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我跟你的意见完全一样，追求的也完全一样。
听众M：在大学时，我读过柏杨先生的一些作品，觉得柏杨先生喜欢用讽刺、泼辣、尖酸的笔法，来揭发社会上不合理的现象。今天又听到您讲了中国人这些缺点，我们心里的感触很深，觉得很痛心，很泄气，很难过，但我觉得这就好像看病一样，病已经看出来了，就要对症下药。我不知道柏杨先生作品中是不是能告诉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些。另外我想请教柏杨先生谈谈台湾文坛的情形，推荐一些好的作品给我们。您比较欣赏哪些作家？
柏杨：我先说第二个问题，陈映真、王拓、三毛、袁琼琼、陈铭磻、杨青矗，都是第一流的，不过我看得并不很多，因为我的眼睛在坐牢时受了伤，没有办法集中看小字，台湾的报纸字又特别小，这个问题可不可推荐我太太来答复。
张香华：柏杨忽然给了我一个难题，不过，我坐在这里一直在想另一个问题，因为刚才一位先生说柏杨今天讲的话，使我们丧失了民族的自尊。我想就我的了解，把他的意见解释一下。我想柏杨的意见，并不是说我们国家一点前途、一点希望都没有。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自我反省。他讲崇洋，这是一个事实。崇洋，这个名词应该看怎样理解，试看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物质的享受，崇洋已经是非常明显。不过我想他刚才有句话没有讲得很清楚，而在别的地方讲演时，却十分强调，就是，我们崇洋，但不媚外（掌声）。我们承认美国比我们强，我们应该向他学习，但我们不需要去乞求他，不需要用自卑的方式，用自怜的方式来生存，而是怎样改进，怎样想办法，很快地超过他们，我想这是柏杨心里的话。很抱歉，我擅自作一补充，因为我整个思想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掌声）。
柏杨：关于李玲瑶小姐问到该用什么方法，我想到一点。我提出来都是些病态的东西，我想大家都很难过，我自己也很难过，因为我们当初听到的中国是很光荣的，像朱元璋，他是民族英雄，后来我发现完全不是这样，别人正跟蒙古人作战时，他在后方却扩充地盘，抄别人的后路，最后更篡夺政权，完全为自己打算。等到别人把蒙古人打得一塌糊涂，把在中土的蒙古人的精力，完全磨损之后，朱元璋却坐收其成。发现这件事之后，我是那么沮丧。我想我们能不能复兴我们的民族，要从我们能不能承认自己的缺点、承认自己的错误开始。假如连缺点、错误都不承认，又怎么改革？怎么进取？过去，我们一直不肯承认自己的缺点、错误，因为我们已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一旦发现缺点，简直就没办法活了。而一个有自尊心的人，会承认自己缺点、自己错误的，只有中国人大多数死不认错。我们也有检讨，但检讨的结果都是因为自己太好了（笑声）。所以我们一直受人家欺负，今天被张三欺负，明天被李四欺负，后天被王五欺负。中国人每个人都应该有能力来检讨自己，不要抱怨，不要总是专讲别人。在台北时，有对夫妇吵架，找我评理，丈夫凶巴巴地说，他太太不爱他。我就说，如果想教人爱你，第一个条件必须要自己可爱（笑声）。如果自己不可爱，怎么教人家爱你？如果自己要别人尊重的话，必须自己先有被尊重的条件，这个条件不是骂一骂就可以得到，也不是喊喊口号就有用。假如此地不可以随地吐痰，可是你总在这里吐痰，教人怎么尊重你？小便要到洗手间去，假如在大街随便撒尿，又教人怎么尊重你？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有被尊重的先决条件，一定要知道我们不如别人的地方。中国人似乎一直在死不认错，一认错就被认为是崇洋？是的，为什么不崇洋？我们现在整个思想体系、经济思想、学术思想、民主思想、法治人权思想，都不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都是从外国来的，哪一个是传统传下来的？我们的物质生活，如汽车、飞机、眼镜、理头发的方式、房子、刮胡刀，都不是中国发明家发明的，所以我觉得不是崇洋的问题，而是学习的问题。现在台北人喜欢吃土鸡，我也喜欢吃土鸡，洋鸡没有人吃，不好吃就没人吃，洋鸡也没有人要。只要好的，就会有人要（笑声）。但中国人的神经，出奇衰弱，一提到崇洋，就是媚外，怎么会产生这种结论？崇洋不过学他们的优点，假如有一天美国人统统抽鸦片烟自杀了，我们总不会跟进吧。我们自己要有受人尊重的前提，要有反省自己的能力，这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最大、最基本的要件。怪来怪去都在怪别人，这个民族就没有救了。不但发生在我们民族身上，发生在任何民族身上，后果都一样。印第安人老讲白人杀光了他们，把白人恨入骨髓，仅仅恨有什么用？自己复兴才对！你不能复兴，白人将来可能杀得更多。我觉得我们不要责备任何人，不要抱怨任何人，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其次，承认我们错误之后，承认自己的缺点以后，才有复兴的可能性。只怕承认了之后有些人自己的神经先行崩溃。
