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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名门闺秀：贵族女性百年生活史》 作者：宋路霞
章节数：38章 字数：4.6万字
《上海滩名门闺秀》 编辑推荐
绝世的优雅
绝代的风华
绝版的新女性
最后一代大家闺秀的旧忆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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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名门闺秀》 作者简介
宋路霞,1952年生,山东济南人。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校报编辑部主任,现为自由作家。多年致力于近现代家族史、上海地方史的调查、研究和创作,有《李鸿章家族》、《盛宣怀》、《张静江、张石铭家族》、《上海的豪门旧梦》、《上海滩豪门望族》、《百年家族》、《百年儒商》、《百年收藏》、《回梦上海大饭店》、《回梦上海老洋房》、《浮世万象》等多种著作在大陆和港台出版,并产生相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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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名门闺秀》 内容简介
上海滩上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名门望族的滋养,东土西风的熏陶,使她们的学识和教养,气质和风度,卓然独立,与小家碧玉不同,也与传统闺房小姐相异。她们是上海城市生活中的一道特别风景,有着特殊的风度与风采。
作者宋路霞女士,在十多年研究近现代家族史的过程中,近距离采访了历经风雨而幸存下来的一大批名门闺秀,记录下她们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经历和体验,并收集到大量秘藏闺中的珍贵老照片,为我们留下了贵族女性角度的百年历史沧桑的记忆。
本册《上海滩名门闺秀》,选取了曾国藩、李鸿章、段祺瑞、盛宣怀、严筱舫等十个著名家族的十个名门闺秀,记录了她们坎坷、优雅而精彩的百年人生,为我们展示了东方女性的绝世风雅,大家闺秀的绝代风华,以及极有魅力的上海滩上流社会女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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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名门闺秀》 图书目录
序言(李伦新)
一、曾国藩的外孙女聂其璧
黄浦江边的聂家花园
聂家花园最调皮的女孩
请宋美龄当傧相之风波
孤身追星好莱坞
饭桌上小小的“战争”
关键时刻显身手
永远的大家风范
二、李鸿章的侄孙女李国秦
李家小姐十姐妹,个个都是一本书
“八字”不合,舍“马”就“张”
贵妇人的富贵与灾难
屈映光法师的衣钵传人
百岁老人突然“失踪”了
三、段祺瑞的外孙女袁迪新
一个人用了八个奶妈
缠绵的爱情和无奈的婚姻
半年“军调处”,十年挨批斗
两次“上交”的“洪宪瓷”
四、周馥的曾孙女周稚芙
花园洋房里长大的周七小姐
中西女中的住读生活
一个孩子用了三个保姆
从百万富翁到身无分文
不能把所有的东西放在一个篮子里
一生都充满了爱
五、吴调卿的孙女吴靖
祖父是李鸿章的哥儿们吴调卿
三岁来到上海外婆家
清华大学的第一届女生
独自逃婚回北京
成了赵四小姐的嫂子
半个世纪后相逢在美国
长寿秘诀:把不愉快的事情忘记
六、严筱舫的曾孙女严仁美
提前来到人间的“丑小鸭”
为读书而爆发的“战争”
为“冲喜”,小马家迎来大美人
梦的破灭与美的哀愁
刘家、盛家与宋家、孔家
美丽招来的烦心事
新社会的天是明亮的天
奉献着使她更美丽
