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冷峻的殖民批判——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三阶段 第三节 《莎哟娜拉·再见》
《莎哟娜拉·再见》发表于1973年6月6日，三个月之后，日本就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同时与台湾断交了。黄春明能于日台“断交”前夕就创作出这样一篇彻底检讨“台日关系”为主题的作品，充分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由于70年代台湾连续面临了“保卫钓鱼岛事件”、“退出联合国”、“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冲击，此时人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因这些国际事件而愈益高涨，因此这篇小说一问世，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便连续再版了十二次，由此可见这篇小说在当时所产生的社会反响有多么巨大与强烈。创作《莎哟娜拉·再见》这篇小说的时候，黄春明已经离开素朴的罗东小镇，从宜兰电台前往台北这个大都会谋职了，生活场域的变迁使他更加贴近地看到资本主义商品逻辑在台湾急速流行的情况，也更加敏锐地观察到这种变迁所导致的台湾社会变迁与文化异变。而黄春明小说的主人公也开始从乡下人物逐渐过渡到城市人物来；与此同时，他的小说亦结束了自己悲悯乡土的情怀，走向了尖锐的社会批判。其中最为突出的主题就是——强烈的民族意识被一再张扬。众所周知，进入70年代以后，台湾经济开始逐渐起飞，最终成为举世瞩目的“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但是这种经济的飞速发展，不是依靠台湾经济自身发展脉络而自然出现的，而是仰仗于国际机遇和外来资本，主要是在美、日两国跨国经济的强势裹挟下形成的。在外来资本的猛烈冲击下，台湾原有的经济基础完全不堪承受，不得不被迫处于一种经济附庸地位，随着经济附庸地位的形成，传统文化的阵地也日渐沦陷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无处不渗的力量控制下。台湾不知不觉中变成了美、日等资本主义强国的经济与文化的“新殖民地”。然而，台湾人民毕竟对于外族的入侵的历史有着难以忘怀的切肤之痛，在繁荣富裕的五彩声光中，不少有识之士却清醒地意识到再也不能重蹈覆辙了，更无法忍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名义对台湾重新施行的“殖民化”。作为一个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黄春明沉痛地看到台湾被再次“殖民化”的趋势愈演愈烈，这一切促使他开始思考新殖民主义对台湾的危害。他以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呼吁人们抵抗美、日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台湾的“再入侵”与“再殖民”，尖锐讽刺了台湾社会日趋严重的崇洋媚外风气，积极宣扬民族意识，重塑民族信心。《莎哟娜拉?再见》就是一篇具有典型意义的批判新殖民主义的力作。
这篇小说构思奇特，几乎没有什么刻意营造的故事情节，基本上是写实的，但讽刺鞭挞却极有力度，它以近乎滑稽的喜剧方式对扼杀中国姑娘尊严的日本商人进行了报复性的嘲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批判与社会批判的意义。小说的叙述手法很单纯，类似游记的“移步换景”，即根据时间和游程的顺序，依次写出了沿途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具体来说，就是从主人公黄君去接马场等日本商人写起，直到礁溪之行结束，完全按照事件进程来写。至于构成小说主干的事件主要有两个：一是黄君带着由七个日本商人组成的旅游团去礁溪嫖宿台湾妓女的诙谐经历；一是黄君藉翻译之便，用语言搭起一座错位的桥梁，将嫖妓的日本商人与崇日的台湾大学生玩弄于股掌之中，用中国人民对日抗战的历史，既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又教训了忘记历史的崇日年轻人，从而检讨了“台日关系”的真正实质。至于整个故事发生的引线就牵系于主人公黄君身上，小说通过对这个城市小职员内心感受的真实描写，深刻反映了当时台湾社会屈辱的现实。黄君本是在家乡礁溪教书的一介书生，由于生活所逼，被迫闯荡于台北打工谋生，在台湾一家外企旅游公司当导游。由于他熟谙日语，所以总经理从高雄打来电报，临时指派他充当日本“观光买春”团中的“拉皮条客”的角色，命令他从台北带领七个与公司有极密切关系的日本商人到他的家乡礁溪去嫖妓。总经理为此还特别慎重地向他指出“这也是公事。是急件的！”可是这一基于商业逻辑的行为，却使黄君的心理“经过一阵痛苦的挣扎”：
