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一小包干枯的鱼虱寄到京城，还附带有一封信，说鱼虱多么多么地难搞，家里雇人捕鱼花了多少多少钱，眼下干什么动辄都是钱，没有“互相帮助”和“为人民服务”这一说了。王连长骂了半天“龟儿子就认得钱”，还是把钱给寄去了，对方要的不多，一百。
干鱼虱是炒不得的，老姐夫有老姐夫的处理办法，他跟王连长商量，小小鱼虱。吃到肚里，要分散到全身各处，走到病灶能有多少?不如研成细粉，用酒调了，采取局部外敷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王连长说是“集中精力打歼灭战”。
把鱼虱研成粉末，这对磨惯了五行散的老姐夫实在不是什么为难的事情，可惜的是已经没有了汉朝的研钵，用媳妇的擀面杖将那些干枯的小虫擀碎倒也不太困难，总之，老姐夫并没有对他当年宝贝的失去怀有太多遗憾。
药膏糊上，第一个礼拜没有动静，第二个礼拜还没有动静，老姐夫说怕全是瞎掰了。王连长说，往往事情的成功就在于再坚持一下之中。老姐夫就再坚持抹药。到第三个礼拜头上，老姐夫空前绝后地尿了一大泡长尿，其痛快淋漓程度竟使得老姐夫热泪盈眶。老姐夫激动地说，撒尿是世界上最舒服的事情。
我的哥哥们也不知从哪里都钻出来了，听说老姐夫治好了“肥大”的病，他们一个个也都“肥大”起来，除了老二已死来不了以外，老三、老四又像当年求“添油法”一样，趋之若骛，赶也赶不走了。
聪明的山东老太太拿出当年做鞋的本事，为老姐夫缝了一对相连的两个口袋，将抹上药的下体分别装入其中，即保持了药力又保持了干燥和卫生。王连长戏称这套装置为“一室一厅”。
我们的老姐夫呢，对酒更亲近了，不但上面喝，下面也喝，他的身上永远飘散着一股酒味儿。
我们都知道，他身上有“一室一厅”。
我哥哥们身上也有“一室一厅”。
前不久，我从西北探亲回到北京，见到老七舜铨问及姐妹们的情况，舜铨说，五格格游遍了中国，开始游外国了，她去了澳洲，她的二儿子在那儿为她娶了个金发碧眼的洋媳妇儿，生了一个半黄半白的串秧儿孙子。六格格也很忙。我问忙什么，老七说六格格在开公司，她是董事长，王连长是副董事长。我说，六格格一个老护士，能开什么公司?舜铨说，开的是医疗保健品公司，专卖那个“一室一厅”。我说，不就是那些鱼虱子吗……舜铨说，哪里光是鱼虱子?六格格给“一室一厅”里装的药多了。我说，如果是这样，那专利还应该是人家老姐夫的。老七说，他们也没亏了占泰，他们给占泰安了个名誉顾问。
我说我想看看当了董事长的六格格，也想看看当了顾问的老姐夫。
老七说，六格格的公司在西四，在路东那座很气派的大楼里。
我让老七跟我一块儿去，老七说他对公司没兴趣，他得画画。我拿出小时候在老哥哥面前的赖劲儿，缠着他跟我去。老七说，你甭磨我了，西四你也不是不认识，路东那个顶高的大楼就是，不会找不着的。
老七不去的态度很坚决，我只好自己到六格格那儿去了。
果然如老七所说，没费什么劲儿我就找到了六格格的公司。
六格格的公司果然很排场，她所占的只是大楼的一层，并不是大楼的全部，就这已经让我很是刮目相看了。我想不明白，崇尚科学、崇尚美国的六格格，什么时候转向投身于中国土方、偏方的研究，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感了兴趣?这位在协和医院任护士长的老姐姐，一生未论婚嫁。她的整洁、她的严谨、她的刻板、她的冷峻，使她与整个人寰割裂开来，与家族割裂开来，更与老姐夫那套神秘文化割裂开来。她很少回家，家里人也很少去她的宿舍看她，她那个永远飘散着来苏水味儿的、一尘不染的宿舍，除了我以外，大概没有人光顾过，很大原因是因为人们受不了她众多的有关卫生的规矩约束。
在妇产科干了五十年，在近乎“无菌”状态下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六格格。现在竟然能和革命老干部王连长联合在一起，研制“一室一厅”，开办公司，进入商界，真有点儿出乎我的意料。
眼前的公司和六格格的宿舍一样，同样是一尘不染，大理石的地面光可鉴人，明亮的落地窗毫不含糊地收进了外面的天空和太阳，一股微香吹来，似花不花，似药非药，让人的神情为之一爽。
我向门口的保安说明了来意，保安很客气，打了电话，让我在沙发上等。我就坐在那个雅致的角落里，等待自己亲姐姐的接见。茶几上有画册，是宣传这个公司产品的画册，印制精美，设计很新潮，首页便是老姐夫的大照片，照片上的老姐夫长髯飘逸，眉宇之间透着自信与安然，一副活神仙的模样，配以某世孙和道教法名的印章，使人感到，有这样的人充任公司顾问，其产品文化的深远、根基的牢固、效力的卓群，是毋庸置疑的。我却感到别扭，深信这绝不是我自幼便与之厮混、结为腻友、情逾骨肉的老姐夫所为，这是经过某些人深思熟虑之后的一种商业炒作，而绝非老姐夫的初衷……我看了看周围的环境，岂止老姐夫，这里的一切都与我是相隔的。自己亲人的事业，怎的竟使我体味不到丝毫亲切之感?单说这“等”，便让人迷惑，董事长难道真就忙到连见自己妹妹的时间也挤不出来吗?过去，我父亲当承恩将军的时候，大宅门儿的门禁不能说不森严，就那，也没严到六格格公司的程度，那时，家里逢有谁来拜访，老张从来都是一溜儿小跑进去禀告，怎么见，在哪儿见，里边也很快有话传出来，体现着对来人的尊重，眼下莫名其妙地等了二十分钟了，还不见有被召见的迹象，难怪老七死活不跟我来。
