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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期望成为明星，能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本身就足以使他满意。

开始他总是力图做得最好﹑最快﹑最有戏剧性。

但逐渐，这种浅薄的虚荣使他厌烦。

推动他不得不做下去的是更沉重的责任感。

怎么办 不能眼看货币体系垮台，不能静等抢购浪潮席卷全国，不能任凭企业纷纷倒闭，千百万失业者的孩子嗷嗷待哺。

然而现在，他觉得这种责任感也是一种虚假，甚至是犯罪。

早期的危机好比让社会在泥沼里陷住腿，只是难以行动。

然而帮它拔出腿，却没改变它的方向，它便会继续往泥沼深处走。

再陷下去就没到腰。

每次拉出它都等于促进它不断往下走，越陷越深，直至没顶。

这种责任感和谋杀有什么区别呢

昨天，桂枝爹喝着酒说：“你这么有本事的人，上面保准儿还得让你回去。”

他摇摇头。

“这回跟过去不一样。

……就算叫我回去，我也说什么不回了。”

桂枝的眼睛亮闪闪。

“你现在这么说吧。”

“真的。

我回去有什么用 大厦将崩，一木难扶。

何况我也不是木，只是根苞米杆。”他觉得自己喝多了，舌头有点硬。

石戈把木铲插在谷堆上。

风越来越小，几乎已经静止。

收音机里换成了新闻。

他靠着谷草堆坐下，卷起一支老旱烟。

多年不抽了，一回乡下就开戒。

这些天从早到晚，每次报告新闻他都不放过。

播音员一改这些年流行的亲切自然的语调，又像过去那样激昂亢奋起来。

头条新闻还是关于暗杀总书记的凶手的。

情况已经查清：凶手是三峡工程管理局的公安处副处长李克明。

在总书记视察大坝时，凶手从巡逻直升机上用事先藏在机上的手枪杀害了总书记。

据调查，凶手是黑龙江省黑河市人，祖父一家六口人当年被日本侵略军杀害。

暗杀动机可能是出于对“中日经济合作区”的不满，从凶手逃脱的情况分析，很像是有严密的组织接应。

目前已展开全国范围搜捕。

举报者可得奖金二千万元。

不在北京，内幕他都不清楚，但是陆浩然能这么顺利地继任总书记，说明这个暗杀不可能像报道的那样简单。

“强硬派”路线已经开始全面扭转“温和派”过去的作为。

收音机里一条条宣布爆炸性的新决策：废除“中日经济合作区协议”; 暂停偿还欠日本债务; 要求把中国欠日本的债务与中国过去放弃日本战争赔款联系在一起考虑;取消特区和沿海各省的特殊政策; 征收重赋救援黄河灾区﹔地方财政一律上缴国家﹔所有产品实行国家限价﹔农产品恢复统购统销﹔材料和能源实行配给制……在中央高层的斗争中，石戈不属于任何派系，他的十六号机关也一直保持中间色彩。

自打改革开放，中国始终在二元状态之间震荡。

经济上崛起了一个现代化部分，它的规模远不能吸收整个经济，然而却以种种优势压迫非现代化部分不断瓦解，又以反弹回来的冲击毒害自身。

政治上，放松控制和加紧控制交替主导，“温和派”和“强硬派”我上你下，斗争不休。

这种二元对立的因素互为破坏地起作用，使社会缺乏稳定和连续，常常是进一步退两步，陷入“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两难境地。

