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闹到了村委会。祝永达将处理纠纷的事交给了马志敬。马志敬是个和事佬，他把赵烈果和赵烈梅叫到一块儿，给姐妹俩说：“你们是亲姐妹，为了那一二分地闹来闹去，村里人笑话哩。咱农村人有一句话，说是亲顾亲顾，亲戚就要相互照顾。我看，把界石挪过来，过去的事就不追究了，咋样？”赵烈梅说：“现在谁顾谁呀？人都在顾自己。我的要求不过分，把这七八年来的粮食给我，谁挪的界石，不追究也行。”赵烈果说：“烈梅，你说话可要有证据，照你说，界石是我们挪的？你凭啥说这话？我们是照界石种的地，一斤粮食也不给，看你两口能咋样？”赵烈梅说：“姐，你要是和我姐夫耍赖，我就要到家里去装粮食了。”赵烈果说：“好啊！狗东西，你胆子大，现在就去装。”赵烈梅说：“去就去，去装自己的粮食，谁还不敢？”赵烈梅说罢，起身就向门外走。马志敬赶紧上前去拦她。马志敬说：“你们再不要胡闹了，我处理不了，还有祝书记；村委会处理不了，还有乡政府，你们再闹，我就不管了。”马志敬给这姐妹俩讲道理。他的道理没有姐妹俩各自的利益有分量，谁也不愿意尊重道理的。处理了大半天，争吵了大半天，没有任何结果。
马志敬去找祝永达，祝永达问他是咋回事？马志敬说：“这姐妹俩互不相让，一个比一个硬，没情分，连一点儿人情也不讲。我看，要处理，得来硬的，姐妹俩都不讲情面了，咱还讲啥情面？”祝永达说：“这就不是讲情面的事，咱来个快刀斩乱麻，给斫一下，割杀亮清算了。把他们四个人叫到一块儿来处理，你也参加。”马志敬说：“你是支书，你说的话他们会听。”祝永达说：“我这支书不是用来压人的，也不想压谁。咱得说理，要叫他们服了道理。”祝永达和马志敬合计了一下，拿出了一个处理方案：由赵烈果给妹妹赵烈梅赔三分六厘地的产，只赔分到户以后四年的产，前五年的产就不赔了；每分地赔八十斤，夏秋各一半，总共赔三百八十四斤粮食。马志敬说：“这个方案他们再不接受，咱就不管了，叫他们去找乡政府。”祝永达说：“咱就这样处理，各打五十板，只要他们都愿挨事情就了结了。”
当天，田玉常两口和田水祥两口被叫到了村委会，村民小组的组长马英年也来了。祝永达没有再给他们讲道理，他把他和马志敬研究的方案拿出来，赵烈果一听，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她说：“那样处理不公平，没有是非标准，是叫我们背黑锅。”赵烈梅也不同意，她说：“就是要把是非弄清楚，种了我们八九年地，只赔四年的产量，那不行。”赵烈果说：“想得倒美？谁给你们赔产？一斤粮食也别想拿走。”田水祥说：“不给粮食也行，我明年就割你们的麦子，挖你们的玉米，谁还弄不过谁？”田玉常说：“你在我们地里割麦、挖玉米，我就把腿给你打断了。”田水祥说：“谁不赔我们粮食，我就叫他出血。”赵烈果说：“你不要用大话吓我们，我们是粮食吃大的，不是吓大的。”赵烈梅说：“我们不吓谁，就是撕破卵子淌黄水，也不能叫人把我们讹了。”四个人吵成了一锅煮。祝永达拿起一张报纸，看报去了，马志敬眼睛迈向一边抽烟，马英年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又看看那个，不知道该劝谁。四个人的话都说得很大，但都没有动手。吵了半天，没人解劝，他们大概觉得没味了，就主动不吵了。这时，祝永达放下报纸只说了一句话：“散会，就按村委会研究的办。”祝永达站起来要走，赵烈果拦住了他。赵烈果说：“你做支书，可不能偏向烈梅，你提起斧头向偏旁砍，村里人都看着哩，小心唾沫把你淹死了。”祝永达说：“你说这话是啥意思？”赵烈果说：“没有啥意思。我问你，你偏向烈梅，她是你的啥人？”祝永达说：“你说是啥人，就是啥人。”赵烈果说：“她是你的小婆娘，你睡了她，你才偏向她。”赵烈果的这一句话使在场的人立时愣住了，这句话太突兀，太馋火了。赵烈梅一听脸色突变，她走过去伸手给姐姐一耳光，由于打得狠，打得赵烈果立时跳了起来，捂住了左边的脸。赵烈梅大声喊叫：“你再胡说一句，我就撕烂你的×嘴！”赵烈果说：“你才是×嘴，你没招人养汉，你心虚啥？”赵烈梅骂道：“狗东西，你说，谁招人养汉来？你不说亮清，我不把你的×撕成火镰片才怪哩。”她扑上去，又去打姐姐。田水祥也不答应了，赵烈果的话不但伤及了赵烈梅和祝永达，也伤着了田水祥。田水祥伸出脚去踢赵烈果，田玉常扑向了田水祥。赵烈梅被激怒了，她凶神恶煞一般抓住了赵烈果的手臂扭过去，一只手去她的脸上抓。马英年和马志敬上前去分解。四个人在村委会办公室扭打成了一团。
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赵烈梅和祝永达相好的事在松陵村纷纷扬扬了。