又过了半天，有秘书模样的精干青年出来低声问我，您真是金总的妹妹?我没有回答，我已经不屑回答了。年轻人见我这模样，不再说什么，很恭敬地把我领进六格格带大套间的办公室。
六格格在打电话，她用眼神示意我坐下。
办公室的豪华与现代让我嫉妒，我开始为我西北的简陋的小书房而不平。那个狭小的书房还兼着卧室的功能，那是我这个年龄层次的知识分子应该得到的待遇。我想，我要是有这么舒服的环境，有这么大的写字间，我能写出一百部长篇小说来!当然，我永远不会有这么大的书房，也不会有人给我站岗，自然我也写不出一百部长篇小说来了。走了半生的路程，我已经走明白了。
六格格的电话打得很长，她在打电话的时候，头微微向一侧倾斜着，满头的银发不见一根杂色，细而长的眉在脸上轻轻一带而过，显出了她一丝不苟的个性和作为知识妇女的独立与精干。看着她已经略显松弛的脖颈和手臂上隐隐出现的老年斑，我想，她能保养成这样，当是不易。
终于放下电话的六格格将脸转向了我，投给了我一个家里人才有的笑，这对她大概是很难得的，但这笑给我的印象却是生硬而不自然。六格格说，让你在外头等了半天。我说，没关系，我别的没有，就是时间多。六格格说，你甭又跟我犯犟，我还不知道你?说着她走过来，跟我挤在一个沙发上。揽着我的肩说，外边的人都知道我的兄弟姐妹多，谁想找我，常常冒充金家人找上门来，下头的人也不敢拦，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些人不是要求赞助就是来拉广告，都是些小事儿，耽误我的工夫，他们以为直接找我事情会好办，其实我还不是得交到办事人的手里……
我这才明白，我的到来被人家误认为是拉赞助的了。
心里有些悲哀。
跟六格格没有说两句话，年轻秘书进来提醒说，跟美国S.J公司约定的见面时间快到了，今天是正式签约，不能迟到，王总已经在那边等着了。六格格让我跟她一块儿去饭店，我说不去。六格格说，你是作家，什么样的生活都应该体验一下才是。
我说，免了吧，我要去看看老姐夫。
六格格说，占泰嘛，他还是住在偏院儿里……
我想，老姐夫是应该还住在偏院里。
北京难得有这样晴丽的夜晚，天上有星在闪烁，仲春温湿的空气中传来槐花的清香。我在从小便熟悉的胡同里走着，已经可以望见老姐夫家那油漆斑驳的门。我的心里满是静谧与温馨，极其舒适惬意，人有这样心境的时候不是很多的。
“吱呀”一声，我推开小院的门，正如我想像的那样，老姐夫披着头发，穿着家常的衣裳，闭着眼，正在西墙打坐，他的身后是包着棉絮的十个青花大酒缸……
山东老太太在熬粥，一锅黏糊糊的棒米查粥已经熬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正待起锅。
老姐夫并没有因为我的到来而睁开眼睛。
我们的老姐夫已经快八十五岁了。
……
梦也何曾到谢桥
知道了一切就原谅了一切。
——英国谚语
一
旗袍垂挂在衣架上，与我默默地对视。
已经是凌晨三点了，我仍没有睡意。台灯昏黄的光笼罩着书桌，窗外是呼呼的风。稿纸铺在桌上，几个小时了，那上面没有出现一个字。我的笔端凝结着滞重，重得我的心也在朝下坠。我不知道该怎样往下写，写下去会是什么……
精致的水绿滚边缎旗袍柔软的质地，在灯光的映射下泛出幽幽的暗彩，闪烁而流动，溢出无限轻柔，让人想起轻云薄雾、碎如残雪的月光来。旗袍是那种40年代末北平流行的低领连袖圆摆式样，古朴典雅，清丽流畅，与现今时兴的，以服务小姐们身上为多见的上袖大开气儿旗袍有着天壤之别。
其实，这件旗袍的诞生不过是昨日的事情，与那40年代，与那悠远的北平全没有关系，它出自一位叫做张顺针的老裁缝之手。老裁缝今年六十六岁了，六十六岁老眼昏花的裁缝用自己的心缝制出了这件旗袍，自然是无可挑剔的上品，是他五十年裁缝生涯的精华集结，是一曲绵长慢板结尾的响亮高腔。
这一切都送给了我。
这是我的荣幸和造化。
今天下午，他让他的儿子把衣服送了过来。他的儿子是有名的服装设计师，是道出名来就让人如雷贯耳的人物。如雷贯耳的人物来到我这即将拆迁的戏楼胡同的寒酸院落，难免有着降贵纡尊的委屈，有着勉为其难的被动。从他那淡漠的表情，那极为刻薄的言语中，我感到了彼此的距离，感到了被俯视的不自在。
那儿子将衣服搁在我的床上时说，你这件旗袍让我们家老爷子费了忒大工夫，真不明白你是用什么招术打动他的。我听清楚了，那儿子跟我说话的时候用的是“你”，而不是“您”。这让我反感，让我有种说不出的厌恶。
那儿子说，我父亲已经有十多年没摸针了，他有青光眼你知道不?你们这些人，往往为了自个儿的漂亮，不惜损害别人的健康，自私极了。
我看了那儿子一眼，将衣服包默默地打开，旗袍水一样地滑落出来，我为它的质地、色彩、做工而震惊。
绝品!
