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永达的工作是用架子车给搅拌机跟前拉运沙子和碎石。他拉着那辆架子车一刻也不停地向搅拌机跟前拉运，他将身上的毛衣脱了，只剩下一件单布衫，汗水还是不停地流。他被那旋转的搅拌机逼着，机器一样地工作，一天下来，已是累得不行了。那搅拌机一天要吞进去几十方沙子和碎石，这些沙子和碎石是一锨一锨从他手底下经过的，他的体力、他的激情被那搅拌机一抬嘴就吞下去了。本来是两个人的工作，黑心的工头叫他一个人干。他趴在地铺上，不想去吃饭。乡党将他喊起来了，乡党问他能不能撑得住？他说行，行呀。再累也要坚持下去的，这才是开头。
干过一个礼拜之后，祝永达似乎已经习惯了，他完全可以耐得住的。让他受不了的不是苦累的活儿，而是那个工头。站在民工面前的工头俨然皇帝一般威严，动不动就骂人，把民工不当人看。祝永达总想找个机会治一治那工头，这是他思谋了几天的事情。终于有了一个机会，那天，工头来了，他站在搅拌机跟前正看着。祝永达将一架子车碎石头倒下，架子车落地的时候，他从车辕里出来，故意捏住一根车辕，将空架子车向后一推，那辆架子车的车轮就从工头的脚上碾过去了，工头的脚肯定被碾疼了，他干叫了一声，双手捏住脚，在地上转了个圈子，瞪着祝永达骂道：“你×眼睛瞎了吗？”祝永达说：“你再骂一句，骂呀！”祝永达放下了架子车，握着拳头向工头跟前逼去了：“你说谁是×眼睛？”工头一看祝永达冒火的双眼和紧握的拳头，不敢再张嘴了。祝永达说：“你×眼睛才瞎了，站也站不到地方上去。你以为你是皇帝，得是？你放明白点，不要把牙龇得跟死人脚后跟一样，你和我一样也是庄稼人，看你那样子？就只知道欺负民工？”工头看看他，一瘸一拐地走了。祝永达知道，这些人以为他们有钱了，就可以颐指气使，为所欲为了，认为钱就是橇杠，把什么都可以撬动。他不愿意和工头讲道理，这些人不认道理只认钱。祝永达觉得出门在外就得有点二杆子劲，像马秀萍说的那样，要硬气。工头这样的人，不怕道理，就怕拳头。
祝永达再一次和工头较量是在几天以后。那天，向搅拌机跟前拉运水泥的年轻人不小心让一袋子水泥掉在了地上，水泥袋子摔破了，水泥撒了出来。这时候工头来了，小伙子赶紧将破了的水泥袋子向架子车上抱，他一抱，牛皮纸袋子烂了，水泥全撒在了地上。那小伙子拍了拍身上的水泥，转身要去拉架子车，工头一脚踢过来，踢在小伙子的裤裆，小伙子怪叫一声，倒在了地上。小伙子的脸上身上沾满了水泥。祝永达一看，放下了拉沙子的架子车，走到工头跟前去，厉声说：“把他扶起来！”工头看看祝永达，没事儿一般，自顾自地走了，祝永达走过去，一只手卡在工头的后脖子上，对他说：“把你拿了个大？你把他扶起来。”工头说：“我不扶，看你能咋？”祝永达说：“你把他不扶起来，我就把你的头从脖子上拧下来。”工头一看祝永达那架势，说：“你松开手，我去扶。”祝永达的手就松开了，工头活动了一下脖颈，走过去将小伙子扶起来了。工头走后，祝永达对那小伙子说：“你年纪轻轻的，怕啥呢？他叫你干活可以，他欺负你，你就不答应。”小伙子说：“他心黑得很，到月底扣工钱。”祝永达说：“他少给一个子儿也不行，你不要害怕。”
到了月底，祝永达去向工头要工钱，工头不给。工头说：“你干了一个月就想要工钱？没那事。你问问他们，干了半年了，给谁一分钱来？”祝永达说：“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干了活就要钱。”工头说：“没有钱。我们承包人家的工程，人家不给我们钱，我们拿啥给你们？”祝永达说：“那是你们的事，你不给钱，我就不叫你安然。”
祝永达到了工地，一把拉下了搅拌机上的闸刀，搅拌机立时停下了。他走在闸刀跟前，问工头给钱不给钱。工头说：“你再胡闹，我就叫人把你抓起来了。”祝永达说：“你去叫吧。你欠我们的工钱不给，有理，得是？你把我抓起来，我就先叫你脑袋搬家。”祝永达煽动民工：“你们不要干了，干了也是白干，向他要钱，一天干十个小时，一分钱也不给，我们不答应，我们也是人，老婆娃娃要吃饭。”那些民工都不吭声，有的垂下头去，目光避开了他；有的抱着工具莫名其妙地看着他。牛晓军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你把闸合上，不要闹了，咱先干活儿，不干活儿哪搭来的钱？”接着，睡在他旁边的陇县民工也反对他，连被工头踢倒在地的年轻人也替工头说话：“不是人家不给咱钱，人家没钱给。”在搅拌机旁边干活儿的民工一齐谴责他，叫他快合上闸刀干活儿。祝永达一看，他反而成为众矢之的了。他是为了民工的权力而奋争，这一帮农民兄弟们齐声反对他，他的心凉了。不是工头把这些人当猴耍，是这些人甘愿被工头当猴耍，难怪人家拖欠了半年的工钱也不给。他就不知道这些农民为什么会这么害怕，真是生活把他们的骨头压弯了，锐气磨光了？他百般无奈合上了闸刀。祝永达哪里知道，不是民工们害怕，假如工头不叫他们干活，他们就把饭碗砸了，他们担心的是没活儿可干。
