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苍白的现代面容——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一阶段 第一节 《清道夫的儿子》与《小巴哈》 第二节 《“城仔”落车》 第三节 《玩火》与《把瓶子升上去》 第四节 《借个火》 第五节 《男人与小刀》 第二章 怅惘的乡土愁思——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二阶段 第一节 《青番公的故事》 第二节 《溺死一只老猫》 第三节 《锣》 第四节 《鱼》、《癣》与《两个油漆匠》 第五节 《看海的日子》 第六节 《儿子的大玩偶》 第三章 冷峻的殖民批判——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三阶段 第一节 《甘庚伯的黄昏》 第二节 《苹果的滋味》 第三节 《莎哟娜拉·再见》 第四节 《小寡妇》 第五节 《我爱玛莉》 第四章 悲悯的人道关怀——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四阶段 第一节 《现此时先生》 第二节 《放生》 第三节 《打苍蝇》 第四节 《瞎子阿木》 第五节 《死去活来》与《售票口》.2
随着“乡土文学论战”的尘埃落定，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两岸关系的缓和，以及台湾内部的变革，都促使台湾社会的文化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很大改变。而且，从经济层面来看，8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的变化亦非常显著，城市化的进程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台湾几乎已成了“都市岛”；与此相应的是，大众消费潮流的汹涌和都市文化意识的高涨，更由于大众传媒产业的迅速发展，使台湾进入了向后工业文明过渡的社会阶段。这也使文学创作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人们开始较多地关注社会富裕之后所出现的新问题。如果具体来看，进入八九十年代以后，表面情绪化的对立逐渐淡去，台湾文学开始呈现出多元并存的繁复结构；“乡土文学”的概念在拓展为关怀本土的现实主义文学之后，也进一步扩大了它现实关注的视野和社会参与意识，并把批判的锋芒由文化、经济延伸向环境、老人、资讯等新领域。而黄春明在这一时期，则将精力主要放在从事电影剧本的改编，以及散文和儿童文学的创作方面，他先后把《儿子的大玩偶》、《看海的日子》、《两个油漆匠》、《我爱玛莉》和《莎哟娜拉?再见》等中短篇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
80年代末期，黄春明还出版了一部散文集——《等待一朵花的名字》，所收录的作品的时间跨度非常大。这是黄春明出版的惟一一部散文集，也是他在“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的另一项收获。如果说黄春明的文学世界是一轴色彩缤纷的画卷，那么他的散文也以其率性见真、爱憎分明、明快坦荡的个性占据了这轴画卷的绚丽一隅。换言之，散文创作对于黄春明而言，既不是一种消愁解闷的工具，也不是单纯获取“稻粱谋”的手段，而是要借助它在时代大潮中发现和解释、怀疑和确定、反省和认清人生价值的本质追求。我国古代著名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曾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黄春明所处的时代是台湾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直至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时代，因此他的创作自然地会“染”上台湾社会的“世情”，“系”上“变迁”的“时序”。黄春明一生的经历相当丰富、坎坷，故而他的散文创作视野亦相应地比较开阔，作品题材所涉及的面可谓相当宽泛：既有对童年生活的亲切回顾，对社会变迁的客观摹写，对丑陋时弊的无情针砭，对人文景观的刻意描画，对民族历史的深入挖掘，对个人际遇的诚挚诉说，对亲朋好友的深沉缅怀，以及对乡土愁绪的缱绻抒发；等等。这些散文篇章，不论是叙事、议论，还是抒情、论辩，都凝聚了他对土地与人民深厚的感情，鲜明呈现出了作者的“真性情”。
