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怅惘的乡土愁思——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二阶段 第五节 《看海的日子》
1967年发表的《看海的日子》以带有浪漫主义情调的笔法，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丧失自尊和爱心的台湾底层女性白梅的形象，热烈歌颂了她为恢复做人的尊严、拯救自我而不懈奋斗的可贵精神。小说的女主人公白梅，虽然是一个被人歧视的妓女，但她在台湾当代文学的“小人物”画廊中却不仅展现了独特的风姿，而且折射出了特别的意义。
小说一开始就以“鱼群来了”这个特殊意象，生动地描写了故事发生的背景——一个渔业大获丰收的季节：
当海水吸取一年头一次温热的阳光，酿造出盐的一种特殊醉人的香味，弥漫在渔港的空气中，随着海的旋律飘舞在人们的鼻息间的时候，也正是四月至五月鲣鱼成群随暖流涌到的时候。三月间，全省各地渔港的拖网小渔船，早就聚集在南方澳渔港，准备捞取在潮头跳跃的财富。而渔船密密地挨在本港和内埤新港内，连欠欠身的间隙都没有。人口的流动，使原来只有四五千人的渔港，一时增加到两万多人。其中以讨海人占最多；那些皮肤黑得发亮，戴着阔边鸭嘴帽的，说起话来很大声的，都是讨海人。还有临时赶到渔港来摆地摊的各种摊贩，还有妓女，还有红头的金色苍蝇，他们都是紧随着鱼群一起来。一年里头，这是渔港的一个忙碌的时节，也是一个疯狂的季节。
此处，小说通过对渔港所作的这种鸟瞰式的描绘，采用电影叙事的方法，呈现了渔港的远景、中景和近景，通过镜头的推移，首先出现的是通过深镜头展示出来的海景，接着运用广角镜头将渔港内所有的热闹画面定格，然后慢慢拉回到特写镜头，引出小说中关联密切的两种角色——妓女与讨海人。对于生活在这个名叫“澳渔港”上的小镇居民和外来的“讨海人”来说，“鱼群来了”的季节是一个获得财富和生命动力的喜悦季节，因此整个渔港就像翻腾的鱼群一样，既热闹又嘈杂，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特殊醉人”的味道。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开场就以浓墨重彩描绘的这个“大海”的意象，显然具有丰富而深刻的象征意义，不仅寓意了争取人的尊严与正当权利的弱小者，同样也有着无限的希望与广阔前景，而且“大海”在小说中，还是将“妓女”与“讨海人”这两类人凝聚起来的桥梁。至于与大海有关的另一个意象——“鲣鱼”，则暗示繁殖能力极强的“鲣鱼”的到来，既是妓女与讨海人这两类人的交会点，也是这两类人各自需求的媒介，象征了讨海人与妓女在各自的生命流浪地暂时相濡以沫结合为一体的特殊时节。换言之，这个“鱼群来了”的消息，代表的不仅是渔港的喜悦，更暗示着一个又一个关于人类“本能”的故事将如何开始演绎，由此“鲣鱼”便成了这篇小说里的核心意象之一，特别是“雄鲣鱼仔才有的那副白色内脏”，不仅是所谓的“壮阳圣品”，而且还象征了讨海人旺盛而强大的生命力，而“鲣鱼”那种如潮汛般定期洄游的生存方式，其实象征的是讨海人坚忍生存下去的那种精神与毅力。从这里可以看出，“鲣鱼”所带来的不仅是渔港的欢腾，而且还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与未来。而就在这样一个“鱼群来了”的特殊季节里，故事的主人公白梅登场了。在这个渔港的一家低级妓院里，一个名叫白梅的妓女开始演绎一个关于寻找“尊严与希望”的故事。小说以迂缓而忧伤的笔调为白梅画了一幅小像：
她，自十四岁就在中坜的窑子里，垫着小凳子站在门内叫阿兵哥的日子，到现在足足有十四年了。这段期间习惯于躺在床上任男人摆布的累积，致使她走路的步款成了狭八字形的样子。那双长时间仰望天花板平淡的小世界的眼睛，平时也致使她的焦点失神地落在习惯了的那点距离，而引起她听到那种雄性野兽急促喘息的声音，令她整个人就变得那么无可奈何起来。再加上一般人对她们这种职业的女人的直觉。这些即是牢牢地裹住她和社会一般人隔开的半绝缘体。
在介绍完主人公白梅的身世之后，小说接着用倒叙的手法来展示白梅内心世界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并在时空背景不断转换的叙述中插入了大段回忆——童年被卖的经过、被骂为“烂货”的心头郁结；“雨夜花”的悲惨遭遇等，来补充和推动情节的发展，从而使白梅的形象显得更加丰满，成为一个“立体”的，而非“扁平”的有魅力的形象。在贫穷的生活境遇里，白梅是一种非人的存在，是可以任意买卖的物品，在她二十八年的生命中惨遭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蹂躏。小说以她的回忆倒叙了往事：白梅八岁时下山买番仔油时不小心把钱弄丢了，三天之后就被送给了人家当养女。幼小的她一直以为是因为丢了钱母亲才会把她卖掉，可是令白梅不明白的是：
那就是她临走的时候，母亲还哭哭啼啼地吩咐了一大堆话：梅子，你八岁了，什么事都懂了，你得乖哪！什么都因为我们穷，你记住这就好了，从今以后你不必再吃山芋了。什么都该怪你父亲早死……