那儿子不甘地说，你给了我们家老爷子多少工钱?
我用眼睛直视着那儿子，实在是懒得理他。他见我这模样，说，我知道我们家的老爷子又上了一回当。
我说，多少钱，你回家问问你的父亲吧!
那儿子已经走到门口，出门前回过身来郑重地说道，奉劝您一句，以后您再不要上我们家了，我父亲不是干活儿收钱、摆摊儿挂牌的小裁缝，就为您这件袍子，看来我还得买房搬趟家。
这回来人终于用了“您”，但这个“您”字里边，有着显而易见的挖苦和讽刺，噎得人喘不过气来。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听着气愤的远去的脚步声，我想，谁能相信这就是在电视上常露脸的那个著名设计师?镜头前的那高贵、那矜持、那艺术、那清雅都到哪里去了?一旦伪装的面纱撕下，他也不过就是街上摆摊儿挂牌的小裁缝，那一脸的小家子气模样，甚至连小裁缝都不如。一个人的艺术水平到了一定境界以后，拼的是文化积累、人格锤炼和道德修养，我料定此君的艺术前程也就到此为止了。他绝做不出他父亲这样的旗袍。
旗袍在衣架上与我默默地对视。
那剪裁是增之一分太肥，减之一分太瘦地恰如其分。其实老裁缝只是用眼神不济的目光淡淡地瞄了我一眼。并没有说给我做衣服，也没有给我量体，而只那一眼，便将一切深深地印在心底了，像熟悉他自己一样地熟悉我，这一切令我感动。
顺针——舜针。
我的六兄，谢家的六儿。
本该是一个人的两个人。
二
在金家的大宅院里，父亲有过一个叫做舜针的儿子，那个孩子在我的众多兄弟中排行为六。出自我的第二个母亲，安徽桐城的张氏。据说这个老六生时便与众不同，横出，胎衣蔽体，只这便险些要了张氏母亲的命，使他的母亲从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这也还罢了，更奇的是他头上生角，左右一边一个，就如那鹿的犄角一般。我小时问过父亲，老六头上的犄角究竟有多大?父亲说，枝枝杈杈有二尺多高。我说，那不跟龙一样吗?不知老六身上有没有鳞?父亲说，老六没有鳞，有癣，浑身永远地瘙痒难耐，一层一层地蜕皮。我说，那其实就是龙了，龙跟蛇一样，也是要蜕皮的，要不它长不大。父亲说，童言无忌，以后再不许出去胡说，你溥大爷还活着，让他知道了你这是犯上……父亲说的“溥大爷”，指的是已经被关押在国外的溥仪，尽管他早已不是皇上了，父亲对他还是充满了敬畏。明明溥仪比父亲辈分还低，年龄还小，父亲仍是将他称为“溥大爷”。皇上是真龙，我们家要再出一条龙，那就是图谋篡位造反，犯忌!
