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父亲做寿本来就是儿女们的事，马英年一看父亲坚持要做，就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备。
马子凯要做六十大寿的消息在松陵村像风一样刮开了。但他的做寿竟然成为松陵村一些人的难题，他们不知道如何应对了。薛翠芳就是一个，为了这件事，她来讨教田广荣。
“你听说了没有？马子凯做寿要招待全村人？”
“听说了。”
“你说该去还是不去？”
“咋能不去呢？”
“你也去？”
“当然去。”
“马子凯是……”
“他就是地主、反革命分子，咱也要去。现在不是老人家那时候，不讲阶级斗争了。”田广荣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你就是为这件事来找我的？”
“是呀。”
田广荣身子向后一仰，脊背靠住了椅子，目光显得很散漫。薛翠芳一看田广荣的神色不对头，就乞乞吭吭地说： “我还有一件事……”
田广荣的身子动了动，瞟了薛翠芳一眼：“还有啥事？”
本来，薛翠芳不打算说这件事，她一看，田广荣对马子凯做寿的事兴趣不大，就把装在心里的话说出来了：“马生奇要和我离婚。”
薛翠芳话一出口，田广荣站起来了，他放下了手中的茶杯： “他现在就要和你离婚？”
“就是呀。”
“不能离婚，现在还不能离婚。”
“为啥？”
“再拖一拖。”
为啥还要再拖一拖？这样拖下去，对自己有啥好处呢？薛翠芳心里很纳闷。可她明白，虽然田广荣没有正面回答她，他肯定有自己的想法。既然田广荣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她就是再追问，也不会问出结果来。田广荣做任何事情都是有板有眼，对任何事情都不会轻率表态。她的事也就是他的事，她必须听他的。薛翠芳对田广荣很放心。
“就这样吧，你先拖住他，稳住他。”
田广荣像是给他的手下人吩咐事情，口气不容置疑。薛翠芳还能说什么呢？
马子凯家里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气氛。院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原来的檐墙重新用白土抹了一遍，散发着泥土的清新气味，窗户纸是新糊上去的，院门和房子门上贴着红帖子剪的“寿”字。灶房前又盘了一个锅灶，灶眼门口堆着一大堆劈成碎绺绺的干硬柴，两个从南堡村请来的厨师已经把该煮的肉下到黑老锅里去了，猪肉的香味儿烟一样从院子里袅袅而上。几个帮灶的年轻女人一边择菜一边嘻嘻哈哈。席棚搭在院门前。助兴的除了西府曲子队，还有一台皮影儿戏。谁来一看，都知道这是过大事的派头。
农历十月十六日清早，天还没有亮透，支在马子凯家院门前的高音喇叭就吼开了秦腔。赶着坐第一拨席的庄稼人洗了手脸向马子凯家走去了。马子凯剃了头，修理了胡子，上身是一件藏蓝色的新中山服，裤子是黑颜色，脚上的布鞋是朱乖巧给他新做的。他站在院子里，笑眯眯地迎接提着点心或者麻花的亲戚和村里的庄稼人。
八点半了，该到的人大都到了，马英年催着要开席，马子凯说：“再等一等。”马英年说：“早晨的臊子面是流水席，谁先来谁先坐。”马子凯说：“叫你等，你就等，急啥哩？”马英年明白，父亲是在等一个人，这个人是否能来非同小可。这个人就是村支书田广荣。过事的前两天，马子凯就打发马英年登门去请了一回田广荣，田广荣答应马英年，他一定来。他究竟来不来，马子凯还摸不准。他知道，田广荣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是两码事，答应了不等于就要来。马子凯之所以要叫儿子等，当然希望他能来。田广荣的到来，不但说明他能“请”得动他，也将证明，田广荣没有任何理由仇视他，蔑视他。他和他是平等的。田广荣和他斗争了大半辈子，顶什么用呢？
马子凯从院子里走到了院门前，他那焦急不安的样子和往昔的马子凯判若两人。祝正平能看出他的心事，他给马子凯说：“你不要再等了，田广荣肯定来。”马子凯似乎有点不大相信：“你咋知道的？”祝正平用鼻子哼笑了一声：“田广荣今日不来，就不是田广荣了。”祝正平的话还不能使马子凯放下心，他不时地朝村子东头张望着，张望着。来了，田广荣果真来了，那走势，那派头，那秃顶，就是田广荣。马子凯老远看见了，他迎上去了。田广荣的步子依然那么利索那么稳健，他从从容容精神抖擞。马子凯显然有点沉不住气，他急急忙忙地走上前去，叫了一声田支书，从田广荣手中接住了礼品，给了站在身旁的马宏科。他拉住了田广荣的一只手，田广荣随之也把另一只手伸过来了，于是，两双手握在了一块儿。这是两双强有力的手，这是两双个性鲜明的手，这两双手分别很潇洒地书写过各自辉煌的人生史。一双手曾经握过各种农具，握过笔杆子，握过枪杆子，曾经在三四十年代的凤山县果断地挥动过；一双手也曾经和锄把犁把打过交道，曾经十分周到地抚摸过松陵村的每一寸土地把握过它的脉搏，曾经挥洒自如地指挥过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庄稼人。这两个分别站在两个阵营里的强汉子，两个做了三十年敌人的农民，在这个初冬的早晨走在了一起站在了一起双手握在了一起。田广荣先开了腔，他不再像呵斥牲口一样呵斥马子凯了，他面带着笑：“马老，给你祝寿了。”马子凯竟然有点结巴了：“田支书，快，快入席，大家都在等你。”
