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毕晌午饭，祝永达去找会计祝万良，他想问一问夏播的进展情况，祝万良的母亲告诉他，万良上地去了。祝永达就撵到官路上的那片地里来了。他抬头一看，马志敬一家用人拉着犁播种。马志敬的人手多，三个儿子都能干活儿了。马志敬按犁，三个儿子用绳索拉，他的女人跟着溜种子，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儿提着篮子溜化肥。站在地头，祝永达老远就听见了父子几个呼哧呼哧的喘气声。马志敬的大儿子马刚刚光着上身，脊背晒得黝黑黝黑，他们都大汗淋漓的，跟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老马，歇一歇。”
“歇就歇。”
三个儿子放下绳索，跑到路上的树阴下来了。
“有啥事吗？”
“没有啥事，我想找万良问一问情况。”
“问啥哩，好多人还没种完哩。咱人手多，还凑合，没人手的人，怕是按时节种不到地里去了。”
“刚分开，就是这样，过两年可能要好些。”
这只能是祝永达一厢情愿的想法和说法。
马志敬吃了几口烟，说：“我看万良从地头过去了，他大概在大塄弯，你去找。”
祝永达找到了大塄弯，五队的好些人都在大塄弯种玉米。祝万良也是用镢头挖地种玉米。他一看，祝永达来了，就停下了镢头。祝永达问他的进展情况。祝万良说：“我昨晚上统计了一下，夏播任务只完成公社分配的３６％。”祝万良的爹将一粒玉米种子用脚埋住后，停下了活计，抬起头来看了看祝永达，“侄儿呀，伯是实话实说哩，老蒋那时候，我们穷人没牲口，用镢头种地，用人拉犁，如今，又要庄稼人这样种地，和那时候有啥两样？”老汉用布鞋将一个土块儿踏碎，拨拉到了坑里。老汉是个“裂筋头”，他动不动就拿过去和当今比。老汉埋了两个坑，又说道：“永达，你是松陵村的官人，能不能给上面说一说，叫给咱老百姓想些办法？”祝永达说：“三伯，上面能把地给咱分到户就不错了，你今年的麦子没有少打吧？松陵村人再也不为吃粮发愁了，得是？办法还得咱自己想。”老汉一听这话不高兴了，“上面那些人只管纳粮缴税，和那时候有啥两样？那时候，地里打得少，税也轻，松陵村满共才交十二石三斗六升四合麦子。你不信了问马子凯去，他当过乡长，他亮清着哩。”祝万良一听就挡老汉的话题：“爹，你看你，扯那么远干啥呀？”儿子这么一挡，老汉躁了，“你不知道。你爹我那时候穷，不掏钱还能把财东家的高骡子大马赊来种两天地，现在，你把谁家的牲口能赊来？我说错了，得是？种一亩地向人要十五块钱，抢人呀？心那么黑，还能当个财东？”祝永达笑着说：“三伯，你不要发躁，等忙毕，我到你家里去，你把过去的事给我好好说一说，我真还想听一听哩。你经见的世事多，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世事都经见过。连你也说共产党不好，那就没良心了。”老汉争辩道：“不是共产党不好，是共产党的一些干部不好。”祝永达后悔他不该来找万良，他离开地里时，明显地感觉到，万良父子俩种玉米的和谐不可能再保持下去了。
祝永达向回走的时候，老远看见马志敬开始耱地了。他的女儿蹲在耱上，双手抓住绳索，父子四人拉着耱，太阳光似乎全部聚拢在他们身上了，他们满身是汗，祝永达不愿意再目睹他们那弯腰曲背的样子，走到地头，加快了脚步，逃跑似的很快过去了。来到六队的地里，田兴国他们几个又在抱怨，说这样种地，还不如生产队那时候。祝永达笑着说：“生产队那时候，有这么自由吗？现在，想啥时候出工，啥时候就出工，想啥时候收工，就啥时候收工。”田兴国说：“叫花子自由得很，没饭吃，咱要的是自在，要啥有啥才叫自在。”祝永达说：“你还想多自在？”田兴国说：“我要是活得自在，就不用镢头种地了。”田兴国的话对祝永达的触动不小，不自在是实行责任制造成的吗？不是，绝对不是。一定要纠正田兴国的这说法。可是，还不等祝永达开口，田兴国就笑了：“兄弟呀，你的心太轻了，人家给了二两银子你就磕头？”祝永达一听，田兴国的话味儿不薄。田兴国的意思是：上面只是把土地分给了农民，你就感激得不行，你咋那么容易满足？不是他祝永达觉得分田到户了什么都好，值得他感激，而是他认为走出这一步是很大的进步，很不容易。历史上的每次重大改革都是付出了代价的。而眼下的事实是，松陵村不少人用镢头种地。这种生产方式的倒退使好多农民难以满意。话甜不能当钱使。和田兴国这时候谈什么改革呀，历史呀，是很可笑的事情。他打消了和田兴国争辩的念头。