第二部分人生文学与历史（8）
听众O：柏杨先生，我看您的文章很刻薄，可是今天听您的演讲，觉得您的人很可爱（笑声）。这是真话，现在有个要求，不知道文字狱是不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特色。在西洋历史上，我还没有找到像中国过去文字狱的case，不知道您对这种文字狱，将来有没有多写文章，发掘明王朝以后，中国文字狱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影响。
柏杨：谢谢您的意见，我自己在牢房里搜集了不少资料，准备写一部《中国冤狱史》，中国冤狱（包括文字狱）之多，真是举世无双（笑声）。
听众P：柏杨先生，我最赞成您写这部冤狱史，您是绿岛大学毕业的，我是岛外小学毕业的，我也像您一样。
柏杨：你坐过几年？
听众P：半年。
柏杨：幼儿园、幼儿园（听众大笑）。
听众Q：您在《早起的虫儿》书中推崇科幻小说，教人不要看武侠小说，原则上我非常同意，不过倪匡说过：不看柏杨的杂文是人生的一大损失，不看金庸的武侠小说是人生的另一大损失，不知道您的看法怎样？第二个问题是，听说您在绿岛时看了很多算命的书（笑声），我觉得算命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很神秘，不知道您的感想怎么样？
柏杨：当我写那篇文章时，我还没有看到金庸的作品，因为那时他的小说还不能进入台湾（笑声）。我觉得看过金庸的武侠之后，别的武侠都不能看了。我看过王度庐、不肖生……很多武侠，但看了金庸的之后，别的都比下去。金庸的文字水准、意境水准，都非常够，尤其他的武侠小说在海外流行，意义更大。因为普通人看正式的文学作品很吃力，武侠小说无形之中，使人受到感染，使中文得到普及。他确实写得不错，我很佩服他，他用这样的笔法写出来，的确是空前的。我在坐牢时买了很多算命的书，因为十二年后出来，时局都变了，我可能没办法谋生，我预备在街上摆卦摊（笑声、掌声）。我研读了一年多，后来有人告诉我，政治犯不准当算命先生，我就没有再研究了。谈到命运，我自己是相信命运的，年轻的朋友大概不相信命运，我年轻时也不相信。
听众R：您赞成简体字，又赞成罗马拼音……
柏杨：不是罗马拼音，而是汉语拼音。因为你的说法涉及到……
听众R：您提到金庸武侠，赞成他的词句优点，这是不是关系到字形的优点，或者仅是读音的优点？如果简化，甚至只剩下汉语拼音，那么字形优点和词藻优点是不是只能靠音的优点存在？
柏杨：我想你把音变成形之后，“形”、“音”、“义”，仍会结合一起，密不可分。中国人看到“笑”字觉得在笑，可是美国人看到laugh也会觉得在笑，人赋给“形”什么意义，它就有什么意义。人看到花固可觉得她在笑，也可觉得她在哭。改变后，字和义会重新结合。
听众R：那需要多久时间才能重新结合？
柏杨：顶多一个礼拜（听众大笑）。我的意思是说拼音很容易，一个礼拜就会了。方块字搞十年也搞不通。
听众S：我觉得今天最开心的是能够在国外看到您，在那么多年的牢狱之后。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请教，您怎么能在经过那么多苦难之后，有今天这样的心情出现在大家面前，您是基于什么样的心情，把这些苦难摆平？这是我希望自己学到的，能不能请您讲一点？
柏杨：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改变，在牢房里该哭我就哭嘛，该快乐我就快乐嘛。有人说牢房里一定每天愁眉苦脸，这证明他没有坐过牢。十年愁眉苦脸那不是要愁死掉了？该快乐的时候就快乐（笑声）。再一个就是我有这样一个看法，人生遇到像我这样的灾难，甚至严重到像我这样要被判死刑，后来判了十二年，十二年是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往往不能适应。家中发生变故，有的是妻子离开丈夫，有的是丈夫离开妻子，而这些夫妻当初都是经过海誓山盟的，现在都变了。另外一个现象是友情上的刺激，突然有很多朋友怕你，有的你平时以为可以托付身家性命的朋友，现在也突然变了。有些人没有什么交情，他反而可以交托。但这一切我都有一个观念，我认为这都是个案问题，不是普遍性的。