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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姜先生是宋宁在美国的房东。在她不能回国我不能赴美的几年中，姜先生扮演了“运输大队长”的角色，拖着行李箱往返于洛杉矶与青岛之间。当然他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旅游，在青岛办完“交接”后便重登旅程。过一段时间，宋宁便会从美国打电话说姜先生回来了，带的东西已经收到。再过不知多长时间，宋宁又会在电话中说姜先生又要去中国了。这时“中国”这个概念就很自然转化为青岛，便等着他的到来。

我逐渐了解了姜先生的情况：吉林人，青年时在伪满洲国学医，同时参加地下抗日工作，四九年从大陆到台湾，先行医，后经商，七十年代移居美国，六十岁时中一次风，由于治疗及时基本没落下后遗症，现在快八十岁的人还开着车满大街跑，一副满不在乎活到哪算哪的劲头。

不过，我渐渐对姜先生的中国行产生疑惑，准确地说是对他旅游的合理性有质疑，大凡旅游皆喜新厌旧，去未去过的地方，而姜先生几乎是跑一个地方——山东的淄城，而据我所知，那里并没有他的亲朋好友，以他的年龄怕也不会有什么红颜知己之类，可他一次一次地去，不仅去，还会逗留很久。有一回在他动身时，我忍不住问是不是对那里的瓷器有兴趣？他答非所问：你在淄城有熟人没有呢？我点点头，他想想说这次怕来不及了，下回你陪我去一趟吧。我说没问题。

当年淄城没有去成，问题不在我，只因宋宁已可以自由往返，姜先生就不转道青岛，而由北京直飞淄城。与姜先生再次见面，就是在洛杉矶了。在姜先生的盛情相邀下，我和宋宁住在他家里，或者说住在他二女儿凯丽家，那是洛杉矶中产阶级通常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别墅式宅第。凯丽是一个离婚的女人，不够滋润的面庞透出昔日的美丽，一个人带三个女儿生活，很辛苦，也很从容，今天带这个女儿去学琴，明天带那个女儿去骑马，而她自己则每隔一段时间便与几个朋友一起去赌城。凯丽是十几岁从台湾到美国的，她的女儿们在美国相继出生，与姜先生相比，她们更趋“美国化”，吃比萨，大杯大杯喝果汁，说一口流利英语，三个女孩恶作剧式地拒绝同爷爷说中国话，姜先生在反抗无效的情况下最终就范，他的大致不差的英语水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练出来的，这使他受益匪浅，尽管有些耿耿于怀。

在洛杉矶可以说与姜先生朝夕相处，早晨开车带我们去吃早点，顺道买一份“世界日报”，早点端上桌报纸已浏览完毕，这是他一天中全部的阅读，之后便带我们去办事或观光，直到在外面吃了晚饭后回到住处。由于“全天候”相陪，便多有时间交谈，我渐渐知晓他是个经历不凡的人。

一日，姜先生带我们去参观好莱坞影城，路上说他很快要去中国。想到他不久前刚去过，觉得跑得着实勤了些，顺口问这次准备去哪儿？他说淄城。又是淄城。我问他怎么总是往那里跑？他手握方向盘不语，我笑说一定是那里有牵挂的人啊，他叹了口气，说也可以这么说吧。我想原来如此。在影城吃午饭时我想起姜先生曾问我淄城有没有熟人，想必是那里有事情要办吧，我说回去后我可以去淄城与他会合，他说自然是好，只是你的时间……我说没问题，你在北京转机时给我打电话。淄城之行就这么约定。

去影城的第二天又去海洋世界，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一个多小时后姜先生说很快就到，接着突然问：你们带护照了吗？我说没带。宋宁问带护照做什么呢？姜先生说回来的路上可能会受到盘查，没护照会被当作非法越境者拘留。我与宋宁面面相觑，问怎么会这样，我们又不是非法滞留美国。姜先生说主要针对老墨（墨西哥人），这里离边境很近，不断有老墨偷渡，让当局很头疼，就采取这种盘查行动。我倒不关心这些，问如果查出我和宋宁会怎样处理呢？姜先生说最终会澄清，但麻烦免不了。我说玩的事出麻烦不值当。姜先生说也是，那就回去吧，明天再来。就打道回府。从高速转向也是够麻烦的了，幸亏姜先生是老洛杉矶。我和宋宁为自己的疏忽充满沮丧，而姜先生却把账算在老墨身上，愤愤地说老墨们像蝗虫样拥来美国，把整个美国都弄乱了，现在的洛杉矶墨西哥人占多数，竟然通过投票选出一个墨西哥人市长来，这样反过来他们又可以为所欲为。我心想姜先生对老墨有偏见，这可以理解，但也不完全合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姜先生不也是从台湾跑来的吗？是差别造成的局面。姜先生似乎窥视到我之心声，叹了口气说，一个国家管理不善，老百姓往人家国家跑，是政府的罪过啊。停停叹了口气，说将心比心，其实我也是个逃亡者啊，从大陆逃到台湾。我不知道姜先生为什么只说从大陆逃到台湾，而不说从台湾逃到美国。