祝义和最迫切的愿望就是买一头牛。庄稼人要种好地必须自己有牛。玉米没按时种到地里去，就是因为没有牛。他连续去牲口集上跑了几趟，牙口轻的乳牛少说要六七百元，就是买一头能使役的犍牛也要四五百元，一斤上等麦子才卖三角二分钱，就是把家里的麦子全部卖掉也买不到一头牙口轻的乳牛。没有钱，想也是空想。老汉去和儿子商量。祝永达一看父亲买牛心切，就说：“我给你凑些钱，你把猪圈里的那头猪卖了，先花两百多块买一头牛犊，来年再使唤。”老汉想，儿子的话说得有道理，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先买一头牛犊子也行。
第二天，恰逢是单日，正是公社收购站收购猪的日子。天刚亮，祝义和就吃了饭，去卖猪。祝永达帮父亲把猪装进了架子车，到大队里去了。那头肥猪蜷卧在架子车里不住地哼哼，吕桂香抓了一把玉米，叫猪吃，她一只手端着一个盛玉米的小瓷盆，一只手在猪身上抚摸，祝义和没有注意到，吕桂香流泪了。这头猪是她一手喂养大的，现在她又眼看着它将被送死，她心肠软，很怜惜，总觉得猪也有一条命呀！吕桂香就是这么一个很善良爱动情的女人。听见祝义和从房间里出来，吕桂香用围腰布擦干了眼泪，她一看，祝义和将一条“大雁塔”牌香烟向手提包里塞，这条烟是在外地工作的外甥回家探亲时给他带来的，割麦时也没舍得吃。“你去交猪，拿烟干啥呀？”祝义和说：“如今这世事，你不知道？万一交不上咋办呀？”吕桂香一听，他要拿烟去送人，不理解：“咱这猪膘色这么好，还愁交不上？”祝义和说：“膘色好并不等于能验上。”吕桂香大概觉得老头子的话没有道理，疑疑惑惑地看着他，祝义和已经按住了架子车辕，回过头来说：“这世道，没人和你讲道理，有权就有理，人家不收你的猪，你干瞪眼，没办法，这事你不是没经过。”吕桂香叮咛老头子：“验不上，你就把猪拉回来。”
祝义和来到公社收购站的时候，他的前面已经排了十几辆架子车，他将架子车排在后边，蹲下来等待。太阳快端了，还没有开始收猪，过磅的坐在磅秤后面漫不经心地抽着烟，他那眼神里的意思是：你们手上的猪能不能换成钞票，权力就在我的手中掌握着。年纪轻轻的，目光里就盛满了主宰人的愉快和时刻准备施展的蛮横。那个验等级的坐在房间里和几个人说闲话，他用高喉咙大嗓子牛皮哄哄地表示：在这一方院子里他和过磅的是权力至上的人物。他故意用等待的焦灼折磨这些巴不得把猪卖掉的庄稼人，他摸透了此时此刻庄稼人的心理，庄稼人越是心急发慌，他越是慢条斯理。庄稼人等急了，眼看失望得没办法，相互询问：几点钟开始？其实，在这院子里就没有时间概念，那个验等级的嘴里说出的时间就是法定的时间。有几个庄稼人撺掇一个身坯高大的中年人去问问，究竟几点钟开始收猪。那个看似一身力气的高个子庄稼人缩头缩脑地不敢去。这时候，祝义和开腔了，他说他去问一问。
祝义和推开那扇门时万万没有想到他将遭遇什么，不然，他不会进去的。验等级的一看进来了一个老汉，双手将他向门外推，祝义和说：“我问一下，几点钟开始？我等了半晌了。”验等级的说：“你管几点开始！到外面等去。”就在这时候，祝义和从提包里取出了“大雁塔”牌香烟，验等级的鄙夷地瞅了一眼烟牌头，叫祝义和拿上烟走人。尽管这条烟只值二元六角钱，但对祝义和来说，已是奢侈品了。祝义和说我等着用钱哩，你能不能把我的猪先收了？祝义和将烟放在桌子上，验等级的说：“你拿上烟快走，不然，我就不客气了。”祝义和没有拿烟，他还没有干过这事，以为那些收受贿赂的人都要推让一番的。房间里的一个陌生人说：“这老汉，你拿那烂烟还想送人？”祝义和就不知道，这种烟送人是拿不出手的，假若他拿出来的是几十块钱的礼物，这个年轻人不收，太阳非从西边出来不可。祝义和看不来眉眼，还很固执。验等级的一声不吭，拉开了门，抓起那条烟，顺手一撂，烟被撂在墙角那一堆脏兮兮的猪毛中去了。验等级的高声对交猪的庄稼人说：“你们都看，就是这老汉，拿一条烟来糊弄我，想叫我给他验个好等级。”验等级的这一手真是绝活儿，他将祝义和交给庄稼人去审判。立时，交猪的庄稼人将不满、厌恶、愤怒的目光扭过来齐刷刷地对准了祝义和，庄稼人七嘴八舌地指责他不地道，有的人用粗话骂他是溜尻子的“尻子客”，有人说他是背着猪娃撵狼哩——没事惹事。那个高大身坯的中年人，还想在老汉身上来几拳向验等级的表示他的正直。祝义和走到墙跟前，弯下腰，从那堆猪毛中捡起烟，装进提包。他返回来抱住头蹲在自己的架子车跟前，恨不能钻到地缝里去。他心里像猫抓一样难受。
