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页

在镇上接了那个人，便匆匆往市里赶，那人姓孙，看起来比万小，一口一个万哥，万虎叫他孙师傅，我也这么叫。把关系理顺后就开始说事情，原来在这之前孙并不晓得饮品厂出了什么问题，万就把事情的经过和目前厂子的状态对他讲了讲，他说这事好办，他认识的人是供电局“大拿”，而具体是什么职务却没提，这多少让人有些不放心，又不好直接问。万说因为事情太急，来不及准备什么，小孙你对“大拿”讲，问题解决了一定好好感谢他。孙说没问题。

眼下能谈的就这些了，就扯上不相干的事。孙听说我是个作家，显出很大的兴趣，说他喜欢看书，甚至说还读过我写的书。我不太相信，问他读过我的什么书，他反问：《林海雪原》是你写的吧？我没吭声，他又说写得太精彩了，把个座山雕小炉匠写的活灵活现。万虎说孙师傅你记错了，《林海雪原》的作者不是韦老师。孙说是吗？我他妈串帮了。又说中国小说我不怎么读，我爱读外国名著。我想索性就刻薄一回，问：孙师傅你都读了哪些国外名著呢？他说太多太多，都记不清了。我问你最喜欢哪一本？他说最喜欢《射雕英雄传》，写得太吸引人了，我一口气读完。于是我赶紧收口，再追问下去就太不厚道了。

车进了市里，在孙的指挥下开到供电局大门口。我们刚要下车，被孙阻止住，他让我们坐在车里不动，他先进去找他那个“大拿”熟人，也不等我们表态，便下了车，“砰”地一声关了车门，接下去就是只见其人不闻其声了。他先是走到门卫室窗日前，与里面的人进行交涉，我一下子想到那天去教育局找彭局长的情景，想这里门卫是否也会以“开会”为口实，拒不放行呢？我的担忧很快被孙激烈的“肢体语言”所证实，他头昂着，嘴不停的翕动，两手不停地挥，以致身子都摇晃起来，显然是在与门卫争吵，这情形一直持续了很久，孙也没能获准走进大门一步。之后就见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拨号，当是在给那“大拿”熟人打电话了，如同我们在教育局门口打电话找彭局长那般。

万虎从鼻子里哼了声，说句：这事可悬。

我亦有同感，只是不便多言。

万闷声闷气说等等看吧。

万虎说等也白等，要是这样能办成事情，才怪呢。

万火辣辣地说：啥子怪？

万虎说他这是望山捕影呵。

我说也是有病乱求医了。

万虎说那也得是医才行，他光说认识局里的“大拿”，可究竟是啥样的大拿？党政“大拿”？业务“大拿”？还是做饭“大拿”？打扫卫生“大拿”？

万虎正发着牢骚，只见从里面大楼出来一个人，经大院向门口走来，想必就是孙说的那位“大拿”了。等走近能看清他的体态面目时，我不由大失所望，同时佩服起万虎的先见之明。是的，我知道以衣帽取人不对，还有“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的古语，可出来的这个人实在不能把他和当官的“大拿”联系在一块，穿一身皱皱巴巴的衣裳，走路轻飘飘像踏在水面上，且一脸的委琐相。当然了，当官的也不全是相貌堂堂气宇轩昂，可终归都会把架子端起来，这个人可全身没一块当官的骨头，颠颠的，未到孙面前早伸出了双手，握着后摇了又摇，像见了大领导。

万虎在车里幸灾乐祸：啊哈，弄半天“大拿”是他呀。

万问：你认识他？

万虎说认识。

万问他是干啥的？

万虎说和我一样，车夫。

万又问给谁开车？

万虎说早先给一个副局长开车，那副局长受贿被捕，又给另一个副局长开车，后来这副局长也犯事，因后台硬，“双规”了一下了事，没追究刑事责任，只免了职，从此他就开不上车了。

我问他有问题？

万虎说一个开车的能有啥子问题，顶多跟当官的吃点残汤剩饭，只为他跟谁谁出事，就让人觉得晦气，就没人肯用他，以后就在办公室里打杂跑腿。

我说：太离谱了，自己不贪不就啥事也没有了，怎么能怪到司机头上？

万虎说这叫肚子疼埋怨灶王爷。

万对这个前司机仍抱有一线希望，说他在局里这么多年，总会和哪个当官的有些私交……

万虎打断说：哪个当官的会和与自己肩膀不齐的人有私交？没这回事。又说：叔，你别犯糊涂，这事你甭管了，我来对付。

说毕开门下车，孙看见后丢下“大拿”向车走过来，兴冲冲说：这事没问题了，人家答应帮忙办，也没提啥要求，中午要不就一块吃顿饭？

万虎说：不瞒孙师傅说，刚才在车上接厂里电话，说电业的人已经上门检修了，问题解决了，就不用再麻烦人家了，你替我们谢谢他。

孙悻悻道：那……

万虎说：我们得立刻回厂，别的以后吧。你要不要跟车回去？

孙不住地摇头：不回我在这干嘛！

就这么把“大拿”丢在大门口，我们扬长而去。路上皆闭口不言，一是当着孙的面，再者也着实没有什么话好讲。真是的，怎么想也想不到这档子事会如此收场，确有点黑色幽默的意味儿，可静心一想，尽管万虎的做法有些“毒辣”，却很务实，使我们尽早从“无效劳动”中抽身。我想倘若万有他侄子的这副脑筋与手段，厂子或许不会到今天这般田地。

