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廖先生手里那张扩建小街的报纸是六年前的。
我已经不指望从廖先生这儿得到什么有益的指示了，这情景大概就是四格格金舜镡本人也是没有料到的。我决定离去，廖大愚将我送出门，临走，廖先生在我身后说，你问的那件事儿，容我想想再定……
廖大愚说，真难为了老爷子，这么半天了还记着这个茬儿呢……
我看见院里的丁香快开了。
四
连着下了两天雨，天、地、人都变得湿漉漉的有些模糊不清。都说春雨贵如油，但当春雨真的来了，并且没完没了的时候，又让人烦，让人从心里腻歪。
天快黑了，我随剧组乘车路过东直门立交桥，竟在马路边意外地发现了廖先生。当时他站在路沿下，打着一把破旧的塑料伞，凝神颐志，似乎在思考什么。汽车来来往往，水柱溅起，击在廖先生的身上，他也浑然不觉。剧组的司机说，这老头儿，怎的在路边儿上犯傻!我说，你停车吧，这是我的一个老街坊。
司机停了车，我跑过去，将廖先生拉上便道说，大下雨的，您怎么在这儿啊?廖先生看见我，很高兴地说，是舜镡哪，您刚开完会?我知道，眼前这位老爷子又认错了人。我说，您坐车跟我回家吧。廖先生有些惶恐地说，不了，您忙，我是闲人，别误了您的正事儿。我说我的正事儿就是送他回家。廖先生问成王府的事情我在政协会上提出了没有。我只好说提了。廖先生说，提了就好，只要政协提出了，政府就得重视，就得有下文，推土机就不敢轻易地开进歌年胡同。
我再次拉廖先生回家，廖先生说他还要在这待会儿，反正回去也没什么事儿。
廖先生再不理我，又去看那雨。
商店门口看自行车的老太太走过来对我说，这个老头儿是你们家的人哪，他在这儿可是站了大半天儿了，问他话也不言语，不错眼珠地看着那个广告牌子，广告牌儿有什么好看的，值得他这样?我找了把伞给他，挺大岁数，别淋病了。我向那位好心的老太太道了谢，又看了看雨中的广告牌，那是个很普通的电脑广告，没有什么特殊之处，灯光下，广告图画泛出蓝绿的色彩，在烟雾一样的雨气里飘散着。
廖先生说，您也在看它吗?我说，是的，我在看那个电脑广告。廖先生说。那儿是东直门城楼。我听了就使劲朝广告牌那边看，企图从上边和周围找出城楼的痕迹来。广告的背景是无尽的高楼和凄凄的雨，我无法安置廖先生记忆中的那座城楼，不禁有些气馁。廖先生则无限赞叹地说，多壮观的城啊!这是明朝建北京盖的第一个城楼，是样城哪!我随口说道，就是一个普通的城罢了，这样的城其他城市还有……廖先生说，这城跟别的可不一样，北京八座城楼，无可替代，各有时辰，各有堂奥，各有阴阳，各有色气。城门是一城之门户，是通正气之穴，有息库之异。东直门，城门朝正东，震位属木，五季占春，五色为青，五气为风，五化为生，是座最有朝气的城楼，每天太阳一出来，首先就照到了东直门，它是北京最先承受日阳的地方，这就是中国建筑的气运。你看故宫三大殿，坐北朝南，方方正正地往那儿一蹲，任你再大的建筑，尖的、扁的、圆的、高的、矮的，谁也压不过它去，为什么?建筑的气势在那儿摆着呢，这就是中国!廖先生说这话的时候，我看见他的眼里，没有立交桥，没有广告牌，没有夜色也没有雨水，只有一座城，一座已经在北京市民眼里消失，却依然在廖先生眼里存在着的城，那座城在晴丽的和风下，立在朝阳之中。
廖先生活在他的记忆里。
果然，廖先生问我，还记得咱们一块儿修东直门的事儿吗?……我说，我没修过东直门，您跟我四姐修东直门那会儿我还小，只记得城楼子上搭满了杉篙，一车一车往外运渣土。廖先生说，咱们刚接东直门这个活儿的时候，一见那情景谁都倒吸了一口凉气，楼基沉陷。立柱糟烂，榫头拔出，墙体开裂，整座城楼向北倾斜，咱们不是修旧，是抢险哪!说着廖先生又去看那广告牌，我不知廖先生记忆中的东直门是旧还是新，我还是劝他回家。司机不耐烦地张望，说是违章停车，最好不要遇上巡逻的警察。廖先生却不想上车，看着大广告牌不忍分别，我说，东直门早拆啦，您不是不知道，您不是还参与过拆它吗?廖先生说，我怎么能参与拆它?我参与过修它，解放初是我和您一块儿修过的，落地重修咱们整整花了一年半时间……
我只好让司机先回去，我说我得把老先生送回家去。司机就走了。
雨越下越大。我和廖先生站在雨地里，顶着那把破雨伞，共同欣赏着那座并不存在的城。
雨水漫过我的脚面，污浊的水混着不远处自由市场的杂物，淙淙地从眼前流过，马路上的油渍在灯光的照耀下反射出五颜六色的光彩，扑朔迷离，让人有一种捕捉不到的恐惧和虚无。
