃晚饭。她默默地把信笺撕了。

工友站在她面前，等候她的回话。“知道了，你回去罢，”她吩咐道。

“是，”工友唯唯应着，掩上门走出去了。

她把撕碎了的信笺揉成纸团捏在手里，背靠着窗站了一会儿。屋子渐渐地在褪色，但是夜象一管画笔，在屋角胡乱涂抹。病人的脸开始模糊了。他在床上发出急促的呼吸声。不知道他做着怎样的梦。母亲在小屋里没有一点声息。他们把寂寞留给她一个人！她觉得血在流走，不停地流走。她渐渐地感到不安了。“难道我就这样地枯死么？”她忽然起了这个疑问。她在屋子里走了几步。她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她并不想去赴陈主任的约，她甚至忘记了手里那个撕碎的纸团。

母亲从小屋走出来，扭开了这间屋子的电灯，又是使人心烦的灰黄光。“啊，你还没有走？”母亲故意对她发出这句问话。

“走？走哪里去？”她惊讶地问道。

“不是有人送信来约你出去吗？”母亲冷笑道。

“还早，”她含糊地回答道。她略略埋下头看了看那只捏着纸团的手，忽然露出了报复的微笑。现在她决定了。

“今天又有人请吃饭？”母亲逼着再问一句。

“行里的同事，”她简单地答道。

“是给你们两个饯行罢？”

母亲的这句话刺伤了她。她脸一红，眉毛一竖。但是她立刻把怒气压住了，她故意露出满不在乎的微笑，点着头说：“是。”

她换了一件衣服，再化妆一下。她想跟他讲几句话。可是他还在睡梦中。她看了他一眼，然后装出得意的神气走出了房门。她还听见母亲在她后面叽咕，便急急地走下楼去了。

“你越说，我越要做给你看，本来我倒不一定要去，”她噘起嘴气恼地自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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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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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坐人力车到了胜利大厦。陈主任在门口等候她。他陪她上楼。他已经在餐室里定好了座位。他帮忙她脱去大衣，让她坐下来。他坐在她的对面。他含笑地望着她，看得她有点不好意思。她便开口先说：

“飞机票弄好了吗？”

“弄好了，大后天走，”他换了一个比较紧张的表情回答。

“很好，那么再见了。明年还回来罢？”她笑着说。

她这笑容使他不知道她的真意是什么，但是这鼓舞着他。他做出恳切的表情，低声说：“树生。”他唤她的名字，这还是第一次，以前他都称她为“密司曾”。她听见这个称呼，吃了一惊，脸微微红一下。他接下去说：“我刚才得到可靠的消息，敌人已经打进了都匀，看这情形是挡不住的了，还有谣言说贵阳已经靠不住了。”

“不会这样快罢？”她摇摇头说，极力掩饰她心里的恐惧。

“快得很，简直叫你想不到！”他差一点要把舌头伸出来了。这时茶房端上汤来，他连忙把嘴闭上，低下头拿起汤匙喝了两口汤。“你打算怎么办？”

“我吗？我往哪里去呢？我还不是留在这个地方！”她故意笑着回答。

“那么日本人打来怎么办？”他又问。

“等他们打来再说。来得及就逃，来不及就躲到乡下去，”她故意装出不在乎的神情答道。她埋下头喝汤。

“这样不行，日本人来，会到乡下找花姑娘的。你还是早走的好，行里的事没有问题。我有办法给你弄张黑市飞机票，你大后天跟我走，”他做出严肃的表情说。

“大后天太快了，我来不及，”她说，抬起眼睛看他，又埋下头去。

“你还嫌快？日本人来得更快啊！”他着急地说。“这是一个好机会，错过了就不容易找了。我说的全是真话，现在局势的确很严重，请你早点打定主意。”

她并不作声。她开始在思索。丈夫的没有血色的病脸，母亲的憎恨与妒忌的眼光，永远阴暗的房间。……还有湘桂路上逃难的故事，敌人的暴行……这一切全挤到她的脑子里来。她的心乱得很，她无法打定主意。她不能再装假了。她放下汤匙，抬起头叹息地说：“我目前怎么走得了！”