好比说我坐牢才两个月，我的前妻就离开我，不到两年就跟我离婚，我就把离婚书寄给她，她说你的东西怎么办？我说什么我的东西？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东西，我告诉她我授权给她，把她认为是我的那些东西，全都扔到马路上，因为我在台湾没有亲人，没有地方可以寄放。我认为这是个案，并不是所有女人都这样。男人也是如此，丈夫变心了，也只是那个男人如此，并不是天下男人都是混蛋（笑声）。朋友一样，有的朋友怕你借钱，有的朋友落井下石，或者根本不理你，或者表现更强烈，要求把你枪决算了，这也是个案，只是某些人如此；还有另外的人愿意帮助你，事实上也是这样，我觉得我并没有落空，落空了，不当朋友就是了。
听众T：现在有一条补偿法，柏杨先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提出来为冤狱要求赔偿。
柏杨：冤狱必须要政府自己承认是冤狱才行。像我，就不是冤狱（笑声）。
听众T：柏杨先生，你是爱情专家（笑声），美国有位妇女提出一个看法说，美国现在为什么通货膨胀？就是因为离婚率太高了。您有什么看法？
柏杨：这一类事情，每个人都可以提出一个看法。好比，我认为美国通货膨胀是他们纸张太过于浪费的缘故（笑声）。台湾因没有纸张，所以报纸不能开禁，所以不能增加篇幅，就是因为美国浪费了太多的纸（笑声）。
……
主席：如果大家已经没有问题了，我们的座谈会就到此结束，因为今天晚上柏杨先生还要赶到柏克莱大学去做另一次演讲（掌声）。
第三部分起敬起畏的哲学以权势崇拜为基石的五千年传统文化，使人与人之间，只有“起敬起畏”的感情，而很少“爱”的感情。写到这里，准有人号曰：“我们有‘仁’呀！”提到“仁”，话就得分两方面说，一方面是，有“仁”固然有“仁”，但也只是书上有“仁”，行为上“仁”的成分实在稀薄，所以我们动不动就拉出来亮相的“仁”，只能在书上找，很难在行为上找。另一方面，“仁”似乎并不是“爱”，“爱”也似乎并不是“仁”，“仁”是当权派对小民的一种怜恤和同情，乃施舍的焉，赐予的焉，表示慷慨大度的焉，幼儿园教习对小孩子的焉。事实上是，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恭敬”和“恐惧”。有些是由敬生惧，像孩子对父亲。有些是由惧生敬，像娼妓对嫖客，像大臣对皇帝，像小民对官吏，像囚犯对狱吏。君不见朱全忠先生当了皇帝后大宴群臣的节目乎，他哥哥朱昱先生骂曰：“老三，你这样造反，不怕灭族呀？”弄得不欢而散，史书上立刻称赞他哥哥是大大的忠臣，其实他哥哥只是恐惧“灭族”而已。正史上这种节目多的是，任何一件事情，如果剔除了恐惧的成分，剩下的感情，就不堪闻问矣。《红楼梦》上，贾宝玉先生对林黛玉女士曰：“我心里除了俺祖母、俺爹、俺娘外，就只有你啦。”我老人家一直疑心这话的真实性，说贾宝玉先生爱他的祖母，爱他的娘，一点不假，如果说他也爱他爹，恐怕问题重重。全书中就是用显微镜找，恐怕都找不出一星点爱老爹的迹象，而全是恐惧。一听爸爸叫他，就如同五雷轰顶，一个孩子对父亲竟是这种感情，在潜意识里，他恐怕巴不得老头早死。
起敬起畏的哲学使皇帝和臣民之间，官吏与小民之间的距离，一天一天拉大，皇帝的尊严真要：“升到三十三天堂，为玉皇大帝盖瓦。”臣民的自卑，也真要：“死至十八层地狱，替阎王老爷挖煤。”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也是中国必然要倒霉的一种气质。
第三部分缺少敢讲敢想的灵性不知道哪个家伙，大概是被称为周公的姬旦先生吧，竟发明了宦官这门学问。男人虽是男人，生殖器却是割掉了的，该一类朋友，有男人的用场，而没有男人的危险，真是绝大的贡献。故当皇帝的一直乐此不疲。呜呼，“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我想活生生把男人的生殖器割掉，恐怕不算是仁，也不算是义。可是这种割掉生殖器的宫廷制度，五千年来，包括所谓圣人朱熹先生和王阳明先生在内，却没有一个人觉得它不对劲，真是怪哉怪哉。以中国圣人之多，道貌岸然之众，又专门喜欢责人无已时，而对皇帝割人的生殖器，竟视若无睹，教人大惑不解。我想不外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虽然有人觉得不对劲，但因该事和皇帝的绿帽有关，便不得不闭口不言。如果皇帝听了他的建议，废除宦官，找一批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代他看守美女如云，恐怕绿帽缤纷，杀气四起，届时真的服巴拉松了断。历史上任何一个吃冷猪肉的朋友，虽名震天下，可是遇到皇帝割生殖器，就只好假装没看见。
