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鹏：这实际上一件好事，因为这是培养市场，有了市场才会有这方面的消费。同时现在大陆因为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社交场合，既然有那么多的饭店、酒吧，也应该有茶艺馆。茶艺馆是中国特色的社交场合，在《清明上河图》里面有许多的茶馆，应该说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水浒传》里面很多故事场面都是在茶艺馆里发生的，最著名的西门庆与潘金莲相识就是要王婆的茶馆里，这是极有代表性的。现在逐渐兴起的茶馆热，我认为是非常可喜的，但是由于现在有许多城市人还没有去茶艺馆消费的习惯，因此不少茶馆价格定位非常高，这对行业是不利的，而在杭州、成都茶馆消费很方便，几块钱可以喝半天茶，因为这些城市有此传统，茶艺馆是一个百姓交际场所更是一个百姓休闲场所，我认为茶艺馆越多越好，过于高档次的茶艺消费也有必要，但不应是主流。茶艺应是日常消费，不应该变成一种特殊消费，就像鱼翅，可以吃，但是不能天天吃，因为可以得出结论：鱼翅不是日常生活用品，而茶是日常生活用品。茶艺馆应该在这个层次来寻找顾客，满足日常的消费需求。关于茶艺馆的经营方式与服务状况，我觉得服务还都是不错的，价位有一点问题，应该更大众化、平常化，门槛低一点。以北京为例，以前有好多茶馆可以带茶叶的，就收一点开水费，这也是一种经营方式，茶馆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社交场所，王婆茶馆就是例子。（笑）
茶让中国人更加中国(3)
范增平：曹博士对目前所出版的有关茶文化的书籍有何评价？
曹 鹏：我认为这方面的书出的可以再多一点，有一些书是很好的，但是也有不少书是攒出来的，也就是速成的书，这是有问题的，这些书从开始写到出书也许就用了一两个月，缺乏系统细致的研究，因此常识性的东西堆砌得太多，无非是茶的产地、历史、分类、茶具这些东西，资料很好找到，简单拼凑就成了一本书，太容易，陈陈相因，当然这些书也起了一种宣传、普及茶文化的作用。但是真正有学术价值、理论价值、文化价值的书，换句话说，大手笔的书少之又少，比如历史上宋代有一个大书法家蔡襄写了一本《茶录》，这种很高层次的文化人写的大手笔的书是市场的稀缺产品。《功夫茶话》之所以印了四五次也是在于很多人认为这本书的文气较重，在茶的专业知识之外，文化味很浓，我认为茶文化的书应该有更多的精品，必须由高水平的大手笔来写，写茶的文字一定要非常讲究，在普及传播知识，探讨茶艺、茶文化的同时，要让人感到文学的美感和享受。我不喜欢那种堆砌词藻、装腔作势的写作方式。一本茶书如果经不起时间的冲泡，那就不是一本好茶书，什么叫“时间冲泡”，那就是再版。例如陆羽的《茶经》就不断的再版，泡了一千多年还有味道且非常浓酽。
范增平：您认为作为一个茶人应该具备什么条件？请您给“茶人”下一个定义。
曹 鹏：就是要了解茶的精神，茶人要懂茶，要知道茶的精神内涵。爱茶、好茶、懂茶、知茶是茶人应具备的条件，否则就不是茶人。如果仅仅把茶当成一种普通的饮料，那就不是茶人，茶有一个角色认同、价值认同。就像刘伶那样的酒徒背着酒到处走，死了也无所谓，挖一个坑埋了就完了，这也是对酒的高度忠诚，茶酒都是各有高人呀。
范增平：您平时如何享受茶艺生活？
曹 鹏：实际上这也分作日常享受和特殊享受两种情况，日常享受指的是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品茶、喝茶。有一句老话讲得好：国不可一日无君。可以接一句：君不可一日无茶。要没茶就觉得少了点什么。特殊享受就是指一些特殊的机缘，能够比较认真的品茶，比如说去年我去武夷山的茶叶研究所喝大红袍，山清水秀，品茗畅谈，这就是特殊的机缘。好在这种机会我经常有，比如西湖品龙井茶，用虎跑泉的泉水冲泡的龙井。在北京也有一些特殊的机会。
范增平：您对人生的看法如何？