“走不了？你记住这是逃难的时候啊。你家庭不是很简单吗？你还有什么丢不下的！”他说。他知道她有一个丈夫和丈夫的母亲，他也知道她丈夫多病，她又跟那个母亲合不来，他也知道她不大喜欢她这个家。他却不知道她还有一个十三岁的男孩。他也不知道她“丢不下的”还是那个多病的丈夫。

“太快了，让我多想想，”她摇头说，她不希望他再拿这样的话逼她。她不愿意马上就决定这个大问题。

“那么我明天早晨听回信，过了明天就难弄到飞机票了，”他说。

“等我想想看，”她沉吟地答道；但是接着她又摇一下头。“我看还是现在回答你罢：我不去了，”她含笑说。

“这是一个最后的机会，你不能放过啊，”他略略变了脸色说。“你不应该为你家里的人牺牲，他们都不关心你，你何必管他们的事。”

汤盆早已收去，现在换上了炸鱼。她低着头，不做声。

“树生，你多想一想。你不能这样白白牺牲你自己啊。你还是跟我一块儿走罢，”他恳求道。

“但是他们怎么办？”她好象在对自己说话似地说。

“他们会照顾自己，你不走对他们也没有好处。你走了，还可以给他们留一笔不小的安家费。”

“可是他——”她原想说“他在生病”，但是刚说出“他”字，她忽然住了口。应该说是那张黄瘦的病脸堵住了她的嘴。她不愿意在这个年纪比她小两岁的男人面前提到她的丈夫。这太寒伧了。

“在这种时候，你还想到别人，你的心肠太好了，”他连忙接下去说。“可是心肠好，又有什么用？你只有白白牺牲你自己，太不值得！”

他这几句话她听起来不大入耳，他冷冷地说一句：“不走也不见得就会死罢。”

“树生，你不知道，战局多严重。我并不是在跟你开玩笑，”他着急地说。

“我并没有说你在开玩笑，”她说，微微一笑，接着又说：“不过这里有千千万万的人，你为什么就关心我一个？”

“因为我——”他答道，但是她害怕听他说出下面的话，她已经明白他的意思，她脸一红，连忙用别的话打岔了。

到最后喝咖啡的时候，他们忽然听见邻座一个人说：“我决定全家搬回乡下去。你呢？不可不早打主意啊。”

“我才逃到这里来，已经精疲力尽了，还有什么办法呢？”另一个声音回答。“我们这些‘脚底下人’①，要逃都没有去处。”

①“脚底下人”：当时重庆人常常称江浙等省的人为“脚底下人”。

“你听他们的话！”陈主任低声提醒她说。“可见时局的确严重。你非跟我走不可！”

“要走也没有这样容易，我有许多未了的事啊，”她须口答道，她有点害怕，她的心思更活动了。

“这个时候还管那些事情！你不必多讲了。你准备大后天走罢，”他激动地说。

“听你这口气，好象你要强迫我跟你走，”她微笑说，故意掩饰她的迟疑不决。

“当然，因为我关心你，”他用了颤抖的声音说。他伸过手来拿着她的一只手。

她埋下头不作声，慢慢地把手缩回，过了两分钟她忽然站起来，低声说；“我要回去了。”

