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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在1949年写过一首献给新中国的诗篇，其中有一句话：“时间开始了”，意思是说，1949年以前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哪来记忆呢？

五十四年过去了，情况与胡风的意思正好相反：1949年以前的“时间”与“记忆”循序恢复了，反而是“时间开始”后的这五十四年，还是最好不要随便记忆吧。今天，我仔细看了本次座谈会的每一篇论文题目，“时间”全部指向1949年以前，全是被准许的“文化记忆”。

这很像是老人的记忆：越是切近的事情，越记不得，越是早先的事情，记得越清楚。北京是一座古城，或许正需要这种“局部失忆”的记忆。也好，北京的变化，是持续消除记忆的过程，我们先来试着恢复纸面上的零碎记忆吧——那位前清的老兵丁尚且终身守护自己的记忆，我们是不是应该向这位大清国的禁卫军小兵丁好好学习？！(2003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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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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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不同的作者写序写评论，其实很难，因为要体贴，作品的水准，又不能不计较的。在中国，这类文字等同应酬与捧场，而我另有小小的原则，是给尚未发迹的新人写：他们在权势的门墙边绕圈圈，忽儿脸色一正，语调放软，转而请我出面说几句——若是他手上东西果然好，我会试试看，写着写着，又不免借题发挥，引出别的议论来。下面这些文字人情债，去除了我给经已著名的画家所写的若干篇幅，还请师友鉴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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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相与人物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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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施本铭人物写生系列

三年来，施本铭的油画肖像写生现在画到快有一百幅了吧，他说他自己也没数过。那些画密集堆放在他位于北京红星胡同的小画室里——那画室连同他的居舍今年已经被拆除干净了——移步进门，满屋子满墙是真人大小的脸。逐一观看，随即看见画布上好多双眼睛正在瞪着你。假如你曾在中央美院混过，会从这肖像阵营里认出几张似曾相识的脸：他（她）们大多是进修班、助教班的成年学生，来自全国各地，看上去不太像艺术学生或职业画家，也不很像所谓士农工商。这些人物的阶层、身份，甚至性格，是模糊而次要的，可是每张脸显然画得十二分肖似，所以彼此完全不像，仅止活像他（她）们自己。

就画论画，这些作品的本身似乎也什么都不像:不是“肖像画”，不画出身体、手势、姿态，更未烘托人物的环境和道具，只是一张张占据画布的大脸；它们也不是人物画“创作”，没有主题、情境，每张脸除了证实那是一张脸，没有别的意思；它们倒是很像最常见的课堂头像写生，事实上那是在施本铭代课任教的研修班里完成的，由学生轮流坐着，几乎一天画成一幅。其中任何单幅，凡学过几天油画的朋友谁都画过这类“写生头像”，可是我们无法将这些并排挂开的油画看作“课堂作业”：还有比课堂作业更乏味的吗？

这是一批庄严的作品：庄严得就像人类的每一张脸。

然而施本铭画的真是人的“脸”么？我曾多次长久凝视他（她）们，发现这批肖像可以看作是“五官”的“文本”，迹近人类学意义上的“面相记录”，人物的神态、表情和“精神世界”，恐怕都不是认知这批作品的要旨。在被描绘的那几小时内，这些人物似乎中止了内心活动，介于发呆和出神之间，无意识，无保留地将面部交付给观察者与描绘者，或者说，是作者刻意抹去了面部表情的任何假象、幻象，务使人脸就是一张人脸，即便模特儿带着各自独一的，我们通常称之为“面相”的“特征”，在施本铭的画面上，也未归结或体现为我们期待于人物画的“生动性”及所谓“艺术性”：他（她）们只是一张张“脸”，就像布烈松要求他的非职业演员不要“表演”，别考虑“角色”，仅在摄制过程中谨守导演的告诫：“什么也不要说，什么也不要做，什么也不要想。”——不论施本铭是否自知，准确地说，他不是在画“肖像”，而是在摹写人的“颜面”，以颜面的彻底的表象作为深度刻画的凭据，这深度，使他的画看去并不“优美”，或如本雅明所说：“一切恰当地称之为优美的事物含有的悖论是，它呈现为表象。”

这是摄影的美学。施本铭画中的面相让人想起警方的人口档案或护照照片；这也是20世纪严肃绘画在摆脱浪漫主义后处理人物形象的美学，是现代人试图无情而真挚地认识自己的愿望。

因此，自然而然地，这批作品以难以觉察的方式，向我们疲惫的、方向不明的写实绘画，尤其是人物画，提出以下问题：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画写实的人物画？人物画还具有哪些可能性？是它的描绘功能还是认识价值？如果是前者，那是关于“绘画技巧”还是“观看方式”？如果是后者，我们所能认识的是关于“人”，还是关于“绘画”？对以上问题的每一方面，施本铭以持续的实践做出了回答，并带着含蓄的挑衅——虽然他运用的只是再简单不过的手法：当场写生。而它的过程，由起于练习引向对人物画的认识；它的效果，则不是为了绘画的“观赏”，而是为了面相的“阅读”，当这批写生画在经由并置与排列之后，全然不同的观看方式即超越了单幅头像的“习作性”：如本雅明形容普鲁斯特的文学手段时所说：他是在展示，而不是反思。

