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怅惘的乡土愁思——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二阶段 第六节 《儿子的大玩偶》
发表于1968年的《儿子的大玩偶》是黄春明所有小说中被讨论得最多的一篇。“儿子的大玩偶”这一标题本身，就含有浓厚的嘲弄和滑稽意味。小说透过一个在小镇上从事广告宣传职业的广告人一日的生活，将台湾社会转型时期人们艰难的挣扎沉痛地表现了出来，这是一个为了生存而被迫丢失做人尊严的悲剧故事。故事以主人公坤树和妻子阿珠的冲突、误会和最后的和解为线索，叙述了坤树一天的生活情景，其中还大段插入了他的回忆与感想。由于黄春明刚到台北的时候，一度在广告界讨生活，除了“撰稿之外，还要跑客户”刘春城：《爱土地的人——黄春明前传》，（台北）圆神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233页。；他“自己写脚本，自己拍摄”同①，第259页。；先后在一家运动用品公司搞广告企划参阅了李潼《黄春明的再出发》一文中的相关论述，见1983年11月的《明道文艺》92期。；在一个鞋业集团担任企划协理参阅了陈白《黄春明有多重角色》一文中的相关论述，（台北）联合晚报出版社1988年4月版。。这样的生活经历和创作背景，说明了黄春明与象征现代文明的“广告”之间的关系是异常密切的。说他是一个“广告人”，真是一点都不为过，因此当他在创作中一再将“广告”写进去时，人们并不会感到意外或突兀，反而会觉得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这篇作品就涉及到了相当多的广告知识，小说从一开始就直接告诉人们小镇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广告的”情况：
在外国有一种活儿，他们把它叫做“Sandwich—man”。小镇上，有一天突然也出现了这种活儿。但在此地却找不到一个专有的名词，也没有人知道这活儿应该叫什么。经过一段时日，不知道哪一个先叫起的，叫这活儿“广告的”。等到有人发觉这活儿已经有了名字的时候，小镇里大大小小的都管它叫“广告的”了。甚至连手抱的小孩，一听到母亲的哄骗说：“看哪，广告的来了！”马上就停止吵闹，而举头东张西望。
这是一个富有独特暗示意涵的开头，人们可以通过“Sandwich—man”即“广告人”，发现台湾乡土社会正在变迁的脚步。“Sandwich—man”的出现其实已经在不经意间透露出了一条敏感的讯息：一条象征着现代消费社会的“触须”，已经开始从台北那样的大都市试探着伸进了台湾古朴的乡镇了，而且以很快的速度对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民众产生着深刻影响。六七十年代的台湾，象征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大众消费文化已开始无孔不入地伸向了台湾的每一个角落，由于“整个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被一种消费物质商品的动力所支配和渗透，而这种动力所反映的是广告撰稿人大肆宣传并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过分渲染的幻想世界。这一制度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形成一种压制创造性和个性，歪曲人类真实感情需要和情绪的一种闪闪发光的消费社会”参阅了［英］A?布洛克等编《枫丹娜现代思潮词典》（中译本）中的相关内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9页。。可见，消费社会就是一个深受广告影响的社会，这也是社会转型的脚步迈向台湾传统乡土社会时出现的特殊现象之一。小说透过敏锐眼光探入到主人公坤树的现实生存世界与内在的心灵世界中，将一个迫于生存压力而被迫扮演这种无奈的“广告人”角色的主人公精神上的分裂意识，以及他同环境之间不断冲突、抗争的悲喜剧关系鲜活地揭示了出来，深刻洞察了台湾社会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对人们心灵的深刻影响，将普通民众所面临的似乎是微不足道却又扣人心弦的进退维谷的处境形象地展示出来了。小说主人公坤树正式登场亮相时是这样一副古怪又滑稽的模样：