所以，我们家的老六真就是龙，也不能说他是龙。
于是，我将有角的老六想得非常奇特，想像他顶着一双怎样的大犄角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想像他怎样痛苦地蜕皮，那角是不断地长，那皮是不停地蜕，总之，那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有一天，我在床上跟我的母亲探讨老六睡觉的姿势，我认为老六睡觉应该像蟒一样地盘在炕上，而不是像我一样在被窝里伸得直直的。母亲说，你怎么知道老六不是直直的?我说，大凡长虫一类，只要一伸直就是死了。母亲问这话从哪儿说起。我说，咱家槐树上的“吊死鬼儿”被我捉在手里，从来都是翻卷着挣扎，跟蛇一样的，拿我阿玛的放大镜在太阳下头一照。吱的一声，那虫儿就焦了，就挺了，挺了就是死了。母亲听了将我一下推得老远，说怪道我身上老有一股焦臭的腥味儿，让人恶心极了。我说。您搂着我还嫌恶心，我到底还是一个小丫丫，我二娘搂着老六都没嫌恶心，老六可是一条长癣的癞龙，那精湿溜滑的龙味想必不会比槐树上的“吊死鬼儿”好闻。母亲还是不想靠近我，于是我就用头去抵母亲，企望我的脑袋上也能长出一对美丽的、梅花鹿一样的犄角。母亲闪过我那乱糟糟的脑袋，说其实老六头上并没有我想像中的大角，只不过他的头顶骨有两个突起的棱儿罢了，摸起来像两个未钻出的犄角，就是到死，也未见那两个犄角长出来。我愣了半响，对“未长出的犄角”很遗憾，想像老六要是再多活几年，长到我父亲那般年纪，一定能生出很不错的角来。人和鹿是一样的，小鹿是不生角的，鹿到了成年才会生出犄角，西城沁贝勒家园子里养的鹿就是如此。
我们家有关老六的话题虽然不多，但都很精彩，传说老六落生时眼目大开，哭声深沉，遍身黑鳞，异相昭著。他是在偏院的北屋降生的，说是生时浓云密布，雷声轰隆，众人在其生母的昏厥中惴惴不安，不知这驾着雷霆而来的麟儿预示着这个家族的何种命运。我们家舅老爷私下说，看这天相，所来的料不是个等闲人物，金家是天潢贵胄，龙脉相延，该是不错的，然龙生九种，九种各一，其中必定有一个是佞种，但愿不要应在了这个老六身上。
老六身上的那层鳞苦苦折磨着他，使他痛苦不堪，需时时地将他浸泡在水盆里才能使他安静下来。听说那鳞乌黑发亮，有花纹斑点，时常成片脱落，很是吓人。二娘抱着老六去医院看过，老六这身皮把那些护士吓得躲得远远的，不敢近前。医院给开了不少药水，抹了只是杀得疼，根本不管用。舅老爷说，不必治了，凡有成勋长誉者，必附以怪异。他还说。他的父亲与曾国藩曾同朝共事，知那文正公也是终身癣疥如蛇附，每天用两双手抓挠，必脱下一把皮屑，这实则是贵人之相。
老六两岁的时候，有一天白云观的武老道来我们家找父亲聊天，父亲着人将老六抱出来让老道看。老六一见老道，立时在老妈子身上翻滚打挺，大哭不止，一刻也不能消停。武老道拈着胡子坐在太师椅上冷冷地看，一口一口地喝茶，并不理睬闹得地覆天翻的老六。父亲只好让人把哭泣的老六抱走，老六的一路哭声直响到后院深处，许久不能止。父亲请老道对孩子的未来给予指点。老道说，四爷的茶很好，是上等的君山银毫……
武老道在京城不是寻常人物，据云能过阴阳，通声气，更兼有点金之术，奔走者争集其门。武老道论命相堪称奇验，京师某王爷曾微服请相，所示为光绪和宣统的八字，武老道看过后说，先者论命当穷饿以终，后者则有破家之祸。王爷初时以为荒谬，后来一细想，果不其然。现今老道对老六的前程既不肯点明，父亲也不便多问，愈发觉得六儿子的神秘不可测。老道喝透了茶，才款款说道，令公子有胎衣包养，生虽有惊而命大，日主有火，盛则足智多谋，欠则懦弱胆怯，大畏财旺，若生在贫贱之家当贵不可言。父亲问如今生在金家又当如何。老道说，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戊见甲，当在三、八岁。父亲问三、八岁当怎样。老道说，四爷这茶没味儿了……
事后父亲将武老道的话学给老六的母亲听，二娘说，一个孩子家，三、八岁能怎么样呢?咱们的六儿眼瞅着虚岁过了三周，也没见有什么不好，他一个花老道，故弄玄虚地瞎说罢了。父亲说，还是要留神些才好。二娘说，留神自要留神，家里的孩子们咱们哪个又不留神了?只是不要看得太神圣太娇贵了才好，小孩子惟得中和才能健康成长，旺不得也弱不得，旺则不能任。弱则不能禁，只待至十五成人，才可以分别贵贱，现在抱在怀里就论前程，实实地是有些荒诞了。
话是这样说，但父亲对这个生有异状的儿子仍是情有独钟，常常将老六抱在膝上，抚弄着他那一对硬硬的角说些“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屁话。彼时，家中的老七舜铨已经出世，而父亲对他那个弱得像猫一样的七儿子是连看也不看的。
老六不负父望，果然生得聪慧伶俐，讨人喜欢，特别是那对角更是提神，不知被多少好奇的人摸过。亲戚朋友谁都知道，金家养了一条龙，那时虽已进入了民国，可在那些前清遗老遗少们的心目中，何尝不盼着北京东城金家的宅院再像醇王府一样，成为又一座潜龙邸!
老六进出都随着父亲，他可以跟着父亲吃小灶，食物的精美远远超过了他兄弟姐妹们的淡饭粗茶。他还可以坐父亲的马车，并且他还要永远地一个人占据正座，让父亲打偏，他一个小人儿，坐在车上的威严神气，让所有的人看了都倒吸一口冷气，似乎他早已就这样坐过，连父亲也显得黯然无光、形容惭愧了。
于是就有了舜针是德宗转世再生的说法，神乎其神，跟真的似的。
对此，父亲不予解释，在他的心里大概乐于人们这样说道，他的讳莫如探的态度无疑是一种变相的推波助澜，在他的默认下，老六不是龙也变成了龙。
持坚决反对观点的是二娘。她不允许人们这样糟蹋她的儿子，她说儿子就是儿子，他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你们不要毁他。二娘是汉人，对一个汉族小老婆的话，人们尽可不听，娘们儿家就知道傻疼孩子，懂个屁!
