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苍白的现代面容——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一阶段 第四节 《借个火》
在黄春明早期的作品中，发表于1963年的小说《借个火》所带有的现代派文学的色彩并不算太浓厚，倒是其中所暴露的台湾教育界存在的“红包文化”问题相当具有警世意义。小说结构很简单，线索单一，情节也没有什么枝蔓。通过一个中年男子在一趟短途火车上几个时辰的回忆片断为故事轴心，不仅揭示了他同儿子康明之间的相互谅解与关怀，还暴露了台湾教育界中隐藏的腐败，以及教师道德上堕落的现象。
故事发生在一列短途对号火车上，车厢里的气氛非常沉闷、压抑，一位显得“匆忙又焦急”的中年男子犯了烟瘾却遍寻不着打火机，于是他向邻座的一位绅士借火点烟，由于心不在焉竟将两人的香烟在无意中调换了；而绅士发现后，又同样用“借个火”的恶作剧方式悄悄地将自己的香烟换了回来，可该男子仍毫无所觉。这个心情恍惚的男人给人的印象是：“向来就没有像此刻这样渴想过抽烟。可能这样能帮他做许多事；整理紊乱的思绪，或是能让他起伏不安的心稍稍平静下来。总而言之，现在所感到需要，并不单是像平时做做消遣打发时间而已。没有任何东西在这时候，让他感到比抽烟更需要的了。平时有人说抽烟是一种浪费，他可以同意。不过以现在来说，想抽烟是最聪明的办法。但他未必这样分析，这种需要强烈地攫取他所有的行为，列为最首要的先决条件。”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他如此烦恼呢？故事的核心部分就由此铺展开了。此时，“对号快车飞驰地穿越兰阳平原，于预定的时间即可到达目的地。而他的思维却在另一个时空交错纵横，那是无法预想得到”。原来上午该男子收到了最疼爱的儿子康明从学校寄来的一封限时信，信中的内容让他感到十分焦急。原来康明在信中告诉父亲，他因犯了一个连自己都不太明白的错误而将被学校开除：
昨天下午两节军训课连着课外活动，据说教官请了假。所以我和同班的几个同学，都跑去看日本片《明治天皇与日俄战争》。事后因有人告密而被学校知道了。因为我已记过两大过，所以要开训导会议之后，才知道把我怎么办。训导主任找我谈过话了，他说我要被开除，并且说我的民族意识太薄弱了，我想这就是要开除我的最大理由。爸爸，民族意识是什么？说真的，我不太明了这个意思。
由这封信所叙述的内容可以看出，已被记了两大过的中学生康明这次所犯的错误似乎是很严重的。众所周知，台湾历史上曾经遭受过日本帝国主义长达五十年的漫长殖民统治，从台湾光复到60年代初叶的台湾，尚不到二十年的时间，而当时台湾民众对日本军国主义蹂躏中华民族的罪行仍记忆犹新，对于来自日本，或与日本有关的一切事物都怀有强烈的排斥、憎恶心理，故而中学生康明就因看了一部日本影片，便被扣上了一顶“民族意识太薄弱”的大帽子，并因为这个罪名而面临被开除的命运。就康明而言，他的个性并不适合读书，但他也绝对不是一个“民族意识太薄弱”的坏孩子，他之所以不明白“民族意识是什么？”责任并不全在康明本人身上，其实显露的是学校教育的一种失败，暴露的乃是台湾当时教育体制中存在的缺失，以及像训导主任这样的老师对于学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教育”方面的重大盲点。如果康明能够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有一定的了解的话，必然不会出现这样莫名其妙的情况。显然，学校加诸于康明头上的罪名颇有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味道，学校召开的训导会议竟以“民族意识太薄弱”作为开除康明的理由，不仅显得有失公道，而且还让人感到很荒谬。
小说接着由这个“民族意识”的问题继续深入拓展下去，既然康明搞不明白，那么他的父亲和其他人是否就明白什么叫“民族意识”呢？小说通过两个片断来告诉人们真实的情形。就康明的父亲而言，“‘民族意识’这四个字分开倒可以看得懂。但连接成一个词汇，就不好懂了。他猜了好久，始终想不出什么来。当然，那一定和‘明治天皇’有关，可能是一件很大的过失，不然为什么会有‘民族’两个字？他这样想。他知道的也止于此。因为以前他只受过小学教育，所以轮到自己的子女时，拼命鼓励他们升学”。显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康明的父亲也像儿子一样，既弄不清楚“民族意识”的深奥含义，更不明白“民族意识”与康明被退学之间的关联。小说由此反思了台湾当时教育制度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就像康明父亲所说的那样：“有些人的前途，往往就是被逼到学校里，然后被学校把他毁掉，康明就是这种孩子。”事实也正是如此，康明只是由于不爱念书而被迫以暴力纾解内心的压力，而导致被记了两次大过，但他对于自己的不良行为却产生了很强烈的内疚心与自责感，这一点从他寄给父亲报告自己退学事件的信中可以看出：