过后我将这思路说给姜先生听，姜先生一言不发。

　·5·

　尤凤伟作品

六

姜先生说在田庄的几天开始还算平静，这里刚从“国统区”变成“解放区”，时局与人心不稳，谁也顾不上我们这几个外来人，我们就能住下来安心养伤，伤不仅在脚上，还有心里，从抗日志士一下子变成逃亡人，这种虎落平阳的落难使我们的心一阵一阵发痛。也是多年难有的空闲时间，不由得想一些从前顾不上想的事，大到国家的前途命运，小到自己的人生道路，都在思虑中，当然想得最多的是眼前的处境，青岛是我们的目标，要是飞机不出事，到了那里就踏上南撤的跳板，前面的天地很宽，可飞机凭空出事了，我们被丢在荒凉的黄河边上，离青岛几百里路远，又到处都在打仗，也许我们根本就到不了那里。想到这种后果大家的心就一直往下沉，觉得前途渺茫。这时分歧也出现了，几个人形成两种意见，以安和、雷觉、顺东为一方，他们觉得不一定非去国统区不可，实在不行就投身共产党（用共产党的说法是弃暗投明），理由是眼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共产党锐不可当，建立红色中国是早晚的事，与其将来被动，不如现在顺应时势，早有归宿。另一方的贾开、建越和我，则坚持到国统区去，哪怕千难万难也要去，不是要追随国民党，而是我们不信共产主义，理想不同，就像水火不容，明知走的路与自己的追求不一致，就不该去违心。两种意见相争不下又各不相让。建越又掐起指头要看天意，可这回没人响应，都清楚事关重大，重大得连老天爷也不敢轻易信托。意见虽僵持不下，但没人主张分道扬镳，都想说服对方，达到步调一致。大概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凝聚力”了。也就在这举棋不定时，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来到田庄，局势发生了变化，逼迫我们尽早做出决断。安和建议先与工作队取得联系，探明情况，然后决定何去何从，他的意见得到雷觉、顺东的响应，我和贾开、建越虽不赞成也觉得无大碍，反正主动权在自己手中，可进可退，便表示同意。雷觉自告奋勇担当使者角色，他以前是《东北公论》的记者，善交际，口才也好，能担当此任，他的脚还没好利索，一瘸一拐地去了，回来显得很兴奋，说工作队侯队长接见了他，侯队长说革命不分先后，欢迎。侯队长还以县委组织部长的身份表示，我们可以先留在田庄工作队工作，等土改结束再回县正式分配。听雷觉这么一说，安和、顺东的立场更加坚定，又一起做我和建越、贾开的工作。

不料事情尚未做出决断，我们却在大街上与侯队长相遇了。雷觉赶紧向前与侯队长握手，又把我和贾开介绍给他。侯队长三十出头年纪，白净脸，瘦削身材，一副文绉绉的风采。侯队长十分热情，与我们紧紧握手，脸上堆着和蔼的笑容，以东道主的口吻说：欢迎，欢迎你们远道而来，辛苦辛苦。应该说侯队长给我们的第一印象不错，除了他的谦和态度，还有他的知识分子干部的外表，这就一下子拉近了相互间的距离，于是我们便站下叙谈起来。侯队长指指身边的田村长，问你们认识田村长吗？我们说认识，这些天田村长给我们提供了很大帮助，真的很感谢。侯队长说应该，完全应该，说着又转向田村长说，他们今天是我们的客人，也许明天就是我们的革命同志，一定要把他们照顾好，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告诉我，我会想方设法解决。我们连连道谢，侯队长笑着摆摆手，说不用谢，说谢就见外了，我和雷同志谈过，代表工作队和县委表了态，革命队伍欢迎你们加入，也会把你们这样有文化的人当成宝贝一样看待，现在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前途光明，希望你们能审时度势，早早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点头称是，表示一定会认真考虑他的意见。之后与侯队长握别。

当晚我们几个人凑在一起，商量何去何从。必须承认侯队长的当面一席话起了不少作用，雷觉、顺东和安和更坚定了留在田庄参加革命的决心，而我和建越、贾开，尽管还不能拿定主意，在思想上已有所松动。

我们正要休息，工作队队员也是侯队长的通信员小胡来找我们，传达侯队长的话，希望我们从明天起与工作队一起活动，去农户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尽管事情有些突然，我们尚未做思想准备，但侯队长的良好意愿是明确无疑的，这让我们无话可说。

我们六人分成三组，分别跟着工作队的人，我和雷觉在侯队长的小组里，还有与侯队长形影不离的小胡。雷觉显得很兴奋，私下对我说这样以实际工作者身份走进农民中间，比前几天那种蜻蜓点水式的社会调查要深入多了，一定会大有收获。我多少被雷觉的热情所感染，态度稍稍积极起来。