白梅就这样离开了贫穷的山里的生家，忍受着与骨肉亲人分离的痛苦当了别人家的养女，可没想到养家并没有善待她，反而把她当成一棵“摇钱树”，几年后就将她残忍地卖给了一家低级的妓院。自生家以至养家，白梅始终面临着贫穷的困境，为了应付贫穷不得不走上出卖灵肉之路，成了嫖客泄欲的工具。长达十四年的妓女生涯和屈辱境况，使白梅在男权社会中被异化成一个代表“性”的符号。即使偶尔涉足社会来到普通人中间时，她还是摆脱不了屈辱的标记，无法拥有正常的生存空间，不仅靠她卖身的血泪钱而致富的养家嫌弃、鄙视她，而且火车上的轻浮男人也因知道她的身份而侮辱、调戏她，她自始至终都是被打入社会另册的“贱人”。为了表现这一点，小说通过现实与回忆交织的方式叙述了几件在她的心灵上留下深刻烙印的事情。
白梅虽然是饱受欺凌、久经风尘的妓女，但她却有一颗善良向上的心，从来都不愿意自轻自贱。然而，险恶的社会环境却将她的尊严剥夺殆尽。由于白梅长期从事的一直是靠皮肉挣钱的低贱职业，身体和心灵都被禁锢在妓院那方狭窄的天地间，几乎完全与普通人隔绝开了，因而当她离开妓院走进社会的时候也在劫难逃，立刻就遭到了社会严厉的排斥和孤立。其中最近一次所受的严重侮辱发生在白梅返家的火车上。她在养父的忌辰请假坐火车返家祭拜的归途中，一个陌生的无赖男人故意借着递烟的机会当众放肆地调戏、侮辱她：“你当然不会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呀，真想念啊。嗯，来一支吧！”白梅对这个男人的轻薄举止感到无比恶心，甚至于恼怒、愤慨地想发作，可是却不能，因为“她要是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这一下子很有理由给这个无耻的男人掴一记耳光，但是话又说回来，我要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他也不会对我这般无礼吧。她从骨子里发了一阵寒，而这种孤独感，即像她所看到广阔的世界，竟是透过极其狭小的，几乎令她窒息的牢笼的格窗”。她不禁由此陷入了了痛苦的思索中。从白梅在火车上所遭受到的冷眼嘲弄、挑逗讥讽和骚扰凌辱中，可以清楚看到她和社会的隔绝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换言之，在火车上遭遇的这件令白梅伤透自尊的事，其实就是她受尽侮辱与损害的悲惨一生的缩影。正当白梅陷入那个轻浮男子的无礼纠缠而无法摆脱的时候，恰好遇见了一个曾受过她帮助的患难姐妹莺莺和她的“老芋”丈夫鲁上校，他们的出现帮助白梅解除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使她终于摆脱了那个无赖汉的一再纠缠。此时的莺莺怀抱着新生婴儿幸福地站在她的面前，她突然感到一股暖流顷刻间流遍了全身，使她顿时觉得兴奋无比。小说通过描写莺莺、鲁上校和白梅这些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之间的共同感情，体现了作者对处于转型剧变的台湾社会中弱势群体朴素的关爱与同情。白梅满心欢喜地注视着这个名叫鲁延的可爱婴儿，看着车窗外的大海哼着自编的歌逗他玩，这个才三个月大的婴儿的咯咯笑声，令白梅不禁想到她的悲苦命运——一个没人要的女孩，长大成人后却只被那些她能提供肉体享乐的人所需要。而莺莺自四年前离开妓院从良之后，就嫁给了已经是“老芋”的退役上校鲁先生。莺莺在聊天中详细告诉了白梅这个孩子名字所代表的意义，原来鲁上校在莺莺怀孕时就已为即将诞生的孩子取好了名字，如果生男孩就叫作“鲁延”，假如是生女孩则称为“鲁缘”，发音相似的两个字，代表着生命的延续与人生的缘分。鲁上校给婴儿所取的名字，仔细推究起来，其实是有着很深的涵义的，以新生的婴儿来“延续”生命，来结人生的“缘”，不仅象征了积极延续生命的人生观，而且结人生之“缘”的乐观态度也肯定了生命存在的价值。鲁上校对白梅表现出的是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尊重。莺莺的一席话更唤起了白梅要为自己而活的强烈愿望，使她一瞬间恍然大悟：“突然，她竟想起需要一个孩子，像鲁延那样的一个孩子，才能让她在这世上拥有一点什么。只有自己的孩子，才能将希望寄托。”而且她深信自己“可以做一个好母亲”。显然，莺莺和他的丈夫鲁上校是促使白梅决意重生的一个重要人物。白梅惨遭凌辱的十四年卖淫生涯，她的心早已是千疮百孔了，原本很难有东西可以令她激动，但是这一次，鲁上校的话和可爱的婴儿鲁延却强烈地震撼了她封冻起来的心，使她产生了拯救自我的迫切愿望。她要回到老家去生养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孩子的强烈愿望愈来愈强烈，使她根本无法抵抗——因为这已经变成了她继续活下去的动力。不过，这卑微的愿望如果能够实现的话，的确能使白梅那颗早已冰冷的心重新温暖起来，为她惨淡的人生增加一些意义。