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宣很想独自去找山木,跟他谈一谈。他要告诉山木:“你的儿子根本不是为救中国而牺牲了的,你的儿子和几十万军队是来灭中国的!”他也想对山木说明白:“我没想到你,一个学者,也和别的日本人一样的胡涂!你们的胡涂使你们疯狂,你们只知道你们是最优秀的,理当作主人的民族,而不晓得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甘心作你们的奴隶。中国的抗战就是要打明白了你们,教你们明白你们并不是主人的民族,而世界的和平是必定仗着民族的平等与自由的!”他还要告诉山木:“你以为你们已经征服了我们,其实,战争还没有结束,你们还不能证明是否战胜!你们的三月亡华论已经落了空,现在,你们想用汉奸帮助你们慢慢的灭亡中国;你们的方法变动了一点,而始终没有觉悟你们的愚蠢与错误。汉奸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他们会害了我们,也会害了你们!日本人亡不了中国,汉奸也亡不了中国,因为中国绝对不向你们屈膝,而中国人也绝不相信汉奸!你们须及早的觉悟,把疯狂就叫作疯狂,把错误就叫作错误,不要再把疯狂与错误叫作真理!”
可是,他在操场转了好几个圈子,把想好了的话都又咽回去。他觉得假若一个学者还疯狂到那个程度,别的没有什么知识的日本人就更可想而知了。即使他说服了一个山木,又有什么用处呢?况且,还不见得就能说服了他呢。
要想解决中日的问题,他看清楚,只有中国人把日本人打明白了。我们什么时候把“主人”打倒,他才会省悟,才会失去自信而另打好主意。说空话是没有用处的。对日本人,枪弹是最好的宣传品!
想到这里,他慢慢的走出校门。一路上,他还没停止住思索。他想:说服山木或者还是小事,更要紧的倒是怎样防止学生们不上日本教官的,与伪报纸的宣传的当。怎样才不教学生们上当呢?在讲堂上,他没法公开的对学生谈什么,他怀疑学生和教师里边会没有日本的侦探。况且,他是教英文的,他不能信口开河的忽然的说起文天祥史可法的故事,来提醒学生们。同时,假若他还是按照平常一样,除了教课,什么闲话也不说,他岂不是只为那点薪水而来上课,在拿钱之外,什么可以自慰自解的理由也没有了吗?他不能那么办,那太没有人味儿了!
今天,听到瑞丰的一片话,他都没往心里放。可是,他却听进去了:暑假后要裁减英文钟点。虽然老二别的话都无聊讨厌,这点消息可不能看成耳旁风。假若他的钟点真的被减去一半或多一半,他怎么活着呢?他立起来。他觉得应当马上出去走一走,不能再老这么因循着。他须另找事作。为家计,他不能一星期只教几个钟点的英文。为学生,他既没法子给他们什么有益的指导,他就该离开他们——这不勇敢,可是至少能心安一点。去到处奔走事情是他最怕的事。但是,今天,他决定要出去跑跑。
他走在院中,小顺儿和妞子正拉着瑞丰从祁老人屋里出来。
“爸!”小顺儿极高兴的叫。“我们看会去!”“什么会?”瑞宣问。
“北平所有的会,高跷,狮子,大鼓,开路,五虎棍,多啦!多啦!今儿个都出来!”瑞丰替小顺儿回答。“本来新民会想照着二十年前那样办,教城隍爷出巡,各样的会随着沿路的耍。可是,咱们的城隍爷的神像太破旧了,没法儿往外抬,所以只在北海过会。这值得一看,多年没见的玩艺儿,今天都要露一露。日本人有个好处,他们喜欢咱们的旧玩艺儿!”“爸,你也去!”小顺儿央求爸爸。
“我没工夫!”瑞宣极冷酷的说——当然不是对小顺儿。
他往外走,瑞丰和孩子们也跟出来。一出大门,他看见大赤包,高第,招弟,和胖菊子,都在槐荫下立着,似乎是等着瑞丰呢。她们都打扮得非常的妖艳,倒好象她们也是一种到北海去表演的什么“会”似的。瑞宣低下头,匆匆的走过去。他忽然觉得心里闹得慌,胃中一酸,吐了一口清水。山木与别的日本人的疯狂,他刚才想过,是必须教中国人给打明白的。可是,大赤包与瑞丰却另有一种疯狂,他们把屈膝与受辱看成享受。日本人教北平人吃不上粽子,而只给他们一些热闹看,他们也就扮得花花绿绿的去看!假若日本人到处遇到大赤包与瑞丰,他们便会永久疯狂下去!他真想走回去,扯瑞丰两个大嘴巴子。看了看自己的手,那么白软的一对手,他无可如何的笑了笑。他不会打人。他的教育与文化和瑞丰的原是一套,他和瑞丰的软弱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而已!他和瑞丰都缺乏那种新民族的(象美国人)英武好动,说打就打,说笑就笑,敢为一件事,(不论是为保护国家,还是为试验飞机或汽车的速度,)而去牺牲了性命。想到这里,他觉得即使自己的手不是那么白软,也不能去打瑞丰了;他和瑞丰原来差不多,他看不起瑞丰也不过是以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更使他难过的是他现在须托人找事情作。他是个没有什么野心的人,向来不肯托人情,拉关系。朋友们求他作事,他永远尽力而为;他可是绝不拿帮助友人作本钱,而想从中生点利。作了几年的事,他觉得这种助人而不求人的作风使他永远有朋友,永远受友人的尊敬。今天,他可是被迫的无可奈何,必须去向友人说好话了。这教他非常的难过。侵略者的罪恶,他觉得,不仅是烧杀淫掠,而且也把一切人的脸皮都揭了走!