回国不久我赴约去了淄城，比姜先生晚一天。到车站接我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汉子。说姓万，西装革履，模样却很农民。车开出去见到野地才知目的地不是市区，将落的红日在车前方跳跃，说明我们是向西行驶。万是个沉默的人，抑或是心事重重，一路上很少与我说话，皆是我问他答，答话十分简洁，是或者不是，唯一多说的话是催促司机快开，好像有急事在等着他。

我无所事事不停地看表。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天黑下了，万闷闷地说声到了，车就从公路拐向一个厂院，映着暮色可辨清大门口有“沂东饮品有限公司”字样。我不清楚怎么会来到这样一个地方，心想姜先生难道在这里？疑惑间车在院中停下来，这时疑惑又升级为惊讶，四周漆黑一片，死一样的寂静，好像坠入一座万丈深渊，我几乎有种被劫持的感觉，警惕顿起，问万：姜先生在哪儿？他在哪儿？万回答说在办公室。

穿过重重的黑暗眼前出现一丝微弱光亮，走近见是一扇窗，我想这就是万说的办公室了。推门进去，看见在幽暗烛光下塑像样的姜先生，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一刻钟之后，我们驱车来到一座灯火辉煌的小城，落座在同样灯火辉煌的饭店包间里。姜先生说你来得正好，有件难事请你帮忙。趁万出去点菜的时候，我问姜先生万是什么人？他说是公司经理兼厂长，停下又说他就是你说的那个叫我牵挂的人，他是我一个恩人的儿子。我一时摸不着头脑，问什么恩人？他说救命恩人，见我惊讶又加以说明：是这么回事，五十多年前我逃亡遭遇追杀，是他父亲救了我的性命，也不止我，还有我的同志们。我问那么他？姜先生说他死了，以通敌罪被处决，那时他儿子刚刚出生，就是万。我“哦”了一声，开始对姜先生一次次到这里“旅游”有所晓悟了。

饭后姜先生要安排我在这里的宾馆住下，我问他住哪儿？他说公司，我表示要跟他回去，他说也好，反正一两天后就要回来安营扎寨。我问干什么？他说恐怕要打一场攻坚战了。我问与谁打攻坚战？他说还有谁，政府官员呗。

回到公司，又重新陷入深深的黑暗中。这时我已经知道断电的原因所在，也正是姜先生要我帮忙的难题。黑暗使人感到窒息，同时闻到了一股难闻的酸臭味儿，其实刚来时便闻到了，现在似更加强烈，我一阵阵恶心，想呕吐。我问姜先生是什么东西腐烂了？姜先生说是水果，机器停转，收上来的水果只能眼瞅着烂掉，每天的损失上万啊。我说怎么不赶紧与相关部门协调呢？姜先生说没人管，看着我们损失无动于衷，他们断电就是想收到这种效果。姜先生摇摇头，又说这是些什么人啊，可就是这些人在管理着这里。

姜先生发泄一通心中的不满，渐渐平静下来，他带我走出大院，说要让我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却是徒劳，四周除了黑暗还是黑暗。我正要提出质疑，姜先生却把手向前方一指，说：看，那黑中之黑是一道山梁，当年我们逃亡就是从那里经过的，慌不择路，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像现在一样，后来只要想到这段经历，眼前就像是一团黑，一团散不掉的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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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据姜先生回忆是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日这天，他与他的伙伴们逃离被解放军重重包围的长春市，在以后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穿越了战火纷飞的吉林、辽宁、河北三个省辽阔的地面，最后到达北平。这时他们已是心力交瘁，疲惫不堪。然而北平并不是他们预期的驻留地，他们只打算在这里稍事休息，然后重新上路向大后方转移，以避战乱。这时却听到一个让他们震惊的消息：北平市议长许惠东针对大量东北学生的拥入，提出一个将学生编成军队打回东北的议案，这议案激怒了历尽艰险才逃出的数万名流亡学生，于是七月五日这天上街游行示威，抗议当局让他们充当内战炮灰的可耻阴谋。而北平当局不为所动，执意不肯收回成命，学生又于七月九日这天举行规模更为浩大的示威。姜先生和他的伙伴也加入到这次游行示威中，姜先生清楚地记得，当游行队伍行进到离前门不远时，虎视眈眈的青年军208师师长段云命令部下向示威学生开火，发生流血，示威学生作鸟兽散，纷纷逃离北平。姜先生和他的伙伴逃到天津，欲从这里乘船到上海，然后南下，只因走这条海路的人太多，他们买不到船票，无奈只好暂住在位于大王庄的东北第四临时中学内。没过几天，解放军开始攻打天津，与守城的卫戌司令陈长捷部展开交战。在激烈的枪炮声中，姜先生他们感到自己正置身于命运的旋涡中，一切皆叵测不定。

姜先生认为是奇迹出现，他和他的几个觉醒团同志竟购得飞往青岛的机票，这是此时此地逃离战区的唯一途径。飞机是军用货机，运送供国军苟延残喘的军需物资，回程便改为客用，这便为急于撤离战场的军政要员及他们的家眷提供了便利。姜先生与他的同志属不伦不类一辈，能搭上飞机实为幸运，只是好事多磨，一连几日航期拖延，要么天气原因，要么飞机临时被“上峰”调用包乘，于焦虑中苦苦等待，终于等到可以成行，又因机械故障从上午延到下午，飞机才在阴霾中起飞升空，当飞机开始飞越硝烟弥漫的华北战场，疲惫不堪的乘客方如释重负，舒下一口气。