换言之，对于白梅来说，十四年的妓女生涯虽然损伤了她的身体，但并未使她失去与舛难重重的命运抗争的信心，在她肮脏的躯壳下却包裹着一颗自尊、自重的灵魂，跳动着一颗金子般善良、纯净的心，所以她希望通过拥有自己的孩子获得重新做人的尊严与正当的社会权利；也正因为如此，白梅才不甘心让自己的生命毫无声息地消逝，她的内心深处才始终充满了一股要庄严地站在别人面前的勇气。随着白梅思绪的不断变化，她一路上不断回想起自己遭受的种种悲惨经历。她先是回忆起了与莺莺共患难的那些日日夜夜。莺莺同她一样也是刚满十四岁，就因为家庭贫困而被卖进窑子成了雏妓。白梅虽是一个沦落风尘的女子却能见义勇为，即便是在自身也遭受凌辱的危难时刻，还挺身而出代替雏妓莺莺受辱，后来白梅又借钱给莺莺，设法帮她逃出火坑，脱离了人间苦海，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小说细致揭示了像白梅和莺莺这样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的真实心态。有一次，莺莺在同白梅聊天时告诉白梅她有了意中人，心里觉得有了“一线渺茫的希望”；恰在此时，窑子里同时走进来两个嫖客，白梅和莺莺不得不各自带着客人到只隔着一层薄薄甘蔗板的房间去做“买卖”。即使在受嫖客凌辱之时，她们仍然抑制不住地继续聊着刚才的话题，捕捉那一点点微弱的希望之光：
“梅姐，你会做裁缝吗？”
隔壁的梅姐就应声说：
“有过学裁缝的年龄，但是就没有机会学。”
“那你会不会养鸡养鸭？我会……”莺莺兴奋的说着。
“那有什么困难，我想我会的。”
莺莺正想再说话的时候，突然听到梅姐那边清脆的响了一记耳光，接着那男人怒气的说：
“要赚人家的钱专心一点怎么样！”
这个画面带给人们的感触是相当多的。“人之所以为人，最起码的是要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要有劳动的权利、生存的权利、爱与被爱的权利以及做母亲的权利等等，正是人性中最基本的要求，召唤着像白梅这样受屈辱的人们去抗争，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这正是底层人民最具有人性生命力的表现。”赵遐秋：《在回眸乡土中审视历史》，见《黄春明作品集?代序》，九州出版社2001年3月版。即使是被人糟蹋的低贱妓女，在饱受凌辱与摧残的黑暗日子里，心里“有时也会闪现着希望”，然后就会“忘我的去捕捉”。这正是人性的闪现。相对于莺莺的少不更事，已经二十八岁仍需挣扎于风尘之中的白梅的心已经麻木不仁了，“我的眼泪在几年前都流光了，我知道有眼泪流不出来是很痛苦的。”每当白梅悲伤到欲哭无泪的时候，她就唱起一支名为《雨夜花》的歌来排遣心头的积怨与郁闷：
雨夜花，雨夜花，
受风雨吹落地，
无人看顾，冥日怨嗟，
花谢落土不再回。
雨夜花，雨夜花，
…………”
这首歌无疑是白梅自身形象的一种象征。她向莺莺阐释了这首歌的意义：“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不是很黑暗吗？像风雨的黑夜，我们这样的女人就像这雨夜中一朵脆弱的花，受风雨的摧残，我们都离了枝，落了土了是不是？”然而，白梅却不逆来顺受，更不愿任凭零落成泥，而是在逆境中不忘挣脱，心中时时升腾着强烈的生之欲望。
小说继续通过白梅回忆的痛苦往事来表现她高度的自尊和不容被伤害的凛然正气。有一次养母为强迫她嫁人而她不愿依从时，养母恶狠狠地骂她“你这烂货不识抬举”，这话一下子就将白梅的心刺出了血，在她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她心中的积怨像山洪暴发般倾泻而出，她义正辞严对养母说：
是的，我是烂货。十四年前被你们出卖的烂货，想想看，那时候你们家里八口人的生活是怎么过的？现在是怎么过的？你们想想看，现在你们有房子住了；裕成大学毕业了，结婚了；裕福读高中了；阿惠嫁了。全家吃穿哪一样跟不上人家？要不是我这烂货，你们还有今天？
…………
白梅不可收拾地哭诉着：“再看看我的生家，他们到今天还是那么穷。你们把我看成什么？烂货，没有这个烂货，裕成有今天吗？他们看不起我，逃避我，他们的小孩子就不让我碰！裕福、阿惠都一样，他们觉得我太丢他们的脸了，枉费！真是枉费！”
…………
“不！今天我一定要说得痛快。以前什么时候你听过我发出一句半句的怨言？你逼我嫁，这还证明你有点良心，因为你受良心的责备才会逼我嫁。但是我已经不需要别人对我关心了，我对我自己另有打算。”
养母被这事实刺痛得哭泣起来：
“阿梅，这些阿母都知道，就是不知道要对你怎样才好。我知道我们错了，但是不知道错在哪里，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直这样错下来的！阿梅，你原谅阿母吧！——”