同时,他真舍不得那群学生。教书,有它的苦恼,但也有它的乐趣。及至教惯了书,即使不提什么教育神圣的话,一个人也不愿忽然离开那些可爱的青年的面孔,那些用自己的心血灌溉过的花草!再说,虽然他自己不敢对学生们谈论国事,可是至少他还是个正直的,明白的人。有他和学生在一处,至少他可以用一两句话纠正学生的错误,教他们要忍辱而不忘了复仇。脱离学校便是放弃这一点点责任!他难过!
况且,他所要恳求的是外国朋友呢。平日,他最讨厌“洋狗”——那种歪戴帽,手插在裤袋里,口中安着金牙,从牙缝中蹦出外国字的香烟公司的推销员,和领外国人逛颐和园的翻译。因此,他自己虽然教英文,而永远不在平常谈话的时候夹上英国字。他也永不穿西装。他不是个褊狭的国家主义者,他晓得西洋文明与文化中什么地方值得钦佩。他可是极讨厌那只戴上一条领带便自居洋狗的浅薄与无聊。他以为“狗仗人势”是最卑贱的。据他看,“洋狗”比瑞丰还更讨厌,因为瑞丰的无聊是纯粹中国式的,而洋狗则是双料的——他们一点也不晓得什么是西洋文化,而把中国人的好处完全丢掉。连瑞丰还会欣赏好的竹叶青酒,而洋狗必定要把汽水加在竹叶青里,才咂一咂嘴说:有点象洋酒了!在国家危亡的时候,洋狗是最可怕的人,他们平常就以为中国姓不如外国姓热闹悦耳,到投降的时候就必比外国人还厉害的来破坏自己的文化与文物。在邻居中,他最讨厌丁约翰。
可是,今天,他须往丁约翰出入的地方走。他也得去找“洋”事!
他晓得,被日本人占据了的北平,已经没有他作事的地方,假若他一定“不食周粟”的话。他又不能教一家老小饿死,而什么也不去作。那么,去找点与日本人没有关系的事作,实在没什么不可原谅自己的地方。可是,他到底觉得不是味儿。假若他有几亩田,或有一份手艺,他就不必为难的去奉养着老亲。可是,他是北平人。他须活下去,而唯一的生活方法是挣薪水。他几乎要恨自己为什么单单的生在北平了!
走到了西长安街,他看到一档子太狮少狮。会头打着杏黄色的三角旗,满头大汗的急走,象是很怕迟到了会场的样子。一眼,他看见了棚匠刘师傅。他的心里凉了一阵儿,刘师傅怎么也投降了呢?他晓得刘师傅的为人,不敢向前打招呼,他知道那必给刘师傅以极大的难堪。他自己反倒低下头去。他不想责备刘师傅,“凡是不肯舍了北平的,迟早都得舍了廉耻!”他和自己嘟囔。
他要去见的,是他最愿意看到的,也是他最怕看到的,人。那是曾经在大学里教过他英文的一位英国人,富善先生。富善先生是个典型的英国人,对什么事,他总有他自己的意见,除非被人驳得体无完肤,他决不轻易的放弃自己的主张与看法。即使他的意见已经被人驳倒,他还要卷土重来找出稀奇古怪的话再辩论几回。他似乎拿辩论当作一种享受。他的话永远极锋利,极不客气,把人噎得出不来气。可是,人家若噎得他也出不来气,他也不发急。到他被人家堵在死角落的时候,他会把脖子憋得紫里蒿青的,连连的摇头。而后,他请那征服了他的人吃酒。他还是不服气,但是对打胜了的敌人表示出敬重。
他极自傲,因为他是英国人。不过,有人要先说英国怎样怎样的好,他便开始严厉的批评英国,仿佛英国自有史以来就没作过一件好事。及至对方也随着他批评英国了,他便改过来,替英国辩护,而英国自有史以来又似乎没有作错过任何一件事。不论他批评英国也罢,替英国辩护也罢,他的行为,气度,以至于一举一动,没有一点不是英国人的。
他已经在北平住过三十年。他爱北平,他的爱北平几乎等于他的爱英国。北平的一切,连北平的风沙与挑大粪的,在他看,也都是好的。他自然不便说北平比英国更好,但是当他有点酒意的时候,他会说出真话来:“我的骨头应当埋在西山静宜园外面!”