姜先生记得也就在这时眼前现出美丽的青岛，心随之激动起来，不是为故地重游，而是不日将由此经海路南撤至国统区后方，从此远离战火。姜先生在这温馨幻影中合眼入睡，直到被飞机的剧烈颠簸惊醒，机上一片哗然，女人已开始晕眩呕吐，姜先生与他的同志们尚能静定，毕竟是与日本人较量八年，经历过铁窗热血，此刻除了心里还有一些放不下的人与事，生死已置之度外。不久机组出面告知真相，飞机遭遇恶劣天气，被气流所阻，而气流区域有多大，飞机能否穿越过去尚不可知，因此必须尽快做出决断，是冒险强行穿越还是放弃目的地，绕道至便当机场降落，如此便不能确保一定会降落在国统区范围内。不言而喻，选择是两难的，谁也无法判断哪是福哪是祸。一位坐前排戴少将军衔者冲机组人员大吼大叫，说宁肯坠机也不要落入共党之手，当他明白军阶再高在飞机上也没有发号施令的特权，随后像泄了气的皮球，无声无息。决断权终是在机组手里，在努力无果的情势下决定放弃飞往青岛，转向西，于太阳低悬时降落在一座简易军用机场上。看见朝飞机包围过来的是一群穿“国军”军服的军人，大家便清楚是降落在国统区。

姜先生与同机人很快便知道此地也如同天津已在解放军的包围圈内，是一座孤岛，很快便会陷落，不仅如此，大家很快又被告知，他们不能再乘坐这架飞机去青岛，军方已决定将飞机扣留，说要执行更重要的任务。这纯属掩耳盗铃，所谓“更重要的任务”无非是用于他们自己的逃跑。姜先生再次领教了所谓“正统”的傲慢无理。在日本人投降之后，他们以“自己人”的身份热情欢迎重庆来人，却是热脸对上了冷屁股，接收大员们拒他们以千里之外，似乎只有他们才是抗日英雄，才有行使接收管辖权的资格。他们对此感到愤怒和失落。他们毅然离开东北不能说没有这个因由。姜先生等与军方人员论理，但无济于事，军方“铁面无私”，说事情没有任何余地，只是作为补偿，他们答应向乘客发一点路费，作为从陆路赶赴青岛之用。姜先生和他的同志以不接受表示了他们的抗议。

姜先生说我们的逃亡从飞机落地便开始了。我们觉醒社六同志，安和、建越、顺东、雷觉、贾开，还有我——楚向，这些都不是本名真姓，是为地下斗争起的化名。不知是怎么搞的，名字一律是两个字，这种一致被捕后引起敌人的注意，逼迫我们讲出真姓名，我们当然不会讲，严刑拷打也不讲，弄得敌人毫无办法，可后来只要见到两字名字的青年学生便警觉，怀疑是抵抗分子，严加监视，这就给我们的斗争带来很多困难。我们这六个人既是抗日的同志也是落难的狱友，现在又结成逃亡伙伴。可能是出于对多年不平凡生活的留恋和纪念吧，结束地下状态后我们都没用真实姓名，仍用两字化名，彼此称呼起来既觉得亲切，又有种凝聚力，然而在后来逃离解放区的日子里，这种凝聚力却经历了种种考验，现在想起来还心惊肉跳。

面对困境，当时我们有两种选择，一是留在原地等战事结束，或者说是等待“国军”被歼灭，趁乱奔逃；再就是采取主动，穿越前线。两种各有利弊，前者不知要拖多久，后者要冒很大危险。当时我们举棋不定不知怎样才好，大家的意见也不一致，最后只好把决断权交给会算命摇卦的建越，建越大有一副临危受命的样子，当场掐起指头，告诉大家宜静不宜动。说白了就是等。这也是他本来的立场，这就让大家不太相信这真是老天爷的告示。可也不好说破，最后还是同意听从十有八九被打了折扣的天意，在原地等待，由善于交际的雷觉出面与军方交涉，让他们允许我们在军营食宿，直到离开。许是军方对造成我们的这般处境感到一丝歉意吧，没有拒绝，却正告说：仗说打就打，打起来谁也顾不上谁，帮不上什么忙。对此我们本来也没有指望，后来倒是老天爷帮了忙，战斗很快打响了，解放军发起总攻，“国军”抵抗了一天一夜，拂晓时当官的带着家眷乘飞机逃命而去，士兵举枪投降，仗就打完了，包围圈破了，我们能走了，我们混在一群逃难的人中间，开始了逃亡的日子。

是秋季，地里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刚下过一场雨，路泥泞难行，一个个都摔成了泥猴。虽说已离开战场，耳边仍不时听到枪声，据说是解放军在清肃“国军”残余。我们倒不太担心，我们不属于共产党镇压的范围。我们未曾与共产党交过手，甚至连面也没见。不错，我们曾经是国民党线上的人，但那是国共合作抗日时期，现在我们谁也不属于，是普通百姓，是流亡学生，就是说我们不是共产党的敌人，从事实出发我们还得算是同志，抗日的同志，在敌后斗争那些年，我们知道长春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他们也知道我们，尽管我们各干各的，但目标一致，抗日救国，对付的是日本人，坐的是日本人的监狱，用共产党的说法，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所以我们不怕共产党，只想早早到达目的地青岛。

