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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先生和万回来，事情不顺利，钱没兑出来，须厂里出证明，只有等明天万回去办了。我让万赶紧给彭局长打电话，万就拨电话，扣下电话说彭局长已联系好了市府的人，而且已经替我们订了酒店房间，我们到时赶过去就成。我想到报社“老弟”的约请，不知该怎样解决这冲突，说给姜先生与万，姜先生满不在乎，说可以分头进行，我赴我的宴，他和万去应酬彭局长。万表示反对，说彭局长是我的关系我不参加不合适，弄不好会把事情弄砸了。我觉得万说的有道理，场面上的事有时是钉是钉铆是铆，马虎不得。于是我赶紧给“老弟”挂电话，告诉他今晚有应酬脱不开身，干脆明天上午我去报社找他。“老弟”说饭一定要吃，明天中午、晚上，让我定。我说那就中午吧。“老弟”说一言为定。

按照彭给的地址我们赶到那家海鲜鲍翅酒楼，客人还没有到，在房间坐下，万要来菜单，看着看着眉头皱起来，他把菜单递给姜先生，姜先生又推给了我，我扫了一眼就清楚今晚这菜不怎么好点，一盅鱼翅一百八十八，别的如鲍鱼、海参同样价格不菲，让我咋舌的是这里居然还有燕窝，价格比鱼翅翻一番，看过我明白万为什么皱眉头了，彭既然把地方订在这里，就是冲这些东西而来。姜先生木之觉也，对我说你点吧，恰这时彭局长春风满面地进来了，身后跟着一行七八个人，彭指着其中的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说这是赵处，而对别的人就不一一介绍，笼统说是朋友，也就心照不宣，这些“朋友”在今晚的身份只是食客。

坐下后彭局长看着赵处说这里的菜不错，赵处认可地点点头，彭又问万点没点菜？万说还没有，彭便捡起桌上的菜单向服务小姐招手，随后对着菜单这个这个指点给小姐看，点完又转向赵处问喝什么？赵处说葡萄吧，彭局长说葡萄好，软化血管，说罢又转向小姐问有什么葡萄酒？小姐这那说了一遍，彭局长点了一种，小姐刚要离开又被他喊住，问在座的有谁吸烟？有几人响应，彭说谁吸什么牌子自己说，那几个人就点了，一起对大中华情有独钟，这过程我看在眼里不舒服在心里，也曾吃过些席面，可还没见过有如此越俎代庖的，替主人找酒店、凑客、点酒菜全包，想这么个小地方的人怎么会有如此强蛮压人之气势，真是匪夷所思。

菜一道道端上桌，姜先生不拘礼节地埋头吃，彭笑笑对赵处说老先生是从美国回来的，赵处理解地回个笑，万先敬三杯，接下来彭就把我们丢在一边，与自家兄弟“厮杀”，一杯杯像喝可口可乐般往肚里灌。看着这伙人像“山寨”弟兄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我努力让自己“平常心”，心想酒桌上不是有句话叫吃好喝好么，如果彭局和赵处能帮忙把事情摆平，这些“枝节”着实是不应计较的，都知道如今请人办事，能把人请到就是给了面子，但愿——

酒宴高潮迭起，就渐渐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头，彭局长请来的赵处一干人只较劲于口功（狂饮胡侃），只字不提我们要办的事，对我们也是不理不睬，似乎是与今晚饭局完全不相干的人。因彭局长是我的关系，我“肩负重担”，心里很是焦急，几次想把话往正题上引，可刚一开口就被打断，在座除彭局长和赵处稍显矜持外，其余皆已放浪形骸，说话不着边际。一个能看出做过兔唇修复手术的中年人一口气说了好几个黄段子，岂不知黄段子早成“过去时”，未能引起大家的兴致，兔唇中年人悻悻不甘，恰好他的手机来了短信，看了眼如同发现了新大陆，立刻向大家读出：两个青蛙相爱了，结婚后生了一个蛤蟆，公青蛙见状大怒，说，贱人，怎么回事？母青蛙哭着说，他爹，我对你坦白，认识你之前我整过容啊。这个段子引得大家笑起来。那人方露出得意之色。很快有人引出另外话题，说的是一桩拐卖儿童案，大致内容是一个外出打工的青年回乡探望病危的母亲，他晓得家里等他拿钱回去，可他在城里根本没挣到钱，没办法就在半路上偷了一个两岁男孩，转手卖给了人贩子，后来被判了重刑。说起来当今这类拐卖儿童案件太过普通，不稀罕，连媒体都不会当成有价值新闻，只因在座有人说了句拐卖儿童的人心肠太狠的话，由此便引发起对“狠”的议论，一致认为这个偷孩子卖的人还算不上真正的狠角色，同时还举出比这更胜一筹的例子，果然是山外青山楼外楼狠中自有狠中手：

一个说这个拐孩子卖的人，是拐自己不认识的孩子，可有的案犯是拐自家邻居的孩子卖，讲狠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一个说这也算不上最狠，有一个女青年把她姐的孩子卖给了人贩子，审判她的时候连一点悔意都没有，这才叫狠的够份儿。

