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后有亲戚从台湾来,对袁迪新说:“段昌义好可怜,他到很晚才结婚,他一直惦记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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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军调处”，十年挨批斗
半年“军调处”,十年挨批斗
抗战胜利之后(1946年),一个偶尔的机会,袁迪新来到北京,在设在北京协和医院内的“军调处北平执行处”下属的新闻处当翻译。“军调处”由国共两党和美国代表三方面人组成,主要任务是调解国共两党的关系,共产党方面的代表是周恩来,国民党方面是张治中,美国方面是马歇尔将军,史称“三人军事小组”。而在北平执行处的三位首脑人物,共产党方面是叶剑英,国民党方面是蔡文治,美国方面是马丁。
北平执行处新闻处的翻译只有三个,二女一男。袁迪新是很受瞩目的一个,她从小在家时就跟家庭教师学英语,中学和大学读得都是教会学校,英语基础非常好,所以文件到了她手里,很快就能处理完毕。她的任务主要是把中文新闻稿件(大多都是各地的战报)以最快的速度翻译成英文,供外国新闻记者取用。因为她工作积极认真,待人热情,长得又漂亮,在那个政治气氛很紧张的地方,显得非常出众。
新闻处为了联络各方人士,每个周末都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舞会,袁迪新成了很受欢迎的舞伴。叶剑英同志多次邀其一起跳舞,对她说:“袁小姐,你很漂亮!”蔡文治先生也曾邀其一起跳舞,还对她说,他想在北京成个家,请她帮助介绍女朋友。
当时蔡文治是国民党军队中号称最年轻的将领(人称贝贝将军),只有三十来岁,长得风度翩翩,一表人才。其实他在老家已经有了家室,也许他只是一时高兴,心血来潮,故意在袁小姐面前叹苦经。袁迪新天真烂漫,不明就里,真的为其介绍女朋友了。结果把她的好朋友、当年贝满女中的同学吴佩琪(汇丰银行天津分行买办吴调卿的孙女,在家排行老九)介绍给他。没想到这下反而弄假成真了。蔡文治非常喜欢吴佩琪,因其年轻活泼,青春焕发,将军加美人,好像天生一对。后来他们真的在北京结婚了,结婚时袁迪新的女儿还去当小傧相。
若干年后(20世纪80年代)蔡文治夫妇从美国回国探亲,受到叶剑英同志的接见。他们托人带话给袁迪新,想跟她见见面,可是袁迪新当时正在医院里为丈夫的病而发愁,无心他顾,错过了一次共话当年的机会。
她在军调处新闻处当翻译,总共只有半年时间,因为这个北平执行处总共也就存在了一年时间。从宏观上讲,因为马歇尔的调停失败;从直接原因讲,还受了沈崇事件的冲击。
1946年12月24日,美国士兵强奸女大学生沈崇事件案发,北京市民反美情绪顿时高涨,上街游行的市民举着“美国鬼子滚回去!”的标语和横幅,把协和医院的大门口堵了个水泄不通,军调处新闻处的人都吓得不敢出声,只有几个头头在忙着打电话,直到夜深人静之后,才一个个从后门溜走。一个月后,美国方面宣布退出调停,中国方面也就宣布撤销军调处。袁迪新也就回到了上海。
关于这段经历,袁迪新解放初在财经学院工作时,都向组织交代了,还写过书面的材料。那时搞思想改造运动,人人都要写个人的经历。想不到到了“文革”期间,造反派据此硬说她是美国特务,逼她交代跟王光美的关系,大会斗,小会批。其实她跟王光美根本没有关系,她只是一个翻译而已。为此造反派还去北京和南京大搞外调,弄得她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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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上交”的“洪宪瓷”
两次“上交”的“洪宪瓷”
当年袁世凯要当皇帝的时候,为拍他的马屁,他的部下到江西景德镇烧制了两套非常精细的专用餐具,就是后来传得沸沸扬扬的“洪宪瓷”。“洪宪瓷”一套有数百件,每一件都用白纸包好,放在一个专门的大箱子里。不知什么原因,其中有一套到了老段的手里。老段最喜欢三小姐(袁迪新的母亲),在她出嫁时就作为陪嫁送给了她。
