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第轻轻的走过来:“想办法!哭有什么用?”“我完啦!完啦!”他说不下去了,因为心中太难受。用力横了一下心,才又找到他的声音:“我去报告,报告!”他猛的立起来。“那三个必不是真正东洋人,冒充!冒充!真东洋人决不会办这样的事!我去报告!”
“你混蛋!”高第向来没有辱骂过父亲,现在她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了。“日本人抄了你的家,你怎么还念叨他们呢?难道这个封条能是假的?要是假的,你把它撕下来!”她的喉中噎了一下,说不上话来。用力嗽了几下,她才又说:“上哪儿去?不能在这儿冻一夜!”
晓荷想不出主意。因人成事的人禁不住狂风暴雨。高第去叫祁家的门。
祁家的大小,因天寒,没有煤,都已睡下。韵梅听见拍门,不由的打了个冷战。瑞宣也听见了,马上要往起爬。“不是又拿人呀?”韵梅拦住了他,而自己披衣下了床。她轻轻的往外走;走到街门,她想从门缝先往外看看。可是,天黑,她看不见任何东西;大着胆,她低声问了声:“谁?”“我,高第,开开门!”高第的声音也不大,可是十分的急切。
韵梅开了门。高第没等门开利落便挤了进来,猛的抓住韵梅的手:“祁大嫂,我们遭了报!抄了家!”韵梅与高第一齐哆嗦起来。
瑞宣不放心,披着大衣赶了出来。“怎回事?怎回事?”他本想镇定,可是不由的有点慌张。
“大哥!抄了家!给我们想想办法!”高第的截堵住许久的泪落了下来。
瑞宣又问了几句,把事情大致的搞清楚。他愿意帮忙高第,他晓得她是好人。可是,为帮忙她,也就得帮忙冠晓荷;他迟疑起来。他的善心,不管有多么大,也不高兴援助出卖钱默吟的,无耻的冠晓荷。
韵梅不高兴给冠家作什么,不是出于狠心,而是怕受连累。在这年月,她晓得,小心谨慎是最要紧的事。高第看出瑞宣夫妇的迟疑,话中加多了央告的成分:“大哥!大嫂!帮我个忙,不用管别人!冬寒时冷的,真教我在槐树底下冻一夜吗?”
瑞宣的心软起来,开始忘了晓荷,而想怎么教高第有个去处。“大小姐,小文的房子不是还空着吗?问问丁约翰去!”韵梅也忘了小心谨慎。“你自己去一趟,他看得起你,不至于碰了钉子!好吗,真要在树底下蹲一夜,还了得!”
约翰恰巧在家。这整个的院子是由他包租的,他给了瑞宣个面子。“可是,屋子里什么也没有啊!”
“先对付一夜再说吧!”瑞宣说。
韵梅给高第找来一条破被子。
大家都没理会晓荷,除了丁约翰给了他两句:“日本人跟英国人不同,你老没弄清楚。日本人翻脸不认人,英国人老是一个劲儿。不信,你问问祁先生!”
晓荷没敢还言。可是,也并没感激瑞宣与约翰,因为他只懂得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利用,而不懂得什么叫着心与友情。他以为他们的帮忙是一种投资:虽然他今天丢失了一切,可是必能重整旗鼓,(只要东洋人老不离开北平!)再跳动起来,所以他们才肯巴结他。再说,大赤包不久,在他想,必会出狱;只要她一出来,她便能向东洋人索回一切。
坐着约翰给拿来的小板凳,腿上盖着祁家的破被子,晓荷感到寒冷,痛苦,可是心中还没完全失望。每一想到大赤包,他就减少一点悲观,也就不由得说出来:“高第,不用发愁!只要你妈妈一出来,什么都好办!”
“你怎么知道她可以出来?”高第没有好气的问。“你还能咒她永远不出来?”
“我不能咒她,可是我也知道她都作了什么事!”“什么事?难道她给我们挣来金钱,势力,酒饭,热闹,都不对吗?”
高第不愿再跟他费话。
第二天,全胡同的人都看见了冠家大门上的封条,也就都感到高兴。大家都明白日本人的狠毒——放任汉奸作恶,而后假充好人把汉奸收拾了;不但拿去他们刮来的地皮,而且没收了他们原有的财产。虽然如此,大家,看见那封条,还是高兴;只要他们不再看见冠家的人,他们便情愿烧一股高香!
他们没想到,晓荷会搬到六号院子去。不过,这点失望并没发展成仇视与报复;他们都是中国人,谁也不好意思去打落水狗。他们都不约而同的不再向晓荷打招呼——这点冷酷的冷淡,在他们想,也满够冠晓荷受的了!
可是瑞丰是个例外。他看,这是和冠家恢复友好的好机会。他必须去跟晓荷聊天扯淡。而且,假若乘冠家正倒霉的时节去献殷勤,说不定可以把高第弄到手。尽管高第不及招弟貌美,可是有个老婆总比打光棍儿强。这是他的机会,万不可失的机会。
“干什么去?老二!”瑞宣吃过早饭,见瑞丰匆匆忙忙的往外走,这样问。
“看看冠先生去。”老二颇高兴的回答。
“干吗?”
“干吗?嘁!大哥你不是还帮忙给他找住处吗?”