田广荣和马子凯坐在一张席桌上共用一桌饭，使在座的松陵村人非常注目：这是他们几十年来第一次目睹这样的情景。他们大概想不到，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会在一个早晨完成，他们从松陵村这两个强人身上感觉世事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人们一边吃，一边唧唧喳喳地议论着。田广荣举着酒杯说：“我敬马老一杯，祝马老健康长寿。”马子凯站起来了，同桌的人站起来了。马子凯握住酒杯的手颤抖着，酒水从酒杯里撒出来，他和田广荣碰了杯，连声说：“高兴高兴，田支书喝，大家都喝。”
有一个人没有来给马子凯祝寿，这个人就是马子凯所在的生产队的队长田水祥。第一拨席坐毕了，马子凯一看不见田水祥，就叫人去找他，回来的人给马子凯说，他家里的门上着锁，村前村后不见田水祥的踪影。马子凯问赵烈梅，赵烈梅说：“你不要管他，马叔，那就不是人抬举的东西。”马子凯觉得，田水祥一个人不来，并不碍事，也就作罢了。
清早起来，赵烈梅要去给马子凯帮灶，田水祥想拦她，却不敢张口，闭门时，故意将门拉得很响，出了房子门，一脚踢翻了一只小凳子。赵烈梅不理他，头也不回地出了院门。
田水祥没有去敲上工钟，他知道，敲了也是白敲，今日个不会有人出工劳动了。他在家里枯坐了一会儿，到父亲的坟地里去了。田水祥临出院门时，没有忘记从厦房的檐墙上取下来那根鞭子。鞭子颜色黄而带灰，像小拇指头那么粗，环儿拧得很紧凑，很细致。这根鞭子是去年春天里皮匠给生产队里合绳时用牛皮上的边角料合成的。田水祥毫无道理地特别喜欢鞭子。他满月时，母亲拿来了一根鞭子和一支毛笔，由他去抓。农村人由此来判断儿子日后的作为。田水祥的一只小手伸出去抓住鞭子不放。母亲去掰他的手，他反而将鞭子向嘴里去塞。田绪娃一看，说道，看亮清了，咱的娃生来是打牛后半截的。田水祥刚学会走路，一看见父亲的鞭子就抓住不丢手。后来，他读书了，每天去学校时，肩上背着书包，手里拿着鞭子，出了院门，就在街道上甩。老师将鞭子没收了，他自己拧，用烂布絮拧，用烂麻绳拧，榆树上剥下来的树皮瓤子，他也能拧成鞭子。他拿鞭子不是为了吆牛打狗吓娃娃伙，用赵烈梅的话说，他手里不攥一根鞭杆尻子痒。结了婚，他和赵烈梅去雍山里看望岳父岳母手里也提着鞭子。走夜路，或者晚上去开会，手里的鞭子自然是少不了的。他和赵烈梅去赶集时拿着鞭子，赵烈梅把鞭子从他手里夺下，鞭杆折成了两半，鞭子被扔向麦地里。到了集市上，他什么也不买，先买一条鞭子拿在手里。一走上街道，田水祥就开始甩鞭子，“叭，叭，叭”！干燥而凄惶的响声一路未断。到了坟地里，他“扑通”坐在地上，他一腔愤懑一腔怨恨，心里像着了火似的。他觉得，他对不起做了几十年贫协主席的父亲，父亲和马子凯、和松陵村的阶级敌人斗争了一辈子，对于马子凯那样的人，父亲一辈子都见不得，到死也没有宽恕，他的阶级路线很清，不要说吃马子凯的饭了，连他家的水也不肯喝一口。可现在，父亲走了，田广荣腿软了，转扇子了，他没有能力扭转松陵村的局面，这是他最痛心的。他相信，现在这种局面只是暂时的，阶级敌人到啥时候都是阶级敌人，马子凯终究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田广荣也有回头转意的时候。在马子凯面前他是钢巴硬气的，不会像田广荣那样软溜溜的。他坐在坟地里，面对着一大片坟墓，面对着初冬晴朗无垠的天空，越坐越孤单，好像是松陵村的所有人把他一个划入了“另类”，将他孤立起来了。他掏出了火柴，点上了一锅旱烟，顺手把火柴扔进了坟地里的荒草中，干枯的荒草一见火便蓬蓬勃勃地燃烧起来了，从这块坟地烧到了那块坟地，不一会儿，一大片坟地里的荒草都着了火，荒草燃烧时发出的响声生硬、粗糙，像针尖一样直刺他的心底。田水祥举起鞭子向火上甩打，火不但未被打灭，反而越烧越旺了。田水祥心中有点害怕，一路小跑着出了坟地。