田村长是我们的向导，现在他的身份已由村长变为贫农团主席，由此可见他一直是共产党线上的人。我们还是叫他村长。田村长请示侯队长到哪些农户去，侯队长说当然要先去最穷的人家，他们是依靠的中坚力量。

接连跑了两家，“穷”的情况差不多，矮门破草房，到处堆着不值钱的杂物，大人孩子破衣烂衫，秋风已凉，小孩子仍光着屁股，赤脚在院里的鸡屎上奔来跑去，嘴里啃着刚从地里砍下来的苞米秆，见我们进来，男孩用好奇的眼神望着我们，女孩则害羞地奔到屋里躲起来。这时家里的大人就出来迎客，他们都认识侯队长和小胡，当然也认识本村的田村长。田村长就说侯队长和工作队的同志看你们来了，共产党替穷人做主，有什么苦都可以和工作队讲。接下来就是侯队长亲切询问家中情况，有几口人，有几亩地，租了谁的地种，交多少租金，给哪家财主当长工，工钱是多少。随着户主的回答，侯队长便显出很愤慨的模样，说剥削，很残酷的剥削啊！穷人世世代代当牛马，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根源就是被富人无情地剥削。又安慰说现在好了，要土改了，等打倒剥削你们的地主老财，就会有好日子过了。说过这些后便鼓励他们勇敢地站出来斗争，做革命的中坚。在侯队长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别人都不插嘴，只有雷觉在侯队长讲话间歇向户主询问一些情况，然后记在本子上。

接着我们来到第三户人家，这家的男人叫田有味，因名字挺怪，就记住他了。他不过四十岁年纪，已满头白发，看起来他家的日子还不及刚去的两家，一家六口住在一幢被隔成两半的破屋里，其中一间堆放着农具和柴草，几只小鸡正卧在那些柴草上，地上到处都是鸡屎。田有味和他老婆、两个闺女（一个两岁一个十岁）、两个儿子（一个四岁一个七岁）住在隔壁的另一间。屋里简直像个垃圾堆，墙被柴烟熏成黑色，顶棚上挂着一串串蛛网，地上到处是麦根，吃过的苞米秆子，破布和碎瓦片。他的大闺女正在炕上躺着，不停地咳嗽，吐血，田村长说这闺女得了肺结核，在炕上躺了一年多，眼看要死了。情况明摆着，家里其他人都挨着她睡觉，和她合用碗筷吃饭，呼吸着同样的空气。这是种什么样的空气呢，倒真如男主人怪怪的名字，有味，从我们走进他家开始，一阵难忍的恶臭味便扑鼻而来，地上散发着呛人的童尿的臊气，隔壁飘过来鸡屎的强烈臭味，烧麦根的余烬腾起一股股青烟，还有整个屋子弥漫着那个女孩从溃烂肺里呼出的腐败气味，这气味让我感到呼吸困难，一阵阵想呕吐。

侯队长把在前两家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这时田有味的老婆已把饭做好，我们目睹了这个女人做饭的全过程：将面倒进落满苍蝇的瓦盆里，手也不洗便和起面，不时抽出手抹一把流出来的鼻涕，擦也不擦又把手伸进面里，这么反反复复，就把她的鼻涕全都揉进面团里。做出来的饭是烂面条，盛到碗里苍蝇很快又落在上面，田有味一边挥手驱赶苍蝇，一边往我们手里递筷子。这些天饥一顿饱一顿，本想中午在老乡家好好吃一顿饭，可现在早已没有了食欲。我对侯队长说我要回去。侯队长问怎么回事？我不能说嫌脏，随口说没带饭钱。侯队长说这不要紧，让小胡也给你俩一块交小米票。听了侯队长的话，我就不好说别的了，端起碗强迫自己吃，面条本是饭食中最易下咽的，可我就是吞不下去，好像嗓子眼给卡住了。我敢说这是我一生吃的最不情愿的一顿饭，再看对面的侯队长和小胡，却像没事一般，吃的津津有味，一边吃还一边继续谈事情。我不由暗暗钦佩他们，觉得革命者确实与平常人不同。

刚吃下去面条，我的胃便翻搅起来，恶心，一阵阵想吐，我借口去解手奔出屋，一进茅厕便呕吐起来，喷溅般把刚吃进去的饭全吐出来。当我走出茅厕，发现侯队长站在院中，用一种责怪的眼神看着我，压低了声音说：要注意影响，这样会引起农民的反感，不利于我们的工作。我没说什么，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觉得像暴露了隐私般尴尬。侯队长又说一样的饭我们吃了没事，说明问题不在饭上，而在思想上。我仍然没吭声，却有些想不通，心想一个信奉唯物主义的革命者，怎么起作用的倒是唯心主义了呢。

我终是相信了侯队长的话，因为在后来的几天里，没再出现类似的情况。我对自己说，你要想做一个革命者，就必须改变自己对事物的惯常看法。

姜先生说田庄的土改迟迟没有进入实际斗争阶段，进展比邻村慢许多，主要是侯队长想把工作做深做细，他引用毛泽东“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的话，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经过几天的访贫问苦，扩大贫农协会组织，群众初步被发动起来，有人要求立刻清算地主富农，分“胜利果实”，但侯队长仍然稳住，又开始做清理阶级阵线工作，将土改积极分子召集起来开会，让大家按照“土地法大纲”的准则对村里的富户进行排队评议，谁该划地主谁该划富农，本来是可以先斗后划的，谁富斗谁，斗了再说，很多地方都是这么进行的，可这样容易出偏差，斗了又发现斗错了或者过火了。可见侯队长的工作态度是认真负责的。