对北平的风俗掌故,他比一般的北平人知道的还要多一些。北平人,住惯了北平,有时候就以为一切都平平无奇。他是外国人,他的眼睛不肯忽略任何东西。凡事他都细细的看,而后加以判断,慢慢的他变成了北平通。他自居为北平的主人,因为他知道一切。他最讨厌那些到北平旅行来的外国人:“一星期的工夫,想看懂了北平?别白花了钱而且污辱了北平吧!”他带着点怒气说。
他的生平的大志是写一本《北平》。他天天整理稿子,而始终是“还差一点点!”他是英国人,所以在没作成一件事的时候,绝对不肯开口宣传出去。他不肯告诉人他要写出一本《北平》来,可是在遗嘱上,他已写好——杰作《北平》的著者。
英国人的好处与坏处都与他们的守旧有很大的关系。富善先生,既是英国人,当然守旧。他不单替英国守旧,也愿意为北平保守一切旧的东西。当他在城根或郊外散步的时候,若遇上一位提着鸟笼或手里揉着核桃的“遗民”,他就能和他一谈谈几个钟头。他,在这种时候,忘记了英国,忘记了莎士比亚,而只注意那个遗民,与遗民的鸟与核桃。从一个英国人的眼睛看,他似乎应当反对把鸟关在笼子里。但是,现在他忘了英国。他的眼睛变成了中国人的,而且是一个遗民的。他觉得中国有一整部特异的,独立的,文化,而养鸟是其中的一部分。他忘了鸟的苦痛,而只看见了北平人的文化。
因此,他最讨厌新的中国人。新的中国人要革命,要改革,要脱去大衫而穿上短衣,要使女子不再缠足,要放出关在笼子中的画眉与八哥。他以为这都是消灭与破坏那整套的文化,都该马上禁止。凭良心说,他没有意思教中国人停在一汪儿死水里。可是,他怕中国人因改革而丢失了已被他写下来的那个北平。他会拿出他收藏着的三十年前的木版年画,质问北平人:“你看看,是三十年前的东西好,还是现在的石印的好?看看颜色,看看眉眼,看看线条,看看纸张,你们哪样比得上三十年前的出品!你们已忘了什么叫美,什么叫文化!你们要改动,想要由老虎变成猫!”
同年画儿一样,他存着许多三十年前的东西,包括着鸦片烟具,小脚鞋,花翎,朝珠。“是的,吸鸦片是不对的,可是你看看,细看看,这烟枪作的有多么美,多么精致!”他得意的这样说。
当他初一来到北平,他便在使馆——就是丁约翰口中的英国府——作事。因为他喜爱北平,所以他想娶一个北平姑娘作太太。那时候,他知道的北平事情还不多,所以急于知道一切,而想假若和中国人联了姻,他就能一下子明白多少多少事情。可是,他的上司警告了他:“你是外交官,你得留点神!”他不肯接受那个警告,而真的找到了一位他所喜爱的北平小姐。他知道,假若他真娶了她,他必须辞职——把官职辞掉,等于毁坏了自己的前途。可是,他不管明天,而决定去完成他的“东方的好梦”。不幸,那位小姐得了个暴病儿,死去。他非常的伤心。虽然这可以保留住他的职位,可是他到底辞了职。他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得住死者——虽然没结婚,我可是还辞了职。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常常的嘟囔着:“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而加上:“我想作东方人都不成功!”辞职以后,他便在中国学校里教教书,或在外国商店里临时帮帮忙。他有本事,而且生活又非常的简单,所以收入虽不多,而很够他自己花的。他租下来东南城角一个老宅院的一所小花园和三间房。他把三间房里的墙壁挂满了中国画,中国字,和五光十色的中国的小玩艺,还求一位中国学者给他写了一块匾——“小琉璃厂”。院里,他养着几盆金鱼,几笼小鸟,和不少花草。一进门,他盖了一间门房,找来一个曾经伺候过光绪皇帝的太监给他看门。每逢过节过年的时候,他必教太监戴上红缨帽,给他作饺子吃。他过圣诞节,复活节,也过五月节和中秋节。“人人都象我这样,一年岂不多几次享受么?”他笑着对太监说。
他没有再恋爱,也不想结婚,朋友们每逢对他提起婚姻的事,他总是摇摇头,说:“老和尚看嫁妆,下辈子见了!”他学会许多北平的俏皮话与歇后语,而时常的用得很恰当。
当英国大使馆迁往南京的时候,他又回了使馆作事。他要求大使把他留在北平。这时候,他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
他教过,而且喜欢,瑞宣,原因是瑞宣的安详文雅,据他看,是有点象三十年前的中国人。瑞宣曾帮助他搜集那或者永远不能完成的杰作的材料,也帮助他翻译些他所要引用的中国诗歌与文章。瑞宣的英文好,中文也不错。和瑞宣在一块儿工作,他感到愉快。虽然二人也时常的因意见不同而激烈的彼此驳辩,可是他既来自国会之母的英国,而瑞宣又轻易不红脸,所以他们的感情并不因此而受到损伤。在北平陷落的时候,富善先生便派人给瑞宣送来信。信中,他把日本人的侵略比之于欧洲黑暗时代北方野蛮人的侵袭罗马;他说他已有两三天没正经吃饭。信的末了,他告诉瑞宣:“有什么困难,都请找我来,我一定尽我力之所能及的帮助你。我在中国住了三十年,我学会了一点东方人怎样交友与相助!”瑞宣回答了一封极客气的信,可是没有找富善先生去。他怕富善老人责难中国人。他想象得到老人会一方面诅咒日本人的侵略,而一方面也会责备中国人的不能保卫北平。今天,他可是非去不可了。他准知道老人会帮他的忙,可也知道老人必定会痛痛快快的发一顿牢骚,使他难堪。他只好硬着头皮去碰一碰。无论怎么说,吃老人的闲话是比伸手接日本人的钱要好受的多的。
果然不出他所料,富善先生劈头就责备了中国人一刻钟。不错,他没有骂瑞宣个人,可是瑞宣不能因为自己没挨骂而不给中国人辩护。同时,他是来求老人帮忙,可也不能因此而不反驳老人。
富善先生的个子不很高,长脸,尖鼻子,灰蓝色的眼珠深深的藏在眼窝里。他的腰背还都很直,可是头上稀疏的头发已差不多都白了。他的脖子很长,而且有点毛病——每逢话说多了,便似堵住了气的伸一伸脖子,很象公鸡要打鸣儿似的。
瑞宣看出来,老人的确是为北平动了心,他的白发比去年又增加了许多根,而且说话的时候不住的伸脖子。虽然如此,他可是不便在意见上故意的退让。他不能为挣钱吃饭,而先接受了老人的斥责。他必须告诉明白了老人:中国还没有亡,中日的战争还没有结束,请老人不要太快的下断语。辩论了有半个多钟头,老人才想起来:“糟糕!只顾了说话儿,忘了中国规矩!”他赶紧按铃叫人拿茶来。送茶来的是丁约翰。看瑞宣平起平坐和富善先生谈话,约翰的惊异是难以形容的。
喝了一口茶,老人自动的停了战。他没法儿驳倒瑞宣,也不能随便的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只好等有机会另开一次舌战。他知道瑞宣必定有别的事来找他,他不应当专说闲话。他笑了笑,用他的稍微有点结巴,而不算不顺利的中国话说:“怎样?找我有事吧?先说正经事吧!”
