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大格格回来得很晚，回来后照直回到自己的房里就睡了。第二天，她母亲问她晚上干什么去了，她说去了南城。瓜尔佳母亲说，你是去了董戈那里。大格格说是。瓜尔佳母亲看着女儿，叹了口气，娘儿俩就愣愣地在屋里坐着。半天，大格格说她从来没见过那么困难的人家儿，穷成那样，还能把心搁在琴上……。瓜尔佳母亲说，其实人活得都不容易，像咱们这样不愁吃不愁穿的人家儿，不多。大格格说，往后董先生再来咱们家，咱们得按钟点给钱，不能亏了人家。瓜尔佳母亲说，只怕他不要，以前也给过，他说不能拿双份。大格格说，他医院的差事让那个警察给蹬了，他现在是走投无路了。
六
后来，董戈就隔一天来我们家一回，大格格问他前一天去做什么了，他不说，很长时间以后大家才知道，他是到崇文门里的麻家杠房去给人做吹鼓手了，挣俩吃俩，挣仨吃仨，以维持娘儿俩的生计。吹鼓手的生涯是很凄惨、很低贱的，为世人所看不起，董戈隐瞒他的行径也情有可原。他到我们家来拉琴，从来都是穿长衫，从来都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将前一天的风尘扫荡得不见一丝痕迹，看得出那长衫都是前一天压平了的，想必是他母亲帮他做的。厨子老王爱听他的琴也爱听大格格的唱儿。拾掇完了饭就蹭到大格格院里来听戏。有一回他包了几个剩馒头，想让董戈拿回去给他们家老太太，又怕董戈面皮薄，寒碜了人家，在院里出出进进几趟，不知怎么办好。我母亲见了出主意让老王在没人的时候偷偷塞给他就是了，老王照我母亲说的做了，董戈果然没再推辞。这往后，老王把爱戏的心都放在救济董戈上，在他的权限范围内，米面油盐什么都送，有时还故意把饭往多里做，肉包子一蒸蒸十笼，全家人吃两天也吃不完，明摆着是要送董戈的。对此，我父亲和母亲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家知道，董先生是个孝子，对于孝子，怎么着都不过分。
董戈来了，几乎没有多余的话，也不提他和他母亲的事情，只是拉琴练唱，神情圣洁而专注。他把与大格格练唱看做是一种艺术享受，一种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一种心思独驰的追求。董戈的到来对大格格来说也不啻是一个节日，大格格只有在董戈到来之后才快活，才能找到自己，才觉得充实酣畅。看得出他们彼此深深地依恋着对方，这种依恋诚挚而痴迷，谁是琴，谁是董戈，哪个是戏，哪个是大格格，分不出来了。他们已经没有了现实，艺术的唯美性在他们之间表现出来的深刻共识与和谐，实在是一种诗化了的感受，这让每一个艺术家着迷的同时也蕴含着悲剧的到来。
大格格到东直门吊嗓，时间长了，那些在戏院里睹不上名媛风采的追星族们就早早地候在城门洞里，等我大姐一过来，哗啦一下就围过来，有让签名的，有点名听唱儿的，有专为看美人的，赶也赶不散。这时候，董戈就成了保镖，他拨拉开众人，领着大格格“杀”出重围。也或许大格格的名声太大了，没有多久,社会上就传出金家大格格和她的琴师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话来。
这些流言蜚语我们家当然是不知道的，即便知道了也不会很当回事，大格格和董戈，相差毕竟太远，一个是大宅门的格格，一个是南城的吹鼓手，风马牛不相及。宋家太太来我们家问过董戈的事情，当她得知在医院丢了差事的董戈还继续在我们家做琴师时，对我们家的做法就有些很不以为然。她说，北平会拉胡琴的人有的是，不一定就是一个姓董的，外面已经很有些说法了。瓜尔佳母亲问有什么说法。宋太太支支吾吾也没说出个所以然，只让我们家把董戈辞了。瓜尔佳母亲说，怎好说辞就辞了，您不是也说让大格格还参加下次的义演么，没董戈，大格格怕是唱不了的。宋太太提出了不日将大格格娶过门的话，瓜尔佳母亲强调说大格格从小在金家娇纵惯了，过了门必须要另立门户，不能跟公公婆婆住在一处。不能说这个条件提得不苛刻，从瓜尔佳母亲来说，还是怵宋家人的脾气，既然咱们看上的是宋家的三公子，那就只和三公子过，跟那一帮流氓加混蛋们不搀和。
没想，宋太太却一口答应，说他们宋家是极开明的，人家国外儿子们结了婚从来都是分出去另过，没有和父母亲呆在一起的，她这个婆婆也尊重儿媳妇的意思，要出去单过就出去单过，小两口和和美美的自成一家也很好。
对方答应很痛快，并很快在阜成门顺城街买了一院房，修缮一新，让金家的人前去过目。瓜尔佳母亲再提不出什么，就通过舅老爷商定好日子，准备嫁女出门。