黄春明散文中的一个首要内容，就是反映时代的变迁。这类散文有：《往事只能回味》、《屋顶上的番茄树》和《啊！火车》等。黄春明以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方式，真实叙述了自己对50年来台湾社会变迁、发展的独特感受，既追怀了逐渐消逝的古老乡土，又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崛起。写的大多是平淡生活中一些不会被人注意的细微琐屑的小事，不过这些小事一到他的手中,由于开掘得很深，因此带给人们的启示与感触也就特别复杂与丰富。《往事只能回味》一文就是在如诉家常的语调中，娓娓道出人世的变迁和自己追思往日的情怀。通过对于“牵猪哥”职业变迁的叙述，以及插叙了过去和现在两个社会婚姻缔结的不同方式，在怀想中肯定了过去岁月中的人情美，倾诉了一种恋恋不舍的心情，这是见识了人生沧桑之后的惆怅心情。换言之，由于特定的文化历史背景，面对城市中的喧嚣，黄春明情不自禁地怀乡思旧，怀念故乡的山水亲人，使作品流露出浓浓的人情味。作者也由此对台湾城乡的变迁提出了深刻的省思，既反映出台湾乡村面貌的历史变迁，又反映出昔日乡土社会的朴素醇厚，特别是那永恒的美好的人间真情，其深刻与感人更是作家记忆深处难以忘怀的。于是他形诸笔墨，不仅表现了对台湾乡土和亲人的恋情，而且也透过城乡不同生活状况的对比描写，展示了台湾社会的芸芸众生相，写出了乡土社会的变迁和现代社会中人情的隔膜。至于《屋顶上的番茄树》一文，则带有很明显的“自传”色彩，将个人的成长史、家庭史，以及城乡变迁史交融在一起，写出了半个世纪以来台湾社会中人们的悲欢离合，以及思想观念的变化，从而折射出台湾城乡的发展历史。而《啊！火车》仅仅数百字，却让人们看到了火车满载的“历史变迁”，以及作者所产生的情感涟漪。黄春明的散文中还有不少感慨人生，反映岁月沧桑之作：《相像》、《愕然的瞬间》、《等待一朵花的名字》，以及《母亲的手》就属于这类性质的散文。黄春明十分重视生活与创作的关系。他的散文题材都是从生活中观察、提炼出来的。从他的散文琐屑平凡的描写中，人们可以了解到黄春明那丰富的生活阅历，看到他接触过的多姿多彩、纷繁复杂的人、事、物，感受到他那浓厚的生活情趣和对生活的乐观、严肃态度。黄春明很擅长以素描或速写的方式给人物画肖像，抓住对象的重要特征，三两笔就勾勒出了人物的精神风貌。《相像》一文就以“特写”手法勾勒了妻舅和马的相像、妹妹和她养的母狮子狗“Honey”的相像、阿蕊和她养的杂种哈巴狗“来旺”的相像、补鞋匠和他的拳师狗的相像，以及一对企业家夫妻的相像。在此过程中，作者不停地探究“相像”的根本原因，最后告诉了人们“相像”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感情使然”，并以此类推到台湾社会出现的各种“相像”的现象，其中的原因恐怕就更为复杂了，值得人们深究。至于《愕然的瞬间》这篇散文，则采用叙事与抒情相交织的手法，表达了一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生感慨。小说通过回忆自己当教师时出于善意而造成的一件遗憾的往事，对于自己在无形中对一个学生造成的伤害表示了深深的忏悔之意，指出某些自以为是的行为，即使是出于善意，也会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因此，我们不要轻易去改变一些已经形成的人文关系和文化生态，否则，一旦改变了，就会如文中所说的那样——“要让它恢复原来的面目是不可能的事了。”《等待一朵花的名字》和《母亲的手》这两篇散文，在艺术手法上有一些共同之处，都采用了以意象结情的手法，从记忆之河中精选个性特征突出而又鲜明的意象，给予集中而又具体生动的描写，形成凝结往事、情感，以及记忆的磁力场，从中编织与之有关的人事变迁，从而产生具体感人的艺术魅力。《等待一朵花的名字》写得声情并茂，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以“垃圾花”为意象结穴，联结自己关于乡村的温馨回忆。