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怎么办呢?”瑞宣想不出一定的办法。
“老太爷的生日,无论怎样也得有点举动!可是,咱们没有粮食。咱们大概不能通知拜寿来的亲友们,自己带来吃食吧?”
“不能!他们可也不见得来,谁不知道家家没有粮食?”“你就不知道,咱们北平人多么好凑热闹!”
“那也好办,来了人清茶恭候!不要说一袋子,就是一斤白面,教我上哪儿去弄来呢?就是大家不计较吃共和面,咱们也没有那么多呀!”
“真的,清茶恭候?”韵梅清脆的笑了两声,——她想哭,不过把哭变成了笑。
韵梅去和婆母商议:“我们俩都没有主意,你老人家……”
天佑太太把一根镀金的簪子拔下来:“卖了这个,弄两斤白面来吧!”
“不必,妈!有钱不是也没地方去买到面吗?”握着那根簪子,天佑太太楞起来。
祁老爷的小眼睛与韵梅的大眼睛好象玩着捉迷藏的游戏,都要从对方的眼睛中看出点意思来,又都不敢正视对方。最后,老人实在忍不住了:“小顺儿的妈,甭为我的生日为难!我快八十岁了,什么没吃过,没喝过?何必单争这一天!想法子呀,给孩子们弄点什么东西吃!看,小妞子都瘦成了一把骨头啦!”
韵梅回答不出什么来,尽管她是那么会说话的人。她知道老人在这几天不定盘算了千次万次,怎么过生日,可是故意的说不要贺生。这不仅是为减少她的为难,也是表示出老人对一切的绝望——连生日都不愿过了!她也知道,老人在这几天中不定想念天佑,瑞丰,瑞全,多少多少次,而不肯说出来。那么,假若她不设法在生日那天热闹一下,老人也许会痛哭一场的。可是,无论她有多大的本事,她也弄不来白面!粮食是在日本人手里呢!
到了十一的晚间,丁约翰象外交官似的走了进来。他的左手提着一袋子白面,右手拿着一张大的红名片。把面袋放下,他双手把大红名片递给了祁老太爷。名片上只有“富善”两个大黑字。这还是富善先生在三十年前印的呢,红纸已然有点发黄。
“祁老先生,”丁约翰必恭必敬的说:“富善先生派我送来这点面,给您过节的。富善先生原打算自己来请安,可是知道咱们胡同里有东洋人住着,怕给您惹事,他请您原谅!”
丁约翰没有敢到屋中坐一坐,或喝一碗茶,虽然祁老人诚恳的这么让他。富善先生派他来送面,他就必须只作送面的专使,不能多说话,或吃祁家的一杯茶。富善先生,在他心中,即使不是上帝,也会是一位大天使。把“差使”交代清楚,他极规矩的告辞,轻快而稳当的走出去。
看着那袋子的白面,祁老人感动得不大会说话了,而只对面袋子不住的点头。
小顺儿与妞子欢呼起来:“吃炸酱面哪!吃‘白’馒头呀!”
韵梅等老人把面袋看够了,才双手把它抱进厨房去,象抱着个刚生下来的娃娃那么喜欢,小心。
祁老人在感叹了半天之后,出了主意:“小顺的妈,蒸馒头,多多的蒸!亲友们要是来拜寿,别的没有,给他们馒头吃!现在,馒头,白面的,不就是海参鱼翅吗?”
“哟!好容易得到这么一口袋宝贝面,哪能都招待了客人?”韵梅的意思是只给老人蒸几个寿桃,而留着面粉当作药品:这就是说,到家中谁有病的时候,好能用白面作一碗片儿汤什么的。
“你听我的!咱们,咱们的亲友,早晚都得饿死!一袋子面救不了命!为什么不教大家都吃个馒头,高兴一会儿呢?”韵梅眨巴着大眼睛,没再说什么。她心中可是有点害怕:老人是不是改了脾气呢?老人改脾气,按照着“老妈妈论”来说,是要快死的预兆!祁家,在她看,已经丢失了三个男人,祁老人万万死不得!有最老的家长活着,不管家中伤了多少人,就好象还不曾损失元气似的,因为老人是支持家门的体面的大旗。同时,据她想,尽管公公天佑死去,而祁老人还硬硬朗朗的活着,她便可以对别人表示出:“我们还有老人!”而得到一点自慰——我们,别看天下大乱,还会奉养孝顺老人!
她去问婆母与丈夫,是否应当依照老人的吩咐,大量的蒸馒头。回答是:老人怎说,怎办吧!这使她更不安了。大家难道都改了脾气,忘了节俭,忘了明天?
到了生日那天,稀稀拉拉的只来了几个至亲。除了给老人拜寿而外,他们只谈粮食问题。在谈话中,大家顺手儿向老人给别的亲友道歉:谁谁不能来,因为没有一件整大褂,谁谁不能来,因为已经断了炊!
这些恶劣的消息并没使老人难过,颓丧。他好象是决定要硬着心肠高兴一天。他把那些伤心的消息当作理当如此,好表示出自己年近八十,还活着,还有说有笑的活着!尽管日本人占据北平已有好几年,尽管日本人变尽了方法去杀人,尽管他天天吃共和面,可是他还活着,还没被饥荒与困苦打倒——也许永远不会被打倒!
