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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在我们心里引起巨大恐慌的不是枪毙邹国甫、“大嘴”，而是两天后处死的田宝安。不管邹国甫和“大嘴”冤枉不冤枉，对他们的审判总还是按“法律程序”进行，判案是法院，执行的是公安，而田宝安没有这种待遇，他是在斗争大会上被人用铁锨劈死的，用侯队长的话说是“革命群众对国民党特务田宝安进行了公审”。侯队长总是把“革命群众”挂在嘴边，但谁都清楚“革命群众”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指挥者就是侯本人。在田庄，斗争谁不斗争谁，让谁活让谁死，都在侯队长的“计划”之中。只是在处死田宝安之前，没有人会料到这遭会“计划”到他，觉得已经砍掉他一根指头，算惩戒过了，不会再怎样他，甚至田宝安自己也是这种心理，在斗争别人的时候，他站在台上，神情多少有些“劫后余生”的松懈，没准正是这种漠视革命的不良态度激怒了侯队长，便临时改变计划，给他打了“红勾”。当然，只是猜测，未见得就是这样，但有一点是事实，是侯队长把火引到田宝安身上的。那是在斗争会快结束时，侯队长冲着田宝安说：你，你以为去了根指头就万事大吉了吗？大错特错，你的问题远没交待清楚，有人揭发你是国民党特务。田宝安闻听一时吓得呆了，回过神就浑身发抖，像风中的树枝，忙不迭地否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侯队长并不与他争辩，只说田宝安你想顽抗到底只怕革命群众不答应。侯队长呼风唤雨，一提到革命群众就有几个壮汉蹿上台，批斗起田宝安。老套路，先动口后动手，拳打脚踢，巴掌扇，只打得田宝安鬼哭狼嚎满地打滚。这时还没人想到田宝安会死，以为“修理修理”拉倒，可最后给“修理”死了。过程全在我眼皮子底下，可能当时心里惊惶，也可能是打人场面很乱，眼前一片模糊，头脑里也很混乱，一瞬间似乎还闪过几天前顺东的指责，可能还想过自己这回能不能不做懦夫。我还寄希望于田宝安在台下的兄弟们，切盼他们能念手足之情，挺身而出。总而言之，当时犹如灵魂出窍，直到田宝安没命。不过他死的情景我看得十分清楚：一个人朝田宝安的头狠踢了一脚，田宝安在地上滚了几个滚，爬起来就往台子底下冲，像是逃也像要把自己撞死，就在要摔下台子时腿被掉下来的裤子绊倒了，一头扎在地上，就这空当，一把铁锨高高举起，朝着田宝安的脑袋直劈下来，没听见叫，只看到脑花四溅，瞬间田宝安一命呜呼，这就是我目赌的所谓群众公审的真实场面。田宝安的死为这次斗争会画上了句号，是田庄土改斗争取得“又一个胜利”的标志。侯队长总结说反动派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革命群众绝不会心慈手软。可他的话不会让知情人信服，因为田宝安根本算不上反动派，他曾经给一支国民党游击队当过“财粮”，可那是国共合作抗日时期，抗日人怎成了反动派？再者侯队长也不应该把田宝安的死推到“不心慈手软”的“革命群众”身上，据砍死田宝安的那个人讲，他是听见侯队长说声“斩”才举锨砍向田宝安的，而接近侯队长的人都知道侯队长有个说“斩”的口头语，每逢对要事决断就说声“斩”，至于当时那个“斩”是否就是死刑下达令，恐怕永远是个谜了。有一点我一直想不通，就是侯队长既然知道他不会放过田宝安，田宝安早晚得死，可为什么要将取命与取指（头）分两步走？“一次性处理”不是更省事么？他不这样做恐怕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最大限度利用田宝安来推动田庄的土改，一人事小，革命事大。只是田宝安的死究竟起到多大作用，是无法计量的，而对我们的打击却是毁灭性的，我们真切地意识到死的威胁，田宝安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不是心理脆弱，更不是自己吓唬自己，而是基于我们对侯队长的认识，或者反过来说是侯队长对我们的认识，以他的那种对反动派的认定，我们与田宝安（包括邹国甫）完全是一类人，都是反动派，杀无赦。我们惶恐万分，觉得有一把利斧举在头顶上，只待侯队长“斩”字出口，就会落下，我们就得身首分家。只是我们不想死，不想死就得想法活。我们知道“三十六计走为上”，但对我们却很不现实，我们已成笼中鸟，插翅难逃。