远在天涯海角的深情厚意
福寿双全,欢度晚年
七、盛宣怀的女儿盛爱颐
与宋子文的恩恩怨怨
一个电话打给宋子文
中国第一件女权案
在汽车间里的最后岁月
八、席家花园六小姐席与时
东平路上的席家花园
如花似玉的席家七姐妹
战争使一家人星散四方
纽约盲童学校的女教师
在张家最困难的时候嫁到张家
婆媳和睦相处四十多年
九、文博泰斗徐森玉之女徐文绮
徐家三代才有了一个闺女
瞒着父母偷偷考进天津南开
一顿饭两只对虾的南开生活
日寇炮火炸碎了她的教授之梦
独身之梦被诗人王辛笛友情击破
耀眼“红花”旁边的高级“绿叶”
大风大浪中的硬骨头
带着永恒的微笑远去
十、一号车主周纯卿之女周素琼
南京西路上的周家花园
父亲的一号汽车与两艘游艇
与“红棉小开”盛康年一见钟情
走出家门,走向社会
大风大浪方显名门闺秀本色
健康、快乐就是幸福
后记(宋路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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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江边的聂家花园
曾国藩的外孙女聂其璧
黄浦江边靠近霍山路、惠民路的地方,过去有个聂家花园,占地数十亩,是甲午战争时期的上海道聂缉槼的家园。
聂缉槼于辛亥革命那年去世,现在的市民不大记得他,只有谈到聂家花园附近的聂中丞华童公学(现为市东中学)时,才会想起这位道台大人。而他的夫人却很长寿,很有名,是民国书法家,世称崇德老人,比丈夫长寿三十多年。现在人们从艺术品拍卖的字画展品中,还时常能看到有她题款的画件。她就是曾国藩最小的女儿曾纪芬。
在道台大人聂缉椝去世后的三十多年里,曾纪芬是聂家花园的领袖,她使聂氏家族人才辈出。
这个聂家花园,现在遗址虽在,但已面目全非,里面已经挤满了密密麻麻的各式民居,而当年里面只有五栋旧式红砖楼房和一个网球场,以及偌大的一个花园,所有的楼房和亭台、池塘都由一道高高的竹篱笆墙围着,墙内是一个安静祥和的家园。院子的东邻是一家香烟厂,男孩子调皮,在篱笆上掏个洞,爬到香烟厂去偷香烟牌子。大些的孩子喜欢打篮球,以至于后来竟诞生了一个“崇德聂氏篮球队”,报端常刊出他们的赛事。
聂家的一个外孙女张心漪(台湾前财长费骅的夫人)数年前曾在海外撰文回忆说:“外婆家永远是一座美丽的迷宫,那里有曲折的小径,可跑汽车的大道,仅容一人通过的石板桥,金鱼游来游去的荷花池,半藏在松林间的茅草亭,由暖气养着玫瑰、茉莉、菊花、素心兰的玻璃花房,小孩子随时可以去取葡萄、面包的伙食房,放着炭熨斗和缝纫机的裁缝间……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三层楼上那两间堆满箱笼的‘箱子房’……”可知这是一处中西合璧的、相当现代的海派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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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家花园最调皮的女孩
聂家花园最调皮的女孩
聂缉椝、曾纪芬夫妇有十二个孩子,八个儿子,四个女儿。儿子多半是上海滩有名望的实业家,他们中有上海总商会会长、恒丰纱厂和大中华纱厂总经理聂云台;中国银行协理、中孚银行天津分行经理聂其炜;恒丰纱厂中期的总经理、实业家聂潞生;清末民初湖南武军司令官聂其贤;实业家聂其煐、聂其焌……女儿们一个个也都嫁得体面,有的嫁给晚清军机大臣瞿鸿禨的儿子瞿兑之,有的嫁给吴佩孚的秘书张其煌,有的嫁到湖南岳常澧道道台家……
从早期的聂家全家福来看,男士大都一袭长衫,女的一律紧身小袄,围绕着曾纪芬左右整齐地排开,传统得令人敬畏。但是有一个小姐例外,每次照相总是一身花衣花裙,烫着头发,一脸万事不屑的神气。她就是聂家最小的女儿聂其璧(女儿中行四,又称聂四小姐,在所有孩子中排名倒数第二),是个绝对反传统的现代派。