没有想到，我们几个人被吸收参加评议会，我们觉得很新鲜，想听听看看，特别是雷觉兴致更高。

评议开始很顺利，有几户地主很快被认定，还有几户富农，他们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想漏也漏不掉。只是有一个叫田宝安的人让大家不知如何是好，情况是他家有几十亩地，两头大牲口，五间大瓦房，是不折不扣的富户，但他没有雇工，包括长工和短工，田宝安有四个身强力壮的儿子，这四个儿子干了所有的农活。按照“土地法大纲”的条款，没有剥削行为一般不得划为地主和富农，可是在田庄要是连田宝安这样的人家都免于被斗，那贫雇农是想不通的，因为会减少他们能分到“胜利果实”的数额。这个问题确实费了大伙不少脑筋，想来想去，有人忽然想起田宝安在村外还有一座油坊屋，油坊不是全年开工，只在秋季下来花生时，替农户榨油，收取手工费，榨油的活也是田宝安的儿子干，在不榨油时让本村一个懒汉看屋，防人偷机器。大伙觉得既然有一个人替他看屋，这就是雇工，就是剥削，就可以划他为地主。

侯队长边听边点头，说既然有剥削，严重也好，不严重也好，性质是一样的。田宝安就被划了地主。这事让人觉得有些滑稽，滑稽的不是别人，而是田宝安，他似乎有先见之明，知道以后有一天会以剥削划成分，所以就坚持不雇人，让自己的儿子当牛马，结果偏偏在油坊这档子事上疏忽了，结果就栽在这上面。

之后大伙的争议便集中在几个特殊人物身上，说特殊是因为有些户并不富有却有剥削行为。通过工作队多天的宣传教育，贫雇农们混沌初开，知道了世界上有“剥削”这回事，懂得了剥削最可恶，自己所以世世辈辈受穷正是由于受到富人的剥削，因此在评议时大伙对“剥削”这个字眼特别敏感，常常在这上面发生争吵。

村里有一个姓田的铁匠，论家境顶多划中农，可他家的日子全靠他的铁匠手艺维持，走村串户，在街上支起铁匠炉，给农户打造修理农具挣钱。有人认为他是剥削者，有人认为不是。

一个穿戴很整齐的妇女（据说是村里有名的风流寡妇）说：他应该算富农，他打铁每年挣不少钱，而且活儿又不好，去年他骗了我，要去了那么多钱，可是没给我打出好家什，还尽使些赖铁，没锄半亩地锄脖就断下来，再找他修，又要去一份钱，他剥削我。

一个灰胡子老头说道：他算不上有什么手艺，活儿干的不好，这大伙都知道，可是你要不想受他剥削，总可以另外找人，这和地主不一样，跟地主就没有别的法子，不交租他就不给你地种，可是像田铁匠这样的，你要是看不中他的活儿，可以另找别的铁匠嘛，这世上铁匠也没死绝。

那风流寡妇口才不错，抓理，反驳说：我可以不找他做活儿，可总会有人找他，就是说，我不让他剥削，可他还会剥削别人。

灰胡子老头说：他从来就算不上个好铁匠，你单凭这条说他剥削，那天下的铁匠都跟着倒霉了。

接着大伙纷纷发言，意见争执不一。

围绕田铁匠的成份问题，农民们碰到了经济学理论中一个基本问题，争论是由这个明显事实引起来的：不同的人做同样的工作，尽管数量质量不一样，工钱和价格趋于一致，这反映了每一件产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当然，要能够理解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概念，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知识和抽象思维能力，但却不能这样来要求农民，在他们看来，活儿干得赖的工匠也跟好工匠收取同样多的钱，当然有点剥削了。

当人们就此争议的时候，在一旁抽烟的侯队长忍不住咯咯地笑。意见终究没取得一致，大家就“孩儿哭抱给他娘”，等侯队长来做决定。

侯队长把烟袋从嘴里抽出，轻轻咳了一声，说道：要是大伙立刻下不了结论，往后还可以再讨论。

停停又说：不过想想也是，活儿干不好，还照样收钱，总是具有剥削性质的。

侯队长赶紧又说：定不定富农不要急于下结论，再研究。

我与旁边的安和互相看看，心照不宣，觉得侯队长如此看待剥削有所偏颇，但在处理问题上还是很慎重的。

又评议一个叫田宝贝的人，这个四十多岁的宽脸汉子就在现场，前面评议田铁匠时他发过言，支持田铁匠剥削人的观点，没想到人们提出他也有剥削问题，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听了一会儿人们的议论，似乎田宝贝的劣迹不少，他吸料面（大烟），还卖过，按说这罪过可不轻，可大伙没在这上面追究他，而是追究他卖妇女的事，说他从中获利，这也是剥削。

