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是宋子文曾透露过想与七小姐见面的愿望,盛家兄嫂就热心地安排了这次活动,因为担心七小姐知道了不肯来,事先并未告知实情。看到七小姐走进来,宋子文主动上前搭话。盛氏其他人也力促他们“讲和”。
可是七小姐一脸冰霜,甚至还有些动怒,丝毫不肯给宋子文面子。她不需要任何解说,而且,年轻时的那段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大家都劝她留下来共进晚餐,但七小姐不干,站起来冷冷地说:“不行!我丈夫还在等我呢!”说完拂袖而去。
宋子文讨了个没趣,也走了。
事后每当有人问起这件事,七小姐总是说:“我才不跟他罗嗦呢!大家都有了自己的生活,何必再去惹麻烦,况且他正高官厚禄,春风得意,我何必去巴结他呢?但话也得说回来,他那把金叶子还没还我呢!”
后来她的儿女长大了,也知道了金叶子的故事。这个故事在盛家代代相传,最后就权当一个笑话了。直到大陆改革开放以后还有人拿这开她的玩笑。比如有人要到美国去了,临行就会说:
“我到美国要是见着宋子文,一定帮您讨回金叶子!”
“我去美国帮您讨金叶子了,您要不要一起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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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电话打给宋子文
七小姐的心高气傲是出了名的,但是,天有不测之风云,盛家在后来的日子中屡遭麻烦,在紧要关头,有时还不得不求助于这个宋大部长。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肃奸部门空前忙碌,盛老四的儿子盛毓度也被投入了监狱。
盛毓度早年曾在日本读书,抗战爆发后返回上海,曾在汪伪时期的复兴银行里做过事,很快又转到日本领事馆当秘书。他人在敌营但与国民党军统头目戴笠有单线联系,曾策应、营救过一些国民党人士,只是戴笠后来飞机失事后,他有口说不清,被“挂”了起来。尽管他不断地写申诉,甚至让曾被他营救过的人写证明材料,可是朝中无人就是无法出狱。
盛家兄妹自然是急得团团转,能动的脑筋都动了,能托的人也都托遍了,可是就是不见放人。最后,大家只好央告七小姐给宋子文打个电话,请这位宋大院长出面帮帮忙。因为宋子文的权势正如日中天,出任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而且直接掌管了对敌伪产业的接收和处理,据说放不放人全在他一句话。盛毓度的元配夫人叶元婵跑到七小姐家,在她面前长跪不起,几乎是逼着七小姐打电话——你不打,我就不起来。
七小姐被逼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了。她心里好窝囊,当初不屑于理睬的T.V,如今倒真的要求着他了,想不到这天底下还真有过不去的桥!但是想想盛毓度毕竟是自己的亲侄子,还是自己亲手抱回来的,不能见死不救。于是答应叶元婵:电话只打一次,成就成,不成就算了。
想不到宋子文那头十分痛快,一口答应了。七小姐心想此事不能含糊其词,光听你空口说说不行,必须讲好具体时间,于是苛刻地提出:“我想明天中午跟我侄子吃饭。”电话那头一声“OK!”:“我一定让您明天中午跟毓度一起吃饭。”放下电话,满屋子的人一阵狂喜,还是大人物有力道,一个电话问题就解决了。而七小姐却觉得一阵心酸,她明白,宋子文心里还是有她的。第二天中午,盛毓度果真被放出来了。
1947年,由于全国黄金风潮的影响,宋子文辞去了行政院长的职务,解放前夕去美国当了寓公,1971年在旧金山逝世。
在后来的日子里,宋子文一直没有忘记七小姐,离开大陆之前,曾委托一位留在大陆的民主人士对其关照。七小姐晚年患病期间,宋庆龄曾叫她办公室的同志专程从北京来探望她,大概也与宋子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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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件女权案
中国第一件女权案
1927年秋天,老太太庄夫人去世了,盛公馆一时方寸大乱。
在遗产清理时倒有新收获,估计是庄夫人的“颐养费”的剩余部分。按照盛氏愚斋义庄的规矩,应当一分为二——一半归盛家五房子孙分析,另一半归盛氏义庄。这样分下来,盛氏愚斋义庄实得一百四十七万三千九百三十二两七钱四分九厘,加上原先在盛宣怀去世时已经归入义庄的五百余万两,合计共有公有产为七百二十七万六千九百八十九两九钱四分三厘。按说,大家按章办事,相安无事,天下太平,皆大欢喜。可是盛老四又节外生枝了。
1927年11月26日,盛老四和盛家义庄的一个董事狄巽公一起,具状向上海临时法院提出要求,要求将早已归入愚斋义庄的属于慈善基金的那部分,提出来由盛氏五房(即盛宣怀的三个儿子盛老四盛恩颐、盛老五盛重颐、盛老七盛升颐,以及孙子大房的盛毓常、三房的孙子盛毓邮)分掉,这就在家族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
首先七小姐不服气,这笔基金已归入公产怎么还可以讨回?如果可以讨回的话,那么按照民国的法律,未出嫁的女子也有继承权,那么就应该分成七份,七小姐、八小姐都应有权分到一份。于是七小姐向盛老四提出要十万银元出洋留学。
谁知盛老四不同意,他自己钱都不够花,何来心思顾及其他!