瑞宣在昨天夜里,就迟疑不定,是否应当帮这点忙。他最怕因善心而招出误解——象老二的这种误解。这种误解至少会使他得到不明是非,不辨善恶的罪名。听到老二的话,他的脸马上变了颜色。几乎是怒叱着,他告诉老二:“我不准你去!”
“怎么?”老二也不带好气的问。
“不怎么!我不准你去!”瑞宣不愿解释什么,只这样怒气冲冲的喊。
天佑太太明白老大的心意——他的善心是有分寸的,虽然帮了冠家一点忙,而仍不愿与晓荷为友。她说了话:“听你哥哥的话,老二!”
瑞丰非常的不高兴。扬着小干脸说:“好,好,我不去了还不行吗?哼!这儿没有一丁点自由,我知道!”说完,他气哼哼的走进屋里去。
瑞宣真愿意大吵大闹一顿,好出出心中的恶气,可是看了看妈妈,他把话都封锁在心里。匆忙的戴上帽子,他走了出去。
刚一出门,他遇上了冠晓荷!
晓荷向来不这么早起来;今天,因为屋中冷得要命,他只好早早的出来活动活动半僵了的腿。小羊圈的人们多数是起床很早的,他遇见了好几位邻居。他不知道怎么办好:对他们递个和气吗,未免有失身分;虽然他目下的时运不太好,可是冠晓荷到底是冠晓荷,死了的骆驼总比驴大!要是不招呼他们吧,似乎又有点别扭;他觉得自己现在是“公子落难”,理应受到大家的体贴与安慰;大家一定很爱听一听他的遭遇,而他有对他们讲一讲的责任。
可是大家谁也没招呼他。他们只看他一眼,而后把眼移到那张封条上去,而后淡然的走过去,好象他与封条是属于同一类的东西。这使他非常的难堪,而感到一个人必须有房产,有金钱,有势力,有日本人作靠山,有象大赤包那样的太太!没有这些,你便是丧家之犬,大家不单不招呼你,高了兴还许踢你两脚呢!想到这里,他动了气。他很想跑到日本宪兵营去,报告全胡同的人都“反动”,一下子把他们全送进监狱里去!
一眼看到瑞宣,他以为得到了发发牢骚的机会。平日,他总以为瑞宣高傲,冷酷,不和群儿;现在,他看瑞宣是比全胡同的男女老少都更精明,因为瑞宣看出来死骆驼比驴大的意思。
“瑞宣!”晓荷叫得亲切而凄凉:“瑞宣!”他的脸上挂着三分笑意,七分忧惨,很巧妙的表示出既不完全悲观,而又颇可怜来。
瑞宣连点头也没有点,昂然的走开。一边走,一边他恨自己:为什么自己会把不打落水狗的道理应用到冠晓荷的身上呢?晓荷不止是狗,而是疯狗;疯狗落了水,谁都有责任给它几砖头,把它打下去,打下去!
晓荷倒没怎么难过,他原谅了瑞宣:“这并不是瑞宣敢对我摆架子,而是英国府的关系!”正在这么自言自语的,高第半掩着门叫他:“你进来,爸!”
进到屋中,晓荷看了看四角皆空的屋子,又看了看没有梳妆洗脸的女儿,他干咽了几口。
“爸!你有主意没有?”高第干脆的问。
“啊——”他想了一想:“咱们银行里还有钱!看,”他由怀里掏出支票本子来,“我老把这个宝贝本子揣在怀里!哪时用钱,哪时刷刷的一写,方便!你妈妈的那本,我可不知道放在哪儿了!”
“日本人抄了咱们的家,还给咱们留下钱?倒想得如意!”“怎么?怎么?钱也抄了去?”晓荷着了急。“不能!不能!”“你不记得李空山的事?”
“嗯——”他答不出话来,头上忽然出了汗。
“不要再作梦!”
“我走,到银行看看去!”
“爸,你听着!我手里还有一点点钱。我去托李四爷先给咱们买两张破床,跟一些零碎东西。我呢,赶紧出去找事。找到了事,我养活你!可有一样,不准你再提日本人,再想帮助日本人;是这样,我马上出去找事;不是这样,我走!”“上哪儿?”
“哪儿不可以去?”
“你看你妈妈出不来了?”
“不知道!”
“你去找什么事?”
“能干的就干!”
“我先上银行去,咱们回头再商量好不好?”
“也好!”
晓荷没雇车,居然也走到了银行。银行拒绝兑他的支票。他生平第一次,走得这么快,几乎是小跑着,跑回家来。“怎样?”高第问。
他说不出话来。他仿佛已经死了一大半。他一个钱也没有了——而且是被日本人抢了去!
好久好久,他才张开口:“高第,咱们赶紧去救你妈妈,没有第二句话!她出来,咱们还有办法;不然……”“她要真出不来呢?”
“托人,运动,没有不成功的!”
“又去托蓝东阳,胖菊子?”
晓荷的眼瞪圆。“不要管我!我有我的办法!”
