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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有了痛感也要喊——评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出版陈晓明在80年代中期，柏杨的名字在中国的传统反思潮流中不胫而走，而《丑陋的中国人》使柏杨的影响富有震撼力。在80年代上半期，中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焦虑，年轻一代学人崇尚西学，重新挑起启蒙旗帜，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的反思。要追赶西方，当然要反思传统及其现实。很显然，反思的余地很小，传统文化就这样成为全部反思的落脚点。在那时，可引证的权威资料并不算多，胡适是一个苍凉的历史形象，而柏杨则要现实且生动得多，柏杨就这样成为大陆青年学子津津乐道的对象。多少年过去了，柏杨的名字似乎有点淡忘，就象80年代一样，逝去得那么平静，那么没有道理。中国的历史总是被匆忙地翻过去，但问题并没有解决，丰厚的遗产总是包裹着问题被永久寄存，而对未来的奢望必然注定了挫败的宿命。80年代不应该如此被简单地忘却，柏杨也依然有其重新阅读意义和价值。最近，苏州古吴轩出版社颇有眼力，出版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这其实是柏杨的这本书第一次正版进入中国大陆，80年代的盗版图书正如它的“非法阅读”一样，21世纪，我们正可“合法性地”平心静气地来阅读一下这本震撼华人世界的奇书。古语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今天，在文化多元语境中，我们更有心胸面对这本锋芒逼人的书。
柏杨自己解嘲地说，“吴刚伐树我洗缸”。谁都知道柏杨用“酱缸文化”来指称中国传统文化，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指出中国传统至今的文化存在的问题，用他的尖锐和犀利去除传统文化的余孽糟粕。这倒是应了毛泽东诗词当年的那句话“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然而，柏杨没有那么悲壮，他一直是在做着极其艰难困苦的反思工作，就是在当年的台湾岛和海外华人世界，他承受的压力也是难以想象的。柏杨在60年代的写作异常活跃，成为台湾岛内最受欢迎的杂文家，他对国民学党的政治高压时常冷嘲热讽，由于被怀疑影射攻击蒋家父子，被罗织大量政治罪名：“假事自诬”，“思想左倾”，“为匪作文化统战工作”，“有明显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等等，于1968年6月27日判处12年徒刑（实际关押九年又26天）。出狱后，柏杨并没有屈服，据他后来的回忆，他最早试图发表“丑陋的中国人”是在他出狱后不久。但他在台湾无法演讲，多次准备演讲这个題目都被取消。直到1984年他受美国爱荷华大学邀请做短期访问，他的演讲題目“丑陋的中国人”，听讲者三分之二是华人，三分之一是白人。据说在演讲结束的时候，柏杨感到面对山谷一样的寂静，没有掌声，连礼节性的握手都没。
没有。很显然，听众没有认同柏杨的观点。但柏杨并不气馁，他依然固执己见，毫不留情，决不姑息，他的锋芒所向，总是直击要害，他把中国传统中的痼疾，把民族性格中的弱点揭露无遗。
身为中国人，柏杨如此尖刻地批判中国人，让很多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是一个民族始终挂在嘴边信条与经文，人们都乐于充当民族传统精神弘扬的精英，没有人愿意揭短。特别是对于在海外的华人，都乐于把中华民族定位在勤劳智慧、互助友爱的集体。但柏杨痛感中国人存在的种种恶习，种种负面性格和狭隘心理，他直率指出来，让人中国人正视，让中国人有勇气面对。
问题的根本当然不在于柏杨说的尖锐直接，而在于他说的是否是真话？不幸的是，只要是坦诚的中国人，只要是明白的中国人，都不得不承认柏杨直陈的那些事实，不得不为柏杨敏锐犀利的观察和分析所折服。直到今天，那些事实依然在一定程度上毫发无损，那些恶习丑行依然猖獗。既然如此，反对柏杨是没有意义的，那等于是重新蒙起自己的双眼，柏杨不过是让大家睁开眼来看看事实，他没有错，他是有勇气的，他有切肤之痛，他是负责的，他是真实的。
事实上，柏杨并不是独一无二故作惊人之论，他对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性的剖析，不过承继了现代中国启蒙未竞的事业而已，鲁迅先生当年猛烈批判过国民性，他对中国人爱之弥深，恨之愈切。胡适也同样深刻批判过中国传统，这不能否定他对中国民族深切的爱。批判传统，指出中国人习性的负面问题，并不意味着就要伤害民族自尊。恰恰相反，柏杨要的是更真实的的、更健全的民族自尊。现在，到处盛行是“有了快感就喊”的读物，我们还有痛处，还有切肤之痛，有了痛处也要喊，这才是健全的文化。21世纪，中华民族要承担更艰巨的历史重任，要为人类做出更大的成就。在新世纪之初，我们重读柏杨的书，这会让我们有更加强健的心智，去除弊端，去伪存真，去劣存优，承担历史重任，开创中华民族崭新的未来。
2004-9-17
书评谈中国人的尊严（1）