看见脚下流动的雨水，廖先生说，您瞧，这水都往东南流，就是东直门不在了，它也往东南流。我说。那边有下水道。廖先生说，西北也有下水道。它怎么不往那边流?我说不出话来了。廖先生说，西边有昆仑山哪，有昆仑山就造成了中国西高东低的地势，就有了西北为天门，东南为地户的说法，中国的河水才一律地自西向东流。这用风水学的看法是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您能说这是迷信吗?我说，不，这是绝对的科学。廖先生说，当然是科学，风水学在建筑上是须臾不可缺的学问，整个北京也是西北高东南低，这是依着昆仑山势而走的，并非人有意为之，最明显的是故宫紫禁城的金水河，从故宫西北角乾方天门的位置流入宫中，西经武英殿，向东，流过太和门，经文华殿出于东南巽方地户，这实际是一条中国河流走向的模型。当初刚盖起东直门的时候，站在鼓楼那边往东瞅，怎么瞅东直门的飞檐都是西北高、东南低，这是应着咱们中国的地势哪，不是设计的毛病。眼看就到了交工的日子，这一边高一边低的城楼怎么向皇上交差呢?谁也没有办法了。正为难的时候，人群里走出个小工，说他有办法，就见那个小工攀上城楼，将身子倒挂在西北角的飞檐上，下边看的人很多，都说这个小工不要命了，乱哄哄中，小工没了影儿，有人忽然说，西北角不翘了!大伙儿才知道是鲁班爷显圣了，小工是鲁班的化身，他老人家硬用身子把城角压平了……我说，这是传说，应该划入北京民间故事。廖先生说。怎么能是传说?咱们解放初修东直门时证实了这一点。我说。证实了鲁班用身子压平了翘起的楼檐?廖先生说，是的。
我说，回家后您好好给我说说东直门西北角的事儿，我很想听。廖先生说，这都是您亲身经过的事儿，还用我说吗?我说，这么多年了，我早忘了。廖先生奇怪地看着我，自言自语地说，……怎么会忘?……怎么会忘?……我想，老爷子出来看东直门，家里人肯定不知道，八成是偷着跑出来的，这会儿廖家的人不定怎么着急呢!我揽着廖先生往回走，廖先生却执拗地不挪脚步，双方在无言中僵持。雨水顺着破伞哗哗地往下淌，我的衣服几乎全湿透了。
天边有几声闷雷。
我打了个冷战。
廖先生说他还没有吃饭。我问他没吃什么饭，他说从早晨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东西。我想起前不久在廖家看到的那个被啃过的大月饼，就说，是真的吗?廖先生说是真的，他真的没吃过。望着廖先生诚挚坦然的神情，我不能怀疑他的说法，是的，在这凄冷的雨夜，我不能够拒绝一个老人要吃饭的请求。
我领着廖先生来到就近的一个饭铺，上了二楼。廖先生找了一个靠窗的位子率先坐了，我才发现，他的一双脚原来竟是光着的。我问廖先生鞋在哪里，他茫然地看看脚又抬起头看看我，像是在问我，是呀，鞋在哪儿呢?
饭店老板看着浑身精湿、顺着头发滴水的我和没有穿鞋的廖先生，看着我们那把破得可以扔进垃圾堆的烂雨伞，有些迟疑。我说。你这儿有什么热乎的尽管往上端，你没见吗，这位老先生冻坏了。老板说，热乎的只有酸菜鱼，我说，酸菜鱼是什么东西?换一种实惠的。老板说，您要吃实惠的，出门往西过两条胡同，小街口有卖卤煮火烧的，两块钱一大碗，便宜。廖先生说，我要吃芝麻烧饼夹酱羊肉，月盛斋用老汤煮出来的酱羊肉。老板顺水推舟地说，吃月盛斋的酱羊肉您得奔前门，出门坐106路无轨，一会儿就到。我说，我们哪儿也不去，我们就在你这儿吃。
商量的结果是上一个什锦火锅，两大盘三鲜水饺，应廖先生要求，另添了小干炸丸子和大肉包子，这种不伦不类的吃法使那个老板一边吩咐厨房一边哧哧地笑。我明白，到现在他也没闹清我们这两个吃客是怎么回事。
对廖先生“从早晨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东西”的话我是不信的。所以，我做好了给饭店剩一桌子的准备，到时候，饭店的老板怕还有乐子看呢。我将廖家的电话给了老板，托他往老爷子家打个电话，告知老爷子的所在。老板看了我的名字。一下瞪大了眼睛，指着电视里正播放的电视剧说，这个是您写的!我说正是。老板态度一下变了，脸色通红说，敢情是您哪，您怎么不早说是您呢?您这个戏我们天天看，没想到您今天就站在我们跟前儿了……您跟那位老先生，是不是在排演什么戏呢?我说，要排戏你怕也是其中一个少不了的角色。老板说要真是这样，他的饭店就出了名了。