一个说这也算不上什么，有一个人贩子在“货源”短缺时把自己亲生孩子也卖了，这不仅是狠，连人性都没有了。

一个说把自己的孩子卖了，毕竟孩子还有一条生路，听没听说，有个女的把她的私生女从顶楼上扔下去，摔成了肉饼，再狠还能狠过这一桩吗？

没人再吭声，看来能杀死亲骨肉，算是狠到了极限。

再喝一轮酒，话题又转到动物上，转向完全是随意不定的，只因一个人的手机悦铃是那句风靡全国的“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电话之后便有人借题发挥，问句：老鼠爱大米那么它恨什么？立刻有人答老鼠最恨水泥谷仓，无法打洞偷米。那人又问老鼠最怕什么？答者再答：最怕猫。问者用“青歌大奖赛”评委的口吻调侃：回答正确。众笑。似意犹未尽，随即便展开一场有关动物爱、恨、怕的问答，也随意，想问便问想答便答，自是谁也不愿被人视为低智商，便开动脑筋，投入回答，如果问者不说回答正确，就证明对答案不满意，那么其他人可以继续回答，直到问者满意说回答正确为止。很快游戏的规则又有延伸，回答正确的人有权让在座任何一个人干杯。这就行了，一旦与喝酒挂上了钩，气氛顿时热烈起来，于是问、答、喝，周而复始，乐此不疲：

问者：猪。

答者：爱糠，恨屠夫，怕上屠宰场。

问者：回答正确。

答者：老李喝。

被指为老李的人认领了一杯，也算是开了个好头，再被指定的人也都是痛痛快快地喝。

问者：狗。

答者：爱主人，恨生人，怕人弯腰捡石头。

问者：回答正确。

答者：王伟伟喝。

问者：猫。

答者：爱捉耗子，恨狗拿耗子，怕蛇。

问者：回答正确。

答者：老黄喝。

问者：蛇。

答者：爱吃鸟蛋和青蛙，恨青蛙蹦得快，怕人打七寸。

问者：回答正确。

答者：高澄喝。

问者：鸡。

答者：爱粮食，恨人吃它的蛋，怕黄鼠狼。

问者不认可。

再答者：爱虫子，恨鸭子抢食，怕过年挨刀。

问者仍不认可。

再再答者：爱叫人×，恨嫖客嫖了不给钱，怕得艾滋病。

问者：OK，回答正确。

一阵沉静，接着满座大笑。

彭局长努力收住笑，说：此鸡不同于彼鸡也，这是偷换概念嘛。

赵处说：就算是偷换概念，也偷换得很妙的呵。

众人一起附和：妙，妙，实在是妙。

当是，再再答者得意，他要求在座的全部干杯，有人不甘，问为了什么干杯？再再答者说：为那些对社会的安定和谐做出巨大贡献的女性干呵。一时不解其意，也包括一向愚钝的我。过了片刻，有人“噢”了一声，说妙哉妙哉，我们的确应该为性工作者们举杯致敬，自从有了她们的存在，社会上减少了多少强奸犯罪呐。有人附和说：没错，从前法院贴出来的布告，罪犯大半是强奸犯，现在强奸犯几乎绝迹，这就是她们的功劳呵。有人说很对很对，现在的犯罪基本是与金钱有关。从前是劫色，现在是劫财呵。

赵处说：现在不是不劫色，只不过变换了方式方法罢了。

彭局长说：劫色变买色。

再再答者说：还是局长精辟，只因色可以买到，男人就可以集中精力劫财了。

没人反对这种说法，于是一起举杯。

又一个高潮过去，红光满面的彭局长就说到要办的事，他先说赵处是“大拿”，又让万把情况说一遍，万照办。赵处听后问你们知不知道得罪了什么人？万说实在没有得罪什么人。赵处说得罪不等于就是劫了人家的财睡了人家的老婆，这些事谅你们也不敢做，想想是不是对有关部门有什么失礼的地方？万说该打点的我们都打点了，电力部门……赵处打断说，看事情不能光看表面现象，不错，找麻烦的是电力部门，但根子不一定在他们那里，别的什么部门或个人假手也是可能的，现在社会上这样的事很多。万说工商、税务、公安方方面面我们都……赵处再次打断说你也太过幼稚了，以为有过表示就万事大吉了？不是那么回事，我可以断言，你们肯定是失礼了，否则不会把你们往死里整，没理由的事谁也不会做。万哭丧着脸不说话。姜先生放下筷子，姜先生有个习惯，饭桌上从不擎着筷子与人说话，放下筷子还要用纸巾擦擦嘴，做过这些他说，我们是一个小厂，万经理为人忠厚，一直是合法经营，讲仁义、讲信用，凡事只有人家惹我们，我们不会去惹别人。赵处面上淡淡的，说照老先生的说法这事就不太好办了，要解决问题，又不知问题在哪里，就像打仗，上了前线不知道敌人在哪里，这仗还怎么打？我记得彭也说过类似的话，想必姜先生也记得，他有些愤然，说早知道在这里办厂像打仗，满山遍野藏着敌人，就不会干这种无厘头事。赵处说老先生别激动，激动也没有用，这就是现实。彭说姜先生也不要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事情不在于做不做，而在于怎样做，我说过嘛，投资教育是当前的最好选择，有天时有地利有人和。我担心再提教育投资会惹姜先生反感，说出不客气的话来，赶紧说感谢彭局长的一再提醒，但眼下首先要解决饮品厂的供电问题。彭局长略显尴尬地说也是也是，这个么赵处已经有了意向。赵处接说我想了一下，可先与电力公司的头头沟通沟通，摸摸情况，看看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然后采取下一步行动。彭赶紧说我看赵处的意见很好，有战略眼光，知己知彼嘛，停停又说赵处你看是不是把电力的人请出来，咱们“侦察侦察”？赵处说可以吧，彭说那就定下，明晚还在这里。对此姜先生和万都没说话，我也无话可说，但心里却有些疙瘩，不是为彭替我们拿主意，而是觉得这样一天一场地“侦察”进展太慢，时间急迫，等一天厂里的损失就严重一分，我真的觉得自己责任重大。