这套珍贵的餐具在三小姐手里最初并不很当回事,只要有客人来就拿出来用,时间长了也打碎了一些,后来听说很值钱,才包包好,不用了。到“文革”爆发时,还有二三百件。当红卫兵冲进家来抄家时,这箱“洪宪瓷”正袁迪新家的桌子底下,红卫兵看到了,翻开看看,不过是些坛坛罐罐,根本没当回事。倒是对她们保留的段祺瑞的军装和勋章等东西,以及家里的手表、首饰很感兴趣,统统用车子拉走。等红卫兵走后,袁迪新和母亲害怕出问题,赶紧把那套“洪宪瓷”上交政府部门,同时上交的还有两套银台面。
粉碎“四人帮”以后清理抄家物资,“洪宪瓷”又回到了袁迪新家里。但是有人劝她们最好还是卖给国家文物部门吧,放在家里迟早也是个“定时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又要出问题。她们母女经过十年浩劫,早成惊弓之鸟,只要有人要就请出门吧。说是能给五千元钱,五千就五千吧,能换个安宁比什么都好。“洪宪瓷”就在这种情况下,再次被搬出家门。
袁迪新的父亲袁家鼐解放后不久去世。他一辈子没干过什么事,生活上主要靠吃遗产,后来遗产也吃光了,每月就向妻子要零花钱,这些零花钱多半都去买戏票了。他很喜欢京剧,是个终身票友,也是个终身的花花公子。
袁迪新的母亲段式巽活到92岁高龄(1992年去世),生前是上海文史馆的馆员,受到政府的款待,每月有固定的薪金。她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诗词和国画,曾请晚清时代的旧文人来家讲解《左传》和《聊斋》。她曾跟汪声远先生学画,学习石涛的泼墨笔法,所以无论他们家搬到哪里,房间里总有她一个大画桌。整天跟她来往的不是前清遗老,就是国学根底很深的老学究。这样的环境对袁迪新无形中也有很大影响,以至于袁迪新至今随便拿起笔来,那一定是横平竖直,毫不马虎的。
袁迪新解放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到老了性格还是很活泼,喜欢跟学生们在一起,她觉得只要跟学生在一起自己就觉得年轻。钱多钱少,好话坏话,外面物价涨不涨等等,她不是很上心,只是专心于她的工作。她当了几十年中学英语教师,先在延安中学,后到广中中学。由于她口齿清楚,熟悉学生的情况,教学效果好,多次被推上公开课。1979年退休后也不得休息,先后被请到上海大学、财经大学、中华职业学校、上海市第一职工业余学校、侨联业余学校等学校教英语。76岁以后,年纪大了外出不方便,就辞去了各校的差事,在家个别辅导前来求教的学生。这样一教又是好几年,直到眼睛出了毛病方罢。
现在她已经87岁了,仍旧保持了一颗年轻的心,不仅关心时事,还关心世界杯足球,有时竟半夜起来打开电视看球。平时常有学生打电话向她请教问题,拎起电话,她的声音仍旧那么年轻、爽朗,笑起来,还是一串银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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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秘诀：把不愉快的事情忘记
吴调卿的孙女吴靖
祖父是李鸿章的哥儿们吴调卿
三岁来到上海外婆家
清华大学的第一届女生
独自逃婚回北京
成了赵四小姐的嫂子
半个世纪后相逢在美国
长寿秘诀:把不愉快的事情忘记
跟上海一些豪门望族的老太太们聊天,但凡提起当年的张学良将军和赵四小姐,她们就会睁大眼睛,很有兴致地说:“你知道吗?赵四小姐的嫂子还活着,就在上海,98岁了,脑子还非常清楚,也是个大家闺秀,天津吴家大院的后代,外公是上海的传奇人物严筱舫……”
的确,吴靖老太太仍健在上海,仍住在她66年前就住的那栋小洋楼里,每天早起看书读报,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说起话来声如洪钟。即便是在阴天下雨的时候,她看书看报也不用戴老花镜,只是耳朵有些背,跟她交谈大多要借助于笔头。但是,一旦亲眼看见人家98岁老人笔下流出的字,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哎呀,真教我们这些人汗颜死了!