就这样，我们的老六有了不少干爹干妈，谁都希望能沾点龙的光，在龙还没有腾起来的时候他们是爹和妈，一旦真龙成了气候，封王封侯，那简单的爹妈岂能打发得了?未雨绸缪是必要的，临渴掘井是傻瓜干的事情，早期的投资是精明远见的体现，很难说在老六那些“爹”、“妈”的思维中，没有今日期货买卖的投机成分在其中。
“爹”、“妈”们送的钱财、物件大概够老六吃一辈子的。
玉软香温、锦衣玉食中的老六，因了他的相貌，因了众人的推崇惯纵，在金家变得各色而乖戾，落落寡欢地不合群，这使他的母亲时时处在哀愁之中。她虽然不相信武老道的胡诌，但却牢牢记着“这孩子应该生在贫贱之家”的断语。这个断语在她的心里是个时刻挥不去的阴影，她总预感到要有什么不祥的事情发生……
民国10年，我们的父亲漂洋过海去周游列国，北京城留下他的三个妻子和子女们。对于父亲的远游，金家人谁也不以为然，因为这个家里有他没他是一切照常的。父亲在我们家里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个尊贵的客人，不理财，不拿事，他所熟悉的就是吃喝、会友，起着门面的作用。父亲走了，孩子们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放松，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
感到失落的是老六，失了依赖的老六有种无助的恐惧和孤独，他的心只系着父亲，没有别人。每每父亲来信，信中所关注的也只有老六，仿佛他的其他儿子们都是无足轻重的陪衬。当然，儿子们对父亲的来信也从来不闻不问，老六则不然，老六要让他的母亲把父亲的信一遍一遍地读，不厌其烦地听得很认真。这使人感到，老六与父亲的关系在父子之外又添加了某种说不清的情愫，不能细想，细想让人害怕。
春天的一个上午。天气晴好，金家的孩子们要在看门的老张的带领下到齐化门外东大桥去放风筝。孩子们托举着风筝，揪扯着线绳，你喊我叫，闹哄哄地拥出了二门。出门时被站在台阶上的二娘叫住了，二娘由屋里拽出了满脸不痛快的老六，将他推进孩子群中，让他和大家一块儿去放风筝。老六不想去，转过身就往屋里走，被矮他一头的老七一把拉住。老七刚缝上开裆裤没有两年，却小大人儿似的很能体恤人。老七说，六哥别走，我带着你。二娘说，让小的说出这样的话来，老六你羞不羞?老六低头不语。二娘说，到野地去，让风吹吹，把一身懒筋抻抻，是件再好不过的事儿了，你怎么还不愿去!说着二娘向老张使了个眼色，老张就将一个沙燕风筝塞给老六，连推带搡地护着金家的小爷们出了门，奔东而去。
二娘在廊下深深地叹了口气。
依着二娘的意思，是有意将老六混在金家的哥儿们中间摔打摔打，目前她的这个儿子过于细腻软弱了，这不是金家人的性情，也不是她的愿望。在她的思想深处，很怕真应了老六是德宗转世的说法。她嘴上说不信，心里也难免不在打鼓，把她的儿子和那个窝囊又悲惨的光绪皇帝连在一起，她这个做母亲的何以能心甘情愿!为此她希望她的儿子能粗糙一些，能随和一些，能平平安安地长大成人。她没有给人说过，夜深人静之时，她常常用手使劲地按压老六头上那两个突起的部位，她惟恐那两个地方会生长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东西来。
那天，放风筝的一干人等热气腾腾地回来了。刘妈站在门口挥着个布掸子挨着个儿地拍打，拍哪个，哪个的身上尘土冒烟，呛得刘妈捏着鼻子不敢喘气。刘妈说，这哪儿是去放风筝，明明地是去拉套了，瞧瞧这一身的臭汗，夹袄都湿透了。末了，刘妈拽过冻得直流青鼻涕，浑身索索发抖的老六，拍打了半天，没见一丝土星，刘妈笑着说，这可是个坐车的，没出力。老张说，这小子有点儿打蔫儿，那帮驴们在河滩里疯跑，就他一个人在大桥桥头上傻坐着，喊也喊不下来。刘妈摸了摸老六的脑袋说，有点儿烧，得给他再吃两丸至宝锭。