结账的时候，万面带难色地问我身上带没带钱，我明白是怎么回事，把钱给了他，姜先生在一旁颇带情绪地说一顿饭吃好几千，就是美国总统也吃不到这种标准啊。我和万都没应声。

回到旅馆姜先生很快打起盹来，万悄声对我说彭局长和赵处不高兴了。我有些纳闷，这样高规格的宴请还有什么不满意？我说不会吧，万说是的，人家有意见。我问什么意见？万说饭后应该请人家去洗浴，咱没提，我没吱声。万又说我们这里都这样，求人办事先吃饭后洗浴，有些情况还得送钱。我问我们这种情况要送？万说要送，我们是厂家，请人办事得给好处。我说咱们是找的关系啊，万说关系也一样。我问那你怎么不带人家去洗浴？是钱的问题吗？万说是。这时姜先生睁开眼，问洗什么鱼？万说不是洗鱼是洗澡。姜先生问难道他们家里没装热水器还去澡堂子洗澡？万说不是澡堂子。姜先生问洗澡不去澡堂子去哪儿？万说姜叔这些事你不懂。姜先生反问我不懂什么？万不说话。姜先生又问你说我不懂什么？万吞吞吐吐地说不是洗澡，是找小姐。姜先生问找小姐干嘛？万说还能干嘛？姜先生好像明白过来，一下子瞪大眼，白眉毛一耸一耸的。我赶紧打圆场说姜先生你对这类事不太了解，就别多管了，由万经理处理好了，他知道该怎么去办。姜先生不理睬我，盯着万质问道：你也干过吃饭找小姐的事？我忍不住笑起来，万则满脸悲苦。

姜先生上床睡了，发出鼾声。万对我说他要回厂，明天一早赶回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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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姜先生说不知怎么这些天老是回想当年发生在田庄的事，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一幕一幕在眼前是那么清楚，就像昨天。据说人快死会一下子记起早年的事，我大概就要死了吧，我不怕死，只要一想到四八年逃过那一劫，死里逃生，一活又活这么久，就觉得自己赚了，现在死也能闭眼了。

还记得我说到哪儿了吗？是我们在田庄“革命”，“革”得不彻底，被工作队扣了，责令“反省”。后来知道，侯队长对我们态度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单是因为我们触犯了他的权威，更主要的是因为受到上级的批评。前面说过，侯队长带领工作队进驻田庄后不急于马上进行斗争，先做细微的群众工作，划定斗争对象也比较慎重客观，但后来上级却认为田庄的土改犯了右倾错误，严厉批评，责令立刻纠正。当时侯队长也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包括以温情的态度对待我们几个人），于是便改弦易辙，将斗争引入高潮。那个时期整个解放区的土改工作有所失控，推行宁左毋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死了很多人，直到最高层发现了这一问题又立即下文纠偏。当然这些情况也是后来才知道。

那些天我们的确是在反省，反省自己的过错，也知道自己错了，错在不该听信侯队长“革命不分先后”的话，也包括当初积极革命的雷觉、安和、顺东。有句话叫事实胜于雄辩，到了这步田地，他们不胜内疚，觉得是他们把大家引入险境，幸好有脚伤的人已经能走动了，我们便谋划逃走，可一想再想也没想出穿越岗哨的办法，我试探着向房东大哥打听情况，房东大哥好像明白我们的企图，不说话一味地摇头。有一晚听见村外响起枪声，天亮后我问房东大哥出了什么事？他说是民兵打死了逃跑的田树琪。我问田树琪是什么人？他说是村里一个富户。我把这情况告诉大家，都皱起眉头。可这里总不是久留之地，夜长梦多，谁知道往后会发生什么事？有人提出干脆把侯队长想要的东西给他，那就没理由不放我们走，这叫破财免灾。我和建越、安和不同意，理由是交出去未见得就能放我们走，就是放，我们身无分文又能走出多远？还不饿死在野地里。左不是右不是，我们就像关在笼里待宰的鸡，惶惶不可终日。工作队的人没再上门，好像把我们忘记了，后来知道是村里的运动开展起来了，他们顾不上我们。那些日子我们也算经历了土改运动，用耳朵，从房东大哥的嘴里，从大街上。房东大哥是个口拙的人，肯定还有些害怕，问什么要么不答，要么答得很简单。开大会了吗？嗯。斗争地主老财了吗？嗯。抄财主的家了？嗯。抄出来的东西多不多？多。有些什么？牲口、粮食、衣裳、箱柜、犁、缸、盆、碗……有没有金银？听说有。你能分些什么？能分到地。别的呢？别的不晓得。你想要什么？什么都想要。后来开始分了，我们看见房东大哥从外面背回一口大缸，我们问他为什么不要别的东西，单要一口不值钱的缸。他骂骂咧咧说操，这哪是分，简直是抢啊。原来值钱的大件财产，如牲口、箱柜、皮袄等被工作队和农会指定的积极分子拿走，剩下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堆放在大院里，一拨一拨往院里放人，每人只挑一件东西，轮到房东大哥进去，东西已所剩无几，他想到自己家缺盛粮食家什，就要了这口缸。可能是气愤让房东大哥打开了话匣子，他告诉我们在分财产中间发生的几件事，一是昨晚站岗看财物的民兵从墙头翻进院子，偷走了许多值钱的东西，还把一袋子花生拿到民兵队，用大锅炒了吃，香气很快传遍全村，被发现。再是今天白天，两个女人同时看好了一条麻缎面被子，争抢起来，结果把好好的被撕破了，两个女人为此厮打在一起，后来两家男人也大打出手，打得头破血流……说完房东大哥两眼又盯在那口缸上，自嘲说：翻身，翻身，只翻了个空身。