坐在饭店的窗前，仍旧能够看见外头的电脑广告，也就是说，昔日的东直门仍旧在我们的视野之中，我要换个桌子，廖先生说这儿就最好，不用换了。在等着上饭的时候，廖先生对我说，老祖宗在修建东直门的时候并没有预算出东南地基的下沉，歇山式大屋顶刚度大，重量也大，特别是挂瓦以后，那重量更加速了东南地基沉降，所以修北墙时就发现柱顶斜了二尺，三分之二的榫头都拔出来了。您记得不，当时依您的意思是照原样插上，您说东直门城楼是东西对称的砖木结构，有围墙但不承重，承重的是东西中三排立柱，北面墙里的立柱实际就是浮搁着的。我说，从理论上说，您没错，可是您忘了明朝那个鲁班的故事了，鲁班为什么不压东南角，不压东北角，偏偏要压西北角呢?这就是地势使然了。纵然是民间传说，它也有传说的道理。修复古建，单单只是一个“修”不成，还要察山、察水、察地形，使建筑与环境达到一种平衡，这就是“天人和一”，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这一切所依，是以昆仑为准的，天下山脉，祖于昆仑，昆仑山为天下第一山，是帝之下都，万神之所在，天之中柱也!要辨山向水脉，建筑设计就得认宗，认的就是昆仑山……
在这杂乱的汽车来往中，在这淅沥的雨声中，在一个小饭店的二楼，听着廖先生有关中国古建与昆仑山的议论，我感到了一种不为尘世左右的超然。一种囊括天地万物的大境界。世有“悲歌可以当哭，远望可以当归”的说法，而这和缓的诉说，这雨中的凝望。不正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妙吗?没人相信，这思辨清晰、记忆准确、用典精辟的语言，竟出自一个记不清自己吃了几顿饭、辨不清金舜镡和金舜铭的老人，不可思议……
饭菜很快上来了。廖先生追不及待地抄起筷子，将刚出锅的热丸子一个接一个地往嘴里填，滚烫的丸子在他的嘴里艰难地倒来倒去，烫得他眼泪都快出来了。我将盘子往我跟前拉了拉说，您慢慢儿吃，还有很多……廖先生不客气地又将盘子拽了过去，向着下一个焦黄圆润的丸子伸出了筷子……我不能赞美廖先生的吃相，也很难将刚才大谈“万神之所在，天之中柱也”的儒雅和现今的饕餮相联系。人，有时候实在是很难用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对此，最直接的解释是，廖先生饿坏了，他的确是从早晨就没有吃饭，他没有胡说。
一盘炸丸子和一盘饺子见底以后，廖先生吃饭的速度明显降下来。他打了个嗝儿对我说，我知道您是科学家，是大学问，您的祖先是皇族，黄带子，其实我也不是胡吃闷睡的庸俗之辈。有皇上那会儿，风水先生排在上九流的第四位，在师爷、大夫的后头，几千年的经验能沿袭下来，自有它沿袭的道理。中国的风水不全是迷信，它里头也有科学，是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顺其自然，尊重自然，这其中风水先生扮演着规划设计师的角色，这话我可记得还是您说的呢……
我当然不记得我曾经有过这样的言论，想必是我那位四姐与廖先生有过这方面的沟通。我问他东直门北墙的柱子到最后是怎么处理的，他很奇怪地看着我说，您怎会连这个也记不得了?为这个咱们改了老祖宗的章程，用了新办法，扩大了榫头与柱子的接触面。改浮搁而变为插进柱础，再用1：2：3：4的水泥、土、沙、石灰加固柱基，那个东直门哪。就是经历八级地震也倒不了。是您说的，东直门从修建到今天是四百年，等再过四百年，经咱们手修过的东直门还要周周正正地立在北京，立在后辈人的眼前，到那时候咱们都不在了，但咱们的活儿还在。还在经受着时间的检验，后人的检验，这真是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廖先生突然变得很不好意思，好像做错了什么，说，您还让我就东直门地基的沉降分析和处理办法写过一篇文章，登在建筑杂志上，那篇文章“文革”让人抄了去……可惜了的……
我这才知道廖先生原来还有过文章发表，并不只是个当不上科长的小干部。廖先生回忆起这些时，尽管对文章被抄了去有些惋惜，但那美好与温馨，仍是毫无掩饰地溢于言表，那是一种充实，一种认可，一种舒畅，一种与老朋友共同经历又共享的愉悦……我不愿意破坏廖先生这种感觉，无形中在他面前扮演着另一个人的角色。
精诚由衷，可以感人至深。
向窗外看。外面雨色迷蒙，透过玻璃的水汽，我看到了那座“经历八级地震也不会倒”的城楼……
廖大愚噔噔地攀上楼梯，在这春寒料峭的雨夜跑得满头大汗。足见其焦虑、急切。紧接着上来的是廖先生的胖老伴儿，她夹着件大棉袄，跑得气喘吁吁，脸色煞白。
廖大愚见了他父亲，劈头一句就是：全家人找了您一天了!您倒好，在这儿下馆子!
老伴儿一见廖先生，一把拉住，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喃哺地说：可找着了……你这是干什么呀你?真有个闪失怎么得了!