瑞宣说明了来意。
老人伸了好几下脖子,告诉瑞宣:“你上这里来吧,我找不到个好助手;你来,我们在一块儿工作,一定彼此都能满意!你看,那些老派的中国人,英文不行啊,可是中文总靠得住。现在的中国大学毕业生,英文不行,中文也不行——你老为新中国人辩护,我说的这一点,连你也没法反对吧?”“当一个国家由旧变新的时候,自然不能一步就迈到天堂去!”瑞宣笑着说。
“哦?”老人急忙吞了一口茶。“你又来了!北平可已经丢了,你们还变?变什么?”
“丢了再夺回来!”
“算了!算了!我完全不相信你的话,可是我佩服你的信念坚定!好啦,今天不再谈,以后咱们有的是机会开辩论会。下星期一,你来办公,把你的履历给我写下来,中文的和英文的。”
瑞宣写完,老人收在衣袋里。“好不好喝一杯去?今天是五月节呀!”
39
由东城往回走,瑞宣一路上心中不是味儿。由挣钱养家上说,他应当至少也感到可以松一口气了;可是从作“洋”事上说,尽管他与丁约翰不同,也多少有点别扭。往最好里讲,他放弃了那群学生,而去帮助外国人作事,也是一种逃避。他觉得自己是在国家最需要他的时候,作出最对不起国家的事!他低着头,慢慢的走。他没脸看街上的人,尽管街上走着许多糊糊涂涂去到北海看热闹的人。他自己不糊涂,可是他给国家作了什么呢?他逃避了责任。
可是,他又不能否认这个机会的确解决了眼前的困难——一家大小暂时可以不挨饿。他没法把事情作得连一点缺陷也没有,北平已经不是中国人的北平,北平人也已经不再是可以完全照着自己的意思活着的人。他似乎应当庆祝自己的既没完全被日本人捉住,而又找到了一个稍微足以自慰自解的隙缝。这样一想,他又抬起头来。他想应当给老人们买回一点应节的点心去,讨他们一点喜欢。他笑自己只会这么婆婆妈妈的作孝子,可是这到底是一点合理的行动,至少也比老愁眉不展的,招老人们揪心强一点!他在西单牌楼一家饽饽铺买了二十块五毒饼。
这是一家老铺子,门外还悬着“满汉饽饽”,“进贡细点”等等的金字红牌子。铺子里面,极干净,极雅致的,只有几口大朱红木箱,装着各色点心。墙上没有别的东西,只有已经黄暗了的大幅壁画,画的是《三国》与《红楼梦》中的故事。瑞宣爱这种铺子,屋中充满了温柔的糖与蛋糕,还有微微的一点奶油的气味,使人闻着心里舒服安静。屋中的光线相当的暗,可是刚一走近柜台,就有头永远剃的顶光,脸永远洗得极亮的店伙,安静的,含笑的,迎了上来,用极温和的低声问:“您买什么?”
这里没有油饰得花花绿绿的玻璃柜,没有颜色刺目的罐头与纸盒,没有一边开着玩笑一边作生意的店伙,没有五光十色的“大减价”与“二周年纪念”的纸条子。这里有的是字号,规矩,雅洁,与货真价实。这是真正北平的铺店,充分和北平的文化相配备。可是,这种铺子已慢慢的灭绝,全城只剩了四五家,而这四五家也将要改成“稻香村”,把点心,火腿,与茶叶放在一处出售;否则自取灭亡。随着它灭亡的是规矩,诚实,那群有真正手艺的匠人,与最有礼貌的店伙。瑞宣问了好几种点心,店伙都抱歉的回答“没有”。店伙的理由是,材料买不到,而且预备了也没有人买。应时的点心只有五毒饼,因为它卖不出去还可以揉碎了作“缸炉”——一种最易消化的,给产妇吃的点心。瑞宣明知五毒饼并不好吃,可只好买了二十块,他知道明年也许连五毒饼这个名词都要随着北平的灭亡而消灭的!
