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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说明天飞的。现在又说飞机票有问题，要延迟一个星期，”妻仍旧用淡漠的调子回答。

过了几分钟，妻站起来，收拾饭桌上的碗碟，母亲到外面去提开水壶。他忽然又问：

“我记得你说过行里要调你到兰州去，怎么这两天又不见提起了？”

妻掉过头，用诧异的眼光看了他一眼，竭力做出平淡的声调回答：

“那不过是一句话，不见得就成事实。”

恰恰在这个时候母亲提了开水壶进来，她听见树生的话，哼了一声，又看了树生一眼，仿佛说：“你撒谎！”

妻脸上微微发红，嘴动了一下，但是她并没有说什么，就把眼睛掉开了。

“万一行里真的调你去，你去不去呢？”他还在追问。妻不知道他存着什么样的心思。

“我不一定去，”她短短地答道，他这种类似审问的问话使她心烦。

“既然调你去，不去恐怕不行罢，”他不知道她的心情，只顾絮絮地讲下去。

“不行，就辞职，”她答得很干脆，而其实她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辞职，怎么行！我病在床上，小宣又要上学。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活下去？”他自语似地说。

“那么卖东西，借债。总不会饿死罢，”妻接嘴说，她故意说给母亲听。她觉得今天受那个女人的气太多了，她总想找个机会刺那个女人一下。

他苦笑了。“你看，我们还有值钱东西吗？这两年什么都吃光了。借钱向哪个借？只有你还有几个阔朋友……”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她带点厌烦地打断了他的话；“你有病不能多讲话，你好好地睡罢。”她掉开脸不看他。

“我睡不着，一闭上眼，就象在演电影。脑子简直不能够休息，”他诉苦般地说。

“你思虑太多。你不要多想，还是安安静静地睡罢，”妻同情地看他一眼温和地安慰道。

“我怎么能不想呢？才三十四岁就害了这种病，不知道能不能好啊！”他痛苦地说。

“宣，你不要着急，你一定会好的，张伯情说吃几付药，养半个月，一定会好，”母亲插嘴说。

“我主张你去医院检查一下，最好透视一下，这样靠得住些。我对……”妻沉吟半晌终于正色说道。但是话未说完，就被他打岔了。

“万一检查出来是第三期肺病，又怎么办？”他问。

“那么就照治肺病的办法医治，”妻毫不犹豫地回答。

“那是富贵病啊，不说医，就是养，也要一笔大钱，”他苦笑道。

“那么穷人生病就该死吗？”妻愤慨地说。她关心地望着他：“不要紧，我还可以给你设法，医药费不会成问题。”

“不过我不能白白地乱花你的钱啊！”他摇摇头说。其实他的决心已经因她的话开始动摇了。他还要说话，可是他的胸部象被什么东西压住了似的，气紧得很，仿佛随时都会闭塞住。他接连沙沙地咻着。呼吸声也很粗重。

“请你让他休息一会儿罢，”母亲瞪了妻一眼，说。她马上又走到他的床前，改用怜惜的眼光望着他，柔声说：“你不要多说话，说话伤神，会加病的。你闭上眼睛睡罢。”

他答了一个“是”宇，轻轻地叹一口气，真的把眼睛闭上了。

妻碰了一个钉子，颇不甘心，她脸一红，很想即刻发作。但是她又想：这样单调的争吵有什么好处呢？永远得不到结果，不管怎样把那些没有意义的话反复重说，不管怎样用仇恨的眼光互相注视。没有和解，也没有决裂。他没有方法把母亲和妻拉在一起，也没有毅力在两个人中间选取一个。永远是敷衍和拖。除了这个，他似乎再不能做别的事情。现在他病在床上，他还能够给她什么呢？安慰？支持？……他在那边叹气。现在应该她叹气了。她把她的青春牺牲在这间阴暗、寒冷的屋子里，却换来仇视和敷衍。她觉得自己的忍耐快达到限度了。

“你会讨好他。好罢，我就让你，我并不希罕他，”她在心里骂道。她轻轻地冷笑一声，就慢步走到右侧窗前，隔着玻璃窗看街景。

夜相当冷。寒气凉凉地摸她的脸。下面是一片黑。只有寥寥几盏灯光。原来她这所楼房是一个界线，楼房外算是另一区域，那一区今天停电。她打了一个冷噤，又耸了耸肩。“为什么总是停电？”她烦躁地小声自语。没有人理她。在这个屋子里她是不被人重视的！她的孤独使她自己害怕。她又转过身来迎着电灯光。电灯光就跟病人的眼睛一样，它也不能给她的心添一点温暖。她把眼光移向病床。他闭着眼张着嘴重重地在吐气。他似乎一点钟一点钟地瘦下去。“他也实在可怜，”她想道。母亲已经出去了。她走到病床前把棉被轻轻拉了一下。他忽然睁开眼睛来看她，他定睛望着她，好象不认识她似的。她的心猛然跳了一下。她接着温和地解释道：“你的铺盖快掉下地了，我给你拉上来。”

