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1971年的小说《甘庚伯的黄昏》，虽然延续了黄春明小说创作第二阶段的乡土风格，但在优美、瑰丽的田园风光中却折射出了一幕悲悯的乡土人物悲剧。小说在着重展现乡土社会人性美和道德美的同时，含蓄透露出对日本殖民主义的批判，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恶。这篇小说中的批判尽管不及黄春明此后创作中对新殖民主义的批判那么犀利，然而即便是这样，它依然是相当深刻的、有着独特的现实意义，因为它虽然带有浓郁的乡土风情，但却是从现实回溯的角度批判日本殖民主义的作品，这是一种历史的批判，更是一种批判的历史。换言之，在台湾社会沦落为美、日经济、文化新殖民地的背景下，将旧殖民主义的罪恶重新拿出来示众，将日据台湾时期的军事殖民台湾的祸害延伸到今天来继续批判，的确揭露了新、旧殖民主义乃一丘之貉，带给台湾人民的其实都是绵延不绝的流毒，从而警醒人们不要忘记和背叛民族的苦难历史。小说所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描写了主人公甘庚伯与他四十六岁的疯儿子阿兴的故事，将几十年的事情浓缩于极有限的空间里，结构相当严谨。小说在赞颂乡土社会风物人情美的同时，运用客观冷静的笔调，娓娓叙说了一出哀痛凄凉的人间悲剧。
小说一开始就以简洁生动、质朴平易的语调描绘出了一幅优美的田园风景画：
连着几天晴朗的日子，野草的新芽喝过几颗露珠以后；这段时间，在粿寮仔农家的心目中，又是一眨眼的功夫。本来灰色沙砾地的花生园，却正变得一片青翠。他们不慌不忙又等了几天，当这些杂草抽身得比花生苗还高一些的时候，所有农家的五抓扒都给搬了出来，大大小小也都为了除杂草而出动。
要除去四分地花生园的杂草，是足够让一个年轻力壮的农夫，忙上五六天的。何况一个孤独的老年人，在这样一块地，整年够他除草、施肥、驱虫害、收获、翻土、播种等等忙个不停。而这些农事，都得弓着身子卖力。所以早几年前就叫六十多岁的老庚伯，变得弯腰驼背。也因为这些无法教他停息的农事，使他不为其他事情伤感，并且在他那枯干了的脸上，也经常因收获、播种、发芽、开花、结实等等的一串生机的现象，逗得泛起笑纹来。
不到几天的光景，整个粿寮仔溪埔地的花生园的杂草，都给连根拔了起来，抛在炎炎的日头底下煎晒。隔日，花生园的园头园尾，堆积着一小堆一小堆的干草，被点起火烧。那乳白而又带有一点鹅黄色的浓烟，在粿寮仔的田野里，扩散着季节性的干草香味。
这幅字里行间浸透着农家人欢欣情绪的乡村风俗画，却在浪漫抒情气息中隐约透出了一丝淡淡的忧伤。六十多岁的甘庚伯本该到了含饴弄孙安享晚年的时候了，然而他却不得不在花生园里挥汗忙碌着，担负着与年轻力壮的农夫一样分量的农事，这是为什么呢？小说暗示甘庚伯的内心显然隐藏着极大的伤心事。当他蹲下身去拔草，“那久已浸渍在汗水的黑布衫，尤其在两条弯弯拱起的背肌上，给张得紧的地方，结了一层微薄的细盐，有一点点微弱的闪烁”。甘庚伯只有通过如此劳碌的农事才能冲淡心里郁积的许多烦恼，农事成了他精神上的一种寄托。命运的捉弄并没有完全使他挫败绝望，田园里勃勃的自然生机，仍然给他带来了不少愉悦。他目前最担心的事就是，在他把花生园的杂草处理好之前老天可别下雨，这担心让他心里起伏着“似急又不急的波动”，以致思绪不宁地咕嘟咕嘟地喝了两口茶后，才“突然觉得肚子里有点涨涨，这时才想起刚刚才喝了一大碗”。可是，正当在春日田园里辛勤劳作的甘庚伯“打算近黄昏凉爽的时分多做一些事儿的当儿”，邻家的小村童阿辉急急忙忙跑来告诉他：“你家的阿兴在店子街那边疯得厉害。”一句话点出了老人的伤心事。