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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虎说：有涉外宾馆。

姜先生说：咱们走。

也不是说走就能走的，车给扣了，有没有合适的公交车还不晓得，万虎说他出去问问，刚要出门又停下脚，说：家里有辆手扶（拖拉机），带斗，要不叫我老婆开过来？

我和姜先生对视一下，点了点头。

万虎正要拨电话，我想起什么，对万虎说：昨天你说的那本账，叫你媳妇带过来？

万虎说好。

趁万虎打电话的时候，我把昨天在车上万虎说的账的事，对姜先生讲了讲，姜先生疑惑说还有这样一本账？我说这种账恐怕所有的企业单位都会有。姜先生问带账来有什么用？我说上面有些线索兴许能看出我们得罪了什么人，姜先生怔怔的，中风后遗症使他的思维慢半拍，过了许久才“噢”了一声。

到市里须事先跟“老弟”通通，我便往报社打电话，没等我开口“老弟”先通报他那儿的情况，说小马（跑工业记者）到长庄镇去调查，政府头头讲那个沂东饮料厂垮了，老板携款外逃，公安正在缉拿，一切得等到犯罪嫌疑人归案才行，所以小马就回来了。我听了十分气愤，大声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政府怎么说话这么不负责任。接着我简要说了真实情况，“老弟”叹口气，说镇这一级我最清楚，在他那儿也一亩三分地，谁都拿他们没办法。我说上级……“老弟”说他们能当上镇头，又能坐稳了，就说明有“上级”罩着，所以才有恃无恐。“老弟”略一顿，又问你现在在哪儿？我说在长庄正要往市里去。他说你过来吧，晚上咱们再聚聚。我说好，由我做东。“老弟”说“东”有人做。我问谁？“老弟”说你的一个同行，听说你来了，一定要请饭。

万虎媳妇一来，我们就离开了镇子，万虎驾着手扶拖拉机，先抄近道送媳妇一程，然后拐上了一条“国”字号公路往市里赶。天阴着，风也有些凉，还颠簸，坐在车斗里很不受用，万虎突然回下头问我是什么级别，我说局。他说你要是把专车带来，就不用遭这个罪了。我说我没有专车。他说这怎么会呢？我们这里的书记镇长，科级，都有专车。我没吱声，因为这事说不清楚。万虎阴阳怪气说，我这辆拖拉机今天拉了一个局级一个华侨，算是做大贡献了。

姜先生目不转睛地望着一个地方，问万虎是往哪个方向走？万虎说往东。姜先生又问田庄在哪个方向？万虎用手指指，姜先生就转身看去，他“哦”了一声，抬手指向远处的一座形状像马鞍的山大声说：我认出了来了，当年从田庄逃出来，就是沿着这山根往东逃，老万给我们带路，后面有侯队长派出的民兵追赶，我摔了一跤，不能走路了，老万背着我跑……

姜先生终于说到神秘的老万了。

他说那时的老万比他现在的儿子还瘦小，可一口气背我走了十几里，我在他背上说老万你好有劲啊，他说给我口吃的，能把你背到淄城火车站。这时我忽然想起什么，问他和半老头是什么关系？他说给他家当过伙计，又说掌柜的待他不错，借钱帮他娶了亲。这时我又记起那个当向导的疤哥，建越动员他跟我们一起走，他舍不得那个破家，拒绝了，无论他的选择对还是错，起码他回去不会有事。而老万就不同，他帮我们这些“逃犯”，村里有人知道，回去肯定会受到追究，这也是我们最担心的。我对他说到了淄城火车站你别回去了，和我们一块去青岛，从青岛再往南，反正不管到哪里我们都不会丢下你不管。老万说不行啊老婆刚生了孩子，男孩。听了他的话我明白不用多说了，那一刹又生出另一种愿望，就是送给老万一份贺礼，可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有什么可送的，除了命一条，身上已无他物，想到无法对老万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心里十分酸楚，不觉流下了泪，我对着老万的耳朵问道：老万你为什么要救我们呢？老万说：你们打日本鬼子，是功臣。

我问姜先生：老万真是因为你们才死的？

姜先生点点头。

这时万虎的手机响了，接听后兴奋异常，一脚刹了车，高声嚷：我叔的电话，转身把手机递给姜先生，姜先生却推给我。

你——

我是万胜利啊！

你在哪儿？

我逃出来了。

啊！现在怎样？

公安在追。

为什么？

我，我伤人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倒霉，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你和姜先生在哪儿？