他的一身从头到脚都模仿十九世纪欧洲军官模样，脸上的粉墨，教汗水给冲得像一尊逐渐溶化的蜡像，塞在鼻孔的小胡子，吸满了汗水，逼得他不得不张着嘴巴呼吸；头顶上圆筒高帽的羽毛飘颤着。这一富于象征意味的西化的怪异形象的设计包装，完全是为了“广告人”肩上举着的电影广告和身前身后挂着的另外两张广告牌，前面的是“百草茶”，后面的是“蛔虫乐”。这样子他走路的姿态就得像木偶般地受拘束了。累倒是累多了，能多要到几个钱，总比不累的好。他一直安慰着自己。
从干这活儿开始的那一天，他就后悔得急着想另找一样活儿干。对这种活儿他愈想愈觉得可笑，如果别人不笑他，他自己也要笑的，这种精神上的自虐，时时萦绕在脑际。
显然，为了一家三口的生计，受雇于镇上新开张电影院的坤树，不得不化装成“广告人”，打扮得奇奇怪怪，戴着插着羽毛的圆筒高帽，涂着像鬼一样的花脸，不仅举着电影广告的看板，而且全身上下从头到脚、胸前背后还附带挂满了各式各样的产品广告，在炎炎的骄阳下流着汗水与泪水，忍着饥渴，一趟又一趟地穿行于小镇的大街小巷之间，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吸引镇上居民的注意，以达宣传电影的效果，希望有更多的人会来看电影。就现代广告发展的历史而言，这种以身体当广告媒体的方式，是一种最原始的广告形态，也是属于一种流动的户外广告形态，在大城市中已经很少采用了；但在小镇上，这种流动的“活广告”还是有一定市场的。它的出现是台湾商业经济竞争的必然产物。值得注意的是，坤树所担任的这个在精神和肉体上都给他带来极大痛苦的广告工作却是来之不易的——这个以自己的身体充当广告媒介的构想，是他向镇上新开设的电影院老板竭力争取来的，是他维持全家生活的一份重要工作，因此他非常注重广告宣传效果的好坏：
看看人家的钟，也快三点十五分了。他得赶到火车站和那一班从北来的旅客冲个照面；这都是和老板事先订的约，例如在工厂下班，中学放学等等都得去和人潮冲个照面。
在这里，时钟“快到三点十五分了”就像身背后的一条鞭子似的狠狠驱赶着坤树，鲜明地表现了坤树内心深处一种无法言说的焦虑，因为如果他的广告效果不好的话，可能会遭致再次失业的命运，而饭碗一旦保不住，那么接踵而至的种种可怕后遗症将是他不敢想象的，也是他无法面对与承受的。因此，每当电影院老板找他时，坤树都表现得十分失措，显得忐忑不安：“他脑子里一时忙乱的推测着经理的话和此时那冷淡的表情。他小心的将广告牌子靠在橱窗的空墙，把前后两块广告也卸下来，抱着高帽的手有点发颤。他真想多拖延一点时间，但能拖延的动作都做了，是他该说话了。他忧虑重重的转过身来，那湿了后又干的头发，牢牢地贴在头皮，额头和颧骨两边的白粉，早已被汗水冲淤在眉毛和内凹入的两颊的上沿，露出来的皮肤粗糙得像患了病。最后，他无意的把小胡子也摘下来，眼巴巴的站在那里，那模样就像不能说话的怪异的人形。”这种患得患失的心理正是由于害怕失去工作的紧张与焦虑所造成的。小说以生动的画面道出了主人公坤树的尴尬处境：
“呀，广告的来了！”围在零食摊里的一个妓女叫了出来。其余的纷纷转过脸来，看着坤树头顶上那一块广告牌子。
他机械的走近零食摊。
“喂！乐宫演什么啊？”有一位妓女等广告的走过他们的身边时问。
他机械的走过去。
“他发了什么神经病，这个人向来都不讲话的。”有人对着向坤树问话的那个妓女这样笑她。
“他是不是哑巴？”妓女们谈着。
“谁知道他？”
“也没有看他笑过，那副脸永远是那么死死的。”
他才离开她们没几步，她们的话他都听在心里。
“喂！广告的，来呀！我等你。”有一个妓女的吆喝向他追过来，在笑声中有人说：
“如果他真的来了不把你吓死才怪。”
他走远了，还听到那一个妓女又一句挑拨的吆喝。在巷尾，他笑了。
这里所展示的坤树的尴尬处境，缘于他向伯父借不到米，为了维持全家起码的生活，以及保住老婆阿珠肚子里的胎儿，不得不干这“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营生。他心里很明白“反正干这种活，引起人们注意和被疏落，对坤树同样是一种苦恼”。尽管连妓女和小贩都拿他耍笑，但坤树的滑稽形象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小镇居民的猎奇心理，并为他们提供了新的娱乐方式。共存于同一时空的新人“广告的”与古老的妓女一样，都刺激着人们的消费欲望。而坤树那面无表情又沉默不语的行为，折射出的是现代消费社会里“小人物”被彻底忽略的“无名”存在状态，因为坤树本人已经由人而沦落成商品了。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连坤树自己也希望别人看到的只是他身上挂的商品广告牌，而不是他这个人本身：