照石戈看，在这种二元状态里打转是永远找不到出路的。

要么一元紧，要么一元松，要么一元计划经济，要么一元市场经济，要么一元自力更生，要么一元开放门户，要么一元公有制，要么一元私有制。

结合二者优点而去掉其缺点的中间选择是没有的，只能生出集二者缺点之大成的怪胎。

而本质上，共产党不可一元松，只可能一元紧。

这是它维持自身独裁的根本前提决定的，所以“温和派”不可能彻底温和，也不可能解决矛盾。

共产党的最终发展必然是到今天这步，一元紧──即全面的法西斯统治。

桂枝带着空口袋回来了。

石戈把扬好的谷子装进口袋。

两个人不用说话，谁该干什么都很清楚。

桂枝跟他挨得很近，脸不时被她的头发磨得痒痒的。

她每一弯腰，半月形向下弯曲的裤腰便微微张开，似乎偏一个角度就能看见里面什么。

石戈抬起眼。

隔着低洼的平地，远处就是那片山坡。

当年那里有茂密的青草，如芬芳软床，有浓密的树荫，遮挡骄阳。

现在，无树无草，一片焦黄。

水土流失使它变成一片破碎的土林，如无数向天崛起的干枯阳具。

当年就是在那，桂枝给了他第一次。

她尚未完成发育的身子倚在垂满绿草的坡坎上，叉着白嫩双腿。

她只有十五岁，却充满热狂和期待，紧紧抱住晕眩的他，用粗糙的小手在行地将他们引导在一起。

为当年那些日复一日的姿意欢乐，为那些阳光﹑山坡和树草之间的迷醉，他感谢桂枝。

每当他想起仙人村，就有青春的欲望在那里荡漾，就有在他上大学时桂枝那泪如洗面的影子，如同在泉水里波动。

他回来七次，每次桂枝都从几十里外的婆家赶回来见上一面，或是相对无语，或是像生人那样一问一答。

他不想提过去，他想在脑子里永远留着个十五岁的桂枝。

可这次……April 12, 1998

“哪个死狗藏在那，还不滚出来! ”桂枝向谷垛后面喊。

锁柱咧着嘴走出来。

“我看你和石哥干啥哩，别把你们搅了。”

“搅啥 我撕你的狗嘴! ”

“哎哎，二姐，石哥可是大干部了，看不来粗的……”

当年锁柱还是个抹鼻涕的脏小子，现在又高又壮，满脸黑胡茬。

上个月他领头把征粮的乡干部打断了腿，又把前来抓人的县公安局警车翻了个儿，村里老少就选他当了村长。

打闹一阵儿，锁柱做出村长的严肃相。

“二姐啊，你们得抓紧打场，赶快把粮食入库。

昨天灾民把八里堡抢了，场院上的粮食一颗不剩。

咱们也得防备着。

你说呢，石哥 ”

“哪来的灾民 ”石戈问。

“嘿，也说不上是哪的，叫他们灾民就是了，其实跟土匪没啥两样。

哪来的都有，聚起一帮人就抢。

仗着人多，谁拿他们也没招。

行，你们抓紧，我还得去商量联防的事。”

锁柱走了。

为了防止灾民抢劫，周围几个村联合成立了保乡团，由各村青壮男子组成，哪个村有情况就互相支持。

这些天各村铁匠炉打了不少大刀长矛。

藏了不知多少年的老炮铳子﹑火药枪也找出来。

还用粮食在黑市换了几支八八式手枪，锁柱裤腰上就掖着一支。

收音机里正在播送人大常委会刚公布的反囤积法。

如此多的法律措施同时出笼，少说也得有半年以上的准备时间，只有军委那套班子有这个能力。

虽然迄今为止出头露面的全是文职政府，但石戈却时时能感觉军队的巨大身影站在后面。

没有铁腕，想做这样彻底的改变是不可能的。

权威是中国社会几千年用以维系统治的核心。

丧失权威就是丧失统治的力量。

这种古老结构在现代世界遇到了不可解决的难题：权威越强大社会肌体就越无活力，国家也就越衰弱。

现代世界是个经济世界，政治可以靠权威稳定，经济却只能被权威扼杀。

世界大潮的驱使和盼望“黄金国”的英雄梦使权威者推行改革，改革的本质却是削弱权威，才能释放活力，刺激经济。

晚清朝廷的改革比各朝代的改革加一块还多，却成了它垮台的原因。

那次权威的丧失造成了其后数十年军阀割据﹑连年混战。

靠着蒋介石﹑毛泽东一类的英才和奸雄，加上几千万条人命才使权威重建。

至少从统治的角度来讲，共产党的短视在于它曾把保住权威放在了发展经济之下。

不管是出于自大还是出于冒进﹙二者都是它的老病﹚，权威在“改革开放”

之中遭到的损害不比满清王朝覆灭前更小。

那时只是政权的崩溃，现在则是权威在每个人心理结构中的丧失。

前者出了个毛泽东又可以重建万众一心的铁桶江山，而几千年积淀成型的对权威的天然崇拜来难去易，一旦丧失就是覆水难收。

这时重新乞灵于权威，除了枪杆子再没有别的。

掌握枪杆子的军队就成了唯一的权威。

假如未曾松过的话，紧可能确实会使中国社会维持的时间长一些。

然而曾有过的松是瓶里的魔鬼。

改革开放在中国产生出的不可控制力量已经太多了，能量太大了。

整个社会正在向山下势不可挡地轰轰滚去。

阻挡的力量越大，产生的震荡越强，二者势必共同粉碎。

如果不阻挡，下面却又是万丈悬崖。

看来已经在劫难逃──不管是松是紧，是一元是二元，结果都是一样要灭亡。

那个“大的”越走越近了。

这些年，他时常感觉到它。

开始只是在梦里，后来白天它也光顾，而且越来越频繁。

它无形，但是它巨大，大得没边才无形。

它无脚，但是在逼近，近得太近才看不见脚。

它一步一步，无声无息，却地动山摇。

他觉得它的呼吸像风一样。

它无形的眼睛像深长的山洞，里面奔腾着无数龙蛇虎豹，全张着血盆大口。

“石哥，”桂枝摇了他一把。

“你咋了 ”