曹 鹏：概括地讲，中国人的人生应该是以传统精神为基础框架，比较贴近自然，讲究礼义、文明，重视文化，林语堂写过《生活的艺术》、《吾国吾民》，写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人生有什么不同，就在于中国人的人生里面既有出世的一面又有入世的一面，能入能出。以儒家、法家的理论为指导，忠君报国、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人入世的一面。法家也是如此，只不过多了一些权术和更严酷的政治。儒家讲究恩德，这是孔孟传下来的思想，孔子是一个教师，教师有一个特点：与人为善，要感化教育人，当孔孟之道成了一个学说、思想甚至宗教的时候，它是以教化、感育为宗旨、为特点。法家更讲究管理、制衡、利用。
出世的一面是以老庄一派为代表，包括佛教的一些精神。出世就是要接近自然，无为，在山水之间，在清心寡欲之中完成人生。我觉得这两种的结合是最佳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我的人生看法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拿得起，放得下”。拿得起是入世可以做入世的事业，不管是经营管理还是研究、教书育人、著书，或者是创作书画，都积极参与，促进经济、社会、文化、艺术事业发展。另一方面也应该能够放得下，就是所谓的老庄哲学，我可以当一位隐士，尽管眼下只是局部的、阶段性的，比如说在周末我可以任何工作都不做，认真地享受一下闲暇，思考一些所谓的玄而又玄的问题，或者到山清水秀的地方走一走，纯粹的是为了一种超脱，清静无为。这种入世、出世的交替，其实是可以做到的，滚滚红尘中，我可以成为胜任愉快的强者；另一方面在空寂无人的深山老林里，也能够自得其乐找到那种感觉，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入了解之后才能达到的境界。我对儒家、道家、法家的著作都是通读过的。如果没有读过这些你就不知道如何入世，如何出世。现在很多人讲“半部《论语》治天下”，但有几个人把《论语》认真读过的？我写过一本专门研究《论语》的书，《论语》不敢说全部背下来，一半背下来应问题不大，《论语》的各个版本我至少有几十种，其他的如老庄的著作版本也有很多种，如果对这些著作没有系统梳理，只有“耳食之学”，听来的学问那肯定不行。我对传统国学的功夫下得还是比较深的，国学根基还是有的。我曾经讲过在中国有四书五经，五经不说，四书是一定要读的，四书如果不读，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入世的学问就谈不上。孔夫子讲：“每日三省吾身”，一省：“为人谋而不忠乎”，讲的是对别人做事要忠；二省：“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讲的是与朋友交是不是不讲信用了？这样忠信都有了；三省：“传不习乎”，指的是老师教授的是不是复习、学习了？这也是儒家的理论体系。这“三省吾身”在生活中的很多方面就理顺了。而现在由于中国受西方文化影响，西方人生活在天主教、基督教文化中，他们的人生是由宗教规定的。中国人过去在孔孟、老庄思想体系下也很从容，孔孟、老庄也起到了宗教的作用，它解决了西方人用宗教解决的问题，但是“文革”后这种传统的血脉被割断了。外来的，已经抽掉了西方宗教的西方文化很可怕，只剩下酒吧、汽车和美女了，而事实上，西方文化有教堂的一面我们并没有看到。西方文化有它精神上的一面，而不是单纯务实的。西方文化对外的辐射更多地是从务实角度、消费角度，而西方宗教这一块被抽掉了。我们中国人应该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精神或者说传统。我们这个时代存在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面对西方文化、生活方式的冲击，找到我们自己的民族精神，同时把它传承起来，发扬光大。我自己希望尽点绵薄之力，有所贡献。事实上，在经济、科技上我还是受益者，但除了经济、科技外，我们中国人还应该有自己的精神生活。茶能够让中国人更加中国。