第二个原因是，五千年来，君焉臣焉，贤焉圣焉，都在浑浑噩噩混日子，可能根本没有一个人想到活生生割掉生殖器是不道德的。中国文化中缺少的似乎就是这种敢想敢讲的灵性。皇帝有权杀人，他就是“是”，不要说割掉几个男人生殖器没啥了不起，就是杀掉千人万人的脑袋，也理所当然。积威之下，人味全失，而奴性入骨，只要你给我官做，你干啥我都赞成。
第三部分对事不对人托尔斯泰先生有一次向一个乞丐施舍，朋友告诉他，该乞丐不值得施舍，因他品格之坏，固闻名莫斯科者也。托先生曰：“我不是施舍给他那个人，我是施舍给人道。”
呜呼，我们对一个奄奄一息的乞丐施舍时，不能先去调查调查他的品格是甲等或是丁等，如果是甲等，就把掏出的一块钱掷过去，如果是丁等，就把掏出的一块钱重新装回口袋。盖这是人道问题，不是训导主任打分数问题。
台北名鸨何秀子女士服毒自杀，新闻轰动，遇救后在她的寓所招待记者，控诉非管区的警员和组长对她的骚扰。这一控诉出了麻烦，第一个严重的反应是警察局长，表示非取缔她不可。古之时也，“为政不得罪巨室”，今之时也，“开妓院不得罪警察”。现在把三作牌的脸撕破，再想继续下去，前途不卜可知。第二个严重的反应是，有两位专栏作家在报上提出义正词严的攻击，主要的意思是：一个开妓院的竟敢堂堂皇皇地招待记者，成什么话？
关于前者，对一个开妓院的名鸨，一直等到脸被抓破之后，才咆哮如雷，我们除了遗憾外，还有啥可说的，一说就说到红包上，柏杨先生能吃得消？那么，对于后者，也就是对于那些学问很大，而又道貌岸然，有地盘可以写方块文章的衮衮圣崽，不得不请他们听一听托尔斯泰先生的言论。
何秀子女士当鸨儿是一回事，人权又是一回事，中国宪法是不是规定妓女不准招待记者？一个妓女受了委屈，是不是不准呻吟，一呻吟就“成了什么世界”？只有蒙古的征服者才把人分为四等十级，“南人”最差，难道我们自己也将妓女划成一个最低阶层，不受法律和人道的保护？
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现在政府一再申令警察不得刑讯犯人，不管做到做不到，立脚点固站在这个观念上。一个人犯了法，当然应该判罪，但如果大家都认为他不是东西，走上去拳打脚踢，甚至把鼻子耳朵都割掉，还不准他哼哼：“哼哼啥？你偷了人家一百块钱，还有人格呀？还敢乱叫呀！”这应是吃人的野蛮部落的事，而不应是现代化中国的事。
福禄泰耳先生曰：“尽管我反对你所说的话，但我仍拼命为你争取说话的自由。”而一些自命为民主的人士，却用他们的大笔，封杀一个可怜女人的嘴，真使人如丧考妣。
第三部分只我例外民主政治的精义是“我不例外”，大家都不准闯红灯，我自己也不闯。大家都不准随地吐痰，我自己就不吐一口。人人赞成法制，我就不要求特权。既然建立了制度，我就不破坏它。可是这玩意一到了中国，就成了“只我例外”，我反对闯红灯，只是反对别人闯，我自己却可以闯那么一闯。我反对随地吐痰，只是反对别人吐，我自己却可以想怎么吐就怎么吐。我赞成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我自己却不能跟别人平等。我赞成建立制度，但只希望你们遵守制度，我自己聪明才智要高明得多，不能受那种拘束。盖我阁下如果不能例外，岂不有失面子，活着还有啥劲？
夫“面子”是啥？洋大人怎么研究都研究不懂，有人解释为“面皮”，言其只顾外表一层，不管实际内容。有人解释为“尊严”，言其虚荣第一，实质第二。我老人家想，面子也者，大概是神经衰弱和牢不可破自私的一种产品。因精神衰弱，做贼心虚，所以处处必须用骄傲来弥补自卑。因牢不可破的自私，惟恐怕不能占便宜，所以才处处都要“只我例外”。
自私心人皆有之，不但未可厚非，而且它是促进社会的原动力。但这种自私心一旦超过某种限度，成了臭屎球，就只好抬到了太平间门口，等着断气。呜呼，一个计划也好，一个办法也好，一个会议也好，一个决策也好，甚至一件官司也好，参与谋事的家伙第一个念头就是：“俺可以在里面有多少好处？”那就是说，俺可以弄多少钱？享多少权？少负多少责任？一字一句，一举一动，都在这上兜圈圈，上也如此，下也如此，你如此，我也如此，大家抱着屎臭球死也不放。
第三部分谋利有啥不对孙观汉先生认为“旧观念”和“酱缸”名异实同。柏杨先生想，它们似乎只是一部分相同，旧观念中也有好的，在旧观念下产生的行为，也有和日月并明的。只有酱缸蛆观念，即令它是新的，也是堕落的、恶毒的。
在“旧观念”中，一直到今天，人们还瞧不起做生意，认为做正当生意赚钱是丢人的，这跟文化走到岔道上有关。盖我们的文化本来是走在光明大道上的，却被长期的封建政体和儒家学派圣人们，群策群力，连推带打，活生生地塞到酱缸里。大家最初还叽哇乱叫，后来酱成了酱缸蛆，不要说教啦，连哼的声音都归于沉寂。孟轲先生的学说便是“何必曰利，惟有仁义而已”的，这位不曰利的祖师爷，为千万个酱缸蛆制下了仁义的假面具，明明害了杨梅大疮，鼻子都烂塌啦，却把面具一戴，喊曰：“都来看呀，俺好漂亮呀！”
