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台湾社会在世界形势冲击下处于激烈动荡之中。台湾连连遭逢外交变局而引起严重的内外危机。1970年发生了“钓鱼岛事件”；1971年台湾失去了联合国的席位；随后美国政府迫于历史潮流的大势所趋和多重利益的考虑，其对华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了举世闻名的“联合公报”。中美、中日先后建交，而台美、台日断交；至此，那些以美国马首是瞻的国家也先后与台湾断交，台湾在国际外交上陷入了空前的危机，这种连锁反应使台湾从社会结构到民众心理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激荡和震撼。面对台湾社会的剧变，敏锐的黄春明审时度势，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的跳动，将笔触从熟悉的农村乡镇转向社会矛盾的聚焦点——城市。这一时期他小说的社会批判色彩进一步强化，从题材到风格都发生了明显变化，民族尊严的主题代替了以前的个人尊严的主题，并构成了这一阶段他作品的思想基调。这个阶段的黄春明发表的主要作品有：《甘庚伯的黄昏》、《苹果的滋味》、《莎哟娜拉?再见》、《小寡妇》、《我爱玛莉》、《鲜红虾——“下消乐仔”这个掌故》，以及《小琪的那一顶帽子》等，均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对新殖民地化的台湾社会的深刻反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民族受辱的现实，揭露了各种有损于民族尊严的现象、人物及思想，批判了“全盘西化”和“崇洋媚外”的社会风气，这些对于唤起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文化意识，以及维护民族尊严等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启蒙意义。特别是《苹果的滋味》、《莎哟娜拉?再见》、《小寡妇》和《我爱玛莉》这四篇作品，都隐含着寓言的方式，将台湾殖民地的主体性置于小说的叙事脉络之中，展现了黄春明作为第三世界文学家的强烈反殖意识，揭示了在新殖民历史阴影下台湾社会“小人物”的生存悲境。具体来说，就是黄春明对台湾经济新殖民地色彩进行剖析的焦点，是集中在对洋奴买办的嘲讽和作者自身民族感情的抒发上。而且在这个阶段，黄春明除了进行现实批判之外，也不忘历史批判。《甘庚伯的黄昏》就是一篇揭露日据后期台湾遭受日本军国主义蹂躏的篇章。也正因为如此，陈映真曾高度评价了黄春明这一时期的作品，他这样说：这些作品所以能使我们看到“人们素朴、正直的面貌，看见我们自己民族最真切的喜、怒、哀、乐”陈映真：《建立民族主义的风格》，见1977年10月《中华杂志》171期。，“和我们所日日居息的土地，和我们所日日相遇的同胞有心连心的感情”同①。，所以“才和自己的民族血脉相通，才能在弥漫的外来影响中，为淡漠、漂泊甚至失丧的民族感情，找到一个稳固的、中国的归宿”同①。。总体上来说，黄春明在这一时期观察生活的眼光更加开阔敏锐，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也更为深入，这一时期的作品是他沿着现实主义道路前进中所取得的新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