终于开始收猪了。轮到了祝义和，验等级的看也没看他架子车上的那头猪，粗声粗气地说：“没事没事，拉回去。”祝义和一听，木然了，他愣怔地看着验等级的被簇拥到前边那个架子车跟前去了，呆站了一刻，撵上去挤到跟前拉住了验等级的衣襟：“你给我再看看。”验等级的回过头紧瞅住他那只粗糙的手：“放开！”祝义和恳求道：“你给我再看看。”验等级的举起了剪猪毛的剪刀，祝义和才松开了手。眼看没望想了，祝义和立时醋心了。验等级的刚拧过身来，祝义和突然跪倒在这个比自己的儿子年龄还小的晚辈跟前了，连他自己也可能没有想到，他竟然会跪倒在稠人广众之中，跪倒在蓝天白云底下，跪倒在一个无赖面前。他抱住了年轻人的腿，头颅低下去了。他的哀求和着血和泪。验等级的年轻人无动于衷，他根本意识不到他是在作践这个比自己的父亲还年长的庄稼人，厉声说：“放开手！”交猪的庄稼人都围过来，他们为了自己的猪能验上等级，用缺少情义的责备来讨好这个年轻人。他们大概觉得，如果将祝义和挤走，就给他们自己多了一个机会。他们明白，如果自己的猪验不上等级，也会像祝义和一样窘迫、伤心，他们都等着用这一笔钱来支付紧要的开销。一个上了年纪的庄稼人走过来拉住了祝义和的手，他将祝义和扶起来了，他可能觉得，这老汉确实太可怜了。他对旁边几个瞪眉竖眼的年轻人说：“咋能欺负老汉哩？雀雀也有指甲盖大的脸，不要把老汉弄得没脸面。”这时候，有一个庄稼人从松陵村匆匆赶来交猪，他是松陵村大队第七队的队长田得安，他一看这情景，对围拢的庄稼人说：“你们欺负人也不看看是谁？他是我们松陵村祝永达书记的爹。”验等级的一听是村支书的爹，立时变了脸。他深知，要在南堡公社站住脚，就不能得罪每一个村支书，他们是用得着的人。他走到祝义和的架子车跟前，操起剪刀，咔嚓咔嚓地剪猪身上的毛。祝义和接过条子一看，验了个二等，老泪纵横了。
祝义和一回到家就躺倒了，吕桂香以为他是伤风受凉了，给他熬了生姜葱白汤，叫他喝。喝了也不抵事，老汉依旧饭量大减，昏睡不起，祝永达要叫祝正平来给他看看，他不，他说躺几天就好了。祝永达还是放心不下，叫祝正平来给父亲号了脉，祝正平是自己人，实话实说：他没有大毛病。祝永达才放心了。
祝义和的病在心里，他心里发酸发痛。他真是没脸了吗？他后悔自己不该下跪，真是老糊涂了吗？他细细一想，是那样，也不是那样。面对任何一个有权的人，他都毫无办法，不要说验猪的是个年轻人，就是一块木头，他也没有办法。在松陵村，解放后这几十年来，最尊贵的人要算田广荣，田广荣的尊贵是靠什么保证的呢？还不是因为他是村支书，有权！而在解放前，他的父亲，他的爷爷，还有马子凯、田老三，这些人物肯定是松陵村最尊贵的人，而他们的尊贵又是靠什么保证的呢？靠的是有社会地位，有经济地位。活老了，他又明白了一个事理。人有时候必须屈辱地活着，这是世事。
躺了几天，祝义和对儿子的“为自己”有了点理喻。他觉得，儿子比他强，内心是强悍的。这么一想，他心里就轻松了些。
他在收购站受辱的事至死也没给祝永达说。为了不叫儿子知道，他跑到田得安家里去捂田得安的嘴，直到田得安给他保证，不向任何人说出去，他才离开了田家。
躺了六天，祝义和起来了。他的心里仿佛蜕了一层皮。祝义和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到集市上去买一头牛回来。这一次，他怀揣着票子到集市上转悠，转悠了两天，他没有选中一头牛。要么是他看不上，要么是他看上了，票子不到位。
已经是赶第四个集了，他转悠了大半天也没拿定主意。一个经纪在他转第一个圈子时就盯上了他，那经纪把他领到了集市南边，指住一头乳牛问他咋样？他看了看，牛的毛色不错，膘也壮，只有三岁口。他说：“牛是好牛，咱的票子怕是不够。”经纪将袖子向下一甩，右手缩进了袖口里，祝义和随之将手袖在袖子里伸过去叫经纪捏，经纪一捏，去和卖主谈一谈，又来给他还钱。经纪一边在袖子里抖动着手，一边说：“你再添这个数，拉去算了。”祝义和好像被蝎子蜇了一下将手缩回来了。这么好的牛咋只卖二百多元呢？他有了疑心：莫非这牛是偷来的赃物？莫非这卖牛的是阎王爷太太有喜，怀的鬼胎？经纪一看他不拿主意就问他：“咋样？”他说：“主家说的那个价钱怕不实在吧？”经纪当然看出了他疑惑的不是价高而是价低，就将话挑明了：“卖不上价，不是不想卖，这牛有点小麻达。”“啥麻达？”“它是青光眼。”原来是这样，难怪呢。祝义和走到牛跟前，用手在牛眼睛前拂来拂去，牛果然不眨眼。这青光眼就是细看，也看不出来。祝义和摇着头：“牛没眼睛咋犁地呢？”经纪说：“牛要是有眼睛，你掏六百块也拉不去。牲口比人听话，你牵上它使一阵子，就能上畔了。”祝义和说：“能不能在这个价上说？”他和经纪又捏了一遍手指头。经纪笑了：“没事，没那事。你出的这个价只能买一条牛腿，你把主意拿定，你不要，我就给别人了。我看你是个本本分分的庄稼人，才给你撮合哩，换了别人，那个价我不说。”祝义和又看了看牛的牙口，摸了摸牛的膘。经纪解下牛缰绳，给祝义和手中塞，“拉去吧，你是捡了便宜，该知足呀。”这时候，卖主走过来，一把夺走缰绳说他坚决不卖了，经纪又从主人手中夺过来牛缰绳，“老汉，掏钱吧。话说到交里，手插在腰里。”卖主抓住了经纪的手说：“说不卖就不卖了，我看这老汉心不诚。”经纪说：“老汉，你答句话，你不要，我就把缰绳给人家了。”经纪和卖主一唱一和，祝义和动摇了，他将腰里的二百四十六元全掏出来了。经纪点了点，给了卖主，卖主一数票子说他不卖了。经纪先是给卖主回话，卖主的态度很强硬，拉着牛要走。经纪又求祝义和，祝义和将身上的钱全部掏出来只有三块钱。他本来留着这三块钱是准备吃两碗臊子面，回去时再买二斤肉的。他把这三块钱交到经纪手上，才拉上牛，离开了集市。