在表面镇静而心里奇痒的状态之下，儒家朋友对商人充满了轻视、嫉妒、愤怒。一提起商人，就是“奸商”。奸商当然多的是，但公务员中也有坏蛋，却从没有听说过有“奸官”的（不过，“赃官”一词倒层出不穷）。夫商人以正当合法的手段赚了钱，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就有人眼红。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却他妈的高贵得不得了，人人跷起大拇指称赞他“有办法”。
一位中国文化学院夜间部的学生，向柏杨先生谈到他的教习傅宗懋先生。傅先生讲课很受学生们的欢迎，不仅口才好，而且有深度，日前他在该院这学期最后一节课时，曾对儒家的那种“正其谊不谋其利”学说，迎头痛击。傅先生鼓励学生用正当合法的手段赚钱，“谋利”不是一种耻辱，谈钱谈利也不是一种耻辱。恰恰相反的，那是一种光荣。儒家那种口不言利，口不言钱，但心里却塞满了钱和利的畸形观念，必须纠正过来，社会民生，才能蒸蒸日上。
那位学生转述这段话时，对傅先生充满了尊敬。柏杨先生听这段话时，对傅先生也充满了尊敬。盖中国人心中那块隐藏的私欲，必须取消，这块保留地一天不取消，自私心便一天牢不可破。“哀莫大于心死”，呜呼，心死者，自私心牢不可破之谓。也有一种现象不知道读者老爷注意到没有，中国人讲仁义说道德的嗓门，可是天下嗓门中最高的，聪明才智和判断力，也可是天下第一流的。问题是，千万不能碰到心里那块保留地，只要碰到那块保留地，就立刻糊涂成一罐糨糊，什么原则，什么逻辑，都会女大十八变。
第三部分沉重的感慨在中国社会上，侠义情操已被酱成了“管闲事”，对之没有一丝敬意，更没有一丝爱意，而只有讥嘲和忌猜。或尊之为“傻子”，或尊之为“好事之徒”，成为千古以来最大的笑柄和千古以来最大的殷鉴。年轻人血气方刚，可能考虑不到这些，即令考虑到这些，也可能不在乎。而柏杨先生早已老奸巨猾，我岂能惹这种无聊的麻烦？这正是我老人家聪明之处，世人不可不知。盖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聪明过度，中国社会正是由这种无数聪明过度组合而成。而聪明过度是吝啬同情心的，这不能怪谁，同情心一丰富，就聪明不起来。
中国人同情心的贫乏，使狄仁华先生有沉重的感慨，一团沸腾的灵性被酱成一条麻木的酱缸蛆，要它活泼起来，恐怕非一时之工所可收效。
第三部分第一是保护自己圣人曰：“知而不行，不为真知。”仅知合作的重要，而不能在行为上合作，就不算真知。仅了解团结就是力量，而不能在行为上团结，就不算真了解。毛病似乎不出自中国人本性，而出自大家吃儒家学派的药太多，吃得跟柏杨先生尊肚一样，害了消化不良之疾。盖儒家在原则上只提倡个体主义而不提倡群体主义。孔丘先生对那些“有教无类”的二级圣人，教来教去，固然也涉及到群体行为，但涉及的分量却比蚌壳里的珍珠，还要稀而且少，大多数言论都是训练个体的焉。儒家最高的理想境界，似乎只有两个项目，一个项目是教小民如何地藏头缩尾，国家事管他娘，而只去维护自己的身家财产；用两句成语，那就是“明哲保身”、“识时务者为俊杰”，鼓励中国人向社会上抵抗力最弱的方向走。另一个项目则是求求当权派手下留情，垂怜小民无依无靠，用御脚乱踩的时候，稍微轻一点；其成语曰“行仁政”。
孔丘先生有一段话，是躲祸消灾的最高准则，其话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翻译成白话，就更明白啦：危险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危险的社会，千万不要住。天下如果太平，就出来弄个官。天下如果不太平，就赶紧保持距离，能溜就溜。国家大治，而你却没有弄个官，丢人；国家大乱，你却弄了个官，也同样丢人。
这段“圣人教训”充满了聪明伶俐和见风转舵，人人变成了滑不溜丢的琉璃蛋。别人把天下打太平啦，他就当官，等需要大家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他却脚底抹油，便宜事教他一个人占尽啦；把儿子女儿送到美国“传种”的老头老太婆，大概就是儒家的正统，可当孔孟学会理事矣。在势利眼里，只有努力适应，努力使自己安全，“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知识分子连可能有瓦片掉下来的地方都不敢去，则对政治的腐败、小民的疾苦，事不干己，看见了就假装没看见。盖看见难免生气，生气难免要嚷嚷，嚷嚷难免有祸事。呜呼，儒家的全部教训中，很少激发灵性，很少提到权利义务，很少鼓励竞争，而只一味要他的徒子徒孙，安于现状，踌躇满志。啥都可干，就是不可冒任何危险。所以孔丘先生谁都不赞成，只把穷得丁丁当当的颜回先生，当成活宝，努力赞扬他的安贫气质，却不敢进一步研究研究使这位二级圣人穷成这个样子的社会责任，更没有想到应如何去改造这个群体的社会，而只是瞎着眼教人“穷也要快乐呀”。一旦每个中国人都这么快乐，国家民族就堕落成原始社会。