基于个人与一个中国人对中国近代史的体认的理由，我一向是非常仇视日本人的。据说我最喜欢听他讲故事的祖父，他的右腿在年轻时，被日本人硬把它折断。还有，在初中的时候，有一位令我们同学尊敬和怀念的历史老师，他曾经在课堂上和着眼泪，告诉我们抗战的历史；说日本人分明是侵略我们中国，还高唱着代天行道、打倒不义的战歌，把这一场丑恶的侵华战争，美其名为“圣战”。同时在大陆上残杀无数无辜的老百姓。当时这位南京人的历史老师，拿出外国杂志上的图片，让我们看到南京大屠杀的镜头：我们看到被砍首的中国人，被刺刀刺进肚子的孕妇，其中最难忘的是，一群中国人紧紧地手牵着手，有的母亲紧紧地抱着孩子，走下土坑被活埋的场面。记得当时看了这些图片，整个身体都变得像石头一般的僵化了。我们一边含着眼泪听邹老师讲，一边在心里还恨自己的年龄没能赶得上八年抗战，去找日本鬼子为我们同胞报仇，哪知道，事隔将近二十多年，世局的变迁，社会的变迁，历史给历史老师的使命，在我们心田里种下的种子，久而久之，也就像现在，只觉得偶做胚动，而未遇时机发芽，或许我的这种意识早被潮流淘汰，但是在我个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的这般，是我无法拔除的。
很显然，黄君的这一段内心独白，可谓于无形中深刻总结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以及自己身处历史认识与现实境遇中的矛盾状态。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黄君面对民族的沉痛的历史记忆和现实“公事”的逼迫，自然会产生难言的矛盾和抗拒心理，但他又不得不面对这矛盾所造成的更深一层的心理折磨：“然而，现有形式上，不但不能仇视日本人，总经理还说要我带他们到礁溪温泉，好好招待招待他们，……发生同样的矛盾和痛苦，……又有另一层难言的苦衷。”这并不仅仅是一个为迫于糊口生计的小职员不得不接受的无奈的“现实”，也是整个民族的矛盾和不得不接受的残酷“现实”。因此黄君在电话中极力向老板推辞这个差事，更何况是为日本人买娼而“拉皮条”拉到自己的家乡礁溪去呢？由此导致了黄君内心缠绕隐伏着深深的嫉恨与无法选择的痛苦：接受这件差事吧，有损自己的民族感情和一向仇日的思想；可是不接受这差事的话，那么，立刻“失业”的后果则又是完全无法想见的。此时，小说凸显了黄君左右为难、无法抉择的心理挣扎：
他妈的！不干了！
不干？
来台北也有十年了，十年间换了二十多个工作地方，每次都是耍性子潇洒一时，其间，有几次没钱付房租，婴儿生病典当东西看医生等等。受到这些日子惊吓的妻子，她脸上的阴影到现在尚没有完全退却哪！再说，这个工作不干了，下一个能容我工作的地方在哪里？还有我最近胸腔动不动在三更半夜痛醒过来的身体，这都不是凭过去的冲动所能把握的。说真的，因为有了目前的这一份工作，我第一次使这个小家庭的生活安定下来，随即妻子的那张惊慌着的苦脸，也能为咿呀学语的孩子，学会了一点什么行为，而开始泛起笑纹把阴影拨开，小孩子经常复发的支气管炎，似乎也不见发作。
他妈的！不能不干！
干？
最后，为了避免再次成为城市中的飘泊一族，为了保住糊口的饭碗，黄君只好违心地去做这件“内心很痛恨而表面上迎合”的“拉皮条”差事。由于黄君所处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下，虽然有强烈而坚定的民族意识，而且能对日本商人恬不知耻的集体性“观光买春”行为进行谴责，但是作为一个城市里的普通小职员，黄君与进入城市的民工比较起来，表面上虽然在现实社会的竞争中似乎拥有了较大的优势，但在那光鲜的“白领”外表底下，他却不得不放弃人格的尊严，也无法挣脱穷困的锁链，甚至还必须为生活甘做任人摆弄的棋子。为此，小说中这样写道：
几年来一直坚持下来的原则，也把自己塑造成一种特殊的个性和气质，就要垮在今朝？那又何必当初。真不像黄××你自己。我知道，熟悉我的朋友知道了这事情，一定都会感到惊讶。一向习惯于友人类似赞赏自己的目光下活动的我，如果那些目光都黯淡下来了，我怎么办？我想最不容易妥协的还是自己。放弃了原则，我还有什么？