祝永达并没有因为父亲买了一头瞎眼牛而抱怨他，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如果父亲手边头有钱是不会买一头病牛的。吕桂香一看这牛走起路来理屈气短似的低着头，腿也不灵巧，就说：“怕是把醋煮下了，这牛咋使唤呀？”祝义和说：“牛还壮实着哩，能使唤，有总比没有强。”祝义和说的是结实话：种麦子不比种玉米，一把镢头根本不行，种麦要一犁一犁地犁过去，没有牛，就得用人拉犁。
没几天，就开始种麦子了。第一天，是祝义和托着犁，吕桂香牵着牛。祝义和总以为，这瞎眼牛牵上几回，就可以上畔。他犁了有一分地，叫吕桂香松开手。吕桂香一松开牛的笼头，瞎眼牛就在地里横着走，胡乱地转圈子，祝义和用鞭子打，再打它也不上套。祝义和这才明白，他被人使上了眼光雾，经纪的话是骗人的。第二天，他在前边牵牛，祝永达在后边托犁。一晌下来，祝义和走得腰酸腿困。但他一看，邻家地里一家人背着套绳拉着犁弯腰曲背步履艰难的样子，心里就想，还是多亏了这头牛。
节气过了秋分，麦子种不到地里去，庄稼人心如火烧，没有牛的人，谁也帮不了谁，谁也不愿意再帮谁。由于地多牛少，地里湿度很大，即使有拖拉机也进不了地，牛就很金贵了，租也租不到手。有牛的人将种一亩麦子的价钱由五元抬高到了二十元，而且还牛皮哄哄的。上了年岁的人一腔怨气，他们说，那时候，租财东家的高骡子大马也没有这么高的价。有牛的人就说，你嫌贵，我还不给你租呢。
没有牛，难住的不是一家两家。田玉常用人拉着犁种了一天麦子，人受不了，就四处去借牛，他知道妹妹家有一头牛，就先去了妹妹家，妹妹告诉他，他们将麦子种上的第二天，妹夫就吆着牛到南塬种麦挣钱去了。田玉常叫妹妹到南塬去找一找妹夫，妹妹吞吞吐吐了半晌，听她的口气，就是把妹夫找回来，也不会给他白白种麦子。人情比纸还薄了，使唤妹妹家的牛也要掏钱！如今的世事真是应了农村人说的那句话：“娘和女，亲是亲，一两棉花拿秤分。”有人就说，在生产队里时，人和人之间不是这样的。
田玉常气愤不平地离开了妹妹家，到了三十里开外的三姨家去碰运气。到了三姨家，他才知道，种麦前，表弟因为没钱花和姨夫闹矛盾，把牛卖了，三姨家的麦子也没种到地里去。转了一整天牛没借到，还耽搁了时间，田玉常回来后，只得用人拉犁种麦了。地里很泥泞，拉犁十分吃力，田玉常就叫赵烈果扶犁，他和大女子田小娟在前边拉。田小娟毕竟是细皮嫩肉的女孩儿，一晌犁拉下来，两条腿就迈不动了，肩胛和脊背上被绳索勒出来的印儿血红血红的。从那时候起，田小娟就想，她将来一定要想方设法离开农村，无论如何不嫁给农民，农民到什么时候都苦焦。
祝义和给自己种上麦子以后，想叫瞎眼牛歇两天，牛刚拉上槽，田水祥就来借牛了。吕桂香一听是田水祥就从房间里出来说：“我家的牛是瞎眼牛，不好使唤。”田水祥说：“我叫烈梅牵着就是了。”祝义和说：“牛确实不好使唤。”祝义和也不想把牛借给田水祥，他想，他将三间厦房白给了他，一间牛棚送给了他，他沾上了你，就没完没了，得寸进尺，好像是他应该帮他。田水祥站在院子里不走。祝义和进了牛棚，他跟着进了牛棚，祝义和到了前院，他跟到了前院。他张口闭口义和叔，还说：“等我有了钱。一定给你租金。”祝义和就想：就你那样子，啥时候能有钱。他说：“我的瞎眼牛是个残疾，牛是不租人的。”田水祥说：“那就算借吧，借我一两天。我会记住你的好处的。”祝义和被缠得没办法，将牛从牛棚中拉出来给了田水祥，他叮咛田水祥：“按时把犁卸了，牛活路重，得给吃饱。”
田水祥一走，吕桂香就抱怨老汉：“你连个瞎好人也认不来？给谁借都行，不能给田水祥借，他这个人是个热粘皮，没胎骨，粘不得。”祝义和说：“我也想叫牛歇两天，他缠着不走，算了吧，牛都叫他牵走了，还说个啥？”老两口正说着，祝永达回来了。祝永达到牛棚里一看，不见了牛，就问父亲把牛给谁了。祝义和说：“田水祥把牛牵走了。”祝永达说：“我想把牛借给田得安用两天，田得安的女人病了，叫两个娃拉犁，娃娃太小，拉不动，才种了一亩多。”祝义和说：“我去给田水祥说，叫他明天把牛还了。”祝永达说：“你不用说了，我去给他说。”