《丑陋的中国人》作者柏杨受访谈中国人的尊严做这个专访的起因，是因为上月国际汉学界提出了“柏杨学”的概念，这个一度深深刺伤和影响中国人的名字，又一次跳入了编辑部的视野。 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多年以后，柏杨有什么不一样，中国人有什么不一样。 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曾经说：“柏杨已经不可能再引起当年那样的轰动了，因为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远比十几年前宽容和开放” “不当大师，要当游击队长” 《国际先驱导报》：1999年在香港召开的“柏杨思想与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你被认为是继鲁迅之后最伟大的杂文家，你却说自己没什么理论，是个“独自作战的游击队员”，那么你认为自己的敌人是谁？作战目标是什么？另外，最近出版社出版了《柏杨全集》，台北也举行了“柏杨文学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会上还首次提出“柏杨学”的概念，那么现在你是如何看待社会给予的这些肯定呢？ 柏杨：(笑)我实在是太幸运，能活着看到自己全集的出版，也能活着参加有关自己的研讨会。所以在刚刚结束的那个研讨会上，我开玩笑说：“大家给我这么高的评价，那我告诉大家，明天如果你们打电话到我家，我太太将会告诉你们，柏杨已经进医院了。为什么呢——已经高兴得疯掉了，忘记自己是谁了。你们要对此负责，以后每人负责照顾我一天……” 其实，一直到今天为止，我始终没有觉得自己就成为什么“大师”了。就像我曾经说过的，我只是个游击队员，我只是指出我们的文化和社会病在哪里，却没能力去治病救人。 我的敌人很明确，就是“酱缸文化”，而我的目标是希望让我们的中华文化更加健康，让我们中国人受到世界的尊重，让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尊严。 我一直以来的努力，就是希望唤醒人们对自身文化的反思。现在我的观点和作品得到重视，这也不过是说明：我的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有越来越多人愿意参加我的“游击队”，我就勉强算个“游击队长”吧。 《国际先驱导报》：你曾经说过自己比鲁迅要强，因为你站在他的肩膀上，那么有今天这样的成就，你觉得哪些人对你的帮助比较大，也就是说你站在哪些人的肩膀上？ 柏杨：首先声明，我说我的杂文比鲁迅写得好是有原因的，因为我是站在他的肩膀上。你们一定比我写得好，因为你们站在我的肩膀上，而你们的下一代也一定比你们写得好，也是这个原因，历史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比如说，我喜欢看武侠小说，但我不喜欢里边的思想。那里边总有一个祖师爷或者是武功秘籍，现代社会里不应该有这个东西，任何事情都应该是发展的。如果我们国家4000年还不进步，还叫什么民族？ 打个比方，鲁迅当年能看5公里远，而我用望远镜后能看10公里，你们年轻人就应拿到更好的望远镜，要能够看到20公里甚至更远。社会就是如此进步和发展的。 至于我从哪些人那里获得帮助，我觉得，如同人不可能指出哪个馒头对他的成长最重要，我也无法说明谁对我的帮助最大，应该说我的成长过程离不开许多人的帮助，例如，鲁迅、张恨水的小说都对我影响比较大，我的太太，还有我的那么多好朋友，都一直给予我很大帮助。所以，我有今天的成绩，可以说是非常幸运，因为是时代造就了我，是许多人支持着我。 《国际先驱导报》：你说喜欢看武侠小说，那你爱看哪些作家的小说？ 柏杨：我也喜欢金庸，他前一段不是去“华山论剑”了吗，我很欣赏他的做法，我的身体是不如他，否则也还想再回大陆，回我的老家去看看。 “中国人要赢得真正的尊严” 《国际先驱导报》：从《丑陋的中国人》的针砭时弊，到《中国人史纲》的冷静思考，再到《我们要活得有尊严》的深刻沉淀，是否有一种使命感始终支撑着你一路走来？ 柏杨：我从小就喜欢打抱不平，特别爱管闲事，尤其是容不得人欺负人，见不得人的尊严受到践踏。比如年轻的时候，有一次看到一位父亲打他的孩子，我就上去制止，指责他不该打孩子，结果反被那个父亲打了一顿。后来再看到什么不公平的事，我就开始写文章批判那些丑恶的现象。 而看到的阴暗面多了，我就开始从我们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层面去反思，希望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我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字，唤起更多的人们，让他们共同来认识和反思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共同涤除那些不好的地方，发扬那些优良的传统，学习西方文化中先进的方面，建设一个更加健康、文明、值得尊重的文化。 而我最终的愿望，是中国人能拥有真正的尊严，这种尊严不是别人施舍给你的，而是通过我们对别人的尊重和包容，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获得的。 《国际先驱导报》：除了《丑陋的中国人》以外，你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从卷帙浩繁的中国史册中写成的《中国人史纲》，也给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在描述19世纪的中国时，你的评价是“羞辱的痛苦世纪”，在描述20世纪时，你的评价是“充满惊涛骇浪”，那么你对21世纪的中国是如何期待的呢？ 柏杨：希望这个世纪中国能真正富强起来。特别是大陆，现在形势不错，就应该抓住机遇加速发展。不仅物质上要极大丰富，文化上也要不断创新发展，推动人类不断前进，让中国获得世界的尊重，让每个中国人都活得有尊严。 《国际先驱导报》：我们知道你的祖籍是河南辉县，那你怎么看中原文化？内地出版的一本《河南人惹谁了》你知道吗？ 柏杨：我听说了，但没读过。去年香华回内地，就听到有人说“你怎么嫁了个河南人”？