茶让中国人更加中国(4)
（本文被收入台湾万卷楼2005年版《中华茶人采访录》）
原版后记
出这样一部茶书，在我是纯粹的“计划外生育”。
1998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获博士学位以后，事业上一直处在等待观望状态，虽然身边是轰轰烈烈的网络经济时代，是媒体革命时代，报刊市场天天发生着奇迹，可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机遇一再与我失之交臂，我只能旁观。虽然作为观察者与研究者、分析家，我也还足够努力，甚至算得上高产、有一定影响，但是，相对于自己的实干理想与愿望来说，写写文章搞搞研究，实在是不足道矣的雕虫小技。
没有正业可投入，就有了闲情逸致。徘徊之际只因为一念之差的选择，我就迷失在茶学的天地中，而且乐而忘返。于是就有了关于茶书选题的一个又一个创意。先是编了一部《喝茶的艺术：中国现当代茶文化散文选》，然后又开了“功夫茶话”与“名茶谱”两个专栏，前者是自己习茶的心得与茶学随笔，后者则是对具体各种名茶的介绍与品评感受。今后时间精力允许，还打算出个注释本的《茶经》。一不做，二不休，这是我的性格，在习茶一事上，表现得很典型。遇事过于“执”，贪大求全，八面出击，所以有朋友说：“你这样太累了！”
本书是从2000年元月开始到7月为止的半年多时间里，利用双休日赶写出来的。本来篇幅不算多，早就该杀青，只是中间几度被别的事情所打断。在我来说，虽然是一篇一篇写，可是并非应付之作，而是下了一番研究构思的功夫的，虽是千字文，但力争每篇都多少有点自己的东西，哪怕是一个观点、一句话。至于文体，倒没有怎么讲究，搞惯了报纸，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就是只求信息与道理的准确表达，不大计较词藻与行文的艺术感觉。不过，这不意味着写作时没有文体风格意识，毕竟我的本科就是文学，而且从来也没自绝于文学事业。
志在沙场的陆游曾有名句“此身合是诗人未”，挪用过来，我有时也笑问自己“此身合是茶人未”，倘若果真如此，那么，我觉得其实也很不错。
近日，一位学长听说我近来的精力主要用在茶书上，感叹了一声：“这真是浪费——你的精力没用在正地方！”我能体会，他的意思是我本该把精力用在更有优势与特长的领域，言外颇有惜王孙“欲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意思，不过，我并不认为研究茶与写茶对我来说是浪费，相反，茶滋润了我也丰富了我，能有机会写一部茶书，这是该感谢上苍赐予的福气。
曹 鹏 2000年7月22日
北京修订版补记(1)
一
《功夫茶话》略带传奇色彩的出版，是2001年我最得意的快事。
在收到样书后，我把围绕此书与责编赵泓往复的电子邮件整理成一篇文字，居然有七十余封，发给赵泓兄，令他颇为意外，算得上是小小惊喜。这些邮件虽然都很简短，但是却真实地记录了一个作者与一个编辑在没见过面、并不认识、也没任何中间介绍者的情况下是如何联系、探讨并接生一部新书的问世。我认为对于出版业人士以及对此书感兴趣的读者，这些邮件是有阅读参考价值的。书出版后，赵泓先生来函索句，我谄了一首，只记得其中有“说茶功夫在茶外，编书心血尽心中”这两句，虽平直，尚贴切。
1999年在出版《中国报业集团发展研究》之后，我曾为了表示对责编池平女士能够慧眼识“书”的真挚谢意，特意从进口书店花近二百元买了一册台湾版的《编辑人的世界》，并写上“借花献佛——曹鹏持赠池平编辑”，池平大姐收下非常高兴。值得一提的是，我之所以选择这部出版学名著作为礼品，不仅是因为池平是非常敬业而优秀的新闻专业图书高级编辑，还因为她所编辑的一部美国名著《编者与作者之间》，是我上世纪80年代反复研读爱不释手的好书。当我在石家庄日报社孤寂苦读的时候，这本书告诉了我，出版社与著作人之间，应当是这样一种纯洁而高尚的合作关系，是一种文化的共鸣，是一种精神的交往。可以说，池平所编辑的作品深深地影响了我的出版观——当然，在我读《编者与作者之间》时，没有预料到有一天同一责编会为我的书做编辑。1999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那本书的出版。
