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怅惘的乡土愁思——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二阶段 第二节 《溺死一只老猫》
同样发表于1967年的《溺死一只老猫》可以说是《青番公的故事》的续篇，主人公阿盛伯可说是形象地概括了传统农业社会在现代工商势力冲击下的命运。小说将阿盛伯夹进“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的叙事当中来定位，沿着《青番公的故事》的结尾接下去写资本主义经济入侵后，农村中的老一辈为保卫传统文化所进行的苦苦挣扎，生动叙述了他们面对一个异质社会“入侵”时所遭遇的彻底失败的宿命。若与《青番公的故事》相比，这篇小说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可叙事中的诗情画意却明显淡化了，人物的荒谬性增强了；与此相应的是，作者对主人公的同情减弱了，嘲讽则大大增强了。
我们知道，“现代化”在当今社会观念中不仅是一种不证自明的合法化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悖论性的存在。而“文学显示出它在现代社会中‘悖论’式的存在。作为‘现代’的产物，文学必然内在地包含了‘现代’对生活合理化的要求，继而成为‘现代建制’的某个有机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由于天然地对人和人的感性世界的敏感，文学在现代化的过程里虽然获得了直面现实的合法性，却把更多的关心倾注在被现代社会淘汰、遗弃的‘小人物’身上，倾注在巨大变迁中的普通人捉摸不定的命运上。这就是文学必须面对的‘现代人’问题，正是这个问题的存在，有价值的文学往往以批判、质疑和反抗‘现代’的姿态出现”。罗岗：《面具背后》，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页。事实上，随着转型期台湾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农村的静谧安宁很快就被打破了，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开始侵入乡村，延续了几千年的古老农业文明与强大的现代工业文明狭路相逢，古老的农业文明根本不堪一击。具体来说，就是六七十年代台湾社会转型时期的现代工商文明的巨大冲击，确实给处于被动地位的一般民众带来了从生活到心理上的适应危机，尤其对那些过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一辈农民来说，更会感到茫然失措，甚至发生种种意料不到的冲突与悲剧。《溺死一只老猫》这篇小说便是这种变化与较量的典型解说。它通过生动情节让人们看到悄然而坚定伸入农村的消费社会的诱人陷阱——“游泳池”，是如何用所谓的“现代”方式骚扰着人们心灵的，是如何以官商结合的手段威胁着乡土人物赖以安身立命的价值观念的，以及如何逼迫乡土人物不断反抗而终至溃败的全过程。
这篇小说包含了两个相互关联的主题：一是农民对乡土的眷恋与坚持，一是城市扩展对乡间传统习俗和生活方式的侵犯。虽然乡土文化可能会暂时阻碍了城市文明的进展，可最终仍然成了现代化的祭品。阿盛伯的不堪一击，宣告了青番公所代表的农业文明闪烁的田园诗意的彻底破灭。处于社会转型期的阿盛伯，虽曾有过农业社会中悠然宁静的生活，但当现代工业文明侵袭他原先生活方式的时候，他试图阻挡这滚滚而来的潮流，便注定了他的悲剧结局。现实就是如此残酷！阿盛伯的悲剧恰如古罗马诗人奥维德所说的一样：“我在这里是一个野蛮人，因为人们不了解我。”奥维德（Ovid）（公元前43——公元17年），罗马诗人。此处的引文见《犹豫集》（5）中的“悲悼诗10”之第37节，转引自卢梭《论科学与艺术》（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1月初版。很显然，在所谓的“文明人”眼里，阿盛伯这个根本不会在现代社会里游泳的“老猫”，大概只能是一个“野蛮人”而已。换言之，小说所要讲的就是这种裹挟着“现代化”而来的“改变”，现实虽然给阿盛伯提供了以传统文化对抗现代文明的机会，但却终因在权力、财力及意识形态上的绝对弱势而一败涂地，使他不得不以一种悲怆方式狼狈收场。
小说开篇在简要交代清泉村的地理情况后，紧接着便以相当感人的场景呈现了榕树下祖师庙里作为传统文化道德象征的一群老人的生命情景：