除了从房东那里打听消息，我们还竖起耳朵听外面的动静。斗争会场在村子中间，村子小，一响一动都听得见。一开始的讲话声，接下来的控诉声，到后来的斗争声，棍子噼噼啪啪地打人，一声声惨叫就像在杀猪。这是听，后来就亲见了。这天晚上我们被通知参加斗争会，民兵把我们从住处带到会场，又让我们站在台下的两边，汽灯不亮，台下黑乎乎一片，台上站着一排人，不用说是今晚要被斗争的人，我们看见当中有在村外遇见的那个要求把他带走的半老头儿，他也看见了我们，赶紧把脸偏向一边。后来他说那时他十分恐惧，只担心我们讲出他有逃跑的企图，那他就没命了，他还说他很感激我们，当然后来就不仅仅是感激了，还有其它更复杂的心情，自然这是后话。

斗争会开始了，虽然我们的耳朵已参加过，对一切已不陌生，但眼睛看到的，比听到的更加触目惊心。现在想想，我们参加的那次斗争会还算温和，没有发生打死人的情况，田庄在土改中打死两男一女，那是后来的事。一开始是侯队长做动员，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坚持的是彻底革命精神，革别人的命彻底，革自己的命也要彻底，可有的人就是不肯这样做，比方这个田宝安，家抄了，可他还要留一条烂尾巴，真是财迷心窍顽固到底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村长带头喊口号：打倒田宝安！清算田宝安！下面的人跟着喊，田宝安浑身哆嗦，嘴里呜呜啦说着什么话，听不清楚。侯队长大喝一声你把右手举起来，田宝安就慢慢举起右手，在汽灯底下，台下的人看到他手上戴着个金戒指。田宝安放下手，侯队长又喝道：不准放下！举着！田宝安听话地再次举起手，这只手就自始至终地举着，好像在向人炫耀他的财富。侯队长又喊：田宝安你讲讲是要财还是要命？田宝安举着手回侯队长的话，声音大些了，能听见说的什么，他说他不敢不革自己的命，可想革革不了，手上的戒指就是取不下来，怎么也取不下来，他说戒指是小时候耍顽皮戴上去的，一戴上就摘不下来了，家里的老人怕他疼，就不让他摘了，就老戴着，人一年年长大，手指头变粗就更摘不下来了，他实在不想留，可想不出摘下来的办法。侯队长说你自己不想革命，就让别人替你革好了。侯队长说完把目光投到台下，问有谁自告奋勇帮助田宝安革命呢？立刻有两个汉子跳到台上，一个抓住田宝安举着的手，一个使劲往下撸戒指，只撸得田宝安嗷嗷直叫，一腚坐在地上，气得两个汉子朝田宝安拳打脚踢，接着再撸，田宝安哭嚎起来，两个汉子就松开手，骂骂咧咧地跳下台子。一时间出现冷场，都把目光对着台上的侯队长，侯队长的脸在汽灯底下显得青黑，咬牙道：妈拉个巴子！连根指头都斗不过还斗什么国民党反动派！现在我声明，这个戒指不交公了，换钱买牛，谁把戒指弄下来牛就归谁。台下立刻像炸了窝，侯队长又喊：都听见了没有？不行动，难道家家都有牛不成？我不相信，没牛的现在举手！不少人举起手，这时有一个人站起身，一边向台前走一边说老子缺牛耕地哩，他跳到台上，这时就听见身旁的顺东轻轻叫了一声，这一叫我就认出这跳出来的汉子是他的房东，人出奇得黑，我们背地里喊他老黑，这老黑有股子蛮气，可对我们还不错，我们去找顺东他还给吃刚从地里刨出来的花生。我心里有些惊异，想他愣愣的一个人能有什么办法呢？大概别人也这么想，把目光一起对准他。这时他已跳上台，朝侯队长问：侯队长你说话算话么？侯队长说算话，你能弄下来就给你买牛。他又问不管啥办法都行？侯队长点点头。他向台下转过身大声喊：田疤拉来了没有？下面有人应声：来了。他说你家隔的近，回去拿把斧子来！台下“哗”地一声，我也一惊，心想难道他要断指取物吗？抬眼看看侯队长，再看看村长，都不动声色，村长还装上袋烟抽起来，烟雾在汽灯光下弥漫着。老黑像个打擂台的人站在那儿摩拳擦掌，没多大工夫，那叫田疤拉的人提一把斧子来到台前，对老黑说，咱先说下，你得了牛得借给我用，中不？老黑说中。田疤拉“咚”地一声把斧头扔到台上，台下又是“哗”地一声，只见老黑捡起斧子，一边试锋刃，一边朝田宝安走过去，吓得田宝安嗷地一声叫，扑通瘫在地上，不住地磕头，哭嚎着说兄弟求你了，没了指头就不能干活了，全家老少没法养活呀。老黑说我家也有老少，管不了你那么多，谁叫我缺牛用。田宝安又赶紧转过腚给侯队长磕头，哭叫说侯队长救我！救我！见侯队长不理不睬又转向村长，哭诉着说大兄弟，平日我没亏待过你呀，看在本家的份儿上救救我吧！村长闷声闷气说共产党革命为先，说完又一口接一口抽烟。田宝安嚎啕大哭起来，那真是山崩地裂啊，那时候我想起“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话，田宝安就是这样啊。老黑剁田宝安指头那残忍一幕我是无法讲述的，别说讲，只要想起来心就不住地颤抖。当老黑把那枚血淋淋的戒指呈给侯队长时，我看见侯队长向我们扫来锥子似的目光，这时我突然明白侯队长为什么要让我们参加斗争会了，他是杀鸡给猴看，让我们知道留“尾巴”就是田宝安这样的下场。也幸好我们早早地领悟了这一点，并心甘情愿地遵循他对我们的引导，在参加过斗争会后，我们不再犹豫，立刻“清除”自己的“尾巴”，交给雷觉让他转交给侯队长，要不是这事在顺东那里出现差错，我们这个小团体在田庄的“革命净身”也就彻底完成了。