“真莫名其妙，注意我干什么？怎么不多看广告牌？那一阵子，人们对我的兴趣真大，我是他们的谜。他妈的，现在他们知道我是坤树仔，谜底一揭穿就不理了。这干我什么？广告不是经常在变换吗？那些冷酷和好奇的眼睛，还亮着哪！”
显然，由于坤树本人在为商品做广告的同时，自身也已经由人沦落为商品了，因此即使人们知道他就是“坤树仔”，也丝毫不能改变他被忽视的现实，反而更加增添了他被蔑视的痛苦。小说敏锐洞察了聚焦在坤树身上的丰富人性内容和现代消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建立在商品经济上的畸形关系。
同社会的冷漠与无情相对的是，小说以很大篇幅表现了坤树与妻子之间的相互关爱和与儿子之间的深厚亲情。小说由此表现出了社会底层“小人物”在生存挣扎中所展现出来的一种“伤痕美”。这是一种面对坎坷人生与不幸命运决不屈服，在累累的“伤痕”中仍然坚守着作为人的尊严、坚忍、宽容、自信的美好情操。小说中有一个关于“夫妻口角”的小插曲，生动地表现了坤树夫妻之间的相互体贴与慰藉。当坤树顶着烈日、浑身悬挂着广告牌游荡于小镇的街巷之中时，随着他脚步的机械移动，他的心却早已溜回了家。他想起了前一晚因家事误会太太阿珠而引起的争吵，其实坤树既无心又不敢打阿珠，因为阿珠对他的隐忍与退让，使他的心中充满了愧疚，立刻浇熄了彼此间的怒火；坤树还想起了儿子阿龙的可爱，更想起这份令他失掉自尊的“丢人现眼”的差事。然而，坤树的尴尬还有一重更深的意涵：对外人而言，坤树只是一块“游动的广告”，一个隐形的“人”而已；“广告牌”把坤树作为“个人”的一切丰富情感和自我存在、他所必须忍受的烈日炙烤、他对妻儿的爱恋，以及他为了这份爱恋所必须忍受的精神自虐的屈辱和痛苦都压抑掉或遮蔽掉了，仅仅剩下一点属于自己的同病相怜的微末幻想：
“你总算找到工作了。”（他妈的，阿珠还为这活儿喜极而泣呢。）
“阿珠，小孩不要打掉了。”（为这事情哭泣是很应该的。阿珠不能不算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吧。我第一次看到她那么软弱而嚎啕地大哭起来。我知道她太高兴了。）
在这里，坤树对这份广告工作的无奈、不情愿，同妻子阿珠的高兴形成了鲜明对比。显而易见，妻子阿珠虽然庆幸他找到了好工作，却无法深入理解他的内心世界，但夫妻之间的相互体贴却并未减少。因此当阿珠与坤树发生争执时，只是止住嘴，紧紧抱着儿子阿龙哭泣，虽然遭到了丈夫的误会，她却一如既往地天天背着儿子阿龙帮人家洗衣服，还时不时地偷窥在街巷中如游魂般穿行的丈夫，担心着坤树所遭受的戏弄、侮辱与嘲笑。小说用交错叙述两人心理活动的方式将双方自责与后悔的感受表现出来了。在“贫贱夫妻百事哀”的生存境况里，亲人之间也难免会产生误会与烦恼，但坤树夫妻面对穷困却并未被打倒，小说也由此揭示了坤树自尊受损的痛苦与这对夫妻之间相濡以沫的关爱之情。显然，对于坤树夫妻这样的乡镇“小人物”来说，面对环境产生的命运挣扎与人生困惑，确实充满了一种悲剧色彩。黄春明曾一再说：“乡下人是环境下的悲剧人物，他们缺乏机会。”转引自刘春城：《爱土地的人——黄春明前传》，（台北）圆神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276页。在他笔下，农人家庭、宜兰乡镇和时代社会，这多重的生活层面共同构成了乡镇人物的生存环境，人物的命运又是在这乡镇环境的变迁中展开的。说到乡镇“小人物”的家庭环境与人际关系，一方面它明显地带有传统农村社会与自然经济状态的特点；另一方面，它又或多或少受到转型期台湾社会城市风尚的影响，但以前者的色彩更为鲜明、浓重，“其人际关系是建立在传统社会中约定俗成、伦理道德之上的承诺非常重视”黄武忠：《听，那一声锣！——黄春明的小说与生活》，见《台湾作家印象记》，（台北）众文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初版，第225页。。在这个环境中生存的乡镇人物形象与命运便具有了两种情形：一是重情守诺，坚持着贫困生活中的相濡以沫，患难与共；二是陷入爱恨纠缠的情感困境，不时激起生活中的一些小小波澜。因此坤树与妻子阿珠因为贫穷而引发的争吵、自责与后悔就涉及到故事主题之一：“爱，和那种难以表达爱的困难，以及人们挣扎‘混日子’的种种问题。”