与她的哥哥姐姐不同的是,聂其璧从小没有读多少私塾,而是在教会学校上学,认识了不少外国老师和同学。她生性活泼,聪明伶俐,喜欢文艺活动,很讨大家喜欢。按照聂家的规矩,女孩子晚上是不可以出门的,可是聂其璧不干,她要出去看戏、看电影、会朋友,她有很多活动要参加,谁说也不听。院子大门紧闭也不要紧,要么爬窗子,要么上墙头,跳下去就是……她从小喜欢独往独来,胆大包天,万事都有自己的主意,不在乎别人对她有什么看法。中学毕业后,聂其璧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了,特殊的家庭背景和一口流利的英语,使她结交了更多的洋朋友,包括来沪的好莱坞电影明星。她喜欢出入社交场合,哪里热闹哪里去。为此,她母亲还特地关照过佣人,要看好四小姐,莫让她出大门。可是四小姐性格像个男孩子,才不管那一套呢,老太太拿她也没办法。
聂其璧只有在一个场合非常听话,就是陪母亲上教堂做礼拜。她的母亲曾纪芬与一般的中国老太太不同,没有信佛教,而是信基督教。聂其璧喜欢听教堂里的音乐,那优美的旋律像是镇静剂,使她的心境平静如水。每到这时,她的心神像是飘了起来,在奥妙无穷的未知世界里任意游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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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宋美龄当傧相之风波
请宋美龄当傧相之风波
聂其璧陪母亲上教堂(虹口的景灵堂)做礼拜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认识了宋美龄。因为两家的老太太都信基督教,当时都住在虹口一带,年纪大了,上教堂都需有人陪。宋家老太太倪桂珍常由宋美龄陪同,宋子文开车接送(那时他们都已经从国外留学回来);聂家老太太曾纪芬就由聂其璧陪着,有时也由媳妇陪同,日子久了,两家人成了好朋友,小姐、媳妇们相互常有走动,宋美龄也就成了聂家花园的常客。
1923年,聂四小姐要出阁办喜事了,新郎官是从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回来,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务长的周仁教授(周仁教授的祖母是晚清洋务重臣盛宣怀的姐姐,与盛家的亲戚关系很多)。经两家的老太太商量,邀请尚在闺阁的宋美龄小姐充当傧相。宋美龄爽快地答应了。那天她穿了一身漂亮的衣裙来到聂家,还带了一串珍珠项链。
也许那时的宋美龄还不习惯珠光宝气的打扮,也许那串珍珠已久不使用了,总之在聂家对镜的时候,竟一下子把珠线给扯断了,珍珠滚散了一地,满屋子的人就不得不一个个蹲下身去,帮她拣珍珠。等她珍珠摆弄停当,才陪新郎新娘到花园里去拍照……
这本是两家人友好往来的一件好事,谁知过了四十多年,到了十年浩劫的时候,聂其璧的麻烦来了,成了她的一大罪状。“文革”中的造反派们武断地认为,不可能是宋美龄为聂家作傧相,一定是聂其璧为拍宋家马屁,前去为宋美龄当傧相。于是大动干戈,一再审问她与宋美龄有什么关系。更有甚者,有的造反派连什么是傧相都不知道,还逼问她:“你跟宋美龄到底是什么关系?宋美龄为什么要送你一个‘冰箱’?”弄得她哭笑不得。
其实那些造反派哪里知道,当年的聂家是上海道台(相当于上海市市长)之家,远要比当时的宋家显赫。聂其璧是道台之女,曾国藩的外孙女,其三哥聂云台又是大实业家、上海总商会会长,真的是有钱有势。而宋家的声威是4年之后(即1927年),蒋宋联姻之后才振作起来的。当时宋家老太爷宋耀如已经去世,宋家大姐宋蔼龄曾在盛家(盛宣怀家)当家庭教师,虽已嫁孔祥熙,但此时的孔祥熙还没有发达。宋子文从美国回来后的头几年,在上海到处碰壁,他追求盛家的七小姐盛爱颐,盛家还嫌他穷。其二姐宋庆龄嫁了孙中山先生,然而辛亥革命后南北对峙,形势复杂,常在动荡的生活中……如此悬殊的家境,不学无术的造反派是根本不了解的。
然而“文革”中的聂其璧有口莫辨,因为她和丈夫的结婚照被造反派抄家抄走了。直到“文革”后落实政策,她的亲戚蔡粹盎女士(蔡元培先生的女儿。周仁教授的姐姐是蔡元培先生的夫人,周仁是蔡元培先生的内弟)从发还的抄家物资中,发现了他们的结婚照,特意给她送来。聂其璧高兴地说:“这下可好了,这张照片可以为我平反了。大家可以看清楚了,的确是宋美龄为我作傧相嘛!”