“是吗？”他说，接着又问：“妈睡了？你不休息？”

“还早，”她答道。“你好好睡罢。”

“我正说不睡，怎么又睡着了？”他微笑说。“我有话对你说。明天是你生日……”

“连我自己都忘了，你还提它做什么！”她温柔地插嘴说。

“这是一千六百元，请你替我去定一个四磅蛋糕，明天要的。我不敢麻烦妈，只好请你自己去定，很对不起你……”他颤抖地伸出手来，手中有一卷旧钞票。

“我哪里还有心肠过生日？不要买罢，”她感激地说，差一点流下泪来。

“你要去定啊……一定要替我定啊……我自己不敢出去……只好麻烦你……你把钱拿着……”他断断续续地说。

有人在叩门。她想：“难道又是他差人送信来？”这个“他”是指陈主任。她随口说了一句：“请进来。”

出乎她的意外，进来的是一个秃头的老头子，他公司里的同事钟老。“好，我真谢谢你，”她小声说，就把钞票收下了。

“汪兄，怎么啦？睡了吗？”钟老一进门就大声说。又向着她说：“大嫂好。”

“钟先生，请坐，”她连忙招呼道。

“钟老，怎么你跑来了？我的病不要紧，就会好的。对不起，让你跑一趟。我今天早晨刚起来，正要去上班，忽然头晕得很，便又睡下了，一直睡到现在，”他抱歉地说，勉强坐了起来。

“你睡，你睡，我坐坐就走的，”钟老走到床前，一面说话，一面做出要他躺下的手势。

“不要紧，我就在床上坐坐，我不想睡。你看我衣服都没有脱，”他坐在床上说。

“看受凉啊，你还是躺下罢。你躺下我们谈，也是一样，”钟老和蔼地说。

“钟先生，请坐罢。请吃茶啊，”她倒了一杯茶放在方桌上，一面对钟老说。

“谢谢，大嫂，”钟老客气地带笑说，就在一个凳子上坐了。

“刚才看见晚报，六寨也克服了，这倒是个好消息啊，”钟老端起茶杯呷了一口。

“是，”他说，干咳了四五声。“那么公司不会搬家了，”他感到一点安慰地说。

“当然不会搬了。搬兰州不过是一句话，现在用不着逃难了，”钟老说。

“那么请你明夭替我请一天假。我想再休息一天就上班，免得多扣薪水，”他说。

“你用不着后天就去，你可以在家里多休息几天。公司里校对的工作对你身体不相宜。还是身体要紧，”钟老慢吞吞地劝他道。

“不过我们周主任和吴科长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要吃他们这碗饭，就只好忍点气。”他说着，皱了两次眉头。钟老正要开口，他忽然问道：“昨天我走后你没有听见他们讲起我什么事罢？”

“我在楼下办公，怎么听得见呢？”钟老答道。“不过——”钟老从怀里掏出一卷钞票，又站起来，走到床前，把钞票放在病人的枕头旁边。“这里一万零五百块，是你一个半月的薪水，周主任要我给你送来。”

“一个半月的薪水，他要你给我送来？为什么？”他惊问道。停了片刻，他忽然大声说：“是不是他要裁掉我？”

“他说……他说，”钟老结结巴巴地说，红着脸讲不下去了。

“我做了什么错事呢？他不能无缘无故就赶走我，”他愤慨地说。他觉得自己的血往上直冲，整个头都在发烧。左胸一股一股地痛，他开始喘气。“我在公司里一天规规矩矩地办公，一句话也不敢说。我已经忍无可忍了，我什么气都忍受下去，我简直——”

“老汪，你不要生气，他不是赶走你……他说……你身体不好……一定有T．B．①。他要我劝你休息半年再说，”钟老鼓起勇气说出来。“这自然是他的武断，据我看你不见得就有肺病。你不过营养差一点，平日人也太累，休息个把月就会好的。不过周主任，他不这样想，他要你多休息。他说送你两个月薪水，你支了半个月，所以这里只有一个半月的钱。也好，你索性多休息几天，身体养好了，另外找个事，反倒痛快些。”

①T．B．：（英文）肺结核。

他埋下头不作声。

“真岂有此理！给他们做了两年牛马，病倒了就一脚踢开，”妻气愤地插嘴说。“宣，钟先生的话不错，等你病好了，另外找个比较痛快的事。”