当年盖祖师庙时才种在旁边的榕树，经过六十多年后，一百二十坪的庙地都被树荫遮盖了一大半。而那长年累月都在阴影底下的红瓦屋顶，长出一层茸茸深绿的苔藓草。另一半在阳光下的，还可以看出颇有年资的红瓦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都直接的叫清泉祖师庙为阴阳庙。这个变化的过程，一直活在村子里的阿盛伯他们四五个老人家，就是看着这种变化衰老的。当时他们攀吊在运盖庙的红砖的牛车后面，还挨了牛车夫的藤鞭哩。现在村子里只有他们最老了，每次庙里的祭拜，都是他们几个人在主使村子里的人怎么去做；其中以阿盛伯为主要的领导人物。一年当中是遇不到几次祭拜的，在其余漫长的日子，几个老人就聚集在庙里的边厢，冬天时把门带上，每人提着小火笼子烘暖，夏天就把门打开，凉风必定从边厢经过，把象征着此地的虔诚的乌沉檀香的香火带到天上去。他们大部分都是谈论着过去，纵使是反复的，他们还是不厌其烦的陶醉在早前与贫苦挣扎的日子；过去的总是教人怀念，尤其他们几个，在这晚年的时日，也只有这些才教他们觉得骄傲，明天谁都没有把握，说不定明天自己就不来庙里了。
…………
西厢边的这棵神树——就是大榕树，正是结子的六月，每一颗榕树子都熟透得发紫，稍稍一碰就落地跌碎。树下铺满了一层碎开的树子，发出香甜而略带酸的霉味，教人闻起来并不讨厌。一群灵活的小毕罗，在这枝桠在那枝桠地，像矫健的手指在琴键上弹奏一连串的顿音那样的跳跃着鸣唱。树子成了一种快活的旋律，“波答波答”地落下来。
很显然，这群以阿盛伯为首的乡村老人过着一种传统的生活，他们无所事事而虔诚敬神，在乡村社会发挥他们的余力，交换着生活的经验。不仅教导后辈如何敬神，还是担任道义伦理的仲裁者。当他们在熟透的榕树子以一种快活的“波答波答”落下的旋律中打盹时，几乎就是和稻田、老榕树这些自然景物融为一体的存在，而构成这幅田园乡居之乐的景致：“好像山海经，那些传说的神话人物，和四周山崚山谷合为一体的构图一样，有着古老的自然趣味，因此他们所代表的身分，就不单是当年兴建祖师庙的乡土文化的先驱者和历史传统的保护者，并且又说明未尝从自然的纯朴那里背叛的历史悠久的见证人。”乐蘅军：《从黄春明小说艺术论其作品的浪漫精神》，见李瑞腾主编《中华现代文学大系?评论卷》（一），（台北）九歌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392页。在天、地、神的护佑之下，这群老人于怀旧中坚定着人生信念。由此可见，清泉村的和谐静谧与乡野耆老的迷信守旧，无疑将同都市文明的扩张格格不入。当黄春明在这充满了“乡愁”色彩的自然环境下，展示故事主人公的命运时，作品便郁结了一个悲剧性的主题——通过对原始的、未经污染的自然的怀恋来映衬一个社会的、历史的悲剧。因此，当小说的主人公阿盛伯登台时，他一出场便带来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大新闻，这也是整个事件的导火线——街仔人要在清泉村兴建游泳池了。这消息使阿盛伯为首的老人们不禁心急火燎，充满了担心与忧虑。原来距离大都市七八十公里的街仔被当局列为了开发区，迷你裙、阿哥哥舞步、早觉会等都在小镇流行起来了，大都市里的医生、银行高级职员、律师、校长、议员、大老板等有钱又有闲的阶级，经常一早就到小镇附近的清泉村去游泳健身。终于有一天，街仔人不甘心拘守于街仔了，他们看中了清泉村最神圣的“龙目”井旁边的那口泉水塘，准备集资将这一胜地辟建为游泳池，清泉村古老平静的生活就这样被打破了。此时，以阿盛伯为首的一群老人挺身而出，为了护卫清泉村的“龙目”井免于被建成游泳池，他们提出了自以为“堂皇”的反对理由：一是天然的地理不容被破坏。修建游泳池，无异于“挖掉我们清泉村的龙目”，不仅会“伤着我们的地理”，损坏清泉村的风水，而且“龙目里装一个马达在里面我们怎么受得了”，更何况“要是水一下子被抽光了，龙目就枯了怎么办”；一是纯朴的民风不容动摇。修建游泳池，有伤风化。“当游泳池开放的时候，那些来游泳的街仔人，不管是男的女的，只穿那么一点点在那里相向，谁知道他们脑子里在想什么。我们清泉村向来就很淳朴很单纯的，这么一来不是教坏了我们清泉的子弟？把我们清泉都搞浊了嘛！”“再说，让龙目看了这些不正经穿衣服的男女也是不好的，这样地龙整身都会不安起来。”正是因为担心出现这种种有害与败德的现象，于是阿盛伯为首的老人们坚决强烈地反对游泳池的兴建——“我们决不能让他们这样做！”于是，围绕着游泳池的兴建问题，以阿盛伯为首的清泉村民与街仔人之间展开了四个回合的精彩斗争：