聂家与宋家,原本是朋友,没有什么亲戚关系,可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几十年后,却从聂其璧的母亲曾家那头,却“延伸”过来一层亲戚关系——即曾纪芬的侄女曾广珊(曾纪鸿的女儿,曾国藩的孙女)嫁给了俞家的俞明颐(晚清道台),生下的儿子叫俞大维。俞大维后来出任国民党政府的兵工署署长、国防部长,他的前妻是一位意大利钢琴教师,生下孩子后不几年就病逝了。这个孩子叫俞扬和(这个名字由“洋和尚”的谐音而来),由陈寅恪先生带回上海,交给俞大维的母亲曾广珊,就在上海读书、长大。曾家和聂家在抗战爆发之后都迁到上海西区静安寺附近居住了,因为欧战爆发之前上海租界里相对安全些,曾广珊是曾纪芬的亲侄女,所以两家走动很勤。抗战胜利之后,俞大维是复员回沪的接收大员,在聂家的恒丰纱厂的发还问题上还帮过聂家一个大忙。1960年俞大维与蒋经国成了儿女亲家,俞扬和娶了蒋经国的女儿蒋孝章为妻,也就成了宋美龄的外孙女婿。转弯抹角,聂家到头来还是脱不了与宋家的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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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身追星好莱坞
孤身追星好莱坞
聂其璧从小活泼好动,爱好文艺,交了很多外国朋友,而且不是一般的交往,而是融入他们之中,常参加他们的文艺活动。她曾参加过一个外国人在上海办的木偶剧团,并且亲自制作木偶人,参加演出。有的较复杂的木偶她自己搞不定了,就请家里的郑裁缝帮忙(这个郑裁缝独身一人,一直住在聂家,曾纪芬去世后就住在聂云台家,不知有多少聂家人和聂家亲戚穿过他制作的衣服)。她的这些洋朋友大概有三个来源:一是同学,因为聂其璧在教会学校读书(读过圣玛利亚女中和启明女中,在启明女中毕业),同学中不少是洋行大班和洋行高级职员的孩子;二是教会活动,除了陪母亲上教堂,她还陪母亲在家里接待来访的外国牧师,一到圣诞节或者教会的其他节日,家里就非常热闹,会涌进很多中外友人;三是聂家的学术氛围。
这个家庭的学术氛围很重要,因为聂老太爷在出任上海道之前是江南制造局的总办,最初他家就住在江南制造局里。制造局出于事业上的需要,聘请了一大批外国工程师和科技人员,在局内供职。还设有一个编译局(翻译处),聘用了一批外国科技翻译人才长期供职其中,共翻译了100多部西方科技类图书。在这期间,有些洋人与聂家保持了长期的友好关系。如著名传教士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供职达28年之久,他的夫人就成了聂家公子的家庭教师,教聂其璧的三哥聂云台、四哥聂其炜学英文,聂其璧在旁边也能“沾沾光”。聂家这种中西合璧的家庭氛围,无疑大大丰富了聂其璧身上的洋派细胞。
聂其璧还是个有名的电影迷,非常崇拜美国好莱坞大明星,一有新片上演,必定去看。1936年卓别林来上海访问的时候,聂其璧也是参加接待的人员之一。当时有家报纸刊出了聂其璧与卓别林在一起的照片,卓别林手里拿着一支烟,聂其璧正在为其点火,左边是宝莲•高黛(那时还是卓别林的女友)。聂其璧非常珍爱这张照片,可惜在后来的十年浩劫中被造反派抄家抄走了,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聂其璧为此非常懊恼。
1939年,不知是个什么契机,她决定独自到美国走一趟,去亲眼看望一下她所崇拜的电影明星。那时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对电影依旧那么痴情,对明星仍旧那么迷恋,不惜万里迢迢前去“朝拜”。然而丈夫的工作永远非常忙,不可能陪她前去,那她就一个人去!
“文革”以前,她家一直保存着她那次万里出行的珍贵记录——一本光彩夺目的老照片集。如果保存到现在可不得了了,又是一个中美民间电影文化交流的好“由头”。那里面有聂其璧与许多好莱坞大明星的合影,有与《乱世佳人》的男主角克拉克•盖博、《苏伊士》的主角泰罗•鲍华、《罗宾汉》的主角艾洛•弗林的合影;有与《末代艳后》的女主角、有电影皇后之誉的瑙玛•希拉、《魂断篮桥》的男主角罗拔•泰勒的合影;还有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劳纳•里根,以及当时还是童星的秀兰•邓波儿等等。还有些电影明星听说她是专程从遥远的东方来看望他们的,就主动拿出自己亲笔签名的照片送给她。
她美美地在明星堆里猛“泡”了一阵子,过了把瘾,离开美国后还去了法国,以至于若干年以后只要谈起那次壮举,她就特别兴奋。不过她还是冒了点险,当时就有人警告她,快走吧,欧洲要打仗了。果然,她刚回国不久,欧战就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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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桌上小小的“战争”
饭桌上小小的“战争”
一个从小被全家人宠爱惯了的小姐,婚后能不能适应家庭主妇这个角色的转变,家里人都有些担心。谁知聂四小姐居然很自然地、似乎是一眨眼就成长为一家之长了,而且能非常认真、有效地教育孩子。当然,有时候也“教育教育”丈夫。
她的丈夫周仁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冶金专家和陶瓷专家,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的发起人之一,早年考取清华庚款,与胡适、竺可桢、赵元任、张彭春等著名学者同一批留学美国,入康乃尔大学学习机械和冶金专业,回国后先是担任上海交大教授兼教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兼工程研究所所长,抗战时期在昆明办过炼钢厂,解放后出任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副院长、上海科技大学校长、冶金研究所所长,还有许多其他的社会职务,如全国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周仁教授每天早出晚归,工作非常之忙,只有吃晚饭的时候才能和家人聚在一起,晚饭后还要继续忙工作。
聂其璧心疼丈夫,总是设法弄些又有营养又好吃的小菜给丈夫吃。但是,这个“又有营养又好吃”的标准是她一个人定的。她是湖南人,丈夫是江苏人,她喜欢带点辣味,丈夫则喜欢带点甜味,她认为好吃的东西丈夫未必觉得好吃。但是周仁教授永远是个模范丈夫,温文尔雅,服从“管教”,一般情况下,夫人说是“好吃”,他也总是说“好吃”的,没有二话。在丈夫不主动夹菜的情况下,妻子就主动把她认为好吃的菜往丈夫碗里夹。
通常这种情况下,周仁教授都是忍受了的。有一次不知为什么,教授先生竟然反抗了,说:“我不要吃。”
四小姐不同意:“为什么不要吃?这很好吃呀!”