文章通过作者探寻偶然在乡间见到的一朵野花名字的过程，将台湾社会今昔变迁融会其中，以当今乡土社会的年轻人不识野花的情形，感慨了乡土社会的无情消逝，当作者最后从一位老阿婆处得知了此花名为“垃圾花”的时候，在惊诧与愕然中，回首反思自身的经历，点明自己就像是那朵“垃圾花”，虽然绽放着美丽的风姿，但是却于乡土毫无价值或意义，感慨自己已经从乡土之子，彻底蜕变了。在这里，“垃圾花”不仅是一种个人的象征，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人生的见证，伴随着“垃圾花”摇曳的是作者对人生的慨叹与沉思，而人们的心也随之感觉到作者那起伏不定的情感波涛。《母亲的手》则是一篇很短的文章，以“母亲的手”这一意象所带来的不同时代意义来表现文明批判与社会批判的主题。即以“母亲的手”所象征的安慰、爱抚意味，反衬了当今台湾社会酒家中“马杀鸡，或是鸡杀马的手的爱抚”中所隐喻的“世纪末”的及时行乐况味，谴责了台湾社会的日渐堕落、糜烂和颓废。
随着黄春明社会文化视野的日渐开阔，他也愈发能体验人生的况味，他的散文中的文化批判精神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常常从不经意间捕捉到的社会细微现象的表面透视到其内底里，深入挖掘其本质；换言之，黄春明就像医生一样对现实施以“拆开”或“拆穿”式的精微、深入的剖析，从而使其作品的深刻性得到不断加强。《从“子曰”到“报纸说”》、《小三字经，老三字经》、《感伤的脚步走向黑暗》，以及《改掉吸奶嘴的习惯吧》就属于这一类的散文作品。《从“子曰”到“报纸说”》一文，可以同黄春明的小说《现此时先生》一道进行“互文性”阅读，都批判了大众传播媒介中的虚伪性和荒谬性。在信奉“子曰”的时代，人们确实感到“古人诚不欺我”；而在“报纸说”的时代，编造、杜撰的假新闻，却会令人送命。因此作者提醒人们在当今这个文化工业兴旺发达的时代要谨慎，因为所有与“报纸说”相类似的，譬如电视、广告、广播、电影等一切大众传媒，都是以其文化垄断形成的“权威”来慑服人与控制人的，人们绝对不可以盲目迷信或崇拜大众传媒。文章就这样通过捕捉现实社会中看似一闪即逝的现象，竭力挖掘其内在的深远内涵，将“一言一动之微，一沙一石之细”的社会现象，经过无情而有力的“拆穿”解剖之后，使其真相与本质很自然地显露在人们面前了，而那遮蔽人眼的社会帷幕也就被掀开了一角，隐藏于其间的丑恶亦曝光于天日之下。《小三字经，老三字经》一文则在回忆往事的同时，并不掩饰对国民性痼疾的暴露。作者从中国人“国骂”的批评，进而深入到文化批判，嘲讽了中国人盲目抢救“国粹”的行为，从而提醒人们对传统文化应采取辩证的“扬弃”态度，而不可一味食古不化，当然也表达了重建国民良好道德风尚的愿望。显然，该文是由物质文明上升到精神文明的层面上来思考的。这种随时随地进行的社会批判与文化批评，始终是黄春明不懈坚持的创作圭臬，他坚决将形形色色的假恶丑现象曝光于太阳下，使之枯萎、死亡。与之相关的另外两篇文章：《感伤的脚步走向黑暗》和《改掉吸奶嘴的习惯吧》，亦属于针砭时弊的文化批判之作，既是对台湾社会当下现实的激情而理性的批判，又体现了黄春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事事关心的入世精神。这两篇文章都不长，均为数百字的短文，但是却揭露了台湾都市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失掉了自信心与自主能力的生存状况。面对这一切，作者严厉批判了造成人的“异化”的现代都市文化，表现了作家深沉的忧患意识。至于《战士，干杯》则是一篇具有特殊的历史警示意义的作品。文章通过台湾雾台乡一个名叫“熊”的鲁凯族家族四代男人的真实故事，不仅揭示了台湾“原住民”的悲剧历史，而且为一个多世纪以来台湾普通民众的苦难史做了一个形象诠释。作者的笔触并未停留于惨象的表层描绘上，而是由此及彼地进行联想，进而从更深的层次发掘出造成悲剧的罪恶根源，引导人们追索与质疑“谁之罪”与“谁之责”的重大问题。这篇散文的确是关注台湾“原住民”文学中最具有自我审判意义的作品之一。由此可见，直面历史、对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并从这种反思中获取于我们今天有益的经验和教训，这正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黄春明还写了一些反映文化差异与探讨民族性问题的散文——《我爱你》和《琉球的印象》。《我爱你》这篇散文生动说明了传统文化在中国人心底的积淀，形成了中国人含蓄、内敛的性格，不善表达感情的中国人，无法以“我爱你”这类显得有些赤裸裸的语言来直接表达内心的爱意，不过却有更为丰富、曲折而戏剧性的表达方式。