他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像触了电般全身都痉挛了一下”。原来甘庚伯那个从南洋战场回来之后就又疯又哑了二十几年的独子阿兴突然从家中禁闭他的栅栏里偷偷逃了出来，赤裸着身子跑上街头滋事，遭到村里一群不懂事小孩子的凌迟和侮辱，他们嘲骂他，用烂芭拉、土块和石头粒扔阿兴。甘庚伯马上放下了田里的农活，以快得令人讶异的速度跑去肇事现场，他飞快奔跑的身影令乡邻们忍不住发出了赞叹：“哇！老庚伯实在勇健。看他！跑起来像牛起浪，连地都会震哪！池里的水也漾起水纹哪！”这些善意的议论充满了村人们对他朴实的关爱。甘庚伯沿途还听到村民们发出的各种不同议论：
“也只有遇到老庚伯这样的人。人家疯子是疯子，但是给他养得勇健得很。”
“唷！做人也是如此！像老庚伯做人这么善良，命运却这么歹？”
“就是。孤子来这样。老伴又来死。”
“天实在是太没有眼睛。……”
上面的议论，可以说全都对甘庚伯寄予了无限的同情与怜悯，而且乡亲们还故意把声音略略提高，让甘庚伯“把耳朵掏得灵灵的，一字不漏地捡着”，“命运对他这等乖蹇的地步，他苦撑下来，得到乡邻的尊敬”。这无形中起到对悲哀的甘庚伯一种间接的慰藉与嘉勉作用。小说由此将邻里乡亲对甘庚伯的同情、赞佩与尊敬完全表现了出来，而乡土社会中的人情美亦由此散发出来了。故事情节就在这么一段路程中展开。甘庚伯这个贫穷孤苦的老农有着甜蜜的回忆，也有着悲苦的嗟叹，更多的是无限的怜恤。当甘庚伯终于找到了发疯的儿子阿兴时，小说通过一段感人肺腑的文字呈现出了甘庚伯难以言喻的内心世界：
老庚伯把扶在红砖墙上的手，放下来挺一挺身，深深地呼吸，一时才宽松了心里的紧压不少。但是，一俟他蹲下来和阿兴并在一起的时候，那股才消失的内心里的紧压，又突然堆上来，使得他不得不连连又深深地叹了几口气。老庚伯伸出左手，抓紧阿兴那浓密乌黑的长发，把深埋在双膝间的脸孔，拉了出来扭向自己。然而，当他们父子的目光相触的刹那，老庚伯教阿兴那清秀的眉目，和那苍白而带有高雅的受难的脸孔时，大大的吃了一惊，使得内心那股紧压，越发高涨了起来。现在他才发现，他从来就没有这般靠近，而专注的注意过阿兴的颜面。尤其在他触及到，那一对清澈透底的，有如无任何杂念的稚童的瞳眸时，一阵冷震的微波，萧然滑过脊髓，突然令老庚伯感到，自己萎缩得变成渺小的微粒，而掉落到那清澈瞳眸的深潭里，教他觉得他的心灵已经接近到什么似的，脑子里一时落得空空，只是心里那么无助而虔诚又焦灼的直喊：“天哪！天哪！”但是，这种一时令老庚伯对自己的肉体，无感觉的境界，却给阿兴此刻无意牵动嘴角的笑纹，一下子给弹了回来。
小说在这里运用不少自然不带斧痕的修饰词语，恰如其分地点明了甘庚伯的衷肠。阿兴即使神智失常，可见了父亲仍无意地“牵动嘴角的笑纹”，而且他还有着“清秀的眉目”、“苍白而带有高雅的受难脸孔”，这让匆忙赶来的甘庚伯，父子近距离相对时，不由大吃一惊；而阿兴“那一对清澈透底的，有如无任何杂念的稚童的瞳眸”，更使甘庚伯觉着“一阵冷震的微波，萧然滑过脊髓”，使他“心里那么无助而虔诚又焦灼的直喊：‘天哪！天哪！’”一个已经四十六岁的疯儿子竟能这样还原成纯真无邪的儿童，恐怕只有慈祥深情的父亲才能有如此的感受吧。这一番特写相当细致地刻画了阿兴在疯了之后还是那么斯文可爱，更遑论他正常时的状况，也正由于如此，甘庚伯的沉痛亦因此而加深，并进一步注定了甘庚伯仍将无怨无悔地宽容、爱护受难独子阿兴的余生。这种悲悯的爱怜之心，也更加呈现出甘庚伯命运的乖蹇及人格的高尚。