由施本铭大量的面相展示，作为观者，我获得反思的机会：在中国写实油画的人物画传统中（假如可以勉强称之为“传统”的话），我们其实找不到多少货真价实的人物画。

是的，“人物”似乎始终是中国油画的主角，但在民国期间，除了诸如徐悲鸿、蒋兆和的几幅大型创作可以称之为卓越的“人物画”，“人”，通常是以模特儿身份出现在写生小品或美丽的肖像画中。建国后，在主题油画创作中大量登场的工农或领袖人物，是主题的角色分配，犹如演员，不是人的本真面目。出色的人物形象并非没有，然而受制于意识形态，下焉者，则沦为图解的符号。近二十年来，“人物画”意识在创作中逐渐唤醒，可是人物画的正路、正品，依然渺渺：或盲从形式的所谓“探索”，失尽人物画真味；或以矫枉过正之力，画成沙龙式的精美肖像或由少数人物组合的伪风情画，成为市场的专属，其中，出色的人物形象也并非没有，然而人物画最可宝贵的真境界，即所谓“人文气息”、“人文精神”者，则放眼看去，有重量的作品还是付之阙如——画人物，并不就等于“人物画”，在这样的“传统”中我们不能苛求出现像伦勃朗、大卫、列宾那样的人物画家，仅就“人物画”这一体裁论，实在说，我们根本还欠缺着哪怕是职业性的肖像画家，遑论作品等身的大匠师。

人物画曾是西方艺术的主干、主脉与顶峰。画人物画很难。而我们的当代艺术，总在历史的一再错位中进退失据：近二十年，中国的艺术不断解禁突破，文学作品中“人”的刻画的层面，渐进渐深，而油画人物画境界的发掘，竟与绘画自身一起，在新艺术新思潮的裹挟搅拌之下，失衡而迹近失落了。作为“教育产业”，画石膏像与人像素描依旧是报考学院的技术筹码，作为创作主题，“人物”也似乎仍然是保留项目，但人物画的写实水准其实是在大规模失落，人物画，经已缺乏成长的理由，内在的活力，由其自身贬损了这一体裁的价值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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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相与人物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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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这样的时候，施本铭坐下来，别无他顾，别无所想，与随时遇到的活人，面对面，一笔一笔，一幅接一幅，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画“人”——他曾长期历经了创作的风格化与主题的徘徊，随波而不逐流，在时尚中徒然逆行，画了一批形象怪诞（包括他的自画像），观念含混而可疑的“现代主义”具象画，累积着，同时又浪费着写实技巧，终于无功无利。在这样的境遇中，艺术家或则迷途走失，或则猛醒而返顾，90年代末，他受聘代课，开始画这批纯属“示范”或“练手”的头像写生：此时，所有“创意”皆尽罢休，他的眼睛与画笔唯直接面对人的“颜面”。

起先，若干幅肖像的形色不免顺势带出前期作品的变形与夸张，但在“对象”由模特儿转变为“人”的写生过程中，在日渐增多的篇幅中，人的颜面遂引领他进入直观而质朴的工作，逐渐地，他在五官之间的寻索不知不觉迹近“无我”的状态，或如叔本华为艺术家天性所定义的纯粹的“外化”，如所见，如所是，朴实无华，令人暗暗震惊——这可能是我在国内所见过的人物画中，最揭示了“写生”本质的作品：不因为可供指认的“肖似”，而是对于“表象”的忠实；这也可能是以写生行为而远离写生旨趣的人物画：它们越过了“艺术性”，比一幅人物画“创作”或许更能够直指人性。这些画技巧可观，凡动手画过人物写生的画手都难以忽视它的难度；但它们的魅力不属于技巧范畴，更不是“技法”的范本。我不记得数十年来我们的人物画出现过这样简单的作品，无论是题材或描绘均未经提炼，以至简单得带有视觉的攻击性，像是一连串脱口而出的粗话；我也不记得我所见过的人物画给过我这样复杂的感受，甚至带着轻微的难堪：不因为画中人物的神情，而是他（她）们没有神情。当我与每张脸彼此逼视，不像是在看画，而是人面对人。

我反复审视，发现一个可喜的悖论：这批显然避开任何现代主义嫌疑的作品，以最保守的课堂写生手段，采取未经预设的并置和排列方式，穿过了，又仿佛绕开了中国人物画尚未完整跨越的阶段，获致后现代艺术整合视觉经验的展示效果，这效果，为陈旧的，我们过于熟悉的传统视觉样本（包括人物画、人物摄影）打开了再度观看并重新认知的可能性：它们比肩排列，上下重叠，以日渐增多的篇幅构成这个时代的人群的共相，无名无姓，我们从中或许能找到自己，看见自己，而其中的每张脸，像是一部自传的封面。