田宝贝像受了惊吓，连忙站起来为自己辩护，说：闹灾那年我吸上料面，把家当都卖光了，眼见没什么卖了，就带上老婆奔了保定，我们两口子都饿得半死不活了，没法子只好卖她，好容易才给她找了个买主，我得了六袋谷子，就这么回事。

大概田宝贝自己也觉得这话说得放肆，会惹起众怒，又立刻给这段卖老婆的事添上一段曲折过程，把罪过推到他老婆身上，说：那时候我到外面去干活，只好把老婆留在店里，她姘上了一个汉子，店家给我透了个信儿，叫我把她打发掉，买主也是他帮我找到的。

有人听不下去，说不管怎样卖老婆就是罪过。

田宝贝辩解说：那买主家日子比我家好，她去了享福，她得谢我才是。

可没人肯接受他的混账观点。

有人指出：你还卖过田宗林的老婆。

田宝贝还是为自己开脱，说：那可是田宗林自己拿的主意，他让我帮他卖老婆，不断往我家跑，说他老婆长得又白又光又可爱，就可惜是个憨妇，做饭补衣服都不会，拉屎还忘了抹沟子，拿她没办法，才想把她打发掉。我怕田宗林常来麻烦，只好帮他找了个买主，成交后，田宗林忘恩负义只给我一点点钱。

有人说：你收了钱，就是剥削。

田宝贝有民愤，还剥削，就被划了富农。

田宝贝呜呜地哭起来，可没人理他，继续往下评议。

这遭轮到一个寡妇，寡妇娘家姓徐，人称徐寡妇。她家地不多，可长年雇伙计干活，这是板上钉钉地剥削，划地主没争议，可有人提出单单划地主还不够，应该划双地主，因为她不仅剥削那个伙计，还剥削她的一个相好。

原来徐寡妇和村里一个姓王的老汉有一腿，也不避讳，村里人都知道。说她剥削王老汉，主要是指王老汉总是给她送东西，只要有一点稀罕物早晚要拿去孝敬她，母鸡下了一个鸡蛋，他赶紧送过去；在野外打了一只野兔，他赶紧送过去；家里菜园长出紫皮茄子，哪怕只一个他也送过去。他还放下自己地里的活，帮她去干这干那，自然是白干不收钱，这不是剥削是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女人们同仇敌忾，一个脖子上长疤的女人气哼哼地说：俺们认为她是双地主，她剥削伙计，还剥削那汉子，她把他的一切都剥削走了，连母鸡下的蛋都在内。

划双地主却没得到男人们的赞同，一个小伙子囔道：王老汉被剥削是他自找的，他心甘情愿给人家送东西，别人又能有什么办法？

一个模样长得像猿的女人说：她凭什么能勾去男人的魂，不就因为模样像狐狸精？得评她双地主，不能便宜了那骚货。

一个男人阴阳怪气地说：你不好也把模样长得像些人样，那也会有人甘心情愿受你剥削呢。

那女人啐了一口，说：俺情愿长这样，也不去剥削人，当地主。

那个坚持田铁匠剥削人的风流寡妇站起来支持猿脸女人，说：反正白得别人好处都是剥削，成份得往高处定，不能让她白得便宜。

一个男人不客气地揭她的底说：难道你那些相好从来没送你东西？要送你也是剥削分子。

风流寡妇被弄个大红脸，连忙辩解说：他们送俺东西，俺也送他们东西，两抵消，谁也没剥削谁。

那男人说：好几个男人给你送东西，怎么说也是你收的多，当然你是剥削人了。

风流寡妇急了，当是害怕人们真把她的成份定高，说：不是这样的，他们个顶个都是小气鬼，他们来找俺，有的腰里揣个黄瓜，有的手里捏两棵葱，这也算东西吗？有的更抠门，空着手就来了，走的时候倒是我给他点什么。