我很心痛啊，在自己的土地上，为什么有些人还要以省份划界而歧视别人呢？其实究其原因，一个字：穷。穷就得不到尊重，甚至得不到怜悯，因为穷就没机会读书，不读书就愚笨就更穷，这是恶性循环。 而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要不断发展，不光是河南，全中国人都要努力去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用自己的努力去赢得别人的尊重。这种尊重不是靠别人施舍的。 “宋美龄要从中国文化里去找原因” 《国际先驱导报》：你一直在积极反对“酱缸文化”，那么你是怎么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 柏杨：蒋介石在台湾推动“复兴中华文化”时，我是坚决反对的，因为我认为我们的文化有病。 有一个例子是关于刚刚去世的宋美龄。其实我一直认为她为国家和人民还是做了很多事的，但前两天我看一部有关她的纪录片，上面讲了一段她的故事，结果让我十分难受。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宋美龄在美国的时候，有美国友人问她：“如果中国发生群众游行示威，你们会怎么处理？”结果她作了一个杀头的姿势，意思是坚决镇压。这样一个受过民主教育的中国人，居然在骨子里还是这么封建和专制，不尊重群众，我认为这只能从中国文化中去找原因。 而拿大陆来说，“反右”之后接着又来一个“文化大革命”，结果是严重摧残了人性和高贵品德。许多人开始变得虚伪狡猾，没有诚信，没有骨气，让人瞧不起。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是有许多好的东西，例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食嗟来之食”等，都体现了人的尊严以及对人的尊重。但这些思想只是某些智者的思想闪光点，被记录在书本上，然后被放到书架上，并没有深入民心，没有形成一种行为和道德规范，更没有形成一种文化。 至于“勤劳”、“一诺千金”等为广大群众普遍接受的美德，实际上也在遭到严重破坏后丧失了，需要努力去重建。 《国际先驱导报》：您目前的工作状况如何，听说您和太太一直在推广一种由您首创的结婚证书，里面有八项婚姻盟誓，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柏杨：我现在比较固定的工作就是给香港的《明报》写写专栏文章，此外暂时还没有什么大的计划。 至于结婚证书和八项盟誓，实际上也是我所坚持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以及“我们要活得有尊严”的一种具体体现。 我的观点是：我们要做一个有尊严、也尊重别人尊严，有诚信能力、也是有包容别人能力的人。而这首先可以从家庭和婚姻去努力。我推广的八项盟誓主要包括：夫妻也应该做朋友；夫妻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决不使用暴力；不论收入高低，夫妻在经济地位上完全平等；父母不应把孩子当作实现自己希望或炫耀的工具；夫妻要把对方的父母当成自己的父母一样孝敬……我这两年经常给一些新婚夫妇证婚，他们也会在婚礼上承诺信守这些盟誓。
书评谈中国人的尊严（2）
在与柏杨交谈的过程中，凡是有他记不太清楚的地方，张香华女士都会在一旁或柔声提醒或嗔笑他记性差，关于这次出书，关于俩人的恩爱生活，则更多的是由香华女士来半开玩笑半叙述。
俗人柏杨——没有一点经济头脑记者：柏杨说这本《爱情毒药》是您一手策划出版的，当初是怎么想到要做这么一本书？
张香华：这本书绘画者李淑玲是中国时报插图画家，与我们也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了，她曾为柏杨一些文章配过插图。一天她说想为我的诗配图出本书，我说与其为我的诗作画，不如为柏杨的文配图更会引起人们关注。我的诗能表达的她的画不见得能画出来，而她纤细幽默的风格与柏杨的老辣相得益彰。于是他们二人就在《我们要活得有尊严》一书中进行了首次图文书的合作，当时没《爱情毒药》这么多图。
记者：您作为小有名气的诗人，当年曾写过许多好诗，那首为柏杨写的《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尤其让人瞩目，如今停笔却当上了他的“经纪人”，您怎么看这件事？
张香华：他一点经济头脑都没有，出版作品就凭一句话往往连合同都不签，这样下去结果肯定会弄得不欢而散的。有一次，有人给他一份合同，他看都不看就签了，我一看原来上边写着对方可以无偿地出版他的作品……所以我只得赶鸭子上架为他四处奔跑出版事宜，甚至代他签售。
记者：柏杨每天的日常安排怎样？
张香华：随心所欲吧，不是说人到了七十岁就可以随心所欲了吗。不过最近他非常忙，这个月都成了柏杨月了，李行拍了电视剧《莲》也杀青，还有中央大学组织的国际研讨会，远流出版他的全集。平时他不出门时还要写作，他口述，秘书记下来，他再改十遍八遍，通常是给香港《明报月刊》写的约稿。
情人柏杨——相识几个小时他就送来了求爱信记者：您同柏杨结婚二十多年了，怎么看他？
张香华：那要看哪个阶段哦——记者：最初的呢？
张香华：我最初认识他时觉得他身心都蛮健康，当然不是指“大力士”那种健康，也不是刚当选州长的阿诺那种，而是感觉他对人生有很大热情，因为通常曾关在狱中的人都很软弱颓废。
记者：什么时候认识他的？入狱前还是后来？
张香华：当然是他从狱里出来后了，以前也知道他的大名，后来听说他出事了，再后来就没信儿了，以为他被枪毙了。结果1977年他从牢里出来了，我当时在学校教书，一个教授说安排吃饭，要介绍我们认识，我一想他那些犀利的文字就有些担心，我说不想去了，他那么伶牙俐齿我可说不过他，结果一旁有学生说又不是一定要你嫁给他，人家还说不定看不上你呢，就去了。