天佑太太,瑞宣,韵梅,以至于亲戚们,看老人这样喜欢,都觉得奇怪。同时,因为老人既很高兴,大家就不便都哭丧着脸;于是,把目前伤心的事都赶紧收起去,而提起老年间太平的景象,以便博得老人的欢心。
及至馒头拿上来,果然不出老人所料,大家都仿佛看见了奇珍异宝。他们只顾往口中送那雪白的,香软的,馒头,而忘了并没有什么炒菜与荤腥。韵梅屡屡的向大家道歉:“除了馒头可没有别的东西呀!”大家仿佛觉得她的道歉是多此一举,而一劲儿夸赞馒头的甜美。
祁老人好似发了狂,一手扶着小顺儿,一手拿着馒头,劝让每一个客人:“再吃一个!再吃一个!”
等到客人都走了,老人脸上的笑容完全不见了。教小顺儿给拿来小板凳,他坐在了院中,把下巴顶在胸前,一动也不动。
“爷爷,你累了吧?到屋里躺一会儿去?”韵梅过来打招呼。
老人没出一声,也没动一下。
韵梅的心中打开了鼓:“爷爷,你怎么啦?”
老人又沉默了半天,才抬起头来,看着韵梅。她又问了声:“怎么啦?你老人家!”
老人叹了口气,而后仿佛已筋疲力尽了似的,极慢极慢的说:“你也许看我是发了疯,把馒头往外乱塞!我没有疯,没有!想想吧,要是天佑,瑞丰,瑞全,常二爷,连那个胖二媳妇,都在里面,得吃多少馒头呢?我假装的拿亲戚们当作了天佑,常二爷……!他们吃了,也就好象……!”老人又低下头去。
“爷爷!这是干什么呢!今天您不是挺高兴的吗?干吗自己找不痛快呢?”韵梅假笑着劝慰。
“我高兴?”老人低着头说:“混账才高兴呢!算算吧,四辈子人还剩下了几个?生日?这是祭日!我的生日,天佑们的祭日!一个人活着是为生儿养女,永远不断了香烟。看我!
儿子倒死在我前面!我高兴?我怎那么不知好歹!”
又叨唠了一大阵,老人才手指着三号院子那边,咬着牙说:“全是他们闹的!日本人就是人间的祸害星!”
说完了这一句,老人似乎解了一点气,呆呆的楞起来。楞了好大半天,他低声的叫:“小顺儿!”看重孙子跑过来,他说:“去拿几个馒头来,用手绢儿兜好!”一家人都猜不到老人是什么意思。小顺儿把馒头拿来,老人发了话:“走!跟我去!”
瑞宣搭讪着走过来,笑着问:“给谁送馒头去?爷爷!”老人慢慢的立起来,惨笑了一下。“哼!我要恩怨分明!有仇的,我不再忘记;有好处的,我一定记住。一号的那位日本老婆子对咱们有点好处,我给她送几个馒头去!”“算了吧,爷爷!”瑞宣明知祖父想的很对,可是总觉得给日本人送东西去,有点怪难为情。“他们有白面吃!”“他们有面吃是他们的事,我送不送给他们是我的事!再说,这是寿桃,不是平常的馒头。”
“好,我陪您去!”瑞宣知道一号的老太婆不大会说中国话。
小顺儿见爸爸要跟老人去,偷偷的躲开。他恨一号的日本孩子,不高兴他们吃到太爷的寿桃。
瑞宣敲了两次门,一号的老太婆,带着两个淘气孩子,才慢慢的开了个门缝。及至看明白是瑞宣,她赶紧把门开开,两个孩子,一点也不象往日那么淘气了,乖乖的立在她旁边。还没等瑞宣说明来意,老太婆就用英语说了话:“你来的正好,我正要去告诉你!他们的娘都被军队调了去,充当营妓!我是日本人,也是人类的人;以一个日本人说,我应当一语不发,完全服从命令;以一个人类的人说,我诅咒那教这两个孩子的父亲变成骨灰,妈妈变成妓女的人!”老太太把话说完,手与唇都颤动起来。
两个孩子始终看着老太太的嘴,大概已猜到她说的是什么。到她说完了话,他们更靠近她些,呆呆的立着。
瑞宣想不起说什么好。他应当安慰老太太,可又觉得那些来烧杀中国的人们理当男作骨灰,女作娼妓。
祁老人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慢慢的把手绢里的馒头拿出来,递给那两个孩子。同时,他对瑞宣说:“告诉她,这是寿桃!”
瑞宣照样的告诉了老太太,她点了点头,而后又楞起来。
男的,女的,老的,小的,都没有话可说,十只眼都呆呆的看着那大的白的馒头。
瑞宣搀着祖父,轻轻的说了声:“走吧?”
老人没说什么,随着长孙往家中走:“那个老太太说什么来着?”
瑞宣没敢回头。他觉得老太婆和两个孩子必定还在门口看着他呢。一直的进了家门,他才把老婆婆的话告诉了祖父。祁老人想了半天,低声的说:“谁杀人,谁也挨杀;谁祸害女人,谁的女人也挨祸害!那两个孩子跟老婆婆都怪可怜的!”