第一回合的斗争：通过辩论全力凝聚反对意识，团结人心。由于阿盛伯在清泉村并非一个不起眼的角色，反而算是个颇有脸面和号召力的头面人物，既能召集村民来村头大树下听他演说，又能出头露面与上级打交道。就这样的社会地位来看，他的见识应该在一般村民之上，同时也使他因袭的历史包袱比大多数村民更重，也正是这点决定了他在清泉村面临的一场关于是否修建游泳池的变革中首先发难。他积极鼓动村民出来反对修建游泳池这个侮辱神明的计划，无形之中成了反对派的领袖。而这种领导地位使他脱胎换骨，他坚定地声称自己是传统的维护者。一天晚上，清泉村召开了一场推动建造游泳池的村民大会，村民们早早来到会场，而会议召集者却姗姗来迟，足足比预定时间晚了一个小时，他们进会场时的姿态也令人反感；当阿盛伯代表村民发表意见之后，会议的“主委”却因阿盛伯的勇敢而产生了怀疑：“在背后是不是有人唆使你这样做？”表现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可鄙与可笑。虽然阿盛伯连开会的一般程序都不太清楚，但怀抱崇高信念的他，一开口就说：“孔子公说的话我倒听人说几句，那就够我用了。”阿盛伯毫不畏惧官僚权威，即使在可能被拘留监禁与失去自由的威胁下，仍大义凛然地回答：“因为我爱这块土地，和上面的一切东西。”阿盛伯这个目不识丁的蒙昧村夫就这样在会上表现出了超常的智能与能力，因此受到村民的热情鼓励和积极支持，此时的阿盛伯，“内心的优越就如面对着什么敌人都不怕而高喊着：来吧！他妈的！逃走是狗养的！”他在会上的慷慨陈辞，确实在群众中掀起了一股反对的风暴，人心就这样被全力凝聚起来了。相比之下，附着于工商经济向农业经济入侵的权势阶层则显得那般低下与猥琐。阿盛伯的讲演是由一种农民的智慧和粗犷的幽默混合起来的。当他慷慨陈词时，激昂的情绪不仅使他的语言如流水般滔滔不绝，而且让他把自己的才华临场发挥得淋漓尽致，他那俏皮的言辞几乎把村人都催眠了：
请你们回去告诉街仔人说清泉村的阿盛伯说的，他们要游泳的话，请回到家里的浴盆里游泳去吧！这句激动的话，不但引起爆笑，同时赢得了雷动的掌声，阿盛伯自己也莫名其妙地怀疑哪来的灵感。接着又说：不要妄想在清泉村建游泳池，清泉的水是要拿来种稻米的，不是要拿来让街仔人洗澡用！鼓掌的声浪把他老人家的话扬得更激昂：清泉的人不希罕通车，我们有一双腿就够了。我们只关心我们的田，我们的水……清泉的地理是一个龙头地，向街仔的那个出口，就是龙口，学校边的这口井就是龙目，所以叫龙目井，清泉的人从我们的祖公就受着这条龙的保护，我们才平平安安地生活下来。今天居然有人要来伤害龙目，清泉人当然不会坐着不理。他回过头问村人说：对不对？所有的村民兴奋跳跃起来。台上的人心里都暗暗的惊讶阿盛伯的煽动能力。
在这里，小说生动描写了阿盛伯为保卫祖先传下的田园不被破坏而做的积极抗争，村民们对他的话报以了最热烈的喝彩与雷鸣般的掌声，因为阿盛伯所流露的乡土感情真诚可贵，引起了大家的共鸣。此时的阿盛伯意气风发，气势如虹，当他回答为什么他如此激烈反对建造游泳池这件事时更达到了高潮，特别是那句“因为我爱这一块土地，和这上面的一切东西”的话，可谓撼天动地，激荡人心。他在这场与游泳池营造商的正面冲突与斗争中，充分表现出了超凡的勇气和胆略，充满正义感与英雄气概。这第一个回合的斗争，先以阿盛伯一方的胜利结束。
第二回合的斗争：聚众持械阻碍施工。阿盛伯虽然成功地煽动和凝聚了村民的愤怒情绪，却仍无法阻止游泳池开工。当五十名外来男女工人动土以后，阿盛伯决定亲自带领村民冲击工地，“他们几个老人纷纷回去发动了一批男人，每个人手里都握着棍棒或是劈刀，往工地这边赶过来。工地这边的人见了这情形，丢下了扁担和簸箕就跑离工地。阿盛伯带来的这批人，把散乱在工地的这些工具集成一堆，放了一把火就把它烧了”。此时，游泳池的营造商搬来了警察，村民们不仅受到触犯法律的警告，而且还全都被缴了械。阿盛伯却并未因此而退却，仍保持着坚定信念，甚至被当成祸首拘留于警察局时，他的自我意识仍旧沉醉在“英雄姿态”中，对坐牢感到甘之如饴，小说用了一段宗教式的语言来刻画他：
虽然他以祸首的名分被拘留在所里过夜，他仗靠着心里那份安慰，这使他的态度显出一种宗教性的安之若素。从他把热爱清泉的意念付之于行动以后，他多多少少察觉到自己的变化，他不再觉得自己没有事做了。而这件事情是比自己更重要，没他别人不可能去做，也可以说一种信念寄附在阿盛伯的躯壳使之人格化了的，无形中别人也会感到阿盛伯似乎裹着一层什么不可侵犯的东西。以往那些俗气在他的身上脱落，且和一般人形成很大的距离；这在熟悉阿盛伯的人，或和他认真谈过话的人都有这种感觉。阿盛伯自己就觉得自己说话完全和以前不同了。每一句话说出来都是让自己那么惊奇，好比说有人特别来想改变他的观念，问及清泉的水有多好，阿盛伯的眼睛就露出神奇的光彩，仿佛看到另一个世界地说：要是你能和鱼说话的话，你问我们清泉里的鱼好了。不然你看看清泉的鱼那种快乐样子，你即可以得到正确的回答。那不是我阿盛伯告诉你的。这种语句不但他自己，连正在旁边的人都有点迷。而能察觉到自己的变化的那份感觉力，却逐渐地减去，那简直微妙的出奇，忠于一种信念，整个人就向神的阶段升华。阿盛伯大概就是这种情形，已经走到人和神混杂的使徒过程。