金家虽是大宅门儿，对孩子却是养得糙，从不娇惯，这大概也是从祖上沿袭下来的习惯。金家的子弟是正儿八经的八旗子弟，老辈儿们崇尚的是武功，讲的是勇猛精进、奋搏无倦，到了我们的阿玛这儿还能舞双剑，拉硬弓，骑马撂跤。祖辈的精神自然是希望千秋万代地传下去，不颓废，不走样，发扬光大直至永远。这个历经争战，在铁马金戈中发展起来的家族，自然要求他的子弟也要勇武强壮，禁得起风吹雨打。所以，我们家的孩子们从小都很皮实，都有着顽强的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谁有头疼脑热多是凭自己的体力硬抗，很少请过大夫，遇有病情严重的，特殊的照顾只是冲一碗藕粉，病人喝下藕粉，也就知道自己的病已经到了极点，再没有躺下去的必要，该好了。下人刘妈充任着我们的保健医师的角色，刘妈带过的孩子多，经验丰富，她对小儿科疾病的治疗方法往往比医院的大夫还奏效。我们每一个孩子出生后；都穿过她用老年下人们的旧衣裤改制的儿衣，她认为，下贱才能健康，才能长寿，越是富贵家的孩子越应如此。她还认为，有钱人家的父母都是锦衣玉食，所以生下的小孩子百分之百内火大，不泄火就要生事，就要出毛病，为此，她天天早晨要给我们家的大小孩子吃至宝锭，一边喂一边念叨
至宝锭。至宝锭
吃了往下挺。
至宝锭的形状像大耗子屎一般，上面有银色的戳迹，以同仁堂的为最佳。同仁堂的至宝锭化成汤喝到最后有明显的朱砂沉淀，那是药的精华，刘妈必定要监视着我们将那个红珠珠一般的东西一点不剩地吞下去，还要将药盏舔净。如没有红珠，刘妈就要向管事的发脾气，说他弄虚作假，买的不是同仁堂的正宗货。
放风筝回来的老六在刘妈的安排下吃了两丸至宝锭，晚饭也没吃就睡去了，半夜忽然发起高热，浑身烧得像火炭一般。第二天，喝过了藕粉也没见退烧，人已经开始昏迷，说胡话，叽叽咕咕，如怨如诉，还哀哀地哭。刘妈说，这孩子该不是撞克了什么。东大桥那儿是什么地方?那儿是北平的刑场，是处决犯人的地方，这个六儿他不比别的孩子，他太弱……二娘听了，就让老张拎着两刀纸拿到东大桥烧了；想的是真有鬼魅，给些通融，让它且饶过我们家六儿。纸烧过，并不见老六病情有所好转，反到从喉咙里发出呼呼的声响。二娘害怕了，让人请来胡同口中药铺坐堂的大夫为老六看病。大夫看过后说老六寸脉洪而溢，君火与相火均旺，旺火遇凉风热结于喉，是为喉痹，民间又叫闹嗓子的便是，不是什么大病。大夫开了当归、川芎、黄柏一类滋阴降火的方子，说煎两服吃下去就好了。
两服药吃下，老六并不见起色，咽喉症状继续加剧，常常喘不出气，憋得一张脸青紫，脖子的皮肤也被抓得鲜血淋淋。家里先后又请了几个大夫，各样方法使了不少，老六的病只是一日重似一日。二娘急得没办法，托人给在欧洲的父亲打电报。那人回来说联系不上，说那边朋友回电说。四爷上个月在法兰西，这个月又去了英吉利，漂漂泊泊毫无定踪，下半年能转回德意志也说不定。
老六病得在炕上抽搐、翻白眼。二娘急得在屋里一圈圈转磨，如今是想灌藕粉也灌不下去了。
舅老爷来家，二娘向舅老爷求主意。舅老爷见了老六摇头说怕是不好。二娘说孩子阿玛不在家，无论如何也得舅老爷做主，这是他阿玛最喜欢的一个，真有什么怎么向他阿玛交代?舅老爷说，再喜欢也不行，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打针吃药，救得了病却救不了命。这都是有定数的。二娘说，真就投办法了吗?舅老爷说，容我算算看。说罢摸出一把麻钱，在桌上一把撒开，上为艮，下为坤，合而为爻卦。二娘也是懂得易经的人，一见这卦象眼泪就扑簌簌往下直淌。舅老爷说，你也看见了，这是天意，老天爷要收他回去，谁也没办法，挡也挡不住。二娘说，舅老爷是高人，万望想个变通的法子，救您外甥一命。舅老爷说，我有什么法子?你看这卦，艮为山为止，坤为地为顺，顺从而止，上实下空。是困顿危厄之象，从卦上看，鬼在本宫，外方得病，更在上三爻，必是外感风邪，外宫也有暗鬼，伺机而动，上下有鬼，内伤兼外感，是为杂症，鬼动卦中，药力也难扶持，虽良医也不能救……
舅老爷说得没错，那天没过半夜。老六就被那二鬼挟持着奔了黄泉之路。
老六生生是被憋死的。临死前，他在炕上辗转反侧，怪声号啕，真如一条喝了雄黄的大长虫，几个人也按捺不住。那时金家的孩子们各个敛声屏气，缩在自己的房内不敢出来，静听着偏院里发出的长一声短一声的哀号。老六折腾到天黑，渐渐地没了气息，挺了。直到偏院传出话儿说，六少爷走了，大伙儿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好像金家宅门儿里没有老六才是正常的。
二娘抚着僵了的老六尸身哇哇大哭，大家劝也劝不住。第二天，二娘让老张去白云观请武道长派几个道士过来做法事，老张去了又回来了，说老道没派来道士，却让带回一张画得花里胡哨的符，让贴在偏院的门口。老张传达老道的话说，什么法事也不要做，金家这个老六从根儿上来说就不是什么正经东西，老道没有道破它的来龙去脉就已经是很给它面子了，让它知趣一点儿，赶快上它该去的地方，别再祸害人。亲戚们此时谁也不再说什么“贵人自有天相”的话了。舅老爷说，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没落住终不能算这个家里的人，给他一副薄棺材好歹葬了就是，也算他没白到世上走一遭。
