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苍白的现代面容——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一阶段 第三节 《玩火》与《把瓶子升上去》
20世纪50年代，台湾社会处于高压政治统治之下，五四以来的左翼进步文化传统被人为地强行割断，主流文化价值取向带有高压政治的浓厚意识形态色彩，虚妄狂热的“战斗文艺”泛滥一时；可是随着时间推移，人们愈来愈感到需要一种更加贴近现实与反映内心需求的文学。到了60年代，“反攻大陆”的神话已经彻底破灭，政治高压却仍在延续，整个台湾知识界与文化界精神沦陷，知识分子心中大多充塞着混乱、迷惘、苦闷、颓废、彷徨、绝望、空虚的情绪。因此，为了表达对当局倡导的“战斗文学”的强烈不满，当时台湾文坛也出现了大批“乡愁文学”与部分军旅作家的“灵幻小说”和历史小说；除此之外，以“横的移植”方式进入台湾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也很快在台湾的文化知识界风靡起来，因为这种以现代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文学，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气氛。具体来说，西方现代派文学本来是西方的一股反叛性的文学思潮，滥觞于30年代，成熟于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和前后。面对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直至给人类带来巨大浩劫的世界大战，面对着人沦为资本的机器，异化为机器奴隶的“非人”现实，现代派文学以一种反传统、反理性，甚至反社会的激烈姿态，来表现西方人无所寄托、无路可归的心路历程，表现西方人生存的孤绝感和“世纪末”的绝望情绪。50年代的台湾，虽然与西方世界的社会状况有很大的不同，但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孤岛上也弥漫着沉沦、怀疑、郁闷、孤独、压抑、恐惧，以及虚无的气氛，因此西方的现代派文学迎合了当时台湾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需求。面对内忧外患的不稳定社会，台湾当局奉行的政策：一是政治上高度集权，思想一律，舆论一律，行动一律；一是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国高度的依赖与开放——政治上、经济上，当然也免不了文化上。这种非常特殊的社会状况，进一步为台湾的现代派文学准备了条件。而当一批战后成长起来的“学院派”作家登上文坛时，台湾的现代派文学也就诞生了。身处这种时代氛围之中，黄春明自然也患上了这种“世纪病”，加上青春期产生的“忧郁”情绪，他开始以青涩的情怀关注荒诞的人生与现实，用小说的形式表达内心的体验。1962年发表的《玩火》和1963年发表的《把瓶子升上去》这两篇小说，都通过年轻男女的情爱游戏，反映了当时社会弥漫的那股精神沉沦的风气。
《玩火》这篇小说通过一个时髦的年轻女子以游戏方式玩弄感情的故事，隐喻了在爱情上“玩火”的结局终将会导致“自焚”的后果。故事发生的场景是在一列从台北开往罗东的火车上，以套中套的方式进行叙事。先写火车上一对带着孩子的夫妻，丈夫为了和孩子交换窗口的座位，于是将打火机拿给孩子玩，孩子由于好奇，仔细把玩着打火机。此时，又有一些乘客上了火车，其中有一位女子非常引人注目：“皮肤白皙，身段娇好，加上入时的衣饰，就是人们沉闷中所服的振奋剂。白色的高跟鞋和黑玻璃珠子的项链，在她身上发挥了最大的衬托效果，还有水银太阳眼镜，也增添了她不少的魅力。”这个时髦女子每个周末从公司乘车回罗东时都用故意挑逗、魅惑同车的男性来度过火车上的这一段短程旅行，通过那些被她选中的男子所露出的渴望、不安、犹豫、焦虑等种种尴尬表情与动作，从中获得征服的乐趣与快感，她甚至以这种玩弄男性的行为自抬身价，将此作为与朋友聊天的有趣话题。这一次，该女子也不例外，她又开始了这种无聊的情欲游戏。当她又选中了一个年轻男人时，故事由此迅速铺展开来：
今天这个见了她就吞了一口口水的先生，她看中了，心里想：这家伙必定又是一个热锅上的蚂蚁。有好戏可看了。她不慌不忙地正想坐下。