但是话又说回来，我这样会不会把自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会不会眼光不够远大？难道我自己伟大得不值得去为妻小他们牺牲一点什么？何况妻小不见得有你的原则。妻是一个成人，即使她能了解丈夫的原则和价值，并且赞成这原则，坚持这原则而不辞劳苦；但是小孩子，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呢？他肚子饿了，他有权张大口哭闹着要奶喝；他生病了，他有权要求看医生，他有权向这个世界要求一切使他长大独立自主。我知道我不能忍受对小孩子有所亏欠。说不定孩子将来会有很大的成就，不然或是到孙辈他们。然而，这个关键很可能就是现在的干与不干。这时候我突然发觉，我过去是多么混蛋的人；所谓的原则，其中大部分是看低了什么，提高了自己，和高估了什么，提高自己的自我满足的心理卫生的把戏罢了。
由此可见，黄君完全是被迫受命充当殖民者的“拉皮条客”，这与其所处的残酷“现实”境遇是分不开的。为了使自己和妻儿不重蹈失业、不安和饥饿之苦的覆辙，黄君即便有心抗争，却无力忿然拒绝这可耻的差事，这二者之间产生的尖锐矛盾，使故事形成了某种张力，从而直接推动了小说的发展。从更深一重意义上来看，正是由于黄君身处资本主义商业殖民体系的跨国网络之中，他已经无法保有自己身体的自主权了。黄君在这个网络中的所谓价值，不过是在非人性的商业逻辑中，充当资本家获取利润的工具，或成为运转资本的商业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而已。由此可见，即便黄君有着满腔的不愿与不满，却也无法抗拒这项“拉皮条”的任务，至多只能以一句带着自我嘲讽与调侃口气的“我看我拉皮条的事干定了！”来予以自我安慰，用阿Q精神来自欺欺人。
值得注意的是，黄君遵照惟利是图的老板命令所带的这七个日本商人，并非普通的观光游客，而是所谓的日本“千人斩俱乐部”的成员。他们是当年侵略中国的军国主义分子，而今却摇身一变为商人。所谓“千人斩”，就是这群日本人把往昔侵华战争中每人杀一千人的口号，在非战争时期变成每人要玩弄一千个女人的无耻信条，实际上就是“武士道”精神的死灰复燃。这个只有七名会员的俱乐部的头头马场露骨地表明：“武士道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能再佩着武士刀浪游天下，不是杀人就让人杀。同时，我们也不愿意当武士。我们千人斩的意思是，希望今生能跟一千个不同的女人睡觉。”这番话说穿了就是用嫖妓的方式宰杀中国人民的基本尊严。这种侮辱和宰杀中国人民尊严的行径，很自然会使人们联想起1937年“南京大屠杀”中屠城日军所进行的“杀人比赛”参阅了《南京大屠杀中比赛杀人犯判死》一文中的相关内容，见1947年12月19日天津发行的《大公报》。1937年12月12日南京攻城战中日本军队曾进行了“杀人比赛”，最终结果是向井杀人一百零六名，野田杀人一百零五名。。时隔仅仅二十来年，犯过“百人斩”滔天罪行的民族再次以“中日经济合作”的名目重新来到台湾，这再次“入侵”的方式，与昔日虽然有“形式上”的不同，但旧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所隐含的本质并无任何差别。可见，小说塑造的这个“千人斩俱乐部”，的确隐喻了深刻而沉痛的“历史记忆”。换言之，军国主义思想仍根深蒂固地留存在这群入侵者身上，其殖民者的本质丝毫没有改变，只不过是入侵的方式和手段改变罢了，他们来台湾观光旅游的目的，不过是为了用“集体买春”的商业方式从精神和肉体上再次摧毁中国人的自尊与信心。这批日本“千人斩俱乐部”成员昂首阔步于他们的新经济殖民地台湾时的踌躇满志，简直与日据时期在台湾横行霸道的旧殖民者的优越感并无二致。这群日本嫖客不远千里，前往台湾集体狎淫台湾妇女，不正是日台之间殖民与被殖民关系的尖锐展现吗？人们透过黄君的引导，确实可以深切感受到台湾人民所遭受的又一次沉重的精神创伤，而这一次的创伤不是战争带来的，而是由七个日本商人“集体买春”的丑陋行径与罪恶的台湾商业娼妓文化的共同合击造成的。小说运用历史与现实双线交织的方法，把这种屈辱表现得相当强烈。虽然说娼妓业的兴旺并不仅仅是像台湾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所独有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社会问题，但是这一问题却在当时的台湾表现得相当典型。二战结束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的直接的军事侵略转换成了经济渗透。事实上，殖民主义时期与新殖民主义时期的侵略、掠夺本质上并没有任何变化，而小说的最大张力就来自于殖民和被殖民、侵略和被侵略的再次重现这一根本性问题。小说通过日本商人的“跨国性买春”行为，暗示了经济与权力的逻辑远远超出了历史记忆，使人们不得不更加正视新殖民话语背后的文化、资本支配逻辑，进而深入关注新殖民主义的霸权逻辑。如果从这个脉络上来领会这篇小说的丰富意涵，人们立刻就会发现它所提出的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当前意义。