黄春明运用与人物身份、表情贴近的语言，不仅将语言中所包含的文化韵味展露了出来，而且把台湾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被隐藏和遮蔽起来的感情也表达出来了。文章结束之时，更进一步说明了中国人，特别是使用方言的人，在现代社会所处的不利地位。作者通过见微知著的方式，将不同民族与生活环境中的人在语言使用、性格体现等方面的差异给揭示了出来，从而挖掘出了其中深藏的“和而不同”的文化问题。文章从表面上看，谈的似乎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但是隐含在其间的文化批判意义却是相当丰富的。《琉球的印象》虽然是一篇普通的游记，但作品核心并不在于“记游”，描绘的也不是什么异域风光，或名胜古迹，而是将文章的重点放在对琉球人文化性格的探讨上面。文章从琉球人辛酸的历史写起，追溯了琉球和中国、日本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文化关系。发现琉球人的文化与中国有更多的相似点，琉球人性格的成因与他们历史上始终处于夹缝中小心求存的处境有着莫大的关系。琉球人之所以会形成那种“媚外”的性格，是历史文化长期积淀之后形成的一种集体潜意识。由此作者深刻反思了与琉球人有着相似文化的中国人，提醒人们不要忽视自己民族性中也可能出现与琉球人相类似的问题，指出如果不从历史文化的根子上去挖掘我们民族性中存在的问题，那么即便社会经济再繁荣，民主的脚步迈得再快，但“我们仍然是精神文化的侏儒”。
黄春明散文创作中，涉及民谣题材的作品数量相当多，它们集结起来，一起反映了黄春明对民间文学与民间艺术的基本立场——以辩证的态度努力保存与抢救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这类作品有：《丢丢铜仔》、《一个可爱的乡村歌手》、《使我想起来了》、《产生民谣的时代》、《老调和新声》、《民谣的歌词》、《嗨呵！嗨呵！嗨哟呵！》、《算术民谣》、《一支令人忌讳的民谣》、《台湾民歌札记》，以及《走！我们回去》等。其中《走！我们回去》虽然写的是西班牙游击队员的故事，但也仍然与民谣有关，表现了民谣之于民族精神的重要意义。《丢丢铜仔》和《一个可爱的农村歌手》，均指出了民谣因其所含有的巨大趣味性，从而与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密切关系。而《使我想起来了》这篇，则显出了一点“学术论文”的味道，作者仔细辨析了一支流传甚广的恒春民谣——“思相枝”名称的来龙去脉，发现这一名称存在以讹传讹之误，其实应该是“思想起”，甚至有可能是“使想起”，文章通过这个辨析过程，呈现了民谣发展的历史，以及这段历史上所记录与流传下来的人生经验。《嗨呵！嗨呵！嗨哟呵！》和《算术民谣》讲的则是民谣的实用性价值。前者以太平山伐木工人唱歌所唱的民谣，指出这种产生于劳动中的民谣的实用性价值；后者则通过宜兰养鸭人家做生意时所唱的算术民谣，揭示了民谣的商业性价值。至于《老调和新声》、《产生民谣的时代》和《台湾民歌札记》，均为介绍台湾民歌与民谣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作，不仅将经过岁月潮水冲刷与湮没的如烟往事一一发掘出来，而且还使人们通过不断演变的民谣——这个象征着台湾民间社会人文精神和文化灵魂，看到台湾社会变迁的历史面影。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在论及五四散文特征时曾说：“作者处处不忘自我，也处处不忘自然与社会，就是最纯粹的诗人的抒情散文里，写到了风花雪月，也总要点出人与人的关系，或人与社会的关系，以抒怀抱，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就是现代散文的特征之一。”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见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8月版。这段话在黄春明的散文中可以说得到了充分印证。黄春明始终严肃直面现实人生，从未忘记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职责，总是尽力从生活中撷取题材以表现自己对时代社会的感受。