“没什么。”“大的”消失了。

村庄笼罩着炊烟。

“回去吧，该吃晌饭了。”

“我再干会儿。

饭好了喊我一声。”

“我可背不动这袋谷子了。”

石戈看桂枝一眼。

平时从未听过她说这种话，年轻时比得上小伙子，现在扛个一二百斤也可以走得跟风一样。

和桂枝的眼睛一接触，他心里灼了一下。

那眼里的火似能把他烧化。

他要扛起谷子，桂枝又不让。

“你帮我扶着点就行。”她总怕累着他。

他只好硬抢过来。

收音机里一个男播音员针对全国性的拒绝交售公粮发表评论。

他的口气不容置疑：粮食和空气﹑阳光一样，是全社会所有人生存所必需的。

耕种者占有土地﹑生产粮食是社会分工不同。

这种分工不仅不代表权利，而且只能代表义务。

所以任何一个耕种者都没有拒绝与社会全体成员分享粮食的权利，只有提供粮食的义务。

被阳光晒热的谷子舒适地压在肩上，桂枝笑盈盈地走在一旁。

今年收成还算不错。

每家农户都算了又算，尽可能多存一些粮食。

这些年连年歉收，搞得人心惶惶。

黄河水灾离这上千里，大饥荒的传闻却早就过来了。

农民既为将来保全家老小的肚子，也看准了粮价飞涨的势头越来越强。

粮食攥在自己手里时间越长，赚的钱就将越多。

在传统社会里，十分之九以上的人民勒紧肚皮，消耗最少的资源供养一个穷奢极欲的上层。

安于“穷命”的底层意识和贫困保证的死亡率使那种社会与资源的关系可以保持相当稳定和平衡的状态。

社会主义培养起了全民平等的意识，改革开放又把社会主义的平等贫困变成了商品社会对平等暴发的追求，每人对资源的需求顿时要乘上一个巨大的倍数。

当十亿农民全力以赴地投身到这场索取的比赛中时，中国的资源体系就不可避免地敲起了丧钟。

虽然已经离开了注视这类宏观问题的位置，可想到这里，石戈心里还是说不出的沉重。

“爹，该吃晌饭了。”路过打寨墙的人们，桂枝向她爹喊。

桂枝爹正在指挥施工。

“做好饭再叫我。”他连头也没回。

过去为了防土匪，仙人村有过一道又高又厚的土寨墙。

共产党掌权以后，几十年没土匪了，寨墙也塌得差不多。

现在，为了防备灾民抢劫，村里各家又派工摊钱地重把寨墙修起来。

村比过去大多了。

许多家都搬到了寨墙外面。

桂枝家最远，紧靠公路。

等寨墙修好，各家都要搬进寨子，至少先把这段风头躲过去。

公路上空空荡荡。

近来治安越来越乱，几乎没有敢单个跑长途的司机。

远处山梁上，一队卡车像玩具模型一样从公路尽头向这边驶来，拖着细小的烟尘。

司机们相互结伴壮胆。

公路上要么没车，要么一过就是几十辆，甚至上百辆。

桂枝帮石戈把谷袋放下，转身反挂上仓库门。

仓房里黑乎乎的，只有通气孔射进一束阳光，照在黄澄澄的玉米上。

“石哥，我可想你了。”桂枝抱住他，把脸靠在他肩上。

桂枝的头发还是那样乌黑，散发着阳光和干草的香气。

粗糙的手跟当年一样刺激他，好似电流在神经网络里酥痒地放射。

他本来不想再迈过这一步。

桂枝已经不是三十年前那个野花一样的小姑娘，而是一个结过三次婚而且现在还有丈夫的农村妇女。

可是昨天晚上，可能是酒喝多了，桂枝的眼泪终于融化了他。

打来的第一天，他就看出桂枝在等着，从欢乐变成孤苦，变成偷偷哭泣，直到昨夜他抓住她的手，她才捶打着他哭诉：“我恨你，我恨你……”