“现在找事也不容易，”他抬起头说。

“我可以托人设法，我不信连你现在这样的事也找不到，”妻说。他不再说话。

“大嫂的意思不错。其实我们公司，那种官而商商而官的组织是弄不好的，汪兄丢了这里的事并不可惜，”钟老接嘴说。

“他人太老好，在外面做事容易吃亏。这两年要不是靠钟先生关照，恐怕早就站不住了，”妻说。

“大嫂太客气了。我哪里说得上关照，一点忙也没有帮到，实在对不起汪兄，”钟老带笑地说，脸上微微露出了歉意。“不过我跟汪兄平日谈得拢，我很敬佩汪兄的为人。公司里都知道我跟汪兄熟，所以周主任要我来办这个差使，”钟老接着又解释道。

“我知道，我们明白钟先生的意思。既然周主任有这样的表示，文宣就遵命辞职罢，”妻也带笑说（她的笑容看得出是很勉强的）。她马上又向着她的丈夫问道：“是不是这样，宣？”

“是，是，”他含含糊糊地应道。

“大嫂这个意思很不错，”钟老称赞道。“公司既然没有前途，也值不得留恋。请汪兄好好保养身体，身体好了，另外找事也不难……”他又谈了几句闲话，忽然立起来客气地说：“我不打扰你们了。我改天再来。汪兄，你好好养病罢。在这个时代还是身体宝贵啊。”

“钟老，再坐一会儿，我们很闲，”他挽留道。妻觉得他替她说了话。来一个容人，至少给这个屋子添一点变化，一点热，一点生气。

“不坐了，改天再来畅谈，”钟老带笑地告辞道。“我还有别的事，”他加上这句解释。

“那么我不送你了，走好啊，”他失望地说。

“不要送，我以后会常来的，”钟老客气地回答，一面朝房门走去。

“我送钟先生，”她说。

“大嫂，不敢当，请留步罢，”钟老说，他已经走到房门口了。

“外面黑得很，我送钟先生出去，”她说。她打着手电把客人送到楼梯口，就站在那里用手电光照着钟老走下楼去，她一面叮嘱：“走好啊，走好啊。”

“看得见，大嫂，请回去罢，”钟老在下面客气地说。她懒洋洋地转过身，打算回屋去。忽然听见钟老的声音在跟别人讲话。

“她回来了，”她想道，这个“她”自然是指他的母亲。她马上起了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便急急走回房去。

“他走啦？”他问道。这是不必问也不必回答的问话，他显然是为了排遣寂寞才说的。他已经躺下去了。

“走了，”她没精打采地答道。屋子里没有一点热气。永远是那种病态的黄色的电灯光，和那几样破旧的家具。他永远带着不死不活的样子。她受不了！她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活人。她渴望看见一个活人。

“这笔钱你替我收起来，”他苦笑地说。“这是我卖命的钱啊。”

她应了一声。后一句话声音更低，没有被她听见。她似乎要走到床前去。但是她忽然又退后一步，温和地说：“你交给妈罢，免得她不高兴。”

他轻轻地叹一口气，也不再说什么。在外面廊上已经响着母亲的脚步声，接着那个老妇人走进来了。

“妈，你到哪儿去了？”他亲切地问道。他的声音在这间阴暗寒冷的屋子里寂寞地颤抖着。

“我到张伯情那儿去了一趟。我不放心，我问他究竟你的病怎样。他说不要紧，并不是肺痨，吃几付药，就会好的，”母亲温和地说，但是她的声音里却露出了一点焦虑。

“是，不要紧，我也知道不要紧，”他感激地答道。“你何必还要出去。外面一定很冷。你一天也够累了。你简直是在做我们的老妈子，我真对不起你啊。”他的眼泪流出来了。

“你好好养病罢，不要管这些闲事。我这些年已经做惯老妈子了。我没有她那样的好命，”母亲答道。说了最后一句，她感到一阵痛快，她不自觉地瞥了树生一眼。

树生正立在方桌前听他们母子谈话。她仿佛又挨了一记意外的耳光，她在心里叫了一声：“哎呀！”她回看了他母亲一眼。但是母亲已经走到病人的床前去了，现在还在说：“不过张伯情说，这个地方冬天的雾对你身体实在不相宜，他劝我们搬个地方。”

“搬地方……我们朝哪里搬？我们哪里还有钱搬家？”他叹息道。

永远是这一类刺耳的话。生命就这样平平淡淡一点一滴地消耗。树生的忍耐力到了最高限度了。她并没有犯罪，为什么应该受罚？这里不就是使生命憔悴的监牢？她应该飞，她必须飞，趁她还有着翅膀的时候。为什么她不应该走呢？她和他们中间再没有共同点了，她不能陪着他们牺牲。她要救出她自己。