廖大愚没好气儿地对他父亲说，您再这么着可不行，能把一家子急死!廖先生大概自知理亏，嗫嚅着说，我是在和舜镡聊东直门的事情……廖大愚说，什么金舜镡，您看清楚了，她是金舜铭，金舜镡死了!上月死的，您没看报吗?上头有金舜镡的照片，画着大黑框子!想必廖大愚也是气得很了，竟将这本应避讳的事情在他父亲跟前一股脑儿端出。
廖先生用浑浊的眼将我仔细看了一会儿，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起了什么，也似乎什么没想起来，坐在椅子里半张着嘴，眼神有些发直，突然显出了一副傻相。激动中的廖大愚还在不容人插话地说个不停，他说上午他妈跑到前院，当着不少人说他爸爸不见了，有的人当时就要看看大师怎么通过特异功能找到老爷子去向。廖大愚说，这不是出我的丑吗?我知道他跑哪儿去了!发动群众找吧，派出所、公安局、急救中心，能想到的地方都找过了，就差给ll0打电话了。
我想，亏得廖大愚没拨ll0，否则大师找父亲还要动用警察，那面子实在是挂不住的。
胖老伴儿一边给廖先生换衣服，一边说她参加“传销学习班”回来，没见着老爷子，也没太在意，料想这下雨天也不会上哪儿去。等到她换好衣服做了半截儿饭，才发现家里一直没见老爷子，赶紧将炒了一半的菜撤了火，四处去找，找了几条胡同都没有，急得不行，不得已才到前院找儿子。大愚听到这儿就埋怨他妈不该去参加什么传销班，说那些搞传销的都是坑人的，专坑熟人，什么上线下线，通通扯淡。老太太说，你那些阴阳八卦就不是扯淡啦?爸爸是你爸爸，又不是我爸爸，我这一天天够不易的了，得看孩子似的看着他，一不留神就走了……说着就开始抹眼泪。
看来廖先生这种不打招呼的出走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廖大愚烦躁地说，以后把后院的门加锁，省得老提心吊胆!老太太想了想，无可奈何地说，实在不行也只有这样了……
我想像着廖先生被锁在小院里的情景，一种凄凉与沉重由胸臆间泛起，命运的悲惨和可怜使我感到活着的无奈与身不由已，难道人老了都将遭此下场吗?廖大愚窥出我的心思，解释说，外人不知，看着跟好人一般，其实病得厉害了。我问是什么病，廖大愚说是脑萎缩，也就是老年性痴呆。没法治。我想，廖大愚的论断不是很准确。廖先生的大脑某一部分是萎缩了，但某一部分却是活跃的，充实而灵动。常人所不能及。
看到廖先生光着的脚，廖大恳赶紧脱下自己的鞋套在他父亲的脚上。这使我很感动，虽然成了大师，虽然要将他的父亲锁在小院里，但毕竟是个孝顺儿子。
廖先生一直傻愣愣地坐着，那眼神透过玻璃，不知伸展到了什么地方……那些往事都已升华散尽，凝成了看不见的纯净气体，连发酵的能力也失去了。眼前这些人，窗外那些景，包括那个广告幻化的东直门都不存在了，只剩下一片空落的苍白，白得让人窒息，空得让人心寒……
五
夏家子女们决定将他们的母亲葬于西山。
安葬四格格那天，我和舜铨也去了。天下着雨。春雨细润，山路精湿。墓地坐落在西山东麓，透过稀疏的松枝可以看见玉泉山秀丽的宝塔和昆明湖闪亮的湖水，不远处有音乐家王洛宾的墓，有文学家金寄水的墓，四格格长眠在这里，当不会寂寞。看来，夏家孩子选择墓地也是颇费了一番心思，尽了心意的。
一切安置妥当，正要砌封墓穴时，只见一人打着雨伞，顺山路踽踽而来。待那人走近，大家才看清是廖大愚。大愚捧着一捧紫丁香花，说是应他父亲之命，来为四格格送行的。舜铨说，这么大的雨，实在不想惊动别人，只是来了几个至亲……廖大愚说他本来不知道，是他父亲今天一大早就让他来的……夏家的孩子们对大愚表示出了显而易见的冷淡，这让我和舜铨有些尴尬。
舜铨说了不少感激他父亲的话。
我则一直在思索那个萎缩了的大脑是如何推算出今日的活动的。
廖大愚怀里的花沾着细密的水珠，散发出幽幽的清香，突出了墓地的冷寂，让人感到了留恋与哀伤，那是一种发自心的深处的绝望和难以道出的酸涩，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理解和默契。望着墓碑前的花团锦簇，大愚不好意思地说，花是自家院子里摘的。他们的院子里没别的花。只有紫丁香，紫丁香是四格格生前喜欢的花。夏家的孩子们谁也不知道他们的母亲曾经喜欢过什么紫丁香，大愚说是他爸爸告诉他的。大家都觉着对这些突如其来的花朵不便再说什么，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不可追溯了。廖大愚将一枝丁香丢进即将封严的墓穴，那湿润的淡紫的花儿轻轻地覆盖在四格格那朴素的骨灰盒上。我的心一阵悸动，认为廖大愚这有意无意之举实在属于鬼使神差，料也不是他父亲告诉他要这样做的。
当然，这样很好。
廖大愚把怀里剩下的花围着墓碑撒了一圈，朴实无华的丁香和墓前那些美丽的花卉相比，显出了难以伸展的羞怯，显出了谨小慎微的不安……淡泊相处，可以维持久远，丈夫重知己，不为别的，就为那故旧的离去，为那相知相通的情愫，为那深处埋藏的无穷尽，走进这难耐的尴尬，走进这细雨尘烟，以慰藉死寂的魂灵和自己长久的沉默。
丁香依旧，良友难逢。
……我感到了沉重。
下山的时候，廖大愚悄悄对我说，他父亲从东直门回来就病了，现在每天靠点滴维持，人虚弱得连话也不想说了。父亲好着的时候，他老嫌父亲唠叨，不知饥饱，没完没了地吃，如今想想很是后悔。他巴不得父亲能再说、再吃。然而一切似乎都不可逆转，父亲的生命大概不会很长了。
我无言，回望那些紫丁香，丁香已不可见。
分手时，廖大愚说：我父亲让我告诉你，你“朋友”的骨灰应该撒在昆仑山。
昆仑山……
醒也无聊
一
电视连续剧的群众场面今日拍摄结束，剧务在廊下给即将离去的群众演员发放当日的劳务费，每人三十元。不少人已经提前走了，他们不要钱，他们来是专门为了过戏瘾、看名人的，三十块钱不够一顿饭，他们不在乎这个。没走的则老老实实地围在剧务周围，静等着领自己那一份工钱。我看见王玉兰也在其中，穿着件化纤灰坎肩儿，很矜持地接过了自己的一份，点清楚了，装进兜里。我叫住了她。
她说，姑爸爸您有事儿?