祝永达一走，祝义和背上背篓到半坡里给牛割青草去了。
二十
从一九八四年下半年开始，公社叫成了乡，松陵村大队的牌子换成了村委会。
走进村委会办公室，祝永达去翻邮递员刚刚送来的报纸，他拿起报纸一抖。夹在报纸中间的两封信掉在办公桌上了，他拾起信一看，其中一封是写给他的，信寄自西水市。在西水市，他没有亲戚朋友，没有同学熟人，谁会给他来信呢？他将报纸推在一边去，先看信，他的右手捏住信封，左手撕开了信封口。这是一封很饱满的信，它大概已经超重了，祝永达翻过去几页信纸，在最后一页去看署名，“马秀萍”三个字在他眼前一亮，他怔住了。秀萍啊！他几乎叫出了声。你果然还“在”。祝永达抓起信，在办公室里走动。他再一次看了看那署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他将信放下，回身去关上办公室的门，坐下来迫不及待地读马秀萍的信。
“永达哥，你还记得六年前的那天中午，我在村口那棵大松树下和你相遇的情景吗？也许，你没有留神我，但我从那天起就记住了你，在心里留下了你。也可以说，你从此以后就向我走来了……”
他怎么能忘记呢？当时，他看见的是她那和年龄不般配的略显愁苦的脸庞，是她那发亮而稚嫩的眼睛，是她那白皙的脖颈和圆圆的耳轮，是她那渐远渐去的背影，是一个尚在求学中的初中学生。他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她挂在脸上的泪痕和即将面临失学的不安，不可否认，他注视过她，但那时候在他的心目中她是个孩子，是他的晚辈。按理说她应该叫他叔叔不该叫他哥。她失踪的那几年，他是在恍惚不安思思念念中度过的。现在，她的人生历程在秀丽工整的钢笔字中起伏动荡，她的笔端下走出来的已是一个二十岁的大姑娘，是可以把他叫做哥哥的大人了。
松陵村人可能以为我跳井了，跳崖了，服毒了，卧轨了，被人拐走了，做了小姐了。幸亏，我没有轻生。永达哥，麻烦你转告我的妈妈，叫她放心，我还活着。我暂时不想让她知道我在哪里，也不想见她，我把这几年的经历告诉你，你替我守住秘密，好吗？
祝永达离开了凳子，半躺在那张长条椅子上，接着向下看。他真没想到，马秀萍会经受那么多苦难，经历了那么多的波折——
糊里糊涂上了汽车的马秀萍在车后面捡了一个座位，等车开出凤山县城之后售票员问她去哪里是为了叫她买票，她不知道这车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就问售票员，售票员说：“车去西安。”她说：“我就去西安。”
六个多小时以后，汽车到了西安的玉祥门长途汽车站，她从车上下来，眼望着面孔陌生的城里人和来回穿梭的大小车辆，不知所措了。她走进一条小巷，掏出一块钱买了一碗扯面，填饱了肚子，背着书包，漫无目的地向前走。
进了玉祥门，马秀萍一直向东走，她边走边看，边看边走，似乎每一处都不该她驻足，每一处她都不能驻足。穿过北大街，走上解放路，她向北一拐，来到了火车站。此时，已是暮色惨淡了。火车站广场上的行人如皮影一般来回晃荡，有几个人看似贼眉鼠眼鬼头鬼脑面目不善，马秀萍扫一眼心里就畏怯，她目击到的仿佛不是人而是叫她害怕的怪物。她低下头，很快地进了候车室，一楼大厅没有她落座的地方。有人长长地躺在凳子上她却不敢叫那些人让座，她觉得，这个候车室这个城市和她毫不相干，她没有权利没有胆量叫睡在凳子上的人起来。上了二楼，二楼的西候车室里没有多少旅客，她找了一个座位坐下来，双眼木然地看着窗外被暮色侵蚀的楼房、车辆、树木和行人。她的双手托着腮，鼻孔里钻进去的是陌生而孤独的气味，眼睛眨动着不让挂在眼睫毛上的泪珠儿掉下来。环顾四周，候车室里的男人、女人、大人、小孩似乎都很疲惫，都是昏昏欲睡的样子。她旁边的一对年轻夫妇正在逗弄着一个大约三岁的小孩子玩，她从口音中听不出他们是什么地方的人，但她分明听见他们说是回家去。她不想逮住那个“家”，但“家”偏偏向她耳朵里钻。家对她来说是什么？是父亲粗俗的语言和粗暴的行为，是母亲无声的眼泪和可怕的软弱，是田广荣不动声色的诱惑和难以设防的伤害，是她整日的提心吊胆和越积累越多的自卑与绝望。她渴望有一个安安稳稳的家，一个温馨和谐的家，一个能够使她的肉体和灵魂得到安慰的家。渴望只不过是一个梦，只不过是用眼泪擦干了的镜子。生活把她逼上了流浪之路，她无家可归，没有栖身之处。她抬眼一看，对面座位上的那个女人好像是个农村人，她的长相有点像她的母亲，特别是她那勉勉强强的一笑，仿佛是从母亲的脸庞上摘下来趁热给她挂上去的，她看得清清楚楚：她笑的时候，眼角的皱纹重叠在一起，满脸的忧伤由嘴角咧开来布满了整个脸庞，这是她常常在母亲的面部读到的情态。母亲被父亲暴虐的场面即刻触目惊心地浮现在她的眼前了，她似乎听见母亲绝望地一声一声地叫她秀儿。她坐不住了，她的心被母亲撕心裂肺般的叫声抓成了一团乱麻，突突乱跳。她离开了座位，低垂着眼，逃也似的从二楼上走下来，出了候车室。这时候，车站广场上已是行人稀少灯光很稠了。