在去市里路上，你想去哪儿？

回厂。

厂子不能回，有人等在那儿。

不回不行，有样东西得拿到手。

什么？

一本账。

账？

是，牵扯很多人，得烧了。

账拿出来了。

谁拿出来了？

万虎。

太好了，那我去市里找你们，还住原来的地方吗？

要换地方。

哪里？

还不晓得，你到了市里再打电话。

知道了。

与万讲完话，我把情况和姜先生讲述一遍，姜先生摇头不止，说句这个小万。

拖拉机重新喷出黑烟，向前开去。现在想的不是小万，而是他的爹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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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姜先生说有人讲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真理都是相对的，这说法不对，比方人无论活多久，终归得死去，这就是绝对的真理。但人又不会因为知道早晚有死的一天，就充满恐惧，惶惶不可终日，而是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为自己的种种人生目标努力奋斗。我说的这是通常的情况，可一旦知道自己死到临头时，就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了，死像一座大山压在心头，让人喘不过气来，比方我们在田庄的最后日子，就是如此。不知你相信不相信，当人知道死已不可抗拒时，就会为自己设想一种乐于接受的死，当然设想必须与现实相吻合，就拿死刑来说，时代不同方式亦不同，施行了几千年的砍头，腰斩，凌迟，点天灯之类虐杀已经废除，革命时代的行刑无非是两种，一是棒打（包括铁锨砍），再是枪毙，我自己更愿意接受后者，没有肉体的痛苦，不等听到枪响便一命呜呼。

当我们在露天小牢经受着死前煎熬胡思乱想时，眼前忽然现出一线曙光，曙光里我们看到了“绝处逢生”的希望，就是有逃跑的可能，如果非死不可，在奔逃中被射杀，这也是最好的死法了。

转机出现在对我们的囚禁方式发生了改变，我们被允许回到各自的房东家，不是全部，须留下一人坐小牢，不固定，每天调换一次。开始我们有些摸不着头脑，想莫非是侯队长改变了对我们的态度？我甚至觉得是自己在审讯时的直言不讳对他有所触动，从而改变初衷，自然这是一厢情愿的臆想，善看了侯队长。真实情况是从在村外见过的那个半老头财主嘴里得知，也真是意想不到，那天傍晚半老头趁人不注意溜进了我和安和的住处，送给我们一些吃的东西，有熟地瓜、玉米饼子，还有几个煮鸡蛋，我们惊骇极了，半老头的胆大妄为简直是自取灭亡，不等我们询问，他先开口，说我们的情况十分危急，工作队已将我们的材料报送上级，要求在田庄再开一次公审大会，把我们一块枪毙，据说上级已经批准，正抓紧筹备，要求田庄工作队不要打草惊蛇，想办法把我们稳住，只待开会前一并捉拿。听了半老头的话，我立刻明白侯队长放我们回来是实行“稳住”的策略，而关一个人只是为了牵扯我们的行动。不过我和安和都很平静，继续狼吞虎咽，说实在的，半老头的通报不会再引起我们心灵的震颤，不过是死的再一次确认而已。我问半老头为什么要冒险来告诉我们？半老头说他是要我们清楚有危险，赶紧逃走。安和说谈何容易。半老头说他可以帮我们逃出去，条件是把他带到国统区。其实在他说要帮我们，我就想到他会提出这个条件，因为他曾经向我们提出过，当时我们怕受连累没有答应，而且那时的情况也不像现在这么糟，既然他能帮我们逃出田庄，带他一起走自不成问题。我们向他表示了这个意思，他无声地拱拱手，接着就讲出他的逃跑途径，他说也是老天帮忙，在鬼子占领时期，村里挖过几条地道，鬼子一来，大伙就钻地道出村。鬼子投降的第二年发大水，大多数地道都塌了，可我知道还有一条没塌，能通出去，村外的出口也很隐蔽，出来就平安无事了。听了半老头的话，我们兴奋得简直要晕过去，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我们问半老头地道入口在什么地方？半老头儿说入口更隐秘，我说了你们也找不到，反正到时候我带路就是了。想想也是这么回事，接着就商议行动的时间，这时我和安和不约而同想到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就是我们六人中有一个走不了，就是当晚坐小牢的那个人。这真像一瓢冷水泼下来，把我们浇得透凉，我们不知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劫狱？绝对不行，不但不会成功，反倒会丧失这一逃生机会；丢下一个不管？这也是我们断不能接受的。见我们踌躇，半老头有些急，说他不能在这儿久呆，得赶快定下。我说现在难定，就等定下来通知你好了。他问怎么通知？这不是个问题！我们毕竟是做过地工的人，还会被这点事难倒，我告诉他我们会把日期写在纸上，用石头压在后窗户台上，他每天来看一次即可。我知道这种方式并不缜密，但我们面对的毕竟不是专业对手，不必太复杂。半老头说明白了，接着我们又对其它相关事宜做了沟通，走时他从口袋掏出一大把铜元制钱，说帮我们解决点饭钱，也难得他想得到，正是这些钱帮我们度过了在田庄的最后日子。