工头给他提出了一个条件，只要他离开这个工地不再捣乱，就给他工钱，他答应了。他不打算在这儿干下去了，这样干下去，干上三年也休想得到一分钱。当天，他结算了自己的工资，背上铺盖，离开了建筑工地。
来到幸福路，祝永达一看，一家餐馆前围着好几十个人。他不知道人们在看什么景观，就放下铺盖，挤到里圈去了。原来是打人呢。打人的有三十多岁，个子不高，脸乌黑，留着巴掌大的平头，头发端竖着，看起来可能比三九天的冷风还硬。被打的那个人用棉衣蒙着头，看不清年龄，从他的喊叫声中听得出来是个年轻人。平头抡起一张凳子在年轻人的身上乱打，随着凳子的落下，年轻人号叫着在地上翻滚。年轻人的一双鞋早掉了，身上腿上满是泥土。平头将凳子举起来，咬着牙，狠狠地抡下去，圆形的凳面被打飞了。他提着凳子腿，抽打了两下，将凳子腿一扔，又抓起了另一张凳子。祝永达看时，只见旁边已有三张掉了腿的凳子。他猜测，这三张凳子是平头打人打坏的。
祝永达问旁边的一个戴眼镜的人是咋回事。眼镜缩头缩脑的没有回答。他又问一个中年女人，中年女人说，娃是端盘子的，把菜汤撒到了客人身上，黄了老板的生意，老板就打他。祝永达回头看时，围观的人有的神情漠然，有的噤若寒蝉，有的咂嘴叹息，凳子和人的肉体相触发生的响声比黄连还苦。年轻人由号叫而呻唤，那呻唤声随着击打越来越微弱了。年轻人蜷缩在地上，毫无款式的样子好像一团破棉絮。
祝永达站也站不住了，他紧握住拳头浑身在发颤。他回头看了一眼，看了看仿佛是在看景致的人们，心里发痛。就在平头将凳子高高地抡起来，准备向年轻人用棉袄蒙住的头上打下去的时候，他两步跨上前去，果断地一把攥住了平头的手腕。祝永达仿佛能感觉到，他身后的几十双目光秋雨一般落在了他的身上。他听见的是人们长长短短的出气声。平头睁大眼迅疾地打量了祝永达一眼。祝永达的目光像钉子一样硬，他还了平头愤怒的一眼。他用威严正直的目光将平头死死地顶住了。平头一声也没吭，丢下了凳子，拍拍手，进了餐馆。围观的人还没有散，他们向躺在地上的年轻人跟前走了走，指指点点，表示愤懑或同情。祝永达这才听见有人说，咋能打人呢？把娃怕是打坏了？在头上打一板凳，娃就没命了。
祝永达已不敢再多看那年轻人一眼了，他走出人群时才发觉，他的被子被人拎走了。
离开幸福路，祝永达不知道该去哪里。刚才那一幕，怎么也不能从眼前抹去。他毫无章法地向前走，走到一个站牌旁边，他坐在了一张石凳子上，他呆呆地坐在那里，呆呆地看着过往的车辆。
不知坐了多长时间，他上了一辆公共汽车。上了车，他问售票员，这车去哪搭？售票员用毫无色彩的声调说，火葬场。祝永达一听，只坐了一站，就下车了。
下了车，他不再走正街，而是钻进了一条巷子。刚进去，就看见一个小门前，围着一堆人。他不愿再目睹令他伤痛的事，想避开那一堆人。可是，东西两边都没有通道，他无路可走，只得硬着头皮向前走。走到跟前，他一看，小门的左边挂着“西水市信访局”的牌子，门两边站着十几个人，一看那模样，就知道是庄稼人。有两个庄稼人蹲在一堵墙下正在啃干馍馍，他们的脸色晦暗，神情恍惚不安，衣服破破烂烂，嘴角沾着馍花，咽馍时，喉结鼓得厉害。祝永达本来想快步从那儿过去。一个要饭吃的娃娃抓住他的衣角不放。他掏出了一块钱，给了那个约莫七八岁的小男娃。这时候，他被一个女人的哭声牵住了，女人的哭声比牙齿还短，但像刀子一样钻心，仿佛人的胸口被什么东西压住而发出的喘息。祝永达知道，只有三伏天套在犁上的牛才嘴吐白沫伸长舌头这么困难地喘息。他不可能充耳不闻。他一看，哭泣的是一个中年女人，站在她旁边的一个约莫十六七岁的姑娘拉住女人的衣角细细地抽泣。祝永达走上前去问是咋回事？一个中年男人回过头来瞪了他一眼，目光里的意思是：问啥问？你是看热闹？还是能解决问题？他不死心，又去问旁边的另一个中年女人，那女人小声告诉他：那个姑娘给人家打了一年工，工钱老板没给一分，还把女孩儿给睡了。女孩儿有了身孕去找老板要钱，被老板赶了出来。女孩儿的母亲陪她来告状。母女俩告了一个月，也没顶啥。祝永达听罢正在愤愤不平，信访局门前的十几个人突然吵起来了，祝永达走到跟前去一听，原来是告状的和告状的吵起来了。按信访局规定，一天只接待十个上访者，叫号接待。上访的人按到来的迟早排队，排在前边的领上了号，排在后边的人领不上号，只能等到第二天再排再领。有些人排了三天队，连信访局的门也进不去。这些告状的是为领号儿吵起来的。他们互相指责插了队。在这支告状的队伍中，有状告村委会主任欺负老百姓的，有状告派出所的干警打了人的，也有状告老板不开工资的。他们用粗话相互对骂，指责不排队领上了号儿的人。他们谁也不愿意想一想，为什么只发十个号，不发二十个，三十个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告状的？他们把希望全都寄托在信访局了，信访局能给他们解决多少问题呢？