“等两分钟，我送你回去，”他连忙说。她又默默地坐下来。

陈主任付了帐，陪着她走下楼。他们站在大厦门前。几辆汽车叫吼着一齐开到前面空地上来。人声嘈杂。盛装的淑女、贵妇和魁梧的外国军官从车中走出，鱼贯地往旁边跳舞厅走去。

“不象就要逃难的样子。我看那些话都是谣言，”她疑惑地说。

“谣言？你还不相信我的话？”他不以为然地说。“我敢说不到一个星期，这班人都会溜光的！”在他的脑中这个城市的前途是一片漆黑，除了毁灭，他再也看不见什么。

“可是走不了的人也很多，能走的究竟是少数，”她感慨地说，她又觉得她的丈夫很可怜。

“不管怎样，有办法走的人总得走啊，”他说。

他们慢步穿过汽车中间的小块空地，慢步走出了巷子。

“现在回家未免太早。我们散散步好不好？”陈主任提议道。

“我想早点回去，”她低声回答。

“迟一点也没有关系，你迟半点钟回家，不会有什么不方便。我想你在家里一定很寂寞，”他说。

她觉得末一句话搔着了她的痒处。她想拒绝他的提议，她想分辩说她在家里并不寂寞，可是她的心反抗。她咬紧嘴唇，什么话也不说。她的脚却顺从地跟着他的脚步走去。

夜并不深，可是显得十分凄凉。街灯昏暗，店铺大半关了门。只有几家小食店还在营业，虽不冷静，却也没有往日那样热闹。寒风暗暗地吹着。路上的行人和车辆都带着怕冷的样子匆匆地逃走了。

“你看，一切都变了，”他带着一点威胁的调子在她的耳边说。“过两天还要更荒凉！”

她不讲话，只顾埋头跟着他的脚步走。她的眼前还浮动着胜利大厦门前淑女贵妇们的面影。“她们都比我幸福，”她不平地想道。

他们走过她住的那条街口，她甚至忘记抬头看一眼她的家所在的那座楼房。他们走向江边。他们顺着那条通到江边去的马路走着。马路蜿蜒地向下弯。他们转下坡去。在中途，在可以望到对岸的地方站住了。他们靠着石栏杆，眺望对岸的星星似的灯火。江面昏黑，灯火高低明灭，象无数只眼睛在闪动，象许多星星在私语。

就在这一段马路上，离他们有二十步光景，有一对恋人似的青年男女，也靠着石栏杆。两个人咕噜地一直讲个不停。

“我在这个鬼地方住够了，也应该走了，”他自语似地说。

“住在这里，觉得这里不好。到了别处去，又不知道怎样，”过了半晌她也自语似地说。

“无论如何总比这个鬼地方好。兰州天气好，是出名的，”他接嘴说。

“我要是去兰州，我的工作不会成问题罢？”她忽然问道。

“不成问题。包在我身上！”他兴奋地说。“那么你决定了！”

“我还是决定不去，”过了一会儿她才回答一句。他不知道她是在说真话，还是开玩笑。

“我们明天再谈去兰州的事，今晚上不要再提这种事情，”他连忙岔开说。“你看夜多么静，我真想写首诗。”

最后一句话差一点惹她笑出声来，但是她竭力忍住了。她含笑问道：“陈主任还写诗吗？”

“我新诗旧诗都爱读，也偷偷写过几首，写得不好，怕你见笑，”他带点慌张、也带点得意地答道。

“没有想到陈主任还是位诗人，我倒想拜读陈主任的诗，”她说。

“你不要再叫陈主任，你就叫我的名字，叫我奉光罢，”他央求道。

“我们叫陈主任叫惯了，改不过口来。还是叫陈主任顺口些，”她带笑回答说。她有点兴奋。她起了一点幻想，连自己也弄不清楚的幻想。

“横顺以后要改口的，”他想出这句双关活，他自己也很得意，故意停了一刻，才补上一句：“在兰州我是经理了。”他笑了笑。

“我们将来逃到兰州来，没有办法，向陈经理要碗饭吃，你不要板起面孔拒绝啊，”她也故意笑着说。

“将来？你不是大后天就走吗？”他半开玩笑地说。

她的身子微微颤抖了一下。她觉得他的热气喷到她的脸颊上来了。她便把身子移开一点。“我还没有决定啊。”接着又加一句：“我不能够丢开他们一个人走。”