对这些，我的父亲从来都是不管不问的，我现在想，我的父亲除了他的事业和他的玩乐以外，对我们这个家其实并没有担起一家之主的责任。应该说，他对于他的妻子，我们的几个母亲和他众多的孩子们没有起到一点丈夫和父亲的实际作用。对于金家，他不过是个点缀，一个辉煌的点缀，这大概也是八旗子弟的共同之处。倘若，父亲以他的聪明才智，以他的博学见识对大格格的婚姻稍有干预，命运的棋子也会有所改变，一切或许不会像实际的结局那样让人揪心。淡漠于事态的糊涂父亲，推波助澜的偏执舅老爷，刚愎自用的瓜尔佳母亲加上沉湎戏曲的懵懂大格格，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在一起，向着未来迈步了。
娶亲时日定下来以后。大格格还在唱戏。我们家也还在歌舞升平。《状元媒》、《春秋配》、《贵妃醉酒》照旧在金家上演不衰。太阳照旧东升西落。日子没有任何改变。
这天是重阳。是董戈该来的日子。天刚亮大格格就起来了，推开房门，并未见琴师在庭院等候，便独自舞了一会儿剑，寻寻觅觅地来到前院。前头管事的和看门老张正在忙碌，在验看才送来的一套金丝楠木家具。老张见了大格格，赶紧请了个安，说是给格格道喜了。大格格问道什么喜，老张说，格格忘了么，下月的今天就是格格出阁的日子呀，是舅老爷和太太挑的好日子。管事的也说，这套家具是大格格的陪嫁之一，特意从南边办来的，下个月将跟大格格一起被抬到阜成门。大格格听了竟没什么表情，只是问董戈来了没有。老张说，他一大早就候着门，没见董先生进来。大格格说，这就怪了，都这时候了，怎么就不见来呢？管事的说，董先生保不齐是觉得大格格这几天忙，不便打扰，就不来了。大格格说，我忙什么，这套楠木家具与我有什么相干，前天董先生跟我说好了，今天要排《梅妃》那段二黄慢板……，说着大格格边舞边唱地在院里做起了即兴演出。老张小声对管事的说，您听见了没有，她说这套楠木家具和她有什么相干……，到现在了她还不知道她在哪儿呢！
董戈一天没有来，大格格一天失魂落魄。
又过了一天，董戈还是没有露面。大格格已经呆不住了，两顿饭没吃，一双眼有点发直。瓜尔佳母亲心疼女儿，让老五到南城跑一趟，说无论如何也要讨个实信儿回来。瓜尔佳母亲安慰大格格说，准是董家老太太有了什么闪失，那老太太岁数大了，又是个病秧子，董戈是孝子，他哪儿能离得开……。等几天，事过去了，他董戈还得来不是。大格格听不进她母亲的劝慰，一味地催老五快去，说戏搁了几天，已经生得很了。
老五走了以后，大格格一直在她母亲的房里等，瓜尔佳母亲让她吃也不吃，让喝也不喝，在屋里一刻不停地走来走去，外头稍一响动，就以为是老五陪着董戈来了，赶紧出去迎。瓜尔佳母亲说，孩子，你这样怎么行，你得记住，世间没有不散的宴席，你和董戈这个架子早晚得拆，你不可能跟他这么厮混着在一块儿唱戏，你得过日子……
那天老五在外头疯玩了半夜才回来，大格格就在她母亲的房里一直等到半夜。
迷迷瞪瞪的老五被瓜尔佳母亲叫到房里的时候，已经忘了让他出门的初衷，他问他母亲，半夜三更为什么叫他来，瓜尔佳母亲一听这话，伸手就抽了老五一个耳光说，就为这个叫你来。大格格顾不得许多，急切地问，你没上董家去？老五这才想起早晨那档子事来，捂着脸说，去了，董家没人。大格格说怎么叫没人。老五说，没人就是没人，还怎么叫没人。瓜尔佳母亲问，门锁着？老五说门开着。瓜尔佳母亲问，董家老太太呢？老五说，没见着。瓜尔佳母亲说，搬了？屋里还有没有手使的家具？老五说好像都在。瓜尔佳母亲问，你没问问街坊？老五说周围没街坊。这下瓜尔佳母亲没话了。老五问还有什么事。瓜尔佳母亲看了一眼失望的大格格，对老五说，这大半天你上哪儿了，不忙着回来报信儿，害得你姐姐在家里着急。老五说他上安定门茶馆听大鼓去了。瓜尔佳母亲说，你又是去找那个唱“王二姐思夫”的赵粉蝶，我跟你说多少回了，让你远离那个妖精，你就是不听。老五说，我就爱听那妖精唱，她一唱，我浑身舒坦。瓜尔佳母亲气得蹬了老五一脚，老五借机滚出去了。瓜尔佳母亲回头再看大格格，大格格的神情整个着了魔怔了一般。瓜尔佳母亲不安地说，孩子……，咱们明天让老七去找，老七比这个畜牲靠得住。
那天半夜，大格格突然使劲敲老五的门，把老五硬从睡梦中拽起来。大格格站在院中，冻得有些哆嗦，她问老五到董家看没看到琴。老五问什么琴。大格格说是胡琴，就是董戈老不离身的那把胡琴。老五想了半天，也不敢肯定胡琴是在还是不在，他说他的心思在找人上，没在找琴上。大格格说，要是琴在人不在，就是董家出事了，要是人琴都不在，就是走了……。老五坦诚地说他真没留神琴的事，过几天不妨再去看看，说不定董戈就回来了呢。大格格自言自语地说，回什么呀，已经没了好几天了……