他们的性格也就常常在这种情感的顿挫与生活的波折中演进。特别是在贫困艰难的岁月中，儿子阿龙的出生，不仅使坤树对生活折磨的忍受程度大大增强，而且使“他也得到了莫大的愉快。每次逗着阿龙笑的时候，都可以得到这种感觉”。坤树每天早上去上工时总要上演一出父子依依惜别的温馨剧目：坤树一再叫着“阿龙——再见，再见……”而“阿龙看到坤树走了他总是要哭闹一场，有时从母亲的怀抱中，将身体往后仰翻过去，想挽留去工作的父亲。这时，坤树往往由阿珠再说一句：‘孩子是你的，你回来他还在。’之类的话，他才死心走开”。儿子对父亲的爱，使“坤树十分高兴。这份活儿使他有了阿龙，有了阿龙叫他忍耐这活儿的艰苦”。正因为如此，怀着深沉父爱的坤树在忍受这份非人的痛苦活计的时候，显现出了一种希望的光辉。小说中是这样呈现的：
“鬼咧！你以为阿龙真正喜欢你吗？这孩子以为真的有你现在的这样一个人哪！”
（那时候我差一点听错阿珠的这句话。）
“你早上出门，不是他睡觉，就是我背出去洗衣服。醒着的时候，大半的时间你都打扮好这般模样，晚上你回来他又睡了。”
（不至于吧！但这孩子越来越怕生了。）
“他喜欢你这般打扮做鬼脸，那还用说，你是他的大玩偶。”
（呵呵，我是阿龙的大玩偶，大玩偶？！）
那位在坤树面前倒退着走的小街童，指着他嚷：
“哈哈，你们快来看，广告的笑了，广告的眼睛和嘴巴说这样这样地歪着哪！”
几个在后头的都跑到前面来看他。
（我是大玩偶，我是大玩偶。）
虽然在外边坤树被人奚落、取笑，丧失了人的尊严，但在他自己贫穷的家庭中，却得到妻子的关爱与儿子的喜欢，换言之，对坤树来说，他生活中最有价值的也就是这点为夫、为父的情感享受，因此即便妻子阿珠把儿子喜欢他，并非因为他是父亲，而是开心逗乐的大玩偶这一真相告诉他时，他不仅不以为意，反而在心里对妻子的话产生了质疑，可是没过多久，阿珠的话就不幸而言中了。
这篇小说中呈现的最大的冲突是人与环境的冲突，是坤树为了生存不得不作为“两面人”而存在的谋生方式。一方面，坤树极力要唤回自我意识，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放弃真实的自我，扮演着“非我”的角色。俄罗斯著名文学家陀斯妥耶夫斯基曾指出：“人必具有两种互相冲突的行动或者互相冲突的倾向”，因此小说中有大量描写人物内心冲突与挣扎的片断，对坤树在短暂的一天中的所思、所感与所为花费了不少笔墨。坤树的故事发生的季节虽然没有明确标出，但从“一团大火球在头顶上滚动着紧随着每一个人，逼得叫人不住发汗”的情景来看，无疑可以确定是在一个炎夏季节，而夏季的高温与骄阳往往会使人产生难受、郁闷、厌烦等情绪。小说显然有意援用一些心理学上的方法，将坤树此时的心理活动用类似“意识流”的方式表现了出来：
想，是坤树惟一能打发时间的办法，不然，从天亮到夜晚，小镇里所有的大街小巷，那得走上几十趟，每天同样的绕圈子，如此的时间，真是漫长得怕人。寂寞与孤独自然而然地叫他去做脑子里的活动；对于未来他很少去想象，纵使有的话，也是几天以后的现实问题，除此之外，大半都是过去的回忆，以及以现在的想法去批判。
通过不停地“想”这一行为，小说展示了坤树身为“双面人”的窘境。换言之，就是将坤树那种在痛苦折磨与矛盾煎熬中形成的所谓“双重人格”揭示了出来，而这正是使他陷于永无止境的“本我”与“非我”冲突的根源之一。因此，当坤树徜徉于小镇的车站、戏院，以及妓院这些地方时，他就在孤独与寂寞中产生一种“自我补偿性”的“生理冲动”或“性幻想”，当面对妓女的挑逗和讥笑时，小说这样写坤树的心理活动：“要的，要是我有了钱我一定要。我要找仙乐那一家刚才依在门旁发呆的那一个。”“走过这条花街，倒一时令他忘了许多劳累。”性冲动是人的本能，坤树经过妓院时看见了女人的大腿，对在烈日下忍受着饥渴严重折磨的坤树来说，这种原始的本能冲动是他身心遭到外在压力下的一种心理发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曾经指出：“社会要大家有修养，遂对于性的问题撩而不张。”可是小说中这段关于坤树“性冲动”的描写并非无的放矢的随心一笔，实质上依旧是对坤树双重性格的又一次深入挖掘。不过小说对于坤树身为“两面人”的窘境的揭示并未到此为止，真正的高潮出现在故事的结尾部分。当坤树在他儿子阿龙面前想找回真正的“自我”的时候，他卸下了脸上所戴的面具，然而儿子阿龙看到他不再是小丑装扮而觉得生疏，竟以挣扎和哭闹拒绝了真实的他，此时坤树找回真实自我的短暂快乐迅速结束了。小说以一段催人泪下的描写终结了故事：
