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冷峻的殖民批判——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三阶段 第五节 《我爱玛莉》
70年代中后期，世界经济迅速发展，商贸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了台湾，台湾随之搭上了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列车，不少跨国公司相继进入并占领了台湾市场，特别是美国和日本输出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日渐深广地渗透和侵入台湾社会的每一隅。换言之，台湾正在日益深入地沦落为美、日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殖民地”。当时整个台湾皆在快速的转变之中，不仅乡土日趋边缘化，而且传统亦日益没落，全社会不由自主形成了一种贪婪、粗鄙、急功近利的资本主义“市侩文化”，特别是像台北这样的工商业兴盛的大城市中，传统文化与道德的阵地更是不断地迅速沦丧，人性与人心皆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异化，当老板的惟利是图、无视道德，中上阶层一心向往西方式的生活，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甘做洋奴、仰人鼻息，当时的台湾社会确实陷入了一种“全盘西化”的陷阱之中，崇洋媚外，特别是“崇美媚日”已成了一种社会通病，台湾一时间面临着何去何从的严峻选择？而黄春明的小说《我爱玛莉》发表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时间是1977年9月，当时台湾著名的“乡土文学论战”正处于高潮时期。当时台湾的知识界和文化界的有识之士敏锐意识到了新殖民主义的弊端，大声疾呼回归乡土，重建民族自信，从思想和精神上反思和清算新殖民主义的经济、文化侵略所造成的祸害。黄春明虽然没有直接撰写论争文章投身于这场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乡土文学论战”中去，但他却并不是一个冷眼的旁观者，而是以他擅长的文学的形式，用一系列小说狠狠地讥刺了新殖民地政治经济关系中台湾买办阶级知识分子的荒谬与丑恶，揭露了台湾现实社会中潜伏的深重危机。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买办商人大卫?陈，这是一个异常典型的“黄皮肤白面具”型的洋奴。小说以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激烈冲突和撞碰的台湾现实社会为背景，以其犀利的笔触、愤怒的激情，以及幽深的目光洞察了人物的灵魂，用简练精妙的手法勾勒出人物的丑恶嘴脸，形象反映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人性畸变和人心裂变的危险。
小说一开篇就以“名正言顺”为小标题，迅速将主人公大卫?陈推到前台进行介绍。大卫?陈原名陈顺德，本是一个小地方的初级中学英语教员，来到台北后幸运地抓住了机遇，进入一家美国公司做事，一两年后升任经理，后又抓住机会走进了洋机关，几经钻营，在人事资料上，他年年都有小幅度的升等。大卫尝到了当洋奴的甜头。他以西方生活方式为最高的价值取向，迅速将自己“美国化”，他打洋腔，摆洋谱，甚至甘于扬弃自己的名字，为了讨洋老板的欢心，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英文的“DAVID”，用中文念起来就是“大卫”的谐音，可是他的洋老板卫门由于发音的原由，却将他唤作了具有嘲讽意味的“大胃”。事实上，小说主人公的改姓名行为潜藏着更深的涵义。众所周知，随着60年代以降到外国留学，或在台湾的外国机关、跨国公司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台湾精英知识分子取洋名已是蔚为风潮，陈顺德的改名为大卫?陈，不过是一件极为普通的事，乃沧海一粟而已。但小说却在主人公改姓名的问题上，做了一篇很诙谐辛辣的文章。主动把自己民族和家族的名字改为殖民者的名字，当然是与殖民者同化的象征，但在汉语汉字环境中，“DAVID”被讹为“大卫”甚至“大胃”，却带有嘲讽意味。目前流行一时的“后殖民理论”就指出，被殖民者在“复制”殖民者的文化、语言时，往往掺入土著文化的“异质”，使殖民者文化走样变质。然而“改姓名”确实使陈顺德忘乎所以，丧失自己的认同。因为当被殖民者被迫用殖民者的语言、名字取代自己的身份、历史、传统和文化时，被殖民者终将丧失证明自己的独立主体和历史意识。当别人叫大卫?陈的洋名和中文名字时，他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叫洋名时他笑脸相迎，以中文名“陈顺德”招呼他时，竟会回不过神来，“通常地一声是听不见，第二声的时候他会在心里想一下；第三声，他会因厌烦而焦急，但仍然装着听不见”，甚至谎称一边耳聋以掩饰其不满；而且他还会神情不悦地说，同他一样叫“陈顺德”的人太多了，“好久就没有人叫我陈顺德，叫我大卫”。