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第二十章

自从四处搬上来后，对拘役队的犯人管得严多了。拘役队因此制定新的规定：

学员必须穿囚服，黄色的小马褂，上面印有拘役二字；

学员一律不准配带bb机，手机，黄筑开、梁乾贵除外；

学员一律剃光头或平头，黄筑开、梁乾贵除外；

不准开小灶，吃饭一律在食堂；

每天点名五次，早饭、早出工、午饭、下午出工、晚间；

请假必须得到队长签字，在外过夜必须得到处长签字；

每天早上早锻炼。

我真不愿意穿黄马褂，那是犯人的外在特征。我是伏法而不认罪。每当点名时，学员们全都穿着黄马褂站在下面，我呢，却穿着便服同干部站在上面。时间长次数多了，便反映到曹队那里。我对曹队说，黄马褂做得太小，我穿不下。他说，给你另做一件大的。最后他笑笑说：我知道你是不想穿，但是不穿不行啊，四处有规定，你不能破例啊。这么吧，你自己去做一件，布料不同没关系，只要是黄色就行了。

我做了一件料子的黄马褂，夹层的，没有印字，平时也很少穿，除了段干值班点名时必须穿外，其他干部对我都没有这个要求。

原来没强行规定不准带bb机和手机时，拘役队不少犯人都有，这在全国的劳改系统是绝无仅有。尤其在点名时，不是这边响就是那边叫。最重要的是，那些贩毒的学员就是用这种通讯工具进行联络。我和梁乾贵因为经常到益阳为队里、四处办事，所以征得四处同意，我俩可例外自己配带手机，也可不剃光头。

规定是规定，不少学员照样配带手机，只不过将响铃调为振动或静音。拘役队的干部从不搜学员的身，除非怀疑身上有毒品。

每天点五次名的馊主意不知是谁想出来的，我们怀疑是金疯子，只有他才会这样折磨学员折磨干部折磨自己。

早上七点，敲钟点名，跑步半小时；八点，敲钟点名，出工；中午一点，敲钟点名，出工；下午六点，敲钟点名，晚餐；晚上九点，敲钟点名，睡觉。

每天钟声不断，学员小跑着到操场集合。把我们搞烦了，同时也把干部搞烦了。因为点名时要求干部必须到场，他们虽然不是小跑着去，也是急匆匆竞走式地赶到的。那些关系处得好的干部，当着我的面把金风诅咒了千遍万遍。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谁受得了。我们坚信，此景不长，最多坚持三个月。果然，不到一个月，点名次数从五次减为四次，三次，在两次时持续的时间稍长些，以后变为一次，还是晚上九点钟点名。

至于早锻炼，只搞了不到十天便夭折了，照田干的说法，劳动就是锻炼了，何必还要在早上耗费体力。

真正使我们头疼的，就是不准开小灶，一律砍官菜。

原来大食堂的菜基本上没人吃，只有农业组的少数犯人来打菜。这些人多是农民，没有接见没有收入，他们只能靠食堂的饭菜维持生命。其它各个组都自己开伙，伙食都不错。如果是管组干部值班，这个组的学员就会去市场买鸡买鱼，拉管组干部来喝酒。

生产组是曹队直接管，他从来没有到我们这里吃过饭，我们也没有叫过他，不敢叫。

在拘役队，我们学会了重视和享受生活中的一切，学会重视和享受今天的所有，因为只有今天才是我们真正拥有的和能够把握的。我们全都是自己做饭吃，无论是有钱的无钱的，吃晕的还是吃素的。大食堂的菜和号子里的菜差不多，只是油水多一点。我和梁乾贵、李富生吃一锅，以后又来了郭立明，小苗给我们做饭做菜，我们每人每月交一百元的生活费就够了，李富生没让他交，他时常也带些菜来。我们的伙食应该是很好的，每周鸡鸭鱼肉不断，干部经常和我们一起吃，他们很不愿意独自到干部食堂去吃，那里的饭菜很单调，而且没有一点情趣。我们和很多干部相处很好，陪吃陪玩，时间长了，真是处出感情来了。