他的散文虽然不以旖旎风光、交融情景和俊俏文字骋其所长，但却是有意运用丰富的社会生活阅历和平民化的素朴文风统观全局气势，以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剖析力表达他对政情世态的感受，以素描刻画人物，以速写勾勒场景，用随感自由议论、叙事与抒情，充分发挥了散文的社会价值，展现了散文之于人生的重要意义。他的散文语言上最突出的美学特质是自然无饰。他从来不堆砌华丽的辞藻，他的散文完全采用质朴无华的日常语言,“拉家常”般随便、平常，却让人们感受到他本真的心灵闪动，而这种平淡无奇其实是更高层次上的诗意栖居；更为难得的是，在他的散文中，既没有陷人于思想泥淖的苦闷，也没有陈腐的“头巾气”，亦见不到崇洋的“面包味”。换言之，他始终行走于现实主义的大道上，竭力实践着“为人生”的文学目标，他的散文就是他在一个个人生驿站上奋笔直书的记录，留下了他艺术探索的足迹，因而他的散文自有其独特的社会价值。
进入90年代之后，黄春明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的收获更是骄人，他不仅于1993年出版了一本非常别致的儿童文学作品——《毛毛有话》，“借助一个婴儿的眼光来看世界”，深情地透过主人公婴儿毛毛从出生到周岁的成长过程，对大人的世界——家庭、社会、生活提出了不少“高见”，真实折射了现实生活中的不少弊端，显得非常精辟，令人们在莞尔一笑之余，也不禁会对毛毛的“高见”进行思索与深究。而且由于这篇小说的故事结构别出心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可谓是一本生动形象的“育婴手册”。这一阶段，黄春明还一次性出版了五集《黄春明童话》：《小麻雀?稻草人》、《爱吃糖的皇帝》、《短鼻象》、《我是猫也》和《小驼背》。他以深厚的文学素养引导孩子的童稚心灵进入朴实有趣的童话空间，让孩子的心灵在那个童话的世界自由地翱翔。在这些作品中，黄春明以丰富的想象力，把儿童从现实生活带向神奇多彩的童话境界；在质朴浅显的故事中，蕴含着富于启迪性的生活哲理。他的童话的最大特点就是极富幻想色彩，不论是带有田园牧歌风味的童话还是直接反映历史文化的故事，都充满着亦真亦幻的童趣。他不仅善于运用歌谣、拟人、比喻、夸张等手法，而且还采用了“陌生化”的方式将现实生活折射到想象世界中。
《小麻雀?稻草人》这篇童话，如果光看题目，是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现代著名作家叶圣陶的同名童话《稻草人》的；然而，读过之后，人们就会发现这篇童话中流泻的是欢快、喜悦，绝对没有叶圣陶童话中所透露出的“成人的悲哀”。故事发生在一个充满喜悦的丰收季节，麻雀们高兴地唱着欢快的歌谣。老农夫听到麻雀的歌声，心里很焦急，赶忙召集全家人搜集材料制作稻草人。孩子们兴奋地跟着老农夫制作用来驱赶麻雀的稻草人。可是，当老农夫和孩子们把稻草人在田里插好离开之后，麻雀们发现是“假人”，根本不用担心，他们继续快乐地享用着香甜的稻粒当早餐，还很过分地随便停在稻草人的头上、肩上和手臂上，这让稻草人感到很生气，觉得自己的尊严受了损伤，也担心老农夫对他失望。于是，稻草人和麻雀双方决定“合作”：稻草人来替麻雀看农夫，农夫来了，就通知麻雀躲起来，等农夫走后，麻雀再出来。最后结局皆大欢喜：老农夫满意，因为田里都不见吃稻子的麻雀了；麻雀们满意，因为今年他们吃得很安心、很饱；而稻草人更满意，因为麻雀给了他们面子。这篇童话充满了诗意画意，作者笔下的田园、村庄、庄稼、动植物等，全都融进了诗的情思和境界之中。而且这篇童话在结局上还采用了“陌生化”的效果，人们原本以为稻草人会尽忠职守地驱逐麻雀，故事却打破了人们原本的心理预期，根本没想到稻草人与麻雀会“狼狈为奸”地一起欺骗老农民。此外，故事中老农夫带着孩子们制作稻草人，以及在天光未亮的黎明前到地里去插稻草人的情景，以及让孩子们叫稻草人“兄弟”，因为麻雀鬼灵精的告诫，这些都让人联想起《青番公的故事》里青番公和孙子阿明在一起时的温馨画面。从与自然的亲近中，孩子们颗颗纯洁的心里盛满了爱，他们热爱自然，自然也回馈这种关爱给他们。人也就由此回到了最初的母体，能够再次倾听到历史源流里的生活召唤。黄春明在他营造的幻想空间里，为孩子们洞开了这扇与自然亲近的大门，通过孩子童稚的眼光和好奇心理来看待和理解事物。