自从改用洋名字，陈顺德“脱胎换骨”，“着实地扎根在”洋机关的“工作环境”中了。但他的这种彻底同化的行为并没有使他获得洋老板真心的对待。洋主子只不过是觉得大卫?陈这个标准的“买办”好用，推行业务的能力高超，对公司在台湾的“洋务”推广和拓展具有“多角性利用价值”，而且大卫?陈对洋上司百依百顺、逆来顺受，极尽巴结讨好之能事，有一种别人望尘莫及的“韧功夫”；然而即便是这样，洋主子仍然对他充满了鄙视，洋主子卫门夫妇私底下始终以猪、狗指称已经改名为大卫?陈的台湾人“陈顺德”，并且丝毫不忌讳对他的嫌恶。尽管刻薄的洋主子将大卫?陈当成一头“猪”或一条“狗”来看待，他却恬不知耻地把这当作是同洋上司之间的一种“友谊”的体现。很显然，在殖民者和力求同化的被殖民者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条无法填平的鸿沟。小说虽然是以极度夸张的形式激烈抨击大卫?陈极端崇洋媚外的丑恶行径，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活的真实。
小说作为对台湾经济新殖民地问题进行剖析的另一个重要切入点，就集中在滋生于这上面的一个特殊阶层——洋奴买办因“文化认同”的错位而导致的精神与道德的沦丧方面。正是这种渗透和积淀在血液与骨子里的“崇洋情结”，使大卫?陈奴颜媚骨地成为了一种被鲁迅所痛斥的“可恶奴才”——“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鲁迅：《忽然想到》（七），见《鲁迅全集?华盖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0页。为了从洋主子那里获得更多的残羹冷炙，多啃到几根主子丢弃的“肉骨头”，因此他的奴性便集中在对于洋主子的种种媚态上。因为大卫?陈从自身经历中深深体会到：只有当好了洋主子的奴才，才能成为自己同胞的“主子”，所以他除了名字洋化外，还摸熟了一套取悦洋上司的手段。列宁曾这样说过：“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家。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津津乐道地赞美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乐善好施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5—1959年版，第36页。而大卫?陈的确就是列宁所说的“无耻之徒”！而这种无耻的奴性使大卫?陈迅速成为洋老板最喜欢“用”的人，他的薪水和职务也迅速看涨，生活水平一年上一个新台阶，拥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洋房和汽车，逐步地实现着他所向往的美国生活方式的梦。就在大卫?陈雄心高涨、踌躇满志之时，一向“赏识”他的洋老板卫门与露西夫妇却要卸任离开台湾返回美国了，大卫?陈免不了表现出恋恋不舍之情，他不仅挖空心思地给露西送了一对手镯和两件订做的旗袍，而且还外加一幅价值四千元的“白石翁的残荷临摹”古画，以此为诱饵向卫门夫妇邀宠；而且还处心积虑、死乞白赖地缠着洋老板卫门夫妇，恳求他们将其豢养的一只价值不过六百元的杂种洋狗——“玛莉”留给他，大卫?陈甚至不惜花费两千元台币巨款为“玛莉”修建了一座新狗舍。卫门夫妇本来就无意多花数百美元买机票把狗带回国，因而也就答应了大卫?陈的要求。卫门太太临行前曾特别嘱咐他：“狗，跟人一样，你爱它，它就爱你。”“玛莉最近发情，你可不能让它随便跟土狗交配，一定要找一只有血统证明的狗才可以。”大卫?陈将洋主子的这段临别赠言奉为圭臬，始终遵行不悖，而这段话亦为故事后续的发展埋下了一个伏笔。大卫?陈终于将“玛莉”过户到自家门下，除了借此达到光耀门庭、抬高身价的目的之外，其实他领养“玛莉”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这是他所进行的一项长期的“感情投资”，“玛莉”是他未雨绸缪预先留下的一着暗棋，一方面可以继续和洋老板保持联系，另一方面则出于醉心于美国式生活方式的愿望。他更期待的是，一旦有一天洋老板再次回来时，会因其“忠狗”的行径而大大褒赏他，从而实现他心里早就制定好了的“在这外国机构爬升的事业”。他曾向妻子玉云透露其心机：“你以为我喜欢养狗吗？我只想养卫门家的狗。”“卫门虽然回美国，但是还是跟我们有关系，并且他可能还有回到台北的机会。”换句话说，因为“玛莉”是洋主子的象征，伺候它就等同于服伺洋主子，而一旦洋主子再度调回台湾后，“玛莉”就将成为他同洋主子之间的一种粘合剂，可以继续巩固两者之间的主仆关系；显然，大卫?陈的前程跟这条名唤“玛莉”的狗确实结下了不解之缘，故而他才会把领养“玛莉”视为至高无上的幸事。很显然，大卫?陈是把这条狗看成自己日后在洋机关卖力爬升、炫耀身份地位与事业前途的希望所在，因此他会认为“玛莉”神圣不可侵犯，爱“玛莉”远胜过爱自己的妻儿。大卫?陈为了讨好洋主子，求人不得而求其狗的行径，呈现出来的已不仅仅是无奈的卑微，而是可厌的卑屈了。当大卫?