“噢！那椅子很脏。”前面的先生一面说，一面递给她一张报纸：“这张报纸给你擦好了。”
一开始，该女子对这个故意献殷勤的男子的搭讪，充满了警戒心，以一句“谢谢”予以打发。然而，这个上前搭讪的男子追求她的意图很明显——在沉闷的车厢里来上一段艳遇。于是他竭尽全力博取这个女子的欢心，不断地更换追求的手段向女子献媚：
“噢！知道了，不用说，你是时装模特儿！”
她觉得十分可笑，不由得笑起来了。
…………
“因为看了你穿着的高贵和美丽的模样，只有这一行职业才合适。”
就这样，两人在相互挑逗的谈话中不断地勾心斗角，经过相互猜忌、提防、试探、挑逗等许多个回合你来我往的交手，以及好多个话题的转换之后，男子的追逐终于获得女子的回应。此时，他抓住机会用以退为进的方式迅速松懈该女子的心房，消弭她的警戒心：
“我们谈了半天话，彼此还不知道名字。还是让我先来自我介绍：“我姓陈名松年，家住台北××路二段一二七号，英专毕业，刚退伍不久，现在还没有职业。”他做了这样详细的介绍，为的是希望小姐也能像他这么做。“我虽然还没听你说出芳名来，但是我深信它一定是很动听的。”
听他这等的口才，与这样的外貌，她已失去了以往对男人的警戒心，她迟疑了一下说：
“我叫许月儿，在××公司，现在回罗东。”
“怪不得你长得这么漂亮。月儿——真是名副其实。”
她不时露出愉快的笑脸，听他说话。
两人谈话至此，这位男子在这场爱情游戏中可谓占尽了上风，现在只要再稍微进行一下引诱，鱼儿就会上钩了：
“‘相逢何必曾相识’的电影，你看了吗？由金露华和寇克道格拉斯主演的。”
她点了点头。
“我很喜欢那片子。”接着他对那影片，做了很多有关爱情与道德方面的批评，想在她面前显露身手。
“现在我们不就是——不曾相识而相逢了。我本来预定到礁溪下车，但我真不愿意，我们就这样离开。我也想到罗东玩玩，和我一道方便吗？”
她有点慌张，想拒绝他，也不是……怎么才好她也不知道。她没有说话。
到了这时候，这个原本充满自信的、以玩弄与征服男人为乐的女子，现在反而被男人“征服”了。可以说在这场爱情游戏的争战中，该女子的阵地已经彻底失守。因此她的信心开始动摇，“她有点慌张，想拒绝他”，但是却不知如何解决这种主动“惹火上身”的问题。就在此时，邻近座位上那个玩打火机的孩子突然哭泣起来了，因为他被打火机烫痛了手。至此，小说的隐喻也就呈露了出来：这个在爱情上“玩火”的女子可能导致“自焚”的结果，就如那个玩打火机的孩子，终于因为“玩火”而烫痛了手一样。最后，这个男子果然没有在他该去的地方下车，因为美人已是手到擒来了。故事结笔是这样的一段话：
火车继续地奔跑。沉闷仍然蔓延，沉闷中的人们似乎需要更多更能持久的刺激。
呜——罗东就在前头了。
这里，虽然没有叙述两人后来发生的事，但这样的邂逅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已经是不言而喻了。这对年轻男女游戏人生的态度正是对沉闷现实生活的一种折射。男子见猎心喜，女子以玩弄男性为乐，在这场因为情欲而发生的男女战争中，显露的是：人与人之间是无法沟通的，彼此的关系只是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而相互欺骗和利用，面对如此的生存景况，的确会让人对这个现实世界产生一种否定的冲动。
发表于1963年的另一篇小说《把瓶子升上去》，探讨的则是所谓的“爱情本质是什么？”的问题。与前一篇《玩火》相比较，这篇小说虽然仍然是在情爱问题上打转，不过其中却多了一些象征与隐喻的色彩，似乎更像是超现实主义的作品。小说的内容和人物都很简单：通过一个年轻的中学男教师与他心仪的女子约会与跳舞的情节，将这对青年男女之间你来我往的情爱对抗游戏表现了出来，最后以男子的失恋宣告结束。失恋的男子在性冲动的刺激下，由于欲望无法纾解，于是借酒浇愁，在醉眼朦胧中搞了一个恶作剧——将一个空酒瓶升到校园里高高的旗杆上去，借以发泄积郁在心中的闷气。这篇小说写好后，黄春明将它投给《联合报》的副刊，主编林海音看了这篇作品后，对于是否刊用该文，一度十分犹豫，心情处在肯定与否定的矛盾之间徘徊不已。她说：“这是篇使我喜欢又操心的小说，我怎样地读了又读，改了又改，发下去，抽回来，终于也以‘自暴自弃’的心情发下去了。然后晚上睡在床上又嘀咕了好一阵子。”林海音：《这个自暴自弃的黄春明》，见小说集《小寡妇》“序”，（台北）远景出版公司1975年2月版。从林海音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这篇小说显然具有相当大的争议性。作为文学新手的黄春明似乎想通过这篇小说来探讨现代的男女情爱观念，然而也许是并无亲身经验，所以只能为文造情，或者说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虽然窥见了爱情的门径，但却无法深入挖掘下去。而这或许也是主编林海音在刊用与否的问题上踌躇不已的原因吧。