随着观光游程的展开，对黄君而言，其内心那种因民族自尊和生活压力而被迫充当淫媒的矛盾，至礁溪的场景时达到了第一个高潮。小说全篇虽然基本上没有主干性故事，但所写的人物、事件，就截取生活的剖面来看，则颇具典型性，也是最能反映生活本质的一个焦点。小说中精心设计了一个黄君利用翻译的方式巧妙“修理”这群日本商人的情节，将他心中高涨的民族怒意直接发泄了出来，从这里开始，黄君不断进行自发性的反抗。百般不愿的黄君对于这桩寡廉鲜耻的“公事”极为反感，却又不得不让日本商人挑选自己的同胞妓女，为调情的嫖客和妓女充当翻译，为双方之间的夜渡花资进行协商，这些具体行为都对黄君的民族自尊造成了严重伤害，此时的黄君可谓憋了一肚子的怒气，但为现实所迫，既不能公然反抗，只好采取了一种恶作剧的方式进行发泄。他利用日本商人对环境既不熟、语言又不通的有利条件，想方设法整治日本商人。小说将写实与讽刺手法的运用，有机融合于一体。当黄君违心地扮演了“拉皮条”和翻译的尴尬角色时，人们可以发现在马场为首的日本“观光买春团”和中国妓女之间，黄君的同情显然在后者方面。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小说开始时黄君与同事之间那段颇为发人深省的话：
“以我所知道，那些女人没有一个是自甘堕落的，她们都是环境所迫，为整个家庭牺牲。我去干拉皮条，教她们怎么向日本人敲竹杠。你们知道，哪一个地方的女人越便宜，代表那地方越落后；像南美洲的几个国家，一个女孩子采一天的咖啡豆才赚八比索，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跟人陪宿是十六比索，大饭店里的一杯咖啡也是十六比索，你们不要笑，这是真的。我们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也是一个落后地区，事实上我们已经进步很多。但是在他们的印象，还是把我们看得低。他妈的，看他们来到台湾的那一副优越感，心里就气愤。……”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黄君对日本人的仇视是渗透在骨子里的。虽然黄君采取不得已的喜剧方式来发泄满腔义愤，但由于小说以相当多的笔墨刻画了黄君的内心世界，从而使他那近乎滑稽的感情发泄方式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意义。因此当日本商人跟小姐一起饮酒作乐时，由于双方无法进行语言沟通，黄君于是“心生一计开办临时补习班，教日本人中文，教小姐日文。但是只教他们‘好’、‘不好’、‘是’、‘不是’这四句话”，不大功夫，双方都学会了。小说生动地刻画了双方试着互相通话的场面：
这一下可热闹，本来不怎么想说话的人，也都想试试。结果不管通不通，反而变成喝酒作乐的游戏，笑声此起彼伏，连我自己笑得肚皮都痛起来。有一个小姐就坐在我的另一边，她向落合说：
“你是狗养的。”
“好，好。”落合猛点头还高兴哪。害这位叫美美的小姐笑得身体往这边倒过来。落合问我她刚说了什么？我说你不是说“好”吗？他说他猜美美说的话一定很有趣。
“是很有趣。她说你长得胖了一点，但是很可爱。”我回答落合说。
落合高兴的握着春桃的手：“真的吗？嘻嘻嘻，你也很可爱。”诸如此类的笑话闹了很多。
由这个充满“笑声”和滑稽感的场面可见，黄君对马场之流的自发反抗是通过别开生面的肆意嘲讽表现出来的。面对台湾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黄君个人虽无力回天，无法阻止这群衣冠禽兽的罪恶行径，但他却千方百计地将这群日本商人变成了小丑，供人嘲弄、讥讽；特别是一个卖淫的小姐用日本商人听不懂的台语“狗娘养的”嘲骂日本人，力所能及地张扬了民族感情和维护了民族尊严。这场闹剧的结局是：马场之流最后确实达到了目的，嫖到了台湾姑娘。当时的实情也只能如此，被迫卖淫的姑娘无法拒绝任何嫖客，而黄君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群日本商人污辱自己的同胞。