“傻孩子，爸爸抱有什么不好？你不喜欢爸爸了吗？乖乖，不哭不哭。”
阿龙不但哭得大声，还挣扎着将身子往后倒翻过去，像早上坤树打扮好要出门之前，在阿珠的怀抱中想挣脱到坤树这边来的情形一样。
“不乖不乖，爸爸抱还哭什么。你不喜欢爸爸了？傻孩子，是爸爸啊！是爸爸啊！”坤树一再提醒阿龙似的，“是爸爸啊，爸爸抱阿龙。看！”他扮鬼脸，他“呜鲁呜鲁”地怪叫，但是一点用处都没有。阿龙哭得很可怜。
“来啦，我抱。”
坤树把小孩还给阿珠，心突然沉下来。他走到阿珠的小梳妆台，坐下来。踌躇的打开抽屉，取出粉块，深深的望着镜子，慢慢的把脸涂抹起来。
“你疯了！现在你打脸干什么？”阿珠真的被坤树的这种举动吓坏了。
沉默了片刻。
“我，”因为抑制着什么的原因，坤树的话有点颤然地：“我，我，我……”
在小说结尾这一段中，“我，我，我……”这样含蓄的句子，对于失去了父亲尊严和爱儿子权利的坤树来说，的确包含了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言外之意。其实当坤树“踌躇的打开抽屉取粉块”，并“深深的望着镜子”时，他的神情就已经凸显了内心的激烈冲突。为了使儿子阿龙不哭，他必须重新粉墨登场，丑化自己；但这又实在是“深深的”触动了他心头那不能成为真正自己的创痛。在外边他为了妻儿可以忍受失去尊严的工作，但是在他心灵的港湾——家中，竟也仍然无法做回真正的自己，不懂事的稚子不认父亲的哭闹拒绝则再次使他失去为人的尊严，天地何其之大，却没有一块地方可以让他真正当回自己。底层社会中，“人的处境”真是何其之惨啊？难怪坤树的“心突然沉下来”，涂抹的动作会是“踌躇”的，以至当妻子阿珠对他发出惊诧的疑问时，他会心头起伏难过到“颤然”语塞，难以成句。坤树这一次重拾粉块、丑化自己的行为，不是由于生活鞭子的驱使所导致的，而是为了取悦于不懂事的幼儿。虽然坤树重新涂脸竭力想让儿子阿龙认得自己的行为，也许只是一种情绪激动时无法自制的下意识行为，儿子阿龙对他的拒绝也绝对不会演变成无法挽救的父子悲剧，然而这种心理和精神上的激烈打击，仍然活生生显示出穷人连最起码的父子之间的天伦之乐都无法抓住的深沉悲哀与无奈。很显然，儿子阿龙对取下了面具的父亲的拒绝，就是对面具后面“真正的“坤树的否定。这对坤树来说，无疑是异常悲哀的，他极力想找回真正的“自己”，却又不得不在儿子的目光中失落了“自己”。由此可见，坤树所戴的这个“面具”后面，不仅隐藏着他的双重人格，而且揭示了转型期台湾社会中“人被异化”的严肃问题。无论是戴着面具的坤树，还是隐藏在面具后面的真正坤树，呈现的都是“人的处境”不断恶化的情形。众所周知，通常面具、脸谱都是以隐喻的方式来显示其象征意义与内蕴的。按照精神分析学家的观点来看，在日常生活世界里，大部分的人都是以两种面貌来处世；换句话说，就是每一个人都必须戴着一副“面具”，面具内外呈现的是“本我”、“自我”与“超我”的不同意识。这诚如台湾著名戏剧家姚一苇所言：“当一个人生下来，他就必须开始接触社会，于是他就无意的，或是有意的被戴上面具。这些面具，有的是自己带上去的，也有的是别人给戴上去的。不妨请大家冷静地来观察一下，不管是你，不管是我，哪一个人没有戴上面具？事实上人人都被戴上了各种面具，包括你和我在内。”小说中坤树所戴上的面具是被夸张化、戏剧化了的“面具”，这和一般人所戴的“面具”有所不同。一般人戴的是无形的、抽象的面具，并不会遭致尴尬的处境；可是坤树戴的是有形的、具象化的“面具”，这就不同寻常了。如此“另类”与“异端”的面具，自然而然会招来世俗的非议与嘲弄，这恰恰是坤树内心的真正悲哀。坤树是为了养家糊口，更是为了自己未来生命的延续——儿子阿龙和尚在妻子阿珠肚子里未出生的胎儿，才被迫戴上这副与众不同面具的，他孤独地穿梭在人群之中，忍受着各式各样的奚落、鄙视、嘲弄与讥讽。虽然最后电影院的经营者决定改用三轮车来做宣传，从此他将不再是那种以身体做广告的难堪的“Sandwich—man”了；对坤树来说，这当然是对以往那段日子所带来的痛苦煎熬的一种消解，但也在同时表明了他在自己家庭中所担任的一个重要角色的消失，他再也不是“儿子的大玩偶”了，所以当他还原成本来面目之后，儿子反而因感到陌生而大哭起来，导致他作为父亲的身份也相应地面临了缺失的危机。这是何等残酷与惨烈的深哀巨痛啊！由此可见，这篇小说的魅力既不在于它的情节奇特，或富有戏剧性，也不在于它采用了“意识流”等的新潮写法，更不是人物性格挖掘得多么深入，而是由于小说生动具体地描绘了被贫穷生活所扭曲了人性、失去自己做人本色的坤树内心啼血般的痛楚，因此格外震撼人心。