“你不能放弃这张飞机票啊。而且你不应该为别人牺牲你自己。而且你先走，他们可以随后跟来，而且……”他着急地说，他把一只手突然伸出去轻轻搂着她的腰。她想避开，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她觉得自己脸红，心也跳得厉害。她没有功夫分析她这时的心理。她极力约束自己。她打断他的话：“你看对岸，看江面，看我们周围，多宁静，多和平。大家都很安静，我们何必自相惊扰。你有任务当然应该走。可是我赶去做什么呢？”

“因为——因为我爱你啊，”他鼓起勇气激动地在她的耳边说。

这句话对她并不全是意外，但是她仍然吃了一惊。她浑身发热。心跳得更急。她有一种形容不出的异样的感觉。她不知道怎样回答他才好。她把头埋得更低，眼睛望着黑暗的水面。

“你现在知道我的心了。你还不跟我走么？”他还在她的耳边絮絮地说。

她看见丈夫的带哭的病脸，他母亲的带着憎恶的怒容，还有小宣的带着严肃表情（和他的小孩脸庞不相称）的苍白脸，她摇着头痛苦地说：“不！不！不！”他以为她在表示她不愿意跟他走，可是她自己都不知道这三个“不”字里含着什么意思。

“为什么还说‘不’呢？难道你不相信我？”他温柔地问道，一只手还放在她的腰间。他俯下头去，想看出她脸上的表情，可是他的头刚刚挨近她的脸，闻到一股甜甜的粉香，他就大胆地伸过嘴去亲了一下她的左边脸颊，同时放在她腰间的右手也搂得紧些了。

“不！不！”她吃惊地小声说，连忙挣脱他的手，向后退了两步，脸涨得通红。他也跟到她身边，还要对她讲话，刚说出一个“我”字，她忽然摇摇手说：

“我的心乱得很。你送我回去罢。”她又害羞，又兴奋，可是又痛苦；而且还有一种惶惑的感觉：她仿怫站在十字路口，打不定主意要往什么地方去。

“可是你还没有回答我啊，”他低声催促道。

她不作声。她的脸仍然发热，左边脸颊特别烫，心不但跳得急，好象还在向左右摇来摆去。她没有一点主意，她的脑子也迟钝了。江面上横着一片白蒙蒙的雾，她也没有注意到雾是什么时候加浓的，现在却嗅到雾的气味了，那种窒息人的、烂人肺腑似的气味。夜在发白，雾弥漫到岸上来了。雾包围着她。她除了他外，看不见一个人。那一对青年男女已经被雾吞食了。她有点胆怯。她仿佛听见一个熟习的声音轻轻说着：“我只会累你们。”她打了一个冷噤。她再说一句：“我们还是回去罢。”先前被引起来的那一点浪漫的情感已经消失了。

“时候还早呢！我们再找个地方坐坐好不好？”他说。

“我想早点回去，”她短短地说。“明早晨八点钟我在冠生园等你。”

“那么你明夭一定要回答我啊，”他郑重地叮嘱道。他很高兴，他相信她一定会给他一个满意的回答。

“明天，好的，”她点头答道。她把左手插在他的右胳膊底下，挽着他的右膀，走下人行道，向浓雾掩罩的街心走去。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会儿。他忽然关心地问她：“你家里有什么事情吗？你今天好象不大高兴。”

“没有，”她摇摇头说，她仍旧挽住他的膀子在雾中走着。她有一种茫然的感觉。她有一点怕，又有一点烦，她只想抓住一件东西，所以她更挽紧他的膀子。

“这样离开你，我实在不放心，”他又说；“你在这里不会过得好。”

他的话使她想到别的事情。她觉得心酸，她又起了一种不平的感觉。这是突然袭来的，她无法抵抗。她想哭，却竭力忍住。没有温暖的家，善良而懦弱的患病的丈夫，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婆母，争吵和仇视，寂寞和贫穷，在战争中消失了的青春，自己追求幸福的白白的努力，灰色的前途……这一切象潮似地涌上她的心头。他说了真话：她怎么能说过得好呢？……她才三十四岁，还有着旺盛的活力，她为什么不应该过得好？她有权利追求幸福。她应该反抗。她终于说出来了：“走了也好，这种局面横顺不能维持长久。”声音很低，她象是在对自己的心说话。