然而，人们更应该正视的是那些笑谑背后隐藏的无尽辛酸与悲哀。事实上，这种带着沉痛泪水的“笑声”和黄君那难言的“苦衷”始终交织在一起，黄君虽然以“敲竹杠”的方式从日本人的手里为妓女争取到了更多的花资，提高了陪宿费以增加她们的收入，把“停泊钱”悄悄地从四百元涨到一千元；还叫这些姑娘们一齐动手抢光马场之流送的玻璃丝袜子，这些泄愤手段尽管无补于大局，却也到了黄君力所能及反抗的最大限度。因此当黄君得知旅馆女侍的女儿竟是昔日当教员时崇敬自己的学生的时候，黄君的羞耻感、惶恐感与犯罪感就更加沉重了。小说正是透过现实的残酷和民族精神沦陷之间的冲突，来唤醒人们的觉醒。如果从性别的角度来深究这个问题的话，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黄君虽有一定的谋生技能与社会位置，但却无法与整个台湾社会重新被殖民化的现实所抗衡，为了生存，他亦不得不被迫匍匐于日本“千人斩俱乐部”之下，成为一个精神上“去势的男人”，只能对自身这种男权丧失的状况进行一些自我调侃、瓦解及颠覆而已，面对强大的殖民势力，黄君终于被迫自我阉割地丧失了性欲与性能力，表现在小说中，那就是黄君只能凭藉近乎自欺的“精神胜利法”来缓解对自己的憎恶，但最终也只不过是以借酒浇愁和烂醉如泥来逃避自我良心的谴责。其实，在“殖民与被殖民”这个最具权力对抗关系的问题中，黄君身上一再表现出来的暧昧与游移态度，正说明了作者“抵制殖民”的良苦用心；而在小说对于人物既肯定又否定的塑造中，也呈现出了作者对重建民族自主意识与自信心的某种焦虑，间接反映出长期在殖民势力笼罩下的台湾一再无法摆脱的那个“历史性的难题”——真正的“男性形象”的阙如参阅了邱贵芬《台湾小说的孤女现象》一文中的相关论述，文中指出台湾小说中缺乏较为乐观、自信、有为、有深度的男性形象，见《文学台湾》第1期。。而导致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正是台湾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所处的边缘位置造成的。台湾在六七十年代被日本重新经济殖民的状况与台湾日据时期相比并无太大差异，事实上，惟有坦然面对自己“缺乏雄风”的缺陷与难题之后，才能进行真正反省。若再换一种理论角度来思考的话，这篇小说似乎还可以被挖掘出更丰富的意蕴。按照当前学术界流行的“后殖民理论”的论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在文学中往往以男性和女性的关系出现，而以男性对女性的狎淫和压迫呈现殖民地的压迫与剥削的复杂关系。小说中的“千人斩俱乐部”，形象体现了日本新殖民主义在其旧殖民地的复辟。随着60年代中后期，新的国际分工的展开，日本独占资本以贷款、投资、援助的名目，在美国的庇护下，深入20世纪上半叶的日军占领区，再次对这些地区施行“新殖民”。于是大批日本商人随日本跨国公司、技术合作、贸易商社在前殖民地进行扩张与掠夺。日本观光客在“集体买春”活动中首先占领了殖民地女性的身体，以此方式宣泄新殖民主义的种族优越感和再次君临支配旧殖民地的霸道意识。这篇小说中，以“剑”隐喻殖民者的男性生殖器官，以“千人斩”勾起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疯狂屠杀的历史记忆，这种描写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和丰富的象征蕴涵。由于故事情节的叙述始终没有离开过民族遭受侵略与殖民的记忆，因而即便小说中的角色与情节的设计虽然显得有些过于夸张，但却把台湾当年所处的历史情境表现了出来，从而增强了批判新殖民主义的力度。昔日，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武士”——马场、落合之流，以残暴的武力与带血的刺刀强暴蹂躏中国妇女的血迹未干；现今却又换穿西装革履，摇身一变成为商人，他们“放弃枪杆，却改用杀人不见血的经济侵略”，再度以“经济合作”、“技术合作”的名义“杀”回台湾，利用金钱与物质的优势，大摇大摆地卷土重来台湾，继续肆意施暴与凌辱台湾同胞。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还是把台湾看成他们的殖民地”，他们“来到台湾在商业上那种趾高气昂的姿态，就是在他们的经济殖民地上昂首阔步”。表面上看黄君的自发性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这充其量是一种心理上或道义上的胜利，自己的同胞照样被凌辱，只不过多收了一点点“花资”而已，这是一种怎样的胜利啊？