桂枝结实的双乳像插着红枣的白馍在刚打开的笼屉中散发热量。

她的腹部平滑光亮，没有城里女人的脂肪和赘肉。

从未生育使她被三个丈夫拋弃，又使她不像其它农村妇女那样早衰。

黑暗的仓房，金黄的玉米，温热的谷袋，正照在桂枝乳房上的那束阳光，这一切都更比软床﹑香水和带流苏的窗帘使石戈沉醉。

是不是该永远这样生活 他又在想。

一个遥远的呼唤悠悠回旋，在一片怒海般的激情中，那么纤细，又那么清晰，从最底层飘渺升起，侵入飞扬的灵魂。

当他们最终瘫倒在玉米中间喘息的时候，听到汽车在很近的地方停下。

一连串人从卡车上跳下的“扑咚”声，像砸在心上。

“快穿衣服! ”他低声对桂枝说。

“老乡! 老乡! ”外面喊起来。

人很多。

脚步声走近。

“家里没人。”一个声音说。

“打开谷仓。”另一个声音命令。

桂枝推开仓房的门。

“你们要干啥 ”

门外是十多个穿工作服﹑戴安全盔的工人，每人都持着枪。

老式的帆布子弹袋上印着“工人民兵师”字样。

卡车一辆接一辆驶来，分别停在不同的农家门口，跳下成群的武装工人。

“大嫂，”戴红头盔的头头说，刚才命令打开谷仓的就是他。

“我们是来买粮的。”

“我们的粮不卖。”桂枝用身子挡住仓房门口。

看来头儿知道多费唇舌也没用，他微微叹口气。

“我们知道你们不卖，但是我们一定得买。

我们不会让你们吃亏的。”

他摆了一下头。

两个工人走上来。

“对不起了，大嫂。”他们一下架起桂枝把她从仓房门口拉开。

April 13, 1998

“我操你们妈呀! ”桂枝的两脚乱蹬，在那两个工人手中，像被抓住翅膀的小鸡。

其它工人无言地准备进入仓房。

石戈出现在门口。

他的目光使工人停下。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

“大同煤矿。”头儿回答，猜测着石戈的身份。

“把她放下。”石戈对抓着桂枝的那两个工人说。

工人服从了。

桂枝骄傲地挺起胸。

“谁让你们这样做的 ”石戈问头儿。

“谁 ”头儿在肚子上拍了一巴掌。

“谁说话还有它管用 我们全矿三万多家已经一大半没米下锅了。”

石戈在北京时就知道今年秋粮收不上来，黄河水灾以及随之四起的谣言在全国引发了囤积风潮，城里的粮店被抢购一空，国库那点储备无济于事，但他没料到现在已经开始断顿。

“政府会为你们解决。”他说这话时一点也不自信。

进口粮食只是杯水车薪。

唯一能指望的是今年的新粮，可新粮如何从农民手里拿到国家手里正是最大的难题。

公社时期，各级干部可以把农村的每一粒粮都抠出来送进城，而如今，六十年代那种饿死二千万农民保城里人肚子的事再不会有。

粮食在农民自己手里，别说政府，天王老子也没法命令他们。

“算了吧，老师傅。”头儿露出轻蔑神色。

“说好听的填不了肚子。”

“可也不能抢。”

“我们不想抢。

老师傅，我看你也像个城里人，闹不好还是个干部什么的。

你倒是帮我问问，他们到底要什么 我们工人不想当什么老大哥，可以叫农民爷爷奶奶，磕头也行，只求让我们妻儿老小能活下去。

我们把工厂拆了。

我们的卡车上有电机﹑水泵﹑柴油机﹑轮胎……你看这个白金坩锅，他们全村也值不了它。

我们把城里财富全给农民，只求换点粮。”

“可是得按法律来。”

“人大常委会公布的反囤积法已经给了我们合法性。”

“法律得通过国家实施而不是你们个人。”

“等国家实施法律的时候，我们早饿死了，国家也亡了! ”头儿的脸一沉。

“没时间废话了，搬粮! ”

“再听我说一句。”石戈挡住要进仓的工人。

“你们想过没有，你们今年抢了农民，农民明年就无法再种粮。

过了今年过不了明年，从长远看害了全社会，也害了你们自己。”

“明年饿死也比今年多活一年! ”头儿的声调已经相当严峻。

“让开! ”

石戈看一眼桂枝。

她毫不在乎眼前这群拿着枪的大汉。

有她一个石哥在，天塌下来也顶得住。

石哥是中央的大干部，就算下了台，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制住这群小工人还不是动动手指头的事。