在这里，可以看出为民请命的抗争使阿盛伯的人格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开始承担起“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神圣使命。然而，经过这次警察干涉的沉重打击，对于拘留和监禁的恐惧，使怕事的村人纷纷打退堂鼓，村子里那种以保卫家园为荣的挑衅情绪完全被惊恐与冷漠的气氛所取代了。不仅村人们再也激不起一丝力量来反抗，就连那些遗老们也纷纷退却了，再加上那些抗争的举措最终都没有产生实际效用，带头的阿盛伯也就“失去村人行动上的支持”了，他的“信念已不能完全付之于行动”，刚凝聚起来的反抗力量也开始瓦解了，他逐渐陷于意志消沉之中，而当他感到大势已去、回天无力时，他身上那种“刚开始的那种宗教型的人格就渐失掉了”。在这一回合的较量中，以阿盛伯为首的村民显然彻底输掉了。
第三回合的斗争：向县长上告、陈情。在经历了蹲警察局与丧失村人支持的事件之后，阿盛伯并未完全死心，仍继续抵抗着，他采取了“走上层路线”的不得已策略，去县府找陈县长争取支持，因为当年选举时，陈县长“曾经热烈的和他握过手，口口声声拜托拜托”，并且答应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他解决。当阿盛伯费尽周折才见到陈县长，并暗自庆幸陈县长的难找说明他是个有权力的“大人物”时，那个“陈大老的孙子”摆出一副官老爷的做派。他听完阿盛伯的陈情后，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就继续埋首公事，惟一掠过脑际的只是迅速为这件公事“归类”以便“分发处理部门”，态度非常冷淡地把阿盛伯像皮球似的踢到“建设课”，这同他竞选县长时的爱民姿态和慷慨承诺完全判若两人。这种官僚的冷漠态度，不仅完全异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情义伦常，而且让阿盛伯“对陈县长的偶像都幻灭了”。若与陈县长这个民选的官吏相较而言，阿盛伯“由人向神”的升华或许显得有些荒谬可笑，但却因他那种对乡土的执著理念而显出生命的庄严。阿盛伯在“建设课”那里闹了一阵笑话后，碰了一鼻子灰，再也不知要找哪里才适合，最后只能疲倦地返回清泉村。这一回合，阿盛伯的抗争仍然是无果而终。
第四回合：以身相殉。阿盛伯终究没能挡住官商勾结的官僚体系以繁荣和发展地方的名义所施行的开发计划。“损风水、伤风化”的游泳池终于成为事实，清泉村的社会和它的伦理终将面临被吞噬的危险。此时的阿盛伯深深感到势单力薄，无力回天。他既然不愿像大多数村民们一样投降，那么就只能走上以死抗争的绝路了。因此“当游泳池完全落成的那一天，他也完全恢复到以前的鄙俗”。当本该到田里工作的年轻人却“把锄头放一边，望着里面的奶罩和红短裤在那里构想出神，这些都看在阿盛伯眼里，心里十分难受”。面对此情此景，阿盛伯终于忍无可忍，索性以最“妨害风化”的方式表达抗议。他疯狂地闯入游泳池里面，并大声叫嚷：“要脱嘛就干脆像我这样脱光！”说着真把身上的衣服全脱光了，将小姐们吓得吱吱乱叫、乱爬，然后愤而一跃投入了深水区。结果是：“他连狗刨式都不会，等很久没见他浮上来的时候，在场的人才不觉得好笑。”当两个穿泳装的女郎急忙跳下去把他拉上来的时候，却已是迟了一步，阿盛伯早已死了，除了一个名字之外什么都没留下。阿盛伯留在人们脑海中的只不过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可悲又可笑的殉道者形象罢了。阿盛伯为维护乡土纯洁不惜以身相殉，却被他所厌恶的仅穿奶罩和短裤的小姐捞上来，这真是莫大的讽刺！阿盛伯最后如“老猫”般的溺毙，很难说只是“不自量力”的疯癫举动，事实上别有深意。这是因为他根本无法忍受街仔人对他的生命的一部分进行随意“消费”，更是对自己尊严的一种坚决维护。遗憾的是，当为阿盛伯出殡的棺材经过游泳池时，游泳池虽然暂时停止了开放，但“四周的铁丝网还是关不住清泉村的小孩子偷进去戏水的那份愉快，如银铃的笑声，不断地从墙里传出来。”