祝永达没有久站，他从原路退回去了。
祝永达是半夜里被人从租住的房间里喊起来的。他被连推带拽地弄上了一辆车，车厢里还塞着几个人，那几个人都默不作声。大约走了有半个小时，他们被喊下了车。进了一间灯光昏暗散发着臭气的房间之后他才知道，他被收容了。二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塞进了几十个人，人们无法入睡，只能坐在冰凉的水泥地板上，垂着头抱着膀子。祝永达一看，他旁边的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冻得瑟瑟发抖，他将自己的夹克脱下来叫老汉披上，老汉不要。听口音，他是甘肃人，他说他到过收容站几次了，老汉告诉他，这一次进来，没有挨打，就算很幸运了。坐了半夜，祝永达一眼也没合，第二天早晨，房间里的人一个一个被叫出去了。喊祝永达的是一个满脸粉刺个子瘦高的年轻人，他被喊进了一间办公室。审讯很简单：
“什么名字？”
“祝永达。”
“住址？”
“西水市凤山县南堡乡松陵村三组。”
“年龄？”
“三十九岁。”
“进城干什么来了？”
“打工。”
“为什么不办暂住证？”
“不知道还要暂住证。”
“你妈的×，你知道啥？”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不要出口伤人。”
“罚款二百元。”
“为啥要罚款？”
“嘴还硬？不想交罚款？那好，现在就送你回去。”
瘦高个子来拽祝永达走。祝永达不知道把他又要弄到哪里去。他已听说，来到这儿，你不交罚款就要挨打。假如这些人把他弄到什么地方饱打一顿，吃了皮肉之苦不说，在西水市怎么呆下去？祝永达咬了咬牙，说他交罚款。
交了罚款以后，祝永达被释放了。当天，他到渭水派出所去办了暂住证。
来到西水市还不到一个月，历经了几件使他痛心疾首或愤愤不平的事情。他深深感到，庄稼人要到这个城市来吃苦卖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更加佩服马秀萍了，他想，马秀萍肯定也是吃过不少苦头的。这个城市不会对马秀萍那么偏爱那么友善。他一定要挺住，干出点名堂来。他坚信，有白享的福，没有白受的苦。
在西水市游转了两天，祝永达发觉用架子车给用户送蜂窝煤这个活儿适合他干。这是一个力气活，很累，很脏。他询问了拉运煤块的民工，只要肯出力一天可以挣十五六块钱。脏和累他都不怕，干这活儿最大的好处是：不愁要不来工钱，而且是自己支配自己，干多了多得，干少了少得。于是，他租了一辆架子车，干起了拉蜂窝煤的工作。
煤厂门前是一面小坡。每一次，当祝永达将一车蜂窝煤从小坡拉上去的时候就大汗淋漓了。他弯着腰，任凭绳索向肩胛上的肉里勒，他的目光只能看见脚底下那一坨子，只能看见从脸庞上滴下来的汗珠。他像牛一样“呼哧呼哧”地喘着气。他默默地计算了一下，他每天足足要走八十里路，将煤块送到用户家中，再给人家端上楼房。城里人在睡梦中，他就起来了；城里人已上了床，他还在回去的路上。
他租住的地方离煤厂不远，住在六七个平方米的油毛毡棚子里。没有床，他从煤场上捡来几张稻草笆子铺在地板上，每天晚上，就在那稻草笆子上睡觉。入冬已深，他身上的热量抵不住水泥地板那张冰凉冰凉的嘴巴的吸吮，半夜里，常常被冻醒，一旦醒来，他蹲在地板上，看着表情冷漠的黑夜和从油毡棚的破洞中向里窥视的冷风再也无法入睡了。他想起了父母亲，大概老人们正在念叨着自己。他想起了赵烈梅，也许，这个闲不住的女人到砖厂给人家搬砖头去了。想来想去的，黎明时分，才有了睡意。
那天，下了一层薄雪，天气特别冷，他就老早收了工，钻进了被窝。躺下没多久，他肚子疼得不行，急忙上厕所。厕所距离他住的地方足足有三百米，他急急地进了厕所，蹲下去解手，刚解完手，进了房间，肚子又疼开了，他又去跑厕所。一个晚上，他跑了十三次厕所。天亮时，浑身烫热，四肢无力，他病了。他叮咛自己，不能躺倒，千万不能躺倒。他咬着牙爬起来，踏着一鸡爪厚的雪，到医院去开了些药片儿。