“差错”是谁也没料到的，现在想想简直是一种黑色幽默：田宝安的悲剧竟然在顺东身上发生了，戒指从手上取不下来，怎么用力也取不下来，大家凑上前帮忙，不行，同样做不到，顺东吓得脸色煞白。为防止这事让老黑知道，我们把顺东转移出来，送到我的房东家，继续解决问题，可仍不成功，倒把顺东痛得龇牙咧嘴真是无奈，戒指就像在指头上生了根。顺东哭咧咧地诉说着对这事的疑惑，说田宝安的戒指是从小戴上的，指头长粗摘不下来情有可原，可他戴上没几天，且中间还摘下来过，怎么在关键时刻就这样了呢？他怀疑是老天在惩罚他，惩罚他的不孝。他说他爹前不久死了，他本应该回家奔丧，可他没这样做，置死父生母于不顾，自己逃之夭夭，这是报应。大家不认可顺东的反省，因为说到这一点谁也不比顺东强多少，古训曰：父母在不远游，我们都背离了这一条，不单是游，并且在逃，已经离家几千里，还不知道将会到何方，也许今后永远不会再见到自己的亲人。我们不理会顺东，还因为眼下已顾不上其它，只有尽早把戒指问题解决，才能化险为夷。大家开动脑筋，想出各种办法，如用冷水浸手，用油润滑等，反正能想到的方法都不放过，可试来试去都不管用。贾开分析说很可能是精神紧张所致，紧张致使肌肉扩张，变型，因此须减缓内心的压力，使肌肉松弛下来，想想似乎有些道理，大家便试图缓解顺东的情绪，劝慰他，告诉他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要保护他，不叫田宝安的惨剧在他身上重演，让他放心。不料顺东的情绪非但没好转，反而更糟，张口说出很刺耳的话，他说闭嘴，全是骗人的鬼话，什么保护，你们保护得了吗？砍田财主的时候，他的几个兄弟都在台下，有哪个上去保护他？没有，一个也没有，有血缘关系都这样，换成我，你们就能挺身而出吗？我知道你们会怎么说，会说从正义和人道出发，狗屁，要是这样，白天怎么不发挥正义和人道，站出来保护田宝安？眼睁睁看着他被人剁了指头。不错，我也没这样去做，我承认我没有勇气与邪恶斗争，你们也同样啊，难道轮到我，你们就勇气十足了吗？鬼才相信！

听顺东说出这样尖刻的话，我们的心像被刀刺，但并不怪罪他，知道他是被吓坏了，恐惧让他歇斯底里，况且他的话也不是没一点道理的，就拿田宝安来说，虽然我们与他没有血缘亲情，也没有同志友爱，可他是一个人，一个我们的同胞，从正义与人道出发，我们本不应该袖手旁观，可我们什么也没做，成了可耻的看客，恰如顺东所说，我们缺乏勇气，只因为我们恐惧，暴力使我们变成懦夫。顺东质问得对，假若斧子朝他的手砍下，我们能去拯救他吗？真的不敢说，因为暴政的威力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样的。当然，即使心虚，我们仍然还要安慰顺东，这是在无法帮他摘下戒指的情况下，我们唯一能做的。我们对他说尽管我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仍是同志是好朋友，亲如兄弟，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会丢下他不管，我们会尽力去做。顺东突然哭起来，说看在我们一块抗日的份儿上，你们不能丢下我不管呀，呜呜——我们先是一怔，接着一起朝他点头，说一定一定。顺东慢慢止住哭，不料却向我们提出一个令人吃惊的要求，他要大家都不交出戒指。我们哑口无言，都清楚顺东是怎么想的，他是在拉大家当垫背，危难之际能想出这种自救的办法也真让人啼笑皆非，我们知道这样做会导致什么后果，只会“全军覆没”，可我们还是答应了他，雷觉将收上去的戒指发还给本人，大家当着顺东的面戴上，看着顺东感激涕零的样子，我突然觉得这张脸很陌生，同时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难受。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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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临近中午万还没回来，打手机又不通。已到赴宴时间，不能再等，就留了字条出门。这时司机万虎气喘吁吁跑上楼，满脸惊慌，连声喊出事了，出事了！我和姜先生为之一惊。