这事儿不是赵烈果的猜测或臆断，这事儿坏在赵烈梅的那张嘴上了。她给赵烈果说过，她多么爱祝永达，甚至加油添醋地说，她和祝永达已相好几年。赵烈梅完全是由于渴望或虚荣而编派出来的。那时候，她和姐姐好得如同一个人，她之所以这么说，大概是为了叫姐姐和她分享快乐，或者让姐姐羡慕她。如果赵烈梅能想到，姐妹俩有朝一日会不顾亲情反目为仇，打死她她也不会这么说的。
事情发生的当天，赵烈梅明显地感觉到，她走到街道上有人在挤眉弄眼，有人在嘀嘀咕咕，白棉叶和她打招呼时的声调怪模怪样，撂过来的眼神也不绿不红是怪不啦啦的毛蓝色，连妇女主任何宁娟见了她脸上的路数也是坑坑洼洼的。她对这些怪眉眼全然不顾，该说啥还是说啥，该干啥还是干啥，照样在街道上风风火火地走路，照样向人多处扎。既然大家都把假的作为真的，她也就默认了。也可以说，是她自个儿以假为真的。就是有人说在她的当面她也不会计较，和祝永达相好是她自己的事，与松陵村任何人不相干。她反而觉得，这是她值得荣耀的事，松陵村那么多女人，比她年轻的有，比她漂亮的有，祝永达偏偏好上了她，她是最有福气最幸福的一个，你们嫉妒也没办法。就是祝永达离开了她，她也满足了，她曾经被人爱过，幸福过，这就够了。赵烈梅这么一想，觉得姐姐把她和祝永达相好的事情张扬出去并不是一件坏透顶的事情。
祝义和的想法就大不一样了。风声传到祝义和的耳朵里以后，他为儿子担心和痛惜。他担心儿子会因一个女人而被人放翻；他痛惜的是儿子这么不自重不珍惜，儿子的一切都是来之不易的，因为一个女人而失去荣誉、自尊就太不值得了。儿子和赵烈梅的事他早就感觉到了，他白撂一间牛棚还不是为了让赵烈梅和儿子断了关系？不知是儿子没有感觉到他的用心还是压根儿不搭理他，他后悔没有直截了当地给儿子挑明。他又觉得，作为父亲，这话确实是不好张口，说明白了，他怕儿子的自尊受到了伤害，不说明白，等于没有说，祝义和几次都欲言又止了。在他看来，儿子有能耐。凡是有能耐的男人都不会把裤裆里的事看得太重，把女人太当一回事的男人不可能干出一番事情。这件事一出来，祝义和不能不对儿子担心了。他疼爱儿子宽容儿子，但不能眼看着叫儿子走斜路。
没几天，祝义和在去地里的路上和赵烈梅相遇了，祝义和挎着竹笼拿着镰刀，准备去割草，他只顾低头走。赵烈梅从对面走来了，两个人已是擦肩而过了，祝义和叫住了赵烈梅。祝义和只叫了一声，赵烈梅就站住了。可是，祝义和看着赵烈梅却不说什么，赵烈梅就问他有什么事。
“也没有啥事，我是说，永达是村里的支书。”
“连七八岁的娃娃都知道你儿子是支书，还用你给我说？”
“男人家干点事不容易，尤其是我家永达，女人家得体谅些。”
“叫谁体谅他？叫我吗？”
“是呀。”
“我是他的啥人？我为啥要体谅他？”
“你是明白人，还用我再说亮清吗？”
“我不明白，我糊涂着哩。”
“烈梅呀，你为啥非要逼着我说出来呢？好了，好了，我只有一句话：不要再缠永达了，这样对他不好，对你也不好。”
“谁缠他来？我也把话说到明处，只要我家男人不嫌弃，我情愿和永达咋样就咋样，就是明铺暗盖，谁也休想放他娘的狗臭屁！”
“你家水祥能行，我不行！”
“哈哈！”赵烈梅尖刻地笑道，“你管得倒宽？你是我家的家长吗？啊？你管得着吗？我给你说，我的事谁也管不着！义和叔，你真是老糊涂了！”
赵烈梅高喉咙大嗓子，生怕全世界的人不知道似的。祝义和一看，前面后面都来了人，就不再说什么了。他本来要到地里去，赵烈梅这么一吆喝，他不去了。他气得将镰把攥在手里不停地摇。他撇下赵烈梅头也没回地又返回去了。
吕桂香一看，老头子刚出去又提着空笼子回来了，而且是一脸怒气，就问他是咋回事。祝义和撂下空笼子，挂好镰刀，坐在院子里吃烟。吕桂香说：“你有啥话就说，生的啥气嘛？”祝义和说：“我是羞先人哩，养了这么个儿子？”吕桂香问他：“永达咋了？”祝义和将烟锅一磕：“你说咋了？八辈子没见过女人？和田水祥的女人混？”吕桂香听明白了：“娃就是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你也犯不着这样。”祝义和说：“你还护他？也想把娃推到沟里去，得是？”吕桂香说：“是真是假，咱也没弄亮清，咋能怪永达？”祝义和说：“赵烈梅都承认了，一个女人家的，还能有假？谁家女人的炕不能上，偏偏要上赵烈梅的炕？啊？”
祝义和装好烟锅，站起来，从后院里拉来架子车，要去拉土。吕桂香问他拉土干啥呀？祝义和说：“和泥呀。给我另盘一个锅灶，我不和永达过了。”吕桂香一听，他要和儿子分家。反而笑了：“你看你，心眼比针尖还小，娃就是犯了法，也用不着你和他分家。”祝义和说：“他不嫌丢人，我嫌丢人。”吕桂香说：“等永达回来叫他说亮清，再分家也不迟。”吕桂香硬是把老汉拉到房间里去了。