祖父是李鸿章的哥儿们吴调卿
提起吴调卿(名懋鼎,1850-1927),天津的老人们立马会说:“哦,吴家大院!”。
吴家祖籍安徽婺源(现划归江西),吴调卿9岁时为避太平天国战火,随家人逃难到苏州,在一家笔店当学徒。17岁时经一位老师介绍来到上海,开始时给外轮当跑舱、干杂活,给汇丰银行赶马车,后来学会了洋泾浜英语,逐步接触了洋行业务。在汇丰银行服务十年后,凭着安徽人的精明和勤勉,他当上了该行的副买办。1880年汇丰银行要向北方发展业务时,他被派到天津创办汇丰银行天津分行,担任了该行的买办,并且把汇丰银行的业务发展到了北京。那时,正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驻节天津的时候。他们是同乡,原先在上海时也间接地打过交道,现在一个有权,一个有钱,于公于私都可以互补,于是成了好朋友。
吴调卿担任汇丰银行天津分行买办达25年之久,是该行的首任买办,也是银行界买办在天津的开山鼻祖。他在为汇丰银行效命的同时,也为清廷做过不少事。如1894年,清廷决定修筑关内外铁路的时候,所需巨额贷款就是吴调卿在汇丰为之办理的,同时为之从英国进口了路轨和机车,聘请了多名英国工程技术人员,还在山海关创办了一所北洋铁路官学堂(1896年),他亲任学校总办(校长),这所学校就是后来西南交大的前身。为此,李鸿章也不亏待他,任命他为关内外铁路局的督办、淮军银钱所总办,还向清廷保荐,授予一个“直隶候补道”的头衔。汇丰银行方面自然也很信任他,凡是遇到有关借款和一些需要与李鸿章直接接洽的事项,都交由吴调卿去办理。所以若干年间,他充当了清廷与洋人之间的桥梁,是个两头都搞得定的人。
与此同时,吴家也就有了充足的钞票去投资,去创办一些近代新式企业,先后办起了天津自来火公司、天津硝皮厂、天津织呢厂、天津打包公司、天津电灯厂、天津自来水厂、门头沟通兴煤矿公司……其中吴家独资创办的企业就有5个。在天津1900年之前创办的4家新式企业中,属于吴家的就有3家。可知吴调卿早已经具备了现代工业的眼光,有了钱,并不去捣鼓那些传统安徽人擅长的典当和茶叶之类。
久之,天津首富就非吴家莫属。吴调卿在天津达文坡路(现建设路)建起了规模宏大的私宅,世称吴家大院。他的大儿子吴颂平则在天津昆明路117号建造了更为洋派的花园别墅(现为天津花园饭店)。到吴调卿1927年去世的时候,他名下遗产还有500万元。那年他的孙女吴靖(原名吴佩琳),正在读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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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岁来到上海外婆家
三岁来到上海外婆家
吴靖的祖父一辈子与洋人打交道,深知洋学堂的重要,把儿子一个个都送出国留学。唯独吴靖的父亲吴熙元(号吉臣,排行老三)没有出国,一生都在天津,打理吴家的产业天津硝皮厂。据说是因为他19岁结婚后,一年生一个孩子,共生了九个孩子(还不算中间夭折的)。孩子多,奶妈、佣人就更多,拉拉杂杂一大群人,要出国,实在带不动这么庞大的家眷队伍,干脆就不出国了,就守着家业过也觉得不错。
吴靖的父亲掌管的这个天津硝皮厂,表面看来是个民间制皮企业,其实是个跟官府有密切联系的行当。北方天冷,皮货本来销量就大,加上那时军队也有穿皮军装的,尤其是骑兵,马靴马鞍都是皮质的,吴家的生意就只愁做不完了。所以这家工厂在1898年创办的时候,资本就达76.9万元,机器均购自英国,技师也是聘请的英国人,常年雇佣工人五六百人,活儿忙的时候工人达一千余人。产品的销路,最初大部分是供应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所需军装,后来到了宣统初年(1909年),清廷禁卫军的军装也由该厂包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厂还向英、俄两国提供炮车套、马鞍、马靴等军需产品。所以吴靖的父亲吴熙元,在北方是一个挺风光的实力派。
吴靖的母亲是李鸿章另一个重要幕僚严筱舫(名信厚,1838-1906)的大女儿,名严淑英。严筱舫同治初年在上海时就加入了李鸿章幕府,后来由李鸿章派到天津掌管长芦盐务,由此发家。他在上海和天津都干过很多事业,尤其为人称道的是出任上海第一任总商会会长,还担任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首任董事长。他总共有三个孩子,一男二女,儿子就是后来继承、掌管了源丰润官银号的严子均(即严义彬,上海名媛严彩韵、严莲韵、严幼韵的父亲);大女儿就是吴靖的母亲严淑英;小女儿严毓珊,后来嫁给海盐官宦之后朱培卿。
吴靖出生在天津吴家大院(1910年),兄弟姐妹共九人,那时虽然她的祖父已经从汇丰银行买办的职位上退休,而她父亲吴熙元的生意还很红火,辛亥革命对这个钟鸣鼎食之家并无大碍,因为北洋政府里基本还是清廷旧僚的天下,他们与吴家不是亲戚就是朋友。
当时她的外公严筱舫已经过世,她外婆仍住在上海虹口的大宅院里,因为身边没有小孩子,很寂寞,很想要一个孩子来做做伴儿。正好吴熙元、严淑英夫妇有一群孩子,正为孩子太多烦得要死,夫妻俩为管孩子还常闹点矛盾,能送走一个正求之不得。拣来拣去,就把老二吴靖送去了。一来因为吴靖最老实听话,不会给老人惹麻烦;同时还因为,老大是第一个孩子,父母宝贝的,不肯送走的,其他的年龄还太小……而吴靖当时已经三岁了,不大不小,所以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她应当到外婆家去。