有鉴于此，我把这组邮件的标题定为《编者与作者之间》。后来这组邮件在《生活新报》发表了一部分。
二
新书出版后，少不得要分赠师友同事。除了面赠以外，还有很多日常见不着面的朋友或同行，是寄赠的。有一半收到后就回电回信，另一半则如石沉大海——大家都忙，可以理解。
我读博士的导师郑兴东先生收到我呈赠的这册小书后，又两次追加索要，一次是留学加拿大的儿子儿媳回国时看了此书，带走了；第二次是女儿女婿从瑞士回来探亲，见到这本书又非带走不可。这在我当然是莫大的荣幸。
李克夫老师告诉我，他每天在办公室午睡前，都要翻阅一两页《功夫茶话》，这令我非常欣慰，因为拙文能助师长清睡，实在是作学生的造化。1990年我在人民日报社实习，当时他正处在低谷，不过仍然尽最大可能予我以指导、帮助，我至今印象极深的是他为了替我推荐工作单位，带我去西交民巷的全国记协参加一个活动，见了正在起步阶段的《中华英才》负责人，对方也答应要我，当然，后来我没有选择这家新刊物——记得回报社的路上，我与他一起坐公共汽车，还没有座位。
深圳的侯军先生收到书后来了一封信，他已荣升深圳都市报总编。初次相识是在肇庆，我在会上讲副刊专栏编辑，此公上前自报家门，我才有幸识荆。有书必答，多才多艺的侯军真是性情中人。
读博士时的同桌南子女士打电话告诉我，此书用了一个周末读完，感觉是非常愉快的享受。这是我所希望听到的最高评价。她还命我送一本给一位在北京开茶馆的台湾女友，我当即让快递公司送去，并题上“无由持一册，寄与爱茶人”，可是至今没有回音是否收到了。
朱剑红女士是报界才女，从旁人处见了此书，表示要去书店买一本来读，因为她非常喜欢茶，我闻说赶紧奉上一册。难得她很快就读完了，并提出了若干问题。1989年我读硕士，在东四张隆栋教授寓所上课，有幸见到朱剑红，当时似乎是为了出国请张先生写推荐信，后来据说受到有些人阻难，没能去留学。转眼十二年，时光真的不等人。
《证券日报》社长张杰在是哥们儿，我们一同去天津参加单位组织的所谓副处级以上干部学习班，他质问我为何出了书不给他。当然那是我的错，回来就补救。虽然他在事业上如日中天，在证券市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可是因为身体原因，常有退隐山林之意，读了拙作，竟和我商议将来同去山里卜居，品茗闲侃，岂不逍遥。
北京修订版补记(2)
刘自立在文学界友朋众多，读了拙作，在吃饭时说，此书虽然也差强人意，但是与唐振常比不够老辣，与伏尔泰比尚欠完美……这些话我当然知道是批评，可是私下却不禁窃喜——能让他老兄如此批评，恐怕也已是难得之事。
上海文新集团的贾亦凡是我多年的个人专栏责编，他打电话告诉我在上海买了一册此书，相交多年，竟然彼此未谈及茶事，而他非常迷恋茶学，约好下次见面，专门聊茶。
暨南大学新闻学院的一位研究生在广州购书中心买了此书，读完后记为之低昂良久，我读了电子邮件，心中非常感动。所谓“不惜歌声苦，但伤知音稀”，仅仅是为了那些赏识自己、推重自己的朋友们，也值得这份付出了。
在报界从业有个便利，就是宣传上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同行朋友们都很给面子，到现在为止我收到了五十种左右的报纸发表的书评、书讯。西安、辽宁等地报纸的同行还提出连载。
此书的《茶文》一篇，曾被《中国茶叶信息》半月刊转发为卷首语。这至少证明了在茶学专业领域，还没被视为滥竽充数。更可贵的是8月底接到著名茶文化学家阮浩耕先生从杭州来的电话，他费了不少周折才找到我的电话，说刚买了我的书读了，告诉我，他们《茶博览》将复刊，希望能写点什么。
三
此书初版5000册，到八月份已全部脱销。我对书业向来关注， 甚至谈得上有所研究，实话实说，对此书的市场销路，本来就有一定的信心。事实上，我相信此书不仅在大陆有销路，在港台等华人世界，同样有销路。