祝永达和赵烈梅相好的风声传到田广荣的耳朵中已是赵烈果和赵烈梅闹毕事情半月以后了。田广荣当了水泥厂的厂长以后，村里的大事小事他已很少参与了，也很少到村里走动，对于松陵村的风吹草动他自然迟钝了一些。
田广荣明白，风言风语把祝永达刮不走，唾沫星子也把他淹不死，要放倒祝永达得乡党委书记李同舟说话。可是，他不能直截了当地去李同舟面前告祝永达作风不正玩女人，这样做，会使李同舟疑心自己不地道。祝永达搞女人的事一定要让李同舟知道，至于怎么样叫李同舟知道，他是有办法的。
机会说来就来了。乡政府分成三个组到各村去检查村办企业，李同舟带领的这个组检查的是松陵村和杨柳村。这一组人在松陵村检查毕以后由田广荣给安排的中午饭，酒席十分丰盛。李同舟酒足饭饱后，带着几分酒意说：“老田呀，你们的水泥厂搞得不错，比松陵村的其他各项工作好多了，祝永达如果拿出你老田办企业的劲头，村上的其他工作就不会落后了。”田广荣已听出了李同舟话中的意味，他显然对祝永达已不感兴趣，田广荣当然高兴，但他没有流露，只是说：“感谢李书记的支持。”其实松陵村水泥厂已亏损了一百多万，李同舟不知道底细，他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田广荣当着李同舟的面恭维祝永达，说祝永达年轻有为，认真负责，很能得人心。李同舟用鼻子哼了一声：“至今连去年的提留款也没收上来，拖住了全乡的腿，工作好到哪里去了？”田广荣一听，李同舟对祝永达不只是不感兴趣，而是很反感。他用手推了推坐在他身旁的副厂长田兴国，田兴国已领会了田广荣的意图，他说：“祝书记有他的难处，他卷到一桩风流案中去了。”李同舟说：“有这回事吗？”田兴国说：“他和赵烈梅相好的事被赵烈梅的姐姐赵烈果捅出去了，全村人都知道了，祝永达很苦恼，咋有心思搞工作呢？”田广荣故意说：“兴国，你不要胡说，那是风言风语，就是真有这事，家丑也不可外扬呀。”田广荣一看李同舟已沉下了脸，知道目的达到了，就什么也不再说。
企业检查毕，乡党委召开总结会，各村的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以及乡村办企业的厂长、经理都参加了。在会上，李同舟表扬了松陵村的水泥厂，批评了杨柳村的造纸厂。在谈到当前的工作时，李同舟说：“全乡有三个村把去年的提留款还没有收交齐，这三个村今天得表个态。”他的口气变得很严厉：“我们的村干部这样干是不行的！消极抵制，用对付国民党的办法对付乡党委，这样下去，乡党委不答应，全乡人民不答应！要干，就干好；不想干，就走人。”他说，据他了解，有些村的干部把心思没有放在搞工作上，只知道钻针线笸篮，整天和人家的女人拉拉扯扯，闹得满城风雨，简直不像话！李同舟的话一出口，各村的干部面面相觑，不知道李同舟在说谁。接下来，李同舟叫没有收齐提留款的三个村的支部书记表态，限定收交提留款的日期。三个村的支部书记，包括祝永达在内，谁也不先开口。李同舟向会场上扫视了一眼，点名叫祝永达先说。
祝永达已明白，李同舟完全是冲着自己来的，他按灭了手中的烟说：“我先不说啥时候能把提留交清这件事，我把没交提留款的这几十户人家的名字给大家念一遍，再说说，他们为什么不交提留。”祝永达打开笔记本，把没有交提留的三十四户人家的户主念了一遍，他说：“我说一说田得安没有交清提留的原因，田得安承包了七亩七分土地，各项提留款是六百二十三元。去年，田得安打了两千八百斤小麦，一千二百斤玉米，农业收入一千六百二十元。化肥、犁地、碾场、浇水、农药等各项投入是八百二十元，按理说，还剩余八百元。孩子上学，家庭各项开支四百元，剩下的三百多元。本该能交一部分提留的，田得安的女人住院花去了五百三十元，向亲戚家借了三百元，五口人的口粮就没有着落了。也就是说，田得安种了一年地，欠账一千多元”祝永达接着说：“还有瘸子田三，他家更惨，瘸子本人是残疾，地里的收成不好，家里只有两间半厦房，房子很老，天一下雨，人跟住在雨地差不多，家里只有一个木柜，炕上只有一张烂席子，所有的家具折价不到三百元，他每年打的粮食连口粮也不够……”祝永达还没有说毕，李同舟就打断了他：“照你说，他们不交提留，还要政府照顾？”祝永达说：“不是照我说，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李同舟说：“你不要摆困难，只说什么时候能交齐。”祝永达站起来说：“李书记，既然是开会，叫我发言，我就实话实说，我以为，作为乡党委乡政府，应当对这些实际情况有所了解，咱们不要说给老百姓解决多少问题，办多少实事，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已成为老百姓的祸害，老百姓的死对头，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我们已经不是他们的干部，是他们要搬掉的石头。