我说没事儿，就问她金瑞怎么样了。
王玉兰说，还是老样子，在家里老盘在炕上，不动窝；我们家的炕，一头是金瑞，一头是猫，老满着……王玉兰进北京快十年了，还把床叫炕，这让我感到奇怪。
二
王玉兰是我的侄媳妇，陕北人，是我的侄子金瑞在陕西插队时娶的当地婆姨。陕北人管结了婚的女人叫婆姨，管没结婚的叫女子。王玉兰在嫁给金瑞以前有过婚史，她在成为金瑞的媳妇以前就有了一个叫做发财的两岁儿子。
王玉兰是陕西宜长县后段家河人，先一个男人段振龙是个壮汉，一日在山峁上放羊，被雷击中死了。据说挺大的人被烧成了枯树根一样，发蓝发黑，焦煳难闻，惨不忍睹。
出事那天，在后段家河插队的北京知青们听了信儿都疯了一样朝山上跑，有人还要找担架，他们想雷殛可能和电打差不多，说不定人还有救。但是他们赶到山上，看到还在冒着烟的段振龙，看到扑在“树桩”上哭天抢地的王玉兰和她那滚成泥猴一样的儿子，他们没有一个敢举步向前了。这样的情景他们在城里压根儿没见过。他们的心里都慌慌的，不知下一步将如何举动。后来还是队长用破席将那黑炭卷了，夹到坡下的沟里埋了。
有知青问队长为什么不打副棺材，搁村里停放几天，再杀两头猪，让大家借着段振龙的光也沾沾油腥，那也像个正经死人的样子。也有知青说似这样不出一天就草草埋了终对不住死者，又说死了的段振龙酸曲儿唱得好，跟知青们的关系也不错……这个知青下面的话没有说，但男知青们都明白，他们这些“童子鸡”的所有性知识，都来自于段振龙，在这方面段振龙是他们的启蒙老师。
队长听了把眼一瞪，指着坑里的小席卷儿说，你们以为这是甚?这是孽障。让雷殛了，好人能让雷殛?段振龙是遭了大孽了，上天罚他哩!不早早埋了，让他再祸害人呀?知青们都说队长说的是封建迷信，应该批判。队长说，我迷信?我的党龄比你们的年龄都大，我受党的教育多少年了，我能迷信?你们懂个甚!争论的结果，还是把段振龙埋在了沟底，连村里的坟地也没让入，说是遭天谴的人不能和先人们睡在一处，否则村里会几辈子不安生。对这样的安排，除了知青，村里的人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包括死者的家属王玉兰。
那天后段家河村惟一没有上山看热闹的，就是我的侄子金瑞。
那天吃早饭的时候，队长说今儿是好天，借着大太阳，让金瑞把羊从峁上的窑圈里赶下沟去洗一洗澡。金瑞走在半道，正碰上要给知青点送菜油的段振龙。金瑞犯懒就拦住段振龙。让段振龙帮他上去把羊轰下来。段振龙问替他上去有甚好处，金瑞说，你不要财迷，赶个羊嘛，上坡下坡的事儿，累不着你。段振龙说。上坡下坡你怎不去哩?队长是让你轰的，又没有让我轰。金瑞说，我就憷上山，一上山就喘不上气，你替我上去，我中午给你一张烙饼。段振龙说，我不稀罕你们知青点的饼，死硬死硬，没有我婆姨烙的好。金瑞说，那你说要什么?段振龙说，就怕你不答应。金瑞说。我答应。段振龙说，我要你十分工。金瑞笑了笑说，十分工算什么，不过一毛三分钱的事儿，把我一年的分给你都行，只要你管我的饭。段振龙说，有你这句话就好，我替你去揽羊。金瑞让段振龙把羊赶下沟，说太阳还没到头顶，河水还太凉。那条河还得好好晒一晒，等睡醒中午觉他再到沟里洗羊。段振龙说他就管把羊赶下来，别的什么也不管。金瑞说，也没让你再管什么。段振龙就走了。
天上打雷的时候金瑞还在窑洞里睡觉，根本没听见那震耳的炸雷。后来，别人跑来激动地告诉他段振龙被雷击死的事，他才坐起来，迷迷糊糊地问，真的呀?来人说，可不是真的!金瑞说，那我得上去看看。来人说，看什么看，人早埋了。金瑞说，要是埋了我就不看了。
金瑞爱睡觉，这在知青中间已相当有名。他一年四季，总是处在一种迷迷瞪瞪睡不醒的状态中，队里开会。学习最高指示什么的，金瑞永远很主动地占据着靠灶的炕头，那里暖和，可以摊开了放心大胆地睡，就是在寒冬腊月也不必担心伤风感冒。有一回，他睡得实在不像话了，高高低低的呼噜声压过了公社干部有关“学大寨平整土地”的动员，队长气得从炕上提溜起他来，让他面对大伙儿，站着听。孰料没一会儿，他又靠墙站着睡着了……