出了店门,他跟自己说:“明年端阳也许必须吃日本点心了!连我不也作了洋事吗?礼貌,规矩,诚实,文雅,都须灭亡,假若我们不敢拚命去保卫它们的话!”
快到家了,他遇见了棚匠刘师傅。刘师傅的脸忽然的红起来。瑞宣倒觉得怪难为情的,说什么也不好,不说什么也不好。刘师傅本已低下头去,可又赶紧抬起来,决定把话说明白,他是心中藏不住话的人。“祁先生,我到北海去了,可是没有给他们耍玩艺,我本来连去也不肯去,可是会头把我的名字报上去了,我要不去,就得惹点是非!你说我怎么办?我只好应了个卯,可没耍玩艺儿!我……”他的心中似乎很乱,不知道再说什么才好,他的确恨日本人,绝不肯去给日本人耍狮子,可是他又没法违抗会头的命令,因为一违抗,他也许会吃点亏。他要教瑞宣明白他的困难,而依旧尊敬他。他明知自己丢了脸,而还要求原谅。他也知道,这次他到了场而没有表演,大概下一次他就非下场不可了,他怎么办呢?他晓得“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的道理,可是他豪横了一生,难道,就真把以前的光荣一笔抹去,而甘心向敌人低头吗?不低头吧,日本人也许会给他点颜色看看。他只有一点武艺,而日本人有机关枪!
瑞宣想象得到刘师傅心中的难过与忧虑,可是也找不到什么合适的话来说。他曾经问过刘师傅,凭他的武艺,为什么不离开北平。刘师傅那时候既没能走开,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讲呢?他想说:“不走,就得把脸皮揭下来,扔在粪坑里!”可是,这又太不象安慰邻居——而且是位好邻居——的话。他也不能再劝刘师傅逃走,刘师傅若是没有困难,他相信,一定会不等劝告就离开北平的。既有困难,而他又不能帮助解决,光说些空话有什么用处呢?他的嘴唇动了几动,而找不到话说。他虽没被日本人捉去拷打,可是他已感到自己的心是上了刑。
这会儿,程长顺由门里跑出来,他楞头磕脑的,不管好歹的,开口就是一句:“刘师傅!听说你也耍狮子去啦?”
刘师傅没还出话来,憋得眼睛里冒了火。他不能计较一个小孩子,可是又没法不动怒,他瞪着长顺,象要一眼把他瞪死似的。
长顺害了怕,他晓得自己说错了话。他没再说什么,慢慢的退回门里去。
“真他妈的!”刘师傅无聊的骂了这么一句,而后补上:“再见!”扭头就走开。
瑞宣独自楞了一会儿,也慢慢的走进家门。他不知道怎样判断刘师傅与程长顺才好。论心地,他们都是有点血性的人。论处境,他们与他都差不多一样。他没法夸赞他们,也不好意思责备他们。他们与他好象是专为在北平等着受灵魂的凌迟而生下来的。北平是他们生身之地,也是他们的坟地——也许教日本人把他们活埋了!
不过,他的五毒饼可成了功。祁老人不想吃,可是脸上有了笑容。在他的七十多年的记忆里,每一件事和每一季节都有一组卡片,记载着一套东西与办法。在他的端阳节那组卡片中,五毒饼正和中秋的月饼与年节的年糕一样,是用红字写着的。他不一定想吃它们,但是愿意看到它们,好与脑中的卡片对证一下,而后觉得世界还没有变动,可以放了心。今年端阳,他没看见樱桃,桑葚,粽子,与神符。他没说什么,而心中的卡片却七上八下的出现,使他不安。现在,至少他看见一样东西,而且是用红字写着的一样东西,他觉得端阳节有了着落,连日本人也没能消灭了它。他赶紧拿了两块分给了小顺儿与妞子。
小顺儿和妞子都用双手捧着那块点心,小妞子乐得直吸气。小顺儿已经咬了一口,才问:“这是五毒饼呀!有毒啊?”老人叹着气笑了笑:“上边的蝎子,蜈蚣,都是模子磕出来的,没有毒!”
瑞宣在一旁看着,起初是可怜孩子们——自从北平陷落,孩子们什么也吃不到。待了一会儿,他忽然悟出一点道理来:“怪不得有人作汉奸呢,好吃好喝到底是人生的基本享受呀!有好吃的,小孩子便笑得和小天使一般可爱了!”他看着小顺儿,点了点头。
“爸!”小顺儿从点心中挪动着舌头:“你干吗直点头呀?”小妞子怕大人说她专顾了吃,也莫名其妙的问了声:“点头?”