我们坐在这里，整天玩味数字，被虚假的数字所陶醉，数字不能当钱花。我们办了那么些企业，能替老百姓减轻多少负担？老百姓从中得到了多少实惠？就拿我们松陵村水泥厂来说，这几年给村上交了多少利润？老田是厂长，他心里清楚，这个项目我们当初就不愿意上，乡党委逼着我们上，如今，贷款和亏损已累计二百多万，这样下去，咋办呢？”李同舟一听就躁了，他不叫祝永达再说，其他两个村的支部书记听祝永达这么一说，也实事求是地摆了困难。李同舟说：“困难再大，提留款也要交，没有交齐的三个村把户主名单明天报上来，乡政府专门组织人去收，这些人的工资由这三个村支付。”会议不欢而散。
马志敬很钦佩祝永达那一身正气和胆气，在会场上，没有他替祝永达说话的机会，回到村委会，这个善良的庄稼人对祝永达说：“永达，自古有一句话，官大一级压死人，你不要和李同舟对着干了，我看，咱还是从其他方面想想办法，把提留款交上去吧。”祝永达说：“怕啥？我大不了不干这支书，老百姓连日子也过不下去了，我们咋能昧着良心说假话？咱们是共产党，是打着为老百姓办实事的旗号的。连咱们都不说实话，哄了上面，再哄老百姓，咱不成为老百姓的祸害了吗？”马志敬说：“我是怕你吃亏。”祝永达说：“李同舟总不能把我关进监狱里去吧。”马志敬说：“我这几天想了想，我还是不干这个村委会主任了。我是庄稼人，有的是力气，雍山里的山庄这几年被各村组撂了，荒芜了，我还是进山去包山庄，凭一双手吃饭心里实在，这坑老百姓的事，咱没法干了。”祝永达说：“志敬，你这想法也很实际，等这一届干满再说吧。当初，我当支书，只是想，我是为了我自己，看来，我的想法太单纯了。”马志敬这么一说，他又想起了马秀萍的话，他当这支部书记确实是很荒唐的。
二十六
乡政府组织的一帮收提留款的人进了松陵村。这一帮人中有从各村抽来的年轻农民，有乡政府的干部，还有派出所两名带着枪的干警。这一帮人浩浩荡荡地进了村，他们没有去村委会，也没有给祝永达和马志敬打招呼，直接闯进了庄稼人的家院。
这一帮人走进田得安家的时候，田得安的女人任芝芳病病歪歪地坐在一面土墙根下晒太阳。带队的是副乡长程伍强，他问任芝芳：“田得安干啥去了？”任芝芳说：“刚担上粪桶上地去了。”程伍强说：“我们来收提留款。”任芝芳说：“我们没有钱。我连看病的钱也没有，哪来交提留的钱？”程伍强说：“不是我们硬向你要钱，你不交钱，我们交不了差。没钱就以物顶价，装粮食。”任芝芳说：“你去楼上看看，我们的粮食连过年也吃不下去。”程伍强说：“没粮食就拿缝纫机电视机抵账，自行车也行。”任芝芳苦笑一声：“我们要是有缝纫机和电视机早给你们交到乡政府来了。”带枪的干警说：“不要和她磨牙了，有啥拿啥就行了。”程伍强摆摆手，几个年轻人涌进房间一看，脚地只有一张老式木柜，一张破凳子，炕上是一床旧被子和几件旧衣服。这几个人失望地出来了。有一个年轻人到后院里的牛棚里一看，牛棚里有一头牛，他给程伍强说：“把牛拉走行不行？”程伍强说：“行，牛卖了也是钱。”这几个人便去牛棚里牵牛。女人一看，这一帮人要牵他们的牛，扑上前去，抱住了一个干部的腿，放声大哭：“你们不能拉我们的牛，没有牛我们咋种地呀？”两个年轻人将牛牵出来，牵进了院子，乳牛站在院子里，伸长脖子大叫，一步也不走。程伍强还没走到牛跟前去，牛撂起后腿，踢他。牛一踢一叫，牛的叫声像唱歌似的。干警一看，他掂来一把镢头，就去牛尾巴上打。女人急了，又去抱干警的腿，干警放下镢头，举手给女人一耳光。这时候，田得安担着空桶回来了，他一看，这一帮人竟然这样无理，就破口大骂：“土匪！狗日的土匪！”程伍强说：“他娘的，竟敢骂人？打！向尻蛋子打！”那几个人扑上来，把田得安压倒在地，压胳膊的压胳膊压腿的压腿。一个干警掂起镢头，用镢头把儿在田得安的尻蛋子上打。这一帮人从田得安家里出来时，街道上的庄稼人都缩在一起，不敢吭声。
这一帮人到了瘸子田三家里，瘸子田三没在家，他们向田三的女人要钱，田三的女人说：“没有钱。”他们便进了房间里搜寻，田三的房间里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可以说是家徒四壁。这些人不甘空手而去，一个干部一看房檐台上有几蛇皮袋子小麦，就给程伍强说，拉麦子吧。程伍强吩咐一个干部从田三的后院里拉来了架子车，田三的女人扑在粮食上，用双臂抱住哭着说：“那是我们的口粮，你们不能拉。”程伍强说：“没钱就拿粮食抵账。”田三的女人说：“你们还叫我们活不活？”程伍强说：“谁叫你们不活？”田三的女人说：“你们！”程伍强说：“嘴还硬，打！在嘴上打！”