从白梅反抗、斥责养母的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她把维护自尊看成反抗屈辱命运，显示人格高尚的一种基本手段。在妓院里，白梅不得不任由嫖客凌辱；在社会上和家庭里，她却竭力维护做人的尊严。白梅以她高尚无私的品格从精神上全面压倒了骂她“烂货”的养母，理直气壮地指责养母一家的吃、穿、用、住全是靠她出卖肉体所得而维持的，直哭诉到养母不得不连连向她求饶，表现了白梅决不任人侮辱的自尊。白梅无私的自我牺牲，没有得到怜悯与救助，反而使她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家中，均被视为下贱之人。她养家的弟弟、妹妹们是靠她的卖身钱供到大学毕业、成家立业的，但这些弟妹们却恩将仇报，不但不感激她，反而都看不起她，鄙视他、嫌弃她，甚至从骨子里轻贱她，使她在家里与社会上一样都得不到丝毫的尊重。
从农村卖到城镇堕入风尘的妓女白梅，始终面临着贫穷的挑战，不得不被迫沦落到出卖灵肉的地步，在备受凌辱与蹂躏之后，她仍然冀盼重新做人，仍向往过清白而有尊严的人生，为了挣脱“傲横无比的从养女到妓女的命运”枷锁，也为了摆脱“牢牢地裹住着她和社会一般人隔开的半绝缘体”的妓女职业，她拼命地寻找着拯救自我之路，她想重新生活的愿望显得异常炽烈。贫穷不能泯灭理想，越是贫穷就越需要希望。而曾经共过患难的姐妹莺莺的结婚生子，以及鲁上校的鼓励，则给了白梅以启迪，令她觉悟到需要有一个孩子在自我感觉上来恢复自己做人的自信与尊严。确定了自己的心意以后，白梅就积极开始实施她拥有一个自己孩子的计划，并且立刻付诸行动。她精心地在嫖客中选择孩子的父亲，发现了一个老实健壮的年轻讨海人阿榕，于是向阿榕借“种”怀了身孕。在白梅与阿榕这一次的性爱过程中，白梅有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感受，感到像鲣鱼一样有着旺盛生命力的阿榕灌入她体内的“种子”像正在浮游的蝌蚪一样，“把她微弱的希望不但已经埋在她的身体里面”，而且“同样地被埋在这个社会”，她“希望有那么一天，她看到她的希望长了出来”。因为这一点，使她透过腹中孕育的新生命看到了未来发出的那团光亮，这腹中的胎儿让她感觉到自己的身份从妓女变成了母亲；而渔民阿榕在这段与白梅短暂相处的过程里，也因白梅认真的对待，体验到了女人的温情与内心的自责。而此时的白梅也怀念起故乡和亲人，故乡在他的心目中成为了避风的港湾与疗伤的静地，于是白梅立刻弃娼从农，决绝地离开了妓院，立意要以一个母亲的身份重返社会。
白梅就像路边草一样非常善于适应环境。当她决意彻底摆脱社会边缘人命运的时候，她也很清楚地知道若要改变其妓女身份成为一个母亲，惟有彻底转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与过去切断所有的联系，因此怀着希望和逐渐成长的信心的她，选择了回到她的出生地——坑底。这是一个宛如“桃花源”似的小山村。既无城镇的车马喧嚣，亦无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争斗欺凌。当然，这里也有贫病、灾害与官府的阴影，但是村人们都是心地淳厚、纯朴善良之辈。这个相对于势利、疏离的文明社会的落后山村，却是能够宽容地迎接白梅这样儿女的惟一地方。换言之，坑底这个远离尘嚣的小世界对于白梅来说，是一个孕育着无限新生机的家园。在这里，白梅不仅可以洗去文明社会加诸于她身上的屈辱印痕，抚平妓女生涯烙印于她心上的创痛，而且还能使她重拾做人的基本尊严与信心。坑底这个祥和的“乌托邦”社会，象征的是：“中国人的理想世界，摆脱了外来政治及道德的约束后，人和土地乃能建立和谐的关系。中国人一贯重视乡土感情，理想世界是现实世界割划出来的美丽小世界，也可以从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哲学理想找到根据。”张系国：《理想与现实——论台湾小说里的理想世界》，见1982年5月28日《中国时报》。“中国人的理想世界”往往是从现实中割裂出来的至情至义的美丽“小天地”，基本上是排除政治和宗教力量影响的一方“乐土”。很显然，坑底这个落后却温馨的山村在小说中，“不仅作为一种题材背景，还是作品中境界的着落处，并且是一个实质的具有力量的事物”。乐蘅军：《从黄春明小说艺术论其作品的浪漫精神》，见李瑞腾主编《中华现代文学大系?评论卷》（一），（台北）九歌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392页。更是一种能够“肯定人生理想之真实力量”同②，第427页。。对于白梅而言，在充满歧视的茫茫人海中回到僻远而纯朴的故乡——这个未经资本主义污染的农村，反衬了她对所谓的现代文明社会的绝望，而正是“坑底这表征着相对于残破文明的原始自然，以及和坑底一样质朴混沌的村人，帮助梅子得到了她所渴望的一切”同②，第397页。。而且故乡人民“果然给她以抚慰，让她把儿子生下来，并给她以尊重。这当然是作者的一厢情愿。殊不知吞噬白梅尊严的是一个包括农村在内的庞大的经济结构和建筑在这上面的思想体系，连同那些封建宗法观念。作者企图以一个纯朴的农村来对抗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便使小说带有主观臆想色彩”参阅了徐秀慧《说故事的黄春明》一文中的相关论述，该文是提交给1998年10月在北京由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黄春明作品研讨会”的论文之一。。