可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我们的想法错了，而且大错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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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太阳出来解除了夜晚无底的黑暗。姜先生陪我“视察”这座为万投资的饮品厂。厂子规模不算大，看去像一座有围墙的小学校。厂前是我昨天来的那条公路，厂后是一道山梁，山梁下是一个叫万岗的村子。姜先生说只因记错了村名，几十年后来寻找老万（万的父亲）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方知故人已为他而死，便起意为他的儿子做点什么。开始打算把万办到美国去，因之间没有亲缘关系，这条路不通，于是便投资了这座饮品厂。我问为什么要建饮品厂？他说这一带产水果，原料不成问题，人工也便宜，用政府的话说是投资环境好。我觉得办一座饮品厂没问题，当然这是以前的想法。我问现在呢？他说现在的情况你看到了，机器停转，水果发霉，厂子面临破产，早知这样，不如当初把建厂的钱给万，让他讨个老婆过日子。我问他厂子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他摇头说不知道，我说赶快行动，不能再等。他叹了口气问我这里的熟人是做什么的？我说一个朋友的表弟，在市教育局工作。他问是当官的吗？我说是。他又问是多大的官？我说是副局长。他说不知道这么大的官能不能帮上这个忙？我说试试看吧。我这么说是因为心中无底。

一早，我们来到昨晚吃饭的那个县级市，拜访教育局彭局长。拐了一个弯，我朋友的表弟把这事托付给他的下级办理。按地址找到教育局大门，刚要往里走被门卫拦住，问我找谁？我说找彭局长，门卫说彭局长开会去了，不在局里。我问到哪里开会？门卫说不晓得。我问能不能打电话问问？门卫看看我，态度有些不耐烦，说要打电话你们自己打。他的话提醒了我，赶紧给彭拨电话，拨通了赶紧自报家门，彭在电话里说这个他知道，问我在哪里？我说在教育局门口。他说你上楼吧。我问他在哪儿？他说在办公室。我问在哪个办公室？他说在我的办公室。我疑惑地说你不是在外面开会吗？他问谁说的？我说门卫。他说把你当成上访的了，你进来吧。收了电话我不满地看着门卫，说彭局长就在楼上，他让我们进去。门卫没吱声。

彭很年轻，一副很精干的样子。就言归正传说到求他的事情上。他问什么时候电业局拉的闸？万说已经五天了，又问什么理由？万说他们来厂里检查，说电路有事故隐患，需要停产检修，我们说新建不久的厂线路和变电设备都是新的，不会有问题。他们说有问题就是有问题。我们说那就请检查一下，他们说当然要检查，他们说检查却不检查，又一直拖着。彭想都不想说，这是他们故意找碴，一定是你们得罪他们了，想一想是怎么得罪人家了，也好亡羊补牢。万不停地摇头，说不会不会，我们逢年过节都给他们送……彭打断说这不能说明问题，一定有不满的地方，否则不会这样搞。姜先生说他们这么做违法。彭说违法不违法看怎么说了，他们是政府职能部门，说什么就是什么。我点点头，说彭局长的话在理，但现在事情悬在这里，解决不了，收上来的水果一天一天腐烂，损失巨大。彭说再怎么也得把情况弄清楚才行，就像打仗，连敌人在哪儿都不知道，这仗怎么打。我说姜先生从海外回来，万经理又是初次办厂，对这方面不太懂，就拜托彭局长帮忙了。彭点点头说我的一个熟人在市府工作，先让他给摸摸情况吧。我说好。万赶紧说彭局长把你的朋友请出来吃个饭吧。彭说也行，你留下电话，联系好了我找你。万立刻掏出名片递上去，脸上满是讨好的笑，看他那副模样，我心想让这样的人办厂也真的难为他了。

接着局长问起我的情况，不待我回答，又跳到姜先生身上，问姜先生在美国做什么生意？姜先生说没做什么。我说姜先生做过餐饮业，很成功的。局长又问在中国有几处投资？姜先生说就这一处。局长说在国内投资大有可为，可一般人并不知道教育投资比其它更好，见效快回报丰厚，姜先生是可以考虑的。姜先生说就这一处已招架不住了，哪还敢多做。局长说姜先生放心，投资教育前景很好，我敢打这个包票。我似乎听出局长话的用意，又知道姜先生无意于此，这个饮品项目已经让他焦头烂额了，我担心姜先生口无遮拦说出令局长不快的话，便赶紧接话，说当然当然，办教育确实大有前景，况且在这里局长是坚强后盾，定会一路绿灯，如果姜先生要投资教育，肯定要仰仗局长了。局长笑笑说哪里哪里，我只是说说而已，职业病，凡事一想就想到教育上。我笑说这说明局长有敬业精神啊，是不是万经理？万赶紧跟着笑，结结巴巴说：局长重……重视教……教育，重……重视教……育……