半老头走后，我们的心情复杂极了，又喜又忧，还有一种对不测命运的敬畏与恐惧，田庄要么是我们的“滑铁卢”，要么是我们的凤凰涅槃，现实逼迫我们要在人生的紧要关头做出最关键的决定。我和安和商定，先不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人，以免走漏风声，然后要面对现实，不能强求圆满，自古事难全，如果非留下一个人不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而且这个人只能是顺东，我们与他的情分已尽，不存在道义不道义的问题，况且他已经用自己的行动与我们分道扬镳，那就让他留下来革命好了。这事一定，离开田庄的时间也就明确了，就是在顺东坐“小牢”的那一天。认识到这一点，我和安和同时“啊”了声，面面相觑，今天正是顺东在坐“小牢”，可以行动，但我们已无法通知半老头儿，错过这一天，再轮到关顺东就是六天之后了，漫长的六天，我们还等得起吗？公审大会在筹备，说不定就在这六天里的某一天开，这样我们就完蛋了，这情势真是想都不敢想的，太可怕了。如果压根没有希望，那没办法，含冤而死也好，饮恨而死也好，只能认了，而本来有希望，却生生错过，那真是难以接受，是死不瞑目的。我们不想这样，

于是便探讨另种可能，要是时间往前赶我们丢不下顺东，那就要丢下另外的人，“另外”自不包括我和安和，那么剩下的三个人，按坐“小牢”的顺序就是贾开、雷觉、建越，而以顺序做原则，显而易见顺东的替代者是贾开了，不知怎么，一想到贾开，眼前一下子闪现出贾开的妈妈那双热泪盈眶的眼睛，心立刻像被针刺了般疼，记得临行前去贾开家，贾开妈妈为我们饯行，做了一大桌子菜，一连声地让我们多吃，临走时贾妈妈扳住我的肩膀，动情地说，楚向我把开开交给你了，他的岁数小，性子直，凡事不知深浅，出门在外我不放心，你要把他当成亲弟弟经管呀，说着就流下了泪，我郑重其事地向她下保证：放心，放心，我会的。想到这，我清楚自己是不能让贾开上断头台的，那样以后有回长春的一天怎能面对他的妈妈呢？我将怎样对她说，说她儿子的死是由于日期排序上的原因，是没办法的事，这么说会得到她的谅解吗？不会的。

我叹了口气，就越过贾开，往下就是雷觉了，想到雷觉，心中油然泛出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儿，是内疚？是感激？还是惆怅？抑或比这还多得多。说起来要论个人关系与私人感情，我与雷觉要比任何人都深一层的，我们两家是邻居，同住南河沿，光着屁股一起长大，小学中学直到大学都是同学，医大的觉醒社也是我们俩共同发起的，随后就是一起做地工，一起坐日伪监狱，这么说吧，要是把我的简历换成雷觉的名字也就成他的了，在不算长的人生道路上，我们一度是玩伴，同学、同事、同志、狱友，在人的一生中有这种缘分，不会多见。而我要说的不是这些明摆着的事实，而是唯有我俩才清楚的内心最隐秘的部分，那就是雷觉成全了我和宛梅的爱情，或者说雷觉为我牺牲了他对宛梅的爱。这件事说起来会很漫长，我只能三言两语说了，宛梅是我俩中学时的同学，美丽而聪慧，我和雷觉都喜欢她，她对我们也很好，可以说亲密无间，经常在一起玩，一起学习与讨论问题。中学毕业宛梅没考大学，去医院工作了，和我们继续来往，后来还参加了觉醒社，帮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是缘分不尽，几年后大学毕业我和雷觉一起到她工作的那所医院工作，我们做了同事，关系更密切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摆在面前，如果要和宛梅进一步发展关系，两人中须有一个退出才行，这样才合乎爱情规则，我承认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很自私，用你们山东人的话说是不仗义，我没有退出，不仅如此，还加紧了对宛梅的“攻势”。我不能说自己比雷觉更爱宛梅，也不敢说宛梅更爱我，当后来我和宛梅确定恋爱关系后，我问宛梅，宛梅说那时在选择上她是举棋不定的。也就在这微妙时刻雷觉抽身而去，说是去沈阳探望生病的姑姑，事实上是退避三舍，等他回来，再见到宛梅，他就半开玩笑叫宛梅“小嫂子”了。我知道自己愧对雷觉，有一次谈到这件事，雷觉咧嘴一笑说，长幼有序嘛。也许就在那一刻，自己不由对雷觉担了一份兄长的责任。话说回来，在是否将雷觉舍弃的问题上，这种“责任”起到了作用，我告诉自己，牺牲雷觉是万万不可的，不仅对不起他，也对不起宛梅。