我愿意说，这批人物画是可尊敬的作品。有一天它们面世之后，将是怎样的命运？它们语意暧昧，内容又太过质直了，正如画中的面相——杜尚说，每过三四十年，人们会自动为被忽略的作品“平反”。施本铭作品的际遇或许更其晦涩：它们根本尚未获得被观看的“待遇”，就像画中的人，默默无闻——我不确定这批作品是出现得太迟还是太早，但肯定不合于当今的时宜，好在它们已经完成，潜伏着，准备随时注解并追问中国人物画莫可名状的命运。（2001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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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革命的隔代国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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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彭薇彩墨花卉初作

我于国画，本不该有什么意见，因为是近年摆开倪瓒沈周董其昌的画册作几件油画写生，一笔笔描摹着，这才仿佛睁眼看见了“国画”，可是当青年国画家彭薇拿她的彩墨花卉给我看，并要我写几句话，却又无从说起了。

感触自然是有的，譬如，作者出生70年代，该算是所谓“新新人类”，至少是国画圈的新生代、新面孔吧，而她的画路，一眼看去，却是传统的，甚或显几分“老旧”：设色的明滟，有点陈道复赵之谦的意思，画局的节约，有点吴昌硕齐白石的余绪，但真要拿去对照，便即踪迹渺然。其中有几幅相当可看的，墨色腴润，花枝圆满，局面简单到正好，虽说笔力嫌弱，却是女心盎然。在目下种类芜杂的“实验”性国画中，这批作品以其毫无“新意”而换取我的注意，念作者初出画道，何以如此？这里面，仿佛有什么消息在。

才刚闭幕的百年中国画展，总算给我们有机会捋了一遍早该结算的流水账。大致的印象是：清末民国，不外“因循”与“革命”两路，到了建国以来，则相率革命，几乎清一色“新国画”：从古典题材的内容转换，到传统体裁的悉数废弃，近二十年，则“新国画”一路新到仿效欧美超现实主义的重重光影与细节堆砌，新到任意扭曲形象而近于设计，形同装饰，好似放大的卡通、宣纸的涂鸦……“新”，是新中国几代国画家的集体意识形态与总纲领，得失对错，姑不论，倒是十多年前半路杀出的所谓“新文人画”，弃“新”图“旧”，止步于国画革命漫无约束的边界，追溯归宗，从古人那里翻寻图式，拼凑出一批其“旧”亦“新”的作品，虽说也不免卡通、涂鸦的精致化与格式化之嫌，但在老一代国画“新党”逐渐退出历史，早期“新国画”终于显得其“新”亦“旧”的今天，“新文人画”至少局部唤醒了传统中国画的表象记忆，而不少作者是有才气，有主见的，那是革命后的冷静与省思，是革命革到途穷之时，传统从远距离返照的一缕回光，一笔偏锋，这可是当年的国画新党料不到，古人更料不到的——传统，你说它是累赘也罢，说它是遗产也好，它还是在，还是厉害，它可以是阴影，也可以是光照，端看不同时代的作者，怎样以不同的画眼看待它。

国画革命的世纪争论，有益而无益。到了动手作画，实践与词语，规律与主张，毕竟两回事。笔墨等于零？笔墨等于一切？有理无理，终躲不过“笔墨”二字，而笔墨落在宣纸上，总要化开来，这是谁都无奈何的事。能试的试过了，要看的看到了，百年国画，其景观不在画，而是这百年光阴好几代人的刚愎、幼稚、摸索、挣扎……至于黄宾虹齐白石辈，按四舍五入法结算，都该归入传统大账的余篇遗页，只因其才如斗，其时未远，仿佛于本世纪“新国画”平添荣耀似的，其实不过是几位老人的高寿所致，他们，毕竟活在“国画革命”的彼岸，后来的革命家并未后来居上，青出于蓝，而国画革命，终于是走到国画的此岸——唯见“此岸”，不见“国画”了。

“国画革命”虽或出于历史的不得不然，也确留存几幅传世之作，其后果，则如百年中国的种种革命，开裂文化艺术的累累断层，断层的此端，头一批国画新人，便是“新文人画”群落。他们多数出生在叫嚣革命的五六十年代，而竟自然而然成为“国画革命”的“反动派”。他们偏要画旧时的才子佳人而不画工农兵，偏要画超时代的山水画而不画新中国的新天地，国画革命所唾弃者，他们捡起，国画革命所主张者，他们唾弃。他们，其实仍该属于“革命”的一代：革“国画革命”的命……但是话也就不必说下去，说下去，又入了国画争论的话语泥沼，我们还是来看年轻人的画。