第三部分尿入骨髓不认真，不敬业，悠悠忽忽，吊儿郎当地“混”，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特征。它在人性上形成的畸形心理，令人流泪满面。盖不认真不敬业的结果，必然产生强大的文字魔术诈欺。嗟夫，“真”在历史文件中没有地位，中国的历史文件就跟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样，也不得不走错方向。在这种走错了方向的脚步声中，中国同胞遂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去追求“美”，追求“善”。独对“真”提都不提，一提“真”就摇头，要想他不摇头也可以，那就得打马虎眼。上上下下，大大小小，一致认为文字的力量可以封杀或曲解真实的事实，可以把白的染成黑的，把黑的漂成白的，把二加二证明等于八，把月亮证明四四方方。玩文字魔术的知识分子，十分有把握地认为：天下小民全是狗屎，而大批酱缸蛆也偏偏心甘情愿地──而且用一种潘金莲喝尿的精神，来坚信自己并没有受骗。怪不得苏西坡先生叹曰：“尿入骨髓，化作酱缸泪。”该泪流到今天，都没流完。
第三部分洋人进一步，中国人退一步祖先崇拜在本质上是充满了灵性的，可是再优秀的细胞都可能堕落成致命的癌，灵性有时候也难免堕落成僵尸。祖先崇拜遂一步栽下楼梯，成了对僵尸的迷恋。孔丘先生是驱使祖先崇拜跟政治结合的第一人，那就是有名的“托古改制”，“古”跟“祖先”化合为一，这是降临到中华民族头上最早最先的灾祸。孙观汉先生曾在《菜园里的心痕》中对此生出很大的困惑，盖外国人遇事都是进一步想的，中国人遇事却退一步想。呜呼，“退一步”，这正是儒家那种对权势绝对驯服的明哲保身哲学。其实，“退一步”只不过是果实而已，在孔丘先生当时，这种思想已经十分浓厚，他阁下对社会的不平、政治的黑暗、人民的疾苦，都有深切同情，而且也有其解决的方法，不过他的解决方法不是努力“向前看”，不是提出一个新的时代方案，而是努力“向后看”、“向古看”、“向祖先看”、“向僵尸看”，看三皇、看五帝、看尧舜、看周文王。他的本意可能只是画一张蓝图挂到祖先的尊脸上，以便当权派有个最高榜样。但这种本意被时间冲淡，也被酱缸蛆曲解。于是，“古”也者，就成了黄水直流的香港脚，无论干啥，如果不捏捏该脚，就不算搔到痒处。必须捏得龇牙咧嘴，又唉又哼又哎哟，才是真本领，才算舒服得没啥可说。死祖先进而化成活僵尸，不但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成了万能的百事通，而且还忠勇俱备、品学并臻。道德高涨时，一辈子连女人都不看一眼，每天呆坐如木瓜，啥都不敢想，要想也只是想“道”（好像听哪个酱缸蛆说过，孔丘先生到死都是个童身，真是守身如玉，可为万世法者也）。
对僵尸迷恋的第一个现象是：“古时候啥都有。”凡是现代的东西，古时候都有，原子弹有，辐射线有，飞机大炮有，汽车有，民主有，共和政治有，砍杀尔有，拉稀屎有，人造卫星有，公鸡下蛋有，脱裤子放屁有，西服革履有，阿哥哥舞有，迷你裙有，等等等等，反正啥都“古已有之”，无往而不“有”。只要你能出一个题，酱缸蛆都能写出一大串古时候都“有”的典故。既然啥都有啦，潜移默化，中华民族遂成了一个肤浅和虚骄的民族，盖你那些玩意都是俺老祖宗搞过的，有啥了不起？自己搬块大石头挡住自己的去路，只好在自己的太虚幻境里，闭着尊眼，猛想美女如云。
──闭着尊眼猛想美女如云，是一种“意淫”，说这话还是“直八哲学”，如果说老实话，对僵尸的迷恋简直是一种他妈的手淫，更要斫丧元气。
第二个现象比第一个现象还要使人怒发冲冠，那就是：“古时候啥都好。”仅只啥都“有”不稀奇，必须啥都“好”，才算够水准。这种畸形观念，大概秦王朝统一中国时就很严重，惹得皇帝老爷嬴政先生一肚子火，再加上宰相李斯先生直打小报告，于是陡起杀机。呜呼，柏杨先生可不是拍巴掌赞成焚书坑儒，而只是说“古时候啥都好”的毛病也是“古已有之”，并不是最近才抬头的新兴势力。两千年来，不要说是一种思想，像硝镪水一样侵蚀着灵性，就是一天只滴一滴水，也能把喜马拉雅山滴出窟窿。
所谓“好”，似乎不是指东西好，大概再伟大的酱缸蛆，都不好意思说穿草鞋比穿皮鞋好，用丈八蛇矛比用机关枪好，骑牛骑驴比开汽车坐飞机好。所以，古时候啥都好者，可能限于四个节目（但这四个节目却是大节目，已够中国人奄奄一息），该四个节目者，曰“人好”、“事好”、“书好”、“名好”。夫“人好”者，不用介绍，大家的口头禅就是“人心不古”，这口头禅真是口头禅，只要有人稍微碰他一下，这口头禅就会像吃了屁豆似地立刻放之。既没有经过大脑，也没有经过心脏。盖他阁下已一口咬定古人都好得顶了尖，不但不会坑他骗他，甚至当他坑了古人骗了古人的时候，古人还要温柔敦厚地向他献旗感恩。古时候的好人说起来车载斗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连孔丘先生都服帖的，莫过于唐尧帝伊祁放勋先生，他连国家元首都不干，而把宝座像烫山芋似的抛给姚重华先生。姚重华先生也是好人大学堂毕业的，在干了四十八年帝王后，又把那玩意抛给姒文命先生。然而他们还不算了不起，了不起的是许由先生，一听说有人教他当皇帝，就好像谁向他念了三字经“干你娘”，赶忙跑到亚马逊河，把耳朵洗了个干净。