瑞宣惨笑了一下,不愿回答什么。假若他要回答,他必定是说:“可是,我不能为孩子们的笑容而出卖了灵魂!”他不象老二那么心中存不住事。他不想马上告诉家中,他已找到了新的位置。假若在太平年月,他一定很高兴得到那个位置,因为既可以多挣一点钱,又可以天天有说英语的机会,还可以看到外国书籍杂志,和听外国语的广播。现在,他还看见了这些便利,可是高兴不起来。他总觉得放弃了那群学生是件不勇敢不义气,和逃避责任的事。假若一告诉家中,他猜得到,大家必定非常的欢喜,而大家的欢喜就会更增多他的惭愧与苦痛。
但是,看到几块点心会招出老的小的那么多的笑容,他压不住自己的舌头了。他必须告诉他们,使大家更高兴一点。
他把事情说了出来。果然,老人与韵梅的喜悦正如同他猜想到的那么多。三言五语之间,消息便传到了南屋。妈妈兴奋得立刻走过来,一答一和的跟老公公提起她怎样在老大初作事挣钱的那一天,她一夜没能闭眼,和怎样在老二要去作事的时候,她连夜给他赶作一双黑绒的布底鞋,可是鞋已作好,老二竟自去买了双皮鞋,使她难受了两三天。
儿媳妇的话给了老公公一些灵感,祁老人的话语也开了闸。他提起天佑壮年时候的事,使大家好象听着老年的故事,而忘了天佑是还活着的人。他所讲的连天佑太太还有不知道的,这使老人非常的得意,不管故事的本身有趣与否,它的年代已足使儿媳妇的陈谷子烂芝麻减色不少。
韵梅比别人都更欢喜。几个月来,为了一家大小的吃穿,她已受了不知多少苦处。现在可好了,丈夫有了洋事。她一眼看到还没有到手的洋钱,而洋钱是可以使她不必再揪心缸里的米与孩子脚上的鞋袜的。她不必再骂日本人。日本人即使还继续占据着北平,也与她无关了!听着老人与婆婆“讲古”,她本来也有些生儿养女的经验,也值得一说,可是她没敢开口,因为假若两位老亲讲的是古树,她的那点经验也不过是一点刚长出的绿苗儿。她想,丈夫既有了可靠的收入,一家人就能和和气气的过日子,等再过二三十年,她便也可以安坐炕上,对儿女们讲古了。
瑞宣听着看着,心中难过,而不敢躲开。看着,听着是他的责任!看别人发笑,他还得陪着笑一下,或点点头。他想起山木教官。假若山木死了爱子也不能落泪,他自己就必须在城已亡的时候还陪着老人们发笑。全民族的好战狂使山木象铁石那样无情,全民族的传统的孝悌之道使他自己过分的多情——甚至于可以不管国家的危亡!他没法一狠心把人伦中的情义斩断,可是也知道家庭之累使他,或者还有许多人,耽误了报国的大事!他难过,可是没有矫正自己的办法;一个手指怎能拨转得动几千年的文化呢?
好容易二位老人把话说到了一个段落,瑞宣以为可以躲到自己屋里休息一会了。可是祁老人要上街去看看,为是给儿子天佑送个信,教儿子也喜欢喜欢。小顺儿与妞子也都要去,而韵梅一劲儿说老人招呼不了两个淘气精。瑞宣只好陪了去。他问小顺儿:
“你们不是刚刚上过北海吗?”意思是教孩子们不必跟去了。
“还说呢!”韵梅答了话:“刚才都哭了一大阵啦!二爷愿意带着他们,胖婶儿嫌麻烦,不准他们去,你看两个小人儿这个哭哇!”
瑞宣又没了话,带孩子们出去也是一种责任!
幸而,老少刚一出门,遇上了小崔。瑞宣实在不愿再走一趟,于是把老人和孩子交给了小崔:“崔爷,你拉爷爷去好不好?上铺子。越慢走越好!小顺儿,妞子,你们好好的坐着,不准乱闹!崔爷,要没有别的买卖,就再拉他们回来。”
小崔点了头。瑞宣把爷爷搀上车;小崔把孩子们抱了上去,而后说说笑笑的拉了走。
瑞宣松了一口气。
老太太在枣树下面,看树上刚刚结成的象嫩豌豆的小绿枣儿呢。瑞宣由门外回来,看到母亲在树下,他觉得很新奇。枣树的叶子放着浅绿的光,老太太的脸上非常的黄,非常的静,他好象是看见了一幅什么静美而又动心的画图,他想起往日的母亲。拿他十几岁时或二十岁时的母亲和现在的母亲一比,他好象不认识她了。他楞住,呆呆的看着她。她慢慢的从小绿枣子上收回眼光,看了看他。她的眼深深的陷在眶儿里,眼珠有点瘪而痴呆,可是依然露出仁慈与温柔——她的眼睛改了样儿,而神韵还没有变,她还是母亲。瑞宣忽然感到心中有点发热,他恨不能过去拉住她的手,叫一声妈,把她的仁慈与温柔都叫出来,也把她的十年前或二十年前的眼睛与一切都叫回来。假若那么叫出一声妈来,他想自己必定会象小顺儿与妞子那样天真,把心中的委屈全一股脑儿倾泻出来,使心中痛快一回!可是,他没有叫出来,他的三十多岁的嘴已经不会天真的叫妈了。
“瑞宣!”妈妈轻轻的叫,“你来,我跟你说几句话儿!”她的声音是那么温柔,好象有一点央求他的意思。
他极亲热的答应了一声。他不能拒绝妈妈的央求。他知道老二老三都不在家,妈妈一定觉得十分寂寞。他很惭愧自己为什么早没想到这一点,而多给母亲一点温暖与安慰。他随着妈妈进了南屋。
“老大!”妈妈坐在炕沿上,带着点不十分自然的笑容说:“你找到了事,可是我看你并不怎么高兴,是不是?”“嗯——”老大为了难,不知怎样回答好。
“说实话,跟我还不说实话吗?”