由于黄春明从小就浸淫在乡间祖母说故事的环境之下，这种童年记忆和童年经验，使他在创作童话的时候，汲取了民间故事的养料。黄春明的祖母是个讲故事的高手，曾经把屈原的故事改编成屈原劝爱吃糖的皇帝少吃糖，奸臣却给皇帝糖吃，结果皇帝因为吃糖太多而生病，用这个故事来劝告小孩子要少吃糖。参阅了刘春城《爱土地的人——黄春明前传》中的相关内容，（台北）圆神出版社1987年6月版。《爱吃糖的皇帝》这篇采用民间故事模式创作的童话，其素材就是取自黄春明当年听祖母所讲的那个故事。这无疑是一种宝贵的童年经验在作者心灵上镌刻下的印记。故事叙述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楚国有位皇帝，手下有屈原和靳尚两位大臣帮助他治理国家。靳尚最喜欢拿糖给皇帝吃，而屈原则刚好相反，他经常请皇帝吃盐巴。开始时，皇帝觉得糖固然好吃，但盐巴的滋味也不错，吃了盐巴调味的食物后，觉得更有精神治理国家了，常在文武百官面前称赞屈原。靳尚为此觉得不快乐，他妒忌屈原受到皇帝的喜爱。于是，靳尚便叫人做出了各种美丽好吃的糖给皇帝吃，还向皇帝进谗言，说屈原不该让皇帝吃盐巴。皇帝愈来愈听靳尚的话，变得昏庸无道，他把屈原贬到一个小地方去做官。可是，屈原在外，还是担心着皇帝和百姓，有一天，他难过得受不了就投江了。皇帝因继续吃糖而病得无法动弹了，这时屈原留下的盐巴突然从房顶掉下来，恰巧落在皇帝头上，皇帝吃了盐巴后感到精神好转，于是就让人去把屈原找回来，可是屈原已经死了。皇帝怕江里的鱼吃屈原的尸体，让老百姓包粽子喂鱼；而且还悬赏让人找尸体，人们就在五月五日那天划船在江上找屈原的尸体。这就是端午节时，人们要吃粽子，并进行划龙舟比赛的来历。在这篇童话中，屈原和靳尚这两个形象显得特别栩栩如生。作者通过两人的行为对比，将屈原心灵的美丽与靳尚心灵的丑恶揭示了出来，启示人们：不要中了靳尚的糖衣炮弹，不要只爱听赞扬的话；而应该有肚量尝尝屈原提供的“盐巴”的滋味，要学会接受批评，这样才有益身心健康，才能养成健全的人格。这个故事还很容易让人想起“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的格言。
至于《短鼻象》和《我是猫也》这两篇童话，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动物。“短鼻象”与“黑猫”都是历经了一番屈辱和磨难之后,才最终确定了自身的价值。《短鼻象》叙述一头短鼻子的大象，由于小孩子经常用歌谣取笑他的短鼻子，这使短鼻象变得很自卑。于是他下决心要让鼻子变长，先后尝试了找美容院的医生替他整容、用鼻子缠住树枝上吊、让压路机压鼻子、用金属水喉套在鼻子上、买减肥药瘦身让鼻子显得长一点，甚至还用上了说谎，希望鼻子能象木偶匹诺曹那样变长，可是这一系列的努力都没有效果，他的鼻子还是那么短，不仅孩子们继续取笑他，而且还落了个“神经病的短鼻象”的名声。短鼻象为此沮丧得都不愿意见人了。有一天，荒野里发生了火灾，可是没有人发现，短鼻象于是赶紧跑到溪边用鼻子汲水灭火，他来来往往地跑了好多次，总算把火扑灭了。这时他感到又累又渴，于是到溪边去喝水，竟然看到水中有头大象正举着长鼻子和他打招呼，原来就是自己啊，他惊喜地发现鼻子已经变长了。《我是猫也》则叙述一只黑猫一出生就被有钱人家饲养了，黑猫也感到很高兴。这户人家的大小姐非常喜欢黑猫，每次黑猫淘气毁坏东西，大小姐总是把他的责任推卸到家里的佣人身上。这样一来，很快引起了佣人们的妒忌，他们十分讨厌黑猫，集体排斥他。有一天，黑猫正在凉亭懒洋洋地休息时，突然被装进一个袋子里扔到一个小村落里，当他在饥寒交迫之际觅食时，又不幸落入了猫贩子的陷阱，很快就被拍卖了。黑猫被一个女人买了下来，因为村子里老鼠很多，女主人叫他抓老鼠，可是黑猫觉得老鼠很肮脏，以前又没抓过老鼠，所以不愿意。他由于饥饿难耐而偷吃了桌子上的鱼，结果被女主人发现后痛打了一顿，还说他“不是猫”，而老鼠们也不怕他。黑猫难过极了，他望着月亮想确定一下自己是不是猫，这时走来一只老猫劝他抓老鼠，在又饿又累的情形下，他别无选择，只好去抓老鼠充饥，他利索地抓住了老鼠王，人们都向他鼓掌喝彩，女主人也骄傲地向人们宣称是她家的猫。此时，黑猫终于恢复了尊严，为自己终于成了一只“猫”而骄傲。这两篇童话分别通过“短鼻象”救灭荒野火灾，“黑猫”最后抓住老鼠王的行为，改变了他们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从而恢复了尊严的过程，启示孩子们认识生活，改正缺点，只有做有利于社会和人类的事，才能真正成材。童话作为儿童文学的一种重要体裁，与教育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人们常说的“寓教于乐”，指的就是儿童文学的四种功能——审美、教育、娱乐、认知。《短鼻象》和《我是猫也》里就充分发挥了这种“寓教于乐”的功能，使“喜剧”中“笑声”的功能发挥到了最大处，把“恶习变成人人的笑柄”。人们在两个动物主人公身上，可以发现作者的嘲笑是镶嵌在孩童般的戏谑中的，是通过笑声来引发人们进行深思的。而且即便是批评与否定，也是以透出爱意的揶揄方式出现的，因此这种揶揄的喜剧效应往往在引发笑声的同时，委婉地向孩子们作着某种提示，它能在轻松和快乐的氛围中，使孩子们有所醒悟。