那副寒碜的白皮棺材抬进院来的时候，二娘见了几乎心疼得昏了过去，她说从没见过这么破烂穷酸的棺材，连漆也不上一道，用这样的棺材来装殓她的儿子，让她何以心安!我母亲也说，这棺材太差了点儿，装街上冻饿而死的倒卧还差不多，装金枝玉叶的哥儿忒不合适，于金家的身份也不相称。二娘让管事的去换，被刘妈拦了，刘妈说，太太糊涂了，哪儿有空棺材抬进又抬出的道理?舅老爷的主意没错，太太忘了哥儿“应该长在贫贱之家”的话吗?命中注定就是命中注定的，还哥儿一个舒坦自在吧，让他顺顺当当地托生，比什么都好。
二娘不再坚持，眼瞅着四个杠夫抬着那口薄棺材吱吱扭扭地出了门。
老六死的那年是八岁，他没能过了阴历冬月初十他的九岁生日。
应了武老道“三、八岁”的预言，父亲当年还问过人家“三、八岁当怎样?”当怎样呢?就当这样。老道没有直着说罢了，天机不可泄露。
以现在的观点来看，我们家老六的死因当是白喉，是白喉杆菌引起的一种传染病，搁今天，配以抗生素治疗绝不至于引起死亡，就是到了老六最终的窒息阶段，只需将气管切开也不是没救，可在七十多年前，医疗条件有限，老六就那么匆匆忙忙、稀里糊涂地走了，想来让人遗憾。
最遗憾的是我的父亲。据我母亲说，父亲从国外回来以后，知道了老六的事情，大病了一场。经过那场病，父亲的头发全部脱光，终日迷茫恍惚，走路打晃儿，得两个人架着才能从屋里北炕走到南炕。对父亲这场很著名的病，北京的小报上有过报道，说他老人家因为失子悲伤过甚，得了伤寒。我后来想，伤寒的确是个很可怕的传染病，它是由伤寒杆菌而传染的，跟老六怕没有什么直接联系，那时候的人把伤寒跟老六挂在一块儿，实在是有些不伦不类了。
三
我在这个家里长成一个混沌的小丫头的时候，二十多年已经过去，就是我们家最小的男孩老七舜铨，也进入了青壮年的行列，成了京师名画家。随着时间的消磨，人们对老六的传说已经淡而又淡了，金家已经没有几个人还记得那个忧郁的、早逝的男孩儿。
偏偏我是个爱幻想的孩子，在孩童时候，想像在我的生活中占了很大成分，我常想的人物就是那个神奇的、半人半龙的老六，他和母亲给我说的老麻猴子，和大家时常谈论的院里的狐仙，和我所向往的一切神神怪怪一起，活跃在我的精神生活中。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有一回，父亲领着我去一个叫做“桥儿胡同”的所在，以我粗通文字的水平，已经能认出胡同口墙上的蓝色搪瓷标牌，是“雀儿胡同”，不是“桥儿胡同”，而父亲偏说是“桥儿”不是“雀儿”，让我回家对母亲也务必要说是“桥儿”，不能说是“雀儿”，否则以后就再不带我出来遛弯儿。在北京人的发音中，“桥儿”和“雀儿”实在没有什么不同，前者是二声，后者是三声，往往说快了就“桥”、“雀”不分了，但父亲则嘱咐我一定要将两个字分清楚，万不可弄含混了
既然父亲喜欢，我心里也乐得真把“桥儿”当“雀儿”了。父亲去桥儿胡同没坐他那辆马车，坐的是三轮，我坐在父亲身边，听着身底下链条的啦啦响声，从小洞里看着车夫一弯一弯的背影，只感到困倦，想睡觉。父亲拍着我的肩说，别睡啊，留神着凉。我嗯了一声，并没有多少清醒。父亲说，马上就到你谢娘家了，你要听话，别淘，跟你六哥好好玩儿。我问哪个六哥……父亲说当然就是那个长犄角的六哥，还能有谁!我听了一激灵，困意全消。我说，真是咱们家的老六吗?父亲说，当然。
胡同很小，没有雀也没有桥，只有一堆堆的烂布，臭气熏天地堆在各家的房前、门口，让人恶心。事后我才知道，这些破布都是从脏土堆捡来的，靠收破烂儿收来的，晾晒干了，用糨子打成袼褙，卖给做鞋的鞋场，一块格褙能卖八大枚，八大枚能买一斤杂面。这片地面，家家都打格褙，家家都吃杂面汤，成了“桥儿”的一道风景。
父亲领着我来到一个略微干净点儿的小院里，院里北房三间，东房塌了，南面是一溜墙，有棵歪斜的枣树，半死不活地戳在那里。树底下有个半大小子在撕铺衬①，（①铺村：老北京话，指糟烂的破布。）往板子上抹糨子，将那些烂布一块块贴上去。墙下一排打好的袼褙，在太阳的照耀下反射着亮光，冒着腾腾的水汽，显得很有点儿朝气蓬勃。
那半大小子见我们进来了，头也没抬，一双沾满了糨子的手，依旧灵巧地在那块板上抹来抹去，没受到丝毫影响。
父亲叫了一声六儿，半大小子嗯哪了一声，没有显出热情。