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却不能否认坑底这块惟一的净土确实对塑造白梅这个由“妓女”升华为“圣母”的现代新传奇的故事有着特别的意义。如果不是在这样的保持原始民风的社会中，白梅的传奇是不可能被继续演绎下去的。正因为有了坑底这块远离商业文明社会的乐土，白梅返家后不久就无限欣喜地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经过医院三次的检查，确证了怀孕这一消息的可靠。此时，白梅坚定地告诉母亲她打算未婚生子的决定，勇敢地面对即将来临的困难，决心独力抚养孩子长大成人。面对母亲的不谅解和村人的议论，她向母亲解释了她为什么执意要未婚生子的原因：“还有什么比当妓女更不名誉？只要对人家好，当什么都没有关系。”这句话使她过往岁月中所有的不名誉与罪孽都因此而被颠覆了。小说中花了不少笔墨描写白梅的怀孕状态，精密地计算她的生产日期，表现了作者对主人公生命中的这一重大事件的极端重视，这也许是因为“白梅在一般人看来，她是不能有小孩的，因此在描写的时候，我要把怀孕的日子，从一月一直写到十月，来表示我对它的重视。一个生命的产生是如此的严肃，而且是白梅的小孩”黄春明：《来自故乡的歌手》，见1987年9月《幼狮文艺》297期，第132页。。因为怀孕与生产本身就具有延续生命的意义，具有确证母亲生命价值的意义。而白梅的怀孕与生产还别具特殊意义，因为她不同于一般人的妓女身份，使她生育自己孩子的微小理想也蕴涵了一种控诉社会的深沉力量。因为在通常的社会价值的观念里，妓女是一个被物化的对象，是一种“性”商品，当妓女与生育这两个似乎对立的思考同时并存时，似乎正代表着一种身份转变的可能。换言之，怀孕和生产对白梅来说，不仅可以使她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孩子，并且在抚养孩子长大成人的过程中，让她重新恢复尊严和改变不名誉的身份；更重要的是，还能够使她在精神上完成对自我的拯救，所以白梅将孩子的诞生视作——“这就是我还要活下去的原因吧！”正因为她孕育了完全属于自己的一个小生命，不但让她疲惫的心有了依靠，还给白梅带来了全新的生命感受。
随着白梅的归来，不仅给家人带来了希望，也为村子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使村子的情况改善了许多。在白梅怀孕的十个月时间中，村子里也经历了有如人世变化般的复苏、摧毁与重建。在性交易活跃的渔港，白梅是遭人作践、备受歧视的妓女；但在山间生母家中待产的白梅，则是孝顺的女儿和友爱的妹妹；在村子里，更是备受邻里乡亲疼爱的孩子。白梅回家时，恰好她的大哥腿烂了，因为无钱医治正受着死亡前的折磨，白梅立刻把自己所有的积蓄拿出来替大哥治病，送他去医院截肢，从而保住了大哥的性命。当大哥为病痛的折磨而发出“我活着还有什么用？”的怨叹时，白梅关切地提醒大哥：“你忘了？你的手艺不是很好吗？你不是可以用竹子做椅子，做畚箕，做筛子，做很多很多东西？”说得大哥“眼睛亮起来了”，重振了生活的信心。接着白梅又帮村人出了一个在销售农产品时多争取利润的主意，使村里的三万斤番薯“每一百台斤，已经多涨了二十四块钱了”。而且，即便是怀着身孕，行动不便，她还在暴风雨侵袭坑底后，陪着村人一同重建家园。正是在这场暴风雨中，白梅生命中的污秽有如“坑底都被得洗干干净净了”，加上她对家人的孝行和对村人的热诚，使“她在坑底很受敬重”。这些淳朴的村人也以善良回报了白梅的付出，他们非但没有嫌弃白梅的妓女身份和未婚先孕，反而纷纷称赞她“很乖”，还要求老天爷更完美地帮助白梅实现她的理想。小说这样描写村民们对白梅的关心：
“这个女孩子很乖，应该保佑她生一个男的。”一个年老一点的人说。
“是的，那是我长眼睛仅见的一个好女孩子。”
“哪里的话，是你们这些长辈不甘嫌她。”梅子的母亲暗暗在心里欢喜。
“说实在，我们赞美都来不及呢。”
“我猜她会生男的。看她的肚子好尖哪。”有一个女人这么说。
“该赏她一个男的才公道。”
从村民们这些善意的话中，可以看出白梅正是以自身的尊严、无私的爱心与坚忍自信，才终于赢得了亲人、同伴和乡亲的爱戴和尊重；她也沐浴在爱和温暖之中，逐渐恢复了做人的权利和信心。故乡以它温暖宽厚的怀抱再次接纳了她，这种纯朴的亲情和乡民们的友情，显示出来的正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道德观。