这是否暗示了下一代正在告别老一辈那些“过时”的观念，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步入“消费社会”这个甜蜜的“陷阱”中了？小说对此只是做了客观呈现，并没有对进入“陷阱”之后的结果进行推测。阿盛伯自溺殉身的行为与孩子们戏水玩乐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不仅形成了极大反差，而且有着深刻的反讽意味。这无形中说明阿盛伯并不被村人们视为一个荣耀的殉道者，他的死并不比“溺死一只老猫”更有分量。虽然人们可能在感情上同情阿盛伯的处境，但理智上对于他的作法却绝对无法认同。不过，小说中的这种否定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就像“别林斯基所写道的那样：‘任何否定，如果要成为生动的、诗意的，都应当是为了理想而否定。’一个站在彻底的现实主义立场上的艺术家，即使他还没有清楚地了解人民的性格和思想，无论如何他也能表达人民的希望和人民的理想。”参阅了“苏联大百科全书?现实主义”条目中的相关内容，见1957年《文艺理论译丛》第2期，第216页。小说用逝去的传统来激起读者的哀愁和同情，用讥嘲的口吻指出传统如何被摒弃，从而引起人们的思索。从这一点来看，人们应该可以窥见作者内心深处的无尽彷徨和矛盾：他一边深深眷恋着那古老的乡土传统，一边又不得不顾及到现代社会带给人们的实际利益，因此，小说并未否定现代文明，只是透过亦哭亦笑的阿盛伯的行径，全方位地呈现出乡土社会尴尬的生存处境。其实小说的中心意象“溺死一只老猫”早就在暗中表明了作者的立场。
如果从小说审美与艺术追求方面来看，对于阿盛伯这个人物，小说所采用的笑谑和嘲讽叙事方式亦很值得一谈。“溺死一只老猫”这个标题可谓入木三分，辛酸、同情、可笑、可叹、讽喻均掺杂于其中，这是因为阿盛伯的形象中融会了作者对时代变迁的深刻体悟。假如小说的目的是在于嘲讽阿盛伯的冥顽守旧和“螳臂当车”的愚蠢行为的话，那么这样的嘲笑应属于鄙夷之类了，而鄙夷的嘲笑是出自嘲笑者自己比之嘲笑对象优越而轻视之，因为“笑的情感不过是发见旁人的或自己过去的弱点，突然想到自己的某种优越时所感到的那种突然荣耀感。……人们都不喜欢受人嘲笑，因为受嘲笑就是受轻视”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9页。。那么这样的嘲笑与被嘲笑之间理所应当会构成一种对比关系，换句话说，那就是两者不应是力量太过悬殊的对手。这在小说中得到了很好体现。特别是在阿盛伯的抗争过程中，有一个十分经典的“谐谑”情节。阿盛伯原本是个“连会都不会开”的“风神气很重”的“固执老人”，在村民大会上，他没等主席就位就抢先发话，还直呼主持人村长的土名——“鸭母坤仔”，甚至以“干你娘咧”的粗话等引起哄堂大笑。对于阿盛伯来说，无论是不谙开会规矩的可笑，抑或是随意讲粗话的滑稽，都使人感到某种愚昧中的庄严与荒谬中的悲壮。特别是当他面对台上坐着的官绅、警察等一帮“高贵的”来宾时，他不仅毫无畏惧，而且仿佛“祖师公”“附身做童乩”一般，灵感泉涌地慷慨陈辞，这令他在朋友和敌对者的眼中都变得高大起来，使他的身份地位突然提高了许多，几乎凌驾于所有村人之上了。小说写道：“忠于一种信念，整个人就向神的阶段升华。阿盛伯大概就是这种情形，已经走到人和神混杂的使徒过程。”这段文字是叙事学中相当典型的“升格仿讽”。阿盛伯这种在特定场合陡然出现的那种如宗教圣徒一般的形象，同他原本那种粗俗与蒙昧的形象，就这样构成了一种特殊张力。这种带有浓烈地方色彩的幽默、谐谑与嘲讽方式，既寓庄于谐，又质朴无华，显示出了作者高超的艺术水平。当然，小说的这种嘲弄本来就是一种带有怜悯意味的内在嘲弄，因为阿盛伯的悲剧就在于：他面对的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庞然大物，而他所守护的却是一个陈腐过时的观念。他越是在这场抗争中表现出宗教般的殉难精神，就越显出他的可悲；而他那“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竭力抗争，则是对于巨大的资本主义工商文明一种徒劳无功的抵御，这两种力量的悬殊必然注定了他失败的命运。当作为资本主义都市文明象征的游泳池最终还是堂而皇之地“穿着奶罩和红短裤”进驻了古朴的清泉村之后，阿盛伯只能以脱光衣服向游泳池一跃而死，就这样很自然地完成了“当人的自我面对自己所迸现出的荒谬嘲弄”［西班牙］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第8章），上海文学杂志社1986年版，第43页。。