后来，老七舜铨陪着大格格去过一趟南城，代董家而居的是一户卖炒肝的小买卖人家。大格格进院的时候那家的一家老小正围着一个绿瓦盆翻肠子，粘兮兮一盆腥汤，臭烘烘一地脏水，让人捂鼻。对于原来的住户，翻肠子的人家是一问三不知，并说他们搬进来的时候这房子空空如也，别说家具，连耗子也没有一只。大格格又问有没有琴，那家人说，耗子都没有，怎会有那东西，我们来的时候，这屋里连炕席都给揭了。这一切让大格格想不通，她不相信把戏看得比命还重的董戈会扔下心爱的玩艺儿而一走了之；她也不相信一对配合默契的搭档就能这么莫名其妙地分道扬镳了。大格格颓然地坐在那肮脏的台阶上迈不开步了，风扬起地上的灰尘，向她扑打过去，将她那张失望的脸埋藏在昏荡沉暗之中。一只老鸹落在院里枯叶落尽的枣树上，枣树枝颤了两下，终于托住了那份沉重，沉重的树枝衬着背后初冬阴惨惨的灰云，那里是一片虚空……。老七从台阶上拽起大格格的时候，只感到她浑身发僵,轻飘飘的身体好像只剩下了一个躯壳。
董家母子就这么消失了，在以后的几十年内，再没有出现过，也没有过他们的一点儿消息。事后有人分析，说这一切当跟警察有关，那个警察完全不用自己出面，他只要借日本人的手，想让谁消失谁就可以消失，一切都会不留任何痕迹……。但谁也没有凭据，不能妄说。
大格格恍恍惚惚地嫁到宋家去了，那天临上轿，还在问董先生来没来。
七
婚后的大格格每天早晚照旧到护城河去吊嗓练唱，这已成习惯，所不同的是将东直门的护城河换作了阜成门的护城河。她对董戈仍抱有希望，她对戏也抱有希望。之所以能日日坚持，是坚信有一天董先生来了，她能以最佳状态迎接那至真至妙的胡琴，以精熟完美的唱腔面对她的琴师。诚然，现今的大格格没有琴师护驾也没有那些驱之不散的追星族，红粉凋零，青衣憔悴，一切都变得很是惨淡凄凉。但大格格感受不到那凄凉，她心灵的情调永远为她的戏曲，为那激扬的胡琴所感动着，鲜活而充沛。这是她人生的根，是她幸福的核心。那时候的阜成门外，还没有立交桥，没有这些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我想象不出来，一个温婉持重的少妇，面对一条凝滞的城河，一片迷蒙的烟树，背靠厚重沧桑的城墙，悠悠唱起“明日里洛川前将君来等，莫迟疑休爽约谨记在心”，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
宋三公子在与大格格结婚以前与医院的德国护士有染，女护士回国，三公子原以为娶了大家闺秀以后可以填充空隙，孰料，大宅门的格格竟是这般风景，感情平平淡淡，生活虚无缥缈，说得好听是超脱，说得不好听是神经。这也怪不得公子抱琵琶另有别弹，三公子很快联络上昔日旧好，毫不留恋地丢下了已经有了一个儿子的大格格，丢下了国内的一摊，独自一人上德意志去了。
没有多久，日本投降，日伪警察总署头目宋宝印自然在劫难逃，作为铁杆汉奸，他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审判，在河北被处以极刑。那位以暴躁和肥胖著称的宋太太也病死狱中，宋家的一切财产均被视为逆产被官方没收。树倒猢狲散，大格格在阜成门的一院房，只剩下了西屋两间，属于她自己，每日蜷缩其中，艰难度日。其时，瓜尔佳母亲已死，金家几次欲将大格格接回来住，都遭到大格格拒绝。她说顺城街幽静清寂，是绝好的息身养性之所，说娘家离城河毕竟太远，她已经跑不动了，还是顺城街好，练唱方便。我母亲看不过眼，就常把大格格的儿子，一个叫做宁馨的小男孩领到家里来，那孩子应该是我们金家的嫡外孙，但那个外孙长得獐头鼠目，尖嘴猴腮，细脖大脑袋，走道打晃，也不知道像谁。宁馨每回到我们家来的时候，模样都跟小叫花子差不多。两个乌黑的脚后跟老在外头露着，袜子和鞋老是破的；头发擀了毡一般，乱糟糟长得盖住了眼睛；破了的衣裳不补，用线捆一个结，将窟窿揪住；裤子裆极大，裤脚毛着边，仔细一看，是用宋三公子的礼服呢西装裤改的，所谓“改”也不过就是将裤子剪短了，让孩子直接穿罢了。宁馨一见了姥姥家的饭，就如同饿狼一般，什么都是好吃的，问他在家都吃些什么，他说他母亲给蒸一锅窝头，他饿了就拿一个，什么时候拿完了，他母亲又再蒸一锅……。问有菜没有，宁馨摇头。二娘张氏听了直掉眼泪，在场的人也无不为之动容，说大格格还会蒸窝头，这搁前几年真是想也不敢想的事。大家问宁馨，他的母亲平时都干些什么，宁馨说唱戏，除了唱戏他母亲什么也不干。宁馨的确没有瞎说，后来我母亲见到那院里的邻居，邻居们也说，宋太太每天打扮得齐齐整整，穿了长旗袍，化了妆，到城河边去唱戏，一天早晚两回，雷打不动，孩子也不管，每天放羊似的捎带着喂喂，小小孩子，饥一顿饱一顿，到天冷了还穿着夹袄，比个外头的叫花子还不如。你们家这位大姑奶奶该不是有病？母亲只有给邻居说好话，说给人家添麻烦了，请人家多多关照一类的客气话。母亲说我们家大姑奶奶没有病，就是太喜欢戏了，喜欢得有些过。邻居说，这就是戏痴了，跟花痴似的，还是一种病。
我的大姐没有活在现实，她是活在了戏里。