高第没再说什么。她找到李四爷,托他给买些破旧的东西。然后,她自己到街上买了一个小瓦盆,一把沙壶,并且打了一壶开水,买了几个烧饼。
吃过了烧饼,喝了口开水,晓荷到处去找他的狐朋狗友。
这些朋友,有的根本拒绝见他,有的只对他扯几句淡。
连着十几天,他连大赤包的下落也没打听出来。他可是还不死心。他以为自己虽然不行,招弟可一定有些办法。她在哪儿呢?他开始到处打听招弟的下落。招弟仿佛象一块石头沉入了大海。
晓荷没有了办法,只好答应高第:“你找事去好啦!”
又过了几天,大赤包与招弟还是全无消息,他故意想讨高第的喜欢:“要这样下去呀,我想我得走,上重庆!”“好!我跟你走!”
晓荷吓了一大跳,赶紧改嘴:“可千万别到处这么乱说去呀!好家伙,走不成,先掉了脑袋!我看哪,我还是修道去好!白云观哪,碧云寺哪,我那么一住,天天吃点罗汉斋,烧烧香,念念经,倒满好的!”
高第决定不再跟他多费话。她看明白,他已无可救药了;至死,他也还是这么无聊!她很想一横心,独自逃出北平去。但是她又不忍。没有她,她想,他必会闹到有那么一天,连一条狗都不会向他摇摇尾巴。到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还会找日本人去;日本人给他一个烧饼,他便肯安心的作汉奸!不,她不能走!她须养着他,看着他,当作一个只会吃饭的废物那么养着他;废物总比汉奸好一点!
69
大赤包下狱。
她以为这一定,一定,是个什么误会。
凭她,一位女光棍,而且是给日本人作事的女光棍,绝对不会下狱。误会,除了误会,她想不出任何别的解释。“误会,那就好办!”她告诉自己。只要一见到日本人,凭她的口才,气派,精明,和过去的劳绩,三言两语她就会把事情撕捋①清楚,而后大摇大摆的回家去。“哼!”她的脑子翻了个斤斗,“说不定,也许因为这点小误会与委屈,日本人还再给她加升一级呢!这不过是月令中的一点小磕绊②,算不了什么!”
可是三天,五天,甚至于十天,都过去了,她并没有看见一个日本人。一天两次,只有一个中国人扔给她一块黑饼子,和一点凉水。她问这个人许多问题,他好象是哑巴,一语不发。她没法换一换衣裳,没地方去洗澡,甚至于摸不着一点水洗洗手。不久,她闻见了自己身上的臭味儿。她着了慌。她开始怀疑这到底是不是个误会!
她切盼有个亲人来看看她。只要,在她想,有个人来,她便会把一切计划说明白,传出去,而后不久她便可以恢复自由。可是,一个人影儿也没来过,仿佛是大家全忘记了她,要不然就是谁也不晓得她被囚在何处。假若是前者,她不由的咬上了牙:啊哈——!大家平日吃着我,喝着我,到我有了困难,连来看我一眼都不肯,一群狗娘养的!假若是后者——没人知道她囚在哪里——那可就严重了,她出了凉汗!
她盘算,昼夜的盘算:中国人方面应当去运动谁,日本人方面应该走哪个门路,连对哪个人应当说什么话,送什么礼物,都盘算得有条有理。盘算完一阵,她的眼发了亮;是的,只要有个人进来,把她的话带出去,照计而行,准保成功。是的,她虽然在进狱的时候有点狼狈,可是在出狱的时候必要风风光光的,她须大红大紫的打扮起来,回到家要摆宴为自己压惊。
她特别盼望招弟能来。招弟漂亮,有人缘儿,到处一奔走,必能旗开得胜。可是,谁也没来!她的眼前变成一片乌黑。“难道我英雄了一世,就这么完了吗?”她问自己,问墙壁,问幻想中的过往神灵。白问,丝毫没有用处。她的自信开始动摇,她想到了死!
不,不,不,她不会死!她还没被审问过,怎会就定案,就会死?绝对不会!再说,她也没犯死罪呀!难道她包庇暗娼,和敲妓女们的一点钱,就是死罪?笑话!哪个作官的不搂钱呢?不为搂钱,还不作官呢,真!
她想起来:自己的脾气太暴,太急,所以就这么快的想到了死!忍着点,忍着点,她劝慰自己,只要一过堂,见到日本法官,几句话她便能解释清楚一切,而后安然无事的回家。这么一想,她得到暂时的安慰与镇定。她整一整襟,拍拍头发,耐心的等着过堂受审;什么话呢,光棍还能怕吃官司?她抿着嘴笑起来。
一天天的过去了,没有人来传她过堂。她的脸上似乎只剩了雀斑与松皮,而没了肉。她的飞机头,又干,又乱,象拧在一处的乱麻,里边长了又黑又胖的虱子。她的眼睛象两个小火山口儿,四圈儿都是红的。两手老在抓挠,抓完了一阵,看看手,她发现指甲上有一堆儿灰白的鳞片,有时候还有一些血。她的脚踵已冻成象紫里蒿青的两个芥菜疙疸。她不能再忍。抓住狱房的铁栏杆,她拚命的摇晃,象一个发了狂的大母猩猩。她想出去,去看看北海,中山公园,东安市场,和别的地方。她想喝丁约翰由英国府拿来的洋酒,想吃一顿由冠晓荷监造的饭食。至少,她要得到一点热水,烫一烫她的冻疮!