在这间冰洞似的房间里，祝永达躺了三天。躺在被窝里，他悄悄地流泪了。他想去找马秀萍，到现在，他还没有弄清马秀萍究竟是不是真的爱他。他看重的是感情，渴望得到的也是感情。庄稼人虽然大都是米面夫妻，可是，艰难的日子把他们拧在了一起，他们就是三天吵一次嘴也罢，很少分心。有些夫妻过了几十年，不仅脾气相投了，连长相也相似了。他希望能和马秀萍建立深深的感情。可是，他又想，一个年龄比他小得多的女孩儿为什么要爱上他呢？他值得人家爱吗？他有打动女孩儿的魅力吗？他的存在是不是马秀萍的荣耀和自豪？马秀萍是不是和他逢场作戏？马秀萍说她爱他的话有几成的真实性呢？他从书本上看到过这么一句话：女人是最会说谎的动物。他没有那种体验，就很难相信。也许，这句话是针对城里的女人说的。庄稼人的女孩儿是绝不会哄人的，尤其是关中西府的女孩儿，心实得跟锤子夯过一样。他觉得，他没有必要怀疑马秀萍。可是，目下，他处于这种境况，就愈加自卑了，他是一个失败者，可以说是一无所有。马秀萍一旦看见他这般模样，将怎么想呢？他思来想去，断了去找马秀萍的念头。三天来他没有很好地吃一顿饭，那扯面寡味而难以下咽，为填肚子，他硬向嘴里塞。即使他病倒了，也舍不得多花一分钱买些可口的饭菜。三天以后，高烧退了，他又爬起来去拉煤。
身体虚弱的祝永达动不动就是一身虚汗，一架子车煤从门前的小坡拉上去，要歇几次。他咬着牙，双手紧把着架子车辕，脚板紧抠住路面，那生硬的路面一把大手似的故意将他向后推，他艰难地一寸一寸地向前挪动着。他不能再拉短途了，短途要一趟一趟地将煤块端上楼，那是很耗费力气的。他只拉长途，拉长途回来还有喘气的间隙。那天晌午，他将一车煤拉向民庆路时已是十二点了。四百块煤要送到六楼去。如果他的身体没有病，一趟就提一百块，现在，他一趟提六七十块也觉得心慌气短。他已向六楼跑了五趟，觉得心跳得厉害，眼前头一阵一阵发黑。最后一趟，他将剩下的七十五块煤全部垒上提着向六楼上，上到了五楼，他抬头一看那楼梯，忽然觉得那楼梯在旋转，旋转着向他扑过来了，整个楼房也在颤动，他恶心极了。他一脚踏上一级台阶，身子不由自主向后背去了，他极力要稳住自己，赶紧向前倾。他向前一扑，便跌倒在楼梯上了，手中的煤块自然摔掉了。他从楼梯上滚下去，什么也不知道了。
祝永达苏醒后，发觉自己躺在医院里的病床上。输液瓶里的液体悄无声息地点滴着。房间里空无一人。他在极力回想自己怎么到了这个地方，是谁把他弄到这个地方的，他一点儿印象都没有，头脑里是一片空白。扫视了病房一眼，他明白，自己是躺在抢救室里。他什么也不想了，闭上了眼睛。他困倦极了。
当祝永达睁开眼睛时，只见床头柜上放着苹果、饼干、罐头和奶粉。马秀萍坐在床跟前的小凳子上。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你就不想想，你咋到这儿来的？”
“想不起来了。”
“是我把你弄到这儿来的，你知道吗？”
“是你……”
“我就住在你送煤的那个五楼。”
“啊？原来……”
祝永达将头转过去，他的眼睛在发潮。
“永达哥！”
马秀萍拉住了祝永达的一只手。祝永达的手十分粗糙，虎口上裂开了口子，手上的纹路被煤染得清晰可辨，手掌里结着老茧。他的胡子没有刮，脸上毛毛草草的，面容比实际年龄老得多。马秀萍低头垂泪了：“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了？”
祝永达从马秀萍手中抽出来了，只对她一瞥：“我这样子很丑，得是？是不是很同情我？”
“你呀，病倒了，还这么要强？好好养病吧。”
马秀萍削了一个苹果，再用刀子削成小片儿，给祝永达。祝永达眼睛眨了眨，鼻管里尽管很酸，也没有让眼泪涌出一滴半点来。他从马秀萍手中接过苹果，大嚼大咽。
祝永达在病床上躺了七天，马秀萍在病房里守了七天。祝永达临出院那天，马秀萍给他买了一件皮夹克，一件毛衣，一条裤子。祝永达不穿马秀萍给他买的毛衣，他非要穿自己的那件毛衣和赵烈梅给他织的那件毛背心。马秀萍说：“你那毛衣和毛背心我早就扔了。”祝永达说：“不行不行，扔了也得找回来。”他没有给马秀萍说毛背心是赵烈梅送给他的，他只是说非要找回来不可，马秀萍一看他那急不可待的样子，吭地笑了：“毛衣和毛背心叫汗湿成硬板板了，我叫人去洗，还没有干。”祝永达这才穿上了马秀萍给他买的那一身新衣服。一出医院，祝永达就要走。
“还要去拉煤？”
“拉煤有啥不好？咱是庄稼人，有的是力气，自己挣钱自己花。”
“留下来，留下来在制鞋厂里干。”
祝永达摇摇头：“我不想受制于老板，人一当老板心就黑了。”
马秀萍又笑了：“偏见。你不是也当过松陵村的老板吗？我看你心就不黑。留下来，帮我搞管理，咋样？”
“你现在还是一个人？”
“连你算上不就是两个人了吗？”