说起来逻辑学还是大有用处的，会推导出一个正确的方向。我们一步一步往下推：我们到国统区，到国统区就要离开田庄，离开田庄必须侯队长放行，侯队长放行必须向他屈服，屈服首先要交出戒指，交出戒指就得放弃对顺东的承诺，放弃承诺……推到这里就推不下去了，因为事情很尖锐地摆在面前，是为自己活命放弃道义？还是为了道义大家同归于尽？到这一步逻辑就不起作用了，起作用的是人心，还真让顺东说对了，我们没有为正义和道义奋不顾身的勇气，我们贪生怕死，是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俗人。不错，当年我们落在日本人手里没有叛变，但那不能说明我们勇敢，而是还没“死到临头”，一旦刀搁在脖子上谁也不敢担保自己会怎么样，人心有亮的一面，也有暗的一面，暗的一面只有自己看得见。就拿我们刚被捕时来说，大家拒不向敌人交代地下抗日的秘密，也不出卖同志，敌人警告说凡态度顽固者要加重判决，尽管我们没因此改变态度，但不可否认在心理上增加了负担。后来上级通过内线指示我们：可以做“一般性”的交代，因为“一般性”秘密敌人都已掌握，说了无碍，争取换得从轻判决。坦白说当时心里是很复杂的，也感激上级的关怀，就照上级的指示做了。可仔细地想想，心里又很是发虚，即使是上级允许，即使无碍大局，向敌人屈服终是不光彩的行为啊。

话说回来，在要不要担当对顺东的承诺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暗面”起了作用，把我们往“道义”的反方向推，只要顺东不在眼前，大家就议论起来，诉说着对顺东的不满，说他只想自己不想别人太过自私，你不仁我不义，不能为了他一人把大伙全搭进去，那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天底下也没有这种道理。很快就统一了认识，不再管顺东，把戒指再集中起来交给工作队，决定一做，大家顿觉轻松，反过来又替顺东考虑如何脱险，想来想去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后来建越提出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就是给顺东的手指做个外科手术，取下戒指。大家听了不由瞠目结舌，觉得这办法太过荒唐，这和老黑砍田宝安不是一个样吗？建越说不一样，老黑是一斧子砍下整根手指，手术是贴着戒指切下一小截，取下戒指再接上或许能长住。听到这儿我再也忍不住了，说这办法根本行不通，指头可以切，断指也可以接，但需要有器械和药品，没有器械无法将血管和神经接通，没有消毒药品肯定会感染，那就不是一根指头的问题了。建越仍不服气，说眼下就这么一个条件，只能因陋就简，至于消毒也不是绝对的，田宝安也没消毒，他感染了吗？我说他感染没感染你知道？建越继续强词夺理，说我说过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嘛，你要有好办法讲出来呀。我讲不出，大家也讲不出，最后竟又回到建越的办法上，贾开说退一步就算接不起来，用一根指头做代价换回一条命也是合算的，舍车保帅嘛。安和说不妨跟顺东说说，听听他的意见，也说不定会同意呢。贾开说不同意就开导开导他，让他明白世界上没有两全其美的事。

内忧外患使每个人的思维都极度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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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凤伟作品

十一

上午我和姜先生找到镇派出所，主要想打听一下报案后警方采取了什么行动，案情有无进展。接待的是派出所一位姓郝的所长，郝轻描淡写说，昨晚接到市局110指挥部通报，今天一早便派警员去厂子询问情况，没找到负责人，回来了。我们告诉他工厂不得已唱了“空城计”，郝“嗯”了声，说他们会立即采取行动，解救人质。

在我们起身告辞时郝提出借车的问题，他说目前派出所的交通工具严重不足，直接影响到破案的效率，希望厂子能提供一部车。郝提的问题太突然，也太离谱，厂里的轿车只有万虎开着的这一部，一旦借出去就没的用，郝提了一个让人为难的要求。当然了，如果姜先生是个虚与委蛇的人，也可以在不得罪对方的前提下婉拒，比方推到万身上，可他没这样，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郝的要求，这个过程郝脸上始终挂着深不可测的笑，听到姜先生的拒绝笑便僵住了。

出了派出所，我们按计划去寻找吕厚忠，出了镇子汽车行驶在凸凹不平的山道上，颠簸的厉害，可这并不影响姜先生打盹，昨晚讲述“历史”到深夜，影响了睡眠。趁他休息的当儿，我与万虎聊起来。万虎是万的侄子，在部队当过驾驶兵，复员回家正赶上建这座饮品厂，就人尽其用地给他叔开起车，什么叫“嫡系部队”？这就是了。许是在部队锻炼过的原因，他的眼界比他叔宽，人也更活泛，我甚至想假若让叔侄俩换个位置，由他来管理这个厂，一定会比现在好。自然我也知道这“一厢情愿”与姜先生的“报恩”初衷相违背。我问万虎对厂子的前景怎么看？万虎说不乐观。我说撇开目前遇到的困难来说呢，他说也一样。我问为什么？他说要干成一件事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可我们都不具备，特别是人和这一条。我问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呢？万虎的情绪有些激动，说怎么可能不得罪人呢？有权有势的来勒索，满足了好说，不满足就坏你，比方刚才的郝，不给他车能帮咱破案才怪呢，你不知道，厂子最早进的是一台日本丰田，没开几天就叫镇工商所借去了，说是借，可谁都清楚是有借无还的，这台国产捷达一进，又让不少部门盯上了，不弄了去不甘心。社会上把我们这种私企叫做“菜鸟”，开始不晓得这菜鸟啥玩意儿，问人家，才知道菜鸟就是给人吃的物，太对了，谁都想吃我们几口，没吃着就咬。我问怎么万总就坚持说没得罪人呢？万虎说我叔糊涂，他以为给了人家好处就把事摆平了，事实不是那么回事，狮子大张口，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像那些贪官得了百万想千万，有一千万想过亿，没有个够。我问厂子为此要付出很多吧，万虎说肯定，停停又说我老婆是厂里的会计，她专门记了一本账，一笔一笔记得清楚。我问这个万总知道吗？万虎说他怎么会不知道，每一笔都是他签字支出。