当时觉得他非但没那么可怕，反而有好的印象。
记者：他当时对你是什么印象？
张香华：哎呀，当天分手不到几个小时他就派人送了封信到我的学校，动作那个快呀……
记者：写什么了？
张香华：这个就不说了吧。于是就交往下去了，差不多半年吧，他向我求婚，我有一点犹豫，时间太短，我搞不清他到底有什么缺点，朋友也担心他关在牢里那么久会不会脑子有问题。
笨人柏杨——我们只算中下阶层记者：20多年来最初的柏杨与现在是一个人吗？
张香华：这其中有重叠的也有不同的了，比如我以前一直以为他很能干，你想，他在牢里又能缝又能补，没有烟还能捡烟头自己做香烟，没有洋火，他可以借着阳光用类似玻璃片的东西点着火；头脑也很好，又有热情……可是很快发现他是个大白痴，有时他要帮忙做什么我不敢让他帮，越帮越忙，什么也不会……
我也是个没有数字概念的人，前一段在苏州有两个晚报记者问我一件事，我拿出随身携带的本子查，发现上面写着“1968年入，1977年出”，我就怎么也想不起来“入”什么“出”什么，还让人家帮我造句，最后想了好几个钟头才猛然想起来是柏杨入狱出狱的年代，我对数字太恐惧。
记者：柏杨一生著书立说不断，在台湾你们家庭算是哪个经济阶层的？
张香华：柏杨写的东西不少，但他不是畅销书作家，不同于《上海宝贝》那种或琼瑶的爱情小说，他是有责任感的人，比如他译的《资治通鉴》。非常中肯地说，我想我们属于中下阶层，因为在这个社会，有钱人太有钱了。但我们又不是穷苦，基本的生活态度就是不要随便膨胀，虽然物质这么丰富。
记者：柏杨对金钱是什么态度？
张香华：他是个大来大去的人，钱还没到口袋里他就敢用，我就比较中庸，欧阳修的母亲那种治家态度非常好，她儿子当大官与否她都那样。我的衣服一般都是菜场货，但穿出来会非常好看，不会花很多钱买名牌。他喜欢买电脑、扫描仪、录影仪什么的，其实根本不用，也没地方放。我经常说他，有的时候他还“挣扎”，但我不给他吵架的机会。哈！
记者：您说这些话时柏杨先生在做什么？
张香华：他在偷听……哈！可他一直认为“他在照顾我”。孩子们都长大了，都在外地，我家中有一只跟了我们二十几年的叫熊熊的猫不久前老得实在不行了，我们就抱它去打了一针，从此我们再也不能接纳别的宠物进入这个家庭了。
序吴刚伐树我洗缸———为大陆版序柏 杨一九八二年，台北最大的一家报社举办一连数场的讲演，邀我参加。我拟定题目：“丑陋的中国人”，想不到立刻就被打回票，主持人告诉我说：“中国人有什么丑陋的？你关住门说给自己听吧！”结果不声不响，就把我从名单里开除。
一九八三年，位于台中的东海大学学生自治会，邀我讲演，我讲的题目仍是“丑陋的中国人”。自治会主席问我能不能改一下题目，我说：“再改仍是丑陋的中国人”。他请示训导处，同意名字可以不改，但内容不要太过分。我当然遵命，但有一个请求，就是给我一个完整的录音带。学校答应的声音如雷贯耳。讲演那天，进到大礼堂，发现前四五排，坐的全是军事教官。会场虽然挤满了学生，气氛却显得肃杀。讲完之后，大家依例鼓掌。过了十几天，学校把录音带寄来。放在录放音机播出：“各位长官、各位同学……”接着是一片寂静，惟一听到的是带子旋转声，原来是一卷空白，所有的讲词，全被洗掉，多少有点伤感。对付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出狱不久、狼狈不堪的专栏作家，一个堂堂大学堂，竟用这类小动作相待。我是这么重要吗？我不认为我是这么重要。但既然连一个大学堂都认为我很重要，我想我大概是很重要。
次年，一九八四年，我和香华一同接受美国爱荷华大学写作计划的邀请。在五月花大楼住了三个月，我们充满了惊奇、愉快、满足，和丰富的回忆，其中的一项就是我在爱荷华大学，再次地讲演“丑陋的中国人”。在一个可以容纳一百人左右俱乐部的教室里，听众三分之二是黄色同胞，三分之一是白人朋友。
我不再叙述讲演的过程，只说讲演结束的时候，刹那间，我感觉到一片幽静，好像深谷那样的幽静。连一声礼貌性的鼓掌都没有，而听众们却一个一个站起来，纷纷离席。我期待握手、寒暄的情景，没有出现。一位台湾留学生，开车把我送回五月花。一路上，我们相对无言。一直到了五六天后，一卷录音带，才辗转到我手上，不知道是谁送来的。香华请一位华人朋友吕嘉行先生帮我整理下来。假设这时候，录音带发现空白，我一点也不稀奇。然而，吕先生全部记下来之后，竟没有一点空白，真是感触良深。我们的东海大学和人家的爱荷华大学，在这一点小动作上，怎么竟有这么大的落差？我向爱荷华大学致敬。
《丑陋的中国人》除了中文本外，还有三种译本，日文、德文、英文。一九八六年，日文译本出版时，我和香华受邀从台北飞到东京。在新书发表会上，一群一口流利中文的日本记者，逼着我问：“以一个中国人的身分，站在我们日本土地上，对你自己的同胞，无情地指责和揭发，使我们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请问你会不会感到羞愧？”我回答说：“我想，以各位流利的华语和各位访问中国时所写出来的报道，我请各位诚实地，用你的专业荣誉保证，诚实地回答我，在看到《丑陋的中国人》之前，难道你就看得起中国人吗？你难道从不耻笑中国人吗？”大家互相看看，尴尬地点点头。我说：“你们事实上根本就看不起中国人，但因为你们是日本人，不便讲出来，如此而已。”忽然间，他们哄堂大笑，是那种有节制的哄堂大笑。“我所以敢指出中国人的缺点，正因为我是中国人。长期以来，你们所看到的，多是虚骄的中国人。而现在，二十世纪七○年后，有检讨能力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代中国人诞生，我们需要各位的帮助。”
一九八九年，我第二次回到大陆。在香港一下飞机，立刻陷于闪光灯和记者群中。有记者问：“你对‘丑陋的中国人’的遭遇有什么意见？”
我能有什么意见？
