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社会，刚刚结束了半个多世纪被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的屈辱历史，随着国民党政权撤退到台湾，台湾社会又陷入了新的困境。从外部环境看，国际“冷战”局势逐渐形成，台湾成了美国控制东亚局势的一枚棋子。从内部情况看，漫长的戒严时期由此时开始，军事专制和威权统治笼罩台湾，主流文化价值取向带有高压政治的意识形态色彩。台湾社会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惶惑不安之中。黄春明作为战后登上文坛的新一代文学青年，由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人为被割断，他首先接触到的就是被“学院派”知识分子引进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以及台湾“学院派”作家创作的现代主义作品。而黄春明本人早年的不幸经历和现实的刺激，也导致了处于青春期的他，在思想上感到虚无与茫然，感情上觉得伤感与绝望，心态上受到压抑和窒息，因此急于找到一条渠道、一个空间，或一种形式来发泄郁闷，而写作成了他首选的发泄途径。换言之，在这一阶段，那些现代派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孤绝、迷惘、怀疑和精神创伤，都对正处于青春期忧郁状态之中，萦绕着“少年维特之烦恼”的黄春明产生了不小影响。很显然，黄春明这一阶段发表的小说，并未超越当时的现代主义作品。当时黄春明的状态，仿佛就是他一篇小说的标题——“跟着脚走”一样，显露出一副“苍白的现代面容”。虽然黄春明这一时期的初试啼声之作中没有经典之作存世，但数量却不算少。除了1956年发表的《清道夫的儿子》和1957年发表的《小巴哈》之外，在60年代中期以前，他还先后发表了《“城仔”落车》、《北门街》、《玩火》、《胖姑姑》、《两万年的历史》、《把瓶子升上去》、《请勿与司机谈话》、《丽的结婚消息》、《借个火》、《男人与小刀》、《照镜子》、《跟着脚走》、《没有头的胡蜂》、《桥》、《他妈的，悲哀！》和剧本《神?人?鬼》等作品，大多数发表于《联合报》副刊和《幼狮文艺》上。这些创作于一片“现代”声中的早期作品，主人公几乎全是普通“小人物”，他们的生存均充满了挫折感与悲怆感，带着一种忧悒、感伤、苍白，以及苦闷的“惨绿色调”。可以说，除了《“城仔”落车》之外，此时的黄春明虽然已经有了一份在人生路上艰难跋涉的宝贵经历，但他并未真正从中汲取到多少养料。他这一时期的大部分作品几乎都是根据他的个人生活和亲身经历发挥而成的，这无形中使作品个人色彩浓郁，而社会意义却显得淡薄。因此，就这一点而言，我们或许可以把黄春明这一时期的创作当成是他后来走上乡土写实的现实主义道路之前的一个精神驿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