于是,三岁的吴靖来到上海外婆家,住在虹口的塘沽路(那时叫文监师路)的一条大弄堂里。那弄堂只住了三户人家,数严家的房子最大,有前厅后厅,前院后院,有专门祭祖的厅堂,也有专门给孩子们玩的地方……吴靖在外婆家过得很开心,因为表哥表姐们都已长大了,有的已经成了家,家中多年没见小毛头了,突然来了一个漂亮的小妹妹,大家都拿她当宝贝,要什么给什么,样样都很自在。她到上海后的第二年,大表哥严智多家生了一个小妹妹,叫严仁美,从此她跟这个比她只小三岁的外甥女,成了最要好的童年伙伴,她们整天在外婆身边转来转去,是老外婆的心头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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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的第一届女生
清华大学的第一届女生
到她稍稍懂事的时候,外婆为她请来了家庭教师,教她认字写字。七岁的时候进入一个教会办的启秀小学念书(当年位于横浜桥,校长是严仁美后母的姑姑)。到了她13岁要上中学的时候,因为严重的关节炎,母亲从天津赶来,把她带回天津家,入读天津中西女中(KeenSehool),人们觉得北方气候干燥,可能对治疗关节炎有好处。
离开父母整整十年了,天津家中的一切都让她感到陌生,她觉得在家里自己就像个客人,很拘束,不像在上海那样自由自在,无所顾忌,况且有的姐妹还生性霸道,她只好处处忍让,这就使她非常思念外婆和幼年的伙伴严仁美,课余时间常常是一个人靠着窗边,埋头看书。那时,天津的女孩已经风行剪短发了,吴靖的大姐和妹妹都剪辫子了,可是吴靖要剪时,母亲却不允许。她觉得很受欺负,伤心地哭了起来。她祖父看到了,老人心疼孙女儿,就对她说:“你想剪就剪吧!我批准你!”后来,或许是受了表姐严彩韵、严莲韵、严幼韵的影响,她非常喜欢学校,喜欢读书,只要捧起书本,就忘记了不愉快的一切,在学校里门门功课优秀。
在天津中西女中读高一的那一年(1927年),她从报上得知北京清华大学开始招女生了(在此之前清华大学只有男生)。对于清华大学,她一直很神往,于是就跟大姐吴佩球一起去报名。但是她们没有高中毕业证书,于是跑到天津教育局,请求开具一张同等学力的证明,还好,天津教育局很开明,给开了。考试结果,姐姐没有考取,妹妹却考取了,主攻西洋文学专业。在报考清华的时候,她为自己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吴靖(原先谱名叫吴佩琳)。于是她跳过了高二和高三,1928年,成为清华大学第一批女生。那一届清华学生有一百多人,女生只有十八名,吴靖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清华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学校学习风气好,大家不仅认真读书,体育活动也很红火。那时北京只有五所大学,其中清华的体育活动是最棒的,有篮球队、足球队、排球队,还有田径队,常常外出比赛。学校鼓励学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如果谁能参加五个体育运动队,就能获得一件印有清华校徽字样(T。H。)的毛衣。吴靖受到学校环境的熏陶,逐渐变得活跃而坚强起来,她样样活动都很起劲,很投入,五个队都参加了,因此获得了学校颁发的那件有意义的毛衣。体育活动中她最喜欢的是溜冰和游泳。清华校园里有个湖,到冬天就结冰了,北海公园的湖冬天也结冰,另外北京的青年会还有冰场,同学们在课余经常成群结伙地前去追逐。
其实原先在天津上中学的时候也是这样,夏天游泳,冬天溜冰,已是北方大户人家年青人的生活定式。每年暑假三个月,基本都是在北戴河过的。天津地方买办多,旧官僚也多,很多人家在北戴河都有别墅。北洋政府时期的交通总长朱启钤家,在北戴河有五栋房子,大人孩子一到夏天就去避暑。包括张学良的弟弟妹妹,夏天多半也是在北戴河度过。朱启钤的第五个女儿朱媚筠(世称朱五)、驻日公使陆宗舆的女儿陆静嫣、财政部长李思浩的女儿李兰云、津浦铁路局局长赵庆华的女儿赵一荻(赵四小姐)……都是吴靖中学时代的朋友,后来到了北京也常相来往。倒不是由于同学而认识,基本都是由于家长们常来往,孩子们也就“扎堆”了,课余常在一起游泳和溜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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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逃婚回北京
独自逃婚回北京
但是好景不长。在她读完大学三年级放暑假的时候,母亲发话了,要带她到上海去相亲——是一些爱管闲事的人做的媒。对方是一家留日回来的医生的儿子。吴靖根本不想去相什么亲,也不想这么早就结婚,但拗不过母亲,还是跟着到了上海。到那家一进门,就看见那家的母亲斜躺在床上抽大烟,她心里反感极了,回头就对母亲说:“这家人家不行,回掉算了!”