然而，白梅所要接受的命运的挑战到此尚未结束，白梅在怀胎十月的过程中还算平安顺当，没有出什么事；可是到了生产的时候却出了意外，碰上了难产。在她分娩的那晚，由于情况十分危急，村人们成群结队地连夜举着火炬护送她到县城医院去生产。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特别是那被风吹得火焰向一边倾倒的火炬闪耀着浓浓的人间温情与真爱，正是这种人间的温暖和关爱给白梅带来了生活的乐趣和无穷的力量。白梅以惊人的意志和毅力战胜了难产中的痛苦和困难：“梅子又被一段很长而绵密的阵痛所折磨，而她一次都不浪费的将痛苦的挣扎化成力量。她全身湿得像从河里捞出来。看那样子，比刚才虚弱多了。那种虚弱而清醒的样子，有点令人害怕，老母亲从头到尾陪在身边痛得不断流泪。”经过在生死边界九死一生的顽强搏斗，皇天不负有心人，白梅终于梦想成真，如愿以偿地生下了一个男孩。这样的生产过程是相当艰辛而痛苦的；不过，凡是拯救与升华都必须经历一番痛苦的洗礼，所以白梅的难产便成了接受洗礼的过程。毕竟白梅不只是代表着自己而已，它还象征着母亲、土地等未来希望之所在，因此难产使她完成了带有宗教性意义的受“洗”过程。而白梅重新做人的强烈渴望也就在这难产的过程里得到了升华，难产也因此染上了一种象征意味，变成一种宗教的拯救仪式，生产中所流出的血使白梅洁净起来。而最后婴儿的诞生，更使白梅的“自我”得到了彻底的拯救——她的身份已从妓女转化为母亲了。因此当那个代表着希望的孩子来到人间时，不仅白梅感到骄傲，而且大家也为她高兴，“老母亲却欢喜的哭出声来。产房的门开了，门外站着才锯掉腿的大哥和大嫂还有他们的孩子们”。大家亲切地迎接着她和那个刚刚降生的小生命。这个场景是相当温馨的，与她以往遭受的隔绝与冷漠截然不同。白梅奋斗挣扎、冲破藩篱，坚决不向命运屈服，终于在生活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诚如夏志清所言：“《看海的日子》的主角白梅，可视为一个对自身命运充满伟大理想的圣女。”夏志清：《台湾小说里的两个世界》，见《新文学的传统》，（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200页。自从生下小孩后，白梅充满了对上苍的感激，她含着眼泪享受着做母亲的快乐和尊严，她借助婴儿的诞生在母爱与人性光辉的洗礼中洁净了自身，成就了自我的拯救心愿。
不过，也许是一种满足之余所产生的“感恩”心情在作祟吧，每当白梅看着孩子的时候，心里便会产生一股想抱着孩子去渔港的强烈冲动，奢望能再看一眼孩子的父亲。这愿望愈来愈猛烈地撞击着她：
几乎同孩子一起诞生出来的一个意愿，一直在心里鼓动着梅子，而这意愿却专横的不允许她做最简单的说明。虽然，这是她自己的意愿，但是，在她的心里面始终站在另一极端的位置，而不怕被孤立。她心里如此地挣扎着：
“走！抱着小孩到渔港去。”
“鱼群还没有来呀。”
“我知道。”
“那么不可能遇到他，这孩子的父亲。”
“我知道，这不是我主要的目的。”
“那为什么？”
“我不知道，也许可以遇见他。”
“遇见他怎么办？”
“我会告诉他这孩子是他的。”
“想去依赖他？”
“决不！”
“那是为什么？”
“我明知道他现在不会在渔港，因为鱼群还没有来。现在他可能在恒春。”
“那么你去渔港有什么目的？”
“没什么，我知道我不会遇见他，但我必须去一趟。”
“……”
“我也不明白，所以我不能说明那一点意愿是什么？”
从有了这个意愿开始，梅子始终不能教自己明白。她只知道这是急切的。现在她的健康已算恢复了，这个意愿在内心撞击得更强烈。
这段精彩的内心独白，真实地反映出白梅内心的苦苦挣扎和矛盾的复杂心理。最后她终于下决心抱着孩子再回一次渔港去看海，让自己的心情释然。于是白梅又一次乘坐上了前往渔港的火车，相较于前次坐火车的经历，这次坐火车的境遇则完全不同了。前次在火车上，碰上嫖客以猥亵暗语轻薄调戏、肆意凌辱她时，白梅是孤立无助的；而今次，当她抱着孩子登上火车时，车厢里的气氛是热情温暖的，她得到了同车旅客的友善对待。走上了人生的正途，她也就不再被人冷漠地歧视了。白梅的心里因此充满了一种“感恩”的激动——孩子使她终于重新被社会接纳了。小说里的这段描写非常令人感动：
梅子抱着她的孩子，买了一张往渔港的车票，和一群人挤火车。火车来了，车厢里面没有一个位子是空的。但是她只要能登上火车，握一张往渔港的车票，她心里就高兴了。正在她想找一个角落偎依时，在她的面前同时有两个人站起来要让位给她。对这件平常的事她感到意外，由于过于感激而发呆，有一个女人走过来，牵着梅子去坐她的空位。梅子开始正视对方的眼睛，那女人亲切而和善的微笑着。她看旁边的人，她看所有车厢里面她所能看到的眼睛，他们竟是那么友善，这是她长了这么大第一次经验到。她的视觉模糊起来了。曾经一直使她与这广大的人群隔绝的那张裹住她的半绝缘体，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她所看见的世界，并不是透过令她窒息的牢笼的格窗了。而她本身就是这广大的世界的一个份子。梅子十分珍惜的慢慢的落到那个空位，当她的身体接触到坐椅的刹那，一股暖流升上心头。她想，这都是我的孩子带给我的，梅子牢牢地抱着孩子轻轻地哭泣起来。