就往下想，雷觉之后是建越，我却又摇起了头，因为我知道安和是不会同意的，在我们几个中间，安和与建越的关系是特殊的，在一次运送传单中，安和的三轮车出了故障，停在半路被两个巡逻的伪警看出破绽，上前搜查，发现了传单，就把他带到警所。建越听说后不顾个人安危，冒充警局的人赶到警所，说要把要犯带回警局审讯，人家不相信，要他拿出证件来，建越却掏出手枪，指着说要想不死人，就放我们走，就这么生生把安和从警所劫走了。这件事一度被传为佳话。就是说建越对安和是有救命之恩的，在这种关头，安和就是牺牲自己，也不会牺牲建越。

想到这儿，我倒豁然开朗，除了顺东，我和安和是不可以把任何一个人舍弃不顾的，不仅是个人关系的“扯着骨头连着筋”，还因为心中尚有一条底线，做人的底线，我们不容许违背自己做人的原则。这样事情也就有了答案，我们要等，一直等到顺东再次坐“小监”的那天采取行动。

谁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那是放弃即可到手的生机，而把自己交给了无常，生死听天由命了。六天的时间，在平常不起眼，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可那时绝对不同，觉得漫长无比，心里的那种压力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晚上睡不着觉，白天神思恍惚，精神几近崩溃的边缘，那滋味儿真是生不如死。

就在我们传出信息的当天，半老头又趁房东不在家来找我们，那副焦急的样子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边跺脚一边说，你们咋的了，风声越来越紧，再等就是不要命了，你们是疯了还是傻了？我们不能告诉他实情，只说有一件事情还未了结，所以得等一等。他问还有比命要紧的事儿？我们朝他点点头，他却拼命地摇起头，说你们疯了，真是疯了，随后又表示这样他就不等我们，要自己走。我们立刻觉得事情不妙，问：你走了我们怎么办？他说我现在就把地道口位置告诉你们，到时候自己找吧。我说你不是说那地方很难找吗？我们要是找不到呢？他说这我有啥法子呢，只能看你们的造化了。我们无语，心却像铅一样重，就算那一天侯队长还没对我们下手，可找不到出村通道也就功亏一篑，惨大了。我们看到了那一可悲的下场，但心里没有动摇，我们要求半老头尽量把地点讲清楚，他倒是尽职尽责，不仅说了地点，还讲了一处我们曾见过的标志物，临走时又关照说一旦逃出去，先往东南去到一个叫万岗的村子，找一个叫万永通的人，他说他就等在这个人的家里。

姜先生说万永通就是万胜利的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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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我们无可选择，住进这座小城唯一一家四星级的涉外宾馆。姜先生抬眼望望大堂墙上的一排指着世界不同地区时间的石英钟，说现在是洛杉矶晚上九点，说毕叹了一口气。我心想他现在怕是归心似箭了，抑或是怀念着他的牌友。他在家时，每天最重要的活动是打牌，他的牌艺不精，输多赢少，而他的太太却精于此道，赢多输少，一出一进，倒也扯平。他说他太太有一句名言：不缺钱花的日子真好。

住下后天已近中午，我们到餐厅吃了饭，回到房间便一心等万的到来，直到下午三点多万虎的电话才响，万虎一听说打错了，刚要挂，又停下，继续听对方讲，而后用手捂住电话，对姜先生和我说：叔被公安的人抓住了，关在长庄镇派出所，叔让这个人送一封信过来，怎么办？姜先生想都没想说：让他来。