81
一阵冷飕飕的西北风使多少万北平人颤抖。
在往年,这季节,北平城里必有多少处菊花展览;多少大学中学的男女学生到西山或居庸关,十三陵,去旅行;就是小学的儿童也要到万牲园去看看猴子与长鼻子的大象。诗人们要载酒登高,或到郊外去欣赏红叶。秋,在太平年月,给人们带来繁露晨霜与桂香明月;虽然人们都知道将有狂风冰雪,可是并不因此而减少了生趣;反之,大家却希望,并且准备,去享受冬天的围炉闲话,嚼着甜脆的萝卜或冰糖葫芦。
现在,西北风,秋的先锋,业已吹来,而没有人敢到城外去游览;西山北山还时常发出炮声。即使没有炮声,人们也顾不得去看霜林红叶,或去登高赋诗,他们的肚子空,身上冷。他们只知道一夜的狂风便会忽然入冬,冬将是他们的行刑者,把他们冻僵。
人们忘了一切,而只看到死亡的黑影。他们听到德军攻入苏联,而并没十分注意。他们已和世界隔离,只与死亡拴在一处。不敢希望别的,他们只求好歹的度过冬天,能不僵卧在风雪里便是胜利。
在那晨霜未化的大路上,他们看见,老有一部卡车,那把冠晓荷与孙七送到“消毒”的巨坑的卡车,慢慢的游行。这是鬼车!每逢它遇到路旁的僵尸,病死的,饿死的,或半死的,它便随便的停下来,把尸身拖走。看到鬼车,他们不由的便想到自己也有被拖走的可能——你倒在路上,被拖走,去喂野狗!没有医生看护来招呼,没有儿女问你的遗言,没有哀乐与哭声伴送棺材,你就那么象条死猫死狗似的销声灭迹。韵梅三天两头的看见这部鬼车。
有了第一次领粮的经验,她不敢再迟到。每逢去领粮,她黑早的便起床。有时候起猛了,天上还满是星星。起来,她好歹的梳洗一下,便去给大家勾出一锅黑的,象药汤子似的粥来;而后把碗筷和咸菜都打点好。这些作罢,她到婆母的窗外,轻声的叫了一声:“妈,我走啦!”
领粮的地方并不老在一处。有时候,她须走四五里路;有时候,她甚至须到东城去。假若是在东城,她必须去赶第一班电车;洋车太贵,她坐不起。她没坐惯电车,但是她下了决心去试验。她是负责的人,她不肯因为日本人的戏弄,残暴,而稍微偷一点懒。
她的胆量并不大。她怕狗。在清晨路静人稀的路上走,偶而听到一声犬吠,她便大吃一惊。她必须握紧了口袋,大着胆,手心上出着凉汗,往前冲走。有时候,她看见成群的日本兵。她害怕,可是不便显出慌张来。低下头,心跳得很快,她轻快的往前走。她怕,可是绝不退缩。她好象是用整个的生命去争取那点黑臭的粮食。
使她最胆战心惊的是那部鬼车。不管是阴是晴,是寒是暖,一眼看见它,她马上就打冷战。有时候,车上有三四个,甚至于十来个,死尸,她不由的便闭上了眼。那些死尸,在她心里,不仅是一些冰冷的肢体,而是和她一样的人;他们都必定有家族,亲友,与吃喝穿戴等等的问题。她想,他们必然还惦念着他们的儿女,父母,和家中的事情。是的,有一次她看见一个死尸,右腕上还挂着一个面口袋!和她一样,她的手中也有个口袋!那具死尸可能的是她自己!她一天没有吃饭,只一劲儿喝水。
因为领粮的地方忽远忽近,因为拿着粮证而不一定能领到粮,小羊圈的人们时时咒骂李四爷——他发粮证,所以一切过错似乎都应由他负责。韵梅,和别人一样的受尽折磨,可是始终不肯责难李老人。她的责任心使她坚强,勇敢,任劳任怨。
有一天,她抱着半袋子共和面,往家中走。离家还有二三里地呢,可是她既不肯坐洋车,也不愿坐电车。洋车贵,电车不易挤上去。她走得很慢,因为那点臭面象个死孩子似的,越走越沉重。
猛一抬头,她看见了招弟。招弟(已由狱中出来,被派为监视北平的西洋人的“联络”员)虽然穿着高跟鞋,可是身量还显着很矮。与她同行的是个极高极大的西洋人。她的右手紧紧的抓着那个“伟人”的臂,脸儿仰着,一边走一边笑着和他说话。她的头发一半朝上,象个极大的刷瓶子的刷子,蓬蓬着,颤动着,那一半披散在肩上。她的小脸比从前胖了许多,眉眼从远处看都看得很清楚,因为都按照电影明星拍制影片时候那么化过装。她高声的说笑,脸上的肌肉都大起大落的活动:眉忽然落在嘴角上,红唇忽然卷过鼻尖去。及至笑得喘不过气来,她立住,双手抱住“伟人”的臂,把蓬蓬着的头发都放在他的怀里,肩与背一抽一抽的动弹。这样笑够了,她抽出他的领带,轻轻的搌一搌眼角。而后,她掏出小镜子,粉扑,劈拍劈拍的往脸上拍粉,倒好象北平的全城是她的化装室。
韵梅抱着面袋,楞在了那里。招弟没注意她,也没注意任何人,所以韵梅放胆的看着,直到招弟拍完粉,又和那个“伟人”缓缓的走开。
韵梅不由的啐了一口唾沫。她不知道什么国家大事,但是她看明白了这一点——日本人来到北平,才会有这种怪事与丑态。想到这里,她不由的看了看面袋与自己的旧蓝布大褂。看完,她抬起头来,觉出自己的硬正。别管她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她没有变成和洋人一块出怪象的招弟。她觉得应当自傲!
