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冷峻的殖民批判——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三阶段 第二节 《苹果的滋味》
70年代以后，黄春明的创作出现了一个较大的变化——从怅惘的乡土愁思转向冷峻的殖民批判。这种转变的由来，主要取决于他从南部小镇进入台北这个大都市谋生的新生活经历。小说的内容由熟悉的农村、小镇，转向当时台湾社会矛盾的焦点——城市，不仅一反往常对乡土人物的同情与悲悯，笔调也由浪漫写实一变而为辛辣讽刺；而且以往那种温情脉脉的抒情格调不复存在了，咄咄逼人的批判锋芒益发闪烁。这就像齐益寿所说的那样：“站在台北街头，哪里再去找从前那些可爱的罗东老乡亲？而来来往往的洋人，则到处可见。黄春明要‘土’恐怕也‘土’不起来啊！因此希望黄春明继续写令人怀念的《锣》那一类作品的朋友们，最好把黄春明赶回罗东去，这样黄春明或许会再去敲锣打鼓，让朋友们陶醉满足吧？”齐益寿：《一把辛酸泪——“我爱玛莉”序》，见小说集《我爱玛莉》，（台北）远景出版社1979年版。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二战之后，美国将台湾纳入其势力范围和国际冷战体系中。早在50年代初，美国就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协防条约”，在越南战争中，台湾成为美军的补给站。此后，随着大量美援源源流入，特别是美国文化透过强势的国家机器，以及商品行销机制进驻台湾，台湾社会表面上迅速繁荣起来，使得有些台湾人对此产生盲目满足之感，甚至丧失民族自尊、崇洋媚外。显然，六七十年代台湾面临的主要是美、日新殖民主义的威胁。我们知道，虽然新殖民主义和旧殖民主义是有区别的，旧殖民主义采用赤裸裸的方式直接进行掠夺和军事侵占，新殖民主义却披着经济、文化交流和援助的外衣，以施恩舍惠的面目控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意识，以冠冕堂皇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其再殖民的目的；但是，无论旧殖民主义，还是新殖民主义，它们奴役第三世界人民的目的与结果都是一样的，区别只在于手段是直露，还是隐蔽。70年代黄春明将创作焦点对准新殖民主义问题，这是其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现实意识的体现。这也是黄春明文学世界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说黄春明以往创作中有关国民精神病态和农村破产的主题，或多或少都显示了对早期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传统的承续，那么对于“新殖民主义”的关注和警惕，则使现实主义文学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这不仅是黄春明文学创作的一个崭新阶段，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来说，也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在这一阶段，黄春明透过台湾大都市市民日常生活方式的变迁，勾勒出一幅新的台湾民间社会图像，在这个社会图像中，生活形态的改变不仅是表象而已，细究之下，其实是台湾既有物化价值体系的崩解，以及人际关系的扭曲与疏离。这种现象使黄春明陷入了深深的忧虑。而小说《苹果的滋味》便是在这样的价值关怀与深沉观照中诞生的。