那人说到就到，我们一下子愣住了，这个人是我们在派出所见过的一个警察，只不过现在穿的是便服。我们一时摸不着头脑，也不知该说什么，那便衣警察也不说话，从口袋掏出一封信递给姜先生，姜先生正要拆看，便衣警察又掏出一张字条，再递过去，姜先生便先看字条，看完后又递给我，只见上写：请给来人一千美元，万胜利。“哑剧”演到这里，剧情已经大白，姜先生从口袋掏出一沓钱，数了数交到便衣警察手里，他一边装钱一边要走，我忍不住朝他问道：到底怎么回事？万经理刚脱险又被抓起来了？他犹豫着，似乎在考虑开口还是不开口，后来还是说了一句：万经理把追他的人打伤了。我说这是正当防卫啊。他说这要看我们公安怎么认定了。稍停又说：我看万经理这人厚道，就多说两句，你们趁所里还没上报材料，赶快想办法捞人吧。说完走了。我们顾不上别的，赶紧看信，字很潦草言语也不通顺：

姜叔：

这几天有空我好好想，得罪人的事想起好几件来。①有回请工商所李所洗浴，找了个小姐他嫌丑，自己相中一个做足疗的，叫我去说，我说了，人家说不干那事，他又叫我去找老板动员，我找了老板，说这事得自愿，不好弄，没成，他气呼呼穿衣裳走了，把他得罪了。②有一遭请杨镇长喝酒，他说要在咱饮料厂入个股，以后由他来保护，我寻思他喝高了说醉话，没当回事，也得罪了。③有回税务所安所拉我去打牌，我说我不会，他瞪眼说不会赢还不会输？有人想输给我我还要看看他是谁呢，拔腿走，肯定得罪了。④有回检疫所赵所借车，我问使多久，他说看情况呗，我说不行，厂里没车不方便，得罪了。⑤有一回电业所的秦所找我报销两张到加拿大的飞机票，太贵，几万，我只给报一张，也得罪了。⑥郝所说儿子要去美国念书，让我找姜叔做经济担保，我没敢跟姜叔提，看样也得罪了。⑦一回孙副镇长跟我说，县里一位领导的老爷子不行了，找人看了看风水，说咱这厂院里好，要把死人埋在这，我没应，也得罪了……

看过万的信，我和姜先生不住地摇头，也清楚万不惜“千金”雇人送信，为的是提供线索，以便让我们找到那个暗中使坏的人。想想万也真是有些“各色”，要么一个想不起来，要么想起来就是一大串，让人怎么分辨？再说眼下也顾不上这个，捞人要紧，否则公安一将案子定为伤害，事情就麻烦透了，按照法律，轻度伤害就可以判刑入狱。

说来说去，又犯在郝所长的手里。万虎似胸有成竹，说首先得把郝所摆平，救出他叔再说，我和姜先生同意。现在知道让郝所长愤恨的事情有两件：车和担保，车他已经坐上了，可这不能说已不是问题了，得明确告诉人家，同意借，让他坐得舒坦。担保的事自然得姜先生拿主意，姜先生说他“担保”，等回美国就把文件寄过来。姜先生这种驯服态度，让我没想到，想想也是“船到桥头自然直”了。

我们已决定向郝所长屈服，可又不知该如何进行，是赶回长庄镇向他举手，还是在电话里告饶求情？万虎说不妨分两步走，第一步由他去找郝，争取把他请出来，一切等见了面再谈，实在不行再走第二步，一起去找，要是光担保嫌不够，就给他钱（只能是美元），姜先生说行。

万虎开着手扶拖拉机走了。

刚走，报社“老弟”来电话，说他们已经到了饭店，不久车便过来接我。我看了看窗外，天黑下来，不知不觉时间过得这么快。我动员姜先生和我一起去，姜先生说累，要留下来休息，自己到餐厅吃碗面，也就随他。

到了饭店，“老弟”指着身边的一个穿红色唐装的中年人介绍说：这是我市著名纪实文学作家孙式，又要介绍我，被孙式止住，说：不用介绍了，久闻韦老师大名。我哑笑一声，透出不屑，不知怎么，我一向对穿唐装的人没有好感，觉得是赶政治时髦，旧货贴上新标签而已。孙式大腹便便，唐装在身更不堪入目，就像个肥豹，吃饭的兴趣顿时索然。

饭吃的倒是清静，满桌只有我们三个人，“老弟”仍是红酒加冰，孙式一定要和我喝白的，也就随他。孙式先敬，刚一沾唇他就嚷是假酒，大呼小叫让服务小姐叫老板，小姐说老板不在家，孙式又说叫老板娘，小姐说老板娘也不在，孙式仍不算完，朝服务小姐大发雷霆，让她把白酒退了，换啤酒，小姐只好照办，孙式这副狐假虎威的派头让我很看不惯，心想都高级得穿唐装了怎么还如此盛气凌人呢？不知怎么我想到“衣冠禽兽”四个字，尽管也知道这有失厚道。