在甘庚伯押着儿子阿兴回家的途中，小说藉由甘庚伯与村人之间的问答，让人们得知了甘庚伯命运如此不幸的根源。甘庚伯的痛苦虽然是来自于儿子的又疯又哑，但究其根本原因，造成甘庚伯困境和痛苦的根源，却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那场罪恶的太平洋战争，日本人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当年才刚二十来岁的阿兴被强行征召去南洋当兵，在光复后第二年回来时就已经成了疯子，到如今已二十五六年了，“我们把一个好好的人交给他们，他们却把一个人，折磨成这个模样才还给我们”。甘庚伯夫妻费尽心力也无法治好这个独子的疯病，举凡能力所及的方法无一没有尝试过：“请神跳童乩，叫道士作法，老庚婶去菜堂吃斋，西医汉药，松山疯病院，任你讲哪一项没试过？他老人家勤俭累积，有一点钱就投到这无底洞里去。”当一切人为的努力都无济于事的时候，他也只能认命了。最后相依为命共同照顾儿子的老伴又在两年前过世了，独子阿兴还是疯疯癫癫的，使农事、家务，以及照顾阿兴的责任现在全落在甘庚伯这个年近古稀的孤独老人身上。面对如此悲惨的晚境，作为日本侵略战争之下千千万万受害者之一员的甘庚伯，并没有大声痛斥与控诉日本人的罪行，那些善良的乡邻也没有严厉诅咒战争。甘庚伯只是无可奈何地承受了残酷命运，坚忍不拔地努力撑持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小说虽然是用冷静客观笔触来说明甘庚伯不幸命运的根由，但淡淡的几笔却具有千钧之力，这显然比用激昂语调直接谴责、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罪行要更有力，给人以极大的震撼。小说还在甘庚伯牵阿兴回家的路途中设计了一个意外的小插曲，表现了甘庚伯反抗宿命的思想，他虽然没受过什么教育，也有一些乡下人的迷信思想，但当一个与他同辈分的老婆婆责怪他用麻袋和草绳围裹阿兴赤裸身体的糊涂行为：“你死了，阿兴才替你披麻戴孝还未慢咧！”的时候，甘庚伯虽然觉得有些不吉利，但他却不再把这当回事了：“要是他真会替我戴孝，那总算天有眼睛了。我死目也甘瞌啰！”正因这一事件的刺激，顿时引发了甘庚伯对伤痛往事的回忆，令他不禁悲从中来，转向阿兴发起牢骚来：
“你母亲对你那么疼！她死的时候，要你这个孤子披麻戴孝，端香炉送出殡，你却疯得厉害！害你的母亲一柩棺木抬出门，一直伐不开脚。嗯！跟你说有什么用？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也是疯子。”
在这里，甘庚伯对着阿兴诉说关于老伴的往事，语气中实有一份对曾经相依为命，共同照顾疯儿阿兴的老伴的深切怀念，在牢骚中自有一种平淡的爱意显现出来。由于甘庚伯一再想起老伴临死前的遗言，叮嘱他要多“吞忍”这个疯儿子，因此面对“半句话也没有，一点表情也没有”的疯儿子，他并未显出厌弃与不耐烦的情绪，努力遵守着老伴的遗言和儿子谈着永远也没有回应的“话”，而不管他能理解多少，儿子一个劲儿地自顾自沉默。他仍然絮絮叨叨地告诉儿子今年已经四十六岁了，凄凉地说：“你根本不知道我是谁！”还回忆起个把月前，阿兴发过一阵疯，把木栅圈里的马桶打得稀烂，当他忙乱的时候，阿兴不见了，追出去时竟发现无知的儿子差点连人带桥都落到河里，眼看儿子对自己的行为根本就是毫无感觉，世间的是非对错，在他真的是邈如云汉，原想揍他一拳的，“拳头却重重地落在自己干瘦的胸脯”，“一时为自己的命运，怨叹得泪都掉下来”。禁不住难过地斥责阿兴说：“你该知道我是你的老奴。到现在我还得给你动屎动尿。”事实上，甘庚伯的无奈与悲哀正是缘于他清醒地知道自己永远也无法走进儿子的心灵世界中去。明知道阿兴听不懂自己的话，明知道阿兴不明白自己就是赋予他生命的父亲，甘庚伯自嘲、痛苦，却仍然渴望儿子能听懂他说的话。