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第十九章

当我蹲在杜鹃坡看守所时，我就发出一声长叹：程平死，我愿与他同死。当时我的生命价值已经等于零了。到拘役队后，我又有了新的想法，我要竭毕生精力，将程平置于死地，报仇雪恨。

任何有血有气的男人，甚至女人，都忍受不了这样的陷害和凌辱，自己辛苦一年半的时间，不仅没有得到任何报酬，还贴进去二十万元，现在又在坐六年的大牢。在诉讼期间，程平出具了伪证，在我服刑期间，又叫人来整我，是可忍，孰不可忍。

一天，当我从四处大院经过时，听见有人叫我老黄哥。

我回头一看，是袁老三，和我一同关在下六号的牢友。

尽管他已经出狱，穿着已不一般，我对他上下打量，他还是象个犯人。

袁老三来看一个坐牢的朋友，他对我说：我早就知道你在这里当大拐，这里比较松活吧？

还可以。

我淡淡地说。

这里的景致很好，他指指四处大院内的草地喷泉，说：

这里空气又新鲜，也亮得开，人都要多活几年。

我问：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出来一年多了。

有什么搞的？

搞什么，一样都不好搞，我到广州福建去了几趟，想找点事情做，什么也没搞成。

我走以后，号子里有什么没有？

胡昌安上山了，古此维尔也上山了，江波判了无期，下监了。其他的，你就不认识了。

他说到的这几个人，又活现在我的眼前，我仿佛又回到那座地狱。沉默了一阵后，袁老三突然说道。

你知道绑架你的是谁？

我知道，从杜鹃坡看守所来的一个叫王培林犯人已经告诉我了，绑架我的一个叫做王亚龙，一个叫做罗小林，但是我没有说我知道，我摇摇头。

是罗小林和王亚龙他们一伙搞的，他们也是我的朋友，我们在坐牢前就认识，这次他们因为其它案子发了，就关在下六号，我们不知道怎么就谈到了你，他们就把绑架你的经过原原本本说了出来。你太划不来了。

我没有说话，他又勾起我对这件事的回忆，又使我想起令人恶心的程平。

怎么，你咽得下这口气？袁老三问。

我警觉地看了他一眼，问：你是什么意思？

需不需要我帮忙，把他做了。

他没有提程平，我想，他肯定指的是程平。

望着他这身矮小的骨架子，我怀疑地问：你？你做？

怎么样，小看我不是？

袁老三笑笑说：不是我做，我的朋友做。

就是你的那几个朋友？我问。

有什么不可以的，他们可以帮程平，同样也可以反过来帮你，他们认的是钱，不是人，只要你同意，其它方面都好说，就算我帮你这个忙。反正现在我也没有什么事。

在阳光下，在花丛绿草间，我们公然谈论着杀人。我觉得不可以这样继续下去了，即使要谈，也不在这样的时间和地点。

我说：在这里谈这事不妥，找时间换个地方再谈。你们要什么数？

他不加思考地伸出了指头，看见我的吃惊，他说：要搞他并不容易，他有几个保镖，很难下手，如果是其他人，

袁红侠指指那些来探监的人说：象这些人，我最多向你要这个数。

他又比划比划。

在他们眼里，别人的生命成了他们赚钱的法宝，他们可以一抹不哽手把人象鸡一样杀死，然后伸出沾满血迹的手去要钱。

我对他说：我现在还有事。这样吧，我们改过时间再谈。

好吧，你的手机号是多少？

我不情愿地把我的手机号留给了他。

袁老三还不愿意与我分手，他说：你办完事我请你吃饭，在号子里都是吃你的，今天就吃吃我的，怎么样，说好我在这里等你。

他从衣袋里掏出几百元钱，朝我晃了晃。

不用了，我们有的是机会，反正都在外面，联系又方便。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白天与袁红侠的交谈，还在我的耳边回响。尽管当时我们谈得很轻松，就象谈股票，谈天气一样，现在回想起来，却如雷贯耳，声声震憾着我。我知道，这是犯罪，而且犯的是死罪，一旦被侦破，无论是我，还是杀手，都是死刑，自己的一生，那才叫真正的结束。即使象江波一样判个死缓，或者无期徒刑，我至少要在监狱里呆上十五年，出来时已年届老年，什么事都不能做了，这辈子基本上就是这样了。我不愿走这条路，我不愿意死。

但是我忍不下这口气，这不是经济上的问题，而是自己的人格、尊严被践踏，自己的名誉、前途、事业被毁灭，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份被凝固，前半生的努力付诸东流的问题。撇开经济上的纠纷不说，即使是我有罪，也应该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来审理判决，可是他却动用刘山云干预司法，我判刑后，又指使他人来夹磨我，在他得势一天，我就没有一天的出头之日。

不久，袁老三给我打来传呼，问我考虑得怎么样，是不是找个地方聚聚聊聊，我想了一下，同意与他再见面，并叫他明日上拘役队来。

放下电话后，我又想了很多，虽然我已准备好了在法庭上慷慨激扬的陈词，虽然我早已作好了视死如归的思想准备，但是如果不被公安的发现，那不是更好。根据这几年在狱中的耳闻目睹，我认为自己已具备了一定的反侦经验，这件事要好好设计，要做到不露马脚，即使案发，我也能够自如对应。

首先，我与袁红侠是单线联系，不与其他人见面，不留下任何字迹，为了防止他套我，预防他带有录音机，我与他的谈话设定在浴室，两人都脱得光光的，加上哗哗的水声，什么对话都可以说，什么人都听不见。即使以后他站出来作证，我都可以拒不承认，这叫做死无对证。

其次，我与他对话，无论是面对面的对话，还是电话里对话，不能提到人名，地名，金额，尽可能用其它方式表示。至于付给他的佣金，一定要采取极其隐蔽的方式，定金可付五分之一，当面交给他倒也无妨，如果他拿去后不办事，也就罢了。办完事后的酬金，只能通过邮局汇款，邮局没有监视器，汇款单由他人填写。从此人各一方，远走高飞。

如果案发，如果我受不了刑讯逼供的折磨，我可以胡乱供出另外的人，最好是东北的杀手，待我进看守所后，全部反供。我要拿出一年到三年的时间来坐牢，不能急于出去，更不要抱任何从轻的幻想，在意志上不能被摧垮。

第二天，袁老三来了，在确认他没有带来录音机后，我们在喷水池边谈得很细，我的很多想法都与他的相吻合，当谈及酬金时，我们有较大的分歧，因为金额较大，定金相应增多，我现在正在坐牢期间，一时难以筹措，我不想在家里拿，不想让任何亲友知道这件事而受连累。我对他说，筹措酬金可能要些时间，到时我们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