这篇小说写的是台湾工人被美军吉普车撞伤致残而因祸得“福”的故事，揭示了部分台湾破产农民流入城市后的“奴化”问题。作者通过这种人精神上的变质，说明了台湾“新殖民地”化危机的加深。建筑工人江阿发带着全家从台南来到台北碰运气，但仍旧穷得住在贫民窟般的破旧简陋房子里，一家七口全靠他糊口，儿子是班里惟一缴不起学费的学生，常常遭到老师和同学的羞辱，女儿阿珠总是担心会被卖给人家当养女。显然，农村劳动者走进城市之后，依然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农民的悲剧在城市中继续以新的形式上演着。然而，一次偶然发生的车祸，使这个贫困交加的家庭突然间“时来运转”。江阿发不幸被一辆美军轿车撞伤，他由此得到了一笔可观的赡养费，不必再去辛苦做工就可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了。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在一个下着阴雨的清晨，阿发踩着脚踏车去工地上班，半路上被美军上校的车撞断了双腿。小说中这样描绘了事故发生时的情形：“一辆墨绿的宾字号轿车，像一头猛兽扑向小动物，把一部破旧的脚踏车，轧在双道黄色警戒超车线的另一边”。这里的“猛兽”与“小动物”；“宾字号轿车”与“破旧的脚踏车”，很显然象征的是美国与台湾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由于肇事者是美军上校格雷，所以事情似乎起了一些变化。格雷请示美国大使馆该如何处理此事，使馆的二秘回答说：“这里是亚洲啊！对方又是工人……我们惹不起。”“这里是亚洲惟一和我们最合作，对我们最友善，也是最安全的地方……美国不想双脚陷入泥沼里！”美方出于政治的考虑，害怕引起公愤就采取了“私了”的办法，将被撞伤的阿发送进一座洁白得像“白宫”一样的医院去治疗，还有美国修女对受伤的阿发进行护理。格雷则跟着一名外事警察通过“迷魂阵”似的矮房地区找到了阿发的家，然后带着阿发的妻子和孩子们到医院去探问阿发，并给受伤的阿发送来了三明治、牛奶、汽水、水果罐头，还有苹果等慰问品，并答应要“承担责任”。阿发的家人第一次坐上了轿车，平生第一次吃到了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阿发最后虽然牺牲了一双腿，却因此而解决了家庭的困境。对此等情况，阿发以为自己是因祸得“福”，感激涕零地连连表示“谢谢！”心里产生了一种无忧无虑、一丝牵挂都没有的感觉。这种“幸福”的感觉也传染给了他的妻子阿桂。起初，阿桂带孩子们探望阿发时，流着泪埋怨丈夫当初不该“到大都市来碰运气”；当阿发问她怎么来的，她说“是美国仔和一个警察”把她带来的。“美国仔”一词，在台湾方言里明显带有说话人憎恶的语气，阿桂以此将她对美国上校制造车祸的不满情绪表达出来了。然而，当美国上校格雷答应给阿发一笔可观的赡养费，并同意送他的哑巴女儿到美国念书时，阿发一家对美国上校的态度马上转变了。阿桂不但不再称呼格雷是“美国仔”，反而对来探望阿发的同事说：“这位格雷先生做人很好。”阿桂这句“做人很好”与先前充满憎恶的“美国仔”的称呼形成强烈对比，而且，当阿发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分享因祸而得来的“口福”时，阿桂竟然还不忘提醒一边吃三明治一边喝汽水的阿松与阿吉，“这些汽水罐很漂亮，你们可不能给我弄丢了！”阿桂前后迥异的态度，使人物崇洋媚外的思想情绪流溢纸上。因为得到了很高的赔偿费，又受到了像样的款待，阿发全家第一次如此融洽和乐，感到今天总算像个人样子了，暗暗庆幸着他们到城市后所遇到的好运，这真是喜从天降，以至于他们竟以为自己进了“天堂”。当阿发的女儿凑近爸爸的耳边把美国人的意思说给他听，阿发一下子感激涕零地说：“谢谢！谢谢！对不起……”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好运，阿发甚至感到有点过意不去，仿佛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似的不安起来了。阿发作为受害者竟还要向加害者说“谢谢”与“对不起”，其灵魂的扭曲，真是到了可笑而复可悲的地步。