可石戈内心一点抗争的气势也没有，像塞满了乱糟糟的麻线。

工人说的话句句是真的。

法西斯上台有它的必然性。

在这个生死之际，唯有强力能重建分配的平均机制，让每人都得到吃不饱但是饿不死的一份，而不是一些人饱，一些人死。

他无法要求快饿死的人遵守法律，也不可能阻挡住他们的行动。

他们的女人也跟桂枝一样需要粮，甚至更需要。

他们的世界只有煤，而仅仅这几天，他就帮桂枝家埋了六大缸粮食，即使谷仓空了也够她家吃一年。

“桂枝，卖给他们一些吧。”石戈说话的同时身体挪动了一下，几个工人立刻拥进仓房。

桂枝被他这个动作惊呆了，甚至工人来抢粮的事实本身也没让她这样震惊，半天才哇一声哭出来。

“石哥你……你好没良心啊……当年你怎么说的 你说你一辈子为我们农民说话，……现在你当了大干部，你让人家抢我们……”

两个工人把石戈刚扛回来的那袋谷子抬出来。

“我跟你们拚了! ”桂枝冲上去，整个身子扑在那袋谷子上。

谷袋掉在地上，她死死抱住，又咬又踢。

好几个工人费了半天劲才把她拽开。

撕扯中衣扣掉了，裤带开了。

她就势把衣服一脱，全身赤条条，工人反而不敢拽了。

另一批工人刚从仓房里搬出小麦，被她追得扔下袋子纷纷乱跑。

石戈看着像母兽一样疯狂的桂枝。

那对在奔跑和扭打中甩动的双乳残留着他刚才揉出的红印。

结实的大腿之间在阳光下闪着精液的光亮，像永不放弃的标记印在他们刚刚当成欢娱之床的粮袋上。

他的心好似刀割一样。

他该怎么办 他能怎么办 除了呆呆站着，他什么也想不出。

当年当知青时可以只想一面，现在的思维习惯已经成了随时考虑所有方面，而考虑的越全面就越没有办法，就越无法找到一个行动准则。

也许这就是他这些年来日益无能为力和灰心丧气的原因吧。

突然听到呼唤：“石戈同志在不在这里 石戈同志在不在这里 ”

声音来自天空。

不知何时，一架直升飞机悬在头顶，一边缓缓降落，一边用扩音器呼叫。

石戈向直升机透明的机舱挥挥手。

他对这突如其来的呼唤已经习以为常。

许多假期如此中断，无论他藏在哪都能被找到。

然而他今天已没有任何职务，又有什么事找他呢

飞机降落在五十米外的空地上。

灰尘弥漫天空。

“石戈同志，请到飞机上来。

总书记要与你通话。”飞机扩音器的声音非常清晰。

工人全用异样的眼光打量石戈。

他走到桂枝身边，给她披上衣服。

她嘤嘤哭着，身上全是土。

脸上泪和土混成泥水。

他没说话，径直走向直升飞机。

机上一个武警少将向他伸出手。

“我叫周驰。”

周驰让通讯军官把机上的电视电话接通北京。

电视屏幕上出现陆浩然的秘书，问清情况，屏幕上画面消失，只剩闪烁的光点。

突然一亮，陆浩然坐在办公桌后面。

“石戈，”陆浩然从表情到声调都不像前总书记那样骄横，很平等，甚至有些亲切。

“有一个职位我想让你担任，不知你是否有兴趣 ”

石戈叹了一口气，涌到嘴边的话是“我够了”。

他觉得脸上的皱纹无比深密。

就像站在桂枝和工人之间一样，那一刻他所感到的无能为力似乎打断了全身筋骨，象征着他的一生。

多少年奔波于“职位”两字之间，现在只感觉是那么厌恶。

出口的却是一个提问：“什么职位 ”也许只是最后一点好奇，在彻底退出官场前看看自己最后能得到的是什么。

陆浩然的回答轻描淡写。

“副总理。”

心跳骤然加快了。

副总理! 以往只在少年时的梦中出现。

如今他已心如死灰了，不再做奢想，却突然飘忽而至，在这么一个最不可能的时刻，最不可能的地点。

周驰微笑地看着他。

机舱外的太阳已经西斜，黄色的田野山坡在秋风中起伏。

他够了吗 他疲倦了吗 在此刻，突然感到是血在翻腾地卷起，心灵间充满渴望。

够了倦了的只是过去，展现在前面是一个全新末来。

再不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谋士墨客，而是阿基米德撬动地球的支点，如果握到了他的手中，他能不能由此改变中国的历史呢

“怎么样 ”