“那么就决定搭这班飞机罢。到了兰州一切问题都容易解决，”他惊喜地大声说。

“不！”她惊醒般地说。但是接着她又添上一句：“我明天回答你。”

“明天？这一晚上的时间多长啊，”他失望地叹息道。

“我得回去好好想一想，这回我要打定主意了，”她说，她并没有感到爱与被爱的幸福。她一直在歧途中徬徨，想决定一条路。可是她一直决定不了。

“那么你明天不会拒绝罢，”他结束地说，希望还不曾完全消失。“明天八点钟在冠生园，我等你答复。”

“明天我也许会决定走，”她说，“这里的雾我实在受不了，好象我的心都会给它烂掉似的。这两年我也受够了。”她心烦，她想反抗。可是她的眼前只有白茫茫的一片雾。她看不见任何的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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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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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又回到了家。进了大门，好象进了另一个世界。一切都是那么熟习，可是她不由得皱起眉头来。她似乎被一只手拖着进了自己的房间。

母亲房里有灯光，却没有声息。丈夫静静地躺在床上。他没有睡，看见她进来，他说：“你回来了。”声音是那么亲热，他没有抱怨，这倒使她觉得惭愧。她走到床前，温柔地对他说：“你还不睡？”

“我等你回来，”他答道。

“你自己身体要紧啊，为什么还只想到我？”她感动地说。

“我白天睡得多，所以晚上睡不着，”他亲切地回答。“今晚上张太太又来过，她说我们这里大门口堆了很多行李，说是有一些从贵阳逃来的难民。张太太听人说连贵阳都保不住了。她劝我们早走。你看怎么样？”

“我好象没有看见什么。大门口冷清清的。情形不会坏到这样罢，”她心不在焉地说。

“我也是这样想，不会这样快。其实我们这种人无钱无势，也用不着逃难。就是遇到不幸，也不过轻如鸿毛。其实活着也不见得比死好。这样一想我的心倒也定了。我一直等着你回来，想跟你谈谈。”他小心地压低声音：“我跟妈常常谈不拢，我也不敢多跟她商量。你比她懂得多，更明白，所以我盼望你回来，我好跟你商量。”

“什么事？你说逃难吗？”她随口问道。

“是，就是逃难的事，”他用恳切的眼光望着她，答道。“我看这回十分之八九有问题。我是逃不动的了。我也不怕什么。不过你应该早作准备。你不必陪我守在这里。你要是能把小宣带走，也给妈找个安身地方，那我就心安了。”他的声音略带颤抖，却没有一点感伤的调子。

“我不走，”她简短地说；他这番话是她没有料到的，他在这时候显得十分大量却使她感到良心的责备。她暗想：“他要我走，你居然也让我走！”她反而觉得心里不痛快。

“到那时候你不走是不行的。你不要只顾想着我，我临时可以跟着我们公司走，”他着急地开导她。“我们男人的办法究竟多一点。你不是说行里有意思调你去兰州吗？刚才……”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我想了半夭，我觉得你还是答应去的好。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我不想去，”她仍旧简短地回答他；她坐在床沿上，他的诚恳的关心的表情，使她心里更不舒服，她掉开头去不看他。

“树生，”他颤声唤她，她不得不回过头来。“我这个意思不会错，我是平心静气地想过的——”

“是不是妈跟你讲过什么话？”她打断他的话头，突然问道。

“我没有讲过！我才不在背后讲人坏话！”母亲意外地在小屋里大声分辩道。

树生不做声，却气得用力咬嘴唇。他提高声音回答：“妈，并不是说你讲过树生的坏话，请你不要多心。”

“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母亲继续说，“她横竖是留不住的，让她早点走了也好。”