这个论断也表现在了她儿子的死上面。她那个豆芽菜般的儿子在一个春天，死于猩红热加营养不良，也没见做母亲的大格格怎样的悲哀，她在房门外的腊梅树下浅浅地用小煤铲挖了个坑，就把孩子搁进去，用土掩了。邻居为此事不答应，找到了我们家，家里就派老四料理此事。老四来到阜成门，看到树下半掩半露的死外甥，只是有气，问他的大姐为何如此草草处理。大格格说，梅花树下是绝好的安息之地，只怕她将来没有她儿子这样的福气。《红梅阁》里的李慧娘，《江采萍》里边的梅妃，《牡丹亭》里的杜丽娘，死后都是埋在梅树下的，“索坐幽亭梅花伴影，看林烟和初月又作黄昏”，多好的意境啊……。老四不睬大格格，老四刨出死孩子，装进火匣子（一种专装小孩的棺材），着人夹到城墙根儿埋了。老四回来后说，咱们的大姐，你说她是明白还是糊涂哇，埋宁馨的时候，她还在一边唱。母亲问唱了什么，老四说唱的是《黛玉葬花》。母亲说，唱个《失子惊疯》还差不多，怎么会想起《黛玉葬花》来。老四说，她整个人都有点儿不搭调了……。那天，老四的眼圈红红的，想必是为了他早夭的外甥和神情迷糊的姐姐伤心。二娘念及大格格到底是金家的大姑奶奶，就让身边的刘妈过去伺候，让账房月月拨过些钱去。
对此，大格格也没说什么感激的话。
娘家的周济毕竟有顾不到的时候，那个刘妈是二娘自己从安徽带来的，她只对二娘忠心，对别人却不肯下工夫，加之大格格脾气古怪，往往相处不好。刘妈今天去，明天不去，说是伺候大格格，其实大部分时间还是在金家。大格格从来不为生活上的事情向家里张嘴，不是她不肯张嘴，是她就想不起张嘴。多么清苦的日子对她来说好像都不苦，她就这么餐风饮露般地活着，这使人觉得，嗜好一种事物，一旦寝馈到了一往情深不能自拔的痴迷当中，那么这个人多半已经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了。
那一年，我三岁，阜成门那边有人带过话来说大格格已经落了炕，怕是撑不了多少时候了。母亲就抱着我去了，同去的还有老七。本来应该叫上大格格一母同胞的姊妹，但检点所存，竟找不出一人：老大为“党国的事业”呕心沥血，奔窜西南，不知所终；老五在北平后门桥一头栽倒，直奔了黄泉之路；三格格应该是最亲的妹妹，却也因共产党罪名在德胜门外惨遭活埋。瓜尔佳母亲所出的四个儿女一个一个都匆匆地走完了他们的人生之路，走出了他们的生命，思之让人惨然。
对于和这位大姐的短暂相见，我已经没有丝毫印象，那是我们惟一的一次见面，也是最后的一次见面。她是金家女孩的打头，我是金家女孩的末尾，头与尾的相接在阜成门顺城街破旧的西屋里围成了一个完整的圆。大格格或许对此感到欣慰、兴奋，在那间阴惨暗淡的小屋里，她挣扎着伸出骨瘦嶙峋的手抚摸着我的脸蛋说，这个妹妹长得像我……，将来可以唱青衣……，找个好琴师……。
我自然是以哭来抗拒的，母亲嫌我碍事，将我提出，撂在院中的树下，自己又进屋去了。我后来想，那一定就是埋葬过宁馨的那棵梅树了，也就是说，我与我那位外甥曾经在同一棵树下呆过，这怕就是我们惟一的缘分了。
母亲、老七和大格格在房间里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在我三岁的不完整的记忆里，在那棵散着清香的梅树下，我好像听过轻轻的,断断续续的吟唱。但那吟唱绝对被我无遮无拦、肆无忌惮的哭嚎所压倒，也就是我那倾其全力的哭，成为了金家大格格上路之时最完美的挽歌。我敢说，在金家，我的任何一位手足辞世，都再没有接受过我的那种感心动肺、惊天动地的哭了。
曲终人散，事过境迁，十几年后，有一天我和老七在母亲的房里喝茶，由外头盛行的样板戏说到了过去的老戏。我问老七，大格格在我号啕的时候是不是唱了什么。老七想了想说是，是唱了，但已经听不清楚。我问是不是《锁麟囊》，老七点头又摇头。母亲说，弥留之际，她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魂魄早已走了，还说什么唱不唱的话。老七说，怕是在董戈走的时候就已经跟着去了。我说，大格格魂魄一直在，临死还在，嵌在戏里……。
八
1998年夏天，中国京剧院来西安演出，其中有《锁麟囊》剧目，主演是程派青年演员张火丁。当演员在台上唱出后半部的大段唱词时，我仿佛突然感觉到了什么，我也料定，我的大姐在临终时所唱应该正是这一段：
一霎时把七情俱已味尽，参透了酸辛处泪湿衣襟。
我只道铁富贵一生铸定，又谁知人生数顷刻分明。
想当年我也曾撒娇使性，到今朝哪怕我不信前尘。
这也是老天爷一番教训，他叫我收余恨、免娇嗔、且自新、改性情、休恋逝水、苦海回身、早悟兰因。
可怜我平地里遭此贫困,我的儿啊——
把麟儿误作了自己的宁馨。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台上演员且歌且舞，那已不是什么张火丁，分明是我的大姐。是的，我的大姐应该如此清丽，如此辉煌！再看操琴的琴师，是一个英姿飒爽的小伙儿……。