马秀萍只顾走，茫然地从火车站广场上走过去，不知不觉地走进了西七路，走进了这条路上的一家招待所。
后来，马秀萍才回想起，当时她觉得这个招待所的门庭倒很体面，给人一种安全感，才毫不犹豫地进去了。她的身上有田广荣给她的三百元，这些钱是她一点一点地积攒的。她进去一问，住一个晚上五块钱，就住下了。
马秀萍打水时发觉，煤炉子上的蜂窝煤快燃尽了，就把拎在手里的洗脸盆放下，给煤炉子上换了一块煤。也许，是这个细小的动作引起了一个女人的注意，这女人是招待所的承包人。第二天，马秀萍要走时，女人问马秀萍要去哪里。马秀萍说她不知道要去哪里。女人大概从这句话中嗅见了什么，她招呼马秀萍坐下来谈谈。从马秀萍的只言片语中女人知道马秀萍是一个流浪者，她问马秀萍：“留下来在我这里干行不行？”这女人没有恶相，从言语里也听不出潜在的危险，马秀萍踌躇了半天后给女人回了话：“我在你这里干。”于是她就留在挂着省六轻局招待所的小客房里了。
一天的工作从傍晚开始。
昏昏沉沉的夜幕从这个城市的上空拉下来之后，离火车站很近的小客店就忙碌了，下了火车的小商小贩、无业游民和进城来找工作的农民们来光顾这个小客店了，他们操着不同的口音穿着乱七八糟的各色衣服，小姐小姐地吆喝着。马秀萍和另外一个姑娘像上了发条似的开始不停地转动：急急忙忙地去开房间的门，跑前跑后地打水提水。连续几个晚上，马秀萍不能睡一个好觉，有时候，刚躺下，眼睛还没有闭实，就有人来了，她即刻起来招呼客人，一直折腾到天大亮方才罢休。这样的日子过惯了倒不觉得累，一旦闲下来，漫长的时光像死皮赖脸的小流氓一样不好打发。
马秀萍从一开始就对她的女主管没有设防，干了一段时间，觉得这个年轻女人很可爱。她的可爱挂在她那双层下巴上，挂在她那颠颠晃晃的把衣服撑得老高的肥大的乳房上。她操一口地道的河南腔，话一出口，仿佛一把扇子扇过来，把很重的鼻音从耳旁扇了过去，她的话听惯了只是觉得那宽宽的嗓音被她的嘴巴扩张得很厚很厚，但不沉重。女主管的丈夫偶尔来一次招待所，他比秋后的高粱秆还要瘦，按在肩头上的衣服好像挂在一个木制的衣服架子上。他趿着拖鞋，样子散漫无羁，看人时眼睛一鼓一鼓的仿佛用一个秤砣向对方身上砸，马秀萍只一瞥，未免有点紧张。因为他太瘦了，巴掌扇过来的风也可以把他吹走，因此，她倒不觉得威胁。
有一天晚上，马秀萍从女主管和她的丈夫住的房间前面经过时，听见两个人在黑暗中嘀咕什么，她稍一驻足，逮住了她的名字马秀萍。显然是这两个人在谈论她，这不能不引起她的警惕，她屏住气细听，似乎听见女主管说出的一个叫河南巩县的地名，女主管的丈夫说出的是钱的数目：五千元。她轻手轻脚地向前走了两步，蹲在窗口底下谛听，她再也没有听见什么，只听见昏睡的夜晚十分宁静，只听见那宁静中包藏着神秘莫测。这空洞的宁静使她害怕。她站起来，回到自己的房间把这几个词组串在一起想了想，一经排列组合的词组仿佛冒烟的干柴，她从中嗅出的是呛人的味儿，这味儿究竟叫什么，她无法命名。
惶惶不安地过了几天，她以为有什么事儿要发生，使她既担心又侥幸的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她偷偷地去观察女主管和她的丈夫，从这两个人的面部她读到的是已经稔熟得如同钉子一样钉死的表情，她看不出自己的处境有多险恶。生活的表象平静而安详，她的内心却紧张不安，她觉得她所处的小旅店和她的那个家一样时时刻刻存在着使她心烦、心虚、心悸、心寒的因素，她随时准备逃走。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该发生的还是没有发生，转眼间天就冷了。
在漫长而枯燥的冬日里，客人少了，活儿少了，她就抱着从书店买来的几本小说打发时光，这些书籍中的故事渐渐地稀疏了她的紧张和不安，常常引发起对往昔的一段回忆。有些记忆，清晰可辨，犹在眼前，使她向往，祝永达便是从她的记忆里一点一点浮上来的。对于她十四岁之前的祝永达，也就是说，她第一次在松树底下碰见的祝永达，她的印象很单薄，似乎祝永达从她十四岁那年才朝她走来的，走进了她的视线，使她难以抹掉了。她带着在心中烙印的祝永达走出了凤山县走进了省城。她想起了她第二次和第三次在松树下遇到的祝永达，一次比一次清晰，他的音容笑貌活灵活现。她一想起祝永达心里就激动，就想和他说说话。最理想的境况是：在一个有月光的晚上，在恬静安详的田野里，她和祝永达走在田间小路上，她给他诉说，诉说她的童年和少年，诉说她渴望和他在一起的激动，诉说她在梦中梦见他的情景。她还梳理不出来这样的情感是不是叫爱情，但她知道，这情感十分真挚，有些分量，深藏在她心里的最深处，谁也拎不走。她趴在床上想给祝永达写信，但写了几次开头，她都撕了。她该叫他什么呢？按母亲的说法，她要叫他永达叔，可她不能接受这辈分了。不是她觉得她长大了就不该叫他叔叔了，而是她觉得，他就不是她的叔叔，他应该是一个哥哥才对。他是她心中最理想的哥哥，是可以把头靠在他肩膀上的哥哥，是可以给他说心里话的哥哥。