“我偏不走，看你有什么办法！”树生赌气地说，但是声音低，母亲并没有听清楚。

“妈就是这个脾气，你不要认真，就让她说两句罢，”他小声劝她。

“我这几年也受够了，你亲眼看见的，”她低声答道。

“那么你一个人先走罢。能带小宣就带小宣去；不能带，你自己先走。你不要太委屈了你自己，”他温和地、清清楚楚地说，声音低，故意不让他母亲听见。

“你真的是这样决定吗？”她冷冷地问道，她极力不泄露出自己的感情。

“这是最好的办法，”他恳切地、直率地回答，“对大家都好。”

“你是不是要赶我走？为什么要我一个人先去？”她又发问。

“不，不，我没有这个心思，”他着急地分辩。“不过时局坏到这样，你应该先救你自己啊。既然你有机会，为什么要放弃？我也有办法走，我们很快地就可以见面。你听我的话先走一步，我们慢慢会跟上来。”

“跟上来？万一你们走不了呢？”她仍旧不动感情地问。

他停了片刻，才低声回答她：“至少你是救出来了。”他终于吐出了真话。

她突然把脸埋在他的胸膛上，眼里浮出了泪水，心里难过得很。她想大哭一场，然后决定一条路，就不再踌躇。

“宣，你睡罢，为什么你总是不想到你自己啊？”她站起来，揉了揉眼睛，叹息地说。

“我是不要紧的，我是不要紧的，”他接连地说。

“可是我不能这样做，”她自语似地说。她在房里来回走了几转。“我不走。要走大家一齐走！”她说，她决定了，虽然这个决定并没有给她带来快乐。

第二天早晨她带给陈主任的答复就是这三个字：我不走。

陈主任立刻变了脸色。过了一会儿他才勉强做出笑容问一句：“你真的这样决定了？”

“我仔细地想过了，我决定留下来。”

过了几分钟他带着严肃的表情低声对她说：“我不是故意吓你，我告诉你一个消息：行里昨晚得到贵阳分行的电报，说是在办结束了。你得打定主意啊。”

“我已经打定主意了，”她冷淡地说。

“你多考虑一下。今天情形更不对了。你看在这里吃早点的人比往天少得多，而且都是慌慌张张的。大难近在目前，就是拖也只有几天好拖，”他说。

“你的飞机票拿到了吗？”她打岔地问，她不愿意再听他讲那些话。

“还没有，今天下午再去问，”他无精打采地答道。

“你要早点去啊，你不怕票子会给别人抢去吗？”她假意关心地问道。

“票子给别人抢去也好，我一个人走不走也没有关系，”他自语般地说，他故意用愁苦的眼光看了她一眼。这时茶房送来他要的一碗广东粥，他就埋下头去，用汤匙舀起粥来喝着。

她觉得无话可说，就端起杯子放在嘴边，呷着茶。她看了他两眼。她相信他不是在装腔作势，她相信他的痛苦和失望是真的。她开始同情他。她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合理。她想：我就答应跟他去，会有怎样的结果？她的决心动摇了。

“你先去罢，说不定我将来会跟着来的，”她并不存心要说这样的话，现在只是为了安慰他，才顺口说了出来。

“将来？我看等不到将来了！”他着急地说。他睁大两眼望着她，好象在责备她：你怎么还不觉悟啊！他的话激起了她的反感。她赌气般地冷冷答道：

“那么你将来回来替我们收尸罢。”

“我给你说，我不去了！”他板起面孔说。

“你不去？这不是你自己想了好久的位置吗？”她惊讶地问道。“你连飞机票也弄好了。”

“我原先准备好你也去的，”他只回答一句。她立刻脸红起来。他的意思她完全了解。她不愿意听他说这样的话，可是她又有意无意地逼着他说出这类话来。这时她不敢再答话了。她的决心本来就并不怎样坚定，她害怕他会来搅乱它。他也不再说话。他默默地望着她。这注视，这沉默使她难堪。她觉得那一对火似的眼光在烧她的脸，她受不住。她低声说：“我们走罢。”她自己却坐着不动。他似乎没有听见她的话。过了一会儿，她再说：“要是行里一定要调我去，我也会去的。”她已经让步了，可是他并不曾感觉到，而且连她自己也不觉得。