到了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国画家，革命意识终告厌倦、淡漠，以至隔阂了。所谓“代沟”，虽是令人困扰，但其实有代沟还比没有好。世纪之初的国画革命亦无非起于代沟，不然国画实在要因循到生趣全无，而今国画革命恣肆百年，也还要有新的代沟来淌开这摊浑水，此即所谓文化的周期，历史的规律吧。新文人画一代刻意地要来反其道而行之，是因他们于国画革命记忆犹新，犹如同堂的“父子”；今天的年轻国画家，则进退之间不再听命于前代的是非，好比隔代的“祖孙”。国画革命的理论话语对他们均难起到依附或左右之效，他们画国画，玩水墨，不见得非要怎样，也未见得非要不怎样，一如油画新生代摆脱了“油画民族化”符咒，油画便出离意识形态而复返绘画的工具之一。今之国画新人与其他画种的新生代同行在创作观上已经了无介蒂，他们放手描绘当今时代的风流人事，但不再刻意标榜时代感；他们营造种种匪夷所思的形象与图像，也不见得出于拓展国画表现力的雄心；他们更以纸墨工具去做种种逸出国画界外的观念作品，结果要比老一代国画革命家走得不知远多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国画”的名分……此外，或也出现极端“私人化”的个例，无意于当代国画的各种流行标签或实验风格，以“无立场”为立场而入于笔墨实践，即如眼前见到的彭薇的画：她只是画几朵花，配几片叶子，落款盖章，挂起来看看，全不为“革命”情结与作风“新旧”所扰，反倒与古人——而不是“传统”——神会而交遇，仿佛平行：古人当初的画兴，也不过临花起意，欣然命笔，哪有后人那许多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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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革命的隔代国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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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远矣。今日年轻的国画家画国画，要之，恐怕只为好玩，即便谁要来存心地慕古仿古，这断根既久的一代也是欲师承而无师，要因循亦无因，可资照看者，恐怕是近年频频面世的古典国画精印画册，凭借这迟来的出版物，“传统”在印刷品上恢复了文化的记忆。

以我的猜测，彭薇的画路与画兴，其实是将古人的若干新版集册置于案头，随手作游戏的参照，参照的游戏，这游戏，今之西人倒是早有精确的说法在，即欧美后现代绘画对于印刷品——通称“现成品”——的所谓“戏仿”，其妙要，在“戏”，而不在“仿”，因后现代有一路画手也不过出于现代主义绘画革命的世纪硝烟，既经看破，便来与革命前的诸般传统图像资源妥协而对话，如美国的Doyle，挪威的Nerdrum，意大利的Arcevia和Mariani，俄国的Maslov、Kuznetsov及Tobreluts，他们每取文艺复兴到普桑的现成图像作种种“变体”的蓝本，其效，说是“因循”而毋宁定义为“抄袭”——彭薇的笔戏想必未曾与前述西洋画家有任何牵连，唯其同是绘画革命的隔代后生，则作画的动机便仿佛有暗通之处，其理，乃“因循”者被动，势必弱化为传统经典价值渐失的副本，“抄袭”者主动，而宛然转化为古典文本语意复杂的回应。我们若以“戏仿”一词移来审视中国文人画，则“抄袭”的美学自董其昌即早有端倪在，尔后诸家沿袭，公然在图式与题款中指涉来源，借着与经典文本的复合重叠而自传统渐次剥离，确认自身的主张与位置……但这都还是洋人的说法，相对于近世西方绘画汲汲于涂旧标新，兴风作浪，中国古典绘画的流变则从来波澜不兴，是一繁衍持续的超稳定状态，若说其间有风格画路的差异，也仅因人而略有小异，因时而发生微变，盖“因循”一词若非出于贬义，其实倒近于道家的无为而为，顺其自然。百年内兴国画革命，其实是为被动而剧烈的西化运动所裹挟，外因过于庞杂，而内因遂逐步丧失了机变的可能性，其中原委，此处理不清。实在说来，国画革命的“灾区”与“误区”多在人物与山水，传统花卉画体裁相对封闭而静态的空间，似乎天然地难有国画革命置喙的余地，虽则式微久矣，但并不存有难以衔接的断层。

这些大道理，彭薇自己或许全不想到，也不在乎，以我旁看并挑剔这批浅尝未止的作品，仍未脱尽新国画既有的套路，质薄而微甜，尚欠花卉画领域诸般传统“修辞”，然可贵者是在没骨与设色能够心手相应，颇具灵气。其中几幅描绘明清官窑，逸出题外，以瓷具作静物设置，局外局，画中画，无意间触及以“现成品”入画的观念。而近期的墨石与牡丹系列，尺幅大，难度增，却能局面渐开，品相端雅，与明清的画意章法初呈会合之势，显见作者已然主动解读并修习传统花卉画的“文体”与“句法”，这在同龄写意花卉画作者中似乎不多见，虽运笔的骨力逊于墨色的烘染，但居然气势酣畅，画意圆融而俊秀，至于书法题识等一整套纸面规矩，是还要狠下工夫，从长计议。以我的偏见，作者既是雅好前人的画路，自当依次上窥诸如何濂、蓝瑛、王谷详、孙艾、陆治、唐寅、姚绶、张逊、王渊，以至钱选的画境，倘若出以虽不能之、心向往之的诚意，由临写而罗致，借效仿而识髓，久之，或竟能自出意外的篇幅也未可知，且看作者能否从此自悬难度，计较品格，进而探访宋元花卉画传统的渊薮，如此，或许真该走成一条反方向的正路。