谁知母亲不依她,坚持说这家人家怎么怎么好,一定要她接受这门亲。
吴靖感到很奇怪,当初人家为姐姐吴佩球说亲时,尽管是北京很有名望的一家人家的公子,吴佩球看不上,当母亲的并没有逼婚;而这回自己也看不上对方了,母亲却不肯让步,逼着她一定要把这门婚事定下来,这就使吴靖感到很不服气。在上海磨了一个月,她被逼得没办法了,只好同意了,才回到天津。但是,好人有时是做不得的,吴靖这头一答应定婚,母亲那头又得寸进尺,宣布不要她回北京念书了,把她关在家里不让出门,就等着上海的那家人家来娶亲!
这下把吴靖激怒了,原本最听话的二小姐一下子变成了反抗者。她眼看自己还有一年就要清华大学毕业了,而老派的母亲却全然不可惜她的学历……
在北京的要好同学听说了这件事,纷纷打抱不平,伸出援助之手,帮她赶快设法逃回北京。其中黄中孚同学(其妻子是苏州席家之后席均,“两江”女子篮球队的主力队员,很出名)帮忙最多,他是赵燕生同学最要好的朋友。但是吴靖母亲的强硬也是一贯的,一旦决定了的事情是不允许别人改变的。娘儿俩闹翻了,拖了半年时间,谁也不让谁。最后还是吴靖本事大,趁母亲不备,夜里翻墙头逃出了吴家大院,乘上火车重返北京,自家的亲戚家不敢去,就住在同学家。
从此她自我解放了,不要家里管了,感到浑身轻松自在。若干年后回忆起这件事,她仍旧为自己当初的决定而感到自豪,她认为“一个人,关键都要看自己,关键事情上一定要自己把握好。”从此走上了一条独立的人生道路,同时也为她的姐妹们作出了榜样,开拓了一条自由婚姻之路。后来她的大姐吴佩球嫁给一个朝鲜藉学者(北京著名肿瘤专家金显宅),尽管大人们很不情愿(他们看不起“高丽棒子”),但也没办法,只好同意。其它几个妹妹也都以她为榜样,摆脱了父母的干扰,自主地决定了自己的婚姻大事。
因为这件事耽误了半年多学业,吴靖本来应当1932年大学毕业的,只好拖到1933年才毕业。
她父亲知道她从家中逃走后很吃惊,想不到最温顺的二小姐会起来抗婚。他舍不得女儿一人在外没人管,同时也顾虑到社会舆论,毕竟是天津吴家的闺女,于是每月给寄10元伙食费。但是老人家还是很不情愿的,对于她逃婚和后来的自主婚姻一直耿耿于怀。所以当她与同学赵燕生在天津结婚时,父母都在天津,却都没来出席婚礼,尽管姐妹和弟弟来参加了,嫁妆自然也一件没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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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赵四小姐的嫂子
成了赵四小姐的嫂子
赵燕生是津浦铁路局局长赵庆华的六儿子、赵四小姐赵一荻的六哥。他们和吴靖原先在天津时就认识,到了清华大学,赵燕生与吴靖是同班同学。赵燕生是个艺术加运动型的人才,喜欢戏剧、美术、打球、社交。他个头高大(因此有了英文名,叫LONNY),是清华足球队的守门员,也是棒球队的主力。赵燕生与赵四小姐同父同母,感情最亲近。他虽然排行老六,但生就一派老大哥的慈善胸怀,待人热情、好客,非常忠厚,有侠义之心,常常助人为乐。吴靖在上海“定婚”时,他是同学中最为焦虑的一个。
现在很多报刊上都说,当初赵四小姐去沈阳找张学良将军,是她六哥赵燕生帮忙从家中逃出来的。其实不是的。赵四去东北是1929年,那时赵燕生已经在北京读清华,他并不知道家里事的详情,只是耳闻了许多传闻。当他看到报纸上刊出他父亲与赵四断绝关系的声明后,难过得哭了起来。他从感情上同情四妹,但没有料到事情会闹到这个地步。
在赵四倍受家庭和社会舆论指责的时候,吴靖跟她仍旧是好朋友。在独立地安排人生道路上,她们有共识。后来赵四也来到北京,周末常开着汽车来清华找吴靖玩,身边还带着保镖,是张学良将军为之安排的。在春秋季节天气晴朗的时候,她们和六哥赵燕生及要好的同学、朋友,还常去西山或香山。赵四牙齿不好,在一个外国医生的诊所看牙,吴靖常陪她去。
赵四与吴靖的交往,还有一个不小的收获。吴靖在清华读书时,雇了一个女佣叫吴妈,赵四常去玩,与吴妈也认识了。她认为吴妈这个人很好,人干净又勤快,靠得住。吴靖大学毕业后,赵四就叫吴妈到她家去服务,吴妈答应了。此后吴妈一直跟在赵四身边,还跟去了台湾。她丈夫去世得早,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就由赵四供养读书,几十年间就像一家人一样。