事情非同小可，万遭人绑架了，绑匪不是黑道上人，也不是果农，而是厂里的工人。本来放假回家了，不知从哪里听说厂子要倒闭，就一起赶回厂讨要欠薪，要不到，就把万绑架走了，扬言不给工钱就撕票。万虎说的情况大致如此。

姜先生听罢神情严峻（我头一次见他这样），问万虎：什么时候？万虎说上午十点多钟，我和万总刚要往市里赶，让人堵了。姜先生问小万他人在哪里？万虎摇摇头。姜先生转向我说，我马上回厂，这边的事情就交给你了。我说姜先生你不能回去。他问怎么？我说怕有危险。他说危险事情我经历过了，没啥大不了的。我说回去也于事无补，没准会使事情复杂化。姜先生说可问题总是要解决的呀，光回避怎么行？我说不是回避，是稳住，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姜先生问有什么途径？我说首先可以考虑报警。万虎说对，让公安把绑匪抓起来。姜先生不满地看了万虎一眼，说什么绑匪，你欠人家工钱不兴人家要？我还不知道这回事，这个小万怎么能不给发工钱。我说还可以与他们谈判。姜先生叹息一声说那就谈判吧，别把事闹大，人家不就是要工钱吗？我点点头，问万虎：知不知道是谁带的头？万虎说是榨汁机上的吕厚忠。我问能不能找到他？万虎哭咧咧说他们绑了人肯定躲在暗处不出头，咋找？姜先生说他们的目的是要钱，哪有不出面的道理？我觉得姜先生说的有道理。姜先生又说无论如何我得回厂，小万在他们手里，他又拿不出钱，没人出面怎么行。我还是担心姜先生的安全，转向万虎问那个吕厚忠有没有前科？万虎反问啥叫前科？我说就是以前犯过案子。万虎说没听说。我又问工人知不知道姜先生在这里？万虎说好像知道。姜先生说知道就好，就是不知道也得让他们知道，不然怎么办？说毕朝万虎挥一下手。

姜先生走后我立马赶到报社“老弟”订的那座酒店，见到“老弟”我没讲万遭遇绑架的事，怕节外生枝。总起来说“老弟”给我的印象不坏，年轻、热情、豪放，也很有正义感，听了我的诉说很愤慨，表示一定帮这个忙，并当场责成一个跑工业口的记者进行调查，说一旦发现有不正之风和腐败立刻见报。“老弟”的态度使我宽慰，也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美中不足的是这顿饭吃得胃不舒服，这同样与“老弟”有关，“老弟”曾在德国呆了几年，养成西方人往酒里加冰的习惯，而他的那些下属也深受熏陶，大力效仿，席间加冰不止，只怪我缺乏这种锻炼，冰水就在胃里作起祟来。

回到旅馆要与姜先生联系，记起他没有手机，在这方面他是个落伍的人，自己不买，女儿送也不用，而从他的具体情况出发，是很需要的，他不找别人，别人还要找他呢，比如现在。与姜先生联系不上，我便拨了万的手机，通了，耳机里传来如万那般浓重的本地口音，可我断定不是万，办了几年厂的万不会一张口就粗鲁地问你是啥个人？何况这种情况手机一定在绑架者手中。我说我是万总的朋友，他在吗？耳机里的人凶巴巴：万胜利死了。我一惊，想这么快就撕票了？又觉得不会，要这样绑架的目的就不是要钱，而是杀人。我意识到对方是在发泄情绪，就说我知道万总还活着，你们不会杀他的。他问你怎么知道不会杀他？我说你们的目的是讨薪，为这个不会杀人。他说那得看万胜利这小子识不识相了，识相……反正三天的期限，不给钱就要他的小命。我真正担起心来，因为这种说法符合此类事情的“章法”，恐吓中暗藏杀机，这便显出可怕。我觉出握电话的手有些发抖，毕竟有生头一回遇到这种事，惶恐中努力清理自己的思绪，很快明确自己用不着害怕，绑架者给了三天期限，还有回旋的余地，倒可以利用这次通话机会向绑架者讲明厉害，让他们不要做荒唐事，这样想也就心定，就对着话筒缓缓说：你们一定不要做傻事，保证不伤害万总的性命，只要万总活着他就会给你们工钱。对方冷笑一声说给个屁，厂子要倒闭了，还拉了一腚饥荒，他完了。我说他完不了，厂子也倒不了，这个我敢打包票。他说你是他啥个人，敢给他打包票？我说我是万总的朋友，我了解情况。对方问你了解什么情况？我说你们一定知道，这个厂是一位老华侨投的资，这位老华侨有雄厚的经济势力，欠你们的那点钱，不在他的话下。对方说不就是那个姓姜的老头儿？看不出像有钱的样儿。我心想你们才见过几个有钱人啊，还能看出有钱没钱。当然，姜先生的具体经济状况我也不清楚，但我清楚要愣往大处说，说得越富越好。我说你们知道姜先生有多大家底吗？对方反问你知道？我说我知道，我去过他家，光那幢房子就值几百万美元。他问合多少人民币？我说几千万，他还有许多产业，价值不会低于一个亿。对方停顿一下说：他的钱再多，在这儿也玩不转，他没有后台。我问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后台？对方说：明摆着，要有的话谁还敢给厂子使坏，让他倒这个大霉？我在心里打个艮，问你怎么知道是有人使坏？使坏的是什么人？对方说这还用问，什么人有这么大的神通，当官的呗，万胜利老小子以为半路找了个有钱的干爹就牛皮烘烘，凡事不按正路子来，人家不整死他才怪呢。我无言以对，又想起彭局和赵处对这件事情的分析，在这一点上几乎所有人的看法都是一致的，唯有当事人万（包括姜）还木之觉也。不过和绑架者的一通聊，我开始变得轻松，知道面对的不是职业绑匪，否则不会在电话里和我说三道四。于是我说这方面的情况我不太清楚，可不管万总是不是按正路子走，你们可要按正路子走，否则干系重大。对方硬邦邦说弄死万胜利像踩死只蚂蚁。我刚放松的心又立刻绷起，急切说你们胡来我就报警。对方大笑起来，说报警，去报啊，那是万胜利活腻了。说完咔嚓挂了电话。我紧接再拨，对方就关机了，我一时愣在那里，心噗噗直跳，绑架者说的最后一句话，使我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整个下午，我的思维沉浸在惶惑不安中，也十分混乱，像置身于一团迷雾中。本以为找找人就能解决的事，到头来竟变得如此复杂凶险，现在该如何是好呢？我知道在整个事情中我是个局外人，我与姜先生只是一般朋友关系，与万连朋友也算不上，饮品厂的兴衰与我没有关系，我完全可以知难而退，或者只做个旁观者，但在意识深处我知道自己不会这样做，万已落在绑架者手中，什么也做不了，姜先生呢，他那一套不把事情弄得更糟就谢天谢地，还能指望？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是撒手这事就没一点回旋余地了，一旦万出事连个报警的人都没有。