回到家中,她没敢向大家学说那件事。不要说对大家一五一十的讲,就是一想起那种怪样子,她的脸上就要发热,发红。
假若招弟的丑态教韵梅的脸红,刘棚匠太太可是教她感到妇女并不是白吃饭的废物或玩物。
刘太太一向时常到祁家来,帮助韵梅作些针头线脑什么的。最近,因为粮食缺乏,物价高涨,刘太太决定不再要瑞宣每月供给她的六块钱。她笨嘴拙舌的把这个决定首先告诉了韵梅,韵梅既不能作主,又怀疑刘太太是否因为不好意思要求增加钱数,而故意的以退为进的拒绝再接受供给。“我有法儿活着!有法儿!”刘太太一劲儿那么说,而不肯说出她到底有什么法儿活着。
过了两天,刘太太不见了。连韵梅带祁家的老幼全很不放心。特别是瑞宣:虽然因为经济的力量不够,不能多照应刘太太,可是他既受到刘师傅之托,就不能不关切她的安全。
又过了几天,刘太太忽然回来了,拿来有一斤来的小米子,送给祁老人。不会说别的,她只笑着告诉老人:“熬点粥喝吧!”
小米子,在战前,是不怎么值钱的东西;现在,它可变成了宝贝!每逢祁老人有点不舒服,总是首先想到:“要是有碗稠糊糊的小米粥喝,够多么好呢!”今天,看见这点礼物,他摸弄着那一粒粒娇黄的米粒,倒好象是摸着一些小的珍珠。他感激得说不上话来。
把刘太太扯到自己屋中,韵梅问她从哪儿和怎么弄来的小米子。刘太太接三跳两的说出她的行动。原来,自从日本人统制食粮,便有许多人,多半是女的,冒险到张家口,石家庄等处去作生意。这生意是把一些布匹或旧衣裳带去,在那些地方卖出去,而后带回一些粮食来。那些地方没有穿的,北平没有吃的,所以冒险者能两头儿赚钱。这是冒险的事,他们或她们必须设法逃过日本人的检查,必须买通铁路上的职工与巡警。有时候,他们须藏在货车里,有时候须趴伏在车顶上。得到一点粮,他们或她们须把它放在袖口或裤裆里,带进北平城。刘太太加入了这一行。她不肯老白受祁家的供给,而且那点供给已经不够她用的了。
粗枝大叶的把这点事说完,刘太太既没表示出自己有胆量,也没露出事体有什么奇怪,而只那么傻乎乎的笑了笑。直到韵梅问她难道不害怕吗?她才简单的说了句:“我是乡下人!”倒好象乡下人能够掉了脑袋也还能走路似的。过了两天,刘太太又不见了。
从这以后,韵梅每逢要害怕,或觉得生活太苦,便马上想起刘太太来,而咬上了牙。她甚至对自己说:“万一真连一点粮也买不到,我也得跟刘太太到张家口去!不论怎苦,怎么险,反正不能看着一家老小都饿死!”
假若刘太太的勇敢引起韵梅的坚强与自信,李四妈的广泛的爱心又使她增多了对人与人之间的了解,与应有的互相关切。在从前,韵梅除了到街上买点东西,很少出街门,所以虽然知道李四妈是菩萨心肠,可是总嫌老婆子有点疯疯癫癫,不大懂规矩。现在,她常常出门,常常遇到李四妈,她开始了解那个老妇人。因为她常常到街上去,所以她时常需要别人的安慰与援助,而每逢遇到李四妈,她就必能得到她所需要的。这使她受了感动。在从前,她的处世待人的方法多半是本着祁家的传统,凡事都有个分寸,对谁都不即不离。现在,在屡次受李四妈的助援以后,她开始明白分寸与不即不离并不是最好的方法,而李四妈的热诚也并非过火与故意讨好。因此,她也试着步儿去帮助别人,在帮助了别人以后,她感到一种温暖,不是温暖的接受,而是放射;放射温暖使她觉得自己充实坚定。
不错,李四妈时常的撒村骂人,特别是在李四爷备受邻居的攻击的时候。可是,尽管她骂人,她还去帮忙大家;她并不为小小的一点怨恨而收起她的善心;她不仅有一点善心,她伟大!