权力是有毒的，当权派当得久啦，免不了就要中毒。古时帝王，大概跟日月潭毛王爷差不多，一个部落的酋长，到了夏王朝，多少建立起来一点规范，开始有点舒服，于是姒文命先生进了棺材后，他的儿子姒启先生就硬是不肯放。这未免使酱缸蛆脸上没有光彩，只好用文字诈欺战术，硬说小民非跟着他走不可。姬发先生父子起兵叛变，把殷纣帝子受辛先生活活烧死，如果依照酱缸蛆的原则和逻辑，这种行为实在该入十八层地狱吃阎王老爷的屎，可是古人既然都是好的，而孔丘先生又在他们父子尊脸上抹了金，就不得不也靠文字诈欺战术。孟轲先生就很文艺化地说他阁下向东征时，西边的小民就怨啦，曰：“为啥不先来打我们呀。”向南征时，北边的小民也怨啦，曰：“为啥不先来打我们呀。”听起来真是悦耳，盖古人既都妙不可言，就索性让他妙到台风眼里吧。
古时候的“人”既然都“好”，则古时候的人干出的“事”，像法令规章之类，自然也都好得不像话，碰都不能碰。如果胆大包天，想改它一改，就像一枪扎到酱缸蛆的屁眼里，听他号声震天吧。王安石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兼思想家，那个纸糊的宋王朝，如果不是他大力整顿，恐怕早亡了国──早亡给西夏帝国，还轮到金帝国动刀动枪？王安石先生曾说过一句冲击力很强的话曰：“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这对酱缸蛆真是个致命的一扎，所以酱缸蛆屁眼红肿之余，便把他恨入骨髓（有一点可供读者老爷参考的，凡是抨击王安石先生最烈，或对王安石先生的人格或私生活最污蔑栽赃的，用不着调查，我老人家敢跟你赌一块钱，他准是条大号酱缸蛆）。他阁下最后仍大败而归，实在是酱缸蛆太多，难以抵挡。
在历史上，“祖宗家法”成了猪八戒先生的五齿耙，对任何改革，用五齿耙当头一筑，就能把人筑出脑门痈。呜呼，现在学堂里，都是学生坐着听，教习站着讲，盖学生太多，而且一天站上五六个小时，真能站成香港脚。而古时候私垫，却硬是教习坐着讲，学生站着听。这是我们这个自吹为礼义之邦的规矩，可是这规矩到了宫廷那种兽性多人性少的地方，就变了花样。却是皇帝学生孤零零一个人坐着听，大臣教习呆愣愣一个人站着讲。宋王朝时，韩维先生曾建议教习也应该坐，这请求并不过分，可是想不到喝尿分子刘邠先生马上反对。后来程颐先生也建议教习该坐上一坐（他阁下虽然也是一个酱缸蛆，却为了自私，倒也明白了一阵），闹嚷嚷了一阵，屁股仍没着落。盖这玩意是祖传的家法，动不得也。
这只不过是屁例子，比屁还大的例子多矣多矣，中国专制政体下最后一次变法百日维新，就是毁到这五齿耙上的，嗟夫。这个五齿耙乱筑中华民族，筑了两千年之久，筑得流血抽筋，不成人形，只有出气的份，没有吸气的份。迄今为止，残余的酱缸蛆和喝尿分子，仍坚决地主张继续乱筑，有人偶尔躲一躲，就立刻大喊大叫曰：“动摇国本。”呜呼，这种国本，如果再不动摇，中华民族的生存，恐怕就要动摇。
第三部分最大的殷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传统文化，当然有优秀的一面，介绍这一面的朋友太多，说的话写的书，更排山倒海，用不着我再插嘴，即令再插嘴，也不能增加优秀的重量。我们现在面对的，却是五千年从没有见过的巨变。一种崭新的西洋文明，像削铁如泥的利刃一样，横切面地拦腰砍过来。如果拒绝接受消化，只有断成两截，血枯而死。美国一些印第安人保留地和散布在各地印第安人的废墟，每一处都使我们胆战心惊。印第安人几乎全部住在保留地，所谓保留地，用不着睁眼乱瞧，仅只掐指一算，就可算出那里准是穷乡僻壤，一片荒凉。虽不能说寸草不生，但保留地的农作物，往往难度一次荒年。最糟的是距城市太远，也就是距交通线有学堂的地方太远。其实太远也没啥，多走几步路就行。问题在于，印第安人压根儿拒绝接受现代文明的西洋文明。