想到报警，我不由在心里打个艮，考虑起这事的利害得失，先前姜先生不同意报警是基于当时的情况，可现在情况有变，绑架者挑明杀万不当回事，这就不能等闲视之了。报案是明智之举且宜早不宜迟。这么想便拿起房间电话拨了110。

晚上，我代表“厂方”在“老地方”宴请电力方面的人，彭局赵处作陪。落坐方知坐主宾位的不是赵处说的电力头面人物，而是一个头头的小舅子。赵处一再申明请他比请姐夫更有利，因为他能“降”住姐夫，姐夫对他言听计从，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俗话说谁也不知道天上的哪块云彩下雨，由此而论就不能不买小舅子的账。只是小舅子那副狼吞虎咽的吃相和不着边际的胡吹乱侃，使我隐约觉得把事情交给这样一个人去办有些悬。

回到旅馆正想怎样与姜先生联系，这时电话铃响了，接起来竟是那个与我讲过话的绑架者，开口就说我警告你们，两天之内不发还工资就宰了姓万的！我一惊，刚要开口电话已挂断。我没再打过去，只在心里想，看来他们要动真格的了。

愣了半晌，我决定给报社“老弟”挂电话，也不晓得怎么会给他挂，而不是彭局长或赵处。我将真实情况向“老弟”道出，“老弟”在电话那边呻吟片刻，说看来事情有些复杂了，要不摸摸情况再说吧，就挂了电话。

刚要睡下，司机万虎来了，我简直是喜出望外，连忙向他询问姜先生的情况，万虎顾不上回答，急切说姜先生让我来接你，马上走。

车驶出市区，一头钻进黑暗中，看天上的星辰，能判断出是向西，听着车窗外呼呼的风声，我突然有一种逃亡的感觉，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来自真实的现实，还是受到姜先生讲述他逃亡经历的影响，反正这种感觉很真切，我觉得心受到重重的压迫。

在车上万虎讲述了大体情况：他们于中午前回到厂，一下车姜先生就被等在那里的人扣住了，先关在一间屋子里，逼他拿钱，姜先生保证在几天内还清欠薪，又提出让他们放了万，他们不答应，讲拿不出钱也把姜先生绑架走，就在这时候姜先生晕倒了，他们并不知道是低血糖的缘故，以为是犯了什么大病，有些慌，万虎急中生智，说姜先生受惊吓犯了心肌梗塞，不赶紧送医院就死定了，人一死所有参与者都有责任，统统要倒霉，他们害怕了，同意放姜先生去医院，万虎拉着姜先生找地方吃上饭，就缓过来了，却也不敢再回厂，就去了附近的长庄镇。

在长庄镇的一座小旅店里见到了姜先生，他在灯下看一张地图，脸上现出很喜悦的样子，大声说你知道吗？我在上面找到了田庄，田庄。说着又站起走到窗前，说你来看，田庄就在那个方向，离这儿才十几里路啊。

当晚姜先生又把我“带”到几十年前的田庄。许是知道田庄已近在咫尺的缘故，时间也在意识里被压缩，好像姜先生讲的那一切就发生在昨天。

　·9·

　尤凤伟作品

十

姜先生说我们为了保护顺东，不得已选择了与工作队相对抗，我们知道如此胆大妄为，肯定会受到惩罚。侯队长每次都用“沧海横流”来形容革命的气势，殊不知横水无道，带给人的只能是灭顶之灾。只是针对我们的灾难没有马上降临，我们被丢在一边，不晓得是工作队忙于土改腾不出手，还是有意采用精神战术引而不发，我们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只要听见门响就以为是来捉拿，真是吓破了胆。那些天我突然悟到世界上最强大的是什么，是什么呢？要是提问，很多人会回答是真理，但是错了，真正强大无敌的是共产党的革命。毛泽东有一句诗叫：“横扫千军如卷席。”毛历来自大，但这句诗很切合实际，体现出“横”的威力，不然共产党怎能用三年的时间打垮国民党的八百万正规军呢？