在全胡同里,受李家帮助最多的是七号杂院那些人,可是攻击李四爷最厉害的也是那些人。他们穷,所以他们的嘴特别厉害。虽然如此,李四妈还时常到七号去。他们说闲话,她马上用最脏的村话反攻。可是,在他们的病榻前,产房里,她象一盏灯似的,给他们一点光明。
七号的黑毛儿方六,自从能熟背四书以后,已成为相声界的明星,每星期至少有两三次广播。
有一天,在广播的节目中,他说了一段故事,俏皮日本人。节目还没表演完,方六就下了狱。
听到广播的人一致同情方六,可是并没有人设法营救他。李四妈并没听见广播,不晓得方六为什么下狱。但,她是第一个来安慰方家的人的,而后力逼“老东西”去设法救出方六来。
李四爷不过是小小的里长,有什么力量能救出方六呢?他去找白巡长,问问有无办法。
“四爷,我佩服您的好心,可是这件事不大好管!”白巡长警告李老人。
“我要是不管,连四妈带七号的人还不把我骂化了?”“嗯——”白巡长闭了会儿眼,从心中搜寻妙计。“我倒有个主意,就怕您不赞成!”
“说说吧!谁不知道你是诸葛亮!”
“这一程子,大家不是老抱怨你老人家吗?好,咱们也给他们一手瞧瞧!”
李老人惨笑了一下。“我老啦,不想跟他们赌气!我好,我坏,老天爷都知道!”
“对!我也不劝您跟他们赌气!我是说,您出头,对大家伙儿去说:咱们上个联名保状,把方六保出来!看看,到底有几个敢签字的?他们要是不敢签字呀,好啦,他们也就别再说您的坏话;您看是不是?”
“他们要是都签字呢?”
“他们?”白巡长狡猾的一笑。“才怪!我懂得咱们的邻居们!”
李老人不高兴作这种无聊的事。不过,邻居们近来的攻击,又真使他不甘心低着头挨骂。他正这么左右为难,白巡长又给加了点油:“四爷,我并不愿挑拨是非,我是为您抱不平!试验试验他们,看看到底有几个有骨头的!”李老人无可如何的点了头。
果然不出白巡长所料,七号的人没有敢签字的。他们记得小崔,小文夫妇,不肯为了义气而丧掉了命。
李老人有点高兴,不久就又变成了扫兴。他觉得那些人可恨,也可怜。他很想把保状撕碎,结束了这件无聊的事。可是,一点好奇心催动着他,他继续的去访问邻居们。
丁约翰没说什么便签了字。他不是为帮方六的忙,而大概是为表示英国府的人不怕日本鬼子。
程长顺,看了看保状,呜囔了两声什么,他也签了字。
李老人到了祁家,来应门的是韵梅。听明白李四爷的来意,她没进去商议,就替瑞宣签了名。她识字不多,可是知道怎么写丈夫的名字。
这教李四爷倒吓了一跳。他知道祁家是好人,可是没料到韵梅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真的,她的确长了胆子。她常常的上街,常常看到听到各种各样的事,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她不知不觉的变了样子。在从前,厨房是她的本营,院子是她的世界。现在,她好似睁开了眼,她与北平的一切似乎都有了密切的关系。假若营救方六,她盘算,是件错事,李四爷就一定不会出头。李四爷既肯出头,她就也应当帮忙;为什么好事都教李四老夫妇一手包办了呢?
最使她高兴的是瑞宣回来,听到她的报告,并没有责备她轻举妄动。他笑了笑,只说了声:“救人总是好事!”
李四爷并没把保状递上去,一来是签名的太少,二来知道递上去不但不见得有用,而且倒许给签名的人惹出麻烦来。可是,由这回事,他更认清楚了街坊中谁是真人,谁是假人。
特别对于韵梅,他觉得她仿佛是他的一个新的收获。
在她上街的时候,韵梅常常遇见一号的日本老婆婆和那两个淘气的日本孩子。她一向不搭理他们。她恨那两个孩子,因为他们欺侮过小顺儿子。
现在,她知道了一号的男人阵亡,妇女作了营妓,她开始可怜他们,开始和那老婆婆过话。老婆婆只会说几句简单的中国话,可是韵梅能由她的眼神中猜出许多要说而没能说出来的意思。有时候,她们俩立在一处,呆呆的一言不发,而感到彼此之间有些了解。老太婆仿佛是要说:“我不是平常的日本人,别拿我的相貌服装判断我!”韵梅呢,想不出什么简单明了的话来说明自己的态度,可是那几千年文化培养出的一点一视同仁之感使她可怜老太婆的遭遇。渺茫的,她觉得自己非常伟大——她能可怜她的敌人!