马秀萍那期待而渴望的目光几乎占据了整个房间。祝永达渴盼的就是那目光，那饱含情意的目光比任何语言都真诚，都可信。两个人都没有再说什么。四目交投于一瞬间，他们的默契仿佛成熟了的苹果一样落了地。马秀萍慢慢地偎过来了，她将头靠在了祝永达的胸脯上：“永达哥，不要离开我，好吗？”祝永达看着她那略带羞涩的脸庞，看着她那甜蜜蜜的眼睛，抱住了她。
二十九
在一阵又一阵的鞭炮声中，田广荣的楼房开始架楼板了。田广荣是松陵村第一个盖楼房的。祝永达出走后，田广荣第二次当上了村支书。田广荣这一次当支书是由乡党委书记李同舟主持松陵村的党员大会民主选举出来的。四十二名党员参加了党员选举会，四十名党员给田广荣投了赞成票。这四十二名党员中，三十五名党员是田姓。选举之前，田广荣早就吩咐田水祥给田姓人家的党员通了气。这些将田广荣叫做二哥、六爸或三爷的田姓党员一听田广荣又要上台了，大都当面给田水祥允诺：“告诉三爷，我投他的票。”“给六爸说，他当支书田姓人没说的。”“松陵村的事就要二哥干。”其实，选田广荣当支书和选田家的族长差不多。而李同舟在会上说，松陵村的这次民主选举是胜利的，让每个党员充分发挥了民主权利。不知道是李同舟不摸底细，还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再次当了村支书的田广荣没有亏待他的兄弟、侄儿和孙子们，他在“七一”和元旦前夕，两次召开表彰会，给投了赞成票的以优秀党员的名义给每人奖励了一百元的奖品，算是回报。这一次，田广荣冠冕堂皇地当上了村支书。支书盖房不像其他庄稼人需要事事操心，只要他一句话，木材、水泥、钢材、石灰、砖瓦就有人给他拉到工地上来了。给他负责施工的是水泥厂里的一名副厂长。
按照农村里的习俗，架楼板那天，田广荣在家里摆席招待客人。席棚早已搭好了，礼簿设在席棚外面。给田广荣贺喜的有各村的村委会主任和村支书、乡办村办企业的领导，乡机关的干部几乎全都出动了。各村的干部和乡办村办企业的领导纳的礼金最重，少则一百元，多则二三百。田支书盖房，村里人不敢不表示，礼再轻也得买一条十几块钱的被面，买不起被面的庄稼人手里攥着三五块钱缩头缩脑地进了田广荣的门，他们给执笔的村委会会计说，只要写上他们的名字就行了，他们表示不吃这一顿饭。搭在脚手架上的花花绿绿的被面和颜色各异的布料已把楼房四周盖严了。田广荣叼着一支烟，站在院子里，招呼前来祝贺的客人。乡长郑援朝他们几个到了以后田广荣给管事的说：“开席。”在给田广荣贺喜的队伍中没有祝永达，这会儿，他正在西水市。假如，他发现，用在田广荣楼房上的那六根铁管子就是他负责人畜饮水工程时丢失的，他将很吃惊：田广荣嘴上不是说要追查到底吗？他贪污了，也可以说是盗窃公家的东西，嘴上依旧说得那么好听！
坐第一轮席的当然是乡政府的干部和各村各企业的头儿。第一轮席坐毕，田广荣给田水祥说：“你把乡上来的领导和各村的支书领到村委会去休息，给他们找几副麻将，叫他们自个儿玩去。”田水祥说：“你放心，我会安排好的。”田广荣第二次当了村支书后，马志敬辞职不干了，他的两个儿子还没有结婚，他需要钱，作为地地道道的庄稼人，他除了在土地里刨钱，没有其他能耐。他思虑着进雍山，承包被人撂下的山庄。会计祝万良顶替了马志敬这个角色。田水祥被提到村支部当了副书记，这全是田广荣一手安排的。田广荣明白，如今搞基层工作，离不开田水祥这样的二杆子货。田水祥是恶人的菜，好人的害。在恶人面前，他十分顺溜，百依百顺；在好人面前，他耍不尽的威风，施不尽的手腕。村里最棘手的就是收粮收款。田广荣重新上任的第一年，只向农民收了百分之五十的提留款，余下的百分之五十由村办水泥厂给垫支。虽说水泥厂已是一个烂摊子，年年亏损，可田广荣有办法贷来款，他以水泥厂的名义贷款给庄稼人垫支提留款。村民们不管你钱是从哪里弄来的，只要当时不掏钱，就说你好，这种心理状态田广荣是摸透了的。既然自己不掏钱，村里人就说田广荣的支书当得好，比祝永达好。当了村支书以后，田广荣把水泥厂的事全都推给了厂长田兴国了，他算是甩脱了一件烂包袱。而田兴国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企业再烂，一个厂长养得起，他酒席照样吃，小车照样坐，歌厅照样逛。