陈如获至宝般将“玛莉”用车载回家时，此时的他，真是得意非凡，踌躇满志，“很清楚的自觉得，他的生活又往上跳升了一格，越来越像美国式的生活了”。具体来说，就是他的生活更加美国化了：他梦想着尽快在台北的“天母”外侨住宅区拥有自己的房子，并像在台北的洋人那样带着狗开着欧洲轿车，让洋狗“玛莉”向车窗外伸出半个脑袋，招摇过市。这无形中表明进入美国公司工作四年以来，他已经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这显然深刻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殖民地体制下，被殖民者，特别是那些受到殖民者片面的现代性所蛊惑的殖民地精英，亟思同化于殖民者来改变自己卑下的处境。若用“后殖民理论”大师弗?法农的话说，就是要在自己黑色的脸上戴上殖民主子白色的面具。他们全心全意学习和模仿殖民者，并且在模仿的过程中，急切地否定、拒绝、唾弃自己的种性、文化和传统，还用背弃和否定自己的方式来全心倾慕、谄媚和崇拜殖民者，从而否定真实的自我。这些试图以改换姓名、改变头发和皮肤颜色，以及改变生活习惯等同化手段来改变自身命运的“被殖民精英阶级”，在价值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知识系统和意识形态认同方面，是完全惟西方殖民者马首是瞻的，他们完全以殖民者的是非、善恶、美丑标准作为自己判断是非、善恶与美丑的标准；与此同时，他们甚至于会将自己的民族、家族，乃至同自己民族相关的一切历史、传统、文化都当成落后、丑陋和羞耻的东西，从而产生憎恶感，觉得无法忍受。归根结底，这群所谓的“被殖民精英阶级”是竭尽全力来离弃和憎恶自己的祖先与同胞的，希望以此受到殖民者的青睐，并被殖民者所完全接纳。历史地看来，这样的“被殖民精英阶级”几乎从没有成功过。他们那种焦虑、谄媚奉承、奴颜婢膝以乞求同化的心态与行为，不仅没有被殖民者所接纳，反而遭到殖民者更深的鄙视、不齿、厌烦与排斥。反过来说，被殖民者以背弃自己的同胞与历史文化，向往同化于殖民者的奴性行为，既没有从殖民者那获得等值的回报，又为自己的同胞所不齿，自己的同胞也以敬而远之来回应他们，最后那扇“同化之门”仍旧是被殖民者冷峻、倨傲地紧紧关闭着，而这样的殖民地精英因而也就陷于众叛亲离的孤独、尴尬境地参阅了张京媛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前言》中的相关内容，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7页。。旧殖民地精英如此，改变策略后的新殖民地诸关系下的精英资产阶级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爱玛莉》这篇小说就以生动的形象说明了台湾新买办阶级的处境。
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小说一层层深入揭示出这种主子与奴仆之间畸形关系的实质。“玛莉”到大卫?陈家之后，大卫?陈立刻将它视为新的主子，极尽奴性地宠爱和伺候着这只狗，甚至视自己的妻小都比不上这只杂种狗，任凭该狗搅扰家人，让妻儿全都受尽了“狗罪”。由于大卫?陈内心深处极度“崇洋”，这使得大卫?陈在对待“玛莉”和家人时，采取了大相径庭的态度，但大卫?陈始终未对此进行理性的反思。他只是直觉地感到“玛莉”在他心目中的地位高过家中的一切，小说中有一段描述很贴切地揭示了这一点：“他认为糟蹋玛莉，在他社会性的本能上，觉得是在糟蹋他的前途，甚至于过去一切辛劳。”由此可见，在大卫?陈、洋上司、妻儿，以及“玛莉”之间萦绕着几重特殊的“人——狗”关系。具体而言，洋上司的宠物中，不仅有一条杂种“大狼狗”——“玛莉”，实际上洋上司还有另一条宠物“哈巴狗”——大卫?陈；而大卫?陈对待妻子、儿子的关系来说，他无异于是家里的“大狼狗”；当他奴颜媚骨地甘为洋上司“哈巴狗”的同时，反过来又要求自己的妻儿当他的“哈巴狗”。当洋上司回国以后，“玛莉”就成了他的新主子，大卫?陈则再次蜕变为“玛莉”的“哈巴狗”，显然，当惯了奴才的大卫?陈不可一日无主子，而且已片刻离不开主子了。而大卫?陈的妻子在他的强迫和压制下，只能无奈地伺候“玛莉”这个大卫?陈的新主子。换言之，大卫?陈不仅在洋上司面前把自己降低到了狗的地位，而且为了个人私欲，还要将自己的妻子降到比狗还低下的地步。这恰如鲁迅所指出的那样：“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则奴性十足”，“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鲁迅：《谚语》，见《鲁迅全集?南腔北调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42页。小说通过大卫?陈对洋上司，以及作为洋上司象征的狼狗“玛莉”，同自己的妻儿之间判然有别的态度，不仅尖锐讽刺了小说主人公的奴性，而且对这种妻不如狗、人狗易位的畸形关系进行了深入挖掘。这种“将狗拟人化”和“将人拟狗化”的隐喻性艺术描写，的确生动勾勒出了一幅“人狗颠倒”的处于异化状态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