一夜飕飕的西北风,地上头一次见了冰。一清早,韵梅须去领粮。看着地上的薄冰,她想找出她的手套来。可是,她并没去找。她不能怕冷,她知道这一冬天,苦难还多着呢,不能先教一点冰吓倒。出了门,冰凉的小风一会儿便把她的鼻尖冻红;她加速了脚步,好给自己增多一点热力。
领粮的人们,有的戴上了多年不见的红呢子破风帽,有的戴上了已成古董的耳帽儿,有的穿着油腻多厚的旧棉袍,有的穿着只有皮板而没有毛的皮坎肩。韵梅看着这些带着潮味的“奇装异服”,忽然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北平的街上立着呢。她知道,北平人是最讲体面的;就是衣服破旧,也要洗得干干净净的。她想不起什么时候看见过这么多,这么脏,这么臭的衣裳来。
仰起头,看看天,那蓝得象宝石的天,她知道自己的确是在北平。那街道,铺户,与路旁落了叶子的树,也都不错,是她所熟识的。她只是不认识了那些人。假若今年,北平人已成了这么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明年应当怎样呢?她不敢再往下想。
正在这时候,她敢起誓,她的的确确的看见了老三瑞全!他穿着一件短撅撅的,象种地的人穿的,蓝布旧棉袄,腰中系着一根青布搭包。光着头,头上冒着热汗,他顺着马路边走,走得很快。她张开口,喊:“老三!”可是,没有声音。一眨眼的工夫,老三已走出老远去。
老三!老三!她无声的叫了多少次,她不冷了;反之,她的手心上出了汗。老三回来了;刚才,他离她不过有两丈多远!老三,在户口登记簿上已经“死”了,居然又回到北平!老三,在外边打敌人,不单没被敌人打死,反倒公然的打进北平,在马路边上大踏步走着!韵梅的眼亮起来,腮上红了两小块。她无须再怕任何人,任何事,老三就离她不远,一定会保护她!
领了粮,回到家中,多少次她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老人们。可是,她晓得这不是随便说着玩的事,必须先和丈夫商议一下。她的话象一群急于出窝的蜂子,在心中乱挤乱撞。她须咬紧了嘴唇,把唇咬痛,才能使那群蜂儿暂时安静一会儿。院中每逢一有脚步声,她就以为是老三。即使没有声音,她还时时的看见他,在厨房,在院中,在各处,她看见他,穿着蓝短棉袄,头上出着热汗。好容易到了就寝的时候,她才得到开口的机会:
“小顺儿的爸,你猜怎么着,我看见了老三!”瑞宣已经躺下,猛的坐起来:“什么?”
“我看见了老三!我起誓,一定是他!”
“在哪儿?他什么样子?”
韵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
抱住膝,他把眼盯在墙上,照着韵梅所说的,他给自己描画出一个老三来,象一张像片似的,挂在墙上。呆呆的看着那张想象的像片,他忘了一切。耳中,他仿佛只听到自己的心跳。
韵梅一脱鞋,响了一声,瑞宣吓了一跳;墙上的形影忽然不见了。他慢慢的躺下。“你可千万别对任何人说呀!”“我就那么傻?”
“好,千万别说!别说!”
“一定不说!”韵梅也躺下。
夫妇都想说话,可是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都想假装入睡,可是都知道谁也没有困意。这样楞了好久,韵梅忽然说出一句来:“老三在外面都作了什么呢?”
“不知道!”瑞宣假装在语声中加上点困意,好教她不再说话;他要静静的细琢磨老三的一切,从老三的幼年起,象温习历史似的,想到老三的流亡。
可是,她仿佛是问自己呢:“他真打仗来着吗?”
瑞宣的眼睁得很大,可是假装睡着了,没有回答她。他真愿和韵梅谈讲老三,说一整夜也好;但是,他必须把老三的过去全盘想一过儿,以便谈得有条理。老三是祁家的,也是民族的,英雄;他不能随便东一句西一句的乱扯。
韵梅也不再出声,她的想象可是充分的活动着:她想老三必定是爬过山,越过岭,到过很远很远的地方,甚至于走到海边,看见了大海。她一生没出过北平城,对于山她只远远的看见过西山与北山,老那么蓝汪汪的,比天色深一点。她可不晓得山上的东西是不是也全是蓝颜色的。对于海,她只见过三海公园的“海”,不知道真正的大海要比三海大多少。
她不由的又问出来:“大海比三海大多少呀?”“大着不知有多少倍!干什么?”
她笑了一下。“正想,老三看见了海没有!”
“他什么都看见了,一定!”