就艺术方面而言，小说采用了特别的叙事方式，不仅通过叙述者来揭示人物的活动，而且用加括号的内心独白形式来直接袒露人物的心声，括号外表现人物的行动、对话和作者的叙述；括号内表现人物的潜意识和心理活动。小说对此用了大段的篇幅予以呈现：
“老板，你的电影院是新开的，不妨试试看。试一个月如果没有效，不用给钱算了。海报的广告总不会比我把上演的消息带到每一个人的面前好吧？”
“那么你说的服装呢？”
（与其说我的话打动了他，倒不如说是我那副可怜相令人同情吧。）
“只要你答应，别的都包在我身上。”
（为这件活儿，他妈的！我把生平最兴奋的情绪都付给了它。）
“你总算找到工作了。”
（他妈的，阿珠还为这活儿喜极而泣呢。）
“阿珠，小孩子不要打掉了。”（为这事情哭泣倒是很应该的。阿珠不能不算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吧。我第一次看到她那么软弱而嚎啕的大哭起来。我知道她太高兴了。）
想到这里，坤树禁不住也掉下泪来。一方面他没有多余的手擦拭，一方面他这样想：管他妈的蛋！谁知道我是流汗或是流泪。经过这么一想，泪似乎受到怂恿，而不断地滚出来。在这大热天底下，他的脸肌还可以感到两行热热的泪水簌簌地滑落。不抑制泪水涌出的感受，竟然是这般痛快；他还是头一次发觉哪。
“坤树！你看你！你这像什么鬼样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你！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摸样呢？！”
（干这活儿的第二天晚上；阿珠说他白天就来了好几趟了。那时正在卸货，他一进门就嚷了起来。）
“大伯仔……”
（早就不该叫他大伯仔了。大伯仔。屁大伯仔哩！）
“你这样的打扮谁是你的大伯仔！”
“大伯仔听我说……”
“还有什么可说的！难道没有别的活儿干啦？我不相信，敢做牛还怕没有犁拖？我话给你说在前面，你要现世给我滚到别的地方去！不要在这里污秽人家的地头。你不听话到时候不要说这个大伯仔翻脸不认人！”
“我一直到处找工作……”
“怎么？到处找就找到这没出息的鸟活干了？！”
“实在没有办法，向你借米也借不到……”
“怎么？那是我应该的？我应该的？我，我也没有多余的米，我的米都是零星买的，怎么？这和你的鸟活何干？你少废话！你！”
（废话？谁废话？真气人。大伯仔，大伯仔又怎么样？娘哩！）
“那你就不要管！不要管不要管不要管——”
（呵呵，逼得我差点发疯。）
“畜生，好好，你这个畜生！你竟敢忤逆我，你敢忤逆我。从今以后我不是你坤树的大伯！切断！”
“切断切断，我有你这样的大伯仔反而会饿死。”
（应得好，怎么去想出这样的话来？他离开时还暴跳地骂了一大堆话。隔日，真不想去干活儿了。倒不是怕得罪大伯仔，就不知道为什么灰心得提不起精神来。要不是看到阿珠的眼泪，使我想到我答应她说：‘阿珠，小孩子不要打掉了’的话；还有那两帖原先准备打胎用的柴头仔也都扔掉了；我真不会再有勇气走出门。）
显然，在上述片断中，括号内呈现出来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包括了坤树对往事的回忆、对无奈现实的愤慨，以及内心的深切感动和无声的社会批判等许多方面，展示出了现代社会特有的心灵分裂性与复杂性。譬如“那么你说的服装呢？”这句话其实是心中的问句，虽然没有发出声音，但坤树内心的不愿与外表的欣然接受却都呈现出来了。再如“早就不该叫他大伯仔了。大伯仔，屁大伯仔哩！”则是心底早就积存的怒火以无声反抗的方式发泄出来了。这种无声独白往往与真实情境相反，或者与外现行为相反。这种采用括号形式，零星地插入主人公的所忆所感来呈现人物内在心境的方式，在小说中所起的并非一种简单的说明和注释作用，而是作为小说的重要构成部分出现的，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因素。依据心理学上的解释，人类的精神动向具有意识与无意识的两种：意识的是人类精神的觉醒状态，是整个心灵的表层，如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而无意识是指人类处在入睡、失神，或发狂状态时，在知觉的水平下面潜伏的状态，就像冰山藏在水底的部分。小说通过括号内外截然相反的内容，用内心独白的方式将主人公坤树“无意识”的心理世界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人们眼前。显然，小说在叙述方法和叙事角度的探讨与突破上是卓有成效的。这种艺术形式虽然借鉴了西方“意识流”的方法，但它又很中国化，显示出作者在艺术上勇于创新的精神。