从5月面市到8月份，期间我到过若干个城市，逛书店时， 都留心看一下茶书专架，往往能见到自己这本小书。不过，书店进货都不多，这是怕积压滞销书。
第一版脱销，出版社拟再印，我想借此机会，进行一番增补修订。一是调整插图，因为扫描图片用电子邮件传输时进行了压缩，还原不理想，现在重新选择了部分图片。二是增加了若干篇，使内容更全面、充实。三是希望把《编者与作者之间》收入书中，以供读者了解此书的生成过程。
最后，在本书再版修订前夕，高中时代的同桌李林林（可惜不是女生），整理出一份《功夫茶话》勘误表，把我的笔误一一校正。知交二十年，故人对我的拙作如此爱护，令我感动不已。事实上，每个人都是为爱护自己、关心自己、欣赏自己、喜欢自己的人而活的，我深感幸运的是能为属于自己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人，增添哪怕是一丝快意。
2001 年9月1日 周六上午草成
第四次印刷再记(1)
从2002年6月起，我负责筹办《中国书画》月刊，接触的书画文化界人士非常多，而且书画界对于新闻传播以及媒介经济不感兴趣，我在主业上的资历与成就，对书法家、画家、美术评论家来说等于零甚至是负数，所以在互赠著作时，我便绝口不提自己还有几部专著，只是以这册小书充门面。
这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其实我在书画与文学艺术领域写的东西也足有百十万字了，但是因为一是用的笔名，二是没有结集出版，好在有这本《功夫茶话》，还算能让书画界人士认可。不少书画名家，都对这本小书大加谬奖，因此，对我的工作开展颇有助益——这也是当初写作与出版时没有预想到的。
去拜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袁行霈先生，因为没带名片，便以此书为名刺，袁先生非常高兴，亲自泡好日本清茶款待我，说他最喜欢的清茶是哪儿产的。他的书房布置之典雅整洁，给我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
台湾茶人范增平先生来杂志社见我，攀谈起来，他竟是新闻科班出身，毕业于成舍我的世界新闻专业学校，还在《中央日报》工作过。报人而为茶人，范先生与我可谓同类。
在专业与学问上，我算是所谓的复合型，在文学、语言学、历史、政治学、哲学、经济学、新闻传播学与茶学、书画艺术等领域，我基本上是平均用力，贪多务全，八面出击。所以，在哪个专业也没有用足全部精力，至今一事无成。不过，依我的标准，当今之世在这几个领域有成者实在也没有几个。
香港电视台的两位记者来找我拍摄采访录像，在闲闲堂有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之感，觉得实在搞不懂如今大陆怎么还有这种人物。我开玩笑回答说，我是那种人们以为已经绝迹的怪物，即使没绝迹也至少八十岁以上了！
新加坡资深报人林金发先生到我的书房作客，感叹道：“我在北京住了十年，你是我所认识的第一读书人！”我想，他大概是指新闻界吧，要么就是他在北京来往的重点不是文化教育界。
虽然也出版了七八本书，可是《功夫茶话》的写作与出版，给我带来的乐趣最多。我想，这是因为《功夫茶话》的闲适与平和，得到了众多读者的认同。书也如茶，耐泡才够层次，重印再版是一本书质量高低的最好凭证。我相信《功夫茶话》经得住时间的冲泡。
曹 鹏 2003年2月23日新版赘语
《闲闲堂茶话》这本小书又是序又是后记，“穿靴戴帽”，似乎有些小题大做，不过，正像我前面交代过的，此书的面世带一点传奇色彩，记录了我几年间的心路历程与际遇，称得上是一本“生成”的书，这些文字构成了有机的整体。这不是自己太把自己当回事，而是对自己的作品认真负责，也是对读者负责。
钱钟书《管锥编》、《宋诗选注》都是一记再记，有时一版只写几句话也算一篇新序。不才斗胆效法前贤，实在也是因为悟到书是有自己的生命的，对于有心的读者与知音来说，这些文字或许并不多余。