知青们说金瑞可能有病，非洲有种叫做“嗜睡症”的传染病，是被一种苍蝇叮了以后传染的，症状就是没时没晌地想睡觉。金瑞该不是被什么苍蝇给叮了?于是他们拥着他到宜长县医院去检查。金瑞不想走路，说腿疼，从饲养室弄出一条驴来，他要骑着驴进城。一路上，翻沟过坎，金瑞在驴背上舒服自在地打着瞌睡，让和他一起走的知青们很恼火，恨不得把他翻到沟里去。走了三十里路到了县城。宜长的医院当然查不出“嗜睡症”这样一类高精尖的疑难杂症，那个才从农村提拔上来的赤脚医生，甚至连非洲有没有苍蝇这样的事情也搞不清。无奈，知青们压着满腔怒火。把睡大王金瑞又给拉回来了。贫下中农认为知青们这是多此一举，他们说金瑞这是懒，是干活惜力，是毛病，当年毛主席在陕北大生产时改造的“二流子”，都是这德行，其实，只要把他身上的那根懒筋抽了，他想睡也睡不成了。但是，怎么抽懒筋?谁也不会，民间也没传下个什么偏方。好在金瑞爱睡觉并不妨碍谁，顶多年底下少几个工分，比起那些偷鸡摸狗拔蒜苗的知青来，金瑞还算是相当可爱的，嗜睡就嗜睡吧。
那天，金瑞在王玉兰撕心裂肺的号啕里，在知青们不无恐惧的议论中被叫醒，愣愣地在炕上坐着，一副没睡醒的蔫样儿。有人提出段振龙是替金瑞赶羊的，金瑞竟然一点表示也没有，未免有点太那个。也有人说金瑞的心太冷，没有和贫下中农贴到一块儿，缺少无产阶级感情。有好事的就联系金瑞的家庭背景，说他这个金姓原本是爱新觉罗，祖上是皇室后裔，对无产阶级贫下中农热爱不起来是理所当然的，应该好好给予批判。一块儿跟着下来插队的北京干部很维护金瑞，干部说，天上打雷的事儿纯属偶然，怪不得金瑞，更跟爱新觉罗挨不上边儿；金瑞的父亲在旧社会是沿门乞讨的叫花子，饥寒交迫，冻饿而死，是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跟皇上没有一点儿关系，大家不要胡联系。
在大家讨论这些很重要的问题的时候，金瑞就蹲在窑前的崖上，望着对面山峁发呆。段振龙就是在那儿被劈死的。他望着光秃而荒凉的山丘，情绪低落沮丧，本来那雷应该是殛他的，段振龙去替他，段振龙就死了，段振龙上去时还说要他十分工……想想，一眨眼的事儿，人就没了，命运这个东西真是让人参不透。沟底下那个新隆起的小黄土堆里说是段振龙，也说不准就是他金瑞……金瑞这么想着，心里就有点儿空，有点儿恍惚，有点儿搞不清自己和段振龙的界限。至于身后窑里那些是皇室后裔还是无产阶级的议论，似乎跟他没有一点儿关系。
很快，知青们对金瑞的“阶级感情”，就不再抱任何怀疑了——
原因是金瑞向队里提出，要接替段振龙，给住在坡上三孔窑里的发财当爸爸。
队里以为是句玩笑话，叫金瑞不要瞎说，就是新寡的王玉兰也没把这事当真。孰料，金瑞打过招呼以后，竟抱着铺盖进了王玉兰的窑洞。
队里要拦，拦不住；王玉兰往外推，推不出(事后村里的后生们说，王玉兰假惺惺的，偷偷乐还来不及，哪里会真往外推?)。队长请北京干部做工作，北京干部做不了金瑞的主，一想，金瑞在陕西还有个姑姑，于是就给在华阴农场正走“五七”道路的我打电报，让我无论如何来一趟宜长。
我是在九月中旬赶到后段家河的。进村的时候，队长和北京干部早早在村口迎了，他们认为我在和金瑞接触之前最好先跟他们接触一下，好让我心里有个底儿。
队长和北京干部把我拉到路边的树底下，不容我喘气就你一言我一语地“汇报”金瑞的事。队长先抢着说今年的收成不好，老百姓盼雨，却盼来了一场不带雨点的暴雷，那雷大火球一样满山乱滚，那云压得天都黑了，伸手不见五指……队长富于讲故事才能，对段振龙遭雷殛的叙述有铺垫、有高潮、有结局，要不我对那情景知道得也不会这么详细。接着北京干部向我讲述金瑞近期的思想状况和举止表现，其中用很大一段讲述了金瑞因懒散造成的工分危机。
足足过了两袋烟的工夫我才听出端倪，队长的意思是金瑞这小子要给发财当爹，这是娃娃家的一时心血来潮，还是为救孤儿寡母出水火的英雄壮举，说不来，要搁村里其他人，他也就鼓捣着把事情促成了，可金瑞是北京知青，是毛主席打发下来的娃儿，知青的事不是开玩笑的，闹不好有“破坏上山下乡”的罪；另外作为队长，他要对村里社员的前途负责，王玉兰一家，将来何所倚靠，也是队里必须面对的现实。北京干部的话也很明确，他说，金瑞搬到了王玉兰窑里去，往大了说是和贫下中农结合，是个革命得不得了的举动，但实际上是一件很吃亏的事儿——寡妇王玉兰比金瑞大了五岁，又没有文化，长得也不怎么样，还是孩子的妈，金瑞再怎么不济，也是北京来的知青；北京的金瑞和后段家河的王玉兰差的码子太大，这是一桩没有基础的婚姻，它的悲剧性是明摆着的。
我明白了，队长和干部所维护的对象不同，但目的只有一个
劝阻金瑞，回头是岸!