在一个寒冷而孤独的夜晚，轮到她值后夜的班（生意淡了，两个姑娘轮流值班，前半夜，她的伙伴值班去了），马秀萍把煤炉子提到房间里，重新添了一块煤，她趴在床上，又给祝永达写信，铺开纸，只写了几句，却不知从哪儿说起，她陷入了回忆之中。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握着钢笔，趴在床上睡着了。
值班的那个姑娘一看手表，已是凌晨二点二十分了，马秀萍还不来换她，就上了二楼，推开房门去叫她。门刚一推开，一股浓烈刺鼻的煤烟味儿扑了过来，她叫了几声马秀萍，马秀萍不搭理她。她拉开了电灯开关，从黑暗中跳出来的马秀萍躺在离门只有三步远的地板上，她用手去推，马秀萍不说话，全身在动弹。那姑娘被吓住了，赶紧去叫女主管和她的丈夫。女主管和丈夫起来一看，马秀萍是煤气中毒了。本来，这夫妻俩早已合计好了，在元旦前，把马秀萍卖给人贩子。从马秀萍到这儿不久，他们就起了歹心，但他们发觉这女孩儿很敏感，性格也不温顺，不敢随意下手。女主管给丈夫说：“赶快将她送到医院里去。”女主管的丈夫在马秀萍的脸庞上摸了摸，他说：“你先别急，我出去弄一辆三轮车来。”不一会儿，女主管的丈夫将三轮车蹬来了，他将马秀萍抱上了三轮车，盖上了一床被单，三轮车蹬进了寒冷而幽暗的冬夜。
凌晨六点后，女主管的丈夫回来了，三轮车上不见了马秀萍。女主管问丈夫：“那女孩儿咋样？”丈夫说：“我把她处理了。”女主管有点吃惊：“咋处理了？”丈夫说：“她已经死了，你送到医院去，还想赔一条人命？”“这可咋办呀？”“谁问都不知道这个女孩儿，记住。明天把那个也弄走，多少给些钱弄走，咱另外雇人。”女主管咬咬牙，点了点头，她的双层下巴像多余的一张嘴巴翕动着。
马秀萍第二天苏醒时才发觉，她躺在一块麦地里。当时，她确实是死了，没有呼吸，没有脉搏，幸亏，女主管的丈夫将她拉到了西郊的麦地；幸亏，三轮车绕着小道走，一路颠簸着，不然，她是死定了。她只记得，她从床上爬下来，没有爬到门跟前去，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女主管的丈夫将马秀萍拉到了西郊，先是放到了火车的车轨上，几分钟过去了，不见来车，他似乎觉得这样做会留下把柄，又将她抱进了三轮车，一直向西拉。到了田野上，他想找一眼水井，将她投进去，可是，摸黑找了半晌，找不见，他怕耽搁久了被人瞧见，就将她抛进麦地里，回城去了。
后来，马秀萍糊里糊涂地上了那辆客运车，身上被女主管的丈夫掏得分文不剩，她担心的是车主叫她买票。令她暗自庆幸的是卖票的那个小伙子没叫她买票。她又问了一遍：“这车是不是向西走？”回答是一样的：“向西。”她只有一个念头，回凤山县去，至于说回去后怎么办，她没有多想，回去后再说吧。使她蹊跷的是，这车上除过司机和卖票的小伙子，只有她一个乘客，她不由得有了疑虑，再问了一遍：“这车去凤山县吗？”“去，咋不去呢？你看这不是向西走吗？”冬日里即将落下去的又红又大的太阳就在车窗前面，车朝着太阳开去了。只要向西走，她就放心了。她又饥又渴，当那售票小伙子把一块面包给她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接住了，几口吞了下去，又喝了一瓶人家给她的饮料。她尝不出那面包和饮料是什么味道，饿极了，就是面包里有毒药，她也会吃下去的。没多一会儿她就有点瞌睡。她走到后排去躺在了长长的座位上。
一觉睡醒，马秀萍爬起来一看，冬日的太阳黄黄的，挂在中天，四面是山，山头像田广荣的秃顶一样光，满目的干枯苍凉。她没有喊叫，又闭上了眼睛，假装睡去了，她能感觉到，这车继续向西走。这山不是村子后面的雍山，也肯定不是陕北的土山。车早已过了凤山县，过了西水市。从西安到凤山是一马平川，哪里有山？这车肯定到了甘肃。她又落到了坏人手中了。这一次，她没有畏怯，是因为心里很清楚她遭遇了什么。她闭上眼睛想对策。最坏的办法是从车窗跳下去，摔死了就摔死了，死了也比让人贩子卖掉强。