他和阿兴谈起父子俩曾经计划开垦的沙洲，可这计划却因阿兴的癫狂整个破灭了，只能眼看别人在那片沙洲上开垦出丰收来。“近几年来溪床高得很多，浮出几块沙洲。我们粿寮仔人，每一家都多少分些地开垦。惟独我们家，看你这模样，白白地把我们的份让人去耕了。”因为日前拥有的几分地，甘庚伯已经是很不容易地勉强应付着了。小说恰如其分地呈现了甘庚伯的心性，以及他在凄惨境遇中的嗟叹和怨怼，然而其间所表露出的那份深刻动人的父爱，却的确令人感到唏嘘不已。甘庚伯、他的疯儿子阿兴，以及伴随在他们身边的小村童阿辉，三人走在夕阳的余晖中，甘庚伯回忆起关于阿兴的种种往事，一开始还颇有怨怼，想到自己这把年纪了丝毫没有享到儿孙之福，反而还要当成年儿子的“老奴”，因此他边走边喃喃自语地发泄着自己的不满。然而当他们自“夕阳从小屋顶跳上前面的苦楝树”走到“落日已从树梢落到树干，显得比刚才看到的还大，好像他们越走近了它”时，正好路过甘庚伯自己耕种的花生田，面对今年丰收有成的情景，甘庚伯心里的郁闷之气也逐渐平息了。本来甘庚伯夫妻两人守着他们的独子勤俭安定地过着日子，家里的“六分多地，一家一年一季土豆，一季番薯，一年笑两次，笑得嘴巴咧海海的”。虽不富裕，但全家其乐融融。可是战争打破了他们的平静生活，原本在儿子阿兴还没有回来以前，甘庚伯心里还有不少关于未来的憧憬，可当他从基隆把儿子接回家时，被糟蹋成疯子的阿兴使他所有的希望都彻底破灭了。小说写到战争末期甘庚伯得了很严重的胃病，痛得他死去活来，差点送掉了性命，可是把疯儿接回家以后，他的胃病反而渐渐地不再发作了，最后竟然神奇地好了，这真是他悲苦生活中惟一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也许上天正是要让他好起来照顾儿子。关于这点，小说以甘庚伯的几段自言自语予以证明：
“你回来之前，我的胃病痛得死去活来。他们一直劝我去检查，但是我没去。我知道胃一定破了一大孔。去检查医生一定要我开刀。哪有那么简单？一来没钱，二来你不在家没脚没手……”
“嗯——！以为你回来什么都会改变的，哪知道你却变成这种模样回来！要不是我到基隆港接你，你连我们家在哪里都不知了……”
“很奇怪！你一回来，我的胃就渐渐不痛了。后来根本就不再痛了。这就不能怪天不保佑姓甘的啊！不然这怎么说？……”
甘庚伯当年因为想念儿子以致病情重到差点死掉，可是当成了废人的疯癫儿子被他接回家后，也许是心理作用，觉得要承担起照顾疯儿子的任务，因此他进行了强烈的心理暗示，自己给自己加重了对家庭的责任，这使他自身的病痛反倒奇迹般地销声匿迹了，这真可谓是上天眷顾的恩宠。“这就不能怪天不保佑姓甘的啊！”出自甘庚伯嘴里的这句话，不正是他可怜的自我安慰吗？事实上，是他对家庭的责任感和父子之间的骨肉亲情使他产生了巨大的毅力与耐心战胜了病魔。由于命运的一再拨弄，甘庚伯不得不一再面对残酷的命运，但他却勇敢接受，决不怨天尤人，这实际上体现的是甘庚伯精神上的一种自我解脱方式。
随着离家愈来愈近，甘庚伯想起遗忘在花生园里的草耙和茶罐，于是委托阿辉替自己去拿回来。此时的他继续同儿子自顾自地进行着单方面的谈话：“你母亲也吩咐我在傍晚时分，多带你出来田头田尾走一走。”甘庚伯“多少带有一点歉意的口吻”继续解释他之所以没有常常带儿子散步的原因是农事忙不完：“但是你看！我哪有时间？人家的土豆草都拔光了，我们的还有两分多地还没拔。”如此繁重的农耕之事，对于已经年近七十岁，精力日渐衰退的甘庚伯而言，确实是有些不胜负荷，因为惟一的独子阿兴根本帮不上他一点忙。然而甘庚伯并没有因此产生丝毫的怨怼，惆怅之情很快被新的希望拂去了，脑海里反而浮现出花生田里的青翠的豆苗，“迎着微风抖抖向上颤动的生机”，满面笑容地盼望着“今年的土豆可以收一些”的丰收季节的到来，这是一个多么慈爱又朴实的老农啊。当一路跟着甘庚伯父子的小村童阿辉去而复返时，小说精心描绘了这样美丽又忧伤的一幕：