不过，当我们走进《小驼背》的世界时，迎面而来的则是一个在生活中备受折磨的受难者形象——小驼背。故事叙述一个驼背的孩子，从小就失去了父母，连自己的名字都忘记了。由于他身体的残疾，经常遭到街上的孩子的凌辱。在小镇上，只要一见到小驼背，总有一群孩子唱着他们编的歌谣嘲笑和欺负他。他们见到小驼背经过就把他绊倒在地，有一次，一个瘦小的男孩子看不过小驼背遭受的欺凌，挺身而出制止那几个欺负人的男孩，结果反而被那群孩子打倒了。小驼背将这件事从头到尾都看在眼里，对此十分感动，从此小驼背和这个名叫高看看的小男孩成了好朋友。高看看从小驼背那里知道了很多关于小动物的有趣故事，觉得小驼背也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就教他写字。有一天晚上，小驼背在水泥管里睡得很深，突然听见一个小女孩叫他“金豆”的声音，在小女孩的引导下，参观了一个充满了爱心和温暖的“驼背镇”。小驼背将他在“驼背镇”的幸福经历详细告诉了高看看，高看看很为他高兴。小驼背从此很少出门，一有时间，就静静地闭上眼睛到“驼背镇”去了。故事最后的结局是在一个清晨，高看看去看小驼背时，发现小驼背已经到很远很远的“驼背镇”去了。这篇作品让人联想起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它不仅折射了黄春明的童年经验，而且让孩子们提前尝到了人生的忧愁滋味。就社会影响而言,《小驼背》和黄春明的其他童话相比,带有强烈的悯恤之心和悲剧色彩。小驼背这个形象更接近生活，更具有普遍的象征意义，能够喻指更普遍的社会现象和人物群体。作为一个有着某种生理缺陷的孩子,小驼背始终是处于被动地位的:从被戏弄、被歧视到被冷落，直到死亡。群体可以遗弃他,却不必因为对他的伤害而反省，在他与世界所发生的矛盾冲突中，世界以强大的力量不断拖曳着他。因此人们可以看出，“驼背镇”这个美好的意象，其实隐喻了作者渴望获得更令人满意社会状态的一种潜意识。这是因为人们对现实世界有诸多的不满，所以只好到幻想的世界中去享受和平、正义、友谊和关爱。小驼背亲生父母死了，他遭受歧视和凌辱的经历，以及他所遭受的精神创伤是许多人能在自己的经历中体验到的；小驼背自惭形秽、东躲西藏、不敢抬头挺胸的自卑心理在许多人心中也都能引起共鸣，所以小驼背成为高度凝练了生活的象征——成为一种人物、一种人生、一种经历、一种命运的标志。儿童文学承担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黄春明深谙这一点，因此他的童话创作在体现鲜明的“游戏精神”和“娱乐特质”之外，尤其重视将人类关于真善美的最基本认识——爱心、同情心、友谊、勇敢、乐观等展示给孩子们，希望孩子们从中获益,从而实现精神与人格的全面提升。
与此同时，黄春明在八九十年代也并未放弃小说创作，他以开放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再一次使其笔尖跳跃在时代的脉搏上。虽然自1977年发表《我爱玛莉》以后，至1986年发表《现此时先生》之前，黄春明小说数量锐减，但仍陆续有作品问世，1983年发表了小说《大饼》。此时的黄春明并没有失去关怀社会与现实的热情，反而更深入地探究社会变迁与传统文化逐渐丧失时不易察觉的遗憾。特别是80年代末期以后，台湾社会转型完成之后，随着政治的解严，经济渐趋成熟，惟独文化尚停留在懵懂阶段，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使得种种过去没有的现象随着时代进步而出现。由于大量乡村青壮年人口流入都市，他们为了寻找各自的前途，只身在大都市里打拼，将老人和小孩留在乡村，由于受到政治、经济的挤压，农村正面临着“老未能养”的社会现象，老人问题成了台湾社会问题中最具人文矛盾的问题。黄春明敏锐地察觉到当下台湾社会中家庭结构的改变——三代同堂的家庭不复存在，让老人们不敢将安养晚年的期待寄托在子女身上。