另一个男人说：这么说你是倒贴了？

全场哄堂大笑，气氛一下子缓和过来。那寡妇觉得自己已排除了危险，松了口气，说：呵，只要不说我剥削，倒贴就倒贴。她的话就让人觉得，剥削就像一个恶鬼，谁都怕被它缠上。

最后还是侯队长发话，他说：土地法大纲没有双地主这个成份，所以只能定徐寡妇地主，但是王老汉和这么一个女人相好，阶级立场是有问题的。

有人问：是不是定他坏分子？

侯队长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叫阶级异己分子为好。

无人吭声。

评议会要结束，要真这么结束倒好，偏偏这时候侯队长把眼光转向我们，那目光，让人捉摸不定，像是对自己领导能力的炫耀，也像是在征询我们的意见。

建越一向心直口快，也当是认定侯队长让我们对今天的会发表看法，便开口说道：我觉得把王老汉定为阶级异己分子根据不足，是不太恰当的。

一时全场鸦雀无声，所有目光一起投向侯队长，侯队长的脸色十分难看。

建越没察觉到侯队长的异样表情，又说下去：那王老汉不断把东西送给徐寡妇，不存在徐寡妇的剥削问题，也不存在王老汉的阶级立场问题。

侯队长问道：不存在这不存在那，那你说他们存在什么？

建越说：爱情，是爱情。

爱情这字眼让大伙感到生疏，互相交头接耳地相问。

侯队长哼了一声：啥个劳什子爱情，一对狗男女搞破烂也算得上爱情？真是奇谈怪论。

建越说：起码对于王老汉一方，种种事实证明他是爱着徐寡妇的，只有在一个人深爱着另一个人时，才会对所爱的人无所保留，甘愿付出一切。

侯队长问：付出一切，也包括生命吗？

建越说：对。

侯队长冷冷一笑，说：很遗憾，看来我们的确不是一个阶级阵线的人，所以对事物看法完全不同，我们革命人认为，只有革命事业才会让我们心甘情愿地付出一切，包括生命。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年代，爱情值什么？我问你，你会为爱情付出自己的生命吗？

建越说：我想我会。

谁能知晓此话竟一语成谶。

事后想来建越的所作所为实在是不理智，太过冲动，冒犯了侯队长，结果为后来的处境造成麻烦。我们也怪自己没能及时阻止建越，可那事情发生的实在太突然，以致我们来不及做出反应。

我们隐隐觉得前景有些不妙。

第二天，侯队长派人来叫我们全体到工作队队部见面，鉴于昨天发生的事情，我们心里直犯嘀咕，不晓得侯队长接见是何用意，大家议论了一通还是去了。队部设在村中间的田家祠堂，走进大门是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子。院里没人，祠堂的门关着，我们就等，等了一阵子仍没动静，雷觉便走上前去敲门，没有回应，好像祠堂里也没有人。也许是昨天的事使我对侯队长有成见，心中有些不悦，脱口说讲好了的事却不遵守，成何道理。雷觉说也许是有事。我说他有事咱们走，等没事了再找我们不迟，回去。大家都犹豫着，我又说句走，建越也跟了句走。正这时祠堂的门开了，侯队长和几个工作队员走出来，侯队长一脸的阴沉，锋利的目光在我们几个人脸上扫来扫去，厉声问：刚才说话的是哪一个？我们一愣，立刻明白是我的话有所冒犯，我朝他说句是我，我没向他道歉，因为从礼节上首先是他怠慢了我们，需道歉的是他，他不这样做，我也不会这样做。还是雷觉乖巧，赔笑说侯队长对不起，实在对不起。侯队长冷冷说这不是对得起对不起的问题，这是态度，是立场！雷觉像被噎住似的张张嘴没说出话。这时只听侯队长又说：对革命有认识的留下，没认识的走人。说罢抬手向我一指：你，革命队伍不欢迎有你这样的人。大家非常惊讶，谁也没料到事情会出现这种局面，我沮丧极了，不是后悔自己说了那样的话，而是觉得眼前这个人太无理，太霸道，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污辱，长这么大，还从未当众受过这样的呵斥，就是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取调员”（审讯者）为了获取口供还装副客气模样，而这个人的轻蔑却是连装也不肯装一下，是这等的专横，如果革命人就是这一副德行，我断不去做。我抬头看他一眼，说如果你认为我冒犯了你，那是我个人的事，与他们几个无关，请你不要迁怒，再见了。说完拔腿便走，随后跟出来的有建越和贾开。

过了些时候，雷觉他们也回来了，雷觉先嗔怪了我几句，说我没必要这么认真，又说走后侯队长表示，如果你们能转变态度，他就可以改变决定。我问改变什么决定？雷觉说允许参加革命队伍。我说我不稀罕，贾开和建越也说不稀罕。雷觉劝慰道：既然他有这个态度，咱也不好多计较了，委曲求全吧。我觉得雷觉有些鬼迷心窍，再说什么也不管用，就不吱声。雷觉以为我同意了他的看法又说，侯队长让每人写一份自传，大家赶紧写吧，写完我一并交上去。我问什么自传？雷觉说当是家庭出身个人经历一类吧。安和问句：那么在伪满时期所任伪职讲是不讲？顺东说那是为地下工作做掩护，讲怕什么，不讲倒好像心里有鬼。安和说对，咱们正大光明。雷觉说我同意，既然要参加革命工作，就应该襟怀坦白无所保留才是。我说谁愿参加谁参加，谁愿写谁写，反正我不参加，我不写，建越和贾开也这么表示。雷觉现出犯难神情，叹口气说：事到如今不听侯队长的怕也不行了。我不由警惕起来，问为什么这样说？顺东接着说侯队长说不写自传就是阶级异己分子，要受到审查，审查不结束不准离开村子。贾开埋怨说这下可好，叫人家给扣起来了，想走也走不了了。建越说真他妈嗑瓜子嗑出臭虫来了。雷觉说审查干部是共产党的规矩，不光对咱，每个参加革命的人都不例外，我们的身份是抗日地工，没什么可担心的。雷觉的话对大家多少是个安慰，都不说话，然后分头回去写自传了。我虽然一肚子不情愿，可还是写了，因为不写无法脱身。我写得很简单，几行字：

姜玉峰（化名楚向），民国十二年三月生于吉林×县，家庭出身农民，民国三十九年就读于长春医科大学，同时参加抗日学生秘密团体觉醒社，并投身抗日救国运动当中，三十三年被日伪政权逮捕，三十四年日本投降后出狱。