那些天，我还体会到什么叫度日如年，算起来，我们在田庄的时间总共不到半个月，可感觉是那么漫长。在时间的相对性上伯恩斯坦说过这样的话：在爱人怀抱里时间过得快，在牢狱里时间过得慢。我同意，可我还得补充一句，人处于饥饿状态时间会过得更慢，就像我们在田庄最后的日子，太阳就像粘在天上。我们凑起来的一点“硬通货”很快就用完了，房东不愿再给饭吃，我们也不想死乞白赖，当然还有几个戒指，可那是“在册”的东西，事实上已不属于自己，不能动，无奈只好采用“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用随身携带的东西去换房东的饭，但这样也有很多问题，一是我们的大部分物品老乡觉得不适用，比方西装、皮鞋、牙膏、牙刷之类（最受欢迎的是肥皂、毛巾、袜子、线衣），再则每人带的东西都十分有限，别说房东挑剔，就是不挑剔也维持不了多久生计。我们想象着在不远的一天，光着身子（真正成了原始人），啃完最后一块地瓜等死的情景，真是不寒而栗。

日子难熬恐惧也与日俱增。村里传播着流言，说我们这几个人是国民党潜伏特务，到田庄的目的是破坏土改，还说我们很快就会被逮捕镇压。我们不知道这些谣言来自何处，却知道不是空穴来风。有句话叫没做亏心事不怕夜半鬼叫门，这是指一般情况，特殊情况下就不同了，没做亏心事也怕鬼叫门，因为做没做亏心事不由自己说，而是别人给你下定论。比如田庄头一个被处死的红脸邹国甫。邹国甫不是田庄最富有的人，地不多，房子也不气派（我们从他家门前经过），被斗争时态度也很好，只因他当过伪村长，以汉奸论处，被判了死刑，从公审大会现场拉到村外的河套里枪毙了。人是被“结果”了，但留下一个大大的问号，就是邹国甫是不是被冤屈？邹在宣判后极力为自己辩护，否认是汉奸，说鬼子来了让村里人推举村长，稀里糊涂把他弄上了，他清楚给日本人当狗腿子不光彩，早晚会倒霉，坚决不干，这时候一个姓唐的抗日地工潜进村找他，让他当这个村长，说他一方面可以给抗日队伍当内线，为抗日出力，另方面与鬼子周旋使老百姓少遭殃，姓唐的还保证以后给他当证人，证明他不是汉奸，但他的说法受到司法人员的驳斥，指出那个姓唐的是国民党游击队的人，国民党连自己都不抗日，还会在下面发展抗日力量？胡扯淡。邹国甫被押往刑场时一路高喊冤枉，直到枪响。后来听说，县司法一开始并不清楚邹本人申诉的这个细节，田庄工作队报的材料没有写，公审会现场听了邹的申辩一度很犹豫，考虑是否该缓期执行，但工作队方面提出了异议，讲群众的革命情绪已经高涨，在这个时候半途而废势必给群众泼冷水，不利于土改工作向前发展。司法方面觉得不无道理，且参加公审会的还有四周好多村庄的群众，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死活而影响大局，就决定照计划执行。

那次公审大会一共枪毙了三个人，除邹国甫其余两人都是邻村的。一个是汉奸，手上沾了抗日人和百姓的血，处死当罪有应得；另一个是叛徒，叛徒和汉奸也没啥两样。不过后来从房东口中知道，这个外号叫大嘴的，叛徒当得有些蹊跷：有一回区武装队与鬼子交火被打散，队长被追到辛庄，混在百姓中。鬼子知道队长是个麻子，就把村里所有长麻子的男青壮抓起来，包括队长在内共七个人，鬼子先问谁是本村人，都说是，又问谁是外村人，都说不是，鬼子又让他们互相指认，指出谁是刚进村的队长，可没人指认，鬼子便发怒发威，让他们靠墙站成一排，说反正队长就在里面，那就从头一个挨一个枪毙，直到有人指证为止。鬼子说到做到，先开枪打死了排在第一个的那个人，鬼子再问，还没人指认，又杀了第二个人，就这么问一遍杀一个人，直到杀死了排在第四个的队长本人，这时排在队长后面的大嘴向鬼子招供，指着地上的一具尸体说他就是队长。鬼子也算守信，确认最后死的就是他们要找的队长，也就把其余的人放了。大嘴的变节行为遭人痛恨，被视为叛徒，可当时也没把他怎么样，直到土改又翻出这本陈年老账，把他当叛徒法办。这事说起来界限有些模糊，要说大嘴没叛变可他指认了队长，要说他叛变可指认的是队长的尸体。可以说死得不清不浑。不过通观整个事件过程，那个队长倒让人觉得不怎么英雄，既然知道了鬼子要一个挨一个地杀人，他本应自己站出来才是，特别是当杀到自己时，更应该挺身而出，可他没这样做，白白让三个人给他当了垫背，要不是大嘴讲了，后面的人也不得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