爸爸：
真对不起您。说实在话，我一直都在想作一个好孩子。尤其是上次，我同人打架被记了两大过时，看您那么伤心，我就一直这样想；只要您不再伤心，做好孩子是一件坏事我也愿意。但是我又做坏孩子了。
在这里，我们通过康明的内疚与向父亲的保证，可以发现康明并非一个真正的坏孩子，而是在有弊病的教育体制下被强行贴上“民族意识太薄弱”标签的所谓的“坏孩子”。对于这一强加到他头上而始终无法弄明白的罪名，康明所采取的反抗方式就是决定接受开除的命运，所以他在信中很坚决地对父亲说：“开除就开除，我宁愿在家里做好孩子，也不愿在学校里做好学生了。”可是康明这样的行为，恐怕不能见容于师长，更不能见容于社会。康明的父亲为此而忧心忡忡：“康明今年十九了，无论如何还是读书才是办法。唉！民族意识薄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会不会被开除？一定要请老师帮帮忙，送给他一点什么东西，或是钱。到台北得先到瑞荣行找老板借一千块……”虽然最终康明父子也没弄明白什么叫“民族意识薄弱”，但是由于父亲的关心与谅解，终于再次给了康明一个改变退学命运的机会：
经他百般向导师恳求之下，导师替他想了一些办法：
“现在你们快去找训导主任，去迟了恐怕他出去开会。你把我告诉你的话说给他听，等他回来我再和他谈。”
临走之前，他把预先包好的钱递给导师，导师拒绝了。但他并没有反对父亲把钱放在桌子上。最后他又喊住他们说：
“主任问你的时候，你不要告诉他已经来过我这里了，等他开会回来我再去找他。”
…………
主任似乎很慎重的考虑着。父亲又把原先准备好的钱掏出来，说是表示一点小意思，虽然主任极力反对。当父亲把钱拿给在旁边玩的小孩子时，主任就没有再表示什么了。他说：
“那么好！你们快去找导师。但是不要说你们来找过我了。等我下午开会回来，我再和他谈谈。”
以他在社会上混过几十年的经验，他知道康明没事了；总不至于被开除。他笑着对康明说：
“这一辈子我总是欠你的债，我想现在没事了。不过以后你还得小心检点，把高中读完。再去找导师说一说，我今天就要赶回去。”
虽然康明对父亲处理问题的方式很不赞成，“康明很不高兴；他觉得父亲太卑贱了，但又无可奈何。”然而，事情的最后转圜却毕竟是在父亲的红包贿赂下才出现的，原本被认为是很严重的开除问题，却在金钱的魔力下得到了解决。小说通过“红包文化”将教育工作者道德上的堕落倾向暴露出来了，促使人们去探究与思考社会现实中的弊端。在中国社会数千年的历史中，这种贿赂性质的“红包文化”现象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是一个根本性的文化痼疾。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康明的退学事件中，无论康明的父亲，还是康明，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搞清楚究竟何谓“民族意识太薄弱”。甚至在康明父亲坐在返家的火车上时，这一问题仍然苦苦纠缠着他，他忍不住冒失地向旁边一位戴眼镜的、看起来很有学问的乘客请教：“这位先生，请教一下。请告诉我什么叫做‘民族意识薄弱’好吗？”这位乘客的回答竟然是：“民族意识薄弱的意思就是不懂得民族意识薄弱叫什么意思的人。”这样的回答真让人啼笑皆非、忍俊不禁，然而在笑声的背后，显然隐藏着更多滑稽与荒谬的东西，这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小说结尾，当康明父亲以金钱如愿买通了康明的导师和训导主任以后，在回家的火车中因为目睹一对乘客的亲密行为，他临时决定借这机会暂时解放一下自己：
……他独自笑了笑说：怎么不借这机会骗骗太太？明天才回家。他私下决定今晚要在礁溪下车，先洗个澡，然后找一个荒唐荒唐。
到礁溪温泉他下车了。当车开动的时候，他在月台上自言自语地说：“你真的下车了？嗨！真他妈的。”
碧山庄的霓虹灯，在前头眨着眼睛卖弄风骚。他想起谁对他说过的，那儿姑娘最多又最齐。
由此看来，康明的退学事件反而成了他的父亲荒唐的导火索与借口了。小说结尾部分关于康明父亲的描写，确实透露出了当时台湾社会中所弥漫着的那种颓废、紊乱、放荡与焦虑的气息。
从艺术上看，小说虽然采用了幽默谐谑的方式暴露了教育制度的缺失和社会的弊端，但由于在不少情节中过分凸显了人物种种可笑的行径，无形中也使小说的主题偏离了原来的方位，冲淡了题材本身的悲剧意味，减弱了对人物辛酸遭遇的同情，这大大降低了小说的现实批判意义。
《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