第二轮开席没多久，出事了：淋石灰的坑里淹死了一个娃娃。第一个目击者是田水祥。田水祥将那一帮人安顿好之后从村委会急急地回来照料这边坐席的客人，田水祥不想多走路就绕到席棚后面去，想从后面顺着墙根进门。淋石灰浆的坑就在墙根下，他想绕进门就必须从这坑前经过。田水祥无意中向坑中一瞅，只见石灰水中漂浮着一个小娃娃，田水祥失声呐喊：“谁家的娃娃？谁家的娃娃掉到淋灰的坑里去了！”坐席的人一听田水祥的喊声失了调，一声比一声紧张，一声比一声恐怖，放下筷子涌出了席棚。他们挤到这坑前，手忙脚乱的，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候，田得安掂来了一把木梯，他将梯子下到坑里去，人顺着木梯下去，把娃娃抱上来了。娃娃已经浑身冰凉，没有一丝气息了。赵烈果和田玉常挤进人群中一看，两个人吓得脸色白如灰浆，赵烈果叫了一声拴娃，立时昏倒在地。这娃娃是赵烈果姑家表弟的儿子，才两岁半。是赵烈果将娃娃带到松陵村来看管的，他们坐席时，娃就在跟前，娃只吃了两口菜，要出去玩，赵烈果让娃出了席棚。围在四周的人说，赶快把娃向医疗站抱。田水祥从田得安手里接过娃娃，抱着向医疗站跑。田玉常、赵烈梅和薛翠芳在后面紧撵着。
娃娃抱到医疗站，祝正平用听诊器听了听，摇了摇头。田水祥还在问：“有救吗？”祝正平说：“没事了，没一点儿事了。”赵烈梅一听，抱起娃娃，放声大哭。田玉常失去了常态，他抓住祝正平的手臂不停地摇动：“祝医生，救救娃吧！”
田广荣从院门里出来一看，坐席的人都从席棚里出来了，他问管事的是咋回事？管事的说：“有一个娃娃掉到淋石灰的坑里了。”田广荣问：“是谁家的娃娃？”管事的说：“还不知道。”田广荣说：“没事没事，大家进去吃饭吧，喝好，吃好。”等坐席的人进了席棚以后，田广荣将管事的叫到一边训斥：“你看你，是咋招呼客人的？不就一个娃娃么，大惊小怪啥？”管事的说：“田水祥喊了两声，人就乱了。”田广荣说：“这二杆子，连个轻重缓急也分不清，今日个的大事就是我待客。”田广荣叮咛管事的坐下一轮席时千万不要乱套。管事的连声说：“田支书放心，田支书放心。”
薛翠芳第一个从医疗站回来了，薛翠芳边走边擦眼泪。进了院门，几个妇女围住薛翠芳问娃娃咋样了？薛翠芳只是不停地抽泣。那几个妇女已知道是咋回事了，她们不再问了，围拢着薛翠芳叹息，薛翠芳擦了擦眼泪说：“多乖的一个娃娃呀！咱真是造孽了。”
等第二轮席坐毕，田广荣给田水祥说：“叫马子凯把曲子队里的人召集一下，在院子里念几段曲子。”田水祥说：“你看不念行呀不？”田广荣说：“不行，要念哩。”田水祥说：“那娃娃被石灰水呛死了。”田广荣说：“娃娃呛死了和我盖房有啥相干？你叫去，快去叫马子凯。咋能扫我的兴？”田水祥不敢犟嘴，他拔腿去叫马子凯。
坐毕第一轮席，马子凯就回家了，他新买了一本《容斋随笔》，正在翻看《朱梁轻赋》那一篇，田水祥来叫他去给田广荣念曲子。马子凯还不知道娃娃被呛死的事，他说：“人怕是难组织到一块儿。”田水祥说：“有几个人叫几个人算了，田支书已经发脾气了。”马子凯以为田广荣是给他发脾气的，他说：“你去给他说，我身体不好。”田水祥说：“子凯叔，你不去，我交不了差，你硬撑着去给念几段子。”马子凯不乐意给田广荣凑热闹，在马子凯的眼里，现在的田广荣已经不是原来的田广荣了。那时候，田广荣能够坚持公道，有给老百姓办事的热情，是个正人君子。这几年来，他变了，变得不像庄稼人了，尤其是田广荣的以权压人，滥施淫威使他很反感。他说：“水祥，你去，我喝几口茶一会儿就来了。”
马子凯只叫来了五个人。摊子铺开时，第三拨客人已坐毕了席。他抱起三弦，拨动了丝弦，曲子开念了。尽管乐器没有上齐，那悠扬的曲牌声依旧如同三月天一样明朗。
当欢欢乐乐的曲子声在街道上飘飘扬扬之时，田玉常家里悲声大放。赵烈果苏醒过来之后，寻死觅活，又是抓头发，又是捶胸脯，任凭她怎么作践自己也救不了娃娃的一条性命。赵烈梅抱住了姐姐，默默地垂泪。赵烈果号啕大哭。姐妹俩哭抱成了一团。田玉常站在院子里不停地擦眼睛。几个小时前还活蹦乱跳的娃娃说没就没了，这真是祸从天降啊！
当姐妹俩冷静下来之后，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向表弟交代呢？赵烈果两口子气得躺倒了。要给表弟把这事捅破，还得田水祥两口出面。田水祥和赵烈梅商量了一下，当天晚上到了青化镇的赵庄。临出门时，田水祥带着鞭子，被赵烈梅一把夺下了：“你带它干啥呀？”田水祥说：“带上好。”赵烈梅说：“好你娘的脚！”赵烈梅要折鞭杆被田水祥拦住了：“我不带还不行吗？”
进了表弟家的门，赵烈梅话未出口，泪水先流了。表弟和弟媳问赵烈梅究竟出了什么事，赵烈梅含泪将孩子之死吞吞吐吐地说了出来。弟媳一听孩子没了，立时气昏了，她醒过神后，从门里冲出去，哭哭喊喊地要去松陵村。表弟一听，娃娃是掉进田广荣淋石灰的坑里呛死的，当即要纠集赵庄的人去松陵村找田广荣算账。田水祥说：“你不知道我们田支书的为人，你惹不下他，就是有理也惹不下。”表弟说：“我的娃娃是掉在他的坑里呛死的，他能不管？”田水祥说：“他也没说不管，你一闹就把事给闹瞎了。”表弟说：“不行！我不能叫他安安然然地盖楼房，他得给我们一个说法。”田水祥极力劝表弟，表弟一句也不听。使田水祥担忧的是，一旦表弟闹出了什么事，田广荣会疑心是他从中挑唆的。田水祥和赵烈梅一看劝不住，连夜赶回了松陵村。