母亲还在那里讲话，声音象箭似地朝着她的心射过来。“你射来罢，我不怕，我不屑于跟你争……”她自负地想道。她的心突然暖和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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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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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下午树生拿着调职通知书回家，她怀着又兴奋又痛苦的矛盾心情上了楼，推开自己的房门。小宣坐在书桌前藤椅上看书，母亲坐在方桌旁一张凳子上，他仍然躺在病床上。他们正在谈论什么事。小宣看见她进房，便立起来，唤了一声“妈”，脸色苍白地勉强笑了笑。

她应了一声，接着就问：“我的信收到了吗？”

“收到了。学堂功课太严，我们好些同学都赶不上，”小宣象板起脸孔似地说，这算是他好些天不曾回家的理由。

她含糊地答应一句。她注意地看了看她这个儿子。贫血，老成，冷静，在他的身上似乎永远不曾有过青春。他还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但是他已经衰老了！她皱了一下眉头，逃避似地掉开了眼睛。她走到床前，问病人：“今天好些罢？”

“好些了，”病人点头回答。

这样的问答成了“例行公事”。她每天照样地问，他每天照样地答，虽然他的病一点儿也不见好。

她听见他在咳嗽，看见他拿着枕头旁边的漱口杯（临时作了吐痰杯）吐痰，又慢慢地把漱口杯放下。他两颊上的肉更少了，两只眼睛带着一种可怕的眼神望着她。

“药吃过了？”她怜悯地再问一句。

他点点头，看他那种神情好象他很痛苦。

“我看，你还是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罢，”她忍不住又说了那句不知说过多少遍的话。

“过几天再说罢，”他力竭似地摇头说。

“为什么不早去？我求求你！不要把病耽误了啊，”她恳切地望着他，央求似地说，眼睛里忽然迸出了几滴泪水，她便慢慢地把头掉开了。

“我现在还可以支持，除了咳嗽也没有什么病，”他慢吞吞地答道。

“咳嗽就是病啊，而且你每天发烧，”她又回过脸来说。“我担心——”她咽下了后面的话。

“你是说我害肺病吗？”他问。

她不敢口答。她现出了一点窘相。她后悔不该对他多讲话。

“其实不用检查，我也知道我这是肺病，”他说。“可是知道了又有什么用？我去检查，等于犯人听死刑宣告。”话说出来，他觉得心里很难过，自己也不想再说下去了。

她默默地望着他，她想：他什么都知道，甚至那个残酷的真实。她的劝告对他有什么用处呢？他躺在床上，不过在捱日子。不论是快，或者慢，他总之是在走向死亡。她还有什么办法拯救他？……没有。他不听她的话，不肯认真治病。她只有等待奇迹。或者……或者她先救出自己。她的脑子里有着矛盾的思想。所以她一边偷偷流泪，一边又暗暗抱着希望。

“不见得。肺病也养得好。你不要怕花钱。我说过，我愿意给你设法，”她忍住眼泪，最后一次努力地劝他。

“养病就不说要花钱，也应当有好心境，这你是知道的。象我这样生活，哪里会有好心境啊？”他又说。

“宣，你讲话太多了。睡一会儿罢，又快要吃药了。”母亲不耐烦地干涉道。

妻暗暗地瞪了母亲一眼。她走到方桌前坐下来。她坐在那里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事好。没有人理她，连小宣也不过来跟她讲话。她感到厌倦，现在连眼光也似乎无处可放了。

她觉得无聊地枯坐了一会儿。她想难道必须坐在这里等着母亲煮好饭送上来吗？连吃饭的时候也是冷清清没有生气的。饭后更不会有温暖。永远是灰黄的灯光（不然就是停电时的漆黑，那样的时刻也不少），单调而无生气的闲谈，带病的面容。这样的生活她实在受不了。她不能让她的青春最后的时刻这样自白地耗尽。她不能救别人，至少先得救出她自己。不然她会死在这个地方，死在这间屋子里。

她突然站起来。她又一次下了决心。她用不着再迟疑了。她的手提包里还放着调职通知书。她为什么要放弃这个机会呢？

她走到小宣的身旁。“小宣，你跟我出去走走，”她说。

“不等吃饭吗？”小宣抬起头看她，有气无力地问道，这个孩子讲话象大人，尤其是象父亲。

“我们到外面去吃饭，”她短短地答道。

“那么不约婆一道去？”小宣又问，声音提高了些。

“不去也好，”她突然改变了主意。她觉得心烦。不知道怎样，孩子的话激怒了她。

小宣诧异地看了她一眼，还问一句：“妈，你也不出去？”