此刻，抱着婴儿去看海的白梅终于以一个母亲的姿态重返正常人的社会，享受着被爱和爱人的快乐，享受着生命的活力和动力。换句话说，孩子之于白梅的意义是如此重大，不仅使她改变了生活环境，而且还恢复了梦寐以求的人的尊严，那个“曾经一直使她与这广大的人群隔绝的那张裹住她的半绝缘体，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她所看见的世界，并不是透过令她窒息的牢笼的格窗了。而她本身就是这广大的世界的一个份子”。这感恩的心情使她激动得“牢牢地抱着孩子轻轻地哭泣起来”。这哭泣流出的是喜悦的泪水，人们也同样感受到了她的欢欣与感恩之情。人性的尊严和母性的光辉也就在此时在她的身上熠熠发光。虽然曾历经重重磨难，但白梅却在希望的星光指引下，毫不畏惧地在崎岖的山路上始终不懈地向着高峰攀登，终于站到了顶峰，不再为过往的命运所控制。不过，对于小说为白梅安排的这个光明的人生结局，有些人认为似乎是过于浪漫了，甚至显得“过于传奇”、“有伤真实”，是“温情主义”这类评论可以江汉的《乡土呢？还是迷旧？》一文为代表：“黄春明小说对乡土意识的处理，乍看是由于他对社会卑小人物的深厚同情与关切，这样的努力的确使人耳目一新，激发了奋励鼓舞的意志，但细读之后，终不能发现他的作品也是带有相当程度的迷旧色彩的。”见1997年4月《仙人掌》第2期，第123—130页。，然而不管怎么说，我们都不能不承认白梅追求自我拯救和升华的历程中所洋溢的乐观与浪漫精神，而且在“中国近代文学中，再找不到一个与白梅等量齐观的女子，在这种神祗委弃的世界中，放射着信仰和希望的光芒”夏志清：《台湾小说里的两个世界》，见《新文学的传统》，（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201页。。
当“火车穿过大里的那道长长的山洞”时，广大无边的太平洋展现在眼前，面对这片曾在白梅生命中有着重大意义的大海时，她知道自己的生活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白梅指着海对她的孩子说：“我的乖孩子，你长大以后不要做讨海人，你要坐大船越过这个海去读书，你要做一个了不起的人。”面向着大海，白梅告诉儿子长大了不要辜负自己的希望，希望孩子超越他的父母，有更光辉远大的前程。虽然我们并不知道白梅和她孩子的将来会如何，可是我们有理由期待，并相信她会成为一个好母亲，因为在白梅的思考里，她甚至想到了如何解决孩子成长过程中可能需要面对的问题，因此她将孩子的父亲虚拟化，她对孩子这么说：“噢！我可以不让我的孩子知道我的一切。我会搬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而且是完全陌生的一个地方去。”并且“我说你爸爸死了。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希望他的孩子同他一样，他还是期待着你”。这个孩子虽然没有父亲的关爱，但是透过白梅对希望与未来执著的信念，我们可以知道孩子“父亲”的形象已经依照白梅的想象被塑造出来了，并将伴随着这个孩子成长。从这里我们进一步看到了白梅义无返顾的决心。故事就这样终结于白梅坐着火车回去的路途上。小说结尾时，梅子又像在祈祷似的对她的孩子许下承诺：
“不，我不相信我这样的母亲，这孩子将来就没有希望。”她的眼睛又湿了。
太平洋的波澜，浮耀着严冬柔软的阳光，火车平稳而规律的轻摇着奔向渔港。
小说结笔的这一句，“太平洋的波澜，浮耀着严冬柔软的阳光，火车平稳而规律的轻摇着奔向渔港”，显然有着多重的象征意义。“太平洋”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它之于白梅的意义自不同于一般，海具有宽容、生命、净化等象征意义，包容了白梅的过往，也象征了经过一番洗礼的心灵获得了重生；“平稳而规律的轻摇着奔向渔港”的火车，则暗示了白梅的强烈心愿，希望从今以后自己能和孩子可以像“平稳而规律”的火车一样奔驰在美好生活的轨道上。带着儿子去看海的白梅，已然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本质上的蜕变。同样地，大海的宽容就像白梅对这个迫害她的社会的宽容一样，海水本身具备的净化功能令白梅的生命得到了涤净；大海所代表的原始蓬勃的生命意象，更带来了无限的希望。从这里可以发现小说对白梅“重生”后获得的幸福所做的定位——人格的重新确立，这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幸福。换言之，白梅从沉沦为养女到妓女的宿命，到依靠自身力量去改变命运，她所拯救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人格与理想，她心中所复活的是人性的尊严和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性。就这个意义而言，白梅从妓女到圣母的自我拯救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善有善报”的劝世故事，而有着独特的意义，具有拯救人类灵魂与复活理想的象征意义，突显的是“小人物”同命运相抗衡的昂扬不凡的意志，庄严化了其生命的存在。正是这种在伤痕中绽露出来的凄美光焰使白梅成了台湾文学，当然也是中国文学中追求理想和尊严最为动人的典型之一。就像著名学者夏志清所称颂的那样，小说确实是“动人心弦的道出了一个人对困难的承受和挣扎，以至最后的成功，并且微妙的刻画出她对光明远景的追求”夏志清为刘绍铭主编：《来自台湾的中国故事：1060—1970?前言》，原书名为：“Chinese