一个年轻人把田三的女人拖在院子中间，左右开弓，扇女人的耳光，女人大叫不止，喊爹喊娘。病卧在炕上的田三的父亲从房间里出来阻拦，被这几个人几脚踢倒了。田根根的女人来串门子，她一看，这几个干部正在打田三的父亲和田三的女人，便打抱不平：“你们咋能打人哩？”话音未落，这几个人又扑向了田根根的女人，他们拳打脚踢，立时打得这女人鼻青脸肿，连声求饶。一个干警抓住她的头发问道：“说！看见打人来没有？”女人说：“没有，我啥也没有看到。”田根根的儿子来找母亲，一看母亲被人围打，喝喊一声：“住手！”那几个人正打在兴头上，回头一看，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便一齐扑向了田根根的儿子。田根根的儿子见势不妙，扭头向院门外跑，这几个人在后面猛追不舍。田根根的儿子跑到院门前“哧溜哧溜”爬上了一棵中国槐，蹲在树杈上不敢下来了。
这一帮人闹了半晌，又到了八组的祝万仓家。在祝万仓的家里搜，搜来搜去，只搜出来七块六毛钱。祝万仓的老父亲出来求饶，他们叫老汉跪下，不要出来。他们威吓老汉：“你再多说一句话，就要挨打。”一个乡干部看见祝万仓的猪圈里有一头肥猪，就给程伍强说，拉回去杀了，饱吃几顿算了。程伍强说：“只要能抵钱的咱都要。”那几个人便去猪圈里吆猪。猪不走，他们便掂来锄头乱打，一会儿，将猪打死了。
祝永达、祝万良、马志敬几个村干部闻讯赶来时，这一帮人准备撤离。祝永达他们把这一帮人拦住，不叫他们走。程伍强说：“祝永达，你不要跟上搅，你跟上再搅，今天就撤你的支书。”祝永达说：“我当不当支书和你程伍强事不相干，你们打人，我们不答应。”马志敬说：“你们这样做，还像共产党的干部吗？”一个干警把大檐帽子抬了抬说：“你再嘴硬，连你也要打。”这时候，田水祥挺身而出：“你娃娃口气还大，你动我们马主任一指头试一试？”田水祥双眼瞪得跟牛卵子一样圆。那个干警向田水祥跟前扑，田水祥一点儿也不畏怯，半步也没后退。祝永达站在了田水祥前边，他说：“你敢打，就打我。”程伍强拦住了那个干警。马志敬说：“你们把打倒的那几个人送到医院去，不去，我们就抬上人去县政府告状。”一个乡干部说：“你们告去，我们走呀。”站在祝永达后面的几十个庄稼人一看这一帮人要开溜，他们围过来，将他们团团围住了。程伍强一看愤怒的群众，知道来硬的不行，话就软了。他给祝永达说：“我们回去叫乡医院派两个医生来，看把他们究竟打成啥样子了？”田水祥高喊一声：“不行！想溜？没门儿。”那几十个庄稼人都跟着呐喊：“把打人的人留下！”程伍强给祝永达说：“祝书记，你看这事咋办呀？得是不叫我们走了？”祝永达和马志敬商量了一下，决定把这一帮人放走。田水祥他们几个不叫这一帮人走。祝永达说：“人走了，事没有走。咱不要胡来。”在庄稼人的唾骂声中，这一帮人灰溜溜地走了。
祝永达和马志敬将挨打的那几个庄稼人看望了之后，吩咐祝正平给他们检查了身体，伤势较重的，给开了药，打了针。回到村委会办公室，祝永达心情十分沉重，他连乡亲们的人身安全也不能保障，还当什么村支书？无论怎么说，他不能叫乡亲们白白挨了打，他要李同舟给松陵村的庄稼人一个说法。
第二天，祝永达去找李同舟。到了乡政府，他一打听，李同舟到县委开会去了，他没有停，撵到了凤山县委。会议还没有结束，他就坐在县委小会议室外面等候，一直等到了会议结束。李同舟一看见祝永达就很生气。程伍强从松陵村一回去就到县上来给他汇报了祝永达阻拦乡政府那一杆子人收提留款的事。李同舟说：“你先回去，我现在很忙，等县委扩大会议结束后，专门来处理你们松陵村的事，你得有个思想准备。”祝永达说：“程乡长领来的人把松陵村八个人打倒了，你知道不知道？”李同舟说：“你不要无端生事。”祝永达说：“你不相信，就去松陵村看看，有四个人还在医疗站躺着。”李同舟说：“看不看由我决定，我的工作不由你安排。”祝永达说：“照你这样说，人就白打了？”李同舟说：“我明天就回乡政府，我回来后就来你们松陵村。你不要到处宣扬，说乡政府的干部打农民。你对这种说法要负责的。”祝永达说：“打没打人，松陵村人有眼睛，我不是胡宣扬，你调查好了。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松陵村的支部书记我不当了。”李同舟说：“你是村支书，要体谅乡政府的难处。农民不交款，乡政府只能贷款做顶替，这几年来乡政府已贷了一百多万。农民将包袱甩给了乡政府，乡政府背不动了。你是乡长你咋办呀？不来硬的不行呀！你好好想一想。”祝永达说：“无论咋说，不能打农民。我想好了，村支书我不当了。”祝永达说完，扭头就走了。
出了县委大门，祝永达想了想，去了县广播站。他找到广播站的一个姓李的记者，将松陵村发生的事说了一遍。这个年轻人一听，非常激愤，当即要去松陵村，祝永达就和李记者一同回来了。