陆浩然在屏幕中凝视着他。

只要他口中吐出一个字，他的人生就会飞向两个极端。

或是在这片被破碎的黄土地上埋葬掉寂寞的雄心和英豪，或是一步迈进轰响的历史，被那车轮带向一日千里的前方或碾做粉尘。

“好。”他的回答听不出任何犹豫。

“马上来吧。”屏幕一闪，缩成一个亮点。

陆浩然消失了。

石戈抬起头。

他的精神还无法回到眼前。

“副总理，我们马上起飞。”周驰向他说。

“我告一下别。”

“不行，这里要有战事。”

话音刚落，传来一声火枪的轰响。

几粒铁砂擦在飞机上，划出尖锐刺耳的声音。

桂枝家门口那些工人立刻卧倒。

四面传来喊杀的声音。

“我得下去。”石戈伸手拉舱门。

周驰伸出一只手顶在舱门上。

石戈用全身力气也摇不动半分。

“总书记命令我负责你的安全。”

飞机已经飞起来了，摇摆着升高。

吹起的灰尘纷纷扬扬。

石戈看见伏在粮袋上的桂枝突然站起仰望飞机。

四面，无数举着锄头铁叉的农民包围了工人车队。

锁柱挥着手枪指挥一排持枪的保乡团射击。

桂枝变小了，但她绝望的表情在石戈眼里比什么都清楚。

她向上伸出双手。

飞机轰鸣使她的呼喊像是无声。

披在身上的衣服脱落了。

一个工人想拉她卧倒，可她竟跟着飞机跑起来。

石戈大吼一声。

她突然一个踉跄，摔倒在公路上。

她挣扎着翻过身，已如模糊白点的脸向着飞机飞走的方向。

她的胸脯上扩散出一片殷红。

虽然人的视力已不可及，石戈却清清楚楚看到一个又圆又深的弹孔，在那两个乳房之间，汩汩冒出滚烫的血，染红了无边的大地和天空。

April 14 1998

Ⅳ福州在这个时刻，这个地点，黄士可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种新的形像，不再仅仅是一个地方势力关系网中的牵线人，而成了一个政治核心，一个旗手。

那个年轻的北佬被打得满脸开花，竟能奇迹般地冲出重围，跳过人行道栏杆，奔跑的速度惊人，撞倒好几个拦截者。

满街的人都想抓住他，连妇女和儿童都激动得大喊大叫。

四面一片闽南方言的吼声和咒骂。

无数双脚跺得街道隆隆颤抖。

年轻北佬在黄士可的车旁被一根粗重钢管打倒。

隔着密闭的车窗玻璃，黄士可都能听见骨头碎裂的声音。

北佬像一团烂布在惯性中翻滚，离车轮只有半米，竟然又晃悠悠地半跪半站挺起身。

司机手急眼快，在北佬扑到车门之前按下电磁锁的开关。

四个车门全被死锁。

北佬血淋淋的脸贴上后门玻璃，跟黄士可的脸只距一尺，虽然只有一瞬，但那张被血糊住了眼睛又在玻璃上压变形的面孔让黄士可差点犯心脏病。

北佬被追上来的人群踩在脚下。

司机拼命按着喇叭把汽车开出旋涡中心。

黄士可没有回头。

侧面玻璃上那片稠粘的血浆使外面的人影模糊。

总书记被刺身亡一个多月来，南方几省普遍发生排斥北方人的风潮。

这原是个积怨已久的问题。

南北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准的不平衡已使累计四千多万北方人流入南方，给就业﹑市政﹑治安﹑供应﹑交通各方面造成日益严重的危机。

近来几百万黄河灾民的涌入又进一步加剧了原有矛盾。

灾民白天伸手讨，晚上抢和偷。

不过使“排北”风潮蔓延升级的直接原因还不在这，而是北京发生的让南方绝望的大转弯。

及时认识到“排北”是对北京表达愤怒的人不多，表面看只是南方人对侵犯了自己生活的流民采取的反击，没有政治色彩，跟北京那些搞翻案要民主的运动也不沾边，所以尚未引起重视和镇压。

但是黄士可却看得很清楚，北京每颁发一个向左转的法令，排北的浪潮就升高一格。

昨天刚公布冻结三百万元以上私人存款和所有外汇存款，人们就发疯一般涌上街头，放火烧北方驻南方的机构，砸北方的汽车，不问青红皂白，见着说北方话的人就打。

发展到这种地步再想控制可就不容易了。

闹吧，闹个天翻地覆才好! 眼前的情景使黄士可感到舒畅和轻松。

以往别说乱到这种地步，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能让他心惊肉跳，现在却变成最怕稳定。