夕阳已经落到地平线。地平线被夕阳的着点熔了一个火亮的缺口，前面所有的景象，都只呈现黑颜色如皮影戏的轮廓，惟有天空是火红而有些变化。阿辉带着土茶罐和耙子赶回来的时候，远远还可以看到父子俩的黑色背影。可是阿辉一跳上小径想赶上他们的时候，笔直的小径正巧对着落日，前面两个黑影的蠕动，却一瞬间遁失在地平线上那火亮的缺口里面去了。
的确，“景语处处是情语”。这段情景交融的描绘宛如一首优美的散文诗，在村童阿辉眼光的注视下，黄昏中甘庚伯父子两人的背影消失在地平线上，这份诗意显然还含融了相当深沉的情感，这种过分美丽的光景带给人的是一种忧伤，小说不但提供了动人的故事，而且把甘庚伯二十多年来的沉痛与悲苦升华到诗一般的意境。不过，最震撼人心的还在于小说的结尾一段：
天很快就暗下来了，粿寮仔村的头顶上，只有几颗疏落的星子，淡淡的滴漏着星光。这个时辰，村子里的人，都清清楚楚的听到，老庚伯抡动铁锤，将长长的五寸钉一下一下深深地锤入刺竹筒，牢牢钉住关禁阿兴的栏栅的横梗上。时而还可以听到日本兵吼“立正”和“稍息”的口令，夹在重重锤击的声音里面，叫这晚的晚风，吹进村子里的人的心坎，特别觉得带有一点寒劲。
这段文字含蓄地暗示出：甘庚伯这位辛苦劳碌了一辈子的老农将不得不继续孤独地陪伴着疯儿子阿兴凄惨地度过他的余生。甘庚伯重重的锤击声中所含的悲怆、愤恨的情绪，不正象征了甘庚伯仇恨日本人的心理吗？而阿兴不断吼叫着的日本兵操练时发出的“立正”和“稍息”的口令，不也正是早年日本军国主义兽行留在阿兴心灵上重大创伤的阴影的一种折射吗？这样的文字真可谓是苍劲冷峭得令人不寒而栗。而甘庚伯的苦痛与悲愤则全透过这一声声铁锤的重击，反弹向那段日本殖民台湾的沉痛历史；而阿兴那无意识的口令却又如梦魇似的刺痛着人们的耳膜，像投枪一样穿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阻隔，不断地提醒人们决不可忘记那一段悲剧性的历史。
显然，这篇小说中真正要表现的中心题旨，除了乡土社会的人情美和父子之间的“骨肉情深”之外，更有隐藏在这个故事后面的对日本殖民者的仇恨，揭露了日本殖民者强征台湾青年充当战争炮灰，造成他们的死亡、伤残、疯狂，给他们带来了终生灾难，并且祸延其家庭亲人。小说以甘庚伯一生的悲苦遭遇为主轴，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进行了血泪的控诉和形象的揭露。在半个世纪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略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所谓“大东亚圣战”中，日本侵略者曾把甘庚伯那个“好端端”的独子阿兴抓往南洋充军，强迫他充当苦役，直到台湾光复后的第二年才从南洋回来，却变成了一个又疯又哑的人，甚至连话也不会说了，虽经二十六年之久仍无任何好转的迹象，还是“疯”得不知道要穿衣裤，到处当众裸体乱跑，更不时地怪声怪气地喊叫着日本兵操练的口令——“立正、稍息”，甘庚伯的老伴因此忧愤而死，也造成了甘庚伯年老孤单，陷入了虽有一个独子，却有子不如无子的悲惨晚境。换言之，甘庚伯悲剧的肇因恰恰始于日本统治台湾时所推行的罪恶的“皇民练成”时期，阿兴正是在日本殖民者强制施行“皇民化运动”中被强行征召去南洋打仗的“志愿兵”，由此可见日本军国主义残害台湾同胞之惨毒，其兽行与罪恶实在是罄竹难书。反过来说，正是由于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精神的支撑和血浓于水亲情的维系，甘庚伯才能在贫困而严峻的现实面前独自承担家庭不幸和贫困艰难，才能对那个被日本殖民者兽行毁掉的疯儿子百般呵护，数十年如一日任劳任怨地白发人为黑发人奔波。的确，甘庚伯可说是一个典型的悲剧性人物，不过小说对于造成甘庚伯悲剧成因的重要社会根源的挖掘，则是采用了点到为止的方式，并未如表现乡土社会的人情风物美那般使用浓墨重彩。通观全篇只有几段很含蓄的描写：