表面上看来，阿发一家似乎因祸得“福”，碰到了好“运气”，实际上他们一家精神上受到的戕害远比肉体上的创伤更为严重。全家衣食的无虞却必须以丧失行动能力来换取，这个代价不可谓不大。可阿发却认为是交到了天大的好运，还以此骄其妻、傲其子，甚至本来憔悴的脸面也为之容光焕发。他的妻子也因此而感到心里踏实了。这情形不仅说明了一般台湾民众自立自主精神的沉沦，而且还把这种精神的沉沦当做交换幸福的手段，这的确是台湾社会中最令人忧心焦虑的所在。若进一步挖掘下去，我们会发现阿发一家的卑躬屈膝与极度的“媚外”态度，显然还有着更深刻的历史原因。中国数千年漫长的封建专制主义文化造就了国民的奴性，因此长期以来中国人都无法争取到做人的权利，他们于是只能退而求其次，就是暂时做稳奴才再说，故而阿发用血的代价换来了当奴才的权利，竟让他们全家感恩戴德，甚至还其乐陶陶、欣喜万分。阿发被撞断的何止是双腿，其实更是折断了做人的脊梁骨，他已无法于新殖民者面前挺直腰杆站立了，因此他宁愿躺在医院做奴才。通过阿发这一形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农民身上那种愚昧麻木、自轻自贱，以及毫不觉悟的“国民性”痼疾又一次在新殖民主义时代得以复活。事实上，阿发需要治疗的已不只是双腿了，更需要治疗的是他那卑屈的心灵。
小说对“媚外”这种民族软骨病的批判，并没有仅止于阿发一家人，而是将揭露的笔触延伸到了更为广泛的人群里。阿发被美军上校格雷撞伤后，因为涉及到外国人，所以外事警察出面协助处理这一事故，当警察带着格雷前往寻找阿发的家人时，面对美军上校格雷对肮脏凌乱的棚户区而不断地皱眉的情况，这个外事警察对此深感羞愧，自欺欺人地掩饰说：“他们的新房子盖好了，河边那里的公寓就是，等他们搬过去，这里马上又要盖大厦了”。当阿发因伤痛而对洋人发牢骚时，这个外事警察竟然吓得不敢翻译真话，惟恐开罪了洋人。当他看到美军上校格雷送给江阿发两万元救济金时，在旁边竟忍不住羡慕起阿发来了：“这次你运气好，被美国车撞倒了，要是被别的车撞倒了，现在还躺在路旁，用草席盖着哪。”真可谓是又羡又妒，真恨不得换成是自己躺在医院里，完全是一副想做奴才而不得的样子，活脱脱地显出一副“媚外”的洋奴嘴脸。除他之外，甚至连来医院看望阿发的同事们，居然也对阿发这次的因祸得“福”事件表示了极大的羡慕，同事们竟一见面就向他打趣：“阿发，你这辈子躺着吃躺着拉就行了……谁能比得上？”他们似乎不是来探访病人，而是来看望一个突然发了横财的朋友，来恭贺他交了好运。其自私自利、市侩无赖的卑劣心理暴露无遗。而工友火土的话更是耐人寻味：“你是不是故意的？”“我哪有你们福气？”这群前来探病的工友还以为阿发是故意找美国人的车去撞的，认为阿发虽然是躺着吃躺着拉，这总比做牛做马来的好。阿发的工友，以及工头的丑态真是让人作呕，他们对阿发的羡慕，是想做奴才而不得的“羡慕”，贫穷居然带给人如此的悲屈，真是令人痛心不已。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小说也并非全是一味的批判，事实上小说的意蕴是相当丰富的，在批判之中，也有肯定和赞颂。因为黄春明深爱着他脚下的这片土地和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人们，他创作中始终坚持着“为人生”的观念。因此对于阿发及其家人，作者所写的时候是抱着很大同情的，也着力描绘了阿发一家人那种相濡以沫的珍贵亲情。当阿发手术的麻醉药退效之后，他清醒后的第一句话是：“我以为这一下子死了。”但紧接着就是问：“小孩呢？”他最关心在意的是自己的五个子女。这是金钱至上的物化社会中最令人感到希罕的美好感情。在阿发的五个小孩中，阿珠的形象最为突出。当阿珠面对爸爸被车撞了这个晴天霹雳时，为了减轻失掉双腿的父亲的精神痛苦与家庭的经济压力，她竟然对妈妈老早想把她卖给别人做养女的事不再害怕，愈是接近事实的刹那，她反而显现出为家人坚忍生存下去的斗志来。小说中写道：“但是，这一次阿珠一点都不害怕。她一味地想着当养女以后，要做一个很乖很听话的养女，什么苦难都要忍受。这样养家就不会虐待她，甚至于会答应她回家来看看弟弟妹妹。那时她可能会有一点钱给弟弟买一枝枪，给妹妹买球和小娃娃。”在迷蒙的雨雾中，阿珠去接正在学校上课的两个弟弟阿吉和阿松，一路上她边走边想，这一次妈妈真的一定会把她卖做养女，虽然依旧感到难过和辛酸，但她却迅速擦掉泪水，向因缴不起学费被罚站而不想上学的弟弟阿吉说：等我去做人家养女，我会给你钱的。虽然最后她并没有被卖给人当养女，但小说却由此凸显了一种弥足珍贵的人性光辉。