“不出去，”她摇摇头说，心想这个孩子怎么这样多嘴！

小宣看了她一眼，也不再说话，又把头埋到书上去了。

“他好象不是我的儿子，”她想道；她还立在小宣的背后，注意地看了他好几次。小宣一点也不觉得。他在读一个剧本。白日的光线渐渐在消失，刚刚亮起来的电灯光又不太亮。所以他把头埋得很深。“他是在弄坏自己的眼睛啊！”她又想。她忍不住怜悯地说：“小宣，你歇一会儿罢，你不要太用功啊。”

小宣又抬起头，惊奇地看她一眼，他回答一声：“是，”他的眼睛不住地闪着，好象它们不大舒服似的。随后他合上书，懒洋洋地站起来。

“怎么，他笑都不笑一声，动作这样慢。他完全不象一个小孩。他就象他父亲，”她又想。

小宣静静地走到床前去看父亲。“他对我一点也不亲热，好象我是他的后母一样，”她痛苦地想。她就在孩子刚才离开的藤椅上坐下。

母亲正坐在床沿上跟宣讲话，小宣立在床前静静地听着。他们似乎谈得很亲密。

“她不要我跟他讲话。怎么她又不让他休息呢？这个自私的老太婆！”她愤慨地想道。她无意间伸手在书桌上拿起小宣刚才看的那本书来。“她就恨我！我是她的仇人！小宣对我冷淡，一定是她教出来的。宣也在敷衍她！不，他其实更爱她，”她继续想道，心更烦起来。她受不住这寂寞，这冷淡。她需要找一件分心的事情。她把眼光放到拿在手里的书上。她首先看到两个红字：《原野》。这是曹禺写的剧本。她看过它的上演。可是又听说后来被禁止了，不知道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戏，多么巧！戏里也有一个母亲憎恨自己的儿媳妇。那个丈夫永远夹在中间，两种爱的中间受苦。结果呢？结果太可怕了！她不会弄出那样的结果，她不是那样的女人！她在这里是多余的。她有机会走开。调职通知书还在她的手提包里。她为什么要放过机会呢？不，那是已经决定的事情了。行里不会改派另一个人，除非她辞职。她当然不会辞职。离开那个银行，她一时也找不到别的职业，而且她还借支了薪金，而且她这两个月还同陈主任搭伙在做囤积的生意。

“飞啊，飞啊！”好象有一个声音反复地在她的耳边轻轻地鼓舞她。调职通知书渐渐地在她的眼前扩大。兰州！这两个大字变成一架飞机在她的脑子里飞动。她渐渐地高兴起来。她觉得自己又有了勇气了。她甚至用轻蔑的眼光看他的母亲。她心想：“你们联在一起对付我，我也不怕，我有我的路！我要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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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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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做了一个可怕的梦：她丢开他跟着另一个男人走了；母亲也好象死在什么地方了。他从梦中哭醒，他的眼睛还是湿的。他的心跳得厉害，他倾听着这敲鼓似的声音。他张开嘴，睁大眼睛，想在黑暗中看出什么来。但是屋子很黑，就好象有一张黑幕盖在他的头上和全身一样。他觉得气紧，呼吸似乎不十分畅快，胸部还在隐隐地痛。他疲乏地闭上眼睛，但是他立刻又睁开，因为那个可怕的梦景在他的眼前重现了。

“我究竟在什么地方？”他疑惑地想，“是死还是活？”四周没有人声，然而并不是完全静寂的，因为屋子里充满了细小的声音。“我一个人，”他寂寞地说了出来。忽然一阵心酸，他又落下了眼泪。

“真是走的走、死的死了吗？”他痛苦地问自己。没有回答。他翻了一个身，又一个身。“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他想道。“我在做梦吗？”他的手摸着自己颊上的泪痕。他的喉咙发痒，他咳起嗽来。

他突然揭开被，跳下床。他扭开了电灯。屋子亮起来，灯光白得象雪似的，使他的眼睛差一点睁不开。他披着衣服站在方桌前。他第一眼便看他那个睡在床上的妻。谢谢天。妻睡得很好，棉被头盖着她下半个脸，黑黑的长睫毛使她睡着的时候也象睁开眼睛一样。她的额上没有一条皱纹，她还是象十年前那样地年轻。他看看自己，丝棉泡的绸面已经褪了色，蓝布罩衫也在泛白了。他全身骨头一齐发痠、发痛，痰似的东西直往喉管上冒。他同她不象是一个时代的人。他变了！这并不是一个新发见。但是这一次却象有一个拳头在他的胸膛上猛击一下。他的身子晃了晃，他连忙扶着方桌站定了。

他在方桌前立了一会儿。他忽然打了一个寒噤，他不自觉地把头一缩。屋子里依然很亮。老鼠又在啃地板。外面街上有一个人的脚步声，那个人走得慢，而且用一种衰老而凄凉的声音叫着：“炒米糖开水！”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