1935年年底,赵四小姐从国外游历回来,陪张学良将军住在上海皋兰路1号那栋小楼里。那时吴靖与赵燕生已经结婚,他们带着才六个月的孩子(赵允皋)一起到上海看望赵四。赵四小姐常年跟着张学良将军辗转武汉、西安等地,难得与家人见上一面,对于哥哥嫂子的到来非常高兴,他们聊起了很多往事,赵四还跟他们谈起一些张学良的趣事。比如讲到张学良在东北干掉杨宇霆的时候,起初总是犹豫不定,后来竟是用抛掷银元的办法来下决心的。赵四说,当时张学良将军非常紧张,因为此事事关大局,事关成败,他接连抛了三次银元(袁大头),全都是头朝下,于是认为这是天意,决心行动。果然事情干得很顺利,干净利索。
那次见面一年后,西安事变爆发,赵四小姐陪张学良在幽禁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无法与家人见面。
西安事变爆发前夕,赵四并不了解西安面临的紧张局势,还邀请他六哥赵燕生和一个朋友胡若愚(曾任青岛市市长,李鸿章家族的李家煐的老丈人)一起去西安玩。赵燕生因为在中孚银行北京分行(光绪帝师孙家鼐的后人所办的银行,孙家也是安徽人)工作,快到年底时银行要年终结算,没能去,胡若愚一个人去了。西安事变爆发的那天晚上,枪声大作,胡若愚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从房间里跑出来,趴在楼梯上朝外看,结果中了流弹。有意思的是,那子弹从他右腮帮子射入,左腮帮子穿出,当时他满脸是血,吓昏了,后来他脸上就留下了两个深深的“酒窝”,朋友们常拿他的“酒窝”开玩笑。赵燕生个头比胡若愚高大,假如是赵燕生的话,推算下来,那枪子儿正好击中喉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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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后相逢在美国
半个世纪后相逢在美国
张学良、赵一荻夫妇到了台湾后,经一位朋友帮忙,吴靖与赵四小姐能通信了。后来,他们在宋美龄和董显光的建议下,开始信奉基督教,所以信中多谈信教的事情。直到八十年代大陆改革开放后,台湾当局也放松了对张学良夫妇的监禁,他们才得以在美国加州重逢。距离1935年年底的那次见面,中间相隔了半个世纪。
最初她们是准备在香港见面的,但是中间的干扰和麻烦事很多,一拖再拖,最后没见成。尽管赵燕生已于1979年过世,赵四还是念念不忘她的六嫂,香港去不成就去美国,她约吴靖到美国见面。当她们在美国加州的一个旅馆里见面时,这对五十多年前的姑嫂,都忍不住流泪了。她们在那个旅馆里住了一个月,真是有说不完的话。吴靖问她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而赵四总是念记她的母亲吕氏和她的六哥,询问得非常仔细,因为这两个人是最心疼她的人。
后来张学良夫妇定居夏威夷,吴靖每隔两年就去看他们一次。好在吴靖的孙女赵荔家也在夏威夷,她来去都方便的。张学良夫妇晚年的生活由赵荔帮助安排。吴靖九十岁生日也是在夏威夷度过的,张学良夫妇出席了她的生日宴会,在送给她的生日蛋糕上写着:“祝贺你年轻的九十岁生日快乐!”。
现在,张学良夫妇已经长眠在夏威夷的一座山上了,吴靖也已是98岁的老人了,谈起赵四,仍充满了钦佩之情。她说赵四小姐非常坚强,也很能干,在最困难的时候,所有的家务都是她一个人干,诸如煮饭、烧菜、搞卫生,样样都从不会到会,到熟练,就连张学良穿的衣服也是赵四小姐亲手设计的。那是一种半中半西式的衣服,领子是休闲式的,袖口是衬衫式的,带纽扣,衣服下摆左右贴着两个大口袋,好随身携带报纸、眼镜之类,上面还有一个小口袋。一切都是为了方便和舒适,同时也很大方、得体。
“你看见照片上张学良头上戴的深色小帽了吗?那就是赵四的手艺,是她用纱线为张亲手勾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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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不愉快的事情忘记
长寿秘诀:把不愉快的事情忘记
当初西安事变爆发后,日本人不知想捣什么鬼,到处找赵四。赵四找不着,就找她的哥哥赵燕生。他们知道赵燕生在北京中孚银行工作,就多次到中孚找麻烦。日本人没想到,中孚银行在北京协和医院的地下室里还有一个营业所,赵燕生正在那里工作。赵燕生知道世面不好,为了安全起见,1940年,他们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再次来到上海,因为那时日本人还没有进入上海租界,形势相对稳定些。在严仁美的帮助下,他们在上海西部高邮路的一栋小楼里住下,这一住就是六十多年。严仁美的姑姑严莲韵一家也住在那里,大家可以互相照应。