阿盛伯的以死殉道也未能阻止资本主义的入侵，他的这种英雄行为也许可以被人们称为现代的“堂?吉诃德”。当阿盛伯出殡的棺材庄严经过游泳池的时候，黑挽联却挡不住清泉村孩子戏水的那份欢愉。可见小说营造的这种悲剧性的笑谑确实构成了作者意识深处内在的嘲弄——带泪的笑或含笑的泪。伴随着阿盛伯不断的阻止与抗争，游泳池却是逐步得以建成，这也暗合于阿盛伯渐渐归于失败的过程，他的精神风貌亦得以层层浮现，而这种经由作者意识穿透的事件很自然地加强了故事“高潮”向两极延伸的张力。小说娴熟地运用了讽刺艺术，在描绘这些富于时代特征的传统农民的悲剧命运时，作者从感情上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以同情、理解和眷恋的心情描写了他们的苦恼、抗争和失败；与此同时，从理智上来讲，作者又对他们的愚顽守旧予以了暴露和嘲讽，从而给人们带来了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和多维的艺术感悟。
有意思的是，这位具有反讽意味的阿盛伯一经问世，便成了说明台湾社会转型期农民心态的一个典型，也成了反抗资本主义入侵农村这场战争的“殉道者”，带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性格参阅了白少帆主编《现代台湾文学史》中的相关内容，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641—642页。。表面上看来，似乎确实如此，按照资本主义必然取代封建主义的社会进化论逻辑来说，既然阿盛伯是站在作为落后的保守势力一边，那么他的注定失败也就成了不言自明的事。然而，若对此进行深究，人们将发现阿盛伯这一形象所反映的内涵其实更为复杂。在人们嘲讽阿盛伯的愚顽、保守与落伍的同时，是否忽略了对那些造成阿盛伯悲剧的“先进的”现代文明的反观？那个夺去了阿盛伯生命的，供有钱、有闲阶级减肥健身用的游泳池，究竟是否就一定象征了“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呢？它究竟是否真的把“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引进了落后的乡土社会呢？人们不得不对此深表怀疑。事实上，对阿盛伯这样的老一辈人来说，这个破坏了清泉村“龙目井”风水的游泳池，并非清泉村人主动选择与欣然接受的新事物，而是外来的街仔人强加给清泉村的。它不仅打破了清泉村的宁静，还扰乱了清泉村既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原本清泉村的一切，包括土地、树木，甚至死人曾经坐过的石凳，特别是“龙目井”，既是村人们的生命与血肉，也是主宰着他们命运的超自然存在——向“龙目井”丢一捆稻草，就会导致全村大小都眼睛痛，等等。显然，关于“龙目井”的种种神秘传说，与其说是迷信，不如说是清泉村的老一辈们追求“物我一致、天人合一”的生活体验。因此，到底是修建游泳池，还是保护龙目井？这对清泉村乡民来说，就成了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关于生活习俗、价值观念与文化传统重新选择的重大问题。在这场冲突中，村民一方的代表是以阿盛伯为首的祖师庙那一伙无权无势的乡村老人，依仗的武器是带有封建色彩的“风水”与“风化”，这是建立于小农经济上面的迷信思想和道德观念；而他们的对立面却恰恰是强大的、和政治威权结合在一起的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经济力量。显然，在这场较量中，阿盛伯一方注定将败北，无可避免地要充当起落后、愚昧与保守的代名词。他们对乡土家园的固守并不能阻挡城市扩展对乡间传统生活与习俗的侵犯，而他们企图抗衡生活变迁的个人行为，又往往成为社会形态改变时代的人生错位。值得注意的是，阿盛伯虽然倔强不屈，保守成性，反对修建游泳池的理由也显得愚昧、荒唐，但若从人性的情感意义上去理解他的所作所为的话，他的抗争却极有尊严。他的宗教型人格，“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还有那在鼓动和论辩中令人惊奇的口才，归根到底都源于他是执著地“爱这一块土地，和这上面的一切东西”这一神圣信念；然而阿盛伯毕竟过于憨直，无法看清事物的本质和历史的发展趋势，最终仍不免以“溺死”的英雄姿态走完悲怆的一生。