七小姐虽是高墙深院里的大家闺秀,但更是上海滩上的新女性,五四新文化运动给她以很大的启发,她决定尝试着维护自己的权益。你不给,那就法庭上见!
1928年6月,盛爱颐把他三个哥哥(恩颐、重颐、升颐)及两个侄子(毓常、毓邮)告上了法庭。她在诉讼状中写道:
“……先母于民国六年,奉先父遗命,创设愚斋义庄,以全部遗产之半作为基金,共计银五百八十万两有零,为数甚巨。成立迄今,甫逾十稔。先母于上年9月间弃养,而被告兄弟叔侄,即于本年二月间,将义庄财产之六成,约合三百五十万两,按五房平均分析,经董事会呈请钧院给予过户,而于原告应得之权利,竟置之不顾。不思在此党治之下,法律上以男女平等为原则,国民党对内政策第十二条业已确认,而最高法院迭次解释,亦根据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父女运动决议案,明确未出嫁之女子,有与同胞兄弟同等继承财产之权……法律所赋予之权利断难丝毫放弃。前于四月十三日(下)一八九六号呈请钧院,谕饬停止执行,以侯合法解决。旋于同月十九日奉批示,如有权利可以主张,应向相对人为之,如果发生争议,只可诉请法院裁判等。原告随即委托律师函致被告,请将此项财产,依法将原告加入同等承继。乃迄今两月,被告等仍置之不理,殊无和平解决之望。为此请钧院,迅予查照最高法院解释,判令被告将此项六成庄产,与原告重行均分,以符合法例而重女权。……另有庶出胞妹方颐一人,亦尚在室,故此项庄产,应按七份均分,原告应得七分之一,约合银五十万两。谨以此价额缴纳讼费。合并陈明,谨状上海租界临时法院。”
此案在报界一经曝光,即刻引起极大反响。因为按照中国传统的大家族析产的办法,女子的确是没有财产继承权的。民国后讲男女平等,虽然在政府法律条文上已经明确女子也有继承权,但真正实行起来困难颇多,得有人带头才行。所以盛爱颐打的这个官司,是民国以来第一例女权案,其社会意义就远远超出了盛氏家族内部的矛盾,成为一个社会公众所关注的传统制度的改革问题,因而颇有轰动效应。这是盛老四等人万万没想到的。
当时上海《申报》曾大段地摘刊七小姐的诉讼书,为其摇旗呐喊,文中还对其作了如下介绍:“盛爱颐女士为已故兰陵盛杏荪之嫡女,在室未嫁,最近以弟兄分析遗产之保留部分,并不遵守党纲及现行法律、依男女平等原则办理,乃延聘律师,向法庭起诉。盛女士为国民党老党员,对于革命工作,曾迭次参与机要,先总理在日,甚为重视,又与宋氏姐妹相知甚深,故此次提起诉讼,各方均表同情。现悉该案已由临时法院定期九月五日在第八庭开审。按女子要求男女平等之财产继承权,此尚为第一起,影响全国女同胞之幸福,关系甚巨……”
关于文中讲七小姐曾参与孙中山和宋庆龄的革命运动事,现在已无从考证了,但她敢于在全国第一个打起关于女权的官司,则充分说明了她的胆识和气概。
九月五日开庭之日果真盛况空前,不仅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还引起了法律界的高度重视,因而到庭旁听的人极多,名律师江一平、詹纪凤亦到场旁听。七小姐本人未出席,而是请律师陆鸿仪、庄曾笏为之代理。盛老四也没到场,也是由律师代理。七小姐的律师陈述案情后,盛老四的律师继起反驳,主要理由是:盛宣怀是1916年去世的,从那时起,就有了继承权的问题,就有了财产分配的问题,然而那时并没有关于男女平等的法律条文,所以,盛爱颐不应具有分得遗产的权利等等。接着又有盛重颐、盛升颐、盛毓常的律师出场,他们一致反对盛爱颐有继承权。盛毓邮的律师未出庭。
一个月后,法院的判决书下来了,宣告盛七小姐胜诉,应当可以分得先人的遗产五十万元。
这一消息不仅鼓舞了七小姐,八小姐见事有可为,也大着胆子,向租界的临时法院递上了状子,要求法院判决她亦有同样的财产继承权。法院请张正学推事承审。开庭审理时,八小姐本人没有到场,请律师代理。而被告的五房人马也不到场,双方均由律师代理。律师们唇刀舌剑,各不相让,让众多的旁听者又看了一场精彩的好戏。
租界临时法院自是支持盛方颐一方,不久又宣布盛方颐胜诉,也应当得到该项遗产的七分之一。七小姐和八小姐在法律界的支持下,终于打胜了这场官司,拿到了自己应有的份额,尽管付出了高昂律师费。但这毕竟是一场有重要社会意义的官司,从此女性的财产继承权问题就有榜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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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汽车间里的最后岁月
抗战期间盛氏家族发生了很大变化——盛升颐去了重庆,是孔祥熙、宋蔼龄的所谓“公馆派”的人,胜利后以接受大员的身份回到上海后,开始的时候很风光,在永嘉路买了地,盖了楼,但是不幸很快在股市上大裁跟头。盛重颐在上海做房地产生意,原先是大发其财,大红大紫,成为盛家后人中最富有的人,后来不幸也栽在股市上,一蹶不振。盛恩颐原本就是花钱能手,狂赌成性,抗战胜利时已经在花儿子的钱了。抗战八年,盛氏家族的面貌几乎全变了。