第二天早上，赵烈果的表弟纠集了赵庄的一帮人到松陵村闹事来了。这是田广荣预料之中的事情。表面上，他毫不在乎，依旧有条不紊地盖自己的楼房，心里一直在盘算着怎么把这件事摆平。他知道，青化镇的人不好对付，那里的庄稼人动不动就聚众闹事大打出手，假如青化镇的人来闹，他肯定要吃亏。在赵烈梅两口去青化镇的时候，田广荣去了南堡乡派出所，他把估计将要发生的事情给章所长说了一遍，请求章所长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章所长说：“田支书，你放心地盖你房，你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了，看他谁敢来胡闹？派出所不保护你保护谁？”这一帮人还没有进村前，南堡乡派出所里的五名公安干警就来了，他们把摩托车横在村口，坐在车上悠闲地抽烟。赵庄的人一看这阵势，汽车是开不进村子里去了，他们在村口下了车，举着铁锨镢头向村子里冲。五名公安干警急忙去阻拦。青化的庄稼人一拥而上，将摩托车掀翻了，他们喊着叫着向前冲。五名公安干警抵不住这两卡车上冲下来的八十多个农民，他们只好节节后退。章所长抽出枪来，鸣枪警告。这一帮人毫不畏惧，继续向前冲。五名公安干警全都抽出了枪，他们不再鸣枪警告了，他们来了真的，五支手枪朝着冲在前排的人的脚底下胡打，碎土块扑扑地乱飞，这一帮人被吓住了，他们站在街道上不知如何是好。有一个年轻人举起铁锨喊：“不要怕，夺他们的枪！”话音刚落，章所长朝年轻人的脚面上来了一枪，年轻人即刻被撂倒了。这一帮人这才站住了。双方正在僵持着，两辆小车进了村。一辆车上下来的是青化镇的镇长和政法干事，另一辆车上下来的是赵庄的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这四个人喊的喊，劝的劝，闹事的这一帮人停止了骚动，他们将受了伤的年轻人抬上了车，灰溜溜地走了。留下了赵烈果的表弟和两位农民代表参与处理这件事。
淋石灰的坑里呛死了一个娃娃，田广荣觉得自己十分倒霉，本来高高兴兴的事情给搞砸了，搅乱了，他窝着一肚子火气。还没等赵烈果和青化镇的人开口，田广荣就大发雷霆，给在场的人一个不挨毛。他大骂田玉常两口不操心带孩子，将孩子掉进了他的石灰坑，给他带来了霉气不说，还撺掇青化镇里的人来闹事。他将责任推在了田玉常身上，言下之意是田玉常两口子心术不正，故意给他使绊子，故意给他找茬儿，影响了他盖楼房。田广荣乱骂了一通后说：“你们看着办吧，事情不论弄到什么地方去，我都奉陪到底。”田广荣拧身走出了村委会办公室。他把参与调解的人就不在眼里放。
其实，青化镇的代表也不想给田广荣找多少麻烦，他们大概知道要搬倒田广荣这个“山大王”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们提出，由田广荣赔些钱，了结此事。田水祥到隔壁房间里去给田广荣说出了青化人的意思，田广荣一听，就骂田水祥：“你是猪脑袋吗？啊？这是几个钱的事吗？连是非也没弄清，你让我把灯盏向怀里揣？叫我掏啥钱？我看这事是你给挑唆大了的。”田广荣果然把事向田水祥身上推。田广荣说：“你去给他们说，不给，一分钱也不给，他们不服，就到县法院告我去，我不盖房了，和他们把官司打到底。”田水祥挨了一顿骂，他是劁猪割耳朵——两头受罪，还得充当和事佬。他回到办公室，给青化的人说：“田支书的口气硬得很，他不接受这条件。”青化的人说：“不管他口气多硬，叫他在场上来，咱把话说开，说亮清，事情总得画个圆圈，割杀清楚。”田水祥又到了隔壁房间里见田广荣，田水祥说：“你再想一想，青化镇的领导也在场，你这么走了，人家回去后会咋说？你就是有理也得听人家把话说完。”田广荣大概觉得田水祥的话有道理，他第二次到了场上，理直气壮地说：“我要盖房，就要挖坑淋石灰，我的坑没有挖在大街上，没有挖在人行道上，我的坑挖在我的墙根下，大家都是讲道理的人，大家说说，我的坑挖错了吗？”青化的人说：“你就是有理，也不能把话说尽，事做绝。”田广荣接着说：“不是我说话馋火做事厉害，赵烈果两口只顾吃饭，不管娃娃，让娃娃掉进去，这事无论叫谁来听一听，责任也在赵烈果两口。松陵村人都将娃娃撂进我淋石灰的坑，都叫我掏钱，我还活不活？”田广荣把话说得很绝了。青化镇的一个代表说：“我们不说责任了，你拿几个钱把事了结了算了。”