他的悲剧并非自身性格使然，而是由外在因素造成的，因此他似乎注定要成为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逼迫下节节败退的最后一代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小说在看似可笑的情节中显现出对立，预示着冲突的不可化解，展示了经济发展与人文信念之间的矛盾，为那些体现着传统文化精神，企图以自我的薄弱力量去对抗整个大环境的过时人物留下了一声沉重的慨叹。实际上，在阿盛伯身上寄寓着作者对于传统与现代化这一时代冲突的全部情感与理性思索。若只看到传统文化败北的无奈，或只见到现代文明胜利的必然，对于这篇小说的理解均非全面，也有违作者创作这篇小说的初衷。
黄春明是一个善于诊断社会病情的作家，对于台湾农村和小市镇的观察非常细致与深入。他很善于反映出社会环境的变迁，为的就是“清楚地主张‘通过文学重新认识自己的民族和社会’”彭瑞金：《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台北）自立晚报文化出版部1991年版，第163页。。因此这篇小说的第一节“小地理”，即客观冷静地叙述了都市生活如何悄悄进入街仔镇的情况：“迷你装也在此地的小姐膝盖上二十公分的地方展览起来，阿哥哥的舞步也在此地年轻人的派对里活跃。年长的一辈也在流行一种怕死的运动，如早觉会之类的对身体健康有帮助的。……这些在社会上稍有名气的而肚皮逐渐肥大起来的男士们，每天早上天一亮就骑车去泡泡泉水。后来他们发现自己的皮带孔，一格一格地往后缩的效果后，去的人便比以前多起来了。”小说以调侃笔调描写了城市对于农村的优势：这个县被列为开发区之后，现在年轻人在乡下人面前总喜欢挺着自负的胸膛，表明自己就是“街仔人”。“乡下人也总喜欢把女儿嫁到街仔的事情，用很大的气力告诉在旁的朋友。虽然听者的耳膜被震得发浊，他们还是觉得应该。要是他们也有个出息的女儿（他们这样想），能从田舍嫁到街仔；当然，要是儿子从街仔娶个媳妇回来，那更使他们感到光荣，不管以后的生活变得怎么样，至少开始的时候，同样是兴奋得大声说话。”由此可见，当现代文明进入传统乡土之后，立刻松动了原有的传统伦理价值体系，过去美丽温馨的乡土家园开始躁动不安，被现代文明逐渐扼杀的古老道德亦随之沦陷，田园牧歌的情调不复再现，取而代之的是工商业社会的利欲熏心。在这一次的历史变迁中，发生严重冲突的两方：一方是传统自然经济状态和带有愚昧、保守色彩的世态人心；另一方则是无法抗拒的现代文明侵入后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悄悄变动。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古老的乡土社会无法适应畸形发展的工商经济的侵入，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之间开始发生激烈的冲突与碰撞，造成了土地、劳力的不断流失，以及传统农村的逐渐崩溃。随着资本主义的脚步悄然地由大城市向乡镇迈进，街仔镇附近的清泉村那眼名为“龙目”的泉水井，也引起了钱包鼓鼓的资本主义新兴阶层开辟游泳池的兴趣，并想借此推进该地旅游业的发展来获利。小说从侧面巧妙地透露出时代的信息，旅游业正是工业文明的标志之一，是为有钱又有闲的阶级服务的一门新兴产业。这说明清泉村正面临着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分化引发的矛盾与冲突——城乡之间收入悬殊的人们在现实生活方式选择上的分歧与差异。换言之，这是1970年前后台湾经济迅速发展与消费机制急剧膨胀所导致的社会与人心变化的问题。耐人寻味的是，包括阿盛伯在内的清泉村的村民并没有一眼看透这件事情的底蕴。他们仍保持着传统生活方式和狭隘、迷信的古老观念，这使他们“保卫我们的土地”的努力最终变成了“堂?吉诃德”式荒谬又滑稽的挑战。这的确是农业社会将跨进资本主义社会时必然要奏起的挽歌。阿盛伯以“悲壮的牺牲”做了乡村传统生活形态的殉道者，但在他人看来却不过是“溺死一只老猫”般毫无价值；那经过游泳池前的棺材，四周的铁丝网，都挡不住清泉村孩子偷偷进去戏水的银铃般笑声。这种充满强烈揶揄意味的画面反差，把悲壮与滑稽巧妙地交织在一起，道出了阿盛伯的价值谬误与人生错位。