毋庸讳言，穷得连苹果都没有尝过的阿发及其家人，诚然是叫人万分同情，乃至悲悯的；不过，当他们全家沉浸在洋人所“赠予”的食品的滋味中时，却浑然忘却了已然失去的双腿，也失去了可以自主与自立的谋生资本。显然，当时普通的台湾民众还不能意识到新殖民化的政治、经济，对人们思想渗入的极大危害性。小说由此精心设计了一个阿发全家“吃苹果”的情节，将故事的批判主旨推向尖端。当答应了阿发家提出的要求的美军上校格雷和羡慕阿发一家因祸得“福”的同事们相继离开之后，阿发全家在欢洽的气氛中吃起了洋人格雷送来的苹果，小说这样写道：
屋子里一点声音都没有，只听到咬苹果的清脆声，带着怯怕的一下一下此起彼落。咬到苹果的人，一时也说不出什么，总觉得没有想象那么甜美，酸酸涩涩，嚼起来泡泡的有点假假的感觉。但是一想到爸爸的话，说一只苹果可买四斤米，突然味道又变好了似的，大家咬第二口的时候，就变得起劲而又大口的嚼起来，噗喳噗喳的声音马上充塞上整个病房。原来不想吃的阿发，也禁不起诱惑说：“阿珠，也给我一个。”
从这个“吃苹果”的场面中可以看出小说的结尾处理方式颇具匠心，的确给人一种言虽尽而意无穷的启示。从未吃过苹果的阿发全家嚼着美国苹果，但却对苹果的滋味感到了一种无言的失望：“一时也说不出来什么，总觉得没有想象那么甜美，酸酸涩涩，嚼起来泡泡的有点假假的感觉。”这真是神来妙笔，使题旨毕现。苹果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呢？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甜蜜，实则恰好相反，竟是一腔难以下咽的“酸酸涩涩，嚼起来泡泡的有点假假的感觉”。可是，问题在于感觉苹果甜蜜的人正是当事者阿发自己。对陶醉中完全忘记了自己被撞断双腿的阿发及其家人来说，苹果之所以显得美味，并非缘于苹果本身的果肉和汁液，而是因为延伸自“洋人所送的苹果”这一特殊的意义；换言之，对阿发及其家人来说，他们嘴里嚼着的甘甜汁液，与其说是来自苹果的果肉，倒不如说是来自于那种和洋人沾上边的喜悦。小说用象征、隐喻手法，把外援表面的诱惑力和其实质的虚伪性形象地呈现出来了，这就宛如苹果表面的甜美与内瓤的酸涩、虚泡一般，暗示出台湾靠美援支撑起来的经济繁荣潜存的危机。面对这种丧失正常辨别能力、陷入麻木不仁精神状态的江阿发及其家人，人们从字里行间感觉到的当然绝非什么“甜美”，而是难言的“酸涩”，而小说的反思意味也就由这种尖刻而含蓄的讽刺中油然而生了。假若台湾社会始终依靠新殖民主义者的“恩赐”与“施舍”度日的畸形现状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后果委实是堪虑的。若换个角度来思考，即便有了美国人给的“赡养费”，江阿发一家的未来是否就真的那么幸福无虞了？显然是值得怀疑的。在这出略带嘲讽的批判新殖民主义的悲喜剧里面，既有对阿发不能自立自强的遗憾，更有对当时台湾社会一味依赖西方的感慨，作者确实是既“哀其不幸”，又“痛其不争”。的确，“现实主义艺术家的讽刺作品，虽然只描写反面现象，但仍然包含着作为生活的必然趋向的理想，这种趋向正确地阐明了作品中所有的形象”参阅了“苏联大百科全书?现实主义”条目中的相关内容，见1957年《文艺理论译丛》第2期，第209页。。当然，就客观因素来看，在台湾社会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引进外资势不可免。一方面，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开始迈向现代化的西方工业国家，相对于转型期的以传统自然经济为主的东方乡土社会来说，其以工商业为主导的现代文明确实具有明显的优势和居于主导的地位。