他把眼光掉向母亲的房门。门关着，里面传出来一个人的鼾声，是小宣的，并不太高，不过他听得出。他们睡得很好。他侧耳再听，那还是小宣的鼾声。“这孩子也可怜，偏偏生在我们家里，”他想。“妈也是，老来受苦，”他又叹一口气。“不过幸好他们都很平安，”这一个念头倒给了他一点安慰。

接着他咳了两声嗽，他觉得痰贴在喉管上，他必须咳出它来。他不敢大声咳，他害怕惊醒妻和母亲。他慢慢地咻着。他的胸部接连地痛。他摸出手帕拖住嘴。他走到书桌前，跌坐在藤椅上。

他咻了好几声，居然把痰咳出来了；他要吐它在地上，可是痰贴在他的舌尖、唇边，不肯下地。“我连这点点力气也没有了，”他痛苦地、灰心地想道。

他吐出痪后，觉得喉咙干，想喝两口茶。他便站起来。他无意间把书桌上一件黑黑的东西撞落在地上。他即刻弯下身去拾那件东西。那是树生的手提包。他拾起来，手提包打开了，落下几张纸和一支唇膏。他再俯下身去抬它们。他看见了那张调职通知书。

他把通知书拿在手里，又坐回到藤椅上，他仔细地读着。虽然那上面不过寥寥几行字，他却反复不厌地念了几遍。他好象落在冷窖里一样，他全身都冷了。

“她瞒着我，”他低声自语道。接着他又想：她为什么要瞒我呢？我不会妨碍她的。他感到一种被人出卖了以后的痛苦和愤慨。他想不通，他默默地咬着自己的下嘴唇。胸部还是隐约地在痛。他用左手轻轻擦揉着胸膛。“病菌在吃我的肺，好，就让它们吃个痛快罢，”他想。

“她真的要走吗？”他问自己。他又埋下头看手里那张调职书。他用不着再问了。那张纸明明告诉他，她会走的。

“走了也好，她应该为自己找一个新天地。我让她住在这里只有把她白白糟蹋，”他安慰自己地想。他又把头掉过去看她。她已经向里翻过了身，他只看见她一头黑发。“她睡得很好，”他低声说。他把头放在靠背上，闭着眼睛，休息了一会儿。通知书仍然捏在他的手里。

他忽然又惊醒似地睁开眼睛。屋子里多么亮！多么静！多么冷！他又掉过头去看她。她还睡在床上，但是又翻过了身来，面向着他，并且把右膀伸到被外来了。这是一只白而多肉的膀子。“她会受凉的，”他想着，就站起来，走到床前，把她的膀子放回到被里去。他轻轻地拿着她的手，慢慢地动着，但是仍然把她惊醒了。

她起先哼了一声，慢慢地睁开眼睛。“你还不睡？”她问道。但是接着她又吃惊地说：“怎么，你下床来了！”

“我看见你一只膀子露在外面，怕你着凉，”他低声解释道，通知书还捏在手里。

她感激地对他一笑，然后慢慢地把眼光移到别处去。她忽然看见了那张通知书。

“怎么在你手里？”她惊问道，就坐起来，把睡衣的领口拉紧一点。“你从哪里找到的？”

“我看见了，”他埋下头答道，他的脸立刻发红。他连忙加上一句解释：“你的手提包从桌上掉下来打开了。”

“我今天才拿到它。我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她抱歉似地说，她记起来是自己大意把手提包忘记在书桌上的。她打了一个冷噤，连忙用棉被裹住自己的身子。

“你去罢，我没有问题，”他低声说。

“我知道，”她点点头。她看见他望着自己好象有多少话要说，却又说不出来，她心里也难过。“我本来不想去，不过我不去我们这一家人怎么生活——”

“我知道，”他结结巴巴地说，打断了她的话。

“陈主任帮我订飞机票，说是下星期三走，”她又说。

“是，”他机械地答道。

“横顺我也没有多少行李。西北皮货便宜，我可以在那边做衣服，”她接下去说。

“是，那边皮货便宜，”他没精打采地应道。

“我可以在行里领路费，还可以借支一笔钱，我先留五万在家里。”