不过这都是后话，以彭薇的年纪，画下去，路正长——自宋及清，中国花卉画遗落的一大批珠玉之作，近已在新版图册中呈露其荣华富贵，其间多少妙旨亟待今人恭谨认知。国画革命的遗患，实于传统无伤，而在赏鉴的眼光逐代昧失，传统的泯灭，似亦非如国画革命论所说是为必然，今借彭薇的初作从旁议论，不为辩说什么道理，只为小小的讶异：传统画道的隔代传递，真是曲折难料，所谓老树青枝，旧苑新人，眼前，即便作者仅只初涉清人的传统，我以为亦足可喜，亦便可期。（2002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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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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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行政格局、严密的行业藩篱、匮乏的本土眼界，养成我们根深蒂固的单一绘画思维、单一摄影思维，乃至单一创作思维——我们都是目不斜视的“独眼龙”。我曾带着自己的“独眼”去到纽约瞻拜绘画的经典，久而久之，这才给那里的文化景观拨亮另一只眼，看见了绘画之外的大眼界——然而双眼亮不多久，回国来，又给周围密密麻麻的独眼视线弄得目力昏暗，只能兼说带写，强辩道理，于是便有以下几篇谈论。近时复看，我于影像文化毕竟不懂，所幸止步侧身，未予细说，因早有太多的专论写在前头。若读者真愿睁开双眼，无妨多找专书，如今市面上关于影像文化的译著，比以前多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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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与中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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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罗塞特中国战争摄影有感

寒假回美省亲，自不免又去大都会美术馆走走。出馆经过麦迪逊大道，这里是纽约老字号上流商店与画廊区，时装铺即便一双皮鞋动辄上千美元，现如今，将女鞋的皮面弄成肉红、宝石蓝、荧光粉绿，也能这般淑雅好看。我且看且走，无意间留心归国两年来纽约时装又在作兴什么新花样，忽然，就在一所公馆向着街面的石壁方龛间，撞见照片中这位坐倒在战壕里的中国兵，血流满面，奄奄一息，黑白照片的陈旧黑白指明拍摄的年代是在二战期间。

立定细读：摄影者巴尼·罗塞特，公馆二楼正在展出他题为《战争中的中国，1944-1945》摄影展。展室小，钢窗，细木地板，这样老派的帝国时代的楼居，上海有得是，如今被不少商家辟作豪华餐厅，谁会用来作摄影画廊呢，而且挂的是陈旧的黑白照片。框是装得贵极了，考究到不觉其考究，一位自称匈牙利籍的画廊主人，中年，好相貌，从里间走来陪我观看四壁近三十幅摄影作品——我已写到过，纽约的画廊通常空无一人——他说，罗塞特还活着，这批照片从未展出，今次是他的首展，半数作品经已售出。【注：罗塞特影集的珍贵，在他晚年的自述。其中有段故事，是讲他随军由昆明转移贵阳的途中，以战车携带一位“举止优雅”的中国女难民，不料那女子事后约他出来，由家长郑重陪送着，进房入帐，将自己的身体献给他，算是敬谢救命之恩。推算年龄，这位美国兵当年二十一岁，面相亦标致。这篇文字，发表在上海《艺术世界》2002年第6期。】

这就是纽约的不可思议：我又在曼哈顿遭遇中国，中国的中南——稻田、山丘、赤脚农夫、士兵的尸体……同在麦迪逊大道，过去十数年我在好几家摄影画廊见过安德烈·科特兹、卡蒂耶－布勒松、罗伯特·卡帕的原版照片，陈旧泛黄，拍的是一战二战的战况，都是摄影史名篇，有的原件极小，大约也就120胶卷原寸大小吧，标价两万美元——“BEAUTIFUL！BEAUTIFUL！”观众喃喃低语，照片上也是血污狼藉，欧洲人的尸体，巴特在《明室》里写过这样的句子：“死尸之为死尸，乃是活生生的。”罗塞特这批照片悉数注明他所拍摄的是受伤的“国军”士兵，正面跌坐的这位垂死的抗日英雄，一副好相貌，他的性命后来究竟如何？若是活转，解放后想必镇压，因他不是“我军”……而那位贵阳妇女身后被炸毁的家园，六十年来一定几度面目全非，现在恐怕早在原址盖起贴满瓷片的新楼，说不定还是卡拉OK厅。

但我要写的不是这些。

科特兹没来过中国。布勒松、卡帕留下的中国影像，则我身边各有专辑，视为珍藏。卡帕来，时值抗战爆发，他抢拍的镜头是空袭间张皇聚拢仰看天空的武汉市井，轰炸后的小民徒然以盆水浇灭火焰，中原船夫奋力摇橹载送“国军”官兵渡黄河……有一幅难得一见的照片，极之传神，是宁汉分裂时期的周恩来，年纪轻轻，穿一身皱巴巴的中山装，紧靠门边，表情坚毅而峻急，显然与哪位国民党同僚正在谈判僵持的片刻——张国焘回忆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未经整肃的共产党员自武汉政府仓促撤离，是周恩来独自安排粗细事宜——我料卡帕不懂中文，但镜头看破一切，尤当摄影机是在卡帕手里。端详久之，在这幅照片中，周恩来不是谈笑风生的宰相，只见他面容憔悴，那峻急的神情令我想起近年公布的官方“文革”纪录片镜头：总理给红卫兵团团围住，唇焦舌敝，劝说众人……