路程不远，不一会儿便到了吕厚忠的家七桥村，万虎把车停在村头上，立刻有一群小孩子围上来看稀罕，其中一个问我们去谁家，万虎说吕厚忠，有几个孩子一起指着一个长兔唇的男孩说吕厚忠是他爹。我不由“唔”了声，仔细端量起这个有缺陷的男孩子，这么说吧，要是给他换换衣裳，理理发，洗洗脸，再把他的嘴用手挡一挡，当场就变成个十足漂亮的男孩子。当然这个漂亮的男孩的形象只存在于想象中，现实的男孩却是又肮脏又丑陋的，让人感叹生怜。我问你爸爸在家吗？他摇摇头，我又问你妈妈在家吗？他还是摇头，我心头一惊，转向别的孩子问：他不会说话？不等别的孩子张口，男孩立刻用行动证明自己不是哑巴，说俺妈上山（下地）了。我问远不远？他又摇起头，于是我明白是生理缺陷让这个孩子怯于说话。

我们让这孩子去地里找他妈，孩子撒开小腿飞奔而去，一会儿就钻进庄稼地里。我们等在当街，看着街两旁破旧低矮的草房和一堆堆隆起的粪堆，看着孩子们光着脚丫在满是秽物的土街上奔跑，这一瞬间我兀地忆起自己的童年，在半个世纪的两端，“光景”是那般毫无二致，时光似乎凝固，只有人一茬茬生，一茬茬老。

那男孩返回来，身后跟着一个背玉米秸的年轻妇女，不用说她就是吕厚忠的女人，这孩子的妈，还可以这么说：要是给她换一身衣裳梳妆打扮一番，那就是一个漂亮女人。她似乎已知道我们来的目的，看了看我们没说话，径直往自己家走去，我们跟着她来到一座房前，大门敞着，院里堆满了刚收来家的玉米、地瓜、花生之类毛粮，走进去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那女人把玉米秸依墙放下，拍拍身上的草屑，然后拿出钥匙开了屋门让我们进，与杂乱的院子相比，屋里却空荡荡，见不到一件像样家具，只有一个锅灶，一铺炕和靠墙的几口装粮食的缸，要不是亲眼见，怎么都不会相信人能穷到这份儿上，又职业性想，要是以后要拍旧社会背景的影视剧，到这里拍摄即可，不用现搭景。

没有可以落座的地方，我们只能站着，那女人也站着，犯人似的低着头，姜先生问她：孩子几岁了？许是没料到会问这个问题（我和万虎也没料到），她打个艮，后回答：八岁。

姜先生又问：上学了？

没。

到了上学年龄怎么不上学？

他不去。

为什么？

嘴不好。

嘴能矫正啊，很小的手术。

没做手术。

怎么不做？

太贵。

多少钱？

听说好几千。

应该做，影响上学是一辈子的事。

谁说不是。

就是钱的事？

嗯。

去做吧。

我出手术费。

啊！女人惊吓得瞪大眼，看看姜先生，又看看我和万虎，问：你们来是为这个？

姜先生说：我们来找你男人吕厚忠。

女人说：他跑了。

姜先生问：知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女人使劲摇着头。

万虎大声呵斥道：你是他老婆，咋不知道？

女人畏畏缩缩说：俺真的不晓得。

万虎哼了声说：包庇罪犯就是同案犯，要坐牢，你必须悬崖勒马大义灭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女人不言声，使劲低着头。

万虎又说：你听好了，要是吕厚忠回来，就告诉他，乖乖放了万厂长，否则事就大了，成了重案犯，不枪毙也得坐一辈子牢！

女人完全呆了。

姜先生不满意地看着万虎，示意他住口。

我也不赞成万虎用这种态度对待这个女人，可要和吕厚忠谈判，就得找到他，而最可能知道他下落的就是他老婆，就对女人说：你别害怕，只要找到他，让他把人放了，人就会没事，吕厚忠还会在厂里干活，这位姜先生刚才也说了，事情解决他出钱为你儿子做手术。我对姜先生的许诺多少有些“篡改”，加上一个前提，因为我觉得有这个必要。

女人用疑怯的眼光看看我又看看姜先生。

姜先生对她点点头。

正这时，从外面拥进几个青壮汉子，万虎说他们是这村在厂里干活的人，不用说是闻声赶来的。本想从他们嘴里探听吕厚忠的消息，不料这伙人的态度十分强硬，说只有发还欠薪才说出吕厚忠的下落，其中一个留小平头的还威胁说：不给钱你们也走不了，一时间气氛剑拔弩张。