风也萧萧
一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这是金家历代祖宗对子弟们的要求。是要求便成了一种理想化的约束，博之以文，约之以礼，想的是后代能“内圣外王”、“明体达用”，为国为家成就一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事，能成为一批克己复礼的正统人物。但事实似乎与老祖宗的要求反其道而行，特别是到了我们这一辈，到了金家舜字辈的弟兄之间。“内圣外王”已经彻底发生了变化：内不圣，外便不王；体不明，用则不达；不但争，而且党——争得脸红脖子粗，兄弟反目，有如路人；党得身陷囹圄，花样翻出，死去活来。
兄弟七人中，尤以老二、老三、老四为甚，这三位爷从40年代到70年代，直闹得金家近半个世纪不得安生。及至他们各自成了家，搬出了金家旧宅，那战争也未停止。仗当然都不愿意在自家打，就像日本与俄国打仗把战场选在中国一样，稀里哗啦打完了，拍拍屁股走人，自有人出来收拾烂摊子，赔偿损失，双方不过在别人的地盘上过了场战瘾。三位兄长的战斗，一般都在戏楼胡同的老宅里进行。既是战争就必定动武，于是随着感情的激发。逮着什么摔什么，光是条案上二尺高的掸瓶就摔过七个，反正不是自己屋里的，摔起来得心应手。毫无顾忌。“战神们”借助那脆亮的粉碎声得以增加勇气、显示豪壮、获得快感，使战争气氛向更高层次发展，以至于只要老二、老三、老四中的任何两人同时在家里出现，母亲就叫我赶快收拾东西，连八仙桌底下的铜痰盂也要藏到卧室去，免得成为壮威的铜鼓。
“战神们”所使的茶碗都是特制的，是从东直门外土窑里趸来的粗瓷，屋后存了一筐，随时伺候，随时补充。曾经，有一度，我和老七舜铨承担过茶碗的专买工作，半年时间里。我们俩三出东直门，去顺福的窑上买碗。
那时东直门的城楼还没有拆，那门洞高大敞亮，有股飕飕的穿堂风。每回从门洞里穿过，我都要大喊几声，为的是听那回音，人在洞里无论喊什么，声音都显得特别亮。我跟老七坐着三轮出城。一进门洞我就冲着那高高的拱形砖顶喊：“驴肉——肥呀!”拱顶上就蹦出许多“驴肉肥呀”的合唱。老七就扯着我坐下，说留神闪下去，女孩儿，出门儿得斯文些，这不是在家里。蹬三轮的回过头来说，您这闺女挺开通，什么都不憷。舜铨说，她不是我闺女，是我妹妹，七妹妹。蹬三轮的不信，直摇脑袋，但是后来当他知道我们家有十四个孩子的时候，就直夸我的父母有福气，说我们祖上一定是积了阴德，这兴兴旺旺一大家子人不是一世两世能修来的。我想，蹬三轮的要是知道我和老七出城是为买粗碗供那哥儿几个做不炸人的手榴弹用，一定不会再说我们的祖宗是积了阴德这样的话了。
几十年前，东直门外东坝河那儿还是荒郊野地，以大宅门儿的坟地居多。据说北部燕山自西而来，至此远远地回了一下头，平川行龙之地，回头必定聚气，内中定有真龙结穴，有神鬼不测之妙。我们家坟地在坝河以东一个叫太阳宫的地方，离城不远也不近。我跟老七下了三轮得雇驴，靠我们俩的两条腿到天黑也到不了顺福那儿。东直门外路北永远聚集着许多小驴儿，有黑的。有灰的，晃着大脑袋傻乎乎地站在那儿。这些驴是专供城里人出城踏青、上坟驮脚用的，我之所以一进城门洞便“驴肉肥呀”地吆喝，与这些驴不无关系。我一见那些驴就很激动。挣开老七的手朝它们跑过去，拍拍这个，摸摸那个，仿佛它们都是我熟识的兄弟一般。驴们对我也有表示，有的龇龇牙，有的仰仰脖儿，有的咴儿咴儿叫两嗓子，有的索性撒一泡热尿。驴群中所有的雇主都在和驴主砍价，但老七舜铨不会跟驴主砍价，往往人家说多少就给多少。驴主牵过哪头就骑哪头。我则不然，我得挑驴，我爱骑小黑驴儿，就像在庙会上见到的那种耍“跑驴”的小媳妇骑的那种驴，白肚皮，白嘴唇，白眼圈，大眼睛，长耳朵，那样的驴有人气儿。挑好驴，驴主拿条花格褥子，往驴屁股上一搭，把我抱上去，看我坐稳了。一拍驴屁股，小驴儿就自个儿乖乖地走了。小驴儿通人性，不胡闹也不偷懒，更不欺生，赶驴的有时跟着，有时不跟着，无论跟与不跟，小驴儿都低着头一声不吭走自己的道儿，决不会错。两头驴之外还得雇一头驮碗的驴，那头驴虽然闲着身子，也很自觉地跟着我们，一步不落，像个小伙计。驴给我的印象颇佳，我认为驴是世界上最通人性的畜生。