无论是对于黄君来说，还是对于被嫖的台湾姑娘而言，皆因物质的贫困，才使他们的反抗显得虚弱无力。这篇小说不仅揭露了外国资本侵入和西方文化渗透后台湾社会出现的弊端，而且反映了在中日历史文化冲突中造成的民族忧患意识。换言之，小说不仅深刻地讽刺了商业与色情的结合，袒露了经济繁荣面纱下的罪恶；而且正是以这种巧妙的方式，通过黄君耳闻目睹的情况，一方面锋芒直露地揭穿了那七个日本嫖客的丑恶嘴脸和卑劣行径；另一方面通过回忆南京大屠杀和黄浦江浮尸的场景，将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进行对比，提醒同胞勿忘国耻。显然，这是当时台湾社会的民族悲剧。由于这一悲剧是描写日本商人如何在台湾嫖戏自己同胞的社会现象，而这种现象在当时的台湾是相当普遍的，因此再次严重损害了台湾同胞的民族自尊心。黄春明创作的这篇小说也就因其首当其冲地提出这个问题而显得引人注目，而小说的批判意义也因此得到了深化。
小说情节发展的第二个高潮则出现于观光游程的后半段。当“千人斩俱乐部”的成员在礁溪“集体买春”结束之后，黄君带着马场之流坐上火车由礁溪奔向花莲，在火车上这群人碰上了台湾大学中文系的陈姓学生，没想到此人是一个极为崇洋媚外的家伙。黄君利用日本嫖客和崇日大学生之间的语言不通，在他们中间搭起一座“伪桥”，成功利用自身优势，尽其在我地“翻译”了双方的“谈话”。当这位陈姓学生迫不及待地向马场之流请教有关中国文学的问题时，黄君惊讶之余灵机一动，诡称马场他们是日本“大学教授考察团”的成员；同时告诉马场他们，这个陈姓大学生是“学历史的”，“正在写有关八年抗战的论文，所以很想跟日本人谈谈。”黄君成功地将双方进行的那场对话进行了特殊“翻译”，不但以日本侵华的罪行去谴责日本商人，而且也以中华民族的悠久传统来启悟这位台湾青年：
“我爸爸一直告诉我日本不错，所以我也很想到日本。”
马场他们好像等着这边的话，他们望着我。我转向他们说：“他说你们的年龄，正好被征召入伍，参加侵华战争是不是？”我看到落合苍白的脸，一下子变得拘谨的马场，我笑着说：“这个家伙可真伤感情。不过也没什么吧。落合君，你好像对这件事较为敏感，怎么了？”
“没怎么啊。”停了一下，好像勾起他想到什么似的，“那时侯，除了残废，所有的年轻人都被征召入伍，当然我们也不能例外。”
“一场战争，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可以引起的。不管你们把那场战争叫做侵华战争也罢，那是当时日本帝国政府发动的，我，我们只有听任摆布的份。”马场看一看自己人：“对不对？”
“现在听起来，你们好像对这场战争从骨子里就反对。但是，那是现在。以前呢？你们不是高唱着代天行道打倒不义，边唱边踏上中国大陆的吗？还说是一场圣战。”我必要地笑着说：“要是我和你们一样，我也是一样。”
他们突然感到松懈了一下，大家都笑了起来。“那么你们都到过中国大陆了？当兵的时候。”
“除了竹内君我们都到过。”
“我突然，也对这个问题发生兴趣。其实是这位学生的问题哪。”我笑着说。然后看着学生告诉他说，“他们几个教授说，希望你能原谅他们说话不客气的地方，因为他们对你的想法有所批评。”
“不会的。我应该谢谢他们才对。”学生回答。
“他说你爸爸认识日本好，那还有一点情有可原的地方，因为他们的年龄，正好受到当时日本的愚民教育。但是看你的年龄不该有这种想法才对。”
“是我爸爸这么说的，……”
“你等我说完嘛。马场教授还说，假定日本是好的，美国是好的，或是哪一个地方是好的，那么你就想到好的地方享受，甚至于去逃避现实。试问你：假定日本是好的，那么你过去曾经替日本付出了什么？没有的话，就不用想去坐享其成。”我笑了笑，“不过教授说，如果你真想到日本去的话，他表示很欢迎。”
“我不是去享受啊？我是去读书啊！”
“读书当然可以，这是你个人的问题。教授的话也不是针对你怎么做批评。他大概对时下的年轻人，对现实不满，一味想往想象中较好的国家跑。你是不是这种人，只有你才知道。”
“他说得很对，我很钦佩他。他们来考察多少天呢？要是他们能到我们学校演讲就好了。”