田广荣说：“这话连三岁娃娃也哄不了，我拿了钱就等于我有责任，既然我有责任，就不是掏几个钱的事，我宁愿赔上人命价，也愿意去蹲监狱。”青化镇的人一听，田广荣满嘴是理，好像死了人和他毫无关系。他还用大话夯人，似乎死十个八个他也担当得起。青化镇的人一看是这样，就劝赵烈果的表弟息事宁人算了。赵烈果的表弟觉得他不能这么把娃娃白白地撂了，他的理由是，如果田广荣不挖这个坑淋石灰，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令他愤慨的是，田广荣不把一条人命当回事，说话口大气粗，咄咄逼人，似乎是他没了孩子活该。赵烈果的表弟指住田广荣说：“理尽叫你占了？松陵村那么多人，我咋不找别人？你挖坑就是为了害人的。”田广荣一句话也不说，只顾抽烟。赵烈果的表弟用手拍着桌子：“你把松陵村人当软柿子捏，死十个八个，你不管能行，我娃的命不能白撂！”田广荣还是不开腔，他捏灭了烟，又向外走。青化镇的代表说，田支书你别走，咱慢慢商量。田广荣说：“你们商量，我屙屎去呀。”田广荣的傲慢和蔑视把在场的人气得咬牙切齿。事情没有谈出个结果来，只好暂且搁下了。
几天过去了，薛翠芳为那个呛死的娃娃而伤心，出了这事，她觉得心里难以安宁，有一种强烈的负罪感。她给田广荣说：“人家那么乖的一个娃娃说没就没了，咱拿几个钱也应该。”薛翠芳一边说一边抹眼泪。田广荣说：“你看你，咋那么糊涂？也叫我把灯盏向怀里揣？呛死娃娃怪我，得是？”薛翠芳说：“我没说怪你，人家娃娃有一条命呀，你就不想人家当爹当娘的心里是啥滋味？”田广荣说：“不是我不拿钱，我拿了钱，青化人还以为责任在我。等事情凉下来之后，我会拿钱的。我拿钱要拿个道理，我要叫青化人知道，我田广荣不是糊涂虫，我拿钱不是赔人命价，我拿钱是可怜他们。”薛翠芳说：“你呀，对啥事都要动脑筋，都要替自己打算，人家没了娃娃，你还要落一个好名声。”田广荣说：“我不动脑筋能行吗？我不动脑筋早被人卖了背绑猪娃了。”
二层楼房的框架工程完成了，剩下了内装修，院门前的那个淋石灰浆的土坑也填了。那天，田广荣把田水祥和祝万良叫到了跟前，他拿出来四千元交给田水祥，叫田水祥和祝万良把钱送给赵烈果的表弟。田水祥一看那么多钞票，惊讶得瞪大了双眼：“你当真要给他们？”田广荣说：“你认为我田广荣是黑心肠，没人情世故，得是？我知道，人心长了天理长。我也知道人家娃娃丢了一条命。我拿不出十万八万，这点钱算是心意吧。”田水祥说：“田书记是菩萨心肠，做了多少善事，松陵村人都知道。”
田水祥和祝万良当天把钱送到了青化镇的赵庄。赵烈果的表弟和弟媳听说是田广荣给的钱，坚决不收。赵烈果的表弟说：“我们一分钱也不要，娃娃也没有了，要钱干啥呀？”田水祥说：“这也算是田支书的一点心意。”赵烈果的弟媳说：“他就把我们没当人看。娃娃呛死在他门前，他不管不顾，心肠那么狠，还想落个好人？”田水祥放下钱要走，这两口将钱硬塞进了田水祥的提包里了。
回到松陵村，田水祥给田广荣如实地说了钱没送出去的经过。田广荣一听，叹息道：“我算是做到仁至义尽了，他们不领情，也就算了。”
赵烈果的表弟和弟媳咽不下这口气，他们将田广荣告到了法院。法院里的一个法官问这两口：你们告人家什么？人家犯了什么法？赵烈果的表弟说：“告他草菅人命。”法官说：“证据呢？”赵烈果的表弟说：“我的娃娃死了，还要什么证据？”法官说：“是田广荣害死的？”赵烈果的表弟说：“是他害死的。”法官说：“证据呢？”赵烈果的表弟无话可说了。法官说：“你们去找县信访局吧，这事和法院没关系。”法官将他们推出了门。
这两口只好来到了县政府。他们在县政府院子里坐了半天，总算找到了县政府的一位办公室副主任。他们说要找县长。副主任问他们有什么事。赵烈果的表弟就将呛死孩子的事说了一遍。副主任说：“这事就不用找县长了。依我看，责任没在人家那个村支书身上。”赵烈果的表弟一听，心里想，这位副主任和田广荣是官官相护。他是三九天穿单衣——心凉透了，问道：“那你说，责任在谁身上？”副主任说：“你也不要追问我，我说错了，你就别听。你们去找信访局，他们管这号事。”
这两口一看，这位副主任是一脸的漠然，就知道那是推话。赵烈果的弟媳给丈夫说：“咱回去吧，不找了，他们这些人都是一样的，咱就是找到天上去，也不顶事。”赵烈果的表弟叹息道：“就这么了了？”赵烈果的弟媳说：“咱有啥办法？”
这两口很失望地回到了赵庄。
没了孩子，赵烈果的弟媳整天哭哭啼啼，茶饭不思。终于有一天，她穿了一身白孝布，喊叫着儿子的名字走上了街道，走到人多处，她将孝衫一脱，裸着一对奶头，手舞足蹈。赵庄的人扼腕叹息：这女人给气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