“对啦,妈!我是不很高兴!”
“为什么?”老太太又笑了笑,仿佛是表示,无论儿子怎样回答,她是不会生气的。
老大晓得不必说假话了。“妈,我为了家就为不了国,为了国就为不了家!几个月来,我为了这个就老不高兴,现在还是不高兴,将来我想我也不会高兴。我觉得国家遇到这么大的事,而我没有去参加,真是个——是个——”他想不出恰当的字来,而半羞半无聊的笑了一下。
老太太楞了半天,而后点了点头:“我明白!我和祖父连累了你!”
“我自己还有老婆儿女!他们也得仗着我活着!”“是不是有人常嘲笑你?说你胆小无能?”
“没有!我的良心时时刻刻的嘲笑我!”
“嗯!我,我恨我还不死,老教你吃累!”
“妈!”
“我看出来了,日本鬼子是一时半会儿不会离开北平的。有他们在这儿,你永远不会高兴!我天天扒着玻璃目留着你,你是我的大儿子,你不高兴,我心里也不会好受!”
瑞宣半天没说出话来。在屋中走了两步,他无聊的笑了一下:“妈,你放心吧!我慢慢的就高兴了!”“你?”妈妈也笑了一下。“我明白你!”
瑞宣的心疼了一下,什么也说不来了。
妈妈也不再出声。
最后,瑞宣搭讪着说了声:“妈,你躺会儿吧!我去写封信!”他极困难的走了出来。
回到自己屋中,他不愿再想妈妈的话,因为想到什么时候也总是那句话,永远没有解决的办法。他只会敷衍环境,而不会创造新的局面,他觉得他的生命是白白的糟塌了。
他的确想写信,给学校写信辞职。到了自己屋中,他急忙的就拿起笔来。他愿意换一换心思,好把母亲的话忘了。可是,拿着笔,他写不下去。他想应当到学校去,和学生们再见一面。他应当嘱告学生们:能走的,走,离开北平!不能走的,要好好的读书,储蓄知识;中国是亡不了的,你们必须储蓄知识,将来好为国家尽力。你们不要故意的招惹日本人,也不要甘心作他们的走狗;你们须忍耐,坚强的沉毅的忍耐,心中永别忘了复仇雪耻!
他把这一段话翻来覆去的说了多少遍。他觉得只有这么交代一下,他才可以赎回一点放弃了学生的罪过。可是,他怎样去说呢?假若他敢在讲堂上公开的说,他马上必被捕。他晓得各学校里都有人被捕过。明哲保身在这危乱的时代并不见得就是智慧,可是一旦他被捉去,祖父和母亲就一定会愁死。他放下笔,在屋中来回的走。是的,现在日本人还没捉了他去,没给他上刑,可是他的口,手,甚至于心灵,已经全上了锁镣!走了半天,他又坐下,拿起笔来,写了封极简单的信给校长。写完,封好,贴上邮票,他小跑着把它投在街上的邮筒里。他怕稍迟疑一下,便因后悔没有向学生们当面告别,而不愿发出那封信去。
快到吃晚饭的时候,小崔把老少三口儿拉了回来。天气相当的热,又加上兴奋,小顺儿和妞子的小脸上全都红着,红得发着光。祁老人脸上虽然没发红,可是小眼睛里窝藏着不少的快活。他告诉韵梅:“街上看着好象什么事也没有了,大概日本人也不会再闹到哪里去吧?”希望在哪里,错误便也在哪里。老人只盼着太平,所以看了街上的光景就认为平安无事了。
小崔把瑞宣叫到大槐树底下,低声的说:“祁先生,你猜我遇见谁了?”
“谁?”
“钱先生!”
“钱——”瑞宣一把抓住小崔的胳臂,把他扯到了门内;关上门,他又重了一声:“钱先生?”
小崔点了点头。“我在布铺的对面小茶馆里等着老人家。刚泡上茶,我一眼看到了他!他的一条腿走路有点不方便,走得很慢。进了茶馆,屋里暗,外面亮,他定了定神,好象看不清哪里有茶桌的样子。”
“他穿着什么?”瑞宣把声音放得很低的问;他的心可是跳得很快。
“一身很脏的白布裤褂!光着脚,似乎是穿着,又象是拖着,一双又脏又破的布鞋!”
“噢!”瑞宣一想就想到,钱诗人已经不再穿大褂了;一个北平人敢放弃了大褂,才敢去干真事!“他胖了还是瘦了?”“很瘦!那可也许是头发欺的①。他的头发好象有好几个月没理过了!头发一长,脸不是就显着小了吗?”“有了白的没有?”
小崔想了想:“有!有!他的眼可是很亮。平日他一说话,眼里不是老那么泪汪汪的,笑不唧儿的吗?现在,他还是那么笑不唧儿的,可是不泪汪汪的了。他的眼很亮,很干,他一看我,我就觉得不大得劲儿!”
“没问他在哪儿住?”
“问了,他笑了笑,不说!我问他好多事,在哪儿住呀?干什么呀?金三爷好呀?他都不答腔!他跟我坐在了一块,要了一碗白开水。喝了口水,他的嘴就开了闸。他的声音很低,其实那会儿茶馆里并没有几个人。”
“他告诉了你什么?”