“我们把一个好好的人交给他们，他们却把一个人，折磨成这个模样才还给我们。”
…………
这时候四周很静很静。牛栏那边不时可听到牛尾和牛蹄的动静。阿兴坐在一只很简单的床上。一只很大的影子显现在阿辉眼前。就这样看得不知该做什么的时候，非常突然的阿兴喊叫起来。不停的喊着日本兵的立正与稍息的口令。这是他们经常在家里，或是经过这附近时就可听到的声音。
…………
那时日本人最铁齿，无神无鬼。我们庄头想在头溪沟演一棚戏，无论怎样都不允准。
…………
时而还可以听到日本兵吼喊着“立正”和“稍息”的口令，夹在重重锤击的声音里面，叫这晚的晚风，吹进村子里的人的心坎，特别得觉得带有一点寒劲。
此处，小说通过阿兴的“疯”把甘庚伯的坚忍性格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联系在一起了，更使人想起日寇铁蹄下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而阿兴的疯正是我们民族大悲剧里的一个小插曲——战争夺去了阿兴的青春，使其成为废人。对甘庚伯来说，阿兴的“疯”是他一生中遭受的最沉重的打击，决定了他后半辈子生活惨淡的基调，导致了他孤寂的、窒闷的、逆来顺受的性格。小说虽然对这残酷现实只是轻轻一带、寥寥几个片断就打住了，甘庚伯没有呐喊和控诉，而仅仅只是深长的叹息，却揭示出了战争对甘庚伯一家的摧残与戕害之深、之巨。这样的构思，的确达到了言简意赅与意在言外的效果，以及看似平常却奇崛的目的。
从艺术上来看，小说用一种浪漫的风格贯穿全篇，迂缓的叙述中采用了现实与历史交织的明暗双线结构，不仅运用戏剧上的旁白将甘庚伯的孤独与晚景的无助衬托出来了，而且还特别设定了一个事件的旁观者——来报信的小村童阿辉来补充叙事，透过儿童的眼睛来观察悲剧的整个演绎过程。这种作者视角之外的补充性视角的交叉使用，使得小说叙事具有了“全知全能”的功能。具体来说，小说是借从店仔街走回村子途中，甘庚伯对阿兴的自言自语和同阿辉的对话，来彰显阿兴的童年及甘庚伯二十多年来的惨痛岁月。就是这个报信的小村童阿辉，由于一直跟在甘庚伯父子俩的后头，主动观察和参与到了整个事件的发展进程中，因此他在小说里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小说借用他的眼睛透视和介绍了许多乡村的人文风情，使小说情节的铺排富于变化。譬如跟着甘庚伯父子俩后头的阿辉，回忆起第一次见到阿兴受惊吓的情景时，小说采取了旁观者的叙述视角进行侧面叙事，从而使阿辉不断受到父子俩言语、动作的吸引，一再打断甘庚伯回忆往事的思绪，然后小说把甘庚伯的这段回忆分割成多段叙述，最后才完整地交代出来，同时也藉此介绍了甘庚伯拘禁阿兴的场所，提示了阿兴致疯的线索，以及阿兴发疯时的一般表现——不停地大声地喊着日本兵“立正”与“稍息”的口令，不过这口令的背后蕴含了多少惨痛的记忆，除了当事人阿兴以外，恐怕是没有人知晓了。由此小说技巧地让甘庚伯这时才发现阿辉跟在后头，询问他是否还记得四五岁时被阿兴惊吓的经历。阿辉的受惊不也间接谴责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吗？