“那多么好!”韵梅闭上了眼,心中浮起比三海大着多少倍的海,与蓝石头蓝树木的蓝山。海边山上都有个结实的,勇敢的老三。
这样,一个没有出过北平的妇人,在几年的折磨困苦中,把自己锻炼得更坚强,更勇敢,更负责,而且渺茫的看到了山与大海。她的心宽大了许多,她的世界由四面是墙的院子开展到高山大海,而那高山大海也许便是她的国家。
82
身上带着秦岭上的黄土,老三瑞全在旧历除夕进了西安古城,只穿着一套薄薄的棉学生装。
在这以前,他的黑豆子似的眼已看见了黄河的野浪,扬子江心的风帆,三峡的惊涛,与乱山中连茶叶都没见过的三家村。
对于他,没有一个地方能比得上北平。可是,每一个地方都使他更多明白些什么是中国。中国,现在他才明白,有那么多不同的天气,地势,风俗,方言,物产;中国大得使他狂喜,害怕,颤抖。连各处的云与蚊子都不一样!他没法忘了北平,可也高兴看那些不同的地域。那滚滚的黄流与小得可怜的山村,似乎是原始的,一向未经人力经营过的。可是它们也就因此有一种力量,是北平所没有的一种力量,紧紧的和天地连在一处。假若那人为的,精巧的,北平,可以被一把大火烧光,这些河流与村庄却仿佛能永远存在——从有历史以来,它们好象老没改过样子,所以也永远不怕,不能,被毁灭。这些地方也许在三伏以前就是这样,而且永远这样。它们使他担心它们的落伍,可也高兴它们的坚实与纯朴。他想,新的中国大概是由这些坚实纯朴的力量里产生出来,而那些腐烂了的城市,象北平,反倒也许负不起这个责任的。
他也爱那些脚登在黄土上的农民,他们耕植的方法是守旧的,他们的教育几乎是等于零的,他们的生活是极端艰苦的,可是他们诚实,谨慎,良善,勤俭。只要他们听明白了,他们就(哪怕他们自己须挨饿呢!)不惜拿出粮食,金钱,甚至于他们的子弟,献给国家。他们没有北平人那样文雅,聪明,能说会道,可是他们,他们,负起抗战的全部责任;中国是他们的。是他们,把秦岭与巴山的巨石铲开,修成公路;是他们,用一筐一筐的灰沙,填平水田,筑成了飞机场;是他们,当敌人来到的时候,烧了房屋,牵了牛马,随着国旗撤退;是他们,把子弟送上前线,把伤兵从战场上抬救下来。有这样的人民,才有吃不饱,穿不暖,而还能打仗的兵。
有他们,“原始的”中国才会参加现代的战争。
他们不知道多少世界大势,甚至不认识自己的姓名,可是他们的心中却印着两三千年传下的道德,遇到事要辨别个是非。假若他们不知道别的,他们却知道日本人不讲理。这就够了。他们全用血肉和不讲理的人见个高低。因为山川的阻隔与交通的不便,使他们显着散漫,可是文化的历史与传统的道义把他们拴到一处:他们都是中国人,也自傲是中国人。
这样看明白了,瑞全才也骄傲的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而不仅是北平人。他几乎有点自愧是北平人了。他有点知识,爱清洁,可是,他看出来,他缺乏着乡民的纯朴,力量,与从地土中生长出来的智慧。有许多事,乡民知道,乡民能作,而他不懂,不能作。他的知识,文雅清洁,倒好象是些可有可无的装饰;乡民才是真的抓紧了生命,一天到晚,从春至冬,忙着作那与生命密切相关的事情;而且到时候,他们敢去拚命——尽管他们的皮肤是黑的,他们的血可是或者比他的更热更红一点。
他开始不注意自己的外表。看着自己身上的破衣服,鞋子上的灰土,和指甲缝中的黑泥,他不单不难过,而反觉得应当骄傲。他甚至于觉得乡民身上若有虱子,他就也应当有几个。以前,在北平的时候,他与别的青年一样,都喜欢说“民众”。可是,那时节,他的“民众”不过是些无知的,肮脏的,愚民。他觉得自己有知识,有善心,应去作愚民的尊师与教主。现在,他才知道,乡民,在许多事情上,不但不愚,而且配作他的先生。
他开始放弃了大学生的骄傲,而决定与乡民们在一块儿工作,一块儿抗敌。而且,要把他所知道的教给乡民;同时,也从乡民学习他所不知道的。
他不大会唱歌,而硬着头皮给百姓们唱抗战的歌曲。他不会演戏,而拉长了脸上台。他不会写文章,可是拧起眉毛给人们写抗战的故事。同样的,他不会骑马放枪,可是下了决心请百姓们教给他。他甚至于强迫自己承认,乡下的红裤子绿袄的姑娘比招弟更好看。假若他要结婚,他须娶个乡下姑娘!
同时,百姓们是那么天真,他们听,看,相信,他那连牛都不高兴接受的歌曲,话剧,与故事。他更高了兴,不是因为自傲,而是因为他已和乡民打成一片。他相信自己若能和乡民老在一块儿,他就能变成象乡民那么纯朴健壮,而乡民也变成象他那么活泼聪明;哼,打败日本简直可以比杀只鸡还容易!
这天真,高兴,自信,使他忘了北平。在北平,他一筹莫展;现在,他抓住了爱国的真对象。爱国成了具体的事实——爱那些人民与土地。战争,没想到,使都市的青年认识了真的中国。
他更瘦了些,可是身量又高出半寸来,他的脸晒得乌黑,可是腮上有棱有角的显出结实硬棒。没法子和乡下青年打篮球,他学会和他们摔跤,举石墩。摸着自己的筋肉,他觉得他能一枪把儿打碎两个敌人的头颅。
热血循环得快,他的想象也来得快,他甚至于盘算到战后的计划。他想,在胜利以后,他应当永远住在乡下,娶个乡下姑娘,生几个象小牛一般结实的娃娃。为教育自己的娃娃,他顺手儿便办一个学校,使村中老幼男女都得到识字的机会。他将办一个合作社,一个小工厂,一个医院,一个……他不单看见了胜利,也看见了战后的新中国。在那个新中国里,乡村都美化得象花园一样!