然后，二○○三年，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北京新华社一位记者先生，用越洋电话向我访问。我为这项成功感谢上苍，但他告诉我一个消息，说：“可是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政府应该把制造航天飞机的经费，救济嗷嗷待哺的穷人。”我问：“你们对待这些反调，采取什么行动？”他说：“什么行动都没有，谁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刹那间，一片光明，在我眼前升起。我感觉到中国的科技不但在进步，而且我们的人文素质也同时在提升。
二○○四年，得到消息，《丑陋的中国人》可以在大陆正式出版了。这是我所盼望的日子，使我有更多的喜悦，感谢上苍！
吴刚伐树我洗缸古今相遇一感伤千年挥斧树仍在井蛙洗缸费思量屈原徒怀家国恨谏臣鲜血洒刑场多少捶胸扼腕事端赖几人不寻常
序酱缸国医生和病人（代序）
话说，从前，有个“酱缸国”，酱缸国里每天最大的事就是辩论他们是不是酱缸国，而最热闹的事就是医生和病人的争执，结果当然是医生大败。大概情形是这样的──病人：我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大摆筵席，你可要赏光驾临，做我的上宾。我的病化验的结果如何？
医生：对不起，我恐怕要报告你一个坏消息，化验的结果就在这里，恐怕是三期肺病，第一个是咳嗽……
病人：怪了，你说我咳嗽，你刚才还不是咳嗽，为什么不是肺病？
医生：我的咳嗽跟你的不一样。
病人：有什么不一样？你有钱，有学问，上过大学堂，喝过亚马逊河的水，血统高人一等，是不是？
医生：不能这么说，还有半夜发烧……
病人：不能这么说，要怎么才能称你的心、如你的意？半夜发烧，我家那个电扇，用到半夜能把手烫出泡，难道它得了三期肺病！
医生（委屈解释）：吐血也是征候之一。
病人：我家隔壁是个牙医，去看牙的人都被他搞得吐血，难道他们也都得了三期肺病！
医生：那当然不是，而是综合起来……
病人：好吧，退一万步说，即令是肺病，又是七八期肺病，又有什么关系？值得你大呼小叫！外国人还不照样得肺病？为什么你单指着鼻子说我？我下个月结婚，谁不知道，难道你不能说些鼓励的话，为什么要打击我？我跟你有什么怨？有什么仇？你要拆散我们？
医生：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我只是说……
病人：我一点也不误会，我一眼就看穿了你的肺腑，你幼年丧母，没有家庭温暖，中年又因强奸案和谋财害命，坐了大牢，对公平的法律制裁，充满了仇恨，所以看不得别人幸福，看不得国家民族享有荣耀。
医生：我们应该就事论事……
病人：我正是在就事论事，坦白告诉我，你当初杀人时，是怎么下得手的，何况那老太太又有恩于你。
医生（有点恐慌）：诊断书根据你血液、唾液的化验，我不是凭空说话。
病人：你当然不是凭空说话，就等于你当初的刀子，不会凭空插到那老太太胸膛上一样。你对进步爱国人士的侮辱已经够了，你一心一意恨你的同胞，说他们都得了三期肺病，你不觉得可耻？
医生：老哥，我只是爱你，希望你早日康复，才直言提醒，并没有恶意。
病人（冷笑兼咳嗽）：你是一个血淋淋的刽子手，有良心的爱国人士会联合起来，阻止你在“爱”的障眼法下，进行对祖国的谋杀。
医生：我根据的都是化验报告，像唾液，那是天竺国大学化验……
病人：崇洋媚外，崇洋媚外，你这个丧失民族自尊心的下流胚、贱骨头，我严肃地警告你，你要付出崇洋媚外的代价。
医生（胆大起来）：不要乱扯，不要躲避，不要用斗臭代替说理，我过去的事和主题有什么关系？我们的主题是：你有没有肺病？
病人：看你这个“丑陋的中国人”模样，嗓门这么大，从你的历史背景，可看出你的恶毒心肠，怎么说没有关系？中国就坏在你们这种人手上，使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全害了三期肺病，因而看不起我们。对你这种吃里爬外的头号汉奸，天理不容！锦衣卫（努力咳嗽），拿下！
当然不一定非锦衣卫拿下不可（柏杨先生就被拿下过一次），有时候是乱棒打出，有时候是口诛笔伐。
一九八五·七·二三·台北
第一部分丑陋的中国人（1）
本文是柏杨于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辞，根据记录稿整理。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我记得美国有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写出来之后，美国国务院拿来作为他们行动的参考。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他阁下却被撤职，这大概就是东方和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以我始终没有写。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把它做一个口头报告，请教于全国各阶层朋友。不过做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在台北，请我讲演的人，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就立刻不请我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用“丑陋的中国人”讲演，我感到非常高兴，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