丈夫还是那句话:“我不要吃!”
“那不行,不要吃也要吃!”她的话永远是命令。这时她像教育儿子一样教育丈夫,并且继续为他夹菜。
在一边往嘴里扒饭的两个儿子看不下去了,一起为老爸帮腔:“爸爸说不要吃就不要给爸爸吃了嘛!您为什么一定要爸爸吃这个东西呢!”
“咦?他以前说是好吃的呀!”当妈妈的不服气。
“那人家现在觉得不好吃了呀!”儿子们难得大声地对妈妈讲话,继续立场坚定地支持父亲。
当母亲的仍不让步。
当父亲的见孩子们也卷入了“战争”,不得了,事情要闹大了,为了息事宁人,就赶快把夫人执意要他吃的那个菜,囫囵吞枣地咽下去了。这一招真灵,大概是解决“战争”的最好办法,两个儿子没话说了。
可是四小姐还不罢休,她还要争回这个理,指着丈夫对儿子们说:“你们看,他不是很喜欢吃吗?他不是很喜欢吃吗?”
弄了半天,反倒是两个儿子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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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显身手
关键时刻显身手
聂其璧平时总是一身花枝招展、浓妆艳抹,在上海街头一片蓝灰色海洋的年头,她依旧是连衫裙,烫发头,走在马路上无论是衣饰还是举动,都很夸张。淮海路上的面包房和咖啡店的老板,没有不认识她的,伙计们都亲切地唤她“美国外婆”。她有一个情趣很相投的亲戚,即盛宣怀的七小姐盛爱颐(周仁教授的祖母是盛宣怀的姐姐,周仁叫盛爱颐是阿姨),她们经常一起出入西菜馆和咖啡馆,伙计们唤盛爱颐是“上海外婆”。淮海路常熟路口过去有一家西菜馆,是她们最常光临的地方,常常吃过以后还要大包小包地买些西点带了走,有时带了一大群亲戚朋友前去打牙祭,末了总是她买单,所以很受店伙计欢迎,。
不了解她的人以为她只会吃喝玩乐,其实不然,她大事情上头脑极其清楚。她不是那种只会在家里婆婆妈妈,说三道四,大事拎不清的人。她只是小事不上心,不屑于去计较,而到了关键时刻才“该出手时就出手”的。
抗战时,所有国民党政府机关撤退到内地,她随丈夫辗转大西南,历尽千辛万苦。她识大体,顾大局,不仅没有怨言,关键时刻还能帮上丈夫的忙。
那时周仁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要内迁,大量的仪器设备和书刊资料装成若干个大箱子,先乘船运到越南的河内,然后再转火车到昆明。战时的火车站大概是最乱的地方,除了难民还是难民。何况国民政府机关整体都要内迁,还动员一些重要的工厂和企业内迁,运输的紧张是可想而知的。谁有“路子”谁就有车皮,没有“路子”就干等吧,等到什么时候鬼才知道。火车站里军人和难民铺天盖地,谁也不来理会这帮书生。工程研究所的大小箱子堆在火车站的站台上,简直像小山一样,但谁也没有办法把它们运走。
工作人员当时还面临一个困难,因为越南长期被法国人统治,火车站系统通用法语,主要管事都是法国人,不会法语就无法办事。聂其璧知道后挺身而出,她英语、法语都内行,帮助丈夫一起想办法。她东一个电话,西一个电话,一会儿找站长,一会儿找朋友,在火车站上指挥若定,好像是一位不得了的女将军,神完气定,威风凛凛,结果不多时就被她搞定了。火车站终于调拨来几节车厢,帮助他们把东西运走了。周仁先生和研究所的同事真是谢天谢地,一时愁云散尽,大家不得不对这位花枝招展的夫人刮目相看。
十年浩劫当中,他们夫妇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当时周仁先生已经身患重病,无力面对冲到家里来的造反派,这时又是聂其璧挺身而出,代替丈夫回答那些原本就是莫名其妙的问题。在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时,她就以哭来表示对抗。她没完没了地哭,哭得昏天黑地,造反派反而拿她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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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大家风范