布勒松。关心摄影的中国朋友想必注意过他在1948—1949年政权易手之际于京沪两地拍摄的那批经典。大时代！这位法国“鬼佬”眼中逼人的中国气息怎会如此准确？在国民党士兵队列前一位不知从何而来的北京老人（相貌憨厚神情悲酸，活脱于是之扮演的茶馆老板），还有那位刚刚占领上海而不得闯入民居，独坐在洋房夹隙埋头整理军衣的解放军战士（以他的资历，日后至少是哪家工厂的支部书记）……每一幅都是布勒松式的构图，每一幅都是中国历史，这中国的历史，竟在法国人摄影作品中直见性命。

马克·吕布也是法国人，马格南摄影学会老将，印象最深的两幅，其一是街头那位身披斗篷的中年民国女子，抹着口红，走在解放后的马路上，大约50年代吧，沧海遗珠，这样的角色，“文革”前的上海街头偶或还能见到。另一幅是水库工地，人如麻，前景那位破衣烂衫的小伙子，戴副眼睛，很可能就是当年新出炉的“右派”分子，二十多岁。

在中国摄影的大多数影像中，“中国”并不可信，并不可看，我们的电影、绘画亦复如此。为什么西方人看中国看得比我们真切无碍？都说镜头是顶顶客观的，但愿如此。我们都会拍照片：我们懂得“观看”吗？安忆同志几次感慨，说是文学的翻译怎样词不达意，还是你们画画的好，没有翻译的问题，她的论据，自然是“视觉艺术”乃“世界语言”，一看就“懂”——苦哉！我每欲分辩，终于默然。罗塞特作品所目击的惨烈（惨烈得竟有几分亲切，仿佛我认识这位小伙子，这幅照片的双重时态，又是巴特有言在先：“他已死去，他将死去”），我就不曾在中国同期的战争摄影中见过，他是随军记者，我们也有随军记者，都长着眼睛。老革命摄影家徐肖冰倒是拍过一幅暴尸战壕的阵亡八路军战士，近距离，只是头部，死之已久，满头满脸的浓血，凝固纠结，浑如泥浆。对了，我们不允许发表这样的照片，最近才得面世，收在徐氏的摄影专集中，真实是绝对真实，一看就“懂”，而且心惊——只是不“美”，犹如刑事档案记录，算不得摄影艺术、艺术摄影。罗塞特的作品于血污之外堪称“BEAUTIFUL！”是的，美，不必“翻译”，当年他在战壕里猛见得这位中弹士兵，无须谁给他翻译——所谓“美”，岂是专指“美丽”的事物。我以为这幅战士的照片，这位照片中的战士，非常之美，我称其为美，是因对历史有敬意，对摄影也有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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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与中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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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要写的还不是这些。

我时或愿意给国中画画的新朋旧友看看以上说及的摄影，却殊少得到识赏与回应，他们随便翻过，继续聊天，那面对摄影的冷漠，怎么说呢，借从前的上海话，叫作“木肤肤”。据说卡帕、布勒松的摄影展80年代来过北京，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展出，也似乎没给画家同行留下什么记忆或说法。又如北京民国青年方大曾抗战期间的摄影，也是由台北摄影人阮义忠的发掘引介，这才于90年代出版，迟至21世纪方始传回北京，前时我在三联书店看到，而也不见引起我们“艺术界”怎样特别的注意。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照片》系列倒是出之不绝，其旨意是在恢复历史记忆，功德无量，可是到底未及摄影艺术的人文层面与艺术价值，将大有深意的摄影文本反而弄得浅了，附一堆深浅不辨的感慨文字，照片倒成了插图似的，亦且印得粗陋，又给零碎的排版方式切割得失去了摄影作品的庄严，我每看到，觉得可惜。

年来我在学院教书，不愿尽说些色彩素描之类，于是拟“西方观看传统”为题，将欧洲写实绘画、19世纪摄影、20世纪电影，连而贯之，分三节聊作讲述，意思是说“摄影”绝不是“照片”那么简单一回事。我凭什么资格谈论摄影呢，可是动问四座，我们高等艺术学院的本科生研究生对摄影史全然无知。谁是布勒松？什么是摄影的“决定性瞬间”？课中三百多位未来的“视觉艺术家”无人知晓。各校邀讲，我每一厢情愿呼吁艺术学院与美术馆尽快成立影像专业与摄影馆，作影像艺术与观看文化的启蒙，而响应者渺渺，南方一位艺术学生并且可爱地质问我：你喜欢摄影，就要我们也喜欢摄影吗？