李记者一口水也没喝，就开始采访，他将挨打的人一一采访之后，还采访了几个在现场的村民，一直忙到了天擦黑。祝永达被年轻人的敬业精神和敢于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的行为感动了。李记者临走时，给祝永达说：“我回去连夜赶稿子，明天就可以拿出来。”祝永达拉住记者的手，连声说感谢。他想，有记者支持他，他非给松陵村人讨个说法争口气不可。
过了一天，祝永达打电话问李记者，稿子写出来了没有。李记者在电话中说，稿子连夜就写出来了，领导不但不叫在县广播站播放，而且还叫他不要向省内外任何一家媒体投送。祝永达问李记者：“这是咋回事？”李记者说：“新闻是党的喉舌。新闻报道有严格的审查制度，不能违犯。”李记者深表惋惜，希望祝永达能理解他的难处。祝永达说他能理解的。祝永达放下电话又去找李同舟。不干了，坚决不干这村支书了，他的主意已定。
回到家，站在自己当年栽的那棵泡桐树下，祝永达呆呆地看着。就乡机关干部打人这一件事，他召开了干部会。在会上，生产队的干部大都支持他去告状，以被打的农民的名义去告。连田水祥也站出来拍胸膛：一定要为松陵村的庄稼人出这口恶气。可是，马志敬坚决反对。这个老老实实的庄稼人有他自己的道理：告不赢，而且会劳民伤财。他劝大家息事宁人，咽下这口气算了。祝永达后来表了态：如果被打的这些人愿意为自己扳回这个理，党支部和村委会就支持，就出头露面干这件事。散会后，祝永达动手写了一封材料，他拿上材料去找田得安、田三、田根根的女人和祝万仓。田得安一听，要告乡机关干部，头摇得跟货郎鼓一样：“算了吧，状我是不告了，咱就权当叫骡子踢了狗咬了。”祝永达说：“你怕啥？”田得安说：“咋能不怕呢？除非我不在南堡乡活人。咱一个庄稼人能告赢乡干部？笑话。”祝永达说：“就叫他们白打了？”田得安说：“白打了就白打了，咱挨得起。”祝永达说：“你看你，啥时候变成这样子的？”田得安说：“不是我一个是这样子，人家有权有势，咱害怕。给你露个底，连你爹也给有权有势的人下过跪。”祝永达一听，急忙问：“我爹是咋回事？”田得安就把祝义和交猪下跪的事说出来了。祝永达听罢立时心凉了半截。他去找田三签名，田三说：“兄弟，你的情我领了，这个名我不签，我只有一条好腿，难道你忍心叫我两条腿都断了吗？”他又找到田根根的女人，他将状告内容念了一遍，这女人倒是愿意告状，就是不愿意签她的名字，她问祝永达：“胡捏一个名字行呀不？”祝永达苦笑一声：“明明是你自己挨了打，为啥要胡捏个名字呢？”他当然明白，这女人也是害怕。他没再去找祝万仓和其他几个人。祝永达对这几个庄稼人看亮清了，他不能责怪他们懦弱，他们之所以不能刚巴硬气地做人是有诸多方面的原因的，包括他的父亲在内。不是他们的腰杆软，挺不住，而是他们一旦挺直就要挨打。本来，祝永达还想挺身而出，去和李同舟较量，以他个人的名义上告程伍强他们，他在几个被打的农民家里走了一趟，听了听他们的口气之后，他泄气了，觉得，没有那个必要了。就是他赢了，又能怎么样？也许，程伍强会被调离南堡乡，可是，到了其他乡，他照样可以当副乡长，或者由此而成为乡长。况且，不是告赢了状就能使庄稼人挺直腰杆做人的。连他自己也有了强烈的惨败感，庄稼人心里有多么难受，多么委屈，他能体谅到。对于松陵村的庄稼人来说，有他祝永达和没他祝永达是一样的。祝永达当支书和李永达王永达当支书是一样的。
泡桐树上几片肥大的叶片飘落而下。吕桂香连叫了他两声，他仿佛才从梦中醒过来。母亲叫他吃饭。他苦笑了一声，走出了泡桐叶子遮出的阴影。
二十七
清早起来，祝永达就离开了松陵村。走在村口的那棵白皮松下，他不觉抬起了头，松树上的枝丫贴在冬日里灰暗的天空上，显得寂然而孤傲，愁眉紧锁般的针叶上挑着一点亮光，祝永达默默地向松树告别，他反复思考过，除了出走，别无选择。即使他不能给松陵村的老百姓办点实事，也不能助纣为虐，坑害老百姓。尽管，他给他的出走寻找了足够的理由，心里还是不踏实，他觉得，有一种很强烈的失败感，他被打败了，也可以说是不打而败。他不敢回头去望，他知道，父亲正站在院门外目送着他。当他告诉父亲，他要离开松陵村的时候，父亲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看着他。父亲叹息了一声，父亲说：“当初，你要参加党，我不好阻拦你，你说你为了自己；你当支部书记，我也没阻拦你，你还是说，你为了你自己。如今，你在松陵村站不住脚，你要走，你仍旧说是为了你自己，叫我咋说呢？你出去走走也行。不过，你的脾气不改一改，恐怕干什么事都很困难。”当然，他在他那个位置上赖着不走并不困难，只要和田广荣、李同舟他们一个鼻孔出气，走一条道儿就行了。他不愿意那样做，才辞了职离开的。他没有给父亲说得很明白，他只是说，他一旦落脚在哪里，就给父亲来信。不是田得安告诉他，他真不知道父亲曾经受过羞辱。他只能替父亲不平，替父亲难过。他看着父亲佝偻的腰身，消瘦的脸庞，心里发酸了：他活到什么时候，父亲才不再操心呢？他不愿意和父亲多呆些时候，是因为父亲的形象，父亲的言谈，父亲的气息时时刻刻动摇着他出走的念头。