我问金瑞现在在哪里，他们说在寡妇的窑里。我说，都住进人家的窑里了，你们还让我说什么?队长说，说是住到一块儿了，可我至今没给他开介绍信，他扯不来结婚证也是白搭。我说，那张纸限制得了谁?都既成事实了，结婚证不过是个形式。队长说，村里人看重的是政府的那张纸片片儿。看重的就是那个形式，事实不事实的无所谓；要说既成事实，村里的既成事实多着哩，可没有证儿谁也不认。北京干部说，当务之急是劝金瑞回心转意，他真回心转意了，咱们并不吃亏，在王玉兰那儿住就住了，既然队里和女方都不计较，咱们就把它看成一次实战拉练也未尝不可。队长说，金瑞他姑，要不你把金瑞带到你的单位去耍几个月?让他暂时离开一段时间或许就没这怪念头了。我说，这主意不好，且不说金瑞跟不跟我走，关键是得解决他的思想问题，让他明白和王玉兰结婚所要付出的代价和对一个家庭所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是必须经过深思熟虑才能得出结论的事儿，不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队长说，我也是这个意思。干部说，金瑞这孩子有些想法很怪，按常人的逻辑就无法理解。我说，金瑞是我五哥舜锫的孩子，是我的亲侄子，他在娘肚子里就死了爹，一落生他娘就把他撇给育婴堂自己走了，实际是个没爹没娘的孩子；解放后，我母亲听说了这事儿，才把他从孤儿院要回来的。他脾气怪，不合群儿，当跟这些经历不无关系，我看这件事儿还得慢慢地劝，不能硬来。
商量的结果是队长和干部让我见机行事。
我是在寡妇王玉兰家里与金瑞相见的。我进窑的时候金瑞正斜在炕上靠着被卧垛闭目养神，墙上的有线广播里正播放着火辣辣的秦腔《红灯记》，李玉和在墙上一字一板咬牙切齿地吼着：
无产者一生奋战求解放，
四海为家穷苦的生活几十年。
……
死者的儿子带着孝，骑在金瑞的肚子上，正在跟他亲昵，不知真情的看这场面一定会以为孩子是他的亲生。王玉兰坐在灶前烧火，一大锅杂豆粥在火上咕嘟着，散发出让人难以抵御的香味。
见我进来，王玉兰仿佛预感到了什么，她有些惶恐地站起来，搓着手，一句话不说，很不安地闪到一边去了，好像金瑞的这些做法都是她的过错，她应该负主要责任似的。我看这个王玉兰也实在是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一张窄长的瓦刀脸，一头枯黄的头发，肿肿的眼，薄薄的唇，身板虽然消瘦，骨节却很粗大……农家妇女显老，说她有三十五六大概没人不信，真不知金瑞看上了她哪一点。我再看炕上的金瑞，大约是被陕北的热炕烘的，一张粉白的脸，红是红，白是白，细嫩得像舞台上的小生一般。
我的五哥在金家众子弟中最为清秀，小生唱得极好。扮相也漂亮，旧时是京师响誉九城的京剧票友，是名小生程继仙的高足。跟荀慧生配过戏，40年代的老北京人提起金五爷《群英会)的周瑜来，没有不挑大拇哥的。我们家老五演戏是凭了高兴的玩儿票，玩儿票是件耗财买脸的事，他演出一场《小宴》的吕布，要搭进去一千块大洋……除了唱戏，老五再也没什么特长，家里不可能老为他的唱戏而提供大洋，所以，很多时候他都是处于一种壮志未酬的状态。金瑞纵然有着他父亲相貌上的遗传，却没有他父亲的本事，所承袭的惟有懒散和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性情。
这点更让人遗憾。
炕上的金瑞感觉到有人进来了，慢慢地睁开眼睛，见了我也并没表示出多大热情，只是欠欠身，慵懒无力地说了句：来了，上炕坐吧。
我觉着金瑞太没规矩，有些气，想说他，碍着外人在跟前，终是忍了。
我说，金瑞你起来!