我无言以对，唯中国画家如今的惯技，是十之有九依赖照片。是的，摄影在我们心目中，至今只是照片而已。

我真不知要在这篇稿子里说什么。或者说来话长吧，而长话不能短说。我且谢谢上海《艺术世界》每期介绍当今世界的摄影文化，并附有相当可读的文字。今在纽约邂逅罗塞特摄影集，虽然并不有名，但他的中国影像委实不在昔年卡帕、布勒松之下，回国后赶紧寄过去，承蒙发表。这批照片自会言说，作者的文字更有许多珍贵的历史细节，不必我来评论，谨遵嘱凑这篇不知所云的杂文。（2002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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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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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谓，非大楼也，而乃大师之谓也”，故清华梅校长这句话，今拟反读才是——忝为教师未及五年，我既不懂教育，更未做成半件像样的事情。任课之初，写过不少教学计划之类，又为“榜”线边缘起落挣扎的考生写过多份毫无效果的申诉，现在看来，何其天真。以下篇什也是通篇废话，直如梦呓，认真得迹近滑稽，而现时的院校与媒体居然听任我自言自语，无人喝止，自亦无人当真。此可庆幸，亦足堪沮丧。今删削收录，聊供读者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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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百年文化命运天灾人祸的总报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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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01年，贸然答应上海《艺术世界》开办专栏一年，照例不知写什么，于是请读者月月来信，相与闲聊。这里摘取的是最末一期，事后给别家报刊转载，编者存心耸动，取文中一句话为题，沿用如上。今年见《南方周末》一篇质疑“外语教育”的长篇专文，作者的议论比我专业多了，极有说服力，大约三点：一、外语教育的定位与初衷，大可存疑；二、外语教育推行即久，并未奏效；三、外语考试于“教育法”无据。社会上则另有二说，一是个别大学已自行制定相对灵活的外语考试措施，一是国家拟针对不同学科局部改革外语考试制，改以“语言考试”，重视中文检验，外语仅占少数考分，聊供参考云。但以上均属“听说”，无处求证。目下，我所接触的各地艺术学生，一如既往，为外语教育戏耍作弄，苦不堪言。】

近日感冒，嚏涕交加，泡杯热茶，又得给“交谈版”按期写字了。今次是我末一回在这栏目上胡说，索性借这小小的版面，谈论艺术教育。年内至少有十几封来信指责今日的艺术教育，而我目前的角色正是一名教员。教员又怎样呢，就我所知，关于教育的批评必定无效的，我也不过空谈，唯其空谈，但愿不致被删除吧，以下摘录四位读者的意见——

青岛市一位称我“伯伯”的麟麟说：现在的美术学院高考是不公平的，是一种模式，流水线制造人才，误人子弟。许多启蒙者关注这一问题，但难改中庸，仅是“关注”。湖北的李青雷说：最愤恨的是中国的艺术教育，一边说艺术如何如何，一边又不改革！江苏的立人说:小生不才，承蒙现有的优越的教育制度所赐，暂且无缘接受高等教育……福建的吴晓帆说:我为中国的艺术教育感到悲

哀与愤怒。有天才的人总是被那可叹的分数拒之门外。想像力是无法培养的，而艺术最最需要的想像力早已被我们“伟大”的“应试教育”扼杀光了，那些考试真正公平吗？考生中有几个真正钟爱艺术？这个时代的人缺乏梦想与追求，找个好大学，找个配偶，生孩子，再让孩子接受应试教育，浑浑噩噩过一生……学院的教条主义培养出一拨拨所谓美术工作者，但谁是艺术家？

这几位读者显然都是少年，青春大好，前途无量：“无缘接受高等教育”的立人，电脑来信工整清洁；自称是高中生的吴晓帆，钢笔字相当漂亮，落款加签的英文“YOURFRIEND”，更是龙飞凤舞，比美国孩子的英文书写还风流……偏是这样的岁数，总要叫喊“悲哀”、“愤怒”、“不公平”。他们说得对不对？那是落榜者的怨言吗？他们的际遇能否代表其他人？假如有哪位好学生出面反驳，为当前艺术教育描绘另一幅美好图景，我极愿倾听，但我同情与我交谈过的各地艺术院校校内校外的许许多多年轻人。回国教学以来，我的感受是：90年代艺术学院的教育，远不如80年代，远不如“文革”前十七年，甚至远不如艺术学院全部关闭，但艺术教学并未窒息的“文革”十年——在那些年代，我们对学院无比向往，对艺术满怀信念。中国自“五四”前后创办艺术学院迄今，八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艺术学院从未像今天这样臃肿庞大，像今天这样充斥办学的教条。

许多人士，许多专著，都在诊断中国当代教育的大病，去年北京教育学家杨东平先生送我一本他所编辑的书《我们有话要说》，所有篇幅均对当代教育的种种错失与斑斑恶果，剀切痛陈。然而大病既久，仿佛无病：我确定，那些文字在目下空前“繁荣”，高叫“改革”的教育大局面前，只是风中的杂音。别的科目、大学究竟怎样，我不清楚，以我任教的见闻，现行教育政策强加于艺术学院的种种规章制度，只在变本加厉。变本加厉是为了什么呢，当然，是为了“加速教育改革”、“完善教学管理”、“振兴人文教育”……我猜，杨先生的书，应该更名为“我们无话可说”。