“好的，”他短短地回答。他的心象被木棒捣着似地痛得厉害。

“你好好养病。我到那边升了一级，可以多拿薪水，也可以多寄点钱回家。你只管安心养病罢。”她愈说愈有精神，脸上又浮起了微笑。

他实在支持不下去，便说：“我睡了。”他勉强走到书桌那边，把通知书放回她的手提包里，然后回到床前，他颓然倒下去，用棉被蒙着头，低声哭起来。

她刚刚闭上了眼睛，忽然听见他的哭声。她的兴奋和愉快一下子都飞散了。她觉得不知道从哪里掉下许多根针，全刺在她的心上。她唤一声：“宣！”他不答应。她再唤一声。他仍然不答应，可是哭声却稍微高了些。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她掀开自己的棉被，也拉开他的棉被，把半个身子扑到他的身上，伸出两只膀子搂着他，不管他怎样躲开，她还是把他的脸扳过来。她流着眼泪，呜咽地喃喃说：“我也并不想去。要不是你妈，要不是大家的生活……我心里也很苦啊！……我一个女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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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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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晚起，他又多了做梦的资料。梦折磨着他。每晚他都得不到安宁。一个梦接连着另一个。在梦中他不断地跟她分别，她去兰州或者去别的地方，有时甚至在跟他母亲吵架以后负气出走。醒来，他常常淌一身冷汗。他无可如何地叹一口长气，他知道自己的病已经很深了。

晚上妻睡在他的旁边。他为了自己的病，常常避免把脸向着她。他们睡在一处，心却隔得很远。妻白天出门，晚上回家也不太早。她有应酬，同事们接连地替她饯行。她每晚回家，总看见母亲在房里陪伴他，但是等她跨进了门，母亲就回到小屋去了。然后她坐在床沿上或者方桌前凳子上絮絮地讲她这一天的见闻。现在她比平日讲话多，他却较从前沉静寡言。他常常呆呆地望着她，心里在想分别以后还能不能有重见的机会。

不做梦时他喜欢数着他们以后相聚的日子和时刻。日子和时刻逐渐减少，而他的挣扎也愈加痛苦。让她去，或者留住她？让她幸福，或者拉住她同下深渊？

“你走后还会想起我么？”他常常想问她这句话，可是他始终不敢说出来。

五万元交来了：两万元现款和一张银行存单。妻告诉他存“比期”，每半个月，办一次手续，利息有七分光景。到底妻比他知道得多！妻的行装也准备好了。忽然她又带回家一个好消息：飞机票可能要延迟两个星期。她也因为这个消息感到高兴。她还对他说，她要陪他好好地过一个新年。对他说来，当然再没有比这个更能够安慰他的了。他无法留住她，却只好希望多和她见面，多看见她的充满生命力的美丽的面颜。

但是这样的见面有时也会给他带来痛苦。连他也看得出来她的心一天一天地移向更远的地方。跟他分离，在她似乎并不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她常常笑着对他说：“过三四个月我就要回来看你。陈主任认识航空公司的人，容易买到飞机票，来往也很方便。”他唯唯应着，心里却想：“等你回来，不晓得我还在不在这儿。”他觉得要哭一场才痛快。可是疾贴在他的喉管里，他用力咳嗽的时候，左胸也痛，他只好轻轻地咻着。这咻声她也听惯了，但是仍然能够得到她的怜惜的注视，或者关心的询问。

他已经坐起来，并且在房里自由地走动了。除了脸色、咳嗽和一些动作外，别人不会知道他在害病。中药还在吃，不过吃得不勤。母亲现在也提起去医院检查、照X光一类的话。然而他总是支吾过去。他愿意吃中药，因为花钱少，而且不管功效如何，继续不断地吃着药，总可以给自己一点安慰和希望。

有时他也看书，因为他寂寞，而且冬天的夜太长，他睡尽了夜，不能再在白天闭眼。他也喜欢看书，走动，说话，这使他觉得自己的病势不重，甚至忘记自己是一个病人。但是母亲不让他多讲话，多看书，多走动；母亲却时时提醒他：他在生病，他不能象常人那样地生活。

可是他怎么能不象常人那样地生活呢？白天躺在床上不做任何事情，这只有使他多思索，多焦虑，这只有使他心烦。他计算着，几乎每天都在计算，他花去若干钱，还剩余若干。钱本来只有那么一点点，物价又在不断地涨，他的遣散费和他妻子留下的安家费，再加上每月那一点利息，凑在一起又能够用多久呢？他仿佛看着钱一天一天不停地流出去，他来着手无法拦住它。他没有丝毫的收入，只有无穷无尽的花费……那太可怕了，他一想起，就发呆。

有一次母亲为他买了一只鸡回来，高兴地煮好鸡汤用菜碗盛着端给他吃。那是午饭后不久的事。这两天他的胃口更不好。

“你要是喜欢吃，我可以常常煮给你吃，”母亲带点鼓舞的口气说。

“妈，这太花费了，我们哪里吃得起啊！”他却带着愁容回答，不过他还是把碗接了过来。

“我买得很便宜，不过千多块钱，吃了补补身体也好，”母亲被他浇了凉水，但是她仍旧温和地答道。

“不过我们没有多的钱啊，”他固执般地说；“我身体不好，偏偏又失了业。坐吃山空，怎么得了！”