当马子凯和田广荣碰杯的时候，田水祥回到了家里。已经到了吃早饭时节，锅冰灶凉。他懒得自个儿做饭，从蒸笼里抓了一块冷馍，倒坐在门槛上啃完之后，喝了半碗开水，觉得舒舒服服的。挂在檐墙上的鞭子毫无生机，十分猥琐，像被女人掏空了身子的色鬼。马子凯家里播放的秦腔戏飘过来，像火星一样在他的院子里溅得到处都是，田水祥想躲也躲不掉。他走到后院里，对着呆滞的土墙骂道：“狗日的地主！你狂，看你能狂几天？”
吃毕晌午饭，临撤最后一席时，马子凯给赵烈梅叮咛，叫她回去的时候给田水祥端一碗热菜，拿几个白面馍馍。赵烈梅愉快地接受了。马子凯还是不放心，他到灶房里去，眼看着厨师盛了半碗红烧肉半碗热菜，把碗递到了赵烈梅手中。马子凯说：“馍馍你自个儿去拿，多拿几个。”赵烈梅说：“马叔，你心肠多好呀！你不知道，水祥就是狗肉不上案板。”马子凯说：“水祥没来，我操心着哩。我高兴，叫大家都高兴。”
赵烈梅提着肉和菜，高高兴兴地回去了。她解开用蒸布包着的碗，叫田水祥趁热吃。田水祥说：“地主家的饭我不吃。”赵烈梅说：“你吃，你吃了毒不死你。”田水祥说：“我吃了地主的饭，嘴就烂了。”赵烈梅说：“你真是叫花子命，天生下来是要饭吃的。人家田广荣都能吃，你就不能吃？你是谁？”田水祥说：“田广荣是田广荣，我是我。田广荣是狗，我是贫农。”赵烈梅说：“你才是×硬尻子松，你当着田支书的面，能给人家跪下，背地里说人家坏话，算个啥男人？”赵烈梅骂骂咧咧地走出去了。
赵烈梅走后，田水祥端起碗，将碗里的菜和肉倒进了猪食盆。
赵烈梅从马子凯家里提回来了一桶泔水，准备用泔水给猪和食，她一看，田水祥将肉和菜倒掉了，就骂道：“你真是田绪娃日出来的，和你先人一个样子，不是人抬举的东西！”田水祥蹲在了院门外，装作没听见。赵烈梅拿了一双筷子，从猪食盆子里把那些红烧肉一片一片拣出来，她一边拣，一边说：“你看你看，多可惜呀，把这么好的肉就给倒掉了！”她的目光紧盯着那些肉片儿，仿佛要用眼神把它们串起来。她将拣进碗里的肉片儿用清水洗了洗，准备叫娃们放学回来吃。几十年了，这一家人哪里见过这么多红烧肉？不要说吃，看一看，也解馋了。赵烈梅将红烧肉洗干净后，放在了锅里。
祝义和多喝了两杯，回到家里，倒头就睡下了。一觉睡醒，天还没有黑，薄薄的夕阳从屋顶上射过来落在了对面的墙顶上。悠扬的西府曲子声和痛痛快快的秦腔从马子凯家飘过来在院子里回荡。祝义和爬起来，喝了几口茶，坐在院子里吃烟。祝永达回来一看，父亲一个人守在家里，就说：“你不去听曲子？”祝义和说他不去。祝永达说：“等你过六十岁生日时，我也要给你做寿。”祝永达能理解马子凯为什么要做寿，马子凯不是为了铺排、炫耀，他是为了挽回往昔失去的尊严。祝义和说：“娃呀，你千万不要有那个念头，咱人模人样才有几天？咱不能太张狂，我看你子凯叔今日个太张狂了，张狂了不好，一村人的眼睛盯着他，谁知道人家给他安的是啥心？人没长尾巴，难认得很，你就没看，田水祥没有来，七队、六队、五队没来的人不是一家两家。我是替你子凯叔担心哩。”祝永达说：“你一辈子了，总是担心怕事。咱本来就是人，就该人模人样地活着，我看，我子凯叔做得对，人家有文化，见过大世面，做啥事都有尺码，不会胡来。都像你一样，前怕老虎后怕狼，一辈子还能干成个啥事？”祝义和本来想告诫儿子，反而被儿子呛了几句，呛得他心里痛。他叹息了一声，磕了烟灰，提着烟锅，向院门外走出去了。这时候，吕桂香回来了，她一看祝义和沉着脸，和她也不打招呼，径自向外走。进了院门，她问儿子，是咋回事？祝永达说：“我叫我爹去听曲子，他不去，我说了他几句。”吕桂香一听，说：“你爹的脾气你还不知道？他昨晚就跟我唠叨，说你子凯叔是胡闹哩。你爹做啥事都思量，他心里搁不住事。”祝永达出去要找父亲。看来，父亲心中的阴影一时间抹不掉。堆积在父亲心中的“害怕”如同冰块一样，暂且是消融不了的，多少年来，父亲一直生活在“害怕”之中，“害怕”将父亲伤得太厉害了。他想和父亲坐下来谈一谈，叫父亲仰起头来、毫不畏怯地做人。他想告诉父亲：不要再“害怕”，即使政策有什么变化，他们也是堂堂正正的人。况且，依他看，他们不会再一次被“另类”的。吕桂香说：“你不要管他，叫他自个儿去走走。”
祝义和走出了村街，一直向村子北边走去了，他在躲避那轻快的西府曲子声和吼叫着的秦腔。可是，欢乐的声音一直紧撵着他尾随着他将他追到了半坡。等那些声音彻底地从耳膜里消失了，他才放慢了脚步。他已经承受不起大喜大悲大起大落了，很愉快的事情或者很悲痛的事情都会给他带来深刻的刺激，他祈求的是平平淡淡安安稳稳，因此，他觉得马子凯没有必要把生日过得那么铺排。你一铺排，有人就想收拾你。树大招风哩。人都怕别人的烟囱冒烟，一冒烟，就想给堵住。虽然现在不讲成分了，有些人还把你当地主看，恨不得把你压到水底里去。我知道你不是卖了麦草烧蒿子——图烟劲。你就等不得走走再看了？心脾太紧了要吃亏的。祝义和边走边思忖，他抬起头来看时，已经快到公坟地里了。毕竟是冬天了，迎面吹来的风硬邦邦的，跟树皮一样粗糙。秋播时，雨水好，地里的麦苗儿出得很齐，长得也不错，来年肯定是个好收成，这才是祝义和最关心的事情。看看这一片新出的麦苗，祝义和忧郁的心境有了些改变，他在脸上抹了一把，挺了挺胸，放开了步子。