我们无话可说。百年来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倘若活在今天，正当就学年龄，将会怎样挣扎？——天生下湖南齐白石、安徽黄宾虹，必须在今日“考前班”通过愚蠢的石膏素描与水粉画测试才能获得“国画”本科生准考证；天生下我们的徐悲鸿林风眠，必须呈交超过所谓四级或六级外语考试分数，才能在中国境内报考油画专业——且慢，潘天寿、傅抱石、梅兰芳、于是之、刘诗昆、侯宝林、常香玉、李连杰之流，今天想要求师收徒吗？好！管你是画国画唱京戏演话剧弹钢琴说相声敲大鼓翻筋斗，统统必须考外语！他们的朝气、性情、才华与想像力，是在就学期间不断填满各种学时学分，预备日后的“考研”、“考博”，否则不可能以本科学历换饭吃。徐悲鸿著名的人生信条不是“一意孤行”吗，我们且看他将怎样被今天的现实击得头破血流：这一切仅仅是开始，他们必须交付至少五到十年的青春，编一份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专业履历，明里暗里疏通无数关节人事，有心无心耍弄许多实出无奈的上策下策，才可能混到个“助理”、“副高”、“正高”，住进一居室、二居室、三居室，揣着附有头衔的名片，混得像个人样子。以他们的天资，很可能通过节节考试，但哪来时间专心致志发奋作画？以他们的毅力，很可能照样作品迭出，但所谓“量化管理”要的是表格，不是艺术；以他们的才华，很可能发财致富，但恐怕不是我们所见到的境界；以他们的抱负，或许在行政地位上脱颖而出，但休想对我们口口声声“中华民族”的艺术，乃至文化有所作为；以他们的性格，必定不甘受制，那么，我们试来设想他们在今天会被置于怎样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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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百年文化命运天灾人祸的总报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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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都是假设：这些前辈从未身受这等奇罪，别说他们，今天，凡在艺术圈混得开，坐得稳，多多少少有点成就的艺术家，扪心自问，仔细算算，没有一位是90年代艺术学院荒谬森严的教条钳制下出了道而成了功。可怜今天十七八岁的少年儿郎，校门在前，关卡重重，怎么办？！

当今艺术教育的诸多顽疾，罄竹难书。仅就招收新生、录用才俊、晋升教职而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考核外语并作裁判依据这一制度论，便是艺术教育的死症——其根由，与什么外语、知识、学问、教育，均不相干，因说来话长，不说也罢，此处余皆不论，单来看看此一死症的乖谬与后果：

据说，推行外语教育是为便于同所谓国际“接轨”。以人文艺术学科论，此乃大谬，不值细说。日本与中国，均普及外语教育，日本的“国际地位”有目共睹，然据留日十余年归国任教的设计家陆志诚介绍，日本经已废除人文艺术学科的外语考试。再看天津美院青年教师马树清一例，他说，十年前投考慕尼黑艺术学院时，教授问及德语程度，他只能用德语回答一句：“我不会说德语”，语出，遂当即录取。相似案例，在出国艺术学生中不胜枚举。而英美德法诸国青年若是投考本国艺术学院而非得通过“中文”考核而后始得录取，将成何体统？

据说，掌握外语将有利于同“世界先进学术信息”进行“交流”。此说于理工医科等专业汔无疑义，但证之艺术专业的知识结构与修习规律，则纯属神话，迹近谎言。各门类艺术自有丰富的专业“交流”方式，天生其才，即便文盲或聋哑也竟无妨，古今中外，未曾接受学院教育，甚至丧失某种官能而卓然有成的大艺术家，多不胜数。音韵旋律造型色彩形体舞姿等等，根本就是无国界的“世界语言”，此乃常识，个别艺术家或可借外语略尽辅助之效，但仅属极次要的工具之一，殊不足道，才思敏锐言语犀利如毕加索，毕生不能背全二十六个字母；而在欧陆各大语系中，通晓数国语言原为常态，并非异能。俄国人纳博科夫以英语写作，捷克人昆德拉以法语写作，钢琴家鲁宾斯坦可说五国语言，但其成就必在文才超迈技艺过人，不在掌握语种的多寡，因天下没有一位艺术家凭借外语而能全其天分、成其业绩，此亦毋庸置言的常识。

理工医科等专项外语的语意和语义，规范精确，通行世界，各国学生习而用之，其必要，其效能，无可置疑。然文、史、哲及艺术门类词语，在各国母语中最是难以把握，仅以“艺术”（ART）一词为例，即在欧陆各语系中，因地因时有过多种定义、歧义与变化，译成他国词语后，迄今误解不止，争论不休。中国语文深奥精微，无论文言文白话文还是当今翻译体文字的传授与应用，也以文史哲及艺术类词语为最难，莫说从事创作实践的艺术学生，便是文史专家怕也错谬累累，殊难精而通之，如此，竟苛求千千万万艺术学生以外语作“学术研究”之用，岂非说梦？而国外艺术的大量信息，自有国家高等外语专才专事译介，外语教育若假设艺术家可凭修习外语而直接解读浩如烟海的外语文本，其昧于常理，尤甚于政策制定者的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