由此可见，黄君的确充分利用了日本商人不谙汉语，而台大学生又不谙日语的情境，既向日本人提出战争责任的痛切诘问，又向那个对日本的现代化怀抱艳羡的台大学生提出了辛辣的批评。显然，向殖民者揭发五十年不曾解决的战争责任，向大学生强调民族文化，这样的“翻译”方式，确实达到了引人惕厉的目的。这位满腔民族义愤而又机敏灵活的黄君，在火车上的“搭伪桥”和“两头瞒”的翻译场面，确实达到了艺术作品处理历史题材的一个相当高的水平。黄君有效发挥“两头瞒”的技巧，最后达到了他的批判目的，其背后始终潜流着“历史上是永远洗不清”的这一民族记忆，向人们指出从意识和心灵上“去殖民化”的重要性。具体来说，在火车上，面对台大学生与日本商人，黄君通过巧妙方式穿针引线，以强烈的民族主义对他们进行了两面夹攻，俨然成了道义审判官，鲜明呈现出他心灵深处的抵抗意识。他一方面逼使七位日本嫖客承认曾在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累累罪行，从而让他们这次的台湾之行——变“观光者”而为“被告”；黄君采取“揭老底”的办法，通过南京大屠杀、黄浦江沉尸和大轰炸等历史史实，彻底戳穿了日本“千人斩俱乐部”的丑恶本质，揭露了他们当年参加侵华战争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将他们置于历史的审判台上，并进而从灵魂上鞭挞他们，迫使他们不得不产生认罪感。换言之，从精神实质上来说，马场之流是被黄君彻底压倒了，他们远渡重洋前往台湾寻欢作乐，最后却始料未及地陷入痛苦心情的折磨中。另一方面，黄君还以那个崇日媚外的台大中文系陈姓大学生为靶子，不仅批评了这个大学生和他父亲历史意识的薄弱，而且对当时普遍盛行的崇洋媚外的社会风气亦进行了猛烈针砭。不仅严厉教训这个中文系大学生的数典忘祖，而且使他为自己连台北故宫的文物一次也没参观过，却一心向往到日本去研究中国文学的媚日行为而感到羞愧，小说由此凸显了台湾青年的心灵在“新殖民地”处境下遭受扭曲的严重程度。小说所构思的这个“搭伪桥”与“两头瞒”的情节，在现实中确实并不常见，但作者却有意制造了这个“巧合”的情节，目的不外乎是借此发泄胸中反日的激情，同时又对年轻一代中竟有如此丧失民族尊严的人，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小说自始至终贯穿着双关讽刺：既刺人——日本商人，又讽己——崇日的洋奴型青年，而讽刺的矛头最终还是落在自己民族的弱点之上，小说为此发出了沉痛的质问：“为什么能产生故宫里面那样的文物的优秀民族，近世纪来竟枯萎得这么厉害呢？”而正是这一点，使小说深深撼动了人们的心魂。恰如鲁迅所言：“我们……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鲁迅：《致尤炳圻》（1936年3月4日），见《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82页。而由于小说在批判中将上述两方面紧密地结合了起来，这就使得张扬民族尊严的主题变得更为鲜明突出。黄君身上折射出来的这种民族意识当然十分可贵，然而，人们也应看到黄君所取得的胜利，其意义是十分有限的，充其量只是道德意义上的胜利罢了，因为在小说中那些诙谐的笑声背后了隐藏了许多发自内心深处的悲凄。而这恰恰是因为作为社会希望的年轻一代的堕落所引发的。黄君教育和讽刺的那位台大学生，不也正象征了台湾的一般年轻人吗？黄君尽管对他有不少的嘲谑，但之后又如何呢？大部分的台湾青年还不是像这位陈姓大学生一样依然崇日媚外。一代新洋奴又在成长，这样的社会希望何在？这的确是那个年代台湾人的悲情。
当然，这篇充满讽刺意味的小说除了它本身取得的高超艺术成就之外，还有效表达了作者深刻的历史反思和冷峻的现实忧虑。一般来说，最杰出的讽刺文学多半来自殖民地的弱小民族作家。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的爱国作家，黄春明小说中的笑谑其实是相当悲伤与刻骨铭心的。人们往往可以看到欲哭无泪的悲怆情节里暗藏着可笑的意味；在那可笑的情节中却隐蔽着令人柔肠寸断的悲愁，因为在这篇小说高度的艺术性背后始终潜流着强烈的历史记忆和殖民地创痕。那么小说主要通过何种叙事策略获得作品现实意义的呢？简言之，小说是通过充分展示新殖民地台湾社会与生活的批判视野来解决这一问题的。众所周知，二战结束后，帝国主义的前殖民地纷纷在民族独立斗争中获胜，为了继续维护和延长前殖民地宗主国的利益，帝国主义改变了策略，放弃了对殖民地直接的暴力统治，转而支持自己培养出来的殖民时代的土著精英，当这些土著精英在独立后掌握了政权，帝国主义就藉这些“代理人”继续维持他们在前殖民地的各种利益，世称“新殖民主义”。在新殖民主义下，宗主国虽然无法完全控制新独立的国家或地区的政府机关，对前殖民地进行直接统治；但却可以通过新独立政权中的前殖民地精英资产阶级，经由经济垄断、货币分配、资本转移、文化渗透、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以及西方价值、风俗、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扩散等手段，造成新独立国家或地区人民心灵的再度殖民化，瓦解这些国家或地区人民的民族文化认同。