我就这样写。我没看别人的，也不用看，我们的情况大体一致。随后雷觉收去“自传”，呈给侯队长，回来雷觉的神情有些沮丧，吞吞吐吐说侯队长让大家再写一份材料，一一列清随身所带财物。大家愣住了，过会儿建越问他想干什么？贾开说怕是要“共”我们的产吧。顺东说不会，已经吸收我们参加革命工作，还会把我们当反动派对待？贾开说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共产主义、共产党都是共产两字嘛，不过“共”我也不怕，我一无所有，是无产阶级。建越哭丧着脸说我家被“共”过了，这回轮到我本人。建越的情况我知道，他家在东北的解放区，土改被划成地主，没收了所有财产，他爹不识时务与工作队的人讲理，说他雇了人种地也把地租给别人，不存在什么剥削，凡事公平合理，自己的家产是靠勤劳和省吃俭用积攒起来的，没收他的财产是强盗行径。土改工作队决定在斗争会上把他打死，可走漏风声让他逃了，到现在建越也不知道他爹的下落。安和说我身上有块金壳怀表，他们要就拿去。建越说上路前我把东西变卖买了一个元宝，一把金锁，我如实写上，要共就共了去，无所谓。雷觉说就如实写吧，我想怎么也不至于共到咱们头上。大家都不吭声了，当是明白侯队长叫做的事不做是不成的。我想不仅安和、建越身上带有金货，其他人也会有，人出远门总要有所准备的，兵荒马乱年月金银是硬通货，我自己就带了一副金手镯一副金耳坠和一枚钻石戒指，是临行前母亲给我的。我犹豫再三，最终只写了手镯和耳坠两样，把戒指从包里拿出来戴在手上，觉得这样就算是随身“佩物”而不是“财物”了。我所以把戒指瞒下（却不知是亮出）还有一个原因，它是母亲的家传，母亲一直很珍惜它，我希望以后能归还于母亲。就这样把清单交上去，侯队长又发下话来，说要革命须先革自己的命，都把所有财物上交。大家哑口无言，建越突然蹦出句为什么共产党对财物这么感兴趣呢？贾开闷闷地说，我倒担心要去财物还会要咱们的命。雷觉问为什么这么想？贾开说我也不知道，是突然这么想，停停又说我不参加这劳什子革命了，我要自由，我要去青岛。安和说我也放弃原先的想法，去青岛。听贾开和安和这么说，我松了口气，看着雷觉，希望他表态，可雷觉迟迟不说话，而后长叹一口气，说现在要能走我也会同意的，问题是我们已经走不了了。我问怎么回事，他说不交出财物侯队长不会放我们走。我说不让走也要走。雷觉说办不到，村四周已经布了岗哨。大家又吃了一惊，建越问布岗就是防我们逃跑？雷觉说不完全，还有村里的富户。建越冷笑一声，说侯队长一口一个欢迎，却是口是心非。安和自言自语：我们该怎么办呢？雷觉说只有把财物交上去。安和说交上去我们两手空空，还怎么去青岛？喝西北风？雷觉不说话了。看来安和说的确是个现实问题，大家开始苦思冥想，想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最终也没想出来，无奈只有按侯队长的口谕办了，大家把自己的财物拿了出来，向雷觉那里集中，这时我发现除雷觉外其余人手上都戴了个戒指，自然明白了大家的心思，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把财物交上去据说侯队长很高兴，说要和我们见个面，我们又来到那座祠堂，想都想不到，这回竟然还吃了闭门羹，院里没人，门关着，我们猜想工作队的人还在屋里，故伎重演想听我们再说什么话，于是都不敢乱说话了。无聊中有人看蚂蚁上树（院里有两棵柏树），有人看祠堂的屋檐房顶，有人望天。过了很久很久，大概有一个多钟头吧，工作队的人才露面了，不是从屋里出来，而是从大门拥进院子，侯队长笑笑，说让大家久等了，然后和我们每个人握手，握着握着脸上的笑突然不见，变得严厉，他站在祠堂的门前，两手抹着腰，说：我们共产党人光明磊落，明人不做暗事，刚才我们去你们的住处检查，没发现有藏匿下来的财物，很高兴的，可现在我知道高兴的早了，事实证明，你们并没有和革命一条心，还保留着一条资本主义的黑尾巴，这让我很失望，也很气愤，我不理解一个人怎么如此看重私有财产呢？这是不可以的，是和革命背道而驰的，大家明白我话的意思吗？我们明白，问题出在戒指上，侯队长在握手时发现我们的保留，于是大发雷霆。

　·6·

　尤凤伟作品

七

应了姜先生的话，我们真的到市里“安营扎寨”了，在一家旅馆登记住下。厂子暂时关门，昨天磨破了嘴皮子，好歹让送葡萄的农民拿着欠条走了。我们一早把车开出去，锁上大门，贴了告示，声明厂里无人，就仓皇而逃。路上姜先生一遍一遍说这样不好，这样不好，哪能这般对待客户呢？我替万安抚他，说眼下也只能这样，顾一头顾不上两头，最要紧的是解决问题恢复生产，机器转起来一切就迎刃而解了。姜先生不再说话，一声声叹气。