把手摇酸,铁栏杆依然挡着她的去路。她只好狂叫。也没用。慢慢的,她坐下,把下巴顶在胸上,听着自己咬牙。
除了日本人,她怀恨一切她所认识的老幼男女。她以为她的下狱一定和日本人无关,而必是由于她的亲友,因为嫉妒她,给她在日本人面前说了坏话。咬过半天牙以后,她用手托住脑门,怀着怒祷告:“东洋爸爸们,不要听那些坏蛋们的乱造谣言!你们来看看我,问问我,我冤枉,我是你们的忠臣!”
这样祷告过一番,她稍微感到一些安恬。她相信她的忠诚必能象孝子节妇那样感动天地的感动了东洋爸爸们,很快的他们会询问她,释放她。她昏昏的睡去。
并没有十分睡熟,只是那么似睡非睡的昏迷:一会儿她看见自己,带着招弟,在北海溜冰大会上,给日本人鞠躬;一会儿她是在什么日本人召集的大会上,向日本人献花;一会儿她是数着妓女们献给她的钞票。这些好梦使她得到些甜美的昏迷,象吃了一口鸦片烟那样。她觉得自己是在往上飞腾,带着她的臭味,虱子,与冻疮,而气派依然象西太后似的,往起飞,一位肉体升天的女光棍!
忽然的一股冷气使她全身收缩,很快的往下降落,象一块脏臭的泥巴,落在地上。她睁开了眼,四围只有黑暗,污浊,恶味,冷气,包围着她,一个囚犯。她不由的又狂叫起来。怒火燃烧着她的心,她的喉咙,她的全身。她忘记了冷,解开衣上的纽扣,露出那松而长的双乳,教墙壁看:“你看,你看,我是女的,女光棍!为什么把我圈在这里?放我出去!”她要哭,可是哈哈的狂笑起来。三把两把的把衣服脱掉,歪着头,斜着眼,扭着腰,她来回的走。“你看,看!”她命令着墙壁:“看我象妓女不象?妓女,窑子,干女儿,钞票,哈哈!”
由栏杆的隙缝中,扔进来一块黑的饼子和一小铁筒水。她赤着身,抓住铁栏杆,喊:“嗨!就他妈的这么对待我吗?连所长都不叫一声?我是所长,冠所长!”而后,象条疯狗似的,爬在地上,喝了那点水。舔着嘴唇,她拾起那块黑饼,闻了闻,用力摔在墙上。
在她这样一半象人,一半象走兽,又象西太后,又象母夜叉,在狱中忽啼忽笑的时节,有多少多少封无名信,投递到日本人手里控告她。程长顺的那个状子居然也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同时,颇有几位女的,因想拿大赤包的地位,不惜有枝添叶的攻击她,甚至于把她的罪状在报纸上宣布出来,把她造成的暗娼都作了统计表揭露在报纸上。
冬天过去了。春把北平的冰都慢慢的化开,小溪小湖象刚刚睡醒,一睁眼便看见了一点绿色。小院的墙角有了发青的小草,猫儿在墙头屋脊上叫着春。
大赤包的小屋里可没有绿草与香花。她只看见了火光,红的热辣辣的火光,由她的心中烧到她的口,她的眼,她的解了冻的脚踵。她自己是红的,小屋中也到处是红的。她热,她暴躁,她狂喊。她的声音里带着火苗,烧焦了她的喉舌。她用力喊,可是已没有了声音;嗓子被烧哑。她只能哼吃哼吃的出气,象要断气的母猪。
她把已长满了虱子的衣服,一条条的扯碎。没有可撕拉的了,她开始扯自己的头发,那不知曾经费过多少时间与金钱烫卷的头发。她握着拳头打尤桐芳,可是打在墙上,手上出了血。她扯着自己的头发叫骂:“臭娘们,撕碎你!”她撕扯,撕扯,已分不清撕扯的是臭娘们,还是她自己。虽然没有了声音,她却依然喊叫。她喊叫汽车夫,怒叱着男女仆人与小崔,高叫着“皇军胜利!”虽然只有她自己知道她喊叫的是什么,可是她以为全世界都听见了她。疲乏了,停止喊叫,她却还嘟囔着:打!打!打!她的脑中一会儿出现了一群妓女,一会儿出现了几个亲友;打,打,打,她把那些影子都一一的打倒,堆在一块,象一座人山,她站在山巅上;她是女英雄,女光棍,所长!
慢慢的,她忘了自己。一会儿她变成招弟,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拉着一个漂亮的男子,在公园调情散步;一会儿她变成个妓女,疯狂的享受着爱的游戏。忽然的,她立起来,象公鸡搔土似的,四处搜寻,把身子,头,手脚,碰在门上,墙上。“我的钞票呢?钞票呢?谁把我的钱藏起来?谁?藏在哪儿?”碰得浑身是血,她立定了不动。歪着头,她用心的听着,而后媚笑:“来了!来了!你们传冠所长过堂吧?”
可是,连个人影也没有。她的怒火从新由心中燃起,烧穿了屋顶,一直烧到天空,半空中有红光结成的两个极亮的大字:所长!
看着那两个大的红字,她感到安慰与自傲,慢慢的坐下去。用手把自己的粪捧起来,揉成一个小饼,作为粉扑,她轻轻的,柔媚的,拍她的脸:“打扮起来,打扮起来!”而后,拾起几条布条,系在头发上:“怪年轻呀,所长!”