姜先生问小平头：厂里究竟欠你多少钱呢？

小平头气呼呼：一个月三百十个月三千。

姜先生惊讶：怎么，一年没开工资？

一片怒声：就是，就是。

姜先生把目光转向万虎，万虎默认。

姜先生从嗓子眼里挤出句：这个小万。

我对万的恶感也就在这一刻油然而生，心想，你个万，原本也是个种地的农民，穷得连老婆都讨不上，只因为姜先生一心帮你，给了你一份产业，可刚刚成了一个人物，就对邻里乡亲这般刻薄无情，与那些为富不仁的黑心老板没什么两样，真的让人愤恨。我又想到自己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无疑是助纣为虐，要不是看在姜先生的面上，我定会甩手而去的。

找不到吕厚忠，又问不到下落，就只有走了，到村头发现汽车已被人用铁链子锁在一棵树上，小平头那一伙站在远处冷眼相观，事情明明白白我们不知该怎么才好。

也只有和小平头他们谈判，对方却不谈，只要钱，说不见钱说破天也没用，谈不拢，也就僵住了。

突然万虎换了一副面孔，冲小平头一伙怒喝：你们听着，你们这是犯法，是抢劫加绑架，我已经报了案，警察一会儿就来了，你们要不想倒霉的话，就乖乖地开锁放我们走，否则——哼！

没人相信他的话，包括我和姜先生，寻思他是使用恐吓战术，不过他的话却引起我的担忧，如果事情不尽早解决，走到万虎说的那一步也不是不可能的，这样对谁都不利，我正想把自己的想法说给小平头一伙，这时就听见了由远而近的摩托声。

姜先生瞪眼看着万虎，问：你真报警了？

万虎满不在乎地说：报了。

姜先生吼句：浑！

后来知道，万虎是在双方对峙过程中偷偷打手机报警，从镇上到这里很近，摩托车是说到便到的。

姜先生看着我。

我命令式冲小平头喊：把锁打开，快跑。

没人动，许是发蒙，我又喊，这当儿两辆摩托风驰电掣般进了村。

四个警察从两辆摩托车上下来，一起拔出枪，见这阵势小平头丢下手里的钥匙和他的人四散而逃。

警察没追，一个大块头警察横横地冲我们问：谁报的警？

许是万虎已意识到自己的鲁莽，吞吞吐吐说：是我，可是……

大块头又问：逃走的可是嫌犯？

万虎看着姜先生。

姜先生说：这里没事，误会了。

大块头警察皱起眉头：误会了？你们和公安机关玩？

我怕姜先生把事情弄糟，赶紧对警察说：是这么回事——

大块头警察不由分说地打断：别啰嗦，是不是你们报了警？

不等回答又问：逃走的是不是涉案人？

万虎说：他们……

大块头又打断，说：行了，事情已经清楚，这里发生了劫车案。说罢转向一个白面小警察道：小宋你带他们回所做笔录，向郝所汇报，我们捉拿了案犯就回去。

我们的思维被弄得一愣一愣的，竟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是事实，三下五除二，警察就给案子定了性。

抱着把事情澄清的愿望，我们同意照大块头警察的话做，回镇上做笔录，就这么离开七桥村。车开出去，我们看见吕厚忠的女人远远地望着我们。

你得承认，大多干公安的人都很耿直，不善于伪装，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比如郝所长。当我们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就不是先前借车时那副模样了，黑着个脸，说话横横的，好像我们是他捉拿归案的犯人。

姜先生不会写简体汉字，笔录由我这个“局外人”做。当我把“精心”炮制出来的笔录交到郝手里，他看了看，用不无挖苦的口吻说：真是奇了怪了，受害人为犯罪嫌疑人开脱，可是东郭先生转世？

我刚要解释，郝挥手打断说：你们出尔反尔，是对国家执法机关的蔑视，不要紧的，我们会从犯罪嫌疑人那里得到口供，不让你们的伎俩得逞。

我们张口结舌。郝告诉我们现在可以走，但不能离开镇子，随时等候传唤。走出门，带我们来的那个小警察走向万虎要车钥匙，万虎不给，小警察也不说话，伸手抓住万虎的胳膊一扭，万虎哎哟一声，钥匙从手里脱落，掉在地上。这时郝走出来，说不要低估我们警察的身手。又说我们是依法办事。姜先生气愤地质问：无缘无故扣车，这是哪国的法？郝艮艮地说：自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不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法。顿了顿又说：需要我解释一下吗？这个案子属抢劫性质，根据你们的报案我们已立案侦察，所以这辆车就是涉案的赃物，我们有权扣留，直到结案。