骑驴走出六七里地，路边上有个冒烟的小土窑，那就是我们家看坟老刘的侄子办的窑场。老刘的侄子叫顺福，不爱种地专爱烧碗。他烧的碗又笨又粗还不圆，烧碗的土是他的把兄弟由门头沟山里给运来的，从京西到京东，百十里地一通儿折腾，费人力又费财力，实在是赚不了几个钱。舜铨问顺福为什么不把窑搬到门头沟去，顺福说还是这儿好，窑址接着地脉，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风雨不相驳，水火不相射，烧窑的讲这个。可是后来我听我们家老四舜镗说，顺福之所以要在死人堆里烧窑自有他不可告人的秘密。他和一批掘坟的串通好了，那些人掘出的财宝不但他有份儿，连那骨头他也要，他把死人骨头研成粉，搀到土里去，烧成各式盆碗，名曰骨灰瓷。正因如此，那些盆碗摔起来便格外脆亮，非景德镇的薄胎细瓷能比。所以由顺福窑里出来的家伙，指不定哪件晚上就会说话。老四的话使我对顺福做出的那些黑不黑、灰不灰的茶碗很有戒备，不敢轻易去触碰哪一个，生怕一伸手碰着哪个死鬼，让我帮它去打官司。舜铨见了就劝我别怕，说这都是老四舜镗故意编出来的，老四是受了京戏《乌盆记》的影响，分不清现实和戏了。《乌盆记》这出戏我看过，说的是一个生意人让人杀了，那人把他烧成了乌盆，那盆就鸣冤叫屈，直上了包公的大堂。
其实顺福烧窑也是后来的事，在早他当过警察，当然是旧社会的警察，腰里别着枪，打着绑腿，挺神气。他的局子在东城，离我们家不远，老进出我们家。父亲不欢迎他，嫌他的打扮扎眼，母亲却喜欢他，说他憨厚老实。他就管我母亲叫表姑，父亲不高兴了，说一个看坟的侄子，终归是下人，怎能跟金家攀亲。母亲就劝父亲不必那么较真儿，说有个穿警服的进出金家，也给金家拔壮了，三教九流都维着，不会有坏处。就这也不能说服父亲，每回他来，父亲都不给他好脸色。但顺福很大度，不计较这些。
顺福当警察那会儿，跟老二舜镈和老四舜镗关系最好。舜镈是个对一切新鲜事物都很上劲儿的青年，也是个崇尚洋派儿的人。不似下边几个兄弟，老穿着长衫，走道儿老低着头，他老二是要穿西服扎领带的，白衬衣每天换，还要用米汤浆，以达到今日高温定型的效果。他能容忍顺福是因了顺福的那支枪。顺福一来，他便要了那枪去，骑在房脊上瞄家雀儿。穿西服的金家二爷在高房上舞弄手枪，四处比画，街坊四邻都害怕，怕那没准头儿的枪关照到自己，所以只要老二一上房，各院大人就悄默声儿地把孩子拢到山墙后头藏了，以防不测。
后来顺福的警察差事丢了，薪水没了，就回家烧碗了，以现在话说是受了开除公职的处分。究其原因，据说是受别人所累。而且是属于那种没吃着鱼还沾了一身腥的瞎掰，开除的处分于他实在是太冤枉了。
每回跟老七去买碗，我都为顺福那穷苦的生活而揪心。不大的土屋里除了一摞摞的大糙碗以外连条像样的被子也没有，一帮孩子，小猪崽一样缩在一堆破絮里面，见我和舜铨来了，越发往里钻得深，只露着几双眼睛怯怯地随着我们转，任人怎么喊也不出来，不出来的原因是都是光屁溜儿，没穿裤子。顺大奶奶人虽穷但却胖——虚胖，老喘，脸肿得没了人形。见着我们就淌眼泪。她身上的衣裳从里到外都是我母亲的，那些衣裳穿在我母亲身上还是件衣裳，到了顺大奶奶身上却都走了样，有些不伦不类的滑稽了。我和舜铨说是去买碗，不如说是去送钱送东西，最让我看不惯的是顺福接受钱物时那份从骨子里渗透出来的卑微之相。他捧着那些东西，将金家的人一个个问遍。包括男猫黄儿和胖狗阿利，提及最多的自然是我的母亲：问三太太好，替我跟坠儿他妈给三太太请安，盼三太太硬硬朗朗的……这时，顺福已不再管我的母亲叫什么表姑了，他很知道形势的变化。问遍的金家人中顺福惟独不提老二舜镈、老三舜錤和老四舜镗，那三位爷的不睦，似乎与他有着直接的关系。临走，我必定要传达母亲的嘱咐，让顺福来家吃春饼。母亲别的饭做不了，惟有烙春饼那是无人能比的，烫面加香油烙成双合，配以甜面酱和葱丝儿，卷酱肘子、小肚儿、摊黄菜、炒黄花粉、炒菠菜、炝豆芽等等。只那豆芽讲究便很多，必须用桶菜第二层的“二菜”或盆泡的豆芽。其余掐头去尾的老豆芽是决不能上桌的。吃时将各式菜用双合饼卷成卷儿，吹喇叭般。咬起来不散不流，才算会吃的。这饼是金家哥儿几个和顺福最爱吃的，每逢哥儿几个和顺福一聚齐，就得让我母亲烙春饼。听到我母亲请吃春饼的邀请。顺福一连声地答应着，被烟熏得烂红的眼里似乎有泪光在闪，说真难为三太太还记着他爱吃春饼的事儿。但实际上，烧碗的顺福一次也没上金家来过，更没吃过什么春饼，尽管我的母亲一次次邀请他。
回到家我常跟老四舜镗谈到去买碗的情景，老四说甭提东坝河那个顺福了，他是五百年前的黄鼠狼。我不明白顺福怎么是黄鼠狼，又去问舜铨。舜铨说老四又进戏了。清末俞派名剧(金钱豹)里，红梅山前铁板桥下有只修炼千年的豹子，有一天。金钱豹西朝王母娘娘回山，见到一位美佳人后魂魄乱飞，方寸大乱，立暂非她不娶。让军师去说媒，军师先期纳彩时自我介绍是五百年前的黄鼠狼，想必舜镗指的就是这个了。我说既然顺福是五百年前的黄鼠狼，那么谁又是铁板桥下的金钱豹呢?舜铨笑而不答。
我以后稍稍长大了些，脑子里也装了些男女的事情，才知道与俞菊笙演的《金钱豹》不同的是，我们家有三只金钱豹：老二、老三、老四，——舜镈、舜錤、舜镗。这让一只黄鼠狼难以招架也是必然的了，只是让金钱豹们魂不守舍的美娇娘又是谁呢?