她已不辨白天与黑夜,不晓得时间。她的梦与现实已没有了界线。她哭,笑,打,骂,毫无冲突的可以同时并举。她是一团怒火,她的世界在火光中旋舞。
最后,她看见了晓荷,招弟,高亦陀,桐芳,小崔,还有无数的日本人,来接她。她穿起大红的呢子春大衣,金的高跟鞋,戴上插着野鸡毛的帽子,大摇大摆的走出去。日本人的军乐队奏起欢迎曲。招弟献给她一个鲜花篮。一群“干女儿”都必恭必敬的向她敬礼,每人都递上来一卷钞票。她,象西太后似的,微微含笑,上了汽车:“开北海,”她下了命令!
汽车开了,开入一片黑暗。她永远没再看见北海。
当大赤包在狱里的时候,运动妓女检查所所长这个地位最力的是她的“门徒”,胖菊子。
蓝东阳有了丰富的诗料。他无所不尽其极的嘲弄,笑骂,攻击大赤包,而每一段这样的嘲骂都分行写下来,寄到报馆去,在文艺栏里登载出来。读着自己的诗,他的脸上的筋肉全体动员,激烈的扯动着,象抽羊痫疯。
胖菊子决定把自己由门徒提升为大师。她开始大胆地创造自己的衣服鞋帽,完全运用自己的天才,不再模仿大赤包。她更胖了,可是偏偏把衣服作得又紧又瘦,于是她的肥肉都好象要由衣服里钻了出来。蓝东阳很喜爱她的新装束,而且作了他自认为最得意的一首诗:“从衣裳外面,我看到你的肉;肉感的一大堆灌肠!”
她不喜爱他,更不喜爱他的诗。可是,她的胖脸上,为他,画出几根笑纹来。她必须敷衍他,好能得到他的协助,而把“所长”弄到她的胖手里。一旦她作了所长,她盘算,她就有了自己的收入,地位,权柄,和——自由!到那时候,她可以拒绝他的臭嘴,绿脸,和一块大排骨似的身体。他若是反抗,她满可以和他翻脸。当初,她跟从了他,是为了他的地位;现在,假若她有了自己的地位,她可以毫不留情的一脚踹开他。
穿着她的紧贴身的衣裳,她终日到处去奔走。凡是大赤包的朋友,胖菊子都去访问,表示出:“从今以后,我是你们的领袖了。你们必须帮助我,而打倒大赤包!”
等到晚间回来,她的腰,胳臂,与脖子已被新衣服箍得发木,她的胖脚被小新鞋啃得落了好几块皮。她感到疲乏,痛苦,可是在精神上觉出高兴,有希望。三把五把的将那些“捆仙绳”脱掉,她松了一口气。可是,三把五把的又将它们穿上。不,她不能懈怠,而必须为自己的前途多吃点苦。好吗,万一在这时节,来个贵客,她怎能就衣冠不整的去接待呢?她必须用大赤包的办法打败了大赤包;大赤包不是无论在什么时节都打扮得花狸狐哨的吗?好,她也得这么办!
虽然在服装穿戴上她力求独创,不再模仿大赤包,可是在举止动作上她不知不觉的承袭了大赤包一部分的气派。当她叫人的时候,她也故意老气老声的;走路也挺起脖子;转身要大转大抹。虽然这些作派使她的胖身子不大好受,使她的短粗脖子发酸,可是她不敢偷懒,她必须变成大赤包,而把真的大赤包消灭了!
奔走了几天,事情还没有一点眉目。胖菊子着了急。越着急,地的胖喉咙里越爱生痰。见到了要人,她往往被一口痰堵住,说不出话来。她本来没有什么口才,再加上这么一堵,她便变成一条登了陆的鱼,只张嘴,而没有声音。闹过一阵哑戏以后,她慌张得手足失措,把新添的气派一齐忘掉。她开始害怕,怕在她还没有运动成功之际,而大赤包也许被释放出来。她要顶大赤包,不错;可是她总有点怕那个老东西。因为急与怕,她想马上去用毒药谋害了大赤包!她和东阳商议,怎样去毒死那个老东西。
东阳在这几天,差不多是背生芒刺,坐卧不安。一想到若能把大赤包的地位,收入,拿到自己家中来,他的浑身就都立刻发痒:于是,他就拚命去奔走,去写诗,去组织“讨赤团”。这末一项是他独自发动,独自写文章,攻击大赤包,而假造出一些人名,共同声讨,故名曰“团”。他的第一篇文章里有这样的句子:“夫大赤包者,绰号也。何必曰赤?红也!红者共产党也!有血气者,皆曰红者可死,故大赤包必死!”他非常满意这几句文章,因为他知道,在今天,只要一说“红”,日本人就忘了黑白。这比给大赤包造任何别的罪名都狠毒。
可是,一看胖菊子的过度的热烈奔走,他又不大放心。他还没忘记胖菊子是怎么嫁了他的。她要是肯放弃了祁瑞丰,谁敢保她,若有了她自己的地位与收入,不也放弃了他自己呢?他的浑身又痒起来。
在另一方面,他又不肯因噎废食,大睁白眼的看着别人把“所长”搬了去。