稳定就意味着他们赢了。

处身在混乱的人群中，如果不是还对自己的安全有些担心，他会像参加节日盛会那样兴奋。

这帮蠢家伙，他们太自信了，以为有了枪杆子就可以为所欲为 人们就全都老老实实任他们宰割 切小手指头也许人们咬咬牙不吭声，捅到心窝人家还不拼命 存折就是人的心窝! 黄士可知道冻结存款这一招是新政府恢复平均机制的关键措施，除了为最节省资源的军事共产主义铺平道路，也是挽救已近崩溃的经济，遏制野马似的通货膨胀最简便有效的手段，同时国家可以凭空发一笔大财，而早能够和国家力量抗衡的私人资本却一垮到底。

新政权自以为算计精明，一举几得却无所失。

“杀富济贫”在中国自古得人心。

三百万元相当一九八○年的二万元，全国达到这个存款数额的人不到百分之二，有外汇存款的更少。

老百姓早对暴发户不满。

“打击一小撮”不会影响新政权的稳定。

但百分之二只是平均数，集中到沿海几省，比例数就大大提高。

银行昨天报上来的数据表明，福州市超过这个存款数额的占人口百分之二十三，占户数百分之八十四。

有外币存款的更多。

港币﹑美元﹑台币在沿海几省已成为流动货币，多数人都有。

由于贪图保值利息，多数闲钱都存在银行，所以这个“冻结法令”无异于一个把福州炸成底朝天的大爆炸。

汽车慢得像爬行。

满街都是激动狂暴的人群，跑着﹑挤着﹑相互询问，大声疾呼。

每一个银行和储蓄所都被围得水泄不通。

黄士可似乎看到广州﹑海口﹑杭州﹑上海正在发生同样的情景。

让那些搞政变的人看看，倒退没有好下场! 银行大楼的镜面玻璃刺耳地破碎，在黄士可心中引起一种快意。

至今没摸清中央斗争和变化的内幕。

但没人相信总书记真是死得那么偶然和意外。

十八个省同时换了省长和第一书记，除了政变还能用什么解释 但在程序上找不出毛病。

谁能说“中央”没权力更换地方首脑 哪怕人人心里都明白怎么回事，嘴上也说不出来。

谁不会玩这个呢 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说的不做，做的不说，这是中国地方官最基本的功夫。

新省长上任之时，黄士可率领省政府全体工作人员表态坚决服从中央，做新省长的忠实助手，实际上架空一个外乡佬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 一个多月来，新省长了解的情况全经过他的安排﹔新省长的一言一行都被他掌握﹔而新省长的每项命令都被恭敬地接受﹑传达，却没有一个被真正执行。

新省长也许很得意，自以为能干，天天钻营﹑拉拢﹑摸底﹑各个击破，得到的却不过是幻想中的胜利。

也许他已有觉察，但也只能如堕五里雾中，找不到门路。

有一件事黄士可放心不下，前天的反腐败会上，新省长突然亮出一份他儿子的材料。

黄士可知道自己这个儿子不老实，可没想到除了做生意，这个孽种还干拍摄黄色录像的勾当，不光当什么“导演”，还通过地下渠道卖了好几千盒带子。

他措手不及，不得不当场同意签发逮捕令。

好在儿子在监狱里露底，那套黄色录像的另一个合伙人是主席的孙子，不但分走了一大半利润，还专爱在录像中上镜头——不上脸，专上其它部位的特写。

新省长渊源是军队，纵使装成再廉洁的清官，也不敢得罪他们军队系统的太上皇，不得不把儿子放了，并且在黄士可逼迫下，当众宣布反腐败会上的材料是假的。

虽然打了个平手，转危为安，但毕竟出了一次危。

有第一次危，就预示着以后会接连不断出现危。

从新省长歹毒仇恨的眼光里，他明白迟早要兵刃相见。

连他自己都不掌握的情况对方怎么会知道呢 口子开在哪 叛徒是谁

街上汽车堵塞成不见头尾的长龙。

人们的情绪越来越疯狂。

银行大楼的玻璃转瞬间被砸个精光。

防暴警察陆续开来，可在人海之中，仅像几片飘浮的叶子。

欲望使人疯狂，黄士可在内心叹息。

虽然这些年社会丑闻比比皆是，然而关系到自己儿子还是使他震惊。

他没想到儿子会变得那样无耻，在监狱里也带着下流的笑容。

他不想教育儿子，也知道教育不了，只是为了在政治角逐中保住自己的防线，他必须把儿子弄出监狱，儿子便更加有恃无恐。

这个社会完了，这意识常常在他脑中出现。

每个人都变得那么贪婪﹑卑鄙﹑懦弱和恶毒，全部目标只有如何占便宜，占国家的﹑占集体的﹑占别人的，满足欲望不靠劳动而靠欺诈，人和人之间全是对立﹑相争﹑拆台，一个国家还能有什么希望呢