九
火红的太阳剩下了半边脸，流光溢彩的晚霞装扮着春天的田野。祝永达老远就看见，走在他前面的好像是马秀萍。他猫下腰，向前猛蹬着自行车。走到跟前，他一看，果然是马秀萍。他跳下了车子。
“秀萍，放学了？”
低眉垂眼的马秀萍侧目一看是祝永达，挎在书包上的那只手取下来，双手交叉着，站住了。她那模样，天真而甜美。
“秀萍，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我带上你回。”
马秀萍似乎迟疑不决。祝永达瞟了她一眼，和一年前在松树下看见的她相比，女孩儿长高了，长了胸部，也长了臀部，十五岁就成大姑娘了。祝永达有些尴尬，他以为马秀萍拒绝了他的好意，没有再强调，跨上了自行车。在他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马秀萍突然跳上了自行车后座，自行车的车头扭了几扭，几乎栽倒在路上。他用力稳住了自行车。马秀萍双手抓着他的肋间不放。她的身子紧偎着祝永达的脊背。
村里的老兽医患了中风，田广荣问祝永达愿意不愿意兼干兽医，祝永达不假思索就答应了。既然失去了做医生的机会，当一名兽医，也是对他的心理补偿。况且，这件事是田广荣提出来的。就像当年他不叫他当赤脚医生一样，这件事一经田广荣说出来，他就非去不可了。祝永达当上了村里的兽医，在公社兽医站培训学习，每天吃毕晚饭才回松陵村。在公社到松陵村的这条路上，祝永达走了一个月，每天傍晚，他在路上都要遇见从公社中学放学回家的一帮学生，有几次，他想和马秀萍说说话，可是，马秀萍和她的同学在一起，使他觉得难为情。他一想到要将马秀萍叫住，心里竟然有点慌，脸上似乎也有点烧，仿佛要做出什么不光彩的事情来。于是也就作罢了。今天，马秀萍单独而行，使他有了和她说话的机会。
“你每天都回来得晚？”
“嗯。”
“读几年级了？”
“初三。”
“明年就要上高中了。”
“嗯。”
“你爸对你咋样？还那么凶？”
马秀萍不吭声了。祝永达回过头去扫了她一眼，只见她的目光直直地看着村子后面的雍山。和她的同学相比，马秀萍多了几分卑怯，她是第一次坐别人的自行车，很不自在，似乎目光也无处搁了。过了一会儿，她说： “我们家里的事外人不知道，我爸就是那脾气，不能全怪他。”
“噢，照你说，怪你妈？”
“也不全怪我妈。”
那究竟怪谁？祝永达不能再问了。他感觉到，马秀萍有难言之苦。女孩儿已谙事理了，父母亲无休止的吵吵闹闹残酷地伤害了她的自尊，这是她一辈子也不愿意提及的话题。如果不是祝永达，换了别人问她，她连一句也不会说，这事儿一提起来，她就伤心。
车子到了村口，马秀萍从自行车后座上跳下来了。她对祝永达说，剩下的路，她走回去。祝永达明白，马秀萍不愿意被村里人看见她坐在一个大男人的自行车后座上。这是一个有心计的姑娘！不，她不仅仅是有心计，祝永达忽略了马秀萍的害羞。她害羞时就不由自主地将手挎在了书包上，垂下了眼。似乎连马秀萍也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在祝永达面前这么害羞？
祝永达第一次觉得，这段路和时光一样短暂，他和马秀萍还没有说几句话就到了家门口。真是有点意犹未尽。
“秀萍。”
马秀萍抬起了眼。
祝永达嘴张了张，却不知从哪儿说起。
“你明天还去学校吗？”
话一出口，祝永达就觉得，他问得真有点可笑。
“明天才星期二，咋能不去呢？”
“我是说，我明天还要去兽医站学习。”
又是多余的话。他去兽医站学习和马秀萍有什么关系？
马秀萍一只手依然挎在书包上，她“哧”地笑了。
“那你快回吧。”祝永达无奈地说。
马秀萍已经走开了，祝永达朝她背身说：“好好读书，将来考个好大学。”
马秀萍回过身来说：“我知道。”
祝永达不是看见而是感觉到，马秀萍还了他一眼。马秀萍给他那一眼时，面部飞上了红晕，双眼轻轻地一笑，垂下了乌黑的睫毛。祝永达紧紧地攥住了自行车的手把。
祝永达和马秀萍在村口分了手。
第二天傍晚，在这条路上，祝永达又碰见了马秀萍。惋惜的是，她照旧和她的几个女同学在一起，祝永达无法和她说话。他跳下自行车，一直跟在这几个女孩儿后面。在夕阳的余晖中，他似乎能看见马秀萍那白皙的脖颈上的汗毛被染成了金黄色，那圆圆的像勺子似的耳轮上的线条柔软细嫩，尤其是她那轻轻摆动的短毛辫子不住地在他的心中摇荡。他几次想叫住马秀萍，却鼓不起勇气。他希望马秀萍能回过头来看他一眼，可是，一直跟到了村口，马秀萍也没有回头。