这些都与传统殖民主义所造成的荼毒并无二致。而这一切则引起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知识分子深入探究和反省新殖民主义的危害。台湾是日本的前殖民地，日本虽然在二战中因彻底战败而把台湾归还给了中国，但是战后不久，日本就迅速利用国际“冷战”秩序，重建了其在前殖民地的威权，以新殖民主义的方式再度深入支配与控制台湾。早在1950年开始，日台在美国中介之下，就恢复了日台间的殖民性质贸易关系。60年代中后期，在新国际分工下，日本长期对台高顺差输出，从而以结构性的贸易优势，攫取了台湾对美的巨额贸易顺差。日本资本、商品和商人沿着旧殖民地时代的人脉和历史根基源源不断地向台湾渗透。因此，战后二十五年重登台湾的日本商人的潜意识里，仍将台湾看成其殖民地，他们在台湾商场“趾高气昂”，如同“在他们的旧殖民地上昂首阔步”，的确是自有原因的。这些日本商人对于前殖民地台湾抱持着殖民者中心的偏见和歧视。如果说后殖民理论家萨伊德是以“东方主义”说明了西方对中、近东前殖民地根深蒂固的偏见，那么日本人也始终对其前殖民地台湾抱持着“南方主义”的偏见。日本以“南方”称台湾和东南亚诸殖民地。因此小说中的日人马场之流，对于从农村来礁溪卖身的“很俗气”的台湾妓女发动了殖民性质的色情想象——对于可以前往花莲狎嫖到台湾原住民妓女感到兴奋。若从小说蕴涵的丰富意义来看，贯串这篇小说首尾的，则是日本观光客“集体买春”的特殊消费行为，这构成了故事的主线。在社会转型期间，娼妓业的泛滥乃是一个国际性的现象。这篇小说就透露了关于这方面的若干重要信息：娼妓业已从一国的内部“消费”，扩展为国家之间的民族冲突，特别是昔日的殖民者重新以金钱为手段，去凌辱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妇女，不以为耻，反自得意。这种情况说明殖民主义的幽灵在战后以“经济技术合作”、“文化交流”，以及“观光旅游”等种种方式借尸还魂了。由于小说将新殖民主义者——日本“千人斩俱乐部”成员的“集体买春”行为，定位为侵略和被侵略、日本和中国的二元结构的“问题”，从而使这篇小说不仅如同一把锋利的双面剑，一面斩向日本新殖民主义者，一面斩向台湾人的媚日心态。事实上，这个“千人斩俱乐部”成员此次到台湾的“买春”旅游，用金钱取代刺刀对台湾女性玩“千人斩”游戏，对于这种无视人权、妇女权利的新殖民嫖客的无耻行径，作者不仅对此做了道德上的严厉谴责，而且还是以针锋相对的民族立场在批判它了。
在“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批评理论还没有在台湾读书界流行的70年代，黄春明早就以小说形式将台湾社会中浮现的日本新殖民主义的文化、种族偏见提出来加以批判了。也正因为如此，这篇小说带给人们一种令精神震撼的强大穿透力。虽然小说塑造了黄君这样一个抗争性人物，但他已经完全不同于黄春明以前作品中的人物，他既不忍辱苟活，也不再把希望寄托于未来，而是面对现实，对自己的处境明确表示了不平或不满，虽然他对媚外思想和民族意识的沦丧均持有坚定而鲜明的批判立场，但却也只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利用巧妙方式，对这些披着观光客外衣的新殖民主义者进行灵魂的审判，让他们在历史的罪恶与现实的丑行中看到自己的真实面目而不免心惊肉跳，并在经济上付出更大的代价。当然，这种斗争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历史的进程与事件的性质，只是暴露了新殖民主义者的丑恶行径，借以呼唤社会良知。虽然黄君在“拉皮条”与“搭伪桥”事件中所显示出的不过是某种自发的个人抵抗色彩，但却很自然地将赞颂民族主义这一主题和批判崇洋媚外的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不仅以锐利幽深的眼光洞察了新殖民主义者的丑恶灵魂，而且敏锐地反映了台湾社会转型时期民族主义情绪抬头的历史潮声。因此人们可以这么说：《莎哟娜拉?再见》的问世，不仅将所有中国人胸中的闷气一股脑儿像火山爆发般喷了出来，激起了人们高度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激情，而且也使黄春明的声誉超越了同一时代的台湾作家。显然，就这一点而言，这篇小说的当前意义远比发表当时的价值要大得多。
《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