金瑞大概感到了我话里的威凛和不快，他赶紧推开身上的孩子坐直了，把那两条伸着的长腿缩回去盘上，努力振了振精神。
王玉兰很知趣地把孩子拢过去了。
我说，你好像不认识我?金瑞并没有体味出我的揶揄，傻瞪瞪地说，认识，您是姑爸爸。我说，知道是姑爸爸就好，是北京你太太让我来的。
金瑞说，这么说是钦差到了。
队长和北京干部示意王玉兰带着孩子出去，好让窑里只留下我和金瑞，于是王玉兰就和她的孩子随着队长他们走了。王玉兰的离去，减少了我不少压力，有这个带着重孝的女人在跟前，我想我是说不出什么有分量的话的，这回矛盾的中心回避了，下面的事情就好办了。我脱鞋上炕，准备跟金瑞进行一次认真的谈话。
我说，金瑞……
他说，我听着呢。
我说。听着就好。
接下来我给金瑞详细分析了他这一举措的失误，从他和王玉兰生活习惯的差异到共同语言的欠缺，从将来的前途到群众的舆论，都说到了。我说的时候，金瑞一直低垂着眼睛，不知想些什么。末了我说，你要是真在后段家河安了家，就永远别想着出去了，你就当一辈子农民吧。金瑞吧唧吧唧嘴说，当一辈子农民也行。我说，毛主席让你来农村扎根不是这种扎法，你这叫怎么档子事儿啊!就是真在农村找媳妇，也不是找王玉兰这样的，乡下的好姑娘有的是，你怎么偏就找个寡妇，还拖着个孩子?!金瑞说，有孩子好，我还懒得生呢，白捡的一个儿子，这便宜我占大了。看着他那什么都不在乎的模样，我产生了扇他一巴掌的念头，一个大男人，竟然说懒得生孩子，你就说他还有什么出息吧，真跟他爸爸一个样儿，没治!我最后使出了撤手铜说，这门婚事你太太不同意，金家向来不娶寡妇进门……金瑞说，再别说你们金家了，当初您阿玛把我阿玛赶出金家大门的时候就已经说清，我们无论做什么都已经跟金家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您别拿金家的规矩吓唬我，我是金家圈儿外的人。我说，可你到底还姓金，你是我的亲侄子，太太疼你也是一点儿不搀假的，对你比对她所有的孙子都上心。金瑞说，那是你们在赎罪，你们害了我阿玛也就是害了我，我今天能这样就已经很不错，很知足了。姑爸爸您甭为我操心了，您操心也是瞎操心，我不跟命较劲儿，我的生存方针是顺其自然。我说，这倒真跟你阿玛一个样儿，其实我也早看出来了，你入赘到王家，并没有多么高尚的想法，你不过是嫌知青生活太清苦，你是想有人伺候你……金瑞说，随您怎么说，我怎么想的我知道，谁不盼着有人疼?我说，你得为将来考虑考虑啊!金瑞说他只想今天。不想将来，只要今天过得去，哪怕明天天塌下来呢!再说明天天也不一定就塌得下来。我气愤地说，金瑞，你整个儿一个没睡醒，你还迷糊着呢!金瑞眨巴着眼睛，说他不知睡着和醒着有什么不同，反正都是在炕上躺着呢……
谈话不能继续下去了，我深知我这位侄子的脾性和弱点，关键是一个字：懒。遇事顺坡溜，总想舒服，总想省力，别人看他是在下坡，他却认为是进了福窝，这真跟他爸爸如出一辙地相似。关于金瑞的爸爸，我们家的老五舜锫，那是我们家一个共同避讳的话题，是我父亲活着时一直羞于向人启齿的一块心病。就是后来，金家人偶尔凑到一起。也很少谈起这位早逝的老五。
我从王家窑里很失望地出来，碰巧王玉兰在窑外站着，也说不定她早就站在那儿了。王玉兰一脸愁苦，见了我想说什么，我说，你什么也不要说了，这里头没有你的事儿。王玉兰说金瑞很拗，她让他走，他就是不走。她目前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了。我说，我都没有办法了，你能有什么办法?王玉兰说，姑爸爸你要是实在反对，我可以坚持不答应，两相不情愿，在公社也扯不来结婚证。我不能对王玉兰要求什么，她毕竟是外人，在这件事情中，她完全是被动的。但她的话毕竟也不无道理，于是我说，王家大姐，你比金瑞大，又是过来人，有些事情应该比金瑞思虑得周全，怎么说金瑞还是个没经过世事的大孩子，你不要让他一失足成千古恨……王玉兰说这她懂。我说，懂就好。然后我问她队长家在哪儿，她说西头有枣树的那家就是，说着要领我去。我说，你不要领了，看看你那一锅粥吧，大概都煳了，你别指望金瑞能帮你看着锅，那是个油瓶倒了都不知道扶的人。王玉兰说陕北的男人都不管家务，谁家的婆姨也不指望屋里的男人能帮着看锅。我想，这个小寡妇大概没听懂我的话，所以，离开的时候我说，你不要管我叫什么姑爸爸，那是旗人的称呼。王玉兰听了我的话，木木地看着我，那张脸竟没一点儿表情。
大概也是个没睡醒。
那晚。我和北京干部在队长家吃饭，金瑞也没过来陪，让我心里好不自在。后来，王玉兰用托盘送过来一大碗热乎乎的稠粥和带馊味儿的浆水菜，使人觉得这女人还懂些人情，至少比金瑞强。浆水菜是陕西特有的腌菜，将新鲜蔬菜窝在缸里以面汤泡制，使之发酵，死酸傻酸，跟四川的泡菜、东北的酸菜味道都不一样。这日的饭桌上再没有其他蔬菜，我不由得多吃了几口浆水菜。王玉兰见了就说，金瑞他姑，你要是爱吃，走时我给你带些。北京干部则说此物不可多吃，寒气太大，吃多了泻肚。我注意到王玉兰在称呼我的时候回避了“姑爸爸”这个词。看来是个有记性的女人。我问金瑞在家干什么呢，王玉兰说金瑞喝了两碗粥，找知青们打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