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的台湾社会是一个颇不平静的社会。以美日为主的西方资本的输入和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建，使台湾处于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时期。这是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化的过渡时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纠葛在一起，打破了静态的农业文明秩序，对农民的剥削和对大自然的破坏一样的残酷无情，历史发展的进程必然带来了牺牲和血腥。因此这一次惊心动魄的社会转型，是台湾有史以来最深刻、最广泛的一次时代变迁。这种转变使整个台湾社会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到文化传统都发生了深刻的震荡。就在这个动荡的社会中，黄春明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摆脱了现代主义的“孤绝与苍白”，走上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他以对底层社会卑微人生的极大悲悯和对正在消失的传统人文氛围的无限眷恋，表现出社会底层民众面对强大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侵入，竭力抗争之后无可奈何的失落命运，揭示了地位卑微的“小人物”身上放射出的人性光辉。作为一个有着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黄春明将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非人道性和重回人类精神家园的渴望确立为自己的写作立场和视角。这是一种基于本能的反抗，因此深刻的乡土眷恋作为一种凝固的审美心态笼罩在他这一时期的创作中。恰如吕正惠所说的那样：“黄春明是借着小人物来追怀即将逝去的农业社会的田园世界。”吕正惠：《荒谬的滑稽戏》，见李瑞腾主编《中华现代文学大系?评论卷》（一），（台北）九歌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641页。也正因为如此，黄春明对自己所眷恋的田园与乡土社会，表达了深厚的感情：“这里是一个什么都不欠缺的完整世界。我发现，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地方。”黄春明：《〈锣〉?自序》，见小说集《锣》，（台北）远景出版社1974年版。就在这个“什么都不欠缺的完整的世界”里，他先后创作了《青番公的故事》、《溺死一只老猫》、《看海的日子》、《儿子的大玩偶》、《锣》、《癣》、《鱼》、《阿屘与警察》，以及《两个油漆匠》等小说，这些作品都是“绝对赞成以真挚的人生态度为基础的关心人、关心社会的文学”黄春明：《〈莎哟娜拉?再见〉?再版序》，见小说集《莎哟娜拉?再见》，（台北）远景出版社1980年版。。在黄春明笔下出现的人物是：农民、学徒、妓女、菜贩、罗汉脚、油漆匠、广告的、打锣人，以及城市贫民等，他努力发掘这群受屈辱的、卑微的、愚昧的、可怜的“小人物”的人性尊严，因为他们是被出卖、被掠夺、被侮辱和被剥夺了人的权利的人。而在这个时代里，“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个时代总量……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张爱玲：《〈传奇〉?再版自序》，见《张爱玲小说集》，（台北）皇冠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2页。。总体来说，黄春明这一时期塑造的青番公、阿盛伯、憨钦仔、坤树、白梅、阿发、猴子、阿力，以及阿苍等形象都属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含有特别重要的社会意义。具体来说，就是黄春明透过小说中所塑造的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不仅折射出了台湾转型期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广大底层人民的贫困疾苦，而且鲜明地反映了这个大变动时代的若干重要特征，努力构成了台湾社会变迁的历史画卷，并且与他同时代的陈映真、王祯和等作家一道开创了乡土文学的新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