婚后的吴靖开始没有出去工作,在家里料理家务,教育孩子,会会朋友,有空就读读英文小说,生活非常悠闲。后来参加了女青年会的活动,还和丈夫组办过一个话剧团,与赵丹、黄宗英、黄宗江等人成了好朋友,还在兰心大剧院演出过,整天也挺忙碌的。
1952年,她加入了解放初妇女就业的潮流,去一所中学教书,教英语。开头几年学校间常有调整,她被调动了三次,1960年调到南洋模范中学,一直工作到1970年退休。丈夫赵燕生主持清华同学会上海分会的工作,当总干事,在外滩上班。他聘请了一位手艺最好的西餐点心师傅,所以清华同学会的下午茶就非常有名了,尤其那个师傅做苹果派做得最好,被誉为上海滩最好的西点。一些与清华有关系的人就常常去清华同学会举办派对和各种宴请。“文革”中清华同学会被“砸烂”了,赵燕生只好也去教书了。
作为过去豪门望族的后代,“文革”中他们夫妇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房子被占,家中东西被抄走,连他们的生活照片也不放过,以至于现在要写文史资料了,寻找老照片成了一个大难题。她母亲晚年跟她住在一起,曾被迫迈着一双小脚,去太阳底下劳动改造;丈夫在学校受到非人的折磨;儿子也曾被非法监禁。她自己一条腿摔骨折了,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医院里的老医生都被打成了牛鬼蛇神),一个“赤脚医生”来为她上钢筋,结果那钢筋不幸穿到了肚子里,这下情况更糟了,必须再拔出来,但是那“赤脚医生”吓坏了,自己又不会拔,怎么办呢?正好门外有一个电工,就叫那电工帮忙。那电工掏出了打理电线的工具,一使劲,总算给拔出来了……
粉碎了“四人帮”,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政治气氛也渐趋正常。
吴靖家已经是儿孙满堂,大儿赵允年一家在美国,小儿子赵允皋一家在上海。她所居住的小楼、小院恢复了原先的平静。早饭后,儿孙们都去上班上学了,她就拿起报纸,阅读当天的新闻,过一会儿,再打开电视机。再过一会儿,来家服务的钟点工阿姨推门近来了……生活就象墙上的钟摆,平静、典雅而准时。
现在你要问她一些过去艰难的生活细节,她好像全不记得了。她说,她不太在乎别人对她怎么样,如果有人对她有什么议论,她一只耳朵进,另一只耳朵就出去了,不上心,所以总能活在一种自我平衡当中。
若问她为什么会长寿,她会告诉你:“把不愉快的事情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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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筱舫的曾孙女严仁美
严筱舫的曾孙女严仁美
提前来到人间的“丑小鸭”
为读书而爆发的“战争”
为“冲喜”,小马家迎来大美人
梦的破灭与美的哀愁
刘家、盛家与宋家、孔家
美丽招来的烦心事
新社会的天是明亮的天
奉献着使她更美丽
远在天涯海角的深情厚意
福寿双全欢度晚年
现年94岁的严仁美老人,当年是上海滩出名的美人。2007年,上海王开照相馆在地下室里发现一大宗年代久远的老照片,《新民晚报》选出一部分电影明星的玉照刊诸头版,竟把她的照片也选入其中。
如今的她眼不花,耳不聋,头发浓密,嗓音清亮,看上去也就是七十来岁。她每天读书看报三四个小时,用速记的方式在日历上记日记,还把看完的报纸折起来,裁成长方形,在上面练毛笔字,每天200字,一字不马虎。
她的头发出奇的好,不用烫,不用吹,自然起伏,婉约有致。最为不易的是,根本不用染色,因为她头上原本就没有几根白头发,不知情的人都以为那是染上去的呢。这消息有一天传到上海市妇联主任的耳朵里,以为奇闻,要眼见为实,还专门登门造访,果真大开眼界。
人们向她讨教养发护发的绝招,老人家竟笑着说:“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反正这头发它就长成这样,很听话,要它怎么样它就怎么样。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头上是不长头发的……”
美人都是很有故事的,连头发也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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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来到人间的“丑小鸭”