同样的回忆在他们两人的心中达成了共识，阿辉在许多场合都成了阿兴的替身，甘庚伯回想起阿兴像阿辉这么大的时候，不仅书读得好，而且还写得一手好字，作为父亲的甘庚伯曾经是如何地以儿子为荣，可是现在他的儿子却成了疯子兼哑巴，甚而比哑巴还少了咿咿哦哦的粗嗓子。甘庚伯还记得幼年的阿兴也像阿辉一样乖巧得惹人疼爱，放学回家途中常常从溪里捕捉一串大毛蟹回去，逐渐地甘庚伯把时空混淆了，他总是把阿辉唤成阿兴，跟阿辉说着许多长辈们可贵的经验，好像他的爱子之心一下子得到了回应一般。小说通过这个小村童阿辉让甘庚伯的爱子之情有了一个转化依托的对象，慰藉了孤独的甘庚伯的心灵。小村童阿辉愈是可爱，就愈衬托出阿兴被摧残得严重程度，由此进一步彰显了甘庚伯内心的深哀巨痛。而乡土社会的风物美、人情美与殖民主义的暴行，也就由这样明暗双线交织的叙事方式编成了一幅幅具有特色的生活图景，延伸出纵横交错的历史画卷。
黄春明曾说：“当我回过头去观看中华民族的历史的时候，最令我感动的，不是那些帝王将相，仁人志士，而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黄春明的这段话转引自黄重添、庄明萱、阙丰龄编著《台湾新文学概观》（上册），鹭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222页。因此，在他诚挚、朴实的笔下，流泻出的是对社会底层卑微、委屈的“小人物”的关怀。甘庚伯可谓是台湾当代文学画廊中闪耀着精神光辉的重要“小人物”形象之一，鲜活实在地散发着浓烈的乡土气息。小说没有强调甘庚伯服侍儿子的艰辛，却极力渲染了他对儿子的情意和劳作的欢乐。被生活重负和感情折磨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甘庚伯，弯腰驼背，孤独寂寞，但当他融进土地和农事的时候，枯干的老脸也泛起笑纹来。面对发疯二十五六年的儿子阿兴，既万般怜惜，又万般无奈，即使怨叹重重，又不乏希望。甘庚伯的不幸实际是日本殖民者留给台湾人民心灵创伤的缩影。小说越是写甘庚伯对儿子的深情及其命运的孤苦，就越使人仇视造成其父子不幸的祸根——日本帝国主义。甘庚伯本是一个善良朴实、安天知命、爱子睦邻的普通老农，却在已是人生“黄昏”的垂暮之年，失去了养儿防老的依傍，遭遇了丧偶的痛苦，在黯淡的前程中却仍然无畏艰难地前行，承担起照顾儿子的责任。这种“绝望中求生”的勇气和意志，所展现出来的珍贵意义和价值，的确令人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感觉。换言之，小说成功地塑造了甘庚伯的感人形象，面对日寇造成他妻亡子疯的惨景，甘庚伯并未颓丧沉落，而是深怀着对日本殖民者的国仇家恨，当甘庚伯“抡动铁锤，将长长的五寸钉”“牢牢钉在关禁阿兴栏栅的横梗上”时，既表现出了作者对日寇历史罪行的愤怒，更是对台湾当前现实中某些人对日本殖民主义罪行的麻木、淡忘或有意曲解的严厉斥责。小说在极力关注与发掘甘庚伯身上所蕴含的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崇高精神的同时，也流露出一种对现实的深沉忧虑。小说用历史事实说明：那些宣传“皇民运动”和“皇民文学”的“皇民作家”，是殖民者奴役台湾人民的文化帮凶。而当前台湾社会，某些“文学台独分子”罔顾民族大义，竭力为所谓的“皇民作家”和“皇民文学”张目，他们的这种无耻行径，面对《甘庚伯的黄昏》所揭示的历史真相，岂不愧疚与羞惭吗？
《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