他们从冠生园出来，他送她到银行门口，就走开了。她以为他去航空公司。他自己却不知道应该去什么地方，最后他决定到国际咖啡店去消磨时间。

她进了银行，看见那些办公桌，那些玻璃板，算盘，帐簿，那些人头，（这一切似乎永远不会改变！）她突然感到寂寞。她想跑出去唤他进来，但是她并不曾向大门走一步，她自己也不知道要找他来做什么。她默默地走到她自己的座位上去。

新会计主任已经到了，是一个五十光景的老先生，为人似乎古板。他带着奇怪的眼光接连看了她几眼，微微摇了一下头。

她坐在办公桌前，觉得心里很空虚。办公时间早到了，可是往日那种平静、愉快的气氛已经消失。同事们张皇地进进出出，交头接耳地谈话，也不遵守办公时刻。她忽然发觉两张桌子空了，办事人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忽然一个平日跟这个银行有着不小的往来的客人跑未报告：“贵阳已经失守了。”贵阳到此地只有两天的汽车路程。有些同事失声叫起来。“谣言！”她在心里说。

“那我们怎么办？”一个管储蓄户的男同事惶恐地问。

“你是本地人还怕什么？我决定不逃。逃也光，不逃也光，还不如不逃省事，”那个中年客人镇静地说，他似乎一点也不害怕。

“我打算明天就把家眷送走，”另一个管汇兑的同事说。

“要是敌人真的来得这样快，那么逃都来不及啰！”管储蓄户的同事接嘴道。

“谣言！”她在心里驳斥道。

但是这样的谣言被人们反复不停地散布着，银行里整个上午的时间都被它占去了。经理和主任往各处打电话探询消息。他们得到的消息虽然互相冲突，不一定可信，但是其中却没有一件不是叫人担心的。谁都没有心肠办公。听见什么响声，大家就记起警报来。

她忍受不了这种气氛。她忽然想起家，想起丈夫和儿子。她立刻写了一封信给小宣，要他请假回家走一趟。她写好信把它交给工友拿去寄发，以后她觉得心里更烦，实在坐不住，就自动地提早下班，也没有人干涉她。

走在街上，她觉得一切都跟往日不同，她好象在梦中，对自己的过去和现在都很模糊。“我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要回家去？我的家究竟在什么地方？我这样匆忙地奔走究竟为着什么？”她这样问她自己。“我决定了没有？我为什么不能够决定？我应该怎样办？”

她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找不到一个答复。她已经到了家。

大门口站着一群人在谈论时局。挑夫们正抬着大皮箱从过道里走出来。有人在搬家，或者离开这个城市。她有点着急，连忙走上楼去。

三楼相当静。自己说没有办法的张太太一家人大清早就搬走了，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但是房门还锁着。汪家的房门平日总是掩着的，今天却紧紧地关上了。她推不开门，便用手叩了几下。

自然是母亲来开门。她进屋后第一眼便发觉他不在房里，他的床空着。

“妈，他到哪儿去了？”她吃惊地问道。

“他上班去罗，”母亲平平淡淡地回答。

“他的病还没有完全好，怎么今天就去上班？”她不以为然地说。

“他自己要去，我有什么办法！”母亲板起脸答道。

她好象挨了一下闷棍，过了半晌，才自语似地吐出话来：“其实不应该让他去，他的病随时都会加重的。”她怀着满腔的热情回家来，现在心完全冷了。她脸上的表情和说话的声调都会使母亲感到不痛快。

母亲没有能留住儿子，正在为这件事情懊恼，现在听见媳妇的这种类似责备的话，动了气，心想：我就是做错了事，也没有由你来责备的道理！何况你从来就不关心他，只顾自己在外面交男朋友。你这个连家也不要、打算跟男朋友私奔的女人，还有脸对我讲话！