虽然卫门夫妇和大卫?陈之间的“主奴”关系因洋主子的回国而暂时结束，但作为奴才，那是一刻也不可少了主子的，因此大卫?陈迅速与象征洋主子恩德与权威的杂种狗“玛莉”建立了新的“主奴”关系。这使“玛莉”一进大卫?陈的家门，立刻就成了家中的“太上皇”。这条大狼狗不仅给大卫?陈的家人带来无尽惊吓与恐惧，而且还将家里的陈设毁坏殆尽。第一天，“玛莉”就把大卫?陈像命一样宝贵的三十多盆宫兰和报岁兰全部打翻在地，还摔破了十多盆这些珍贵的兰花，平时孩子不小心弄坏了一点，都难逃挨打的惩罚，但“玛莉”摧毁、弄碎了几乎所有的兰花，大卫?陈却并不怪“玛莉”，反而嫁祸于妻子，说是妻子照料不周造成的。这可是苦了一向怕狗的妻子玉云，玉云为了防备“玛莉”的破坏，不得不把兰花全都用铁线悬吊起来，晒衣服时只好被迫踩在凳子上爬高，而且，玉云为了更好地伺候洋狗“玛莉”，不懂英语的她却认认真真地抓紧一切时间背诵大卫?陈所列出的英文，大卫?陈的家人就暂时这样战战兢兢地度着日子。可是几天后不幸的事再次发生了，玉云打扫天井时，一不小心松了“玛莉”的绑，“玛莉”顿时野性大发，在屋子里蹦蹦跳跳、横冲直撞，经它房前房后一个多小时的扑腾之后，原本漂亮整齐的家宛如遭受了一次私人迷你型台风的蹂躏：落地灯、灯罩、玻璃花瓶、绣花坐垫、纱窗，不是被打碎，就是被抓破；就连大卫?陈心爱的地毯上也撒满了炉灰，整座宅院被扰得一片慌乱，惊慌失措的玉云则一边打扫房子，一边口里乱嚷乱叫地追着“玛莉”跑。然而，大卫?陈回家后，面对家中一塌糊涂的惨状，并未因此而生“玛莉”的气，反而因担心“玛莉”受惊而殷勤地对它进行抚慰：
大卫一边安抚着玛莉，一边指挥着玉云，要她把花这样那样地说了一大堆，要是他看到玉云做得不合他意，他就骂她笨。原来被侍候的舒舒服服地趴在地上的玛莉，它一听到大卫讲的不是英文，声调又是那么不友善时，它赶紧站起来，不安的露出野样子，大卫马上改用英文和语调，连忙说：“No！No！No！not
you，not you……”说着一只手抓牢链子，一只手正相反，轻轻的拍玛莉，有时顺玛莉的毛势，从头到身体，一下一下抚慰，狗一舒服，又放松的趴在地上。玉云一边整理地上，一边勾着眼睛，一直注意狗的动静。而她的一举一动也在大卫极易怒的注视之下，注意她是否弄坏了花身。
值得注意的是，同殷勤抚慰肇事者“玛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卫?陈对待这场家庭大浩劫的最主要受害者妻子玉云的态度却着实让人感到瞠目结舌，他不仅没有同情、安慰妻子，反而是冷眼横眉，拿忙了一整天的妻子玉云发泄怒火：
“你笨蛋！你这没用的东西……”
“要是你听我话不养狗，就没有这些事情！”
“废话！你笨蛋你还有什么话说？”
“啊——我知道了，凡是动到你的兰花，你的地毯，你的汽车，现在又加上你的狗就有事情了。”她越说越泄气。
“给我闭上你的狗嘴！”
“嘿嘿，”玉云完全没脾气了，毫无表情地做个笑声，淡淡地说，“我有一张狗嘴就好了，恐怕连狗都不如——。”
两厢比较起来，大卫?陈对于洋狗“玛莉”和自己妻子迥然相异的态度，可以看出在他心目中真是“人不如狗”啊！推而言之，这不也正是所有洋奴对洋主子和对自己同胞态度的生动写照吗？作者所呈现的洋狗“玛莉”飞扬跋扈的情形，使小说对新殖民主义的批判显得更为生动。“玛莉”作为在洋老板卫门家英语环境中养大的狗，它只能在英语语音下做出反应，是一条只能依照殖民者语言反应的狗。由于殖民与被殖民两者之间在客观上形成的主奴关系，致使被殖民者亦无法役使殖民者所豢养的畜生。因此当“玛莉”情绪不稳时，大卫?陈必须使用英语轻声细语地抚慰它，才能使它安静下来。作为养家的人，大卫?陈君临自己的妻小，妻子玉云因必须仰赖其维生，因而对大卫?陈尤为驯顺畏惧，对于大卫?陈无理的叱责不敢反抗，只能“完全没脾气了，毫无表情地做个笑声，淡淡地”将一切委屈和辛酸强咽下去。由于洋狗“玛莉”乃大卫?陈力求同化于殖民者的手段与进阶的工具。大卫?陈愈是积极于同化的目标，就愈是会以“玛莉”的情绪、好恶、舒适与否为家庭的中心，自然也愈是会将妻儿的价值和地位视若无物。显然，不是洋狗“玛莉”统治着包括大卫?陈在内的一家人，而是殖民者的价值、生活方式和殖民者片面的“现代性”通过一条狗役使和宰制着大卫?陈一家人。显然，在殖民地关系中，被殖民者已被剥夺了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而殖民者语言和文化的强权统治又使被殖民者噤声失语，并无从形成对自己的表述定位。不懂英语的玉云，因将“玛莉”叫成“美丽”，就常常遭到大卫?陈的嘲笑。换言之，作为最底层的被殖民者中的一员，玉云因为不谙殖民者的语言，且不说在洋人面前，即便是在她那个买办洋奴丈夫面前，甚至是在一条只对英语有反应的洋狗面前，也是处于噤声失语的难堪境地的，她在非中文的语境中只能处于无法表述自己、界定自己的弱势地位。显然，正是殖民地的畸形关系使人变成奴隶，使人不如狗，使人同畜生的价值被完全颠倒了。