母亲说，除了黄四咪还能有谁!
黄四咪，人我没见过，但她的照片我们家有不少，都是老二给照的。新派儿老二不但玩枪还玩照相机，也常照些莫名其妙的照片，让人难解其衷。在老二的镜头里，不惟有肥狗阿利巨大的臀，还有厨子老王脸上长着寸长黑毛的肉瘤，格调之低让人不敢恭维。于是在狗臀与肉瘤之中常有黄四咪的笑靥在闪亮。
黄四咪是演文明戏的，也就是今天的话剧了。从照片上看，四咪弱眼横波，风韵无限，是属于那种增之太肥、减之太瘦的无可挑剔的美女。她与金家最初的相识当归结于警察顺福。当时顺福是个警察卒子，包管着东区三条胡同的治安。顺福是个脸儿热的人，走街串巷跟谁都熟，那日鬼使神差地串到斜街黄四咪的住处，恰逢一帮戏子在排戏，便坐那儿看了半日，喝了四咪两碗花茶。四咪在那出戏里演的是韦皇后，举手投足便带了一股皇后气派，把个顺福看得目瞪口呆，简直不知今夕是何年了。自此顺福无事常去斜街看排戏，渐渐地谁该说什么词、怎样动作便都已烂熟于心。
由警察变为话剧戏迷这也不能说不是个进步，渐渐地顺福说话也变得咬文嚼字儿起来，肚里也多了些韬略，长满疙瘩包的黑脸上也常抹些雪花膏之类的东西。用母亲的话说是比初来时瞅着顺溜儿多了。顺福也窥出，那些演戏的红男绿女看似奇装异服，实则都很穷，演太子那个小生，身上那套白布西装足足穿了半个月没见换样，女人的丝袜不少也跳了丝，悄悄用针缝了。这些人吃的也简单。俩大子儿买俩烧饼，熬一锅冬瓜汤，呼噜呼噜吃喝得也很香。久而久之，顺福对这些人竟同情、热爱得不得了了。特别是那个常给他茶喝的黄四咪，排戏的时候只要朝他瞄一眼，他立即头脑发蒙，腾云驾雾般地不知所措。
到金家来自然得将这感觉与跟他借枪的舜镈说，舜镈托顺福从中作伐结识黄四咪，那情景跟京戏里的金钱豹托黄鼠狼去做媒是一样的。戏里面金钱豹的四句定场诗非常有气势：
豹头环眼气轩昂，
红梅山前自为王。
洞中小妖千百对，
轰轰烈烈镇山冈。
或许是受此影响，老二舜镈与黄四咪的相见也被安排得非常有气势，非常有意境，很有金钱豹带着千百对小妖下山冈的劲头儿。那天舜镈约了黄四咪去北海划船，身边特意带了老三、老四和顺福当随从，以壮声势。老二西服革履，老三扛着照相机，老四背着暖水瓶，顺福则别着枪，几个人不伦不类地等在柳暗花明之中。一个小时以后，黄四咪才领着一位姓柳的女伴沿着绿阴款款走来。三位爷见了两个演文明戏的女明星，都如那“西朝王母驾回归，一见佳人魂魄飞”的金钱豹一样，笨拙得连话也说不利落了，反倒显得黄、柳二位女士很轻松自在。一队人呼啦啦上了小船，女士们在小船上优哉游哉地品着老四背着的冰镇酸梅汤，摆姿势任着老二左一张右一张地拍摄，又将纤纤玉指伸入碧波分开水流，真如那梅兰芳的洛神一般，“今日里众姐妹同戏川滨，众姐妹动无常若危若稳”。众姐妹兴致很高，她们一会儿要去琼岛。一会儿要去五龙亭，只苦了几位爷，抡着胳膊一通儿猛划，除了挣一身臭汗别无其他。
老二将黄四咪和她的女伴柳四咪引进金家的时候，已是几个月后。那时黄四咪的名声已在京师大噪，韦皇后妖冶轻盈、熠熠逼人的形象已通过小报记者展现给万千读者，追星族无计其数，以致黄四咪平时说话也如演戏一般，常常是高八度，拿腔拿调地使人一听便知是演话剧的。四咪来的那天老三、老四恰巧不在家，五百年前的黄鼠狼也正在局子里当值，金家当时只有老七舜铨在窗前作画，我的母亲在廊下缝制夹袄。舜镈将黄、柳两颗星星引到我母亲跟前介绍说，这两位是朋友剧社的台柱子，社会上红得发紫的大名星，一位是密斯黄，一位是密斯柳。母亲听了说，敢情是咪家的姐儿俩，难得都出落得仙女似的，像从天上掉下来的。舜镈听了说密斯是英文称呼，人家外国人都把名字放前头，姓氏搁后头，中国现在的新派儿也是这样。母亲问二位姑娘姓什么，舜镈说一姓黄、一姓柳。母亲恍然大悟地说，倒过来念就是黄四咪和柳四咪了，这两个名字倒是新鲜好听，比金家十几个“舜”好记。于是演文明戏的黄、柳明星在金家便被永远地喊做了黄四咪、柳四咪，直至今日。
柳四咪性格沉静，不好言语，来过几次就迷上了老七舜铨的画。另外哥儿几个也嫌她太冷，待人不活络，而把精力全集中在黄四咪身上，这倒成全了不善交际性喜淡泊的舜铨，成就了当时人们觉得还算是郎才女貌的佳话，当然后面还有故事。我现在要说的是老二、老三、老四围绕着黄四咪发生的事情。
二
应该说与黄四咪接触最多的还是老二舜镈。他上大三还有半年大学就毕业了，课程都已学完，只是在家等文凭，闲散得恨不得去拆火车。黄四咪的出现于他只觉相见恨晚，一门心思都投在了黄四咪身上，好像天下除了黄四咪再没有别的女人了。与女明星交往是需要银子做基础、做铺垫的，所以家里的古玩字画动辄便无缘无故地消失。父亲发了几回大脾气，均无效果，不过谁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是不敢跟父亲说。