有一次，台中东海大学请我演讲，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我问同学会会长：“会不会有问题？”他说：“怎么会有问题？”我对他说：“你去训导处打听一下，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做问题人物，又讲一个问题题目，那可是双料。”跟训导处谈过之后，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问题是没有的，不过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接着把他拟定的一个很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他问：“同意不同意？”我说：“当然不同意，不过你一定要改，只好就改！”那是我第一次讲有关“丑陋的中国人”。我对他说：“希望我讲的时候能做个录音，以后我就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诺。结果讲过之后，把录音带寄来，只有开头的几句话，以后就没有了声音。
今年我六十五岁，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给我做了一个生日，我对他们说：“我活了六十五岁，全是艰难的岁月！”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我个人艰难，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多数拥有富裕的经济环境，同你们谈“艰难”，你们既不爱听，也不相信，更不了解。我所谈的艰难，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历了患难。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那么我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永远无尽无期。
十九世纪的南洋群岛，就是现在的东南亚，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有一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因为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群岛像猪仔一样，无知无识，自生自灭，而且随时会受到屠杀。民族固然是长远的，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经得起破灭？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还是不光明的？真是一言难尽。四年前，我在纽约讲演，讲到感慨的地方，一个人站起来说：“你从台湾来，应该告诉我们希望，应该鼓舞我们民心，想不到你却打击我们。”一个人当然需要鼓励，问题是，鼓励起来之后怎么办？我从小就受到鼓励，五六岁的时候，大人就对我说：“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我想我的责任太大，负担不起。后来我告诉我的儿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现在，儿子又告诉孙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够好起来？
在马来西亚，华人占百分之三十几，有次我去博物馆参观，里面有马来文，有英文，就是没有华文。这不是说有华文就好，没有华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现象一方面说明，马来人的心胸不够宽广，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没有力量，没有地位，没有受到尊重。泰国的华人说：“我们掌握了泰国稻米的命脉。”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个法令下来，你什么都没有了。
这种种事情，使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艰难，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美国的中国人，你不晓得他是怎么一回事，左、右、中、独、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简直没有共同语言。互相把对方当做杀父之仇，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么历史悠久，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的文明。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的埃及人无关，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后裔，为什么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人欺负──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有时候我在外国公园里停一下，看到外国小孩，他们是那么快乐，我从内心产生羡慕。他们没有负担，他们的前途坦荡，心理健康，充满欢愉。我们台湾的孩子，到学校去念书，戴上近视眼镜，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六亲不认。他母亲昏倒在地，他去扶她，母亲悲怆地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干什么？你用功罢！你用功罢！”我太太在教书的时候，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话，学生马上就抗议：“我们不要学做人，我们要学应付考试。”