随着对大卫?陈崇洋媚外奴性人格的进一步展示，小说在情节的设计方面益发生动。由于大卫?陈始终将洋主子卫门太太的临别嘱咐牢牢铭记于心头，因此大卫?陈心中最担忧的就是害怕发生“玛莉”和当地土狗交配的事，害怕因此而“玷污”了“玛莉”“高贵”的洋血统。但越担心的事就越是发生了。这条外国母狗来到大卫?陈家后，本地的土狗们个个都垂涎欲滴，经常一群群地伸长脖子围在大卫?陈家的门口不肯离去，和大卫?陈玩起了“敌进我退”的游击战，大卫?陈轰赶一下，它们就后退一步；大卫?陈再轰赶一下，它们就再后退一步，然后便撑起前腿虎视眈眈地企图伺机作案。这使大卫?陈家时刻处于这群当地发情野狗的重重包围和严重威胁之下。大卫?陈一再告诫妻子玉云，千万要保护好“玛莉”，无论如何不能让那群土狗得手。遗憾的是，这条被大卫?陈视如珍宝的洋狗却一点也不争气，偏偏就是喜欢当地的土狗。一天早上，玉云按惯例出门遛狗，未承想到带着“玛莉”才刚出门口，几只当地公狗就跑过来了，冲着母狗“玛莉”发起情来。玉云不禁心里一慌，套着“玛莉”皮带环的手腕被刮破了皮。此时，一只当地公狗已骑到“玛莉”身上，玉云想拿砖头砸那只公狗，未料连“玛莉”亦被吓得向前用力跳开，令玉云手中拴它的皮带环一下子被勒紧了，再次往玉云手上的伤口上重重一刮，使玉云疼得不得不把牵“玛莉”的手松开，“玛莉”于是拖着链子跑开了。这样一来，玉云被吓坏了，她忘了手上的剧烈疼痛，拼命追赶“玛莉”，口里还不停地呼叫着：“美丽——美丽——”就这样，“她跌倒，膝盖破了，血一直流湿了双袜……这样带伤失魂落魄地追了三四条街道，最后还是一个年轻人帮她把狗牵回家去的”。可是大卫?陈回家后，面对伤痕累累、皮开肉绽的妻子，没有丝毫同情与安慰，反而怪她笨，不懂英文，把“玛莉”叫成“美丽”，才招致了这一场灾祸。经过了这次“当地野狗突袭玛莉”的事件，他们取消了遛狗。但好景不长，平静的日子总是短暂的，更大的“灾祸”还是发生了：一天下午，玉云外出去买牛肉，一时疏忽，门没关牢，而“玛莉”却发情了，按捺不住地挣脱链子夺门而出。玉云回来时，发现“玛莉”私自跑出家后，竟然饥不择食地在家门口和一只比它小很多的、很不像样的土狗交配上了。面对这一突发情况，玉云如惹滔天大祸，嚎啕大哭起来，赶紧打电话叫大卫?陈回家。大卫?陈飞快往家赶，在门前下车时，恰好目睹了“玛莉”正得意地与当地土狗交配的场面，当场气得大卫?陈不可名状，小说写道：“今天玛莉的桃色事件，在直觉上，一只不是普通的狗，竟然给土狗奸了的事，令他错综复杂地懊恼而气愤起来。还有，这件事在玛莉的肚皮里，可能发生的结果，更叫他坐立不安。”这原本不过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畜生交配的小事，大卫?陈却将之定位为“桃色事件”，好像自己被戴上了“绿帽子”似的怒不可遏，真让人感到忍俊不禁。然而，在小说设定的那个具体语境中，大卫?陈如此荒唐、可笑的想法和行径却使得一个典型洋奴的丑态跃然纸上，这真是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啊！此时恼羞成怒的大卫?陈几乎已经陷入了疯狂的状态，他不仅自怨自艾，而且不问青红皂白地将怒气转嫁到妻子玉云身上，像对待不共戴天的仇人似的劈头盖脸地对妻子大打出手，他愤怒地把妻子“拉上来，左一掌、右一掌地掴”，面对妻子“‘对不起，对不起……’她捂着脸，像小孩子向大人求饶，不停地说对不起”的求饶惨象，竟激不起他一丝怜悯与不忍，甚至还恶毒地咒骂妻子：“你死好了，你死好了”；“你这个自私的女人，你怕狗，你讨厌狗，你就存心破坏我”，毫无理智地一味责怪妻子未将“玛莉”保护好，破坏了其“事业”与“前途”。这个“连打带骂”的细节，赤裸裸地剥开崇洋媚外者的可耻嘴脸。虽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但大卫?陈如此肆无忌惮发泄的洋奴淫威终于也惹恼了一向逆来顺受的妻子。以致一向畏缩的玉云突然挺身站起来抗议：“我再也不愿受你的洋罪了。”“你想打就打吧。”“我倒是要感谢你……你竟还忍心打我，这才把我打醒了。”逼得玉云不得不发出愤怒的质问：
“过去的我们不谈，现在我问你，”她停了一停，“你爱我？还是爱狗？”
“爱狗！”大卫疯了似的叫起来……
当这个无耻之徒竟然疯狂般地叫喊出“爱狗！”时，大卫?陈的洋奴丑态已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这也是小说《我爱玛莉》取名的由来。小说在对人物的嘲弄中埋伏着深沉的痛楚，在让人捧腹的笑声里隐含着悲伤的泪水，行云流水的情节中却翻腾着污泥和浊水，其讽刺效果也达到了极致。显然，从艺术上来看，小说所运用的这种刻画人物的讽刺技巧是相当辛辣而深刻的。讽刺不仅是一种手段，而且是一种实质。小说把批判的主旨和运用讽刺的艺术手法融会贯通于一体，使讽刺艺术不再显得是轻佻、滑稽，或可笑，而是呈现出厚重、深沉的悲剧样貌，使人欲哭无泪，悲喜交加，并庄严地赋予这种讽刺以肃穆感，可谓达到了鲁迅所说的“将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将有价值的毁灭给人看”的艺术高度。小说并未采用滑稽的漫画手法来勾勒大卫?陈这个完全丧失民族气节的洋奴形象，而是采取严肃的讽刺，其目的就是为了不使批判“崇洋媚外”这一庄严的题材被污染，不使“新殖民主义”的危害这发人深思的问题被人们在一刹那的哄笑声中散掉。因此，人们可以体味到，当大卫?陈之妻玉云质问他“你爱我？还是爱狗？”而他回答“爱狗”时，人们被激发的就不是轻松戏谑的笑声，而是一种钻心的愤怒和沉痛了。很显然，小说表面上巧妙采用了喜剧情节连环套的结构，实际上却隐现了一则人异化为狗的悲剧故事。小说真正想要批判的，并非只是大卫?