我们总算明白郝为什么一定要立这个劫车案了，是为这辆没“借”给他的车啊。不过细想想郝也是“有法可依”的，就算是“法为己用”，也是我们自己撞到他枪口上去了，对此别说我和万虎，就是持美国护照的姜先生也没咒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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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姜先生说建越用一件羊毛背心换了房东的几个玉米面饼子，他不吃独食，招呼大家到他那里一块享用。不早不晚，刚要吃，进来几个武装民兵，宣布奉工作队之命将我们逮捕，可怕的一刻终于来到，奇怪的是当时我们没想别的，只想把冒着香喷喷热气的饼子吃下肚，我们也提出这个要求，没得到允许，他们把饼子揣进自己的怀里，说是“战利品”，押着我们出门。

我们被关在祠堂附近的一座空房子里。房子很小，我们几个坐下就占满了，只有一扇门，窗棱子都破碎了，透过露天的房顶，能看见天上的星星，等月亮也升上来，对我们的审讯就开始了。头一个被带走的是贾开，过了大约一个时辰，他被带回来，又换了雷觉。门口窗外都有监视的民兵，我们不能向贾开询问情况，只用眼看他，贾开连着咳了三声。咳是我们在日伪监狱时用过的暗号，三声咳代表秘密已经暴露，事态严重。贾开故伎重演，使我们的心一下子提到嗓门，又大惑不解，会有什么秘密暴露呢？我们没有隐瞒什么呀，连国民党地工的身份都做了交待。说实话，交待之后我们就意识到失策，特别是在邹国甫和田宝安分别以汉奸与特务的罪名被处死后，我们更是懊悔不已。有句话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何况我们已将“罪证”和盘托出，授人以柄。我们在惴惴不安中等待雷觉回来，雷觉回来后依然是咳了三声，于是大家就意识到事情确实不妙。

不知是按照怎样的顺序，我是最后一个被带走的。临时审讯室在祠堂的一间屋子里，进门见侯队长坐在一张香案后面，吸着旱烟袋，昏暗的油灯照在脸上，神情很平和，也没因连续的审讯露出倦相，相反倒显得很亢奋。让我奇怪的是屋里只有他一个人，等带我来的民兵退到院子里，门就关上了，屋里只剩下审人的侯和被审的我。我知道这不符合规范，因为我是经历过无数次审讯的人，对这一套再熟悉不过。当然我不是挑剔什么，我只是觉得意外，甚至产生错觉，感觉好像不是在审问，而是两个人在谈心。