那天晚上，祝永达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一闭上眼睛，马秀萍就在他跟前晃动。她那白皙而滋润的脸庞，她那小巧玲珑的耳朵，她那比年龄成熟得多的露出了曲线的身段，尤其是她那害羞时手挎在书包上、低眉垂眼的样子像电影镜头一样清晰。虽然，有一种声音在提醒他：她还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可是，另一种声音却固执地给他说，是孩子就不能和她说话？就不能和她相见？我一定要把想说的话告诉她，不然，我会被憋死。祝永达睁开眼睛，对着黑夜说。
一连几天，都是这样的情景，祝永达都无法接近马秀萍。
到了星期六，祝永达再也克制不住了。因为，就在这天，他的学习结束了。他和马秀萍在这条路上将没什么机会相遇了。在这一天，他就是喊，也要从马秀萍的同学中间把她喊出来。他的自行车后面捎着铺盖、脸盆和一些书籍。他跟在马秀萍后面走了几步，心中有了主意。他从前梁上跨上了自行车，赶到了马秀萍她们的前面。他蹬着蹬着，自行车的车头一歪，车子连人倒在了路上。他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慢慢地去扶自行车。这时候，马秀萍她们走过来了。
“秀萍，帮我一把。”
祝永达按住了自行车。铺盖歪在了一边。几本书掉在了地上。
马秀萍弯下腰去帮祝永达捡拾书本。她的三个同学前边走了。
祝永达解开绳索，重新捆绑铺盖和书籍。马秀萍按住车头，静静地看着祝永达。祝永达打住绳子的最后一个结，抬起眼，定睛去看站在他跟前离他只有一步远的马秀萍。他第一次发觉，马秀萍的眸子是那么黑那么亮，马秀萍的目光是那么纯粹那么清澈。他似乎觉得马秀萍看他的眼神里有信赖有敬意有一种他说不清的很稚嫩的情感。祝永达抓住绳子头儿的那只手动了一下，不知怎么的，又把绳子解开了。他像孩子似的一笑，又去系绳子。
这一次，祝永达终于有了仔细看看这女孩儿的机会。他发觉马秀萍的漂亮就在她的脸庞上，就在她的眼睛上。她的漂亮简直是神韵，只在他的心里。他的心怦然而动。他这时候的感觉仿佛是饿了整整一个春天突然端上了一碗新麦面，只是觉得香气袭人却无法下筷子。
“秀萍。”
马秀萍把按在自行车上的手取下来，又挎在书包上。
“你爸还是那样子吗？”
“……”
马秀萍之所以没吭声大概是不愿意提及她的父母亲。祝永达哪壶不开提哪壶。他真笨呀！可是，他该说什么呢？他觉得，他有好多话要和这女孩儿说，却不知道怎么表达。他要告诉她，她是松陵村最聪慧最美丽的一个女孩儿；他要告诉她，他对她并没有非分之想，他所要做的就是不能让任何人折损了这朵花。他有责任呵护她。如果马生奇对她再有伤害，我祝永达首先不答应。他要告诉她，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走出松陵村，走出这块土地。他还要告诉她，他将她装在了心里，谁也偷不去了。这些话非说不可！
马秀萍看了祝永达两眼， “我先走了。”
她没有叫他永达叔。马秀萍抬起眼，似乎用目光征询他的意见。
“你走吧。”
祝永达轻声说。话一出口，祝永达就后悔了，后悔他把准备好的话没有说出来。可是，他转念一想，说这些话总得有点由头啊，他就这么直白地向一个女孩儿骚情，叫马秀萍怎么看他？在她的心目中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眼看着马秀萍走远了，消失了，才跨上了自行车。该说的话虽然没有说出来，他觉得，心里没有前几天那么慌了。
祝永达没有回家去，骑上自行车进了大队院子。大队办公室已经亮了灯光，祝永达将自行车在院子里锁好，走进了办公室。田广荣和马志敬不知道在说什么事情，他刚进去，田广荣就问他：“永达，学习得咋样？”祝永达说：“猪牛羊的一般病能对付得了。”田广荣说：“结束培训还得多少天？”祝永达说：“今天结束了。”田广荣说：“那正好，支委开会研究，叫你参加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祝永达说：“落实啥政策？”田广荣说：“纠正冤假错案。县委去年九月就安排布置了，咱南堡公社没开展，把党委书记也撤换了，这次是非搞不可。”祝永达说：“叫我干啥？”田广荣说：“你和万良先摸底登记。万良是大队会计，底子清着哩，你们查一查，一九六四年‘社教’把哪些地主富农家二次割了‘韭菜’，分了人家多少东西，包括房屋、家具，还有‘文革’中抄去人家的东西也要弄清楚，该退的坚决要退给人家，公社里派一个工作组协助咱，具体怎么搞，万良知道。”马志敬说：“咱老是做装起来又倒下来的事情，早知道今日个要退，当时就不分人家。”田广荣说：“这是上面的政策，不能打折扣。咱公社已经晚搞了几个月，公社党委在全县被批评通报，咱再不能拖了。”马志敬说：“分人家东西的是咱们，给人家退东西的也是咱们，咱不是被人当猴耍吗？”田广荣说：“这就叫解铃还需系铃人。