陈之流的台湾洋奴，而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巨大跨国资本体系对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在经济上与文化上的“重新殖民”。为了一条洋主子曾经养过的杂种狼狗，大卫?陈竟连自己的妻儿子都可以不要。一个人的价值居然要靠狗来证明，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天大的讽刺，然而他却丝毫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显然，这种做惯了奴才的家伙已做不了真正的人了，或者说已根本不配做人了。因此，洋奴大卫?陈也就无可争辩地成为了“崇洋媚外”形象中最精彩的典范之一。而这有着深刻的寓意：在台湾几十年依赖美援和外国资本的经济生活中，崇洋媚外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系统内的一种素质。现今的崇洋媚外已不同于往日的形态，而是藉着社会潮流，那么深入地锲入某些人的灵魂深处了，甚至连无意识的日常生活中也无法避免崇洋媚外之风的侵入。换言之，倘若说象征新殖民主义的外国资本家和跨国公司对台湾社会的危害，还只是一种外来风雨的污染与锈蚀的话；那么仰仗或寄生于新殖民主义躯壳上的洋奴，则像蛀虫一样从内部腐蚀着台湾社会，其严重危害性确实不可被轻率低估。
小说结尾的情节，亦有着特殊的意涵。当大卫?陈最后于“爱妻，还是爱狗”的问题上选择了“爱狗”之后，终于迫使其妻带着儿子离家出走去了孩子的大舅舅家。此时的大卫?陈尚不知反省，反而决意不惜一切代价为“玛莉”打胎，以免“玛莉”的“纯正”血统遭到破坏。他带着“玛莉”去找“仁爱兽医”，要求为“玛莉”打胎。兽医明明知道“这是一条一文不值的俗狗”，但在利益的驱使之下，为了索取高价，仍然将“玛莉”当成名贵的狗种来治疗，却在施药时因药剂师错将“动情荷尔蒙”误为“子宫收缩剂”，使“玛莉”痛苦地挣扎起来，下部流血，不停发颤……而大卫?陈则耐心地蹲在它身旁，抚摸它。就在大卫?陈一个人孤独地厮守着奄奄一息的“玛莉”身边时，他依稀又听见玉云说：“你爱我？还是爱狗？”小说终于画上了休止符。当人们看到大卫?陈的妻小竟因为一条狗而离开他时，那幕冷漠的场景真是叫人哭笑不得，小说其实又一次告诉人们，这一悲剧的发生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的必然性。这一悲剧向人们暗示：大卫?陈企图过上“全盘西化”的生活，妄想完全同化于殖民者的最终结局，就是落得个妻离子散，家庭解体，与他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这就是洋奴的下场，可耻却又可悲！小说生动揭示了“西化”思想侵入台湾后贻害无穷的事实，通过挖掘洋奴大卫?陈如此扭曲与悖离道德性格的形成，触及到其灵魂深处，谴责与批判了崇洋媚外的腐败世风。在外资大量涌入的台湾社会转型期，出现这种为金钱而不惜出卖灵魂的人物并非偶然，人们亦无须予以回避。因为正是殖民地关系使人变成奴隶，使人和畜生的价值被荒谬地颠倒了。当大卫?陈扬言爱狗甚于爱妻时，小说的确把问题的矛盾推向了顶点。崇拜洋人连及其狗，连最起码的人性与人情都荡然全无，更别提民族情感与民族自尊了。可见作者对大卫?陈这一形象的刻画，显然有着双重的意义：一方面，通过这一洋奴形象，既批判了数典忘祖的大卫?陈之类的洋奴的嘴脸，又诅咒了卫门之类“新殖民者”轻侮中国人的恶行，还批判了弥漫于台湾社会中崇洋媚外的丑陋文化；另一方面，小说透过谴责大卫?陈这一洋奴形象，还蕴含了对回归民族精神，重塑民族尊严的深情呼唤和对提高国人素质，以及优化“国民性”的强烈祈盼。而小说的时代意义也就由此得到最大限度的开掘和发挥。
若依据性别理论来对这篇小说进行解读的话，大卫?陈这一洋奴形象则还包含了另一层特殊的意义，恰如学者邱贵芬所指出的那样：“许多台湾女作家笔下的男人都是软弱不堪，失去传统上男人主控的权力，形同被阉割去势。”邱贵芬：《性别／权力／殖民论述：乡土文学中的去势男人》，见郑明娳主编《当代台湾女性文学论》，（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83页。其中一大原因是：“台湾历经几次殖民时期政治丕变的惨痛经验，台湾男人失踪的失踪，留下来的则学习在噤若寒蝉的情况下求命保身。台湾的妇女面对的是传统男性权威的崩溃，她们见到的是她们的男人被有形无形地‘阉割’。”邱贵芬：《性别／权力／殖民论述：乡土文学中的去势男人》，见载郑明娳主编《当代台湾女性文学论》，（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83页。相对于大卫?陈形象的猥琐与鄙陋，玉云则是一个备受摧残与羞辱的形象，她的不幸与矛盾均缘于她依附于洋奴丈夫生存而失去了独立性，因此在家庭中沦为了大卫?陈的奴隶。在经历了重重风波的折磨后，一向对丈夫委曲求全、逆来顺受的玉云，在大卫?陈的拳头、巴掌之下被打醒了，终于毫无眷恋地带着孩子离家出走。玉云最后走上了反叛的道路，这是她女性意识的觉醒，更是民族意识的觉醒，她反抗的不只是夫权，更是那种媚外崇洋的奴性思想。她的反抗虽然显得无力和软弱，但毕竟有着积极的意义。