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司法局召开局务会，讨论新生村八队和十一队纠纷的调解问题，参加调解工作的调解股全体人员也参加了会议。
除了苏局长、谢基副局长、田佳玉副局长外，政工、办公室、律师、宣教几个股室的领导、已经退二线的原局长调研也参加了会议。
调研只是科级干部，但当时级序称谓不明，所以也称调研员。
这个会类似经天律师事务所的案件讨论会，但雷鸣心情很沉重，按先前得到的种种信号，他准备接受某些人的挑难。
但事情并没有雷鸣想象的那样糟糕。
原来，雷鸣报到后，填写了他的基本情况，局领导都看了，才知道雷鸣的父亲是处级干部，而且他家就在县郊有名的好战的纳怀村，所以心有所虑，不敢再随心所欲地欺负雷鸣。
一般单位是不保存干部个人档案的，档案保存在档案局，雷鸣分配时是直接分配，没有和司法局接触过，所以司法局也没有调阅他的档案。
但写调解意见的任务还是落在雷鸣的头上。
会议由局长主持，谢副局长汇报了这段时间的工作情况，黄福星股长汇报了调解工作情况，到调解意见部分，就说“根据工作组的安排，调解意见的拟写，是由从东方政法大学毕业的雷鸣同志负责的，下面由雷鸣同志汇报撰写调解的情况”。
参加会议的其它股室领导都很吃惊，这么重要的工作落到一个刚刚毕业参加工作不到10天的人身上，不是领导疯了，就是领导想推托责任。
雷鸣很郁闷，沉默了许久，苏局长喝了一口茶，说“小雷，有什么就说什么吧，你一定也研究过的”。
雷鸣无奈，只好对着调查报告和补充调查提纲说起来“各位领导，根据工作安排，我把调查和调解的情况汇报如下，我的汇报分四个部分，分别是调查后可以认定的案件事实、不能按时调解的原因、完成调解所需要补充认定的案件事实调查提纲以及下阶段工作建议……”。
洋洋洒洒四千多个字的汇报材料念完，雷鸣已经满身是汗，但越念到后面，雷鸣越自信。在座的人都是半路出家，法律水平很低，更不用说面对如此复杂的纠纷案件了，见雷鸣刚刚上班几天，就对案情了如指掌，汇报起来言之有物，奇Qīsūuс建议合理，不禁打心底佩服这个小，正规大学培养的学生就是不一样。
雷鸣念完材料，见大家都不吱声，又大胆地补充一句“这个案件的原始材料是由乡干部提取的，不能排除里面因为人情问题、水平问题、方法问题而使案件事实走样，我建议，如果时间允许，我们可以全案重新调查，只有还原案件事实，调解起来才有理有力，才能让双方接受”。
纠纷案件有几怕，其中有一怕是怕当事人不到法院起诉，只是一味上访，这个案件就是这样，当时没有先调解才能起诉的规定，但双方都不起诉，最让人头疼。
苏局长连续喝了几口水，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只有他心情紧张的情况下，他才无意中连续喝水。
雷鸣汇报的内容中，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因为前期调查不清楚，导致无法调解，委婉地把球踢到了别人的脚下，反正我刚刚参加工作，我没有参加调查，你们应当负责任，而不是我。
最后，还是苏局长打破宁静，说“刚才雷鸣同志已经把案件汇报了，案件没有调查清楚，或者没有办法调查清楚，所以导致无法进行调解。这个观点有点勉强，如果案件事实都不能查清，那我们就让他们一直打打杀杀下去吗？当然这不是雷鸣一个人的责任，工作组的同志有责任，我也有责任。”
苏局长一杆打了一帮人，连自己也归进去了，已经减少了很多威力。
这时，调研发话了“这个案件早就发生了，我进到司法局工作前就有纠纷，这么说起来我也有责任”。
他这句话直接针对苏局长，苏局长脸都红了。
这时田佳玉副局长看不下去了，他也曾经负责处理过这件事，要这么说，他也有责任的。他说“目前情况太千复杂了，我同意雷鸣的意见，对全案进行重新调查”。
最后，决定对全案进行重新调查，不过苏局强调案件材料由雷鸣具体把关，等于从侧面肯定了雷鸣的能力，也增加了他的责任。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雷鸣忙坏了，他重新走访了当年经历“并队”过程的老人，试图从他们的笔录中得到有用的信息。
当可调查的人都调查完了之后，雷鸣发现，自己做了一件蠢事，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几乎没有什么新东西。
所有的案件材料都堆在一起，足有一米高，雷鸣已经从头至尾看过好几遍，但一点头绪也没有。于是又从头再看一遍。
终于有了一个发现，有一份当年新生大队的一份帐册上，有一个大队长签名，名字很陌生，没有走访过。
雷鸣马上找老人们查证，有一个老人提到，那个人是当年主持并队的大队长，当大队长才一个月，就被提拨了，当了干部，经过多次提拨，已经从池州地委退休，现在在池州养老，他可能较熟悉情况。
雷鸣把情况汇报了黄股长和谢副局长，谢副局长经过请示县带队领导，就带雷鸣和黄福星去池州调查。
经过池州地区老干局的介绍，雷鸣他们在一个疗养院见到了当年的老大队长，当老大队长听完谢副局长的介绍，眼泪就流了下来，他为乡亲们为此而流血死亡感到悲哀，他详细回忆了当年的情景。
据他回忆，当年八队和十一队在那个放牛湾都有地，互相穿插，俗称“插花地”，那个水塘是大家共用，不过八队离放牛湾近一些，管理方便，当年就在那地方种黄豆、花生等经济作物，而十一队则是种两季玉米。
得到这个证词，雷鸣就兴奋起来，为了保险起见，他干脆用老人家中的录音机让老人又把情况口述一遍。
回到武县，雷鸣重新找那些老人，特别问了是否有插花地的事和种植情况，10几个老人中，有三个老人保持沉默，其他人坚持原来的陈述不变。
司法局迅速把事情向县领导汇报，带队的县委副记专门找雷鸣了解情况，还听了老大队长的录音。
但是问题又来了，生产大队是1958年我国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时设立的，年岁已经久远，谁还记得哪块地是谁的呢？那些老人无一例外地都不清楚了。
县领导指示，继续找老人们，让他们回忆当时哪块地属于哪个队的。
于是，雷鸣他们又到池州地区去找老大队长一次，但这次一无所获，回来找那些老人们，也都没有进展，调查处理又一次进入了僵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