永远的大家风范
聂四小姐跟她母亲一样长寿,也活到了九十岁。关于她长寿的原因,她的亲戚们认为与她心情开朗,万事想得开有关系。抗战中兵荒马乱的,他跟丈夫辗转去了昆明,留下两个正在读书的儿子跟学校转移。她坚信儿子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会得到磨练,没有给他们额外的照顾。大儿子周麒跟同学们一起,步行两个多月才走到四川重庆,一路上吃了很多苦,也冒过很大的风险。聂其璧觉得这很正常,认为这是孩子们难得的人生经历和精神财富。
她性格好动,感情丰富,好打抱不平,亲戚和朋友中无论谁有钱没钱,她一视同仁。一旦发现谁受了冤枉和欺负,她不可忍受,一定是拔刀相助。粉碎“四人帮”后的头几年,有关单位已经宣布对周仁教授平反,落实政策,聂其璧的处境大有好转,而且每周有一天可以免费使用一辆公车。而她的阿姨盛爱颐仍旧住在五原路一栋房子的汽车间里,没有落实政策,她的儿子被发配到安徽一个山村,女儿大学毕业后分配在福建工作,她已年迈,孤单一人,生活上有不少困难。聂其璧认为这不公平,决心帮助她。在盛爱颐的女儿庄元贞来沪探亲时,就用她的公车带上她们娘儿俩,直奔市委统战部。
当时市委统战部还在南京西路青海路对面的一栋老洋房里(现归春兰空调公司使用),她下车后直奔部长办公室找部长。可是统战部长那天不在,办公室的人看她来头很大,一身海外华侨的打扮,口口声声要找部长解决问题,谁也不敢得罪她,还端茶倒水好言相待。跟在后边的盛爱颐和庄元贞看傻了,因为她们多年来总是受人训斥,很久没有受到这样的款待了。从市委统战部出来后,她又带她们去市侨联反映情况,要求落实政策,那急切的劲头,好像应当落实政策的不是盛爱颐,而是她聂其璧似的。后来在她和其他亲戚的积极推动下,盛爱颐的女儿终于回到了母亲身边。
1987年,为纪念和表彰周仁教授一生为国家作出的重要贡献,上海市人民政府在冶金研究所的花园里,为已经逝世的周仁先生竖立了铜像。在有关单位组织的周仁先生铜像揭幕典礼上,时任上海市市长江泽民也赶来参加,向她表示慰问。她这时已经87岁了,坐在轮椅上,由大儿子周麒推着,十分得体地与大家打招呼,一点没有受宠若惊的样子,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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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用了八个奶妈
段祺瑞的外孙女袁迪新
袁迪新是段祺瑞的三小姐段式巽的独养女儿,生在袁世凯的老家——河南彰德的袁府。她的曾祖父袁世辅是袁世凯的弟弟,排行老五,袁世凯是老四。袁家兄弟共六个大概没分家,都焐在那“豪门深深深几许”、不知是七进还是八进的袁家大院里。
袁迪新的祖父袁克庄28岁就去世了,他生前做过什么事情人们早就淡忘,但是对于袁家来说,他还是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为他那当时还没出生的儿子指腹为婚。当时袁克庄在北京和天津一带宦游,结识了袁世凯幕府里的许多要人,段祺瑞其一也,于是乎两人称兄道弟,非常热络。
说来也巧,他们两位的太太差不多同时怀上了孩子。有一天这两个老爷儿们凑在一起,酒过三巡后头脑发热,竟盘算起太太肚子里孩子的终身大事:“只要这两个孩子生下来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那他们就是‘法定’的夫妻,咱们袁、段两家就是‘法定’的亲家!”