喝起啤酒，孙式仍耿耿于怀，一喝高就借题发挥，说现在什么都是假的，看我这作品，主人公全是些清官儒商和英模人物，我倒要问问你这个大总编了，假若我不这样写，把真底抖出来，露出庐山真面目，你有胆量给我登出来？比方公安局长自杀真相，副市长经济问题暴露又升官的内幕等等，我写出来你给发表吗？你要说行我今晚就回去写。“老弟”被将了军，张张嘴没出声。孙式得胜似的说，所以还是那句话：“理解万岁嘛。”

我不想听孙式的油嘴滑舌，觉得这个人很无聊，这样的人在社会上大有人在。

转了话题，“老弟”先说起我请他帮忙的事，他说这事很不好办，归根结底是找不着头绪，无处下手。我点点头，把万厂长从绑架者那里逃出来又叫公安收监的情况对他讲了讲，他愤愤说，真是胡闹，公安应首先侦破绑架案，人家自己逃出来了却要办人家的伤害罪，真是本末倒置。停停又说，显然公安方面是有倾向性的。

这空当孙式一直在听，似乎也听出个大体脉络，他问我都找了什么人了？我说了有谁谁，他听了不住地摇头，说根本不行。我问怎么不行？他说不符合常识。我问什么常识？他说社会人生常识，如果你已经知道是谁在作祟，只需找人把他摆平就可以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找的这个人必须具备两点：要么是他的顶头上司，要么是能给他可观物质利益的人，一旦找到事情就迎刃而解，如果你不知道作祟的是谁，找不到开这把锁的钥匙，那只有找到一把能开一切锁的万能钥匙，这万能钥匙就是当地最有权势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没有什么办不了的事，他要想给你办，是什么人也阻挡不了的。我不太理解，问：最高权势的人不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又怎么来办？孙式笑笑，说他有手下人啊，他用不着具体交待，提出要求就可以了，下面的人就会找出你说的那个“症结”，甚至找不着“症结”也照办不误，就拿你们这件事来说，只要市长让秘书给电业公司的头头打个电话，说句把某某厂的供电问题给解决了，那时电力公司的头头就找不着鞋了，不出半天工夫就解决了。想想孙式说的也有道理，看来他这一身唐装没白穿。问题是怎样才能挂拉上这里的市长，让他帮这个忙呢？

“老弟”说现在时兴说一句：不找市长找市场，看来很多事还得找市长才能解决。比方我们报社新址的地皮问题，有关部门扯皮扯了一年多，还说得研究研究，没办法就去找崔志刚市长，很快解决了。

崔志刚？我打断问道。

是崔志刚，崔市长呀，“老弟”说。停停又说：对了，崔市长原先在你们那里工作，你认识他？

我没回答，只是想：我怎么就忘了他呢？其实我是知道一年前他来这里当市长的呢，一通乱求人，却是抓了芝麻漏了西瓜。

崔志刚曾到过我家，那时他还在大学当副教授，他的岳母是我所在机关的部主任，每逢过年，他会代表岳母到我家走一趟，送点年货什么的，每次他也不多呆，说不了几句话，但留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正派可信赖的人，虽然很年轻，却老成持重，且有股学究气。后来他调到大学团委工作，不久调到团市委，又不久调到省团委，他在省团委书记任上干了不到一年便调到淄城当了市长。这消息是他的岳母告诉我的，我从内心替他高兴，但也微微有些担心，位高权重，多有诱惑与陷阱，再正派的一个人怕也难以抵御。当时手头正有一本刊登慕绥新犯罪事实的期刊，我让他岳母转给他一阅，用意自是不言而喻的，但后来，我又很懊悔，觉得自己办了件很不得当的事。后来他托他的岳母带给我一个很壮观的大红釉陶瓷笔筒，上面有毛泽东的诗词手书，现在还摆在我的书桌上。