祝永达看着从松树下伸出去的那条灰白而坚硬的乡村土路，长长地呼吸了一口清晨冰凉而清新的空气，昂起头走了。
听见后面有自行车的响动声，祝永达没有回头。他知道，从这条路上下来的必然是松陵村人，他靠路右边走了走，好让自行车从宽畅处过去。不是他没有脸面见松陵村人，他觉得，他对不起松陵村人，松陵村人需要他站出来替他们说话，需要他在前面替他们顶着。副乡长程伍强在松陵村暴打庄稼人之后，他和李同舟谈过几次，李同舟反而批评他，说是由于他工作无方而造成的。李同舟以权压人，他和李同舟有什么理可讲呢？
祝永达刚让开道，自行车骑到他跟前刹住闸，从自行车上跳下来的是赵烈梅，赵烈梅把自行车横在了他面前。
“永达，你要到哪搭去？”
“西水市。”
“我去找你，你娘说你走了。”
祝永达看了赵烈梅一眼，这女人不知道是由于骑自行车骑得太快，还是由于太激动，脸面涨得通红。
“你是来撵我的？”
“是呀。”
“撵我干啥呀？我去西水市开两天会。”
“还哄我？你娘给我说亮清了。走了就走了，没有啥不光彩的，哄我干啥呀？得是还怕我缠你？”
祝永达苦笑一声：“哪能呢？”
赵烈梅从自行车后座上取下来一个小布包儿：“拿上。”
祝永达看了一眼，没有伸手。
“这是我种上麦以后给你织的一件毛背心，你把它带上。”
赵烈梅把毛背心从小布包里取出来抖开，叫祝永达看了看颜色和式样，又装进去了。清晨的田野上极其静谧，天地间辽阔而空旷，远远近近不见一个人影，赵烈梅满怀柔情看着祝永达，她的泪水汪满了眼眶。祝永达接过小布包，不敢正眼看赵烈梅。赵烈梅不再说什么，她一只脚踩在自行车的脚踏上准备走，祝永达按住了自行车的车头。
“忘了我吧。好好过日子。”
“……”
“不要和你姐闹了，他们也是活得不容易。”
“我姐给我赔了情。”
“你真好。”
“世上的人都没有你好。”
赵烈梅抓住了他的手从自行车的车头上取了下来。她调过自行车，跨上去，向松陵村蹬去了。祝永达眼望着赵烈梅的背影消失在薄薄的雾霭中。这女人对他太好了，确实是太好了。她这种不求回报的爱，使他一辈子都会负疚，她对他的痴情使他觉得活着无比美好，人生无比美好。如果人世间没有赵烈梅这样的女人，不光是男人的缺憾，就连男人头顶上的天也会缺了一方的。女人啊女人，当女人狂热地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不要说海枯石烂心不变了，这爱就像用刀子刻在了她的心上，要挖去那个爱字，除非把她的心摘下来，叫她死。这就是感情！赵烈梅的这份感情使祝永达觉得温暖无比，也十分痛苦。祝永达用十分感激的目光看赵烈梅时才发觉，也许因为爱，使赵烈梅像得到雨水滋润的春天一样变得更美了，她是他走到天尽头也不可能忘记的一个最好的女人。祝永达不由得热泪盈眶了。
二十八
举目无亲的祝永达站在西水市的街道上，他一旦想起马秀萍，即刻想去见她，见了马秀萍怎么说呢？说他被人打垮了？说他主动逃逸了？说他是到这个城市来闯荡？说他为了和她一起干事业？他觉得，所有的理由都很脆弱，只有惨败感是实实在在的。他想了又想，觉得还是暂时不要去见马秀萍，等他在这个城市站稳了脚跟以后再说吧。他被过往的行人拥挤着，推搡着。他看着喘着粗气般的一辆又一辆汽车，看着鳞次栉比的楼房，看着匆匆忙忙的行人，对城市没有亲切感。既然来了，他就不能退回去，他要尝尝在别人的天空下生活的滋味。
他来到了经一路。这是一条食府街，各类吃食都有。走过那些卖烤肉的、卖烧鸡的、卖海鲜、卖羊肉泡馍的食铺，在一家卖扯面的小摊子里他找了一个座位，花了一块钱，要了一碗扯面和面汤。肚子虽然很饿，他吃得并不猛，斯斯文文的，边吃边左右而顾，看看，他要看看这些卖吃食的人是怎么做生意的。一碗面条下了肚子，他觉得还欠一点，可是，他不能再吃了，他要节省，他身上带的钱很有限，他来到这个城市是挣钱的，不是花钱的。他又要了一碗面汤。老板很胖，络腮胡子，五十岁左右，一看就知道是个庄稼人坯子，他吩咐伙计给祝永达舀面汤时很不高兴，面部带着讨厌而鄙夷的神情。面汤要来了，祝永达却没有喝，老板的眉眼把他的肚子填饱了，他很讨厌那些有几个骚钱就扎势摆谱的庄稼人。
出了经一路，向南一拐，祝永达进了经二路。