二战以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象征新殖民主义的西方资本、文化，以及跨国企业，很自然地要向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开拓新的市场，此时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取代落后的农业文化的客观态势早已是势不可挡地形成了。另一方面，处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仅仅靠自身的内部努力已远远不够，极需西方国家强大资金的外力支持。就是这样的国际经贸局势，给台湾的社会转型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遇，利用外资，特别是利用“美援”、“日资”就成了水到渠成、两厢情愿的一桩好事。而随着外资和西方现代技术源源不断地流入，相应的西方的思想文化、西方的生活方式，以及西方的行为观念也如开闸之水一般滚滚涌入台湾社会，特别是美国、日本式的生活方式、行为观念更是日益影响，并改变了台湾的社会道德和价值取向，崇洋媚外的风气弥漫一时，引发许多前所未有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到了70年代，随着象征新殖民主义的西方资本与文化的进一步输入，给台湾社会带来的弊端亦越来越明显。洋人的飞扬跋扈同某些国人的卑躬屈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仅民族的自立与自主的精神逐渐沉沦消失了，而且出现了一味仰赖外国的恶习。这篇小说及时、敏锐地反映了这些新的生活波澜，揭示了台湾社会潜伏的崇洋媚外危机，而这正是以江阿发夫妻这种乡土人物形象为依托的。
若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看，阿发之所以乐于当奴隶乃是生活所迫，使他别无选择，因为阿发全家长久以来无法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他们全家甚至从来没有尝过苹果的滋味，而美国人的“恩惠”确实使他们全家不但吃到了从未吃过的苹果，答应补偿给他们的金钱与物质也确实带给了阿发全家一份欣喜，而且也令其贫穷的命运大大改观。事实上，美援也好，外资也罢，对社会底层的贫穷民众来说，都不及维持基本的生存权利重要。阿发一家人吃着美国人送的苹果，虽然“觉得没有想象那么甜美”，但却是他们平时再怎么辛苦工作也无法享受到的滋味。如果一个家庭的幸福需要靠牺牲一家之主丧失自主谋生的能力才能获得，那么这样的社会如何能不让人患上精神上的“软骨病”呢？因此故事结尾并没有苛责阿发全家人对美国人格雷的感恩之心。然而阿发全家品尝的美味食品是用丈夫和父亲的双腿换来的，所以尝起来难免会有“酸酸涩涩的”、“泡泡的”和“假假的”感觉，“苹果”的这种奇怪的“滋味”无形中也暗寓江阿发和送苹果的人的关系是不牢靠的，付出的代价实在是过于苦涩而沉重了，隐藏在“苹果”背后的是江阿发从此成为残废，必须一辈子躺在床上无法站立，这真可谓是令人难过与愤怒的肉体的重创和精神的迷失。面对以美、日为代表的经济新殖民主义的大举入侵，台湾通过廉价的劳动力和农产品换来经济成长与繁荣的同时，也引进了民族的屈辱，滋生了一部分国民依赖外来势力的奴性，因此尽管阿发一家是令人同情的被损害者，但小说的同情里面则包含着一种揶揄，还是让他们在美国医院中处处出洋相，严厉嘲讽了他们对损害者感激涕零的奴化心态，直截了当地将他们刻画成为可怜又可鄙的丑角，从而透露了这一喜剧场景背后所隐藏的深深的民族悲哀。简言之，阿发拿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象征独立行动和自主谋生能力的双腿去换取暂时的“幸福”和家人生活的保障时，面对给他带来严重灾难的美军不仅感激涕零，甚至连协助处理灾祸的外事警察和来探病的工友也对此极端羡慕，他们均不以为祸反倒认为有“福”。这种心理状态典型地反映了五六十年代以来台美之间的畸形关系。事实上，阿发全家的暂时满足和台湾社会表面的繁荣都是虚假的，都只能以尝得“苹果的滋味”来自我安慰。显然，这是一出令人倍感痛心的国民精神沉沦、道德堕落的民族悲剧。