这时，从北屋里闪出个四十岁左右的白净妇人来，脑后挽了个元宝鬏儿，穿了件蓝夹袄，打着黑绑腿带，一双蓝地儿蓝花的绣花鞋不沾一点儿土星，浑身上下透着那么干净利落，透着那么精神。
父亲让我管她叫谢娘，我叫了，谢娘把我揽在怀里，夸我是个懂事的丫儿。谢娘身上有股好闻的胰子味儿，跟我母亲身上的“双妹”脾花露水绝不相同，相比较，还是这胰子味儿显得更平淡，更家常，更随和一些。
我喜欢这种味道。
我们被谢娘让进屋里，屋里跟谢娘一样，收拾得一尘不染，炕上铺着白毡子，被卧垛垛得整整齐齐，八仙桌上有座钟，墙上有美人画，茶壶茶碗虽是粗瓷。也擦抹得亮晶晶的，东西归置得很是地方，摆设安置得也很到位。
谢娘是个很能干的人。
从谢娘和父亲的谈话中我了解到，她对我们家里的情况相当熟悉。对我几个母亲的情况也是了如指掌的。我还听出来了，谢家搬到这儿的时间并不长，是父亲给找的房。谢娘还跟我父亲商量要把塌了的东厢房盖起来，说六儿大了，该了这家的主人，那份柔情、那份依赖和对父亲的那份神态，是我几个母亲都没有的。
父亲很舒坦地喝着一种叫做“高末儿”的茶。所谓“高末儿”，就是茶叶铺将卖剩的各类茶的渣子归拢在一起，以极便宜的价格卖出的一种茶。这种茶很香，可只能喝一遍，第二遍就没了颜色。父亲喝着这种茶，和谢娘说着话，所谈均离不开柴米油盐，离不开东家长李家短。父亲对这院房，对谢家的投入精神令我吃惊，在我的眼中，这完全是另一个父亲，一个陌生的、我从不了解的父亲。在金家。谁都知道父亲是个不管不顾的大爷，他搞不清我们院有几间房，搞不清他到底有多少财产，更搞不清他十四个孩子的排列顺序和生日，人们说四爷真是出世的散仙，洒脱得可以，言外之意则是“四爷真是糊涂得可以”。
“糊涂”的父亲索性以糊涂装糊涂，很充分地利用了“大智若愚”这个词。
见我很注意他们的谈话，谢娘显得有些不自在了。她将院里的半大小子喊进来，推到父亲跟前，让那小子管父亲叫“四爹”。
小子很不情愿地看了他妈一眼，嘴唇动了动，终没张嘴。
谢娘说，叫呀，没你四爹能有这个家吗?
那小子被逼不过，闷声闷气地迸出一个“四爹”来，连我也听得出，这个“四爹”叫得勉强极了，被动极了，很大程度他是冲着他的母亲叫的。我毕竟年纪小，对这个“爹”的含义相当模糊，在我们家里，没有人管父亲叫爹，我们都叫阿玛，现在桥儿胡同有人管父亲叫“四爹”，我只是觉得新奇。
被叫了四爹的父亲很激动，他把那个叫做六儿的小子拉到跟前，很动情地细细打量着。我敢说，我的父亲看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用过这种眼光，都没有透出过这种温情，单单在这个莫名其妙的小子身上，流露出了这么多的爱，让人不能不嫉妒了。
父亲让我管他叫六哥。
我说，我得摸摸他的那两只角!
父亲就让六儿弯下身来让我摸，六儿低下头的时候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才不管他高兴不高兴，一双巴掌毫不犹豫地伸向了那个长得并不周正的脑袋。
在粗硬的头发中间，我摸到了一左一右两个突起，尖而硬，有半拉枣那么大。我很兴奋，用手捏着那两个硬疙瘩使劲地掐，六儿很粗鲁地用胳膊把我搪开了。我恼了，说我明明还没有摸好，他就这样，这次不算，我得重摸!
谢娘嗔怪六儿不懂事，说小格格要摸你就让她摸摸怎的了，也摸不坏；又说六儿挓挲着一双襁子手，也不洗干净了就进来，一股馊臭的味道，留神把格格熏坏了。谢娘说这些话的时候，六儿就愣愣地站着，一副傻相。谢娘对父亲说，不让他打袼褙，他偏要打，拦也拦不住，这都是受了近处街坊的影响，跟着什么就学什么。父亲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还是得念书，学而优则仕，要想将来能出人头地，学问是第一的。说罢，他让谢娘明日打听附近有没有什么像样的学校，送他去念书。
六儿说，我不念书。
谢娘说，你这叫不识抬举!
六儿说，我不让人抬举。
谢娘说，是你四爹让你念的，你四爹能害你?
六儿不说话了。
谢娘让我继续摸六儿头上的两只角，我说不想摸了。
我对六儿脑袋上的两个硬包已经失去了兴趣。
父亲打发我和六儿出去玩儿，谢娘让六儿带我到小摊儿上买些酸枣面儿、铁蚕豆什么的零食，还特意嘱咐他，别让街上那些野孩子们欺负我。
六儿站在原地没听见一般，谢娘塞给他几张小票子，推了他一把。六儿说摆小摊儿的今天没出来，谢娘说出来了，她早晨看见了摆摊儿的老赵跟他媳妇推着车过去了。
我说我要吃酸枣面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