咱们这些人直接和老百姓交火，得罪人的事得咱干，做好人的事就得留给上面了，有怨气也得干工作。”马志敬的不理解在嘴上，田广荣的怨恨在心里。田广荣问祝永达听清楚了没有。祝永达说听清楚了，说他这就去找祝会计。祝永达嘴上这么说，却磨磨蹭蹭不走，他把自己办公桌上的那个抽屉拉开又合上，合上又拉开了。田广荣已经觉察到祝永达有什么话要说，他给马志敬说：“志敬，你回去喝汤（吃晚饭），明日个晌午咱再开个支委碰头会，你看咋样？”马志敬说：“那我就先回去了。”马志敬一走，祝永达果然开口了：“田支书，我有个事情想给你说一说。”田广荣说：“啥事？你说呀。”祝永达说：“我要入党。”田广荣一听，不认识祝永达似的看了他一眼，片刻，没有吭声。怎么？田支书不同意我入党？祝永达仿佛说错了话做错了事似的垂下了头，双手很不自然地在抽屉里翻弄。他的心凉了。这句话是他思考了几个月后才说出来的。入党对他来说不是兴趣所致，而是他重新在松陵村站起来的重要举动。当然，这话他不能对田广荣说。如果说了田广荣不同意，他不会强求。他已看得很清，松陵村的党就是田广荣，田广荣不同意，他入不了党。田广荣吸了几口烟，很严肃地说：“永达，你要入党，这是好事，是你要求进步的表现。按程序，你要写出书面申请来。”田广荣从抽屉里取出来一个红色封面的《党章》：“拿回去好好学习学习。”祝永达接过《党章》说：“谢谢田支书。”田广荣说：“先不要谢我。安心搞工作，把落实政策的工作搞好。”
祝永达走后，田广荣坐在办公室将祝永达要求入党的事又想了想，他觉得，他对祝永达的估量不够，祝永达不是想混一碗饭轻松吃一吃的，祝永达是有抱负的。但是，他的抱负再大，没有他田广荣的提携不行。经过这些日子的观察，他觉得祝永达是能靠得住的，他谨慎、稳当，和他父亲一样，讲良心、有智慧。他只能支持他入党，妄图把他关在党的大门以外是很愚笨的做法。不只是田广荣身边需要祝永达这样的人。从骨子里说，田广荣还是很爱才的。
祝永达推着自行车走进院门时，父亲正在院子里的电灯光下收拾着锄头把儿。祝义和没有停手中的活儿，他说：“永达，你今日个咋回来得这么晚？”祝永达撑好自行车，说：“田支书和我说了些事情。”儿子到大队里去工作，祝义和觉得很荣耀，他希望儿子能把事情干好，但他从不过问儿子的工作。祝永达一看，父亲专心致志地用圆刨子在锄把上刮动，就说：“咱家的那些家具要给退回来了。”祝义和问儿子：“是咋回事？”祝永达说：“要落实政策了。”祝义和心里还不清楚：“落实啥政策？”祝永达给父亲解释：“‘社教’那年分去的所有东西和“文化大革命”中抄去的家具都要给咱退回来。”祝义和一听，又惊又喜：“照你说，咱家的楼房（大房）和那三间半厦房都会给退回来？”祝永达说：“不光是房子，按政策规定，桌椅箱柜也要退。”祝义和长叹一声：“真是想不到，真是想不到呀！”他将手中的锄把掂了掂，紧紧地攥住，半晌不说话了，他的心在翻腾着。
祝义和家里的成分是土改那年给定的。祝义和的父亲被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第一次分浮财，将家里的八十多亩土地、五头牲畜和大型家具都分去了。一九六四年，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次“割韭菜”，祝义和家被割惨了，三间楼房、三间厅房和三间半厦房全被分走了。家里的立柜、桌子、椅子、炕桌子、箱架子、木梳、匣子、十不闲、柜子也被抬走了拿走了，拥进门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连铁锨、镢头和厨房里的碗、碟子以及黑老锅、老瓮、席盖子、蒸布也不放过。一家三代七口人只留下了三间厦房。一想起那些寒心的日子，祝义和心里发痛手发颤。
事隔十多年，房子要给退回来了，祝义和猛然一听，觉得是天大的好事，他不再愁没有房子住了。可是，他那激动的情绪维持了没有多少时间。他装了一锅烟，咂着烟锅，陷入了沉思：把那些房子要回来，贫下中农同意吗？他们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儿？这些年来，翻过来倒过去的事还少吗？假如过几年，又要翻过儿，他们一家保不住家产不说，怕连命也保不住了。这样的事，祝义和经见得多了，给他父亲戴地主分子的帽子时，说他父亲做了一辈子大木匠，也算个劳动者，帽子只戴三年就可以摘掉，但一直到父亲死，头上还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这次落实政策，究竟是不是好事？他还摸不准。
祝义和问儿子：“田支书同意退赔吗？”
祝永达说：“这是上面的政策，他不同意咋行呢？”
祝义和给儿子说：“爹给你说，你叫人家先退，咱家的东西先不要，咱又不是没有房子住。”
祝永达笑了：“你得是嫌多，不想要了？”