段祺瑞原本就是袁世凯的亲信,而且是袁世凯的女婿。因为段祺瑞的元配夫人吴氏去世后,第二年袁世凯就把自己的义女张佩蘅许配给他,段家后辈称之张太夫人。这位张太夫人在袁府的地位很高,是袁世凯表哥的女儿,袁府上下称其大小姐。这回他们要亲上加亲。
不久,上帝成全了他们,段家生下一个女儿名段式巽,袁家生下一个儿子名袁家鼐。两家重提旧事,谁也不赖账。只是两个孩子有点小小的别扭,段式巽比袁家鼐早生下来一个月,长得胖胖大大,敢哭敢叫,性格泼辣;而袁家鼐晚生一个月,个头矮小,老实乖巧,大了管段式巽叫三姐,整天跟在三姐后面转悠,一切听三姐的。这样一对夫妻,似乎有些阴阳失调。但是“法定”了的事情是不容改变的,于是“阴阳失调”的格局后来就贯彻了他们一辈子。他们成年后的一个黄道吉日,段式巽嫁到了河南彰德袁府。他们的唯一的孩子就是袁迪新,生于1922年,小名织姑。
袁迪新来到人间的时候,袁世凯已经去世好几年了,袁家在京城里已经风光不再,但是在河南彰德,还有很大的世面。袁迪新6岁以前跟父母住在彰德,她没见过祖父,因祖父死得早,但是曾祖父袁世辅还活着。曾祖父喜欢抽大烟,还喜欢吃蚕宝宝的蛹,常拿着一根烟签子挑一个蚕蛹在烟灯上烤,烤熟了就吃下去,高兴时也叫小织姑来一起吃。
曾祖父有一房正式的太太,两个姨太太。三个女人只生了一个儿子袁克庄,袁克庄也只生了一个儿子,就是袁家鼐,而袁家鼐这时只有一个女儿袁迪新,三代都是单传,袁迪新受宠的程度可想而知。袁迪新的母亲奶水少,袁家就张罗着找奶妈,连续用了八个奶妈,才算把小织姑的胃口搞定。
有一次曾祖父的小姨太带她去袁府大院外面玩,一路上远远望去,地里全是盛开的鲜花,她高兴极了,伸手要摘。那小姨太说,不要摘,那花有毒,一掐就流白水,沾在手上要烂手的。后来她才知道,那是用来制做鸦片烟的罂粟花。袁家老爷少爷都抽鸦片,罂粟花在宅子周围开得铺天盖地。
袁迪新六岁的时候曾祖父死了,曾祖母和大姨太哪里去了她不知道,只知道那个小姨太从此以后跟他们一家生活了。曾祖父去世时,小姨太才十八岁,其实原先是袁家买来的丫头,后来被老爷“收了房”,名份上是姨太太,其实她在袁家的地位始终是丫鬟,年龄比袁迪新的妈妈还小。老太爷死了她就服侍孙子,孙子死了就服侍曾孙女。曾孙女袁迪新有了孩子后,就帮着带玄外孙。她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那一年去世,享年八十多岁。她叫董礼然,名字挺高雅,不知是不是袁家给改的名字。她十八岁守寡,再没嫁人,一辈子吃素,为袁迪新带了四个孩子,在袁家服侍了四代人。
所以在十年浩劫的时候,造反派给袁迪新扣的“帽子”是:“多重的地富反坏右的孝子贤孙”,理由是:她是段祺瑞的外孙女、袁世凯的曾侄孙女,还长期养活着曾祖父的姨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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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绵的爱情和无奈的婚姻
缠绵的爱情和无奈的婚姻
曾祖父去世后,袁迪新的父母就搬到了天津,因为她母亲段式巽在娘家最受宠,在大城市生活惯了,有机会就往娘家跑。他们住在天津日本租界须磨街上的段府,那房子是老段的学生魏海楼(段祺瑞手下的一个师长)让给段家住的,是一处很大的院子,有前楼、后楼、侧楼、球场、花园,前楼大些,后楼小些,中间还夹着一个大厨房。
段祺瑞宠爱三小姐,把他们一家安排在前楼和自己一起住,还给外孙女袁迪新请来了家庭教师,教她读书写字。袁迪新的小学就是在外公身边读的,而且身边从来不缺零花钱,只要向外公汇报说今天功课做得很好,就一定得到一块钱的奖励。外公要是看见谁家的女孩儿脚上的花鞋好看,就会关照管家,给小织(袁迪新的小名叫织姑)买一套来。所谓一套就是大号、小号、中号等一长串,以至于小织姑常抱怨,怎么人家的鞋都有别的花样的,我的鞋怎么总是一个花样的?