一开始也确实有点像谈心，侯队长的态度很和蔼，眼笑笑的，说话慢声细语，与先前的侯队长简直判若两人。他让我坐下来，给我倒一杯水，问我吸不吸烟，我回答说不吸烟，而心里想的是他最好问问我要不要吃饭，他没有，继续说与我毫无干系的烟，他说他是在读大学时学会了抽烟，一抽上就戒不掉了，开始吸纸烟，后来参加革命工作就改抽旱烟了，一是须和工农打成一片，另外纸烟也不好搞。说完他朝我笑了一下，抬起一只脚像模像样地在鞋底上磕掉烟灰。接着他又问我的家庭情况，其实在“材料”里已交待过了，他应该看过，为了让他满意我又说了一遍，他说这种情况土改是要划地主成分的，我没吱声，他又笑了笑，说你家比我家可是小巫见大巫的，我家是我们县首屈一指的大财主，光地就有五百亩。我煞是吃惊，一下子清楚他是怎样出身的革命者了，同时也知道他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个。果然他说共产党是工农党，但也不排斥工农之外的人，只要能坚决背叛自己原来的阶级，就能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我还没吱声，心想把我们抓起来为的是动员我们加入革命队伍？他又说下去，当然了，要参加革命就得对革命有认识，有认识又必须有行动，现在是你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我问采取什么行动呢？他说这个我说过了嘛，与反动阶级决裂啊。我问你说的反动阶级指什么？他说自然是地主富农和其他有财产的人。也许是自己刚被剥夺了财产的缘故，听他这么说我心里十分反感，就不管不顾地说，只因一个人比别人富裕些，就认定他有罪是反动派，就剥夺他的家产，就把他消灭，这是荒谬的，不人道的。我以为他会发怒，却没有，他看着我，不说话，神情依然很平和，好似鼓励我说下去。我又说反正我对共产党的这种革命是不赞成的，你家是财主，你真的认为你家的财产是剥削而来？你的家人是有罪恶的反动派？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把话说得那么激烈，好像要把对革命的成见一吐为快。侯队长一直在认真听，他慢吞吞装上一袋烟后说：你的认识大致不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财产并不代表罪恶，有产阶级也不见得反动，从某种意义上甚至还代表着进步，对人类社会有贡献。我没想到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惊讶地看着他。他说下去：就拿我自己的家庭来说，从我的曾祖父到祖父再到我父亲，几代人都勤劳本分，为人和善，乐于助人，热心公共事务，办学、修路、赈灾、济贫样样都舍得出钱，当然家里也雇了伙计，但家里待他们很好，工钱很高，吃得很好，干完一年活他们就要求下一年接着干，有一个姓邹的老伙计干不动了，就养他直到死。是啊，这样的人怎么能说反动呢？颠倒黑白，但是，因为革命的需要，就必须打倒我父亲这样的人。我说这很功利。他说是啊，把财产分给穷人，穷人才能跟着共产党去打国民党反动派，这你也就明白共产党打倒富人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我没想到侯队长对问题有这样的认识，也好像头一次认识他。当然他讲的“革命”道理我还是不能理解，我问：那么田宝安和邹国甫……他打断说：我知道你会提到他俩，因为你看见他们被处死，觉得很残忍，是不是？我点点头，他说事实上我也认为很血腥，但问题在于他们必须死。我惊讶地问：必须死？他点点头，说人是一定要死的，至于死的是谁不重要，怎么可以想象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是和风细雨呢？就像打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才能体现出战争的壮烈。听得我的脊背发冷，简直不相信这些话是出于一个堂堂的共产党县委组织部部长之口，就是说，让我吃惊的不是他说了些什么话，而是说这些话的人，这个人像对我施了巫术，让我疯狂，让我不知好歹不知死活，我说侯队长你的观点我不敢苟同，就算是中国的现状需要用革命的手段来加以改变，那也可以采取比较温和的方式，我听说阎锡山在山西也搞土改，办法是政府买下地主的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耕种，实现耕者有其田。侯队长说这个我倒没听说过，就算有这回事，也是因为阎锡山搜刮民脂民膏，手里有钱。我说阎锡山再能搜刮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他给地主发放一种为期十五年的债券，十五年后国家发展好了，债券会升值，发展不好就贬值，这样地主们也无话可说。侯队长说你说的这种方法温和倒是温和，但不符合我们共产党人的革命宗旨，我们的目标是消灭私有制。我说剥夺地主的地分给农民，土地换了主人，照样是私有制。侯队长说不是这样的，一旦我们革命成功取得政权，就会像苏联那样消灭私有制，走集体化道路，土地不再为个人所有。我说要是这样，那你们现在的土改便是一种欺骗了。侯队长说我们并不这么认为，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在中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我冲口问句：侯队长你信仰共产主义吗？侯队长朝我翻了一下眼，喉咙像被什么卡住了，我想他可能没料到我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摇了摇头笑了，说跟你说实在的吧，信仰不信仰我还真没想过哦，没想过。他的话让我惊诧，我本以为这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他会说信仰，坚定不移的信仰。我所以这么问是想引出这个话题从而谈谈我的看法。我接着问：对你们共产党人来说难道这还是个需要想的问题么？侯队长咬了一下嘴唇，说如果要负责任的回答是需要想一想的，平常革命工作忙，还真没时间想这些问题，而且人总是注重眼前，对遥远的事也就容易忽略不去想，就说共产主义吧，目标宏伟，可什么时候能实现呢？一百年？二百年？我们这一代人谁又能活这么久？何必钻这个牛角尖？我说既然这个目标虚无缥缈，为什么还要以它的名义，发动一场让那么多人无谓牺牲的大革命呢？他脸上泛出微笑，轻轻说两个字：政权。停停又说，其实我们共产党人丝毫也不隐瞒这一点，明白无误地宣告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夺取政权。我问夺取政权的目的呢？他一笑说这也是个问题？打江山坐江山呗。也就在这一瞬间我开始对侯队长产生怀疑，怀疑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而是共产党中一个投机分子，一个败类。说实话，我倒真的希望是这样的，尽管我不认同共产党，但也不愿意共产党就是侯队长说的这样子，太可怕了，如同要再次认证似的，我又问：侯队长你说的都是你的心里话吗？侯队长的脸突然一变，冷笑一声，说：面对一个将死的人，我有必要说假话吗？我的心“咚”地一跳，侯队长又笑笑，将那杆与工农打成一片的烟袋插进荷包里，装上烟，把头凑近油灯点着，烟雾在他的眼前弥漫开来，使他的面目更加迷离，似真似幻。他从嘴里拔出烟嘴说下去：本来还想给你最后一个机会，让你悬崖勒马，可你太不识时务，自己把这扇门关上了，还自作聪明，问这问那，好哇，我满足你，现在满意了吧？我暗暗叫了一声天，终于明白他所以毫无顾忌地对我说这些为党所不容的话，是因为他在心里已将我判了“斩”。在他的心目中是在跟一个死人说话。不过一经清楚自己必死无疑，心里倒没有顾及，我义正词严地质问道：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你一定要置之死地而后快？他说你们自己清楚。我说：不错，我们曾是国民党的抗日地工，叫特务也行，但我们是爱国者，你们和国民党打起来了，可以说国民党是反动派，但我们不是，我们没有和你们作过对，倒是为抗日工作过，坐过日本人的监狱。侯队长说：说下去呀，坐了日本人的监狱，最后怎么当了日本人汉奸？我说我没当汉奸，侯队长问难道没向敌人自首过？我说没有。侯队长说：算了，不要再以英雄自居了，俗话说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你讲，你们向没向敌人交待所谓的“一般性”秘密？我顿时明白侯队长所指，又十分惊讶，我们在“自传材料”上并没有写“一般性”交待的事，侯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侯紧追不舍：你讲呀，是不是我诬陷？这时我才晓悟过来，一定是我们中间有人对侯讲了那件事，这个人会是谁呢？我没有时间对此进行分析判断，既然侯知道了，我就必须把事情讲清楚，就是死，也不担这个汉奸罪名。于是我把“自首”的来龙去脉给他讲了，侯始终是一副嘲笑神情，听我讲完他说：无稽之谈，难道世界上会有这种不讲原则的上级？当然了，你们几个说法一致，但这是串了口供的。我说我们讲的全是事实。他说你以为我弱智，会相信你的鬼话不成？我说怎么是鬼话呢，难道上级为自己的下属着想是不正当的吗？在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保留下级的生命不是一种仁爱精神吗？侯队长哼了声说：让你和你那劳什子随仁爱一块见鬼去吧。