在故事中，这对男女之间的情爱表现就像是一场激烈的争斗游戏。小说仔细表现了这个年轻男子在这场情爱游戏中不断变化的心态，将他那种对爱情的焦灼、渴望、兴奋与嫉妒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疯狂地向心仪的女子展露着自己的外表，既像求偶的雄孔雀开屏一样炫耀着他的阳刚味道，又如同发情的野兽一样散发出浓烈的欲望气息。为了达到追求女子的目的，他将自己的身段和自尊都降得低低的，甚至不惜向女方摆出痛苦与占有的姿态，终于有点打动了心仪女子的心，开始向他表示了一点好感。小说通过在舞会上这对男女之间的对话不断将这个情爱游戏逐步推向高峰。小说将这个女子对待爱情的患得患失心理表现得相当真切：
虽然她已察觉到他已钟情于她了。但是，那还是不能确定；她吃过几次亏了……她为了试探，伪装不在乎什么的样子。这点，她装得很自然……她从对方痛苦的情绪中，尝到被爱的甜味。但是她随时都在提醒自己，不能让他知道自己情感的倾向。……尽管她的语气是生气的，内心里却不然。当别人想要占有她的时候，她已觉得她先占有了别人，只要她稍向他表明一下爱，对方即变成一枚自己喜爱的别针儿那样，轻易的就可以拿过来别在自己的胸前，而他也会感到占有；爱情就是这样蒙骗双方。
虽然有一点感动于男子的痴情，但这个女子却仍无法将自己的真心交付出来。只是对这个心仪她的男子表示出了一些亲近与和善的姿态；该男子由此得到了鼓励，在女性的蛊惑中越陷越深，几乎到了无法自拔的地步，甚至于在女子故意用言语刺激他时，这个男子仍旧坚定不移地表白着对她的感情。小说中有一段对话很生动地表现了这种情形：
“难道你不觉得我过于老成，一点少女气质都没有，不含蓄，不十分……”
“说下去，我就喜欢这种女人。”
“多多益善吗？”
“噢！不！只有你。”……
“不过你要知道，我有很多的男朋友呢。”
“有丈夫，有小孩那更是Romantic。”
男子这样的表现，的确进一步打动了女子的心。因此，她主动邀请男子和她一同去参加另一场“派对”，可是这个男子一向就不喜欢那种人多热闹的场合，他想与女方单独约会，结果两人意见不一，为此闹得不欢而散。分手之后，深感失望的男子却又因对女性的极度渴望而勉强说服自己去参加那个令人讨厌的“派对”，然而却遍寻不着该女子的身影了。此时，他不禁回忆起先前两人交往时的亲密对话，发现了女子以爱的谎言欺骗他的真相，由此进一步联想到其他种种可怕的情形，这一切使他在失望与绝望的交织中不禁想痛哭一场。在这场“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情爱闹剧中，由于男子始终处于被女子掌控的情况中，所以终于成为了一个委屈被骗的受害者。这种建立在欺骗之上的感情，本来就隐含着毁灭性，一旦真相揭露，被欺骗的一方因为感情被玩弄而导致爱情幻想破灭，爱情也终将以悲剧结局。爱情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小说隐约给出了一个答案：虚无。小说最后的结尾，显然别有用意。由于失恋与失望交织的激愤，使该男子像游魂一样无以排遣郁闷，于是陷入了“借酒浇愁”的境地中：“整晚他像在另一个世界漫游。回来时带两瓶酒……硬吵醒教地理的老同学，陪他喝闷酒。”最后，由于难耐性冲动的刺激，竟在醉酒之中无聊地将一个空酒瓶升上了校园高高的旗杆上。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那个象征性欲无法发泄的空酒瓶，被高高挂到了神圣的旗杆上的场面，是有着明显的象征意味的。这种恶作剧的行为，虽然给人以一种滑稽与荒谬感，将低级与庄重并置——这正是现代主义所提倡的那种“黑色幽默”；但是，这一将空酒瓶挂上旗杆的行为，其实也正隐喻了一种对现实的叛逆情绪和对社会不满的挑衅姿态，更是对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戏谑性颠覆与消解。
《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