随着黄春明对社会思考的深化及其生活视野的扩展，透过这篇小说，人们可以发现作者所关注的，已不仅仅是社会进化在思想领域引发的对旧式人物和传统观念冲击的一面了；而且还可以看到台湾社会的转型在经济领域中带给饥寒交迫穷人的严重伤害，以及对其人性扭曲的一面。换言之，这篇小说通过细致刻画了一个最早扮演资本主义消费社会进驻台湾乡土前驱的小镇“广告人”坤树的境遇和分裂性格，敏感反映了转型期台湾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以及它所导致的人与环境的冲突。小说中的坤树是在懵然无知的状态下被卷进历史漩涡中去的，由于他对社会转型和新的生活方式一无所知，导致他陷入了艰难的生存挣扎和难以自拔的精神自虐处境中。作者以其具有前瞻性的眼光，透过坤树的境遇观照了后来日趋繁荣强大的消费社会里人们的普遍境遇。从坤树这一形象的塑造上，可以看出台湾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种种尴尬问题。坤树为了生活不得不屈辱地从事一种“丢人现眼”的职业——广告人。但他心里却时时充满着难言的痛楚，备受肉体和精神双重的折磨。本来生活就已把他从人变成了“鬼”，在社会上他失去了人的地位，只能以“鬼”的形貌出现，只有到了家里，他才能卸下面具复原成“人”；可不懂事的儿子看惯了他的鬼貌，拒认还原为“人”的父亲，而这全是因为贫穷使然。这是何等悲凄而令心灵战栗的事啊！正是社会的不公使坤树失去了做人的地位和权利，让他连躲在自己家里都无法恢复自尊。换言之，对坤树来说，儿子的拒认使坤树做人与做父亲的尊严丧失殆尽，因此为了取得儿子的认可，坤树不惜重做小丑。失去尊严正是为了获得另一种尊严，被社会异化了的“小人物”，即使用畸形的方式也仍然在追求人的价值和尊严。从这个角度来看，坤树这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在日常生活中，面对人情世态所采取的应对方式，不仅透露了转型期台湾社会纷纭复杂的各种矛盾冲突，而且呈现了普通民众身上的宽容温厚、坚忍自尊的美好品德。
从这篇在喜剧性的滑稽中蕴涵了悲剧性结局的作品里面，我们看到黄春明小说的背景已经由家庭扩展到了社会，人的尊严问题也随之深化了。坤树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忍痛失掉自己的人格尊严做了“人不人，鬼不鬼”的“广告人”，打扮怪异，浑身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各种广告牌，走起路来像木偶，成天在烈日、饥渴的煎熬下蹒跚游荡于小镇的街头巷尾之中。这种既没有尊严，又不能自主的职业，不仅惟一的亲戚大伯仔因他干的“没出息的鸟活”而同他断绝了亲戚往来，而且连街上的孩子、路边的小贩、花街上的妓女，甚至外乡客都对他投以冷酷的目光，拿他来开心取乐。“贫穷”像一条鞭子把坤树赶入丧失人的尊严与人生意义的险恶处境，贫困所带来的悲屈使坤树饱受着肉体与精神双重痛苦的煎熬；换言之，坤树之所以能够忍受这一切，是为了家人的温饱和养活子嗣的严肃理由。然而，就是这个被社会所严重侮辱与损害的坤树，体现出了纯朴的人伦美德与人格尊严。不过，小说在表现人的尊严这一严肃的主题时，却采取了颇为奇妙的喜剧方式。坤树由于一直找不到事，不得已出此下策当了令人耻笑的广告人，为了要引起别人的注意，不得不装扮出异于常人的滑稽模样，但这却是他内心所极不愿为的，可为了生存又不得不为之，这就是尊严与生存无法兼及的矛盾。朱光潜曾经指出：“我们已经承认审美经验与道德经验是大为不同的，也认识到了真正的悲剧快感不依赖于道德的考虑。但我们也强调指出，纯粹的审美经验其实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生活当中，如果道德感没有以某种方式得到满足或至少不受干扰，审美的一刻就永远也不会到来。”朱光潜著、张隆溪译：《悲剧心理学：各种悲剧快感理论的批判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111页。他又说：“我们仍然觉得，在看到痛苦和不幸场面时，正义观念的确常常在我们头脑中出现。