“那么你为什么不早回来拉住他？现在倒要说漂亮话！我问你：今天你走得那样早，究竟为了什么事情？”母亲挣红脸，伸出右手的两根手指头指着媳妇的鼻子说。

“我去会男朋友，我明白地给你说，你管得着吗？”媳妇也挣红脸大声回答。

“我管得着。你是我的媳妇，我管得着！我偏要管！”母亲骂道。

两个女人就这样地吵了起来。

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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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汪文宣在公司里办公。他不会知道家里发生的事情。

这天早晨妻已经出门了，他才起床。他吃过早点后，忽然说要去办公。母亲阻止不了他。

“不要紧，我已经好了。”

“我不能请假太多。再不去办公，连饭碗都会成问题。”

“我们不能把全家人都交给树生一个人养活啊。我这几天吃药治病都是花她的钱。”

他拿这些话来回答母亲。

母亲找不到反驳的话了。其实她自己也想：我宁愿挨饿，宁愿忍受一切痛苦。她不愿意让树生来养活她。

“还是让我出去做事罢，我当个大娘，当个老妈子也可以，”母亲最后吐出了这样的话。她充满爱怜地望着她这个独子，她的眼圈红了。

“妈，你怎么这样说？你是读书人啊，哪里能做这种事！”他痛苦地说，掉开眼光不敢看她。

“我只后悔当初不该读书，更不该让你也读书，我害了你一辈子，也害了我自己。老实说，我连做老妈子的资格也没有！”母亲痛苦地说。

“在这个时代，什么人都有办法，就是我们这种人没用。我连一个银行工友都不如，你也比不上一个老妈子，”他愤慨地说。最后他抬起头叹了一口长气，就走出了房门。母亲追出去唤他，要他留下，他却连头也不回地走下楼出去了。

他到了公司。楼下办公室似乎比平日冷静些。签到簿已经收起了。钟老带笑地对他点一个头。他上了楼。二楼办公室里也有几个空位。吴科长刚打完电话，不高兴地瞪了他一眼，淡淡地问一句：“你病好了？”

“好了，谢谢你，”他低声答道。

“我看你身体太差，应该长期休养，”吴科长冷冷地说。他不知道吴科长怀着什么心思，却听见周主任在小房间里不高兴地咳了一声嗽。

他含糊地答应了一个“是”，连忙到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来。

他刚坐下，工友就送来一叠初校样到他的面前。“吴科长说，这个校样很要紧，当天就要的，”工友不客气地说。

他心想：时局这样紧张，同事中今天也有几位没有来办公，大家都是忙忙慌慌，为什么单单逼我一个人加倍工作？要是我今天不上班呢？你们就只会欺负我！这太不公道了。可是他哼都不哼一声，只是温和地点点头。

“吴科长说，当天就要的，”工友站在旁边望着他，象在折磨他似地又说了一遍。

他抬起头，但是他连愤怒的表情也没有，他温和地答了一声“好”。工友走开了。

他默默地翻开校样和原稿，他不觉皱起眉来。这是一本关于党义的书，前面还有好几位党国要人的序言，是用四号字排的。他埋下头低声念这些序文，又念正文。他的心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觉得头昏，四肢无力。但是他还勉强支持着把校样看下去。

在这中间，周主任走了，吴科长又走了。同事们大声交谈起来。他们在交换战事的消息。每个人都带着忧虑的表情讲话，并不热心工作。只有他仍旧把头埋在校样上面。“当天要的，”一个粗鲁的声音不断地在他的耳边说。最后他忍不住在心里答复了：“不要追我，至多我把命赔给你就是了。”

到了十二点钟，开饭的铃声响了。他好象遇到救星似的，离开了办公室。他的胃口仍然不好。他勉强吃了一碗饭。他觉得同事们都带了轻蔑和怜悯的眼光在看他，并且故意发一些关于战事的“危言”吓他。“老汪，你不久要加薪了。在这种时候你居然还能够埋头工作，年底真该得奖金啊，”一个同事这样讥笑他。他不回答，却又躲到楼上办公桌前面去。他不抽烟，又没有精神看书。他无聊地坐在位子上，对着玻璃窗打起瞌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