可是,不久,因当权者的不信任民众与怀疑知识青年们的自由思想,瑞全被迫离开他的工作与朋友,而必须到城市里作他所不高兴的工作。打击与失望使他愤怒。可是“不要灰心”!他想起钱伯伯与瑞宣大哥给他的临别赠言。他忍住气,闭上口,把乱说乱唱的时间都让给静静的思索。
从历史的背景,他重新看自己。他看出来,他的自信与天真只是一股热气催放出来的花朵,并不能结出果实。他的责任不是只凭一股热气去抗敌,去希冀便宜的胜利,去梦想胜利后的乌托邦。他也必须沉住了气去抵抗历史,改造历史。历史使中国的人民良善可爱,历史也使另一些人别有心肝,打算。他必须监视自己,使自己在历史的天平上得到真正的分量。他看出来,日本人的侵略中国是打开了十八层地狱,鬼魂们不但须往外冲杀,也应当和阎王与牛头马面们格斗。
在城市里过活了许多时候,他得到回北平的机会。假若他能在民间工作,或被军队收容,他万也不想回北平。他真爱北平,可是现在已体会出来它是有毒的地方。那晴美的天光,琉璃瓦的宫殿,美好的饮食,和许多别的小小的方便与享受,都是毒物。它们使人舒服,消沉,苟安,懒惰。瑞全宁可到泥塘与血狱里去滚,也不愿回到那文化过熟的故乡。不过既没有旁的机会,他也只好回北平,去给北平消毒。
在除夕,他进了西安古城。因穿得太薄,他很冷。绕了几条街,他买不到一件棉袍。铺户已都关上门,过年。他知道西安和北平是同一气味的古城,不管有无战争灾难,人们必须过年。他,不便生气;不生气,也就会慢慢的想主意。这就是他三四年来得到的一点宝贵的修养。
他去敲寿衣铺的门。不管是除夕,还是元旦,人间总有死亡;寿衣铺不会因过年而拒绝交易。他买了件给死鬼穿的棉袍。他笑了。好,活人穿死人的衣服,就也算不怕死的一点表示吧。
从西安,他往东走。遇上什么车,便坐什么车;没有车,他步行。当坐火车或汽车的时候,他必和日本人坐在一处,跟他们闲谈,给他们一点东西吃,倒好象他是最喜欢日本人的人。假若他拿着机密的文件或抗日的宣传品,他必把它们放在日本人的行李当中,省得受检查;有时候,他托日本人给他带出车站去。这些小小的把戏使他觉得自己很不值钱,因为日本人就专好玩这种小聪明。可是,及至它们得到了应得的效果,他又不由的有点高兴,心中说:“你们会玩的,我也会!”
当他步行的时候,他有时候为躲避日本人,有时候为故意进入占领区,就绕了许多许多路,得到详细观察各处情形的机会。走了些日子之后,闭上眼他能给自己画出一张地图来。在这地图上,不仅有山河与大小的村镇,也有各处的军队与人民的动态。这是一张用血画的地图:一个小小的村子,也许遭受过十次八次的烧杀;一条静静的小溪,也许被敌人与我们抢渡过多少次。看着这张他心中的地图,他知道了中国人并不老实,并不轻易投降给敌人。在那张图上,他看见一些人影,那些穷,脏,无知而又无所不知,诚实而又精明的人民。真的,是他们,给了他心中的地图一些鲜红的颜色。
越走,离北平越近了,他不由的想起家来。他特别想念母亲与大哥。可是,这并没教他感到难过,因为三四年来的流亡,他看明白,已使他永远不会把自己再插入那四世同堂的家庭里,恢复战前的生活状态。那几乎已不可能。他已经看见了广大的国土,那么多的人民,和多少多少民间的问题。他的将来的生活关系,与其是家庭的,毋宁说是社会的。战争打开了他的心与眼,他不愿再把自己放在家里去。已是秋天,他才由廊坊上了火车。
他决定变成廊坊的人。这不难,只要口音稍微一变,他就可以冒充廊坊的人。他的服装——一件长蓝布夹袍,一双半旧的千层底缎鞋,一顶青缎小帽——教他变成了粮店少掌柜的样子。他的行李是一件半旧的“捎马子”,上面影影绰绰的还带着“三槐堂”的字样。他姓了王。此外,他带着一副大风镜,与一条毛巾。拿毛巾当作手绢,带出点乡下人的土气,而大风镜又恰好给他添加些少掌柜的气派。捎马子里放着那“死灵魂”的棉袍,与三五件小衣裳。除了捎马子上的“三槐堂”,他浑身上下没有任何带字的东西。
高高的,黑黑的,他装傻充楞的上了火车,颇象常走路的买卖人。在车上,他想好王少掌柜的家谱与王家村的地图。一遍,两遍,十几遍,他把家谱与地图都背得飞熟。假若遇上日本人盘问,他好能用详细的形容与述说去满足他们的细心与琐碎——日本人不是最理想的仇敌,他们太琐碎。琐碎使日本人只看见了树,而忘了林,因而也就把精力全浪费在阴险与破坏上,而忘了人世间最崇高,最有意义的事情。
离北平越来越近了。火车一动一动的,瑞全的眼中一闪一闪的看到了家。家门,门外的大槐树,院中的一切,同时的,象图画似的,都显现在目前。他赶紧闭上眼,听着火车的轮声,希望把自己催眠过去。他一定不要因为看见北平而心跳得快起来。他已经被日本人摸过几次胸口,看他的心跳得快不快。这是北平,是他的家,也是虎口;他必须毫不动心的进入虎口,而不被它咬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