事实上，玉云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中，她都是一个弱者，她最后迈出的反叛脚步其实是相当艰难的。小说中对玉云的内心委屈和心理突变有很细致的描绘，还采用了“意识流”的写法将现实与梦幻、回忆穿插在一起描写。玉云看到大卫?陈从中学英文教员而成为洋买办，几年钻营下来，每年都有小幅度的升等，于是一家“吃住穿”的问题，早就摆脱了实用的需要，进入了讲究与享受的阶段。因此，玉云虽然时常遭受大卫?陈日渐滋长的专横傲气所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但在她生活的小圈子中却有些光彩的面子，这也正是大卫?陈事业上的“成功”所给予的。每次遇到亲戚、朋友和同学时，几乎每个人都以她丈夫在洋机关的成就来赞美其婚姻，甚至于因为他们的出国机会而羡慕她。每当此时，玉云对自己在家庭中遭受痛苦的承受能力也就相应地增大了，也就更无法弄清楚造成她痛苦的根源所在。只要她从亲戚或朋友那儿得到一点点语言上的安慰，她对大卫?陈的容忍性也就随之进一步增大。玉云就在这样的患得患失中，陷入了经济上得益而精神上受折磨的两难处境中。玉云的处境或许也可以被视为西方经济新殖民地条件下台湾人民处境的一种象征。然而，在大卫?陈和玉云这对夫妻相处的模式中，却让人看到了深深的不平等，作为婚姻一方的妻子玉云毫无尊严可言，甚至被彻底矮化到连狗都不如的境地，家庭财富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因此带来更多的快乐，这不能不说是一桩最为悲惨的婚姻。在大卫?陈的淫威下，玉云虽本能地认识到不能引“狼”（玛莉）入室，本能地为自己的地位不如一只狼狗而气愤，但却因对于自身的处境、面临的危机，以及生存的使命等毫无丁点理性的认识，因此很容易就屈服了。小说由此暗示：对大卫?陈之流的洋奴，决不能毫无原则地迁就或退让，否则就会像精心服侍丈夫而到头来却连一条狗都不如的玉云那样被主子弃如敝屣。
通过上面的分析，人们确实看到了黄春明处理“新殖民主义”问题的高超方式，他在70年代即敏锐地观察到西方强势文化渗透与台湾主体文化渗漏所共同衍生的文化认同危机。黄春明透过他的创作，一方面把握了社会脉动，挖掘出社会问题，寻求着解决问题之道，另一方面也寻找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社会批判方面的支点。这个因一条洋狗而弄得大卫?陈一家妻离子散的极具讽刺意味的故事，痛快淋漓地鞭挞了台湾工商社会流行的崇洋媚外之风与奴颜媚骨之态，其批判锋芒直指家庭解体、社会解体之危机，的确令人震撼与深思，由此可见，作者对于“新殖民主义”危害的深重忧虑与警惕。诚然，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方式是以经济、技术援助的方式进行的，然而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毕竟还是需要引进西方的资本和技术，“小国寡民”的闭关意识是行不通的，因此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防备与阻止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入后同时出现的负面效应。对于台湾社会而言，它的“新殖民地”性质乃是海峡两岸长期隔绝的局势和国际“冷战”格局相互交织下的特殊时代产物，这种“新殖民主义”由于在客观上给台湾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经济繁荣，给某些人带来了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因此无形中也使得如何对待与处理“新殖民主义”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起来了。换言之，在接受西方资本和技术发展民族经济的同时，如何保持民族尊严，如何克服孳生的崇洋媚外思想，不仅是台湾人民需要严肃直面的，也是全中国，乃至整个第三世界人民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之一。这应该也是小说《我爱玛莉》最重要的思想意义之一。
此外，毋庸讳言的是，这篇小说发表后不久，一度也引来了某些“我不爱玛莉”的评论：“无论如何，文学还是含蓄的，老子有一句话‘道可道，非常道。’似乎可以用来借喻文学中未可尽知的那份领域。黄春明毫不含蓄地说了他的‘爱’和‘不爱’，固然也是黄春明式的勇敢和坦诚，但‘玄机’尽失，我不也可以说‘不爱’吗？”参阅了彭瑞金《我不爱玛莉——试论黄春明的变调》一文中的相关论述，见论文集《泥土的香味》，（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4月初版，第105页。甚至还有人认为这篇小说是：“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其性质已接近于“谴责小说”，等等。这样的批评诚然并非全无道理，不过我们却也不得不承认作者这种稍嫌露骨的批判取得了成功的戏剧效果，而小说社会警示意义的巨大更是遑论多言！