祝义和说：“不是我不想要，我是怕好吃难消化。”
祝永达说：“你害怕啥？咱不是偷，不是抢，自己的东西归自己，理直气壮。”
祝义和说：“你不懂，你听我一句话，先不要急着要。咱再做一回鳖大头也没啥。”
祝永达说：“你不想要，我一个人就要了。我不做鳖大头。我不怕，啥也不怕。”
祝义和说：“你不要犟。这事咱让先搁住，走一步看一步。”
世事的变化容不得祝义和细想，该发生的就发生了。他像是在房子里呆久了，猛地出来，看见太阳，就觉得刺眼。祝义和虽然和儿子没有冲突，两个人的想法显然不一样。
在房间里的吕桂香一看，这父子俩的话说不到一搭儿去，她怕他们伤了和气，硬是把祝义和拉扯到房间里去了。
田广荣端着一碗面条边吃边走进了祝义和家。祝义和一家正在吃饭，祝义和一看是田支书，急忙给他让座。田广荣不坐凳子，他顺着房子门蹲下来，蹲在了脚地，只顾埋下头去吃饭，并没有说什么。祝义和明白，田广荣来肯定要说什么事情，他不会吃饭时来串门子。田广荣不开口，祝义和心里就七上八下：是不是儿子做错了什么？是不是落实政策的事要变了？祝义和觉得口中的面条如同木渣一样，没滋味。
一碗面条吃完之后，田广荣放下碗在嘴上抹了一把。祝义和给他让烟锅，他接住，装了一锅旱烟，掏出火柴，点上火，有滋有味地咂着，还是不开口说话。祝义和知道，凡是有能耐的人都能拿得住，都这么深沉，言语都很金贵，要紧处，他们一句话不说却能顶一千句一万句。祝义和从田广荣严肃的面孔上已经捕捉到，田广荣肯定是有什么要紧事要说，他用暂时的缄默不语制造气氛，制造令人紧张、揪心的气氛。这是田广荣一贯的做派。田广荣吃了一锅烟，把烟灰磕掉，站起来了，坐在凳子上，看了祝永达一眼：“永达，你说你要入党，我支持，阻力不会太大的。不过，松陵村的事情很复杂，人心难揣摩，我反复想了想，得动点脑筋，不要把事给弄烂包了，你写申请时，提出让马志敬和田水祥给你当介绍人。马志敬兼着副书记，他当了介绍人就等于支委通过了。田水祥嘛，是三队的党小组长，把他拉扯进来就等于捂住了他的嘴，也抬举了他，他可能有看法，我再给他做做工作，你最近和这两个人谈一谈。咱们经的经纬的纬，事情就做成了。”祝永达没有想到，田支书对他入党的事想得这么周到，他真有点被感动了。他说：“我按田支书说的去做。”田广荣说：“申请写好后，你交给我。”原来，田广荣要说的是这事。这是祝义和未曾料到的，连祝永达也觉得意外。田广荣的每一句话都有板有眼，都为祝永达思谋。说毕，端着空碗回去了。
送走了田广荣，祝义和心里的石头落了地。父子俩走进了房间，祝义和说：“永达，你要入党？”祝永达说：“是呀。”祝义和说：“你入党干啥呀？”祝永达没吭气。祝义和说：“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心思。入党不是小事，你要思谋好。”祝永达说：“当年，田水祥连记工员也不叫我当，我现在入党是为了我自己。”祝义和说：“不是我拦你，大队里的那几个干部，不是说谁有多坏，我怕你不好对付。”祝永达说：“你放心好了，谁的人品咋样，我心里亮清。”祝义和说：“只要你亮清就好。”祝义和并不想让儿子出风头，他只希图儿子不缺吃少穿，把日子过浑全就行了。儿子受尽屈辱，想挽回面子，这一点，他看得很清。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儿子这样做，也没说的啥。他总觉得，如今，世事好了，谁也不敢再欺负他们，他们活得还算体面，这就够了。如果儿子参与了松陵村的事情，当上了干部，说不定又会挨洋锉，栽倒在心黑的人手里，后悔都来不及了。祝永达给父亲说出了心里话：“如果不是田广荣当支书，我还不想入党哩。”祝永达要求入党是反复想过了的。其实，他的想法很简单：如果说入党是一座高峰，他一心想攀上去，他要用他的行为证实自己是很能干的。
祝永达已经和马志敬谈过了，马志敬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他性格直爽，说话从不曲里拐弯，祝永达提出叫他来做入党介绍人，马志敬满口答应了。对于田水祥，他还是有点担心，担心这个二杆子把他挡回去。但是，和他不正面谈谈不行，为了自己，祝永达决定登门去找田水祥。哪怕自己再受一次委屈，他也不在乎了，他甘愿这样做。祝永达正准备去找田水祥，田水祥找上门来了。田水祥来找祝永达给他家的猪看病。他放下了手中的活儿，背上出诊包，来到了田水祥的家里。祝永达进去的时候，赵烈梅蹲在猪跟前，用手在猪身上抚摸着，她一看祝永达来了，站起来说：“你快给看看，打昨日个就不进食了。”祝永达明白，一头猪对于农民来说有多么重要，他们的日常开销就系在这头猪身上。祝永达从出诊包里拿出了体温计，给猪量了体温，然后，又用听诊器听了听。田水祥问他：“要紧不要紧？”祝永达说：“猪发高烧哩。不要紧。”