汽车到了一个山区小镇上，她先是拉开了车窗，然后，喊叫着要撒尿。售票的小伙子说：“你就尿在车厢里。”她不，她说她要解大手，小伙子说：“你再喊，就把你的嘴缝住。”她竭尽全力喊叫着。那小伙子提着一把扳手向她跟前走。她说：“你不要过来，你再走一步，我就从车上跳下去了。”她的头已探出了窗外。那小伙子只好退到原来的位置上。她说：“求求你们了，叫我下去解个手。”汽车停在了一个厕所跟前。不是那两个人动了恻隐之心，而是怕她从车上跳下去。她下了车，司机和售票员跟在了她的身后。她进了厕所，那两个男人就守在厕所外面。她一进去，就给一个刚解毕手的女人跪下去了，求那女人能帮一帮她，她简略地说了一遍她的遭遇。那女人在厕所里看了看，把她扶上了厕所的隔墙，她翻到了男厕所，从男厕所出来，拼命地奔跑。那两个男人在厕所外面等了十几分钟，帮她逃走的女人从厕所里出来了，他们问那女人，见没有见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女人说她在里面。等那两个男人闯进女厕所时，她早已没了踪影。她逃进附近一家居民的院子里躲起来了。
马秀萍一路要饭吃，从甘肃的武都回到了西水市。她偷吃过人家的生豆子、玉米棒；晚上蹲过破窑洞，钻过麦草垛子。半个月后，她到了西水市。
永达哥，你不知道，当我到了西水市后，我趴在渭河畔，哭了大半天。我真想一头扑进渭河里，冬天的渭河已是水瘦河窄了，我就是跳下去也淹不死。我擦干了眼泪爬起来。在西水市，我做过小偷，给餐馆里端过盘子，捡过垃圾，做过小买卖，后来，就摆了一个专卖鞋的摊子。我的鞋是从西水市的一家鞋厂里取来的，在取鞋的过程中，我认识了鞋厂的厂长，厂长是个中年女人，老家是四川人，她知道了我的身世之后，帮助了我。这几年我经历的事情要写出来，恐怕能写一本书，以后有机会再详细地给你说吧。现在，你只要知道，马秀萍死过一次，但没有死去，她思念你。我问你一件事，你还是单身一人吗？
读完信，祝永达仿佛看见了他又和马秀萍相遇的情景，又是在那棵白皮松下。马秀萍迎面而来了，长长的睫毛眨动了一下，用很严肃的口气问他：你还是单身一人吗？当然，他没有任何必要隐瞒她。是单身一人，一个老光棍汉。她笑了：不是老光棍，是小光棍。她肯定会这么说的，说他还年轻。
对于他的婚事，父母亲比他自己还着急，提说过几个女人包括几个姑娘家，都没有成事，这事就一年又一年地拖下去了。祝永达对婚姻没有苛求，他只希望找一个能和他活人过日子的女人，找一个他爱的女人。未来的女人究竟是谁，这还是个未知数。他还不敢想娶马秀萍为妻。在他的心目中，这姑娘太圣洁了，太美丽了，他不般配。
祝永达正在沉思着，田广荣开开办公室门进来了。祝永达急忙收拾了信，拿起了一张报纸。尽管田广荣看得出祝永达在掩饰什么，却装做什么也没觉察到。
“永达，马子凯找过你没有？”
“没有。啥事？”
“我刚从马子凯那里来，老汉被孙子气倒了。”
“孙子咋了？”
“宏科考了三年，没有考上大学，林科连高中也没考上。老汉叫宏科再复习一年，这娃不听他爷的话，领上一个女同学满世界地胡逛去了。”
“他对孙子太娇惯了，抱的希望也太大了。”
“我看马子凯是想叫他的孙子能成为当年的马子凯。”
“老马未必就有这个想法。”祝永达放下了报纸，“你来得正好。下午准备开支委会，乡政府叫咱去西水市考察企业，咱研究一下。”
“你看着办。”
田广荣挂着副书记的名，对他没有利的任何事情都不参与。他像一个观众一样站在下边看祝永达表演，希望有朝一日能看见他出丑。
二十一
马子凯抽了一支烟，他把挂在墙上的三弦取下用右手在弦上捋了一把。人活到一定岁数，儿子和孙子就成为自己的一张脸了。他明白，英年之所以出息不了并不是因为儿子不努力。他知道当年儿子落第的原因是政审不合格。
马宏科和他的女同学青青正在齐镇的街道上打台球。台球打了半天，马宏科身上的钱已经输光了，他还要打。
读初中时，马宏科是班里学习最好的学生，每次考试，总分都在同年级的前十名。而且在马子凯的训练下，他写一手好毛笔字，学校里有什么活动，常常去叫他写字，他成为学校里最瞩目的学生了。他的性格温和腼腆，很讨老师喜爱，马子凯对他更是宠爱有加，处处迁就。上了高中之后，马宏科变了，不再用心学习了，他的心思在他的同班女同学青青身上。开初，两人只是眉来眼去，后来，便经常幽会。马宏科回到家，找各种借口向马英年和朱乖巧要钱。虚荣心很重的朱乖巧宁肯自己少穿件衣服，也要让儿子在学校里体体面面，她如果没钱，就借钱给儿子。每次，马宏科都给马子凯说他要钱是买学习用品买课外书籍，马子凯就把自己的开会补贴和稿费全都给了马宏科。马宏科一弄到钱，便去齐镇，去火车站吃喝玩乐。有时候，他们一玩就是一整天，天黑了也不回学校去，两个人登记一个旅社住在一块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