现在，他们还可以在保留地马马虎虎过日子，过的是两三百年前美国西部武打片上差不多的日子。可是，不知道酋长老爷想到没有，一旦有一天（这一天不是不可能来临），美国人口急剧增加到十亿──别说十亿啦，十亿能吓死人，假如美国人口急剧增加到三亿四亿吧，第一件事，你敢跟我打赌乎哉，恐怕就是把印第安同胞驱逐出保留地，赶到落矶山区，在那里，深雪没胫，无尽荒山，他们在草原上的古老求生技能，派不上用场，最后只好全体饿死。盖那些保留地的贫瘠不毛，在现代科学技术之下，开水利、施肥料，都会变成良田。目前美国政府还不在乎，到那时候，可要非常在乎矣，美国政府绝不可能永远允许印第安人，糟蹋那些土地。这是远虑，而远虑基于近忧。前已言之，近忧是他们顽强地坚持他们那种固步自封的传统文化。举个例子说吧，直到今天，他们都不尊重法律，也不相信法律，仍继续几千年来的勇敢内斗，部落与部落间经常仇深似海，不可开交。美国政府前去干预，酋长老爷曰：“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好吧，悉听尊便，只要不妨害白人安宁，你们即令把自己人杀了个净光，都没关系，白人乐于看到天然淘汰的成果。
──白人对归化为美国人的落后民族，一向采取“厌而远之”的态度。对印第安人如此，对中国人也是如此。就在华盛顿机场，曾上演一场镜头。吾友海伦女士貌美如花，性烈如火，丈夫老爷麦卡菲先生，台北文化界人士对他相当熟悉，不必细表。表的是某一天，海伦女士在等飞机，站得两条玉腿发酸，看见一个空位，就走过去坐下。不久一个中国人从厕所回来，发现座位没啦，一脸不高兴，跟她身旁另一位中国人用广东话骂起大街，措辞肮脏下流，写出来准吃风化官司，姑且找一句最文明的介绍，曰：“这女人的屁股怎么不丢在你大腿上呀，偏丢在我的位置上，骚到我身上来啦。”想不到海伦女士是言语奇才，啥话都懂，她正气愤中国同胞乱占座位，更气愤中国同胞难堪的粗野。于是，一跳而起，用广东话向他们回报，教他们注意自己的教养。两位广东老乡不但不对自己的失礼道歉（注意，中国人没有道歉的文化），反而回骂起来。候机楼霎时吵成一团，华洋黑白，一齐围上来观看奇景。白脸警察闻声赶来，在一旁歪着尊脖，仔细欣赏。麦卡菲先生听到娇妻大发神威，赶忙奔来救驾，白脸警察拦住他曰：“老哥，这是他们中国人内斗，咱们千万别管。”麦卡菲先生曰：“老爷容禀，我不管不行，因为吵架的是我太太。”这则小故事可看出白人对中国人（无论你是华裔、华人、华侨），就是如此这般，跟对印第安人一样，看成化外之民。
印第安人为啥排斥现代化的西洋文明，有人说他们始终怀恨白人的罪恶，有人说他们的民族天生僵固，没有接受新观念新事物的细胞。这两种原因都有点怪，因怀恨而拒绝接受敌人的制胜法宝，可谓其蠢如猪。因天生缺少力求上进的细胞，可谓其情堪怜。但至少有一点致命伤是明显的，可能因为生理上的缘故，印地安同胞之酗酒，似乎比台湾山地同胞，还要凶猛百倍。富兰克林先生在他的自传上，曾喟然叹曰：“酒毁灭了印第安人，但没有酒，印第安人宁愿死。”柏杨先生没有资格作深入分析，只是说明，无论啥原因，结出的果实都是一样的。我老人家在芒特玛古堡，看到印第安废墟，和他们用野草编织的箩筐，六百年后今天的成品，跟六百年前昔日的成品，色彩图案，一点没有分别，不禁老泪纵横，似乎看到，阴风四起，黑云渐布，日暮途穷，苍茫朦胧，一幕即将来临的巨大悲剧，正在死寂的气氛下进行。可能千年，也可能只几百年，当他们被逐出保留地之日，也就是这个古老民族全族覆灭之时。连上帝都救不了他们，除非赐给他们吸收现代文化的灵性。而迄今为止，上帝仍没有赐给。反而，却像《圣经·约书亚记》上所说的，决心使他们：“没有一个留下，将凡有气息的，尽行杀灭。”
写到这里，读者老爷一定大吃一惊曰：老头，你三天没照梨花镜，就自以为三头六臂，当起预言家啦。我可不是要当预言家，而只是联想到中国同胞，不禁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中华与印第安两大民族，虽然有许多不相同之处，却也有许多相同之处。最相同的一点是，大家都有浓厚的崇古崇祖的情绪，这情绪是浪漫的，多彩多姿，使人动容。可是却因之使我们无法面对现实，对现代化深拒固闭，对有些已经毛病百出的传统文化，仍搂在怀里，沾沾自喜。类似乎这些相同之点，都是致命之点。
印第安朋友的传统文明，少得可悲，如果他们肯吸收现代化西洋文明，可以说易如反掌，盖房子里空空如也，只要新式沙发搬进来就功德圆满。中国人屋子里却塞满了长板凳、短板凳、高板凳、铁板凳、木板凳、带刺的板凳、滑不溜丢的板凳，如果不动心忍性，把它们扔到化粪池里，新式沙发就永远进不了大门。印第安人是个活榜样，这个可哀的红脸民族，跟西藏冈底斯山的牦牛群一样，低着头，朦胧着眼，蹒蹒跚跚，有意无意，身不由己地，一步一步，走向绝种的死亡之谷。听到他们蹒跚的脚步声，和世代的辛劳喘气，心都裂成碎片。有人说，你别杞人忧天，中国人多呀。咦，在可怕的核武器和强大的生存竞争压力下，人多可没有用。印加帝国的人口可多，如今都到哪里去啦。有人说，中国人聪明呀，聪明确实聪明，但把聪明用到抗拒改善自己品质，动不动就翻天印和窝里斗，聪明反而会被聪明所误。似乎只有自惭形秽、痛改前非的觉醒，才能躲过印第安朋友所遭的大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