正因为如此，阿盛伯的抗争便成了“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似的不合时宜，那种崇高人格在他身上的爆发与流失便成了传统农业文明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入侵下一种“回光返照”的象征。阿盛伯这类被现代社会淘汰的落伍者，思想虽悖时，信念却执著，他的抗争与牺牲是被逼迫的和不得已的，现实使他“非如此不可”，这是一种出于自我防卫意识的本能行为，因而形成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中国悲剧意识的张力。阿盛伯是台湾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牺牲品，被“命定”成为一个失败的英雄，即便如此，他身上所呈现出的那种“命定”的牺牲与死亡，不也代表了一种刚强与尊严吗？阿盛伯就是“非如此不可”地抉择自己的人生，否则不足以显现其存在的意义。由于必须在这一次“非如此不可”中完成与确认自我的价值，所以他的死才显得特别沉重，因为这是惟一的途径。而人们或许也可以在这个新的时空坐标下重新思考这篇小说的思想与艺术价值。
作为一个“为人生”的作家而言，黄春明始终忠实于自己的心灵与良知，迅速对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出现的现代文明进占乡土社会的现状做出了如实反映，从而使他的创作成为敏感反映时代变迁、社会新旧交替的生活晴雨表。确实，商品经济带来的都市文明进程，其力量是极为强大的，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乡土文化的代表阿盛伯在村民中如何具有威望，无论他表现出了怎样超常的勇气和智慧，又无论他采取了哪些可以采取的行动，直至以身相殉的壮举，都无从阻止现代文明咄咄逼人的入侵脚步。虽然历史车轮不可逆转，但人们在情感上却对阿盛伯徒劳无功的挣扎深表同情，会在嘲笑阿盛伯的同时，也和这个人物结下不解之缘。小说由此设定了一种双重视觉：随着情节的展开，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发现，在当今世界上，像阿盛伯这样具有浪漫精神的乡土人物正在逐渐离我们远去。特别是小说的结尾那具象征功能的“死亡一跃”中含有的深长意味，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深的思索。当清泉村失去了一只“老猫”，而代之以孩子们“银铃的笑声”时，人们情不自禁地感到那种大义凛然、勇于牺牲的品质，那种坚定的信念与天赋的智慧，以及那种崇高的道德力量与人性光辉，亦随之统统失去了。虽然作者意识到了现代文明对乡土“小人物”的逼迫，它令阿盛伯为乡土殉葬的举动无法引起回响，甚至显得完全没有价值；但是由于作者“理智上不能否定现代文明，感情上又无法不依恋乡土社会”吕正惠：《黄春明的困境——乡下人到城市以后怎么办？》，见《小说与社会》，（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5月初版，第18页。的内心矛盾，又促使他无法纯粹客观描写乡土“小人物”的“落伍”，因此“在他讥讽笔调后面仍有一股强烈的惋惜与同情”吕正惠：《黄春明的困境——乡下人到城市以后怎么办？》，见《小说与社会》，（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5月初版，第18页。。小说也就由此完成了它的复合主题，绝非一面倒地赞同变革与进步，或反对守旧与落后。换言之，小说的内在意蕴绝非“同情”与“嘲讽”的简单相加，而是今天现实和昔日情怀在同一故事中一体两面的深刻揭示。总之，透过阿盛伯的悲剧，我们看到资本主义侵入农村时的无情和残酷，以及它本身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和龌龊。作者并非没有意识到现代文明冲击传统社会的必然性，但情与理的矛盾却使作者不得不沉重地为他眷恋的乡土与人物唱出了一曲笑中含泪的挽歌。因为现代化是一把双刃剑，社会的发展必然带来文明和进步，文明的侵入又首先是对纯朴乡土的破坏，使人与乡土的和谐关系完结；可是在文明的必然性中仍然深藏着人类对乡土那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这的确是一个至今仍无法解决的二元悖论。小说正是在这样一种双向演进的叙述中来建构它的深远意义的。
《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