还有,招弟曾经找过他,托他营救大赤包。他不能不满口答应帮忙,因为这不单是能接触她的好机会,也是最便宜的机会——他知道招弟是费钱的点心,可是招弟既来央求他,他便可以白揩一点油,用不着请她吃饭,看戏,而可以拉住她的手。为这个,他应当停止在报纸上攻击大赤包,以便多得到和招弟会面的机会。可是,要是一懈劲,停止攻击,他又怕所长的地位被别人抢了去。
这些矛盾在他心中乱碰,使他一天到晚的五脊六兽的不大好过。一会儿,他想到胖菊子已作了所长,心中一热;一会儿,他想到菊子离弃了他,心中又一冷;一会儿,他想到招弟的俊美,浑身都发痒;一会儿,他想到因取悦招弟,而耽误了大事,浑身又都起了鸡皮疙疸。
可是,这些矛盾与心理上的疟疾,并没使他停止活动。他还作诗写短文攻击大赤包;还接见招弟,并且拉住她的手;还到处去奔走;还鼓励胖菊子去竭力运动。这样,他的矛盾与难过渐渐的变成一种痛苦的享受。他觉得自己能这样一手拉着八匹马,是一种天才。
他赞同菊子的建议,去毒死大赤包。可是,他不知道大赤包被囚在哪里。他把绿脸偎在她的胖脸上,而心中想着招弟,对她说:“快快的去打听大赤包的下落,好毒死她!毒死她!”这样说完,他感到他是掌握着生杀之权。于是,把眼珠吊起,许久不放下来,施展自己的威风。
他们俩把什么都计议到,只是没思虑到大赤包为什么下了狱,和胖菊子若是作了所长,是不是也有下狱的危险。他们只在讨论如何攻击大赤包的时候,谈到她的贪污,而彼此看那么一眼,似乎是说:“大赤包贪污必定下狱,咱们比她高明,一定没有危险!”
70
招弟,自从家中被抄,就没再回家。她怕家中再出了什么意外,而碰到象什么把她也绑了走的事。她可是一心一意的要救出妈妈。没有妈妈,她看出来,她便丢失了一切。
在她学戏的时候,她曾经捧过一位由票友而下海的女伶——粉妆楼。她找了这位粉妆楼去,三言两语的就住在了那里。
粉妆楼有许多朋友,一天到晚门庭若市。招弟便和这些人打成一气,托他们营救大赤包。
在旧日的亲友中,她也去找过几位,大家对她可是都很冷淡。有的甚至当面告诉她:“我们怕连累,请你不要再来!”
在这些人里,只有蓝东阳没有拒绝她的请求。她知道东阳是至多只给女人买一个凉柿子或几粒花生米的人,所以坐窝①就不敢希望他能请她吃顿饭或玩一玩。反之,她是来求他,所以她倒须下点资本贿赂他。她的资本便是她的身体;为营救妈妈,没办法,她只好任凭他拉着她的手,或摸摸她的脸。她须忍耐;等到救出妈妈来,她再给东阳一点颜色看看。至于东阳怎样在报纸上攻击大赤包,招弟并没有看到。她没有看报的习惯。即使偶尔拿起张报纸来,她也只看戏剧新闻,电影消息,与恋爱小说,而不看到别的事情。
她渴想看到妈妈,可是无论怎么打听,也不晓得妈妈是在哪里圈着。招弟落了泪。她猜到事情一定是非常严重了。假若妈妈真有个不幸,她想,她自己可怎么办呢?她没有本事,没有存款,没有……不错,她有美丽与青春,不至于没人要她。可是,她的美丽与青春,在这混乱的年月,是为玩一玩的。她不愿老老实实的嫁个人,一天到晚去作饭抱娃娃。即使能嫁个阔人,用不着作饭抱娃娃,她的自由也要打个很大的折扣呀;那不行,她要的是无忧无虑无拘无束,尽情享受,而毫无责任,说干什么就干什么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只有妈妈能给她。她真的哭了,想起妈妈的一切好处,也想起妈妈若有危险,她自己可怎样活下去!
在粉妆楼的许多男友中,有一个是给日本人作特务的。他,黄醒,是个漂亮的青年。他的长象好,装束好,老带着手枪。他知道自己体面,所以无论在什么时候,他老把一点不必需的媚笑放在脸上,以便加多他的体面。他知道自己的装束好,所以一天到晚老在扯扯领子,提提裤子,或正正衣襟。在手枪而外,他还老带着一面小镜子,时时的掏出来照照自己的脸,有时候连牙床儿都照到。
跟招弟谈了一会儿,黄醒明白了她的困难。他愿意帮她的忙,而且极有把握;只要她跟他走一趟,去见一个人,大赤包就能马上出狱!
招弟喜出望外的愿意跟他去。
他把招弟带到东城,离城根不远的孤零零的一所房子里。进去,他把她介绍给一个日本人。转眼之间,黄醒不见了,招弟开始怀疑这是怎回事。日本人详细的问了她的履历,她一边回答,一边把大赤包的事提出来。他把她的履历都记录下来,对大赤包的事没说什么。然后,他领她到一间小屋,很小,只有一床一椅。
“这是你的屋子。记清楚,一○九号。以后,你就是一○九号,没人再叫你的姓名。”说完,日本人向外面喊了声:“一○四号!”