我把上述情况跟“老弟”和孙式讲了，问他们我该怎么办，要是找他帮忙可以不可以？

他俩一起表示没问题。

我问怎么找？

孙式说像这种关系，太郑重了倒不好，直接给他打个电话就可以了。

我轻轻吐了口气，心想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吃过饭，孙式说要请我去桑拿，说放松一下对身心有益。我感到些意外，也明白这“项目”是临时增加的。我说姜先生还在宾馆里等我，要早些回去。孙式说韦老师也别整天光写，还得会生活噢，你没听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么？我摇摇头。孙式说以健康为中心，潇洒一点，糊涂一点。我笑，又摇摇头。“老弟”在一旁向孙式做个“打住”的手势，孙式就收口。接着又脱下身上的红唐装，要我试试合不合身，说要合适就送给我。我心想，孙式并不知道，有一年我去上海开会，会上送每个与会者一件唐装做礼品，我想送人还没送出去呢。我说我的体型过瘦，不合适穿唐装。孙式说不会了，韦老师太见外了，没关系的，我认识生产厂家的老总，还可以再要一件。又说韦老师别小看我们小地方的产品，你不知道这个品牌无论是面料还是做工都属上乘。“老弟”笑说孙式你就别当义务推销员了，我奉劝你最好也别穿，你知道别人都怎么叫穿你这身衣服的吗？孙式眨眼望着“老弟”，“老弟”说叫二逼。说完就笑，孙式也笑，说二逼就二逼，也不光二逼我一个，连美国总统也二逼了一回呢。听他这么说，我也忍不住笑起来。

我似乎觉得孙式的“增加项目”与赠唐装，是与我认识崔志刚市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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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姜先生说我们在田庄苟延残喘，终于等到了可以逃离的时刻。那天一早，坐小牢的安和被顺东换回，大家便集合在建越的住处，密谋当晚的行动计划，几天来我和安和严守秘密，直到此刻才将事情和盘托出，大家听了就像死刑犯得到大赦似的兴奋不已，对于放弃顺东，大家亦认可，同时也对我和安和的胆识与负责表示赞扬，之后便进入实际谋划中。首先建越对顺东是否警觉有所疑虑，说昨天顺东让他占一卦，不问别的，只问大家能不能逃出去，为安慰他，我说能，他又问什么时候，我说不会久，接着他质问我大伙是否有事情瞒着他，我说没有，他仍然是一副疑神疑鬼的样子。幸亏我事先不知道这事，不然一心虚，难说不让他看出破绽来。听了建越说的这件事，大家觉得不可掉以轻心，好在行动就在当晚，一走也便了之。再是对半老头是否已经逃走尚不清楚，村里也未传出任何风声。应该已经走了，应该没被发现，如果真是这样，前有车后有辙，我们也会顺利。

正在我们商量大事时，两个民兵撞门而人，只惊得我们魂魄四散，心中哀叹，莫非老天不佑，让我们功亏一篑？惊恐中细听，却是来带建越一个人的，我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在建越出门时大家的目光一起投向他，那目光说，要挺住，挺住，胜利就在眼前啊。

建越走后，我们感觉就像到了世界末日。

没多大工夫建越回来了，看起来没啥异常，身上没有伤（曾想到会逼供），情绪也稳定，大家才略略放心，连忙询问根由，建越说侯队长找我是问算命的事，开始我也不晓得他怎么知道我会算命，开口就说你散布封建迷信，我说我没有，他说这些天你给这个算命给那个占卦，以为我们不掌握？我说那是闹着玩的，他说可有人说你算得很准哩。我心想莫非是顺东向他说的？要这样事情就糟糕了，因为顺东已经怀疑我们在密谋逃跑，为了确定是不是这样，我大胆问句谁说的？他没正面回答，说别看你人不起眼，却还是半仙之体呢，连人家的爹妈死了多少年都算出来了。听他这么说，我清楚报信的不是顺东是房东老黑，那天我闲着没事，问老黑他的爹妈是不是四年前一块死的？老黑问我怎么知道的？我说算的，他就报告了工作队。不过知道不是顺东我就放心了。侯队长说你实话实说，你那一套到底准不准？我说有时准有时不准。他问你能给自己算？我说能。他说那你现在就给自己算一算。我问算什么？他说你有多大寿限。我立刻明白了他的用心，他知道我们不久就会被处死，就想听听我会怎么说，我说这个我已经算过了。他问什么时候？我说昨天。他问算的结果是什么？我说活不久。他问要死么？我说是。他问是怎么个死法？我说横死。他不说话了，看着我，过了很久又说，你给我算一卦。我怔了一下，问侯队长你信这个？他反问这个重要么？我说心诚则灵。他说要你算心就诚。我点点头说算命太费工夫，占一卦可以吗？他说可以。我说我请的易，要用钱币。他问什么钱币？我说银元、铜板都行。他想了想，说你闭上眼。我闭了，过了一会儿他说行了，我睁开眼看见桌上有一小堆银元。我问侯队长想问什么呢？他说我是共产党员，最关心的是革命事业，先问中国革命会不会成功。我说侯队长这一卦倒不用摇，卦象已经呈现。他问卦象是什么？我说是成功。他说这样我就放心了，那就再问问我自己的事吧。我问哪个方面？他说怎样才能为革命做更大贡献。我不懂，他又说：现在我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在地方工作，二是到部队去带兵打仗，我想知道我应该走哪条路，从政还是从军。我点点头，就让他掷钱，六轮之后出来的是升卦，我对他讲了。他问升卦怎么样呢？我说顾名思义，升是升迁，向上，发达的意思。我不是有意奉承他，升卦确是好卦，元亨，利见大人，勿恤，南征吉。而“南征吉”则正回答了他之所问，从军为上，我对他讲了这层意思。他现出很高兴的样子，说你不是讲心诚则灵么。我说对，他说那我得付卦资，他指指桌上的那一小堆银元，说该收多少你自己取吧。这是我没想到的，看着他不动手。他说没关系，你拿吧。从他的眼神我相信他是真心的，我说刚才占卦用了六个，就拿六个吧，他点点头，我就拿了六块袁大头。安和迫不及待问后来呢？建越说后来我不就回来了吗？雷觉问，袁大头呢？建越叮叮当当从口袋掏出来，亮在手心说：侯队长真不错，知道咱们缺少路费，就给了，来，咱们分散保管，一人装一颗，说不定就是救命钱呢。还真让建越说准了，在后来我们从田庄往淄城逃跑的路途上，侯队长付的这笔卦资帮我们解决了很大问题。