1933年年初,蒋介石请老段“南下颐养”的时候,他们一家以及其他几个姨妈姨父,还有段祺瑞的侄子段宏纲一家,都随之来到了上海。先是住在武康路,后来住到霞飞路(现淮海中路)原先军阀陈调元的一处老房子里。老段家只有大儿子段宏业一房留在了北方。
不知是什么原因,袁迪新一家到了上海后还曾回过北京,在段祺瑞的老宅“空府”里住过一段时间,直到段祺瑞1936年在沪去世后才又回到上海。北京的“空府”是很大的宅院,里面有很多房子,后花园也很大,种着各种果树,那时候只住了段宏业一家、段三小姐一家和一些亲戚。段宏业家眷很多,有八个孩子(据说姨太太还不止八个),而段三小姐只有袁迪新这么一个孩子,而且长得聪明伶俐,表哥表姐们都很喜欢她,而袁迪新只喜欢跟二表哥段昌义一起玩。
关于这个段昌义,外界有很多传说。一种传说是段宏业跟外国老婆生的,而外国老婆在哪里,不知道,反正段昌义成了没娘的孩子,没人疼爱,在大家族里显得很孤独。其实他跟段家没有血缘关系,是段宏业的二姨太的姐姐的孩子,二姨太的姐姐后来跟一个外国人出国了,把孩子送给了妹妹,就权当是段家的孩子了。
袁迪新最初是出于同情心,觉得段昌义挺可怜,没人愿意睬他,就主动与之接近,能给他带来点愉快,也就是自己的愉快了。段昌义自觉在家族中是个多余之人,何况在有些场合家人还常把他忘记。有的兄弟甚至还认为他分享了父母的关爱,对他很嫉恨。偏偏他读书很好,谈吐和风度也不错,在段家公子中很突出,那就更遭人嫉恨了。
他很喜欢袁迪新这个小表妹,好学上进,富有同情心,没有富家小姐的娇气和傲气,两人又谈得来,不知不觉萌生了爱情。后来他考上了南开大学,袁迪新在北京读贝满女中,他们几乎隔一天就有一封情书往还。再后来袁迪新跟父母到了上海,他们依旧鱼雁不断,日子久了,袁迪新收到的信已经装满了一个抽屉。
段三小姐知道女儿跟段昌义的交往,起初并不反对,当着段昌义的面,还答应把女儿许配给他。可是不知怎么回事,她说话没算数,说反悔就反悔了,后来一定要女儿嫁给一个大她10岁的徐某,理由是男的大些会疼老婆。其实袁迪新知道,那是母亲和徐某的母亲捣鼓的结果,她们常在一起打麻将,是麻将桌上敲定的“交易”。
袁迪新的母亲从小被老段宠坏了,脾气大得很,她决定了的事,几乎无人能改变,有时为了一碟小菜不好吃,她居然会跑到厨房里搧厨师的耳光。丈夫袁家鼐在她面前甘拜下风,历来只有绝对服从的份儿。她只有女儿而没有儿子,就想过继一个儿子,但事先又没有讲清楚,只是说把她大姐的一个孩子抱来家玩几天。可是等人家上门来要孩子了,她竟对人家说:“你们要把孩子抱回去,除非拿枪先把我打死!”对于女儿的婚事,她的话更是不容置辩。于是就苦了袁迪新了,她刚20岁,还是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只读了两年就不让读了。
最后,她拗不过母亲,嫁人了。
这下段昌义更苦了,没有人为他讲话,也没有人理会他的悲哀。他跑到上海要见织姑一面,被段三小姐一口回绝。灰心丧气之余,他索性当兵去了,远远地离开段家——这个令他伤心的大家族。
可惜那个大袁迪新10岁的徐某,并没有预想的那样懂得疼老婆,倒是很懂得消费袁迪新带来的钞票。对于袁迪新来说,徐某这个丈夫简直像个严厉的父亲,整天板着个脸,动不动就像教训小孩子一样训斥袁迪新,这令她非常难过。抗战中他们到了内地,在贵阳、昆明、桂林、缅甸、重庆等地播迁不定。这期间他们有了两个孩子,因经常要跑警报,女儿就生在桂林的防空洞里。可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徐某竟把老婆孩子扔在了重庆,一个人到美国去了。
再说段昌义那头并没有把旧情人忘怀,袁迪新过去写给他的信他一封也没丢。当他听说袁迪新的困境后,立马赶到了重庆,他要把她带走,包括两个孩子,他要跟她重新走回过去。可是袁迪新不是当年的小织姑了,她已经身为人妇了,传统的道德观念,使她不敢越出雷池一步。
终于,段昌义还是无奈地走了。抗战胜利后他去了台湾,再也没有回来。
而到了美国的徐某在美国站稳脚跟后,就提出离婚。
这时候,出现了另一个好心人吴绍球,他是中国银行的职员,愿意与袁迪新共挑家庭重担。尽管袁迪新的母亲反对,这回袁迪新决心自己拿主意。1950年,袁迪新卖了自己的首饰,在上海建立了新家。后来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们夫妻相携一同走过,直至白头到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