人毕竟是有道德感的动物，对于悲剧鉴赏中审美态度的产生、保持或丧失，他的道德感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同①。显然，理性与道德是悲剧意识产生的必要前题。从小说中所叙述的坤树的经历，不仅可以看到坤树在现实中的无奈，而且还可以看到他在理性的挑战与执著中展现出来的一种对生命和尊严的重视。坤树这一形象透露出的那份沉重和辛酸不仅使人潸然泪下，而且那份做人的尊严和责任感亦令人肃然起敬，因为人们从中体味到的不仅是含泪留下的笑，而且还有含笑留下的悲哀。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坤树在生活和社会的逼迫与重压之下，虽然能够自始至终追求着做人的尊严，然而使他苦恼的既不是外人对他的议论和冷漠，也不是夫妇之间的争吵，而是心爱儿子阿龙将身为父亲的他当成陌生人的痛苦。小说细腻而动情地描写了坤树与阿珠这对在艰辛生活重压中难免时有龃龉的贫贱夫妻之间的误会和谅解、痛苦和挣扎、内省和自责，以及体贴和慰藉，展现出了“小人物”心灵上那方光明温馨的天地。小说以一种悲悯的情怀传递了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卑微人物的心灵呼声，以及他们人性深处闪烁的崇高道德光辉。对于坤树来说，家是他心灵的港湾，只有在家里，他才能恢复人的尊严，然而就是这样微小的愿望竟也因稚子的无知而被剥夺了。当他恢复本来面目，不用再装扮成小丑游街，自认为找回自尊时，儿子阿龙却吓得哭闹起来，因为只有当他挂套着广告牌扮成“小丑”的模样出现时才能被他的儿子所确认。儿子之所以会把父亲的假面当“真面”，恰恰肇因于父母的穷苦；此时的坤树只好踌躇地重拾粉块，再次粉墨登场，以丑怪的假面博取儿子的欢心，获得儿子的认同。它说明，这个世界只认“鬼”，不认“人”。它已容不得真正人的存在。扭曲的生活也扭曲了父亲的形象，贫穷不仅使身为父亲的坤树异化成了家庭中儿子的玩偶，也同样使他异化为社会的玩偶。具体来说，就是他对于社会的价值，只不过是在小镇的大街上充当公众的玩偶罢了。坤树的深沉悲哀就这样被包裹在一个外表滑稽可笑的玩偶里了，小说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在这个令人悲喜交加的故事里，忧郁和欢娱交织在一起，深沉的父爱和冷酷的社会相互映衬，不仅形成了震撼人心的强烈艺术效果，也传达出了转型期台湾社会底层“小人物”所坚守的信念——只有忍辱负重才能够生存下去。因此即便是靠背着广告牌游街过活，坤树也仍然没有放弃追求生命中最基本的一样东西——“尊严”。作者对这位不仅是社会的玩偶，而且回到家中还得当儿子玩偶的“小人物”表达了深深的同情与敬佩。坤树的悲剧是一个社会的悲剧。他的命运发出来的是对不合理社会的抗议之声。
除了上面各节所具体介绍的黄春明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之外，还有一篇小说《阿屘与警察》也值得一提。这篇小说虽然不像其他各篇一样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却也是记录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一页。故事写的是警民之间的一则小故事，但这个小故事却隐含着浓厚的人情味，道出了社会转型的尴尬。故事情节主要由两个人物的对话构成——非法摆菜摊的阿屘和执法的警察。执法的警察取缔了违法卖菜的阿屘，但在警局作笔录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幕戏剧性的场景。当警察依循程序询问阿屘的姓名与住址时，两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交流错位的情况，警察要求阿屘用便于行政管理的地名来回答，可是目不识丁的阿屘却只知道地名的俗称。小说以幽默的方式将两人之间鸡同鸭讲的情形表现了出来，隐喻了官僚体制与民间生活之间的距离与冲突。最后警察在无奈与同情的情绪下，决定对阿屘网开一面，不再对阿屘罚款，还让阿屘将没收的秤带走，并叮嘱阿屘出去以后要说已经罚过款了。可阿屘还茫然不解地问道：“为什么？你是好人啊！”小说生动表现了警察在情义与法理交战下的心理冲突，警察终于选择了人情。让人们于冷冰冰的官僚体制中感受到了一丝温暖。
《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