不大的工夫,进来个与招弟年纪相仿佛的女子。极恭敬的向日本人敬礼,而后她笔直的立定。
“告诉她这里的规矩!”日本人走了出去。
招弟的心要跳出来,想赶快逃跑。一○四号拦住了她:“别动!这里,进来的就出不去!”
“怎回事?怎回事?”招弟急切的问。
“待下去自然就明白了,用不着大惊小怪的!”“放我出去!放我走!我还有要紧的事呢!”
“放了你?这里还没放过一个人!”一○四号毫不动感情的说。
“我必得出去,得去救我的妈妈!”
“在这里待下去,将来立了功就能救你的妈妈!”一○四号笑了笑,笑得极短,极冷,极硬。
“真的?”招弟不相信一○四号的话。
“信不信由你!”一○四号又那么笑了一下,而后开始告诉招弟此处的规矩。
招弟的心凉了半截。她一向没受过任何拘束,根本不懂得规矩两个字怎么讲。可是,这里一切都有规矩,仿佛要把活人变成机器!她哭了半夜。
好容易才睡着了,可是不久她被铃声吵醒,天还不十分亮呢。一○四号在门外低声的说:“快起,你!迟到一会儿,打个半死!”
招弟颤抖着爬了起来,迷迷糊糊的往外跑。天很冷,冷气猛的打在她的脸上,她似乎才醒利落。马上,泪又迷住她的眼。跑到盥洗处,她只含了口水漱漱嘴,捧了一把水抹抹脸,就赶紧离开,恐怕迟到挨打。手揉着眼,她随着大家——一共有四十多个青年男女——跑进后院的一块空地去集合。空地的三面是高墙,墙头上密扎铁网;另一面是房子,山墙上有几个方方的洞儿。院子的东墙外,不远,便是城墙;那灰黑的,高大的,城墙,不声不响的看着院内。地是光光的,冰硬的,灰黄的,城墙是灰黑的,坚硬的,光光的。天是灰碌碌的,阴寒的,光光的。招弟由地看到城墙,再看到天,作梦她也没梦过这么可怕的地方。一切是灰的,冷的,静的,光光的,她不敢再看。即使不看,她还觉得到那冷气,和灰暗,象要把她冻僵,凝结在灰暗里。她想抓住谁的胳臂,好使自己立稳。她浑身都发颤,能听到自己的牙响。
男的在前,女的在后,大家站成一排,面对着有方孔的山墙。由一○五号到一○九号立在最后,大概都是新进来的,神情上都显出特别的不自然与不安。
大家站好了一会了,四位教官,三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才全副武装的,极庄严的,由前院走来。队长喊了敬礼。三个日本教官还礼,眼珠由排头看到排尾,全身都往外漾溢杀气,严肃,与得意。
中国教官向日本人们敬过礼,而后大转大抹的,象个木头人似的,转向了队伍,把鞋跟磕得象小爆竹那么响。他开始训话。说了几句关于全体学员的话,他叫新来的几个号数:“向前五步——走!”
招弟看了看左右的同伴,而后随着他们向前走。中国教官嗽了一声,相当亲热的说:“你们已经知道了这里的规矩,不必我再重复。现在是你们最后的机会,来决定你们到底愿意在这里不愿意。有不愿意的,请再向前走五步!”
没有人敢动。后面的老学员们似乎已都停止了呼吸。招弟想往前走,可是她的脚已不会迈动。她向左右看,左右的人也正看她。”
“没有?”教官催问了一声。
在招弟左边的一个小姑娘,看样子不过十六七岁,扁扁的脸,红红的腮,身体不高,而颇粗壮,模样不俊,而颇浑厚可爱,猛的向前走去。
“好!”教官笑了笑。“还有没有?”
招弟要迈步,可是被身旁的一个女的拉住。她晃了晃,又立定。
“好,你过来!”教官向扁脸红腮的小姑娘说。她迟疑了一下,而后很勇敢的往前走;口中冒着些白气。“这边!”教官把她领到房子的山墙下,叫她背倚着墙上的一个小方洞。这时候,太阳上来了,把灰碌碌的天空忽然照红,多半个天全是灰红的,象淤住了血。城墙更黑了,而院中的墙与人都更清楚了点儿。扁脸姑娘的身上都发了红,口中的白气更白了。一个日本教官跳起来,手一扬,喊了声:“好的!”屋里边开了枪,小姑娘,口中还冒着点白气,象块木板似的,往前栽倒。天上更红了,地上流着血。“归队!”中国教官向招弟们说。
招弟不晓得怎么退回去的。她的眼前已没有了别的东西与颜色,只有一片红光由地上通到天空,红光里有些金星在飞动。
“向左转!跑步!”教官发了命令。
招弟跑不动。可是,有那具死尸躺在那里,她不敢不跑。每逢跑到死尸附近,她就想闭上眼。可是,不知怎么的,她偏偏看见了它,与地上的血。她透不过气来,又不敢站住。她张着口,双手捧着小肚子,肠子仿佛要扯断了似的。忍着疼,她东一脚西一脚的乱晃,仿佛是个醉鬼。不久,她的眼前遮上了一块红幕,与红的天,红的血,联接到一处。她忘了自己,忘了一切,只觉得天地,红的天地,在旋舞转动。
她不晓得什么时候,和怎么,进到屋中。睁开眼,她是在床上躺着呢,已经正午。
她没再落泪。不敢想什么。她惜命,决定不去靠一靠墙上的方洞儿。
青春是铁,环境是火炉。过了一个月,她又“活”了。她不再怕血与死,她的心已变成了石头的。她忘了以前小姐的生活,不再往手指甲上涂上寇丹,而变成了个新的招弟。这个新招弟,她自己盘算,将要比她的妈妈更厉害,更毒辣。以前,她只知道利用花般的容貌,去浪漫,去冒险;现在,她将把花容月貌加上一颗铁石的心,变成比妈妈还伟大许多的女光棍。不错,她的妈妈是还在狱里,可是她不能不感谢日本人给了她个机会,使她有了前途。她想:只要她立点功,她一定能把妈妈救出来。等妈妈恢复了自由,她们俩并肩立在一处,必能教全北平城都发抖!