住下后姜先生突然晕眩，倒在地上，我有些慌神，要打120，却被万阻止，说姜先生低血糖，肚里一缺饭就这样。我这才想起早上一直忙活没顾上吃饭，万把电话打到服务台，让服务员送来一杯牛奶，像喂药似的给姜先生灌进去，也就“药”到病除了，姜先生睁开眼，成了个好人。虽是虚惊一场，我还是隐隐替姜先生担忧。

相对而坐，大家都不说话，姜先生的眼一会儿睁一会儿闭，像在做眼广播体操；万一根接一根抽烟，五官像要挤到一块儿；我也是忧心忡忡，人是来了，到底该怎样做呢？搭上的关系只有那位彭局长，原来讲好由他联络市府的人吃饭，可电话一直没来，再给他打电话，还是等着？打电话多少有些冒昧，等又实在等不起，已经收上来的葡萄在库房里腐烂变臭，没收上来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送上门，葡萄后面还有苹果、梨、山楂，源源不断，在这节骨眼上停产，肯定是毁灭性的。我相信彭局长的判断，是厂子（包括万本人）得罪了什么人，人家才下了狠手。说起来拉闸断电最能击中要害，可也太明目张胆了，只有完全不把这家厂子放在眼里才会这么做。昨天从彭局长那里出来，姜先生“责令”万仔仔细细地想，一定要想出曾惹怒了什么人，万唉声叹气地想，终也没想出个一二三来，如此就更要仰仗彭局长的关系了。一个上午在等候中过去，吃中午饭时万突然说身上没钱了，晚上把人请出来可要坐蜡。我和姜先生对视着，昨天的情况我们都看在眼里，草庙子的农民从会计——万虎的老婆那里拿走所有的现款。我的心不由被触动，想一个厂连应酬的钱都拿不出，那真是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姜先生一口接一口往嘴里扒饭，我知道他在想办法，可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只有从自己口袋往外掏了，我刚这么想，果然就见姜先生放下筷子把手伸进口袋，把护照、钱物掏出一大把，放在桌上，对万说人民币就这么多，万从中把钱理出来，数了数，说总共两千一百块。姜先生问够不够？万摇摇头，姜先生说那就到银行兑美金吧，看来也只能这样。商量一下，由万陪姜先生去银行，我留在房间与彭局长联系，已顾不上冒昧不冒昧了，等姜先生他们一走，我就给彭打电话。彭局长在电话里不接茬，我明白他是把这档子事忘了，只好再一次自报家门，他总算记起来，不无埋怨地说那个厂长该来个电话才是，不然谁知道事办还是不办。我心里很堵，本来讲好是你彭局长给我们打电话，现在却倒打一耙。我知道不能和他理论，就说怕是万厂长疏忽了，请彭局长别介意。彭说那就让他一个小时后给我打电话吧。我愣了半晌，从彭的态度我意识到他没把事放在心上，也清楚是关系不到，不是和我，而是和我朋友的表哥，我本应想到，大市局与小市局只是业务垂直，不存在官场真正上下级关系，何况我朋友的表弟还是个副局，如果没有密切的私人关系，他完全可以不买账，这就是时下人际关系的所谓潜规则。姜先生从一开始就对他不信任，看出他“心术不正”，这其实不对，要是换个能“罩”住他的人叫他办事，哪怕再“心术不正”也得头拱地去办。我心里很沮丧，很犯愁，姜先生还指望我能帮他把事情解决，现在看还没一点谱，无奈又开始疏理自己有限的“关系网”，看还有没有能帮这个忙的人。有句话叫钱到用时方知少，人也一样，我好想歹想才想到一个在报社工作的朋友邱记者，在我的印象中邱是一个正派且有能力的人，即刻给他打电话，张口就问这边有没有熟悉的人，说完又补充得有些能量才行。邱笑了（我知道他笑我问得很蠢），他说他认识市报的一位老总，能量嘛总会有些，可能不能帮上忙不敢说。我说反正有病乱求医了，你跟他说说吧，他说好，过了一会儿我按邱提供的电话号码给那位老总打过去，忙音，再打还是忙音，就悻悻地住手。没一会电话铃响，显示的是那老总的号码，接起来果然是他，老总在电话里很热情，一口一个老兄，说老兄过来了怎么也不打声招呼？我说来办一件私事，本来不想打扰，现在遇上难题……不好意思。他说你来是私事，可对我们来说就是公事了。我心想这位“老弟”说话挺暖人心的，嘴里说不是啦。老总说就是的嘛，我们小地方你这样的名家请都请不到的，又问我住在什么地方，我讲了，他说这个旅馆没听说过，档次肯定高不了，要重新给我安排。我连忙谢绝，说不用麻烦了，而且同住的还有其他人。他顿了顿，说那就晚上请你吃饭吧，所有事等见了面再说。我心想这位没见面的“老弟”这么高抬，吃顿晚饭没什么不可以，只是不知彭局长那边有没有安排，不等我说话，“老弟”急切地说就这么定了，到时去接你，说完挂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