在一条小巷道的拐角上，有两个要饭吃的。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身子曲成了笼子圈，头颅几乎着了地，只看见稀稀的飘动的白发和发黄的头皮。另一个算是个残疾人吧，从面目看，是个成年人，可是，坐在那儿的模样像个儿童。他的一条腿从膝盖以上断了，裸露的断茬儿一动一动的，看起来很瘮人。另一条腿还没有高粱秆粗，那细细的腿从脊背上曲过去，搭在肩上，而且，脚朝后长着。祝永达看了一眼就想吐，那残疾人的样子有点可怕。他已经走过去了，又回去，将五毛钱扔在了残疾人跟前的铁罐子里。那残疾人半眼也没看他。
他从经二路的东头走到了西头，他发觉，没有他可干的什么活儿。他并没有灰心，继续向南走，过了渭河桥，到桥南去了。桥南是工业区，正在建设之中。傍晚时分，他来到了一家建筑工地上，他想，在这个城市，适合他干的，恐怕只有做小工了。他找到了工头，问那工头，能不能叫他做小工。工头看看他，眯起一只眼问他能干什么，他说和浆、搬砖、运料，体力活儿他都能干。工头说，你干三五天先看看。他就问：“干一天多少工钱？”工头眉毛一挑：“你事还没干，先问工钱？”他说：“我就是为了挣钱才干活儿的。”工头说：“干得好，一天八元。”他说：“干得不好呢？”工头说：“干得不好就走人。”他说：“好，我干。”工头把他领到了一个油毡搭起来的工棚中，指了指地铺说：“你就睡那儿。”他一看，地铺上撂着几十床脏得分不清是什么颜色的被子，每个人身底铺着装水泥的牛皮纸和破麻袋。已是初冬时节了，晚上没有被子不行。祝永达走出了工地，他到街道上的劳保商店里买了一床草绿色的行军被抱回来了。他将被子撂在地铺上，从工地上拾了几张牛皮纸铺在了身底下，用一张牛皮纸将一块砖头包住，当做枕头。打好地铺，他走上了街道。
夜幕像一把伞撑开在天空，电压不足的路灯将街道照得发红。祝永达转了半天，肚子也饿了，又去吃了一碗扯面。吃罢饭，他无心在街道上闲逛，就回到了工棚。
吃罢饭的民工有的蹲在地铺上吃烟，有的已经钻进被窝里睡觉了。他问睡在他旁边的民工是哪搭人？民工说是陇县人，他又问这里有没有凤山人？民工说有一个，民工右手朝西头一指，给那中年人吆喝：“嗨！牛拴娃，这里有一个你们凤山的乡党。”他一看，被叫做牛拴娃的不就是被乡政府开除了的牛晓军吗？牛晓军打量了他几眼，似乎不相信他也是来做小工的。大概因为他的神情，他的面容，他的穿戴还不像民工。牛晓军说：“这里的工头心黑得很，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你能撑得住吗？”他笑了：“我也是庄稼人，还怕吃苦？”牛晓军说：“我看你像乡政府的乡丁。”他也笑了：“那些人不叫乡丁，叫干事。”牛晓军说：“叫啥都一样，不是他们逼着要粮要款，我能出来受这份洋罪？”他说：“也不能怪他们，任务完不成，他们无法交差。”牛晓军说：“你不要替他们开脱。”祝永达说：“不是我替他们开脱，他们的兄弟姐妹也都是农民，他们未必愿意那样干。你在乡政府工作过，对这些人最清楚不过了。”牛晓军似乎要把一肚子的冤屈和满腔的愤恨给他诉说、发泄。他给牛晓军递了一支烟说：“咱明天再聊吧。”
躺在冰凉的地铺上，祝永达怎么也睡不着，冷风从油毡的破洞中灌进来，身上如同浇了冷水一般，他冻得在被窝里缩成了一团。地铺上的三十几个民工都已入睡了，沉重的体力劳动使他们十分疲累，哪怕身底下是冰碴，是枣刺，是钢针，也能睡得着的。他们的肉身子似乎是木头，是烂泥，冷风吹不动，寒气逼不醒。他们一旦躺在被窝里就什么事也不愿意再想，思想会使他们无奈而痛苦，只有停止思想，让大脑里一片空白，他们才能轻松一点。睡觉对他们来说是人生莫大的幸福，哪怕睡着以后被冻死也罢，他们也算是幸福的。祝永达坐起来，披上衣服，抽了一支烟。从明天起，他就是这工地上的一个小工了，不再为松陵村的事情去操劳，他已摆脱了使他难以安宁的工作。他甘愿在这儿吃苦，身体累一些不要紧，心里能相对轻松一点就好了。有多少庄稼人和他一样整天挥动着农具，整天泡在汗水里，他们没有怨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就这么把自己一生打发了。
祝永达是在睡梦地里被喊起来的。他看看表才六点二十分。工棚里的民工都起来穿戴整齐了。他们拿上碗筷要去吃早饭。祝永达出了工棚一看，天上的星星雨点似的向下滴落，天蓝得跟他黎明前做过的睡梦一样，冷风迎面扑来灌进了他的领口，他不由得抖了抖。他跟着民工进了工地临时搭起的灶房中。没有碗筷，睡在他隔壁的民工从食堂里给他要了一只粗瓷碗一双筷子。早饭是一块馒头，一碗稀饭，没有菜。民工们端着稀饭，捏着馒头蹲在灶房四周草草地吃了饭，七点钟就上了工。第一天的城市生活从这个建筑工地上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