“不要紧，你不必担心。横顺目前还有办法，先把你身体弄好再说，”母亲带笑地劝道，她笑得有点勉强。

“东西天天贵，钱天天减少，树生还没有走，我们恐怕就要动用到她那笔钱了，”他皱着眉头说。鸡汤还在他的手里冒热气。

母亲立刻收起了笑容。她掉开头，想找个地方停留她的眼光，但是没有找到。她又回过脸来，痛苦而且烦躁地说了一句：“你快些吃罢。”

他捧着碗喝汤，不用汤匙，不用筷子，还带了一点慌张不安的样子。母亲在旁边低声叹了一口气。她仿佛看见那个女人的得意的笑容。她觉得自己的脸在发烧。她埋下头。但是他的喝汤的响声引起了她的注意。“很好，很好，”他接连称赞道，他的愁容消失了。他用贪婪的眼光注视着汤碗。他用手拿起一只鸡腿在嘴边啃着。

“妈，你也吃一点罢，”他忽然抬起头看看母亲，带笑地说。

“我不饿，”母亲轻轻地答道。她用爱怜的眼光看他。她心里难受。

“我不是病，我就是营养不良啊，我身体以后会慢慢好起来的，”他解释般地说。

“是啊，你身体会慢慢好起来的，”母亲机械地答道。

他又专心去吃碗里的鸡肉，他仿佛从来没有吃过好饮食似的。他忽然自言自语：“要是平日吃得好一点，我也不会得这种病。”他一面吃，一面说话。母亲仍然站在旁边看他，她一会儿露出笑容，一会儿又伸手去揩眼睛。

“他的身体大概渐渐好起来了。他能吃，这是好现象，”她想道。

“妈，你也吃一点。味道很好，很好。人是需要营养的，”他吃完鸡肉，用油手拿着碗，带着满足的微笑对母亲说。

“好，我会吃，”母亲不愿意他多讲话，就含糊地答应了，其实她心想：“就只有这么一只瘦鸡，给你一个人吃还嫌少啊。”她接过空碗，拿了它到外面去。她回来的时候，他靠在藤椅上睡着了。母亲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想给他盖上点什么东西，可是刚走到他面前，他忽然睁开眼唤道：“树生！”他抓住母亲的手。

“什么事？”母亲惊问道。

他把眼睛掉向四周看了一下。随后他带了点疑惑地问：“树生还没有回来？”

“没有。连她的影子也看不见，”她带着失望的口气回答。他不应该时常想着树生。树生对他哪点好？她（树生）简直是在折磨他，欺骗他！

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露出了苦笑。“我又在做梦了，”他感到寂寞地说。

“你还是到床上去睡罢，”母亲说。

“我睡得太多了，一身骨头都睡痛了。我不想再睡，”他说，慢慢地站起来。

“树生也真是太忙了。她要走了，也不能回家跟我们团聚两天，”他扶著书桌，自语道。他转过身推开藤椅，慢步走到右面窗前，打开掩着的窗户。

“你当心，不要吹风啊，”母亲关心地说；她起先听见他又提到那个女人的名字，便忍住心里的不痛快，不讲话，但是现在她不能沉默了，她不是在跟他赌气啊。

“太气闷了，我想闻一点新鲜空气，”他说。可是他嗅到的冷气中夹杂了一股一股的煤臭。同时什么东西在刮着他的脸，他感到痛和不舒服。

天永远带着愁容。空气永远是那样地沉闷。马路是一片黯淡的灰色。人们埋着头走过来，缩着颈项走过去。

“你还是睡一会儿罢，我看你闲着也无聊，”母亲又在劝他。

他关上窗门，转过身来，对着母亲点了点头说：“好的。”他望着他的床，他想走过去，又害怕走过去。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日子过得真慢，”他自语道。

后来他终于走到床前，和衣倒在床上，但是他仍旧睁着两只眼睛。

母亲坐在藤椅上闭着眼睛养神。她听见他在床上连连地翻身，她知道是什么思想在搅扰他。她有一种类似悲愤的感觉。后来她实在忍耐不住，便掉过头看他，一面安慰他说，“宣，你不要多想那些事。你安心睡罢。”

“我没有想什么，”他低声回答。

“你瞒不过我，你还是在想树生的事情，”母亲说。

“那是我劝她去的，她本来并不一定要去，”他分辩道。“换个环境对她也许好一点。她在这个地方也住厌了。去兰州待遇高一点，算是升了一级。”

“我知道，我知道，”母亲加重语气地说。“不过你光是替她着想，你为什么不想到你自己，你为什么只管想到别人？”

“我自己？”他惊讶地说，“我自己不是很好吗！”他说了“很好”两个字，连他自己也觉得话太不真实了，他便补上一句：“我的病差不多全好了，她在兰州更可以给我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