几个小姐嫁得都很风光:四小姐盛樨蕙嫁给晚清上海道邵友濂的二儿子邵恒;五小姐盛关颐嫁给福建藉富商林微阁;六小姐盛静颐嫁给南浔首富刘镛的孙子刘俨庭;七小姐嫁给庄夫人的一个内侄庄铸九,在上海银行做事,还主办过上海银行创办的《旅行杂志》;八小姐盛方颐嫁给大盐商周扶九的外孙彭震鸣。
1949年上海解放,盛爱颐选择了留在上海。可惜在上海的几十年间,她有很多日子过得不愉快。
1950年代上半期情况还好,她家住在淮海中路常熟路路口附近的愉园小区8号。那是上海市中心的一处很好的联体花园别墅区,独立门户,楼高三层,楼下有一方花园,七小姐在里面种植了一些果树和盆花,日子过得还挺太平。平时丈夫上班,儿女上学,她在里弄里参加些社会活动,主要是当里弄小组长,负责管理、督促街道和居民小区的清洁卫生,也参加了居民区的文化扫盲工作,帮助那些不识字的家庭妇女认字、读报……这些对她来说都是小菜一碟,轻而易举地就对付了。业余她还要练练毛笔字。她能写一手很漂亮的毛笔字,朋友中常有人来讨她的墨宝,她的案头就经常是忙碌的。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虽然自己的固定资产没有了,但能按季度拿到定息,起码生活还是安定、富裕的。
到了1950年代末期,社会生活渐渐乱了套。先是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副食品供应非常紧张,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一日三餐都成了问题。后来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她的丈夫庄铸九莫名其妙地被打成了反革命;儿子庄元端被打成右派,送安徽农村劳动改造。女儿庄元贞浙江美术学院(现为中国美术大学)毕业后,由于家庭出身的牵累,被分配到福建省教书……更不幸的是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时,他们的房子被造反派占据了,家中细软被搜刮殆尽,她被赶到五原路上一栋房子的汽车间里居住,受尽磨难。
造反派给七小姐安排的汽车间比其他的汽车间还要“恶作剧”——那栋楼的化粪池口竟然就在汽车间里!每过一段时间,就有一辆拉粪车停在门口,拖出一根长长的管道伸到那汽车间的化粪池口里,“突突突”地抽粪……
丈夫病逝以后,七小姐就一个人住在这里。
面对这一切变故,七小姐表现得异常冷静。她心里明白,“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世家大族向来都是“富不过三代”,“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何况盛家从盛隆开始,已经富了四代。她太明白世态炎凉了,也太明白运动是怎么一回事了,所以一切都见惯不惯,一切都顺其自然了。
然而她那些在海外的众多亲戚和朋友,听说她在汽车间受难,无不为之感叹唏嘘,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不断寄钱寄物来。尤其在她生病的时候,她那在日本开留园饭店的侄子盛毓度,总是不断汇巨款来供其治病。每当又有雪茄烟抽的时候,她就拖一只小椅子,优雅地坐到门口来,从层层烟雾中,观看五原路上的人来人往。
那时的五原路还是一个马路菜场,路上买菜的、卖菜的人群,熙熙攘攘,川流不息。有位并不认识她的人从她门口走过,从她手持雪茄烟的坐姿,和那芳郁的雪茄香味判断,这定是哪个豪门望族的落难小姐了。当一位朋友告知他,这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盛七小姐啊,那人恍然大悟:“怪不得!”
令她安慰的是,女儿庄元贞成长为著名的工艺美术师,有多项作品在全国得奖,有的还被送到国外展出。女婿周荷生擅长肖像雕塑,出任上海工艺美术学校校长,是教授级的雕塑大师;儿子庄元端的“右派”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后获得了平反,后来赴美国发展。
七小姐活到83岁,临终的时候,她的儿女庄元贞、庄元端和盛家许多亲友都在她身边,送她远行。她依旧干干净净,一脸镇静,非常体面,非常从容。
她的儿女把她安葬在苏州郊区的一座山上,从那里可以看到城里著名的古典园林——留园,那是她的祖父盛康购置的一处园林式的豪华别墅,盛氏家族的祠堂当年也在那里,是盛爱颐生前无数次住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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