April 15 1998

车内电话响了。

黄士可拿起话筒。

“请用B键。”

话筒里是百灵一本正经的声音，却甜蜜蜜地流进黄士可心里。

B键是保密键。

黄士可升起与司机座之间的隔音玻璃。

汾水关那消魂的一刻之后，他再不让百灵在车上念文件。

他们避免一切让别人察觉的蛛丝马迹，两人的联系和幽会全以这种刺激人的秘密方式进行。

然而，换了B键，百灵的声音仍然严肃。

“请看公文包里省计委794号文件第三页。”

黄士可微笑着摇头。

怎么这么神秘，用B键还不直说，无非是补一个告别吧。

第三页夹着一个字条，只有潦草的几个字: 别去北京，你会被捕。

“你怎么知道 ”他的心悬起来，握着话筒的手顿时汗淋淋。

电话已寂然无声。

今早，中央办公厅打来电话，要他立刻赶赴北京，总书记要与他谈话，给他派的专机已在军用机场等候。

本想和百灵告别，无奈忙忙乱乱没有单独在一起的时间，只在临上车前接过她准备好的文件。

百灵掌握了什么情况 这样神秘和严肃的警告不会是玩笑。

他感到一种凶险，突然明白临行前从新省长眼睛里看到的奇特神情意味着什么。

只要他在福建，新省长就别想把持局面，北京新政权的路线也就难以推行，他们能留着他为所欲为地充当绊脚石吗 一到北京他就会被送进“党校”，也许刚登上飞机就成了囚徒。

然而百灵是怎么知道的呢

他做了几个深呼吸，让心脏的跳动稍微平稳一些，拨通杭州的电话。

前天浙江副省长被召去北京汇报。

那是他的老朋友，在架空新省长方面不比他做得差。

接电话的是老友的妻子。

她说她丈夫一到北京就失去了联系。

黄士可连句安慰的话也没想起来说，木然放下电话。

街上，人群和防暴警察展开冲突。

一批暴民砸开银行铁门冲进去，里面只有帐薄卡片和文件，所有钱柜都空空，银行职员也一个不见踪影。

警察向暴民发射催泪弹，做为回答，暴民在银行里放起了火，并且从楼顶向警察投掷燃烧瓶。

看得出这批暴民是有组织的，配合默契。

他们的目的是把事态扩大，引向暴乱。

乱吧! 也许这就是天意。

本来在他的生命中从无造反存身的位置，几十年的道路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地适应中央。

不管上头是个什么样的中央，总能有办法对付和讨好。

他一直怀疑地看待耸恿他揭竿而起的人。

刘亚基甚至要给他下跪，他也拒不参加他们今天举行的会议。

但是现在怨不得他了，除了逼上梁山，还有哪条路能让他走

司机惊慌地回头看他。

前面几辆汽车已经被暴民砸毁。

燃烧瓶眼看就要扔到眼前，可满街的汽车一辆挤一辆，谁也不能动。

黄士可打开车门，没有任何交代，立刻就消失在惊慌﹑激动﹑失去了理智的人群中。

从一条小巷直插过去，只有几百米，就是澄湖宾馆。

这个宾馆包围在一座古树掩映的大花园中。

里面只有一栋不太大的三层楼。

楼的外表普通，老旧的样式，里面却华丽之极，分成中式﹑西式﹑日本式﹑土耳其式几个不同的部分。

这原来是省政府的小招待所，三年前交给刘亚基承包后才装修成现在的样子。

刘亚基不指望以它赚钱，而是把它建成一个供各方首脑吃喝玩乐的据点。

他贴了数不清的钱，得到的好处却多十倍。

最近一段，这里成了福建民间势力政治活动的中心。

刘亚基矮矮胖胖，一脸络腮胡子，刮得再干净也是铁青的颜色。

当他看见黄士可突然光临，喜悦使铁青一下变成了黑红。

“黄省长，我要给你磕头! ”他双手抱拳连连鞠躬。

要不是高耸的肚子碍事，脑门定能碰到膝盖。

水晶宫似的西洋厅里围座着三十多个人。

一大半是刘亚基一类的工商界人士，个个都是福建数得着的富翁。

另一些是政局变化后逃到福建来避风的“温和派”分子。

还有几个“民主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