面对如何赡养老人、人老了怎么办等一系列新出现的社会问题，黄春明于八九十年代创作了以老人为题材的系列小说来探索这些新出现的问题。他先后发表了《现此时先生》、《放生》、《瞎子阿木》、《打苍蝇》、《最后一只凤鸟》、《呷鬼的来了》、《九根手指头的故事》、《死去活来》、《银须上的春天》，以及《售票口》等小说新作。这些作品所描写的对象主要是一些闲居于乡间村镇里的寂寞、孤独的老人。这里面，有被杜撰的假新闻害得送了命的“现此时先生”；有儿子因环境保护被捕，而焦虑地在乡间等待儿子出狱的尾仔和金足这对相依为命的老夫妻；有在寒夜凄惨地呼唤出走女儿秀英回来的瞎子阿木；有为使儿女返家团聚而打算于寒风刺骨的清晨外出排队买票的火生和玉叶夫妇；有失去了土地而被迫闲居于空荡荡的别墅中以打苍蝇和等待邮差来消磨时间的老人旺欉伯仔；有为了不给城里的儿女增添麻烦而想死却死不了的粉娘；还有《银须上的春天》中那个寂寞的荣伯，只为了享有片刻的天伦之趣，不得不装睡忍受顽童玩弄他的胡须。孔子曾说：“老者安之。”然而，在富裕了的台湾社会中，老人们却连古人所说的人生晚景都无法享受到。因此，黄春明替这些留守在乡间的老人们向社会发出了呼吁之声，并在批判社会的过程中，对这个逐渐被社会淡忘的群体倾注了深厚的关怀之情。简言之，在这一时期，黄春明仍以他独特的社会关怀方式，真实地记录了台湾社会的脉动。
黄春明的文学生涯从1956年底开始至今，从其学生时代的习作《清道夫的儿子》算起，到1999年6月发表《售票口》，总共创作了四十多篇小说。除了以小说来表现他对社会的关怀之外，他还改编电影剧本、制作漫画、收集民谣，以及创作散文、童话等。综观黄春明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人们可以看出，他始终是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地前进着，最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黄春明曾动情地将自己比做文学史这株大树上的一片叶子，不过这片叶子却是特别丰厚的那一片，而且“飘落地的时辰，我即是肥料”，黄春明：《一个作者的卑鄙心灵》，见庄明萱、阙丰龄、黄重添选编《台湾作家创作谈》，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62页。将“化作春泥更护花”。他从“现代主义”到“现实主义”，从“少年维特的烦恼”阶段一直创作到“老人系列”时期，从“乡土的眷恋”到“新殖民主义的批判”，他不同时期创作内容与风格的变化轨迹，恰好映照了20世纪自50年代到90年代以来的台湾文学史的发展进程，生动折射了半个多世纪来台湾社会的变迁。这一切均说明“黄春明拥有一面心灵的明镜，宽广的胸怀和敏锐的触觉，他的作品一直与社会紧密贴合，反映出蜕变中的社会种种的问题与现象。他是个天生的会说故事的好手，更是个具有多方面才华的作家”吕正惠：《黄春明的困境—乡下人到城市以后要怎么办？》，见1986年10月《文星》100期，第133页。。而且由于“他植根于乡土，长期在乡土长大，了解乡土人物的辛酸与命运”同②。，所以他关注的始终是他所熟悉的人、事、物，描写的是一些不见于正史之中的卑微的“小人物”，记录的是他们在台湾经济腾飞与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悲欢离合。黄春明在文学园地里的辛勤耕耘，令台湾当代文学的画廊中，增添了青番公、阿盛伯、憨钦仔、坤树、甘庚伯、白梅、阿发、阿苍、猴子、阿力、黄君，以及马善行、大卫?陈等不朽的人物。这些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映照了台湾从农业社会到工商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而黄春明的创作魅力之所以能够穿越时光，不仅因为这种缘于土地和人民的深厚感情蕴涵于其中，而且还因为它带有鲜明的民族气派与含蕴了独特的个人风格，这些使他的作品成为了当代台湾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之一，为丰富中国文学的宝库做出了辉煌的贡献。就这个意义而言，黄春明的确象征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面影”。
《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