我被民兵押回关押小屋，路上我一直在回想临走时侯队长呜噜的那一声是不是个“斩”字，不过回到小屋，见月光从破屋顶照上墙壁，倒真像悬着的一把斩首利剑，心不由猛地一沉。同伴们没一个人睡觉，大瞪着眼，我没像其他人回来那样咳嗽，因都过过堂了，再通报什么已没有意义，而且我也知道，再继续保持沉默也没有必要。坐下后，先朝每个人看了一眼，然后说大家一定都清楚，我们中间出了个告密者，把我们大家都出卖了，现在我们要把这个人找出来，问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道理何在？我的话音刚落，顺东开口说：不用故弄玄虚了，你要找的人就是我。我吃了一惊，大家也同样，所以吃惊不是没想到是顺东，而是他承认得太痛快。这就使大家一时无言以对。良久，建越开口说：你承认了好，就是不承认也知道是你。顺东拖着长腔说是吗？建越说你恨大家，顺东又说是吗？不过我倒要问问，我为什么恨？不等大家回答，顺东接着说：不错，我是恨你们，因为你们背信弃义，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干的好事，停停又说：你们交上了戒指，这意味着什么？很清楚嘛，你们只想着自己活命，而不顾我的死活。大家面面相觑，疑惑顺东怎么听到了风声。贾开说顺东你得通情达理才是，不是大家不管你，是实在没有办法，事实上大家也为你着想……顺东哼了一声，说：为我着想？不就是把指头和戒指一块切下来么？这也叫办法？安和说可终归比丢掉性命要好呀，顺东说我不想丢命也不想丢指头。我忍不住，接他的话说：所以你就以牺牲大伙为代价，来保全你自己？顺东反问错了吗？你们不管我，就不兴我自己管自己？雷觉说顺东你以为这样就保住自己了吗？顺东说：当然，我为共产党立了功，我说：好哇，缴枪不杀，你就等着共产党论功行赏吧。说实在的，那时我真的很恨顺东，由于他的所作所为，我们没有一点回旋余地了。

　·12·

　尤凤伟作品

十三

早晨醒来，姜先生说晚上做了一个梦。我说在梦里回到了田庄。姜先生问你怎么知道？我说猜。姜先生叹口气，说要不是眼前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倒真应该去一趟的。我说我也想去，以后吧。

“以后”就是一年以后了，我去了田庄，一个人，这自是后话了。

不知从哪一刻起，在我的意识中，历史的田庄与现实的长庄忽然有了某种联系，虽然两者处于时光长河的两端，首尾不见。后来我想这也许是季节所致吧，姜先生所讲的田庄与我们所在的长庄，都同在秋季里。

多事之秋。

早饭的时候我问姜先生你讲了这么多田庄的事，怎么还没讲到救命恩人老万呢？姜先生说看来你听得有些不耐烦了，我也知道讲得太啰嗦，人上岁数了，不知不觉就絮叨起来。停停又说，不过我还是慢慢讲为好，一讲完你拔腿走了，这里谁来帮我呢？我笑起来，说你只管讲好了，要能讲上一千零一夜，或许就有一部世界名著了。话是当玩笑说，但心里却很是内疚，姜先生这么寄希望于我，我却没有做出有成效的事，事情不仅没有解决，反倒越来越复杂。