出了大门，姜先生嘟嘟囔囔说你们说话怎么都是这种腔调啊？阴阴阳阳的，连你（指万）现在也学会了。我笑而不语，可我并不觉得刚才的说话有什么不当，场面话而已，问题是姜先生不适应，谁让你是生活在美国呢。上车后姜先生问：你说这个局长会帮忙吗？我说这要看两个方面，一是有没有这个能力，二是有能力肯不肯帮，能力我无从判断，帮忙还是不应该有问题的，毕竟是他的上级叫他办事，他得买这个账。姜先生说我看不一定。我问为什么？姜生生说这个人心术不正。我笑了，说姜先生只听人家说了几句投资教育好就认定人家心术不正，太片面了吧，这样谁还敢在你老人家眼前张口呢？一张口就是坏人一个啊。万说姜叔叔眼里揉不进沙子。不闻姜先生回声却闻鼾声响起。不晓得是上了年龄还是脑血管的问题，姜先生总是爱犯困。

秋的色彩在四季中是最丰富的，说五颜六色毫不为过，汽车穿行其间，让人的精神为之开阔。快到工厂时，见前面鱼贯行驶着几辆拖拉机，万像被火烫了似的叫了一声，吩咐司机万虎到前面将拖拉机拦住。我问怎么回事，万说送葡萄的。姜先生睁开眼也问，万同样回句送葡萄的。这时小车在超越拖拉机，万虎把手伸出去边挥边喊停，不待拖拉机做出反应小车已抢到前面把路挡住，拖拉机赶紧刹车，七嘴八舌地喊：干嘛，堵俺们的路？见我们没有让路的意思，就一起跳到路上把我们围住。一个身披黄军大衣的中年汉子认出万，惊讶道是万厂长你啊，俺们去厂里送货，咋……万面无表情地问你们是哪个村的？中年汉子说俺们是草庙子村的，我姓苗，苗跃进，万厂长你不记得我了？万不说记得也不说不记得，冷冷地说：你们回去吧，今天厂里不收货。中年汉子问：咋不收？万厂长说厂子停产了。叫苗跃进的中年汉子又问：那啥时收呢？万说等恢复了生产。有人问：啥时候恢复生产？万说等电来了就恢复。又有人问：啥时能来电？万说不知道。话音一落，这伙人的情绪一下子激烈起来，不停地质问。苗跃进头领样对大家摆摆手，等静下来冲万说道：万厂长俺们不能回去，今天是交货的日子，必须按合同办事。万说有合同也得灵活行事，收了没法榨汁，全烂掉了。苗跃进说你们不收就烂在俺们家里，这损失归谁？万说你们回去好好保管，一时半时没事，可堆在仓库里一黑下就烂了。苗跃进说俺们保管也行，得先把款付了。万一时无语。苗跃进说不付款我们就送到厂里，按合同办。姜先生一直站在旁边听，这时他问万：合同是怎么签的？大家一起把目光转过来看着姜先生。姜先生又问合同是怎么签的？苗跃进说签的是九月十五至三十日交货，今天在合同期内。说毕又补充道：所以我们合法。万要说什么被姜先生止住，说大家放心，我们会按合同办事的，不让你们受损失，这样好不好，你们今天运来的货我们收下来，也付款但不要再送了，让葡萄长在藤上，这样烂不了，等工厂恢复了生产便通知你们，一句话，我们肯定执行合同。苗跃进和他的人嘀咕了一阵子给出了答复，说这样也行，可要说话算话。姜先生点点头又说，你们回去给其他村的人带个口信，请他们先不要摘葡萄，等我们的通知。大家点点头，有种皆大欢喜的意思，小车和拖拉机一起朝厂子方向开去。

小车快，一会儿便把拖拉机甩在后面，万在车内唉声叹气，姜先生又打起盹。进到厂门口见院里面停了许多运葡萄的拖拉机，万赶紧叫万虎打倒车，开出很远才让万虎把车停下，姜先生睁开眼左看右看，问怎么不走了？万对他讲了情况，姜先生摇头说躲不是办法，刚才那伙人很快就到了，不见咱的面会以为受了欺骗，这不好。万苦着脸说厂里的现钱只够给草庙子的人结账，又来了这么多人，没钱给呀。姜先生说想想办法。万说没啥办法想。姜先生说我手头有一点钱。万问美元？姜先生点点头，万却摇起头来，姜先生问怎么，美元不是钱？万说只怕人家不要，姜先生问不要美元？万说现在有人用假美元行骗，就没人敢收了。姜先生说，那就到银行兑人民币。万说也不是马上能兑出来，人家等着拿钱呢。姜先生说不行先给打个欠条，让他们过些天来拿钱。万带着哭腔说姜叔这不是个办法，这样就乱套了。姜先生问不这么你还有其它好办法吗？万一下一下地摇着头，姜先生说没别的办法就只能这么做了。不知怎么，我隐约觉得姜先生的思路有问题，相反，万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但我的话无法出口，自己毕竟是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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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姜先生说，到现在我也没想起那架倒霉飞机降落在什么县，曾问过当地人，名字很生僻，没记住。“国军”覆没，国统区变成解放区，凡知道落在共产党手里没好下场的人纷纷外逃，却因消息不灵，弄不清外界情况，只好像没头的苍蝇似的乱碰乱撞。与当地逃难者相比，我们更糟，不光不晓形势，还对地理不熟，这就给我们带来更大困难。若阴天不见太阳，那就连东南西北都辨不清，只好随大流看人家往哪里走也往哪里走。有句话叫殊途同归，我们的情况是同途殊归，走着走着就发现跟错了，人家去的地方与我们根本不搭界。有一回抬眼望见长长的河堤，一问才知道错走向北到了黄河边上，急回头却已走了许多冤枉路。为避免这种错误，雷觉提出雇一个当地人做向导。大家觉得这办法好是好，可身上没有当地使用的“北海银行票”支付费用，这就行不通。雷觉伸手从身上摸出一枚袁大头，说这是硬通货，不怕人家不要。于是大家一起往身上摸，往行李包里摸，最后凑起一小把如银元、铜钱之类，这些在平常很不起眼的零碎钱币在后来的日子里帮我们应了急。