我在台湾三十多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现在将是写历史十年，平均分配。为什么我不写小说了？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要透过一个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写杂文。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杂文就好像一个人坐在司机的旁边，一直提醒司机，你已经开错了，应该左转，应该右转，应该靠边走，不应该在双黄线上超车，前面有桥，应该放缓油门，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有红灯等等。不停地提醒，不停地叫，叫多了以后就被关进大牢。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
我自己在牢房里沉思，我为什么坐牢？我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法？出狱之后，我更不断地探讨，像我这样的遭遇，是不是一个变态的、特殊的例子？我到爱荷华，正式和大陆的作家在一起，使我发现，像我这种人，上帝注定要我坐牢，不在台湾坐牢，就在大陆坐牢。他们同我讲：“你这个脾气，到不了‘红卫兵’，到不了‘文化大革命’，反右就把你反掉了。”为什么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过牢的人，我问他们：“你为什么坐牢？”他们说：“讲了几句实话。”就是这样。为什么讲了几句实话就会遭到这样的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甚至于在台北关我的特务，都不能责备，换了各位，在那个环境之中，纳入那种轨道之后，也可能会有那样的反应，因为你觉得做的是对的。我也会那样做，因为我认为我做的是对的，甚至可能比他们更坏。常听到有人说：“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里。”我年纪大了之后，觉得这话很有问题，事实上是，一半操在自己之手，一半操在别人之手。
第一部分丑陋的中国人（2）
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里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后，身不由己。使我们感觉到，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耶稣临死的时候说：“宽容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年轻时候读这句话，觉得稀松平常，长大之后，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才发现这句话多么深奥，多么痛心。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我到爱荷华，我们夫妇的经费是由爱荷华大学出一半，再由私人捐助一半，捐助一半的是爱荷华燕京饭店老板，一位从没有回过中国的中国人裴竹章先生，我们从前没见过面，捐了一个这么大的数目，使我感动。他和我谈话，他说：“我在没有看你的书之前，我觉得中国人了不起，看了你的书之后，才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说，我想请你当面指教。”
斐竹章先生在发现我们文化有问题后，深思到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有问题？我第一次出国时，孙观汉先生跟我讲：“你回国之后，不准讲一句话──唉！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我说：“好，我不讲。”回国之后，他问我：“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还是不准讲的那句话──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他希望我不要讲这句话，是他希望中国人经过若干年后，有所改变，想不到并没有变。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真的有了问题？是不是上帝造我们中国人的时候，就赋给我们一个丑陋的内心？我想不应是品质问题，这不是自我安慰，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往往是中国人，许多大科学家，包括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先生，都是第一流的头脑。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中国人的品质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很快乐的境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但我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国家强大，国家不强大有什么关系？只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后，再去追求强大不迟。我想我们中国人有高贵的品质。但是为什么几百年以来，始终不能使中国人脱离苦难？什么原因？