祝永达给这头猪注射了青霉素和安痛定。注射完毕，他说：“下午还得再打一针。”他没有说请田水祥给他做介绍人的话，就走了。下午，没等田水祥来叫他，他就去了。他去的时候，赵烈梅正在后院里喂猪，她一看是祝永达，愁眉舒展了：“永达，真没看得出，你还有两下子，打了一针，猪就吃食了。”祝永达说：“再打一针就没事了。”祝永达照样给猪注射了青霉素和安痛定。临结账时，祝永达给田水祥说：“两次注射费和诊断费钱就不收了，再免你五毛钱。”五毛钱可以买三斤盐，三斤盐就够田水祥一家吃一个月了。田水祥看了看祝永达，大概想说一句感谢的话，又说不出来。赵烈梅说：“看你那愣样子，痴呆呆地看着永达干啥呀？给永达倒一杯水喝。”祝永达说：“不要倒，我不喝。我有几句话要给田队长说一说。”赵烈梅说：“有啥话你尽管说。”祝永达说：“田队长，我想申请入党，请你给我当个介绍人。”还没等田水祥开口，赵烈梅就说：“叫他当介绍人还不是抬举他，这有啥难的？”田水祥瞪了赵烈梅一眼，赵烈梅说：“你瞪我干啥？我说错了得是？你那样子，除非永达来叫你当介绍人，还能不能找到第二个？”祝永达说：“嫂子，你叫田大哥说。”快嘴快舌的赵烈梅已把田水祥逼到了墙角，他就是不同意，也说不出口了，田水祥瞅了赵烈梅一眼，走上房檐台阶，从檐墙上取下来鞭子，将鞭杆拿在手里折了折，还没甩出一鞭子，赵烈梅一把从他手中夺走了：“你拿大了，得是？装啥装？说话呀！”田水祥从赵烈梅手中要过来鞭子，捋了捋鞭杆，给祝永达说：“田支书给我说过了……”田广荣第一次给田水祥谈起祝永达入党之事，田水祥一听，撂下一句话，扭头就走：“不当！打死我也不把地主的娃拉扯到党里头来！”没过几天，田广荣从南堡公社开会回来，在路上，他碰见了田水祥，喊住了他：“干啥去呀？走那么急？”田水祥说：“借粮去呀，今年的口粮又接不上了。”田广荣说：“我前几天给你说的那事，你想好了没有？”田水祥说：“就是叫我给祝永达当介绍人的事？我说过了不当。”田广荣说：“你就想好，不要后悔。”田水祥说：“六爸呀，你真是糊涂了，过去的政策不是明明规定，祝永达这样的人不能入党。啥人都入了党，你不是把咱党弄成一锅搅团了吗？咱都是在阶级斗争的火线上入的党，把阶级敌人的娃弄进共产党，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田水祥说着说着动了情，先是咬牙切齿，后来，竟然流下了眼泪。田广荣一看，这事没办法再和田水祥说，就和田水祥擦肩而过了。当天晚上，田广荣打发会计祝万良去给田水祥送了二斗麦子。田广荣做事，从来是人负他，而不是他负人。田水祥当然明白田广荣送粮食的意图。立场再坚定，饿着肚子不行。田水祥收下了麦子。田广荣第三次找到田水祥，他说：“既然你不愿意给祝永达当介绍人，就叫万良当，我不为难你。”田水祥一只手捏住卷好的纸烟说：“你说叫当，我就当。反正，你说了算。”赵烈梅见田水祥又半天没吭气，扯了一把说：“六爸咋说的？你当不当？”田水祥瞅了赵烈梅一眼：“我没说不当。”祝永达的目的达到了。田水祥在开钱时又少开了五毛钱，说等几天有了钱再给。祝永达说：“算了算了，我给你垫上。”祝永达从心里感激赵烈梅，如果不是赵烈梅硬逼，田水祥未必会开口。已经出了院门，祝永达听见田水祥在自己的院子里甩鞭子，鞭子的响声像蔫抹布一样。
当天下午，祝永达将入党申请书交给了田广荣。
祝永达记得很清，在初中三年里，他总共写了三十六份入团申请书。递交最后一份入团申请书是在一个月色狰狞的晚上，上毕晚自习，他将入团申请书交给了团支部书记。没几天，团支部书记将申请书退还给了他，这个脸庞窄长、嘴巴开阔的女同学用尖利而干燥的声调对他说，支委们认为，你还不够条件，原因是还没有和剥削阶级划清界限。毕竟是第三十六次了，伤害的利刃也算被磨钝了，他很平静地接过入团申请书，当着这位团支部书记的面，撕成了碎片。
不是他没有划清界限。这个界限，他永远是划不清的；不是他条件不够不能入团，而是不准他入团，他就是划清了界限也未必让他入团。写了三年申请，从初中一年级写到三年级，他恍然大悟了：他是地主成分，还入什么团呢？能有一口饭吃，能活着就万幸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句话不过是印在纸上的十个铅字，是某些人讲话时使用的措词，是做领导的人随意做出的一个姿态，这姿态和人打了一个哈欠没有什么两样，他却认了真，相信了那句话。那时候，他毕竟才十五六岁，太年轻太单纯太幼稚太可笑了。事过十几年后，他想，他为什么要那么迫切地要求加入共青团呢？是为了要求进步？是信仰共产主义？是为了谋求什么利益？当时，他只是被一种虚荣所驱动，只不过觉得入团是很光荣的事情，他不像现在要求入党，目的很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