饭后我给彭局长打电话，开始占线，拨通后我问他赵处长那边给没给回话，彭说还没有，要不你直接打电话问问。我就给赵处打电话，拨了十几遍才通，我像问彭那么问赵，赵的回答也如同彭，说小舅子还未回话，你直接给他打电话吧。我感觉到彭、赵明显在敷衍，推到“下家”了事，想想也无计可施，就“直接”找“小舅子”。倒是很顺，电话一打就通，就好像小舅子正等在那儿似的。他说我知道你会来电话的，放心，我已经把任务交待给姐夫了，姐夫很重视，说他们公司目前正是“保鲜”整改阶段，抓行业不正之风和腐败，一经发现坚决处理，决不手软。听着从“姐夫”那里传过来的铿锵之言，我不仅高兴不起来，反倒很失望，很明显事情还未着手办，仍停留在“务虚”阶段，同样是在敷衍，我很是不满，却还要违心说要他代向“姐夫”致谢，希望能尽早把问题解决，小舅子一口喊出三个没问题。我要挂电话，不想被小舅子止住，说老兄别急，我寻思……有句话我还是说了吧，我稍稍一愣，说有话请讲，他说我是个直性子脾气，不会曲里拐弯，我也不是官场里人，也用不着避嫌，就实话实说了，我知道你们急于恢复生产，时间对你们是一寸光阴一寸金，所以我想最好能把事情摊开。我有些茫然，问怎么摊开？他说你们请人帮忙，自然会有所表示。我一时没转过弯来，问什么表示？他说“点”啊。我问“点”？他没回答，却从耳机里传来手指摩擦的声响，我兀地明白他说的“点”就是点票子，他似乎也猜出我懂了他的意思，就说：你老兄别怪我把话说得太直了，其实我也可以像别人那样玩猫捉老鼠啊，可那样有什么好处呢？只有误事，到头来还是该点点，该收收，既然这样，大家就不如去掉伪装，真诚相见，以达到双赢的目的。小舅子的一番话惊的我张口结舌，不是因为他提出要钱，而是要得太赤裸裸，连“双赢”这个富于时代感的词汇都用上了，到此我已意识到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不是我有意拒斥，而是在“钱”上我不具谈判资格，我是个局外人，我清楚这个，却不知怎么从嘴里说出这样的话：我同意，你具体谈个意见吧。他说可以，我匡算了一下，从替工厂捡回经济损失的数额上，工厂给我们不应低于五十万。我没吱声，他接着解释起来，说20％的回扣是约定俗成的，比方现在的工程，发标人都会从中标方拿到这个比例的回报，所以现在就到处都修路到处都建花园嘛，所以就有若要富快修路，若要钱建花园一说嘛。我说那些与我们无关，还说我们吧，这五十万彭局和赵处是什么意见呢？他说他们还能有什么意见呢？我说可他们没提……他打断说他们能提？那才是大傻呢？我说我知道他们不傻，他说岂止不傻，脑瓜灵光着呢，特别在这方面。我说哪方面，他说你没听人说，现在那些当官的，把全部聪明才智都用在两个方面，一是怎样拍马溜须往上爬，再是怎样搂钱才不会被发现。我煞是惊异，这些年官场腐败的话听得不少，也多有振聋发聩之言，可像小舅子说的这种“一箭中的”的话却没听到。小舅子仍滔滔不绝地说，甚至还告诉我这五十万怎么分他自己能拿到多大份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透明，难道是一桩能摆到台面上的事？

与小舅子通完电话，我正考虑要不要把内容跟姜先生说，这时万虎从外面回来了，他一早便去探听情况，连早饭也没顾上吃。万虎说昨天警察在七桥村虚晃一枪就回来了，根本没认真抓捕那几个“劫车匪”。这倒是没想到的事，看昨天他们那副气势汹汹的架势，好像不一网打尽决不收兵。我问万虎今天他们去没去七桥村？万虎说没有，又说他们不会再管这件事情了。我说不把人抓到案子就结不了啊，万虎说他们才不想结案呢，我问怎么？万虎说结不了案，咱们的车就永远是赃物，永远扣在派出所里，今天一上班，郝所长就坐咱们的车出去了。姜先生气愤地说当成赃物，就应该封存，他们无权使用。万虎说他们才不管这一套呢。

事情真是陷入泥沼中。

姜先生想想说：咱们走，不要车总可以吧。

我说不要车自然可以，可去哪儿呢？

姜先生说回厂。

万虎说不行，我老婆来电话说又有不少人去送水果，等在那儿不走，不住口地骂，回去又来麻烦了。

姜先生使劲抓着头上的白发说我还真忘了这档子事，可是……

我知道他“可是”后面的意思，打断说现在顾不上枝节问题，还得集中精力解决停产和万总的事。接着我把刚才与小舅子通电话的情况大体讲了讲。姜先生好像在算账，可能没算出来，问我五十万人民币合多少美金？

我说：六万多。

姜先生惊讶：要这么多，这座厂才值多少钱呢？

我说这个人家清楚，要的这六万美金是总资产的百分之二十。

姜先生更惊讶了，说真见了鬼了，这座厂当初的投资就是三十万美金，他们怎么知道？

听姜先生这么说我也感到十分意外，原以为小舅子的“匡算”是故弄玄虚，事实上却是有根有据，我也重复着姜先生的话：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万虎说：这不难，资本金从有关部门能查出来。

我问万虎：现在拿回扣真的有一定比例吗？

万虎说：这种拿法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和他谈判，往下压。

姜先生说：压到一万两万眼下也拿不出来呀。

万虎说：另想想办法吧。

我说：要不我再联系一下报社的老总，看看他那边有没有进展。

万虎说：对，咱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姜先生说：那就去市里吧，在那里办事方便些。

我说：可以是可以，只是花费要大。

姜先生说：这是个问题，没有厂里的证明，美金兑不出来。停停转向万虎问：那里有没有收美金的饭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