从艺术方面来看，《苹果的滋味》是一篇富有象征意义的小说。主人公阿发是被作为台湾社会的某种象征来塑造的。小说透过这一带有典型色彩的形象，不仅对台湾社会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还深刻地“检讨”了台美之间关系的实质。小说以一种嘲讽的喜剧手法来处理江阿发的悲剧事件，但在这个表面悲剧所呈露出来的喜剧色彩里，却深刻地提示出潜藏在“喜剧”背后的真正悲剧。具体来说，那就是“苹果”象征着“美援”的酸涩滋味，阿发则可视为台湾社会日渐依赖与屈从于美国的一种象征；台湾工人阿发与美军上校格雷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则象征着美台之间的关系。在西方新殖民主义的经济、文化侵入与腐蚀之下，不仅台湾社会上层阶级以美国马首是瞻，而且就连阿发这样的平民百姓也未能免俗，亦同样仰人鼻息。小说对此显然是持批判态度的。
在灿若星辰的台湾当代作家中，黄春明的眼光可谓深具历史洞察力。面对转型期的欧风美雨的迅猛侵蚀，台湾社会中弥漫的那股越来越浓烈的媚外崇洋之风，令黄春明感到深深的忧虑：“在目前这个媚外崇洋很厉害的环境里，如何来对媚外崇洋的人加以开刀，这和我以前写乡下，写我所熟悉的穷人，下层人的笔调，和目前的笔调大不相同。我现在的笔调是非常无情的，明知道媚外崇洋的人也是我们的同胞，但在这社会他们是属于另一个阶层，而这个阶层，不但自己不能觉醒，而且堕入那一种生活。当我遇到这种实体的时候，我就无法刀下留情。”黄春明：《〈莎哟娜拉?再见〉?自序》，见小说集《莎哟娜拉?再见》，（台北）远景出版社1974年版。因为黄春明希望“将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同①。。这篇小说情节简单，人物描写也不算鲜明，不过采用嘲讽的喜剧手法来描写悲剧事件，倒是别出心裁。它的价值主要是在思想意义方面——既批判“美援”的实质，又揭露受“援”者的精神麻木，对民族“软骨病”患者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辛辣的讽刺。若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由作者的忧时伤世的思想指引着，让读者活生生的体认到，我们的民族到底为了自己的什么缺点受苦受难”同①。。有点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篇小说发表之初并未引起台湾文坛的注意。因为那时美国与台湾尚未“断交”，普通的台湾民众大多还陶醉在“美援”的所谓“安全”和“幸福”感之中，但仅仅才过了数年，美国就因其国家利益和国际战略的考虑，突然抛弃了被台湾人认为坚如磐石的“友谊”，一下子翻脸不认人了，迅速与台湾“断交”、“撤军”与“废约”，这一系列接踵而至的打击使台湾民众猝不及防，带给台湾民众难以愈合的深远心灵创痛。此时他们才惊叹黄春明早在台美“断交七年之前”便对台美关系的实质作出“最全面最正确的反映与检讨”。这篇小说所影射的是三十年来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就如阿发及其家人用失去自主谋生能力的双腿换取了美国人所“施舍”的那一笔沾着鲜血的赡养费一样，；那拿自己的主权作代价换取美国“恩赐”的台湾当局，最终从美国手里的换回来的就是这么一点点酸涩可怜的“经济实惠”，就像小说中所说的那种“总觉得没有想象那么甜美，酸酸涩涩，嚼起来泡泡的有点假假的感觉”的“苹果的滋味”一样。
《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