有一天，父亲在琉璃厂的隶古斋发现了我们家收藏的雍正时期的一件牙雕和一个匏器鼻烟壶摆在货架上，以珍品高价出售，问其由来，掌柜的跟父亲打哈哈，拒不直说。那时大宅门儿的公子哥儿偷家私出去卖是一种普遍社会现象，掌柜的怎肯轻易将卖主端出，断了财源来路?父亲问不出所以然。便扯住掌柜的不依不饶起来。掌柜的心疼才上身的那件春绸大棉袄，于是便将警察顺福做了牺牲。
父亲一到家就着人叫来局子里的顺福，追查鼻烟壶的事。顺福的脾气很像东直门外驴窝子的那些驴，貌似憨厚老实，实则很有主意，驴脾气一上来谁也不认。父亲问不出结果，就把儿子们召集一处，逐个查询。父亲说，鼻烟壶价值本身在其次，首要的是不能惯金家子弟这种盗卖家私、无视祖宗遗物的败家毛病，“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这话简直再英明不过了，今天就是要在萧墙之内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这是关系到金家兴衰存亡的大事儿，我知道你们几个谁也脱不了干系，说吧，你们谁先招……
任凭父亲苦心劝诱几乎将嘴皮说破，大堂之上，金家众爷们儿自是无人认账。于是父亲又谈了些知耻近乎勇，只要承认了便可免于论处的话。众位兄长亦垂手而立，洗耳恭听，却无一人言语。
父亲自然知道几个儿子的弱点，当下采用孙子用间之计，扯出老三舜錤，施之以威，恫之以刑，一通儿逼供。老三胆小。便开始交代。说老二偷着将家里那个明代茶晶花瓶送给了黄四咪。老二说这是效仿老七，老七将花厅案上的均窑大红双耳瓶作为定情物给了柳四咪；接着老二又咬出老四偷着当了一对白铜雕花的紫漆鸟笼子和桃花雪洞鸟食罐。老四说老三也不是什么好鸟，将父亲赏给他的乾隆仿汉玉圭拿出去卖了换钱，请黄四咪在长安大戏院听了出戏。老三说卖玉圭是实，那是父亲给他的，他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不似有些人，偷偷摸摸不正大光明，自己拿了东西却让警察进古玩店出手。这一说老二的脸就挂不住了，反嘴又说老三和黄四咪去六国饭店开过房间……
瓜蔓所及，牵引愈多，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哥儿几个彻底撕破了脸面，一通儿混战。父亲的这一招可谓灵验，五间俱起，以逸待劳，不动声色地将儿子们那些鸡鸣狗盗之事了解得彻里彻外、清清楚楚。通过分析，父亲认为祸首当是老三，陪黄四咪听戏的是他，与黄四咪去六国饭店的还是他，便把他的媳妇，洙贝勒的大格格静蕴叫来一块儿听训，扫舜錤的脸面。以儆效尤。孰料老三媳妇却犯颜直谏，说父亲以偏概全，循名责实，抓了个老实的垫背，跑了真正的元凶；父既不慈，子便不孝，兄既不友，弟便不恭，金家兄弟间以后难免不恭不敬，亲情疏冷，事变百出，到那时便一切都无可奈何了。
果然，自父亲训话之后，最先出事的是顺福，他的枪丢了。按顺福的说法是老二借了他的枪和黄四咪去德胜门外打野兔子，兔子没打着，枪也没了。但老二却说枪是借了，可是回来就还了，是顺福自己从黄四咪手里接过去的。扯来扯去终是说不清楚。关于枪的疑案，解放后“文革”时作为专案又被提起，重点追查对象就是老二。那时老二、老三、老四和顺福都被关入牛棚，于是彼此之间又重现了昔日在父亲面前互相撕咬的场面，只不过这场撕咬是背靠背的，以写材料的形式互相揭发，于是枝节横生，又弄出许多意想不到的新奇来，这自然都是后话了。
总之，因了黄四咪，金家几个兄弟从此视若仇敌，谗口嗷嗷，大有割席分坐、夙世冤家的劲头儿。黄四咪在弟兄之间却游刃有余，周旋巧妙，或跟老二去什刹海溜冰，或陪着老三去开明戏院听戏，有时也跟老四逛逛京西妙峰山什么的。黄四咪手段的高明在于她让哥儿三个都认为她和自己是真心好，所以也都拿出真心来待她，仅她生日那天，金家的寿桃就送了三份。三个兄弟中，老三舜錤知书达理，行为上多少有些检点收敛，但他的媳妇静蕴却是个满不在乎的人，她认为丈夫捧女戏子乃“文明”之举，是在给金家撑脸，她丈夫就是把黄四咪娶进门来也不是什么大错，她娘家的父亲有福晋一个、侧福晋仨，收房的丫头又有三四个，妻妾再多，她的母亲照样是贝勒府说一不二的女主人，这才是家族兴旺的表现，就是在金家，小偏院里至今不是还住着一位祖父遗下的无人理睬的小妾吗?在她与舜錤的婚姻中，她的嫡妻位置是任何人也动摇不了的。这点她很有自信，所以她对于舜錤的所作所为，向来是睁只眼闭只眼，从无过多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