我们在就近的一个村子里找到了向导，是个三十岁出头脸上有块疤的壮汉，他说眼下正收庄稼不能把我们送出很远，顶多到县城，还说外面仗在打着他不想冒险，一听到枪声我就回。我们说行。当晚我们挤在他家的炕头上睡觉，迷迷糊糊中听见敲门声，那壮汉去开了门，随之拥进来一伙持枪民兵，其中一个头头模样的人向我们询问情况，问我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雷觉抢先回答，说是抗日人士，从国统区长春逃出来，要到济南参加革命工作。窄脸汉子疑惑地问：你们从长春到济南怎么走到这儿来了呢？雷觉说了飞机情况，窄脸汉子的神情缓和下来，问济南解放了吗？原来他对外界的情况并不清楚。雷觉说解放了，不解放我们去那儿做什么，不成投敌了吗？窄脸汉子点点头，说：就是，可你们要记住，不管走到哪里都要找组织，找组织。壮汉房东有些马后炮地介绍说，奎叔是民主村长。窄脸村长说句找组织，找组织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说毕带着他的人走了。我们觉得这个村长挺可爱的，还一起学他的口气说：找组织，要找组织，找组织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比较一下，还是雷觉学得更像。

天刚亮壮汉房东喊我们起来吃早饭，煮的鲜地瓜，吃过就出发了。这时我们已经知道他姓孙，是个光棍，我们当面叫他孙哥，背地里叫他疤哥，疤哥不单给我们当向导，还当脚夫，他推一辆小推车，载着我们的行李。天还阴着，可我们已不担心走错方向，因为有疤哥引路。疤哥说从他家到县城有一百多里路，慢了两天、快了一天到。我们知道这种计程是对他而言，我们可不行，我们从未走过这么远的路，迈不开步，走不快，没多久就落在疤哥后头，疤哥就等着，等我们跟上了再走。就这么走走停停后来他急了，说这么个走法怕三天也到不了县城。我们安慰他，说按天算工钱，不叫他吃亏。他说不是工钱的事，是地里的庄稼，耽误将会受损失。我们以为他还要向我们讨庄稼损失费，却没有。

还真叫疤哥说对了，到县城我们整整走了三天。我们动员疤哥再送一程，可疤哥不应，说你们听见西面有枪声么？我们说听见了。疤哥说咱讲好听见枪声就不送，再说也到县城了。我们无话可说。就在疤哥向我们道别时建越突然向他提了一个建议，他说孙哥你一个人，无牵无挂，干脆跟我们走得了。这突如其来的话不仅让疤哥惊讶无比，就是我们几个也没料到。疤哥瞪着眼问：跟你们走，不要家了？建越说家不就是幢破屋吗？疤哥说我还有一亩多地呢。建越说那也算不上什么，跟我们走出去，外面海阔天空。停停又说，我是看你忠厚老实才给你指这条路的。我在心里琢磨建越的奇思妙想，知道他并非为让疤哥继续当向导才给他出了这主意，他真是为疤哥着想，细想想这对疤哥来说也确是一种人生转机。当然我也想到疤哥不会这样做，在他的意识里是破家值万贯，丢弃不得。疤哥临走时告诫我们，要躲开枪声，不要再往西，转向南方，一直走就能到淄城，在那里能坐上火车。一想到不久能有火车坐，不再受劳顿之苦，我们顿时心花怒放，觉得疤哥真是为我们指了一条光明大道。只是后来听说淄城火车通济南不通青岛，我们的情绪又一落千丈，其实早应想到解放区的火车是开不到国统区的，只因为太渴望致使我们昏了头。

我们没有马上离开县城，主要是想找政府部门给开一张通行证。在解放区没有这个，可以说寸步难行。开始我们不懂这个规矩，头一天进村请村长安排住宿，村长开口就问：有路条吗？幸亏贾开脑瓜灵活，对村长说拿路条的人在后面没跟上来，村长说那就等他来再说。贾开说我们到村头去等他。都不知贾开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稀里糊涂跟他到了村外，这时贾开就动手制作路条，有纸有笔，关键是图章，这没难住贾开，他做地工时做过假证件，他从地里抠出一个地瓜，用小刀在上面刻了字，又用刀从手指上刺出点血当印泥，往纸上一盖，路条就成了，回去交给村长，村长没看出假，就安排我们住下。而贾开得寸进尺，第二天离开时对村长说原来的路条被雨淋湿，希望给开一张新的，村长也没多想，给开了，这样就弄假成真，我们有了一张真正的通行证，用起来理直气壮。但问题是只能用一回，到了下一个村还得让人重开，很麻烦的，我们正是怕麻烦才希望政府能给开一张在全区通行的路条，这样才能一劳永逸。