“有好多话,因为他的声音低,又没有了门牙,我简直没有听明白。我可听明白了一件,他教我走!”
“上哪儿?”
“当兵去!”
“你怎么说?”
“我?”小崔的脸红了。“你看,祁先生,我刚刚找到了个事,怎能走呢?”
“什么事?”
“你们二爷教我给他拉包月去!既是熟人儿,又可以少受点累,我不愿意走!”
“你可是还恨日本人?”
“当然喽!我告诉了钱先生,我刚刚有了事,不能走,等把事情搁下了再说?”
“他怎么说?”
“他说?等你把命丢了,可就晚了!”
“他生了气?”
“没有!他教我再想一想!”象唯恐瑞宣再往下钉他似的,他赶紧的接着说:“他还给了我一张神符!”他从衣袋中掏出来一张黄纸红字的五雷神符。“我不知道给我这个干吗?五月节贴神符,不是到晌午就揭下来吗?现在天已经快黑了!”瑞宣把神符接过来,打开,看了看正面,而后又翻过来,看看背面,除了红色印的五雷诀与张天师的印,他看不到别的。“崔爷,把它给我吧?”
“拿着吧,祁先生!我走啦!车钱已经给了。”说完,他开开门,走出去,好象有点怕瑞宣再问他什么的样子。
掌灯后,他拿起那张神符细细的看,在背面,他看见了一些字。那些字也是红的,写在神符透过来的红色上;不留神看,那只是一些红的点子与道子,比透过来的红色重一些。
就近了灯光,他细细的看,他发现了一首新诗:“用滴着血的喉舌,我向你们恳求:
离开那没有国旗的家门吧,别再恋恋不舍!
国家在呼唤你们,
象慈母呼唤她的儿女!
去吧,脱去你们的长衫,长衫会使你们跌倒——跌入了坟墓!
在今天,你们的礼服应当是军装,你们的国土不是已经变成战场?
离开这已经死去的北平,你们才会凯旋;
留在这里是陪伴着棺木!
抵抗与流血是你们的,最光荣的徽章,
为了生存,你们须把它挂在胸上!
要不然,你们一样的会死亡,死亡在耻辱与饥寒上!
走吧,我向你们央告!
多走一个便少一个奴隶,多走一个便多添一个战士!
走吧,国家在呼唤你,国——家——在——呼——唤——你!”
看完,瑞宣的手心上出了汗。真的,这不是一首好的诗,可是其中的每一个字都象个极锋利的针,刺着他的心!他就是不肯脱去长衫,而甘心陪伴着棺木的,无耻的,人!那不是一首好诗,可是他没法把它放下。不大一会儿,他已把它念熟。念熟又怎样呢?他的脸上发了热。“小顺儿,叫爸爸吃饭!”韵梅的声音。
“爸!吃饭!”小顺儿尖锐的叫。
瑞宣浑身颤了一下,把神符塞在衣袋里。
40
瑞宣一夜没有睡好。天相当的热,一点风没有,象憋着暴雨似的。躺在床上,他闭不上眼。在黑暗中,他还看见钱老人的新诗,象一群小的金星在空中跳动。他决定第二天到小崔所说的茶馆去,去等候钱诗人,那放弃了大褂与旧诗的钱诗人。他一向钦佩钱先生,现在,他看钱先生简直的象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真的,耶稣并没有怎么特别的关心国事与民族的解放,而只关切着人们的灵魂。可是,在敢负起十字架的勇敢上说,钱先生却的确值得崇拜。不错,钱先生也许只看到了眼前,而没看到“永生”,可是没有今天的牺牲与流血,又怎能谈到民族的永生呢?
他知道钱先生必定会再被捕,再受刑。但是他也想象得到钱先生必会是很快乐——甘心被捕,甘心受刑,只要有一口气,就和敌人争斗!这是个使人心中快活的决定,钱先生找到了这个决定,眼前只有一条道儿,不必瞻前顾后的,徘徊歧路;钱先生有了“信心”,也就必定快活!
他自己呢?没有决定,没有信心,没有可以一直走下去的道路!他或者永远不会被捕,不会受刑,可是也永远没有快乐!他的“心”受着苦刑!他切盼看到钱先生,畅谈一回。自从钱先生离开小羊圈,瑞宣就以为他必定离开了北平。他没想到钱先生会还在敌人的鼻子底下作反抗的工作。是的,他想得到钱先生的腿不甚便利,不能远行。可是,假若老先生没有把血流在北平的决心,就是腿掉了一条也还会逃出去的。老人是故意要在北平活动,和流尽他的血。这样想清楚,他就更愿意看到老人。见到老人,他以为,他应当先给他磕三个头!老人所表现的不只是一点点报私仇的决心,而是替一部文化史作正面的证据。钱先生是地道的中国人,而地道的中国人,带着他的诗歌,礼义,图画,道德,是会为一个信念而杀身成仁的。蓝东阳,瑞丰,与冠晓荷,没有钱先生的那样的学识与修养,而只知道中国饭好吃,所以他们只看见了饭,而忘了别的一切。文化是应当用筛子筛一下的,筛了以后,就可以看见下面的是土与渣滓,而剩下的是几块真金。钱诗人是金子,蓝东阳们是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