我想冒昧地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有人说：“自己不争气，却怪祖先。”这话有一个大漏洞。记得易卜生有一出名剧（按：《群鬼》），有梅毒的父母，生出个梅毒的儿子，每次儿子病发的时候，都要吃药。有一次，儿子愤怒地说：“我不要这个药，我宁愿死，你看你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身体？”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祖先，假定我们要怪的话，我们要怪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文化。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度，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民族，却陷入贫穷、愚昧、斗争、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难以自拔。我看到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心里充满了羡慕。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产生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征。
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脏、乱、吵。台北曾经一度反脏乱，结果反了几天也不再反了。我们的厨房脏乱，我们的家庭脏乱。有很多地方，中国人一去，别人就搬走了。我有一个小朋友，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的，嫁给一个法国人，住在巴黎，许多朋友到欧洲旅行，都在她家打过地铺。她跟我说：“她住的那栋楼里，法国人都搬走了，东方人都搬来了。”（东方人的意思，有时候是指整个东方，有时候专指中国人。）我听了很难过，可是随便看看，到处是冰淇淋盒子、拖鞋；小孩子到处跑，到处乱画，空气里有潮湿的霉味。我问：“你们不能弄干净吗？”她说：“不能。”不但外国人觉得我们脏，我们乱，经过这么样提醒之后，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脏、我们乱。至于吵，中国人的嗓门之大，真是天下无双，尤以广东老乡的嗓门最为叫座。有个发生在美国的笑话：两个广东人在那里讲悄悄话，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急拨电话报案。警察来了，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说：“我们正耳语。”
为什么中国人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嗓门高，理都跑到我这里来了，要不然我怎么会那么气愤？我想这几点足够使中国人的形象受到破坏，使我们的内心不能平安，因为吵、脏、乱，自然会影响内心，窗明几净和又脏又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至于中国人的窝里斗，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每一个单独的日本人，看起来都像一条猪，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日本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所向无敌！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过日本人，就在台北，三个日本人做生意，好，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国人做生意，就显现出中国人的丑陋程度，你卖五十，我卖四十，你卖三十，我卖二十。所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中国人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上可以把太阳一口气吹灭，下可以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在单独一个位置上，譬如在研究室里，在考场上，在不需要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发展。但是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三条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一条虫，甚至连虫都不如。因为中国人最拿手的是内斗。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身上缺少团结的细胞，所以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不知道团结，我只好说：“你知道中国人不团结是什么意思？是上帝的意思！因为中国有十亿人口，团结起来，万众一心，你受得了？是上帝可怜你们，才教中国人不团结。”我一面讲，一面痛彻心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