我们找到挂着油漆未干木牌的县政府大院，一个三十几岁留齐耳短发的女干部接待了我们，我们先向她讲明自身情况，然后提出开路条的要求。她问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说去青岛，她的神情陡地改变，用看敌人似的眼神盯着我们，说青岛是国统区，我们说知道。她说那就是要去投奔国民党反动派了。我们说不存在投奔不投奔的问题，因为我们就是从国统区出来的。女干部冷笑一声，说我们共产党人心明眼亮，不会相信你们的鬼话。这时旁边一个男干部（可能是女干部的助手）不耐烦地朝我们嚷，说人民政府不会给你们通行证的，赶快走吧，不然把你们全抓起来。我们断了希望要走，却见女干部把手向上一抬，说给你们开。我们不知怎么回事，看着她，她也看着我们，问：你们听说过栖霞大地主牟二黑子和要饭的故事吗？我们摇摇头。她说一个要饭的到牟二黑子家要饭，管家往外赶，被牟二黑子看见，说给他口吃的，反正他要拉在我牟家地里。要饭的吃了牟家的饭，可心里有气，想我今个偏不拉到你家地里，就拼命往远处走，想拉也憋住，直到走出好几十里路，心想这里总不会是你牟家的地了，就拉了。拉完问了问过路人，这里的地是谁家的？人家告诉他是牟家的。知道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吗？是要你们明白解放区可比牟家庄园大多了，我们放你们走，你们也走不出解放区，走到哪儿，我们就会解放到哪儿，我们的目标是解放全中国，难道你们还能跑到国外去不成？这是我头回接触共产党的女干部，所以印象极为深刻。

离开县城我们往南连续走了三天，走得很急，倒也不是为那个女干部所激，相反我们还有些感激她，毕竟她给了我们路条，让我们通行无阻。总之，除了脚上磨起泡，还算平安无事。这晚我们投宿到一个叫田庄的村子，问了问这里仍是解放区，所以一见到村长，我们便主动拿出路条。村长验过路条就把我们分头安排在农户家里住。我和安和住在一起，那是一个五口之家，我们进去时一家人正在油灯底下吃饭——煮地瓜。走了一天路我们很饿，问能不能卖些地瓜给我们？男人看了女人一眼，女人就揭开锅盖拾出一大盆。我和安和不管不顾地吃起来，吃过便倒在炕上什么也不知道了，不是地瓜里藏了蒙汗药，是我们太疲乏了，一觉睡到天大亮，集合在一起才知道事情严重，除了贾开和我，其他人的脚伤都感染了，走不了路。如果在平时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上点药，包扎一下也就行了，可眼下毫无办法，只因仓促起程，压根也没想到旅程会出现这样的变故，随身连一点常用药都没带。无奈只得从老乡那里讨来些盐，用盐水消毒，然后包扎起来，这种处置在当时情状下已经很不错，可继续走路是不行了。我们决定在田庄住下，等脚伤见好，这当然要再向村长报告。大白天我们方看清村长的模样，很高，很瘦，很黑，烟袋不离嘴，听了我们的说法，从嘴缝里吐出一个“中”字，我们就在田庄住下了，“伤号”在老乡的炕头上养着，没伤的我和贾开就在村里村外转悠，以消磨时间。这一带离黄河不远，属河口冲积平原，由于河水不断泛滥，看在眼里的是一片荒芜景象，即使在秋季仍了无生气。贾开说这是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幸亏我们降落在黄河以南，否则渡河很不容易。不知怎么回事，听着贾开说的这话，我却想起在路途中建越鼓励大家说的那句话，他说亲爱的同志们，我们一定要从这里走出去，到达目的地青岛，不许任何一个人掉队。他说的很对，我们不能掉队。大概是在田庄的第四天，那天傍晚我和贾开转到村子的背后，那里有一片小树林，是杨树，当地叫小叶杨，我正抬头往上看树冠时只听贾开小声说有人，我沿他的视线看见林子边上站着一个人，看不清脸面，只能看出个子不高，贾开说他在观察我们，要提防。我倒没像贾开那样充满戒心，只是好奇，说过去看看。贾开说他来了，果然他一步一步朝我们走来，慢慢看清楚是一个年纪在五十上下的半老头儿，穿的比一般庄稼人整洁，眼睛也比一般庄稼人有神。他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站下，讨好样地点头。贾开问你是什么人？这个半老头儿（后来我们就这么喊他）咧嘴笑笑，说就是这村的。贾开说不对吧，我怎么没见过你？我觉得贾开有些不讲理，才来几天你就能认出满村的人？我知道他是在虚张声势。半老头儿还是赔着笑脸说俺是本村的，俺见过你们。贾开说你在监视我们？半老头儿连连摇头，说没有没有。贾开说那你跟着我们干啥，打的什么鬼主意？半老头儿诚惶诚恐地说不敢不敢，我是想向你们打听打听事。贾开说这么说你是奸细，你是谁的奸细，共产党的还是国民党的？我向贾开示意不要再难为这个挺老实的人，问半老头儿要打听什么呢？半老头儿把目光转向我，说想问问你们要到哪里去？我说去青岛。他又问那里还是国统区吗？我没立刻回答，心想青岛是不是国统区与你有什么关系呢？莫非真像贾开说的是个奸细？见我不答，他可怜巴巴地说俺不是坏人。贾开问不是坏人干嘛向我们打听这个？他说俺想跟你们搭伴走。我和贾开互相看了一眼，他又说俺也要到国统区去，你们把我带上吧。我问你为什么要去国统区？他说马上就要土改了，我怕。贾开问你怕什么？他说怕被打死。我问你是财主？他点点头，说邻村已经有土改的了，打死了很多人。贾开说你跑便跑，干嘛要跟着我们？半老头儿叹了口气，说俺有数，自个儿逃是逃不出去的。我问为什么？他连连摇头，说逃不掉的，俺知道逃不掉的。贾开朝我使个眼色，转向半老头儿说我们不可能带你走，半老头儿带着哭腔说：求求你们救俺一命，俺忘不了你们的大恩大德。我说不是我们不救你，是救不了，你不晓得，我们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说完我们丢下半老头儿朝村子奔去。