梅国辉、向晓岚伉俪以为我是知茶者，多次惠赠安吉白片、大红袍等名茶，美意可感。在书法学术与艺术创作方面造诣高深的朱关田先生从杭州不止一次地寄来龙井，而我作为晚辈后学竟无以为报，每一念及愧然良久。著名报人向先跃兄邀我至武夷山小住，一同访茶于九曲之间，蒙他赠以岩茶与管家婆茶，回味至今。青岛的同行S君到北京进修深造，赠我以崂山茶——其时恰恰赶上我的绿茶断档，可谓是难得的及时雨。有如此多的茶友，使得我养成了依赖心理，没发愁过缺茶喝，每天都要喝茶，每次喝茶，都必然要想到赠茶的朋友，喝起茶来，滋味更为悠长。人生在世，最珍贵的莫过于亲情与友谊，而茶正是最好的交流媒介。
责任编辑李潇潇对《闲闲堂茶话》这本书付出了格外多的心血，从文稿的增改与篇章结构到装帧设计的风格与细节，不厌其烦、乐此不疲，体现了爱书的编辑所特有的敬业精神与追求完美的工作态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副社长王克瑞先生、发行部主任刘立东先生、编辑部主任聂珊珊女士诸位不止一次抽出时间就此书与我会商，他们对工作的认真与负责以及对业务的精通熟悉，使忝为同行的我颇受教益。人生在世，有些话是难免要不断重复的，在这里我愿意再说一遍，此生能围绕着茶、围绕着书、围绕着画与人结缘，是我所极为珍视的幸遇，也是我生活中莫大的快乐。
第四次印刷再记(2)
2007年5月，《郑州晚报》全面改版五周年庆典，蒙张晓圻先生邀请我专程前往与会——2002年我有幸为《郑州日报》与《郑州晚报》的重组与再定位略尽绵薄之力，作为首席顾问频频往返于北京郑州之间，记得我当时面赠了时任郑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郑州晚报社社长的张晓圻先生一册《功夫茶话》——这次见面时，张晓圻先生对我说，他太太这几年收集了十几本茶书阅读研究，最后告诉他：“还是曹博士写的那本最好！”这句话让我感动了好些天。我所结交并赠书的多是先生，而反馈回来的却多是太太的好评，可见这本小书还是挺有人缘的。
到了定稿排版时，无意间我从堆积如山的书房里翻到了一叠复印件，竟是《功夫茶话》出版后2001年七八月份全国各地报纸发表书讯、书评的剪报，撰写评论的有我熟悉的著名作家、批评家刘自立先生，也有我不认识的同行。《功夫茶话》能有众多朋友捧场，实在是难得之事。我想，借这个机会，干脆列一个清单，倒不是为了取信于谁，而是为了记下一段翰墨缘、文字交，人有点滴恩德于我，素不敢忘，何况在报章上美言推介揄扬乎？这些报刊与编辑是：《长春晚报》刘占武、《三亚晨报》黎家璇、《黑龙江晨报》、《大江晚报》董金义、《西安日报》屈红娟、西安周媛、《百姓生活报》呼延、《光明日报·书评周刊》、《春城晚报》井晓晴、《银川晚报》曹海英、《生活日报》王洪夫、《沈阳晚报》王达、王迎、《沈阳晚报》刘禾、万玉萍（《沈阳晚报》共发两次，一次是书评，一次是书讯）、《新安晚报》从慎、《深圳特区报》辜晓进、《攀枝花日报》、《中华工商时报》邱华栋、《中国文化报》、《保定晚报》党红英、刘莉、杨春杰、《沧州晚报》程炳正、《服务导报》浩淼。
显然这不是全部，有的报刊我手头没有，有的只有报名没有编辑名，因此名单远不够齐全，或者还有差错出入，希望哪位读了此书而能补遗拾阙的朋友，无论是来信来电还是面告，日后我会在有机会时弥补缺憾。
最后，还要特别补充一点，封面所用的是我临丰子恺的名作，书名也是我手书，多亏来自辽宁大连的设计师郭健有点石成金之法，效果超出了我的预期；来自山东临沂的戴秀君做的正文版式，而且为了尽善尽美，先后排了三遍才定稿，这两位年轻的设计师一位在魏公村，一位在亚运村，编辑李潇潇和我与两位各用了两天时间在屏幕前工作，当然，他们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远不止于此，事实上，他们付出的是比一般情况多一倍的劳动，不计得失，任劳任怨，这使我非常感动，同时特别感激。不过，大家能为了做好一本书而共同努力，这也是极为难得的愉快经历。
曹 鹏
2007年7月25日于闲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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