除了上面各节所介绍的黄春明在这一阶段创作的主要小说篇目之外，黄春明以其开放的现实主义理论为指导，还创作了另一些值得注意的作品——《小琪的那一顶帽子》和《鲜红虾——“下消乐仔”这个掌故》。这两篇小说仍然延续了黄春明前一时期关怀“小人物”的情怀。《小琪的那一顶帽子》通过两个推销日本武田快锅的台湾小职员的遭遇，揭露了日本对台湾“经援”的美丽谎言，就像那声称性能优质的快锅的爆炸一样，最后将给台湾民众带来无法想象的可怕后果。小说以两个悬念构成：一是美丽娇羞的少女小琪老是戴着齐眉帽子底下的秘密；一是主人公推销的日本武田快锅优质性能的真伪。故事有头有尾，情节跌宕起伏，结局出人意料，令人感到异常失望和悲哀。小说最后以象征日本“经援”的武田快锅的突然爆炸，揭破了日本经济殖民台湾的真相。小说开始时，主人公王武雄和林再发一出场就带有很深的暗示意味。为了实现过上好日子的梦想，王武雄和林再发当上了“武田瓦斯快锅”的推销员，他们接受这份工作时，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站在公司门口，一边皮笑肉不笑地同属下员工一一握手，一边又说：“从此公司就看你了。”接着便教训员工，握手要“轻重适度”，以免让对方感到“失去信心”和“诚意”。这虚伪的一幕，既象征了日本对台湾“经援”的虚伪，更暗喻了结局的残酷。王武雄和林再发接受了这份到临海小镇推销一百个快锅的工作之后，面对快锅在小镇无人问津的窘境，两人感到十分烦恼。虽然他们兢兢业业地努力推销着快锅，但依旧是业绩不彰，两个星期都没卖掉一个，王武雄为此萌生了去意。而林再发为了生计，始终真诚努力地对待着这份工作，他对王武雄说：“工作不只是向公司交代，同时也向我们自己交代。你才二十出头的少年家，你可以这样想。我三十多了，我可不能跟你一样的想法啊。”林再发甚至在快锅爆炸、受难的当天，敬业的他临出门前还信心十足说“看今天了”，充满希望的他，得到的竟是生命垂危的回报。为了完成推销任务，林再发亲自进行现场表演，想以快锅功能的“优越”来吸引顾客，却不料第一次试验，就引起了爆炸。当场炸死了三个人，多人轻重伤，林再发的脖子也被快锅的一块碎片砸了进去，送入医院后已是奄奄一息。可是祸不单行，就在林再发生命垂危的关头，邮差却捎来了他太太美丽的信。信中说她跌了一跤，恐怕会早产，要林再发立刻回家。此时的王武雄又意外地发现了美丽小琪帽子底下的真相，竟是不堪目睹的丑陋头盖骨。至此，小说的寓意完全呈现了出来：美丽的小琪的帽子下掩盖的原来是覆满了怕人疤痕的头盖骨，少女的美艳顿然全失；林再发当众表演快锅的优质性能时，回报的却是一声夺人性命的剧烈爆炸。小说以对比象征的手法，将少女的美艳与日本快锅所宣传的优质性能对比，将帽子下丑陋的头盖骨与快锅爆炸造成的死伤惨景对比，将两者之间丑陋的真相揭示出来，进一步形象地印证了日本“经援”的虚假性和横暴性。“日本武田快锅”的爆炸声，既造成了林再发及其家人的悲剧，同时说明了日本公司老板所宣传的所谓的“先进”与“优质”的快锅性能，全是一场赚人钱财的骗人把戏。这个林再发想以之维持生活，并改善待遇的“日本武田快锅”的猛烈爆炸声，不仅炸碎了林再发的梦，而且也炸碎了日本经济殖民下台湾民众的梦。这声爆炸，确实给人留下了无限的思索空间。不过，小说并未就此打住，而是在批判日本对台湾的经济新殖民的同时，也发掘出了普通台湾民众潜藏在灵魂深处的震撼肺腑的心灵美。面对林再发生命垂危、其妻又遭遇小产先兆的危难时刻，王武雄这个才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毅然决定由自己全部承担下林再发一家的重担。他的心中浮凸起一个念头：“我手放进口袋里把信掏出来握在手里。这时有一个很短暂而坚决的念头在我脑子闪现了。要是林再发死了就跟美丽结婚。我知道这在一般人看来是很荒唐，说不定还被视为卑鄙。我不管，要是林再发死了，美丽，还有那个小孩怎么办？我要尽我的努力，让美丽相信我，嫁给我。想到这里我泪流得更厉害。”在这里，王武雄勇于负起对朋友责任的行为，显示的正是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相濡以沫的宝贵情谊，这是在危难时刻，发自内心深处的生死与共的美好心灵。换言之，小说通过发现了残破不堪的世界的真相的王武雄，毅然发愿要去娶林再发的遗孀，并且抚育其遗孤的善良行为，肯定了人与“社会”抗争的勇气。至于《鲜红虾——“下消乐仔”的掌故》则是一篇嘲笑大男人自我意识由盛而衰的作品。故事通过描写主人公阿乐男性欲望受挫的过程，表现了如何在尊严和生存之间自处的问题。阿乐原本在村子里是很骄傲的人，这不仅因他曾打败西皮的二王，收复了福禄的地盘让人尊敬，而且还由于他的男性雄风令人羡慕。然而，人到中年却突然患了阳痿，不但被全村引为笑谈，还因为阿乐婶花了太多的公家钱来医治阿乐的病症，而导致兄弟妯娌吵闹分家。虽然“阿乐一开始就作得很好。所以即使活得并不愉快，却也没叫他活得不耐烦。”但最令阿乐不堪的是，他竟在一次打架中输给了跛子阿松，为此阿乐伤心得嚎啕大哭，这惊动了全村人赶来劝慰。日子久了当人家叫他“下消乐仔”时，再也引不起任何心底的隐痛了，甚至还能很有礼貌地和对方聊闲话、拉家常。很显然，只要放下自怨自艾的无谓的大男人意识，阿乐依旧可以在社会上享受群体关系中的情感交流。虽然阿乐丧失了性爱的能力，但他没有丧失圆融的求生智慧，仍然能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