姜先生说你一定听得有些不耐烦了吧，其实我也想早早把这段陈年老事讲完，可事情远没这么简单，我们的逃亡就像唐僧西天取经，一劫又一劫。就是的，本来万事俱备，只等民兵半夜换岗我们便开始行动，可就在靠近半夜时，村外陡地响起枪声，惊得我和安和一个高蹦起，在心里哀叫：完了，完了。我们首先想到是来了还乡团，与村外执勤的民兵接上火，这伙人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这个时候，简直是故意与我们做对。一时间我们头脑发懵，手足无措。只听街上一片混乱，脚步声、呼喊声、狗叫声响成一团，村外也打得更激烈了，枪声中夹杂着手榴弹的爆炸声，能听出是村里的武装闻声而动进行抵抗。我和安和渐渐从蒙懵中回过神，明白必须采取行动，趁乱出逃。我们商议，分头去找雷觉、建越他们，集合起来钻地道出村（考虑到走地道能避开双方火力），可正要出门，街门“哐”地被推开，拥进来两个持枪民兵，不由分说将我们捆绑起来，押着出门，这时街上像翻了天，民兵顶不住向村中间溃退，冷丁看见侯队长，还有田村长和工作队的人，侯队长挥着手枪，一会儿喊顶住，顶住，一会儿喊撤回祠堂，撤回祠堂。我们被民兵扯拽着随人流奔跑，最后全退到祠堂院，这时又看见了雷觉、贾开和建越，他们也被捆绑着，我们互相用目光询问又一起摇着头。关上大门后侯队长指挥民兵上墙头进行抵抗，又急火火把我们带进屋里，说：情况危急，敌人要消灭我们，敌众我寡，硬拼不行，得进行谈判，现在是你们为革命做贡献的时候了。我们不明白他话的意思，不回声，注意力仍集中在外面，已能判断出祠堂被包围住，不时听到被打中的人从墙头落地的“噗噗”声，抵抗也渐渐衰弱，侯队长气急败坏地瞪着眼，吼叫起来：听着，现在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要死一块死，要活一块活，你们要想活就按我说的做，不想活立刻把你们毙了！听清楚了吗？说着就把枪指向我们，我们意识到这才是真正的危险，就说听清楚了。接着侯队长吩咐一个民兵出去向敌人喊话，就说手里有他们的人，让他们立刻停火，否则就把人质一起处死！到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侯队长危急之下没忘了我们，将我们带到祠堂，只是把我们当成人质。我们听见那个民兵在外面的喊话，一遍一遍地喊，但是不起作用，敌人还不住向祠堂扫射，枪弹打得石墙房瓦叭叭地响。这时田村长提着枪进来，对侯队长说他们不相信，不肯停火，这么等死不如冲出去拼了。侯队长瞪他一眼，说乱弹琴！又把目光转向我们，说现在需要你们挺身而出，去跟敌人谈，让他们立刻停火撤退。雷觉说我去。侯队长点点头说很好很好，希望你立功，赶快上墙头喊话，赶快赶快。雷觉没动，问怎么谈？侯队长说告诉他们你们和他们是一伙。雷觉说我们怎么与还乡团是一伙？侯队