严仁美出生在一个极富传奇的海派大家族。她的曾祖父严筱舫(名信厚,1838-1906,浙江慈溪人)是李鸿章的幕僚,著名实业家,当过天津长芦盐务帮办,在上海参与创办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并出任了这家银行的第一任总董,还创办了上海总商会及众多官私企业,是晚清社会著名的能人,被誉为宁波帮的“开山鼻祖”。
严仁美的祖父严子均(义彬,1872-1931)是严筱舫唯一的儿子,世称“多才善贾,颇有父风”,以经营钱庄知名,除了著名的源丰润银号,还经营源吉、德源两家钱庄,并承办源通海关官银号,在金融界很有地位。天津的物华楼金店和南京路上著名的老九章绸庄,都在他的名下。
严仁美的父亲严智多是严家的长房长孙,继续打理家族产业,娶湖州南浔“四象”之首——小莲庄刘镛的孙女刘承毅为妻,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就是严仁美。严仁美的外公是刘镛的三儿子、上海房地产富商刘梯青。前不久南京东路拆迁的那条著名的老式里弄鸿仁里,当年就是他的产业。
处于这样一个官商结合,声名显赫的大家族,作为严家第四代人中的第一个孩子,严仁美的出生就很引人注目了。跟当时的老百姓一样,官商家族也重男轻女,大家都希望是个男孩。可惜未能如愿,偏偏生下一个女孩,而且还是个不足月的孩子——严仁美的母亲怀孕八个多月时,不慎患病,一直高烧不退,引起早产。这个孩子生得很不顺利,其母熬了三天三夜,痛苦不堪,最后还是一位有名的产科医生用了产钳,才保住了她们母女平安。(6-4)
当她母亲看到是个女孩,样子又瘦又难看,头上连头发都没有,失望地哭了起来。可是当爷爷的却十分开通,对儿媳说:“不要紧,不要紧!给她起个带‘美’字的名字,她就会越长越美丽了。”于是爷爷给长孙女取了名——严仁美(严家第四代是“仁”字辈)。
可是当母亲的总在为女孩子头上不长头发而着急。听人说索性把头发剃光,就会长头发了,于是严仁美在两岁之内,先后七次被剃成小光头,可是那头发仍旧像旱天的庄稼,长得很艰难。尽管如此,毕竟是严家的长孙女,严仁美从小得到了最温暖的呵护,光奶妈就找来十几个,一个个地过关,从她们中挑选身体最好的,最后选中一位南京藉的奶妈,年29岁。从此这位奶妈一直跟在严仁美身边,像母女一样相处几十年,成为家中一员,直至寿终。
有了好的奶妈,但小毛头总是不肯吃东西,人长得很瘦,都一岁多了,头上还是没头发,让大人干着急。在她两岁的时候,她奶奶有个留学英国的哥哥回国探亲来了。奶奶的哥哥是小儿科医生,太太是英国人,是妇产科医生。奶奶就请他们看看,这小孙女是怎么了?怎么老是长不大?两位医生一看就说:“不行!不行!养得不好!这样下去不行!这么着吧,我们把她带走吧。”适逢严仁美的母亲又生了个弟弟,大人们有了新的兴奋点,于是就同意了。
说来也奇怪,严仁美在两位医生的手里,很快就喜欢吃东西了。他们一起乘船回英国,还没到英国,人在船上,小脸就开始胖了,头发也一点点地长出来了。两位医生非常高兴,想尽快把孩子的情况告诉上海,嫌写信太慢,就打电报。上海这头也思之心切,于是也打电报,这样来来回回不知打了多少电报。那年头打电报是件很奢侈的事情,直到严仁美懂事以后大人们还在念叨,当年打电报不知花掉多少钱。
在英国住了一段时间,她一个二姑妈从英国学成回国时,把她带回了上海,全家才放了心。奶奶摸着那毛茸茸的小脑袋松了一口气:“这下好了,像一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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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读书而爆发的“战争”
为读书而爆发的“战争”
严仁美的母亲接连生了五个孩子,在生第五个孩子后的第18天,不幸又是突发高烧,连续数天不退,这次医生也无回天之力了,老人家渐渐远去了。这年年底,最疼爱她的奶奶也去世了。这年严仁美才六岁,一下子失去了两位最亲的亲人,她伤心极了,整天哭呵,哭呵……
这时她的太婆(即严筱舫的夫人)还活着。严筱舫有三个夫人,元配童氏是严仁美的亲太婆,是开童涵春国药号的童家小姐,生了严仁美的祖父严子均,但去世得早。两个侧室即王氏和罗氏,她们一个住在楼上,一个住在楼下,因此孩子们管她们叫“楼上太婆”和“楼下太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