Stories From Taiwan：1060—1970?Foreword”。New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第xxiv页。。
黄春明是一个充满社会使命感的作家，面对转型期社会暴露的各种弊端，他以笔为旗，对之进行了不遗余力的理性批判。由于反映社会生活的及时、敏锐与迅捷，使他的作品成为了映照台湾社会转型历史的一面镜子，生动记录了一段充满矛盾、冲突、抗争与奋斗的悲剧岁月。因而人们可以看到《看海的日子》这篇小说，虽然仍然是透过“妓女从良”的故事来表现“人的新生”这一主题，但整篇作品从始至终却弥漫着一种“凤凰涅槃”的悲剧意识。我们知道，悲剧意识乃是对悲剧性现实的反映及其把握。从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来看，“悲剧意识”是对现实悲剧性意识的一种文化把握参阅了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一书“引论”部分的相关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1月版。。因为悲剧乃是不断在历史长河中赖以存在的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所造成的。人类的悲剧性可以被归结为关于“挑战”与“应战”这两个概念之中，人们面对迫害的“挑战”时，对人的把握能力就显出一种非理性的性质。换言之，人对“挑战”的“应战”是一场前程未卜的斗争，本身亦具有一种超越理性的性质——悲剧意识的形成就在于对“挑战”的非理性和“应战”的超理性的一种正确感受与把握同②。。因此理性成了悲剧意识产生的必要前提。作家为来自理性支配的自身向力的冲突所承载的痛苦升华到对自身进行剖析与忏悔的程度时，便会以艺术创作的方式表现出来：不仅要“照现”外在的生活痛苦，而且更要深入“照射”内在的痛苦，从而鼓励、点燃、抒发出那种来自于生命痛苦所散发出的艺术反思参阅了宋耀良《艺术家生命向力》中第84—97页的相关内容，上海社会科学院1988年11月版。。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在论及悲剧美的真实性问题时对此有着很精辟的阐释，指出悲剧是通过与我们相似的人的被毁灭，导致人们引起恐惧之情与怜悯之心。我们一方面害怕这种角色与我们相似，自己也可能身受其害；另一方面，我们又因怜悯角色不应遭受到如此的厄运而产生愤慨与不平。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在于“与我们相似”，这才是打动我们、并引起我们共鸣与同情的原因。对此，学者刘再复有一段论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来理解这一问题：
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很抽象的集合的概念，在“我们”这个大集合体中，有可能是对社会有价值的东西，有的则未必是对社会有价值的东西，如果是毁灭类似没有价值的东西，就难以构成悲剧。因为，讲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更能说明悲剧的本质。刘再复：《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91页。
的确，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而因毁灭过程所产生的情绪和感情上的恐惧与怜悯则造成了“悲剧性”。小说之所以带给我们一种悲剧性的感受，就是因为主人公白梅所展现出来的许多经历在人们感同身受中引起了情感的共鸣，并使人们产生了怜悯与同情。事实上，这与台湾社会转型期间的那段历史也脱不开干系。透过小说的叙事，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是在乡下，还是在城市；不论后期农业社会，抑或是初期工商业社会，普通民众都面临着贫穷所带来的极大挑战。普通民众胼手胝足创造的社会繁荣，虽然成就了台湾“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但是台湾社会中“精神的贫穷”与“文化的侏儒”的印记却也不容忽视。恰如尉天骢所说的那样：
现代化的生活固然给我们丰富的物质生活，但很多东西却消失掉了。黄春明的作品，从某方面看是怀旧，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是一种反省。在50、60年代看黄春明的小说，觉得他是多少有点怀旧；但在80年代看，由于环境保护的提倡，生态学的发展，使我们觉得社会在改变，人在反省：高度化的工业生活，一个漫无目的往前推进的商业社会，是不是人类社会最好的一条道路。参阅了《爱土地的人——黄春明前传》讨论会纪实，见《文讯》第23期，第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