现在不准开小灶，我们很难适应，也想方设法不去适应。

队里也知道我们肯定吃不来原来的那种官菜，为此也下了功夫改善生活，菜洗得干净多了，油水也多了，一个星期可以吃两三次肉，甚至将外面餐馆的也请进拘役队，每餐都给我们供应荤菜。

再是这样，我们也并不买帐，吃饭时我们随便应付一下，回到住所后仍然我行我素重起炉灶另开伙。一般干部根本不管我们开小灶，甚至还反感队里的集中开伙，那样，他们不能和学员共进晚餐，有酒有肉，有说有笑。

吉昊然和夏凤山回拘役队后，更是不愿在干部食堂吃饭，无论中餐晚餐，只要吃饭，就往我们这里跑。

吉昊然没有被关押，而是取保候审呆在家里，这期间没有工资。他的罪名是玩忽职守，在他担任拘役队队长的三年内，总共有三十多人脱逃，很多人请假未归，队里的帐目管理混乱。对他的处理是：免于起诉，撤销职务，回队听候分配。

夏凤山就没有吉昊然幸运，他的罪名是贪污学员的保证金约一万多元。每个到拘役队服刑的学员，必须交纳三千元的保证金，作为脱逃时的追捕费用，刑期满后退还。这种规定也许是世界首创吧。他被关押在武章区看守所达十个月之久，对他的处理是：免于起诉，回队劳动改造，在此期间，只发生活费，不拿工资。

吉昊然和夏凤山回队后，很少说话，吉昊然那大而亮的嗓门没了，夏凤山更是象猫一样无声无息。他们来去匆匆，在队里，都是低垂着头沿着墙脚行走，没有昔日的那种张狂。是啊，重返故地，物是人非，原来说一不二的权势，现已沦落为阶下囚，差点与这里的犯人一样。

他们每天早早就上班，带领被收监的犯人外劳，比如去雅安镇加工生产混凝土预制板，到石板镇开山放炮打砂，凡是能赚钱的差事，那怕是赚一分两分的血汗钱，都叫他们带着犯人去，因为这些都是不用花钱的劳力和极其廉价的干部。

在这里，能象过去一样对待他们的，我想就是我们拘役队的老学员，尤其是我、梁乾贵、李富生。一年多过去了，物换星移，除了我们刑期长的没有被收监的学员还在外，其余的都是他们不认识的新面孔。我们仍然称他们为干部，仍然对他们很客气，象过去一样，每到吃饭时仍然热情地邀请他们到我们那儿吃饭，我们将过去对他们的恭敬变成了随和，我们之间似乎不再有距离，我们不时也为他们鸣不平，并表示出对过去拘役队管理方式的怀念。

他俩也总是接受我们的邀请，和我们吃中餐甚至晚餐，因为他们实在不愿到干部食堂去用餐，且不说饭菜质量如何，他们不愿去见上级主管部门的同事们，不愿再与他们说笑甚至寒暄，他们之间已有了障碍、隔阂、距离。尤其是夏凤山，被关押在看守所时，去看他的同事几乎没有，虽然我们没能去看，得知田干要去看他时，我们请田干转达对他的问候。

吉昊然在我们面前还时时为自己鸣冤叫屈，还在数说着自己在拘役队的功德，还在残留着过去当队长的架势。夏凤山的口头禅是：还说那些干啥，现在只能夹着尾巴做人。

虽然那段时间队里管得很紧，请假必须经值班干部开单队长签字，我总是有办法回家辅导儿子。黄可行基本上按照我给他制定的计划学习，有很大进步。我一个星期下去两次，如果实在不能下去，他就上来。现在，他已经不满足我的教学，想到北京去进修。我满足他的愿望，从我的经历我明白，益阳是一个生活、享乐的城市，要创造，要发展，只能走出大山。临行时，我把他的所有积蓄全部给了他，并对他说，这是你的全部积蓄，也是家里的所有财产，现在，你要去闯天下了，你求学也好，成家也好，我不能再给你钱了，一切都靠你自己。黄可行走了，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进修完以后，留在北京，几经摔打，现在在清华工美搞设计，工作稳定，收入甚丰。侄女黄可怡喜爱美术，高考没考上，主要是美术基础差。我主动承担她的教学任务，每周我去她那里一次，教素描、色彩、速写，第二年考上了民族学院。

在我坐牢期间，这是最让我满意的两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