几日后雷觉的脚伤见好，就在家呆不住了，加入了我和贾开的“游逛”行列，雷觉毕竟是记者出身，他的逛就与我和贾开的意义不同，我们是消磨时间，他是开展社会调查。他带着我们走门串户，见人便问这问那，之后记在小本子上，我们问他今后是不是还想当记者，他说不是想不想的事，他只是想借机考察一下中国农村的社情民意，以期得出一个结论。我问什么结论，他说就是共产党的土改政策是否合乎中国国情，是否是挽救业已破产的中国农村经济之良药。对他的说法我们不以为然，觉得是他的一厢情愿，共产党已经在解放区全面实行土改，且坚定不移，无论雷觉得出什么样的结论都无法改变这种现状，纯属徒劳之举。

我们有一搭无一搭地跟着雷觉“调查”，渐渐对我们落脚的田庄有了一些了解，田庄是一个有三百几十口人的村子，在这一带，属中等村，叫田庄，田姓的人并不多，不晓得是因为田姓是坐地户，还是田姓人多是富裕户的缘故，除了田姓，还有郭、王、林等姓氏。田庄北靠黄河，地势平坦，黄河过几年便决一次口，河水携带的泥沙填平了沟沟壑壑，土地很是肥沃。平均起来，全村每人合五亩多地，说起来不算少，但这并不能说明当地的经济状态，能说明问题的是土地的集中程度。雷觉粗略做了一下计算，在田庄，占两成人口的富户拥有全村的七成土地，反过来说就是占八成人口的贫户仅占有三成的土地。土地集中程度较高，自家的地不够种，便租种富户的地，向富户交租。雷觉还专门调查了租金情况，长久以来似乎是一种约定俗成：租额大抵占土地收入的三成，相对而言倒不算苛刻。在调查中一部分农民表示满意，觉得还算合理，可以接受。也有一部分农民认为收多了，他们的期待是交一成，当然如果一成也不交那最好不过。

对于即将降临到田庄的土改，雷觉几乎见人便问他们的看法，被询问人对这种很是生疏的“民意调查”大都感到茫然，不知做何回答，毕竟雷觉经验丰富，三说两说就能将被询问人纳入自己的调查轨道。

　·4·

　尤凤伟作品

五

饮品厂危机重重，摁倒葫芦起来瓢，刚把果农们安抚住，本厂的工人又群起追讨欠薪，他们堵在办公室门口，扬言不立刻给钱就把车间的机器卸了去卖。有句话叫兔子急了也咬人，一旦工人明白他们的血汗钱要泡汤，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万不敢掉以轻心，再三下保证，说先放几天假让大伙回家秋收，一回来就把工资发到手。如此才把局面稳住。

彭局长迟迟不来电话，也不好催，可这么干等也不是个事，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丁点不差地应在此时此刻的饮品厂，机器停转，水果腐烂，分分秒秒都在糟践钱。姜先生倒是稳坐钓鱼舟，不耽误吃不耽误睡，只是急坏了万，没头苍蝇似的东一头西一头，乱了方寸，电话整天贴在耳朵上，一个接一个地打，求爹爹告奶奶地请人帮忙。我觉得他思路有问题，迂回来迂回去，却不切实际。我对他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应直接去找电力部门解决才是。他说一开始就找过镇电管所来厂拉闸断电的人，他们一口咬定厂里的供电设备不合格需要检修，怎么讲也不管用。我说那就找电管所领导呵。万说也找过，是一个说法。我说那就去找市供电局呀。万畏难地摇着头，说到现在还没找到能通那里的关系，没关系去找也是白跑腿。说到这儿万“啊哈”一声猛拍一下脑袋，说有个人我还真给忘了，他说他认识供电局的人。我说那就找他出面帮忙呀。万便赶紧拨电话。

按电话约定，我们立刻驱车出厂，去找万那个可救急的熟人。本来姜先生也要一起去，被我和万劝住了，毕竟上了岁数，少动为宜，何况厂子也得有人坐镇以稳定人心。这回上车才知，那天去淄城接我的司机是万的侄子，叫万虎，万说的那个人在镇上一家汽车修理厂干活，万虎也认识，不仅认识，似乎还很知底细，一上路万虎就表示出对那人的不信任，说是个“忽悠”。万不以为然，说如今不忽悠还办不成事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