春天过去了,招弟受完了训。
她希望得一只手枪。没有得到。
她希望得到一些足以使她兴奋的工作。可是她被派到火车站上,查看来往的旅客。她得到一本子照片,须一一的记住在心里,而后在车站上看有没有与像片相符的人。这点事不易作,而且毫无趣味。她须时刻的留着神,而不见得能发现一个“奸细”。她须每天改变她的化装,今天扮作乡下丫头,明天变作中年的妇人;可是老不能擦胭脂抹粉的扮成摩登小姐。她不高兴这个差遣,更不喜欢她的化装。可是,命令是命令,无法反抗。她知道反抗命令的结果是什么,她还没忘了那个扁脸的女郎。她渴望再穿上漂亮的衣服与高跟鞋,象好莱坞影片中的女间谍,来往在华丽的大旅馆与阔人之间。可是,她必须去作乡下丫头!
她渴想去看看父亲,不为别的,只为教他知道她已变成个有本事的人。可是,命令禁止她回家,禁止她与家里的人来往。
她切盼能见到妈妈。她以为自己既作了日本人的特务,就一定有会到妈妈的机会与权益。可是,她依旧打听不到妈妈在何处。
头一天到前门车站去值班,她感到高兴。她又有了自由,又看见春暖花开的北平。及至走到了车站,她又有些害怕。不错,她是特务,有捉拿人的权柄。可是,捉拿人是不是也有危险呢?是的,她的身上有个证章;可是,它并没显露在外面,而是藏在衣裳里边;她露不出自己的威风,而只缩头缩脑的站在那里,象个乡下来的傻丫头。她感到寂寞,无聊,与寒伧。
过了一会儿,她拾起一张报纸。头一眼,她看见了妈妈的像片!大赤包已死在狱中!像片的上下左右都说明着她的贪污,罪状,与如何在狱里发狂!
看完,她的泪整串的落下来。她白受了苦。白当了特务,永远不能再看见妈妈!隔着泪,她看见车站上来来往往的人;那么多人,可是她只剩了自己。她已没有了那爱她的,供给她一切的,妈妈!
楞了半天之后,第一个来到她心中的念头是——逃走!作了特务既没能救出妈妈来,还有什么意义呢?日本人是骗了她的妈妈,骗了她自己;她应当逃走,不再给骗她的人作爪牙!
可是,她知道自己逃不了。看着车站上来往的人,以及脚行,巡警,车站上的职员,她不知道他们之中有多少是特务,哪几个是特务。她可是准知道其中必有特务,而且不止一个。他们之中,也许有专负责监视着她的。她又看见了那个扁脸的女郎,在方洞儿前面一声没出的就栽倒在地,流尽了鲜血!
她抬头看见了城墙的垛口,觉得那些豁口儿正象些巨大的眼睛,只要她一动,就会有一粒枪弹穿入她的胸口!她颤抖了一下。她忘了作特务的兴奋与威风,而只感到多少只枪在她背后!
“好吧,”过了好大半天,她告诉自己:“混下去吧!顶毒辣的混下去吧!能杀谁就杀谁,能陷害谁就陷害谁!杀害谁也是解恨的事!”
她丢失了家,丢失了妈妈,丢失了自由,只剩下了杀,害,恨!她并不想去杀害日本人,因为日本人的枪多,眼目多,手快!
同时,高第天天出去找事,但是找不到。北平已经半死,凡是中国人的生意,都和祁天佑的布铺差不多,开着门而没有买卖;因此,到处裁人,哪儿也不肯多添吃饭的。大一点的生意,即使是饭馆子,已都不能不接受日本人的“股子”,和日本人合作。高第不高兴到这种“合作”的地方去作事,即使她能得到机会。至于官方的机关,那就更不用说,通通被日本人一手拿住,不走日本人的或汉奸的门路,不用打算得到个地位。这样,北平的躯壳虽然仍是高大宽厚的城墙,与那曾经住过多少位皇帝的亭园殿宇,可是它的心肺已完全是日本人;凡想呼吸一点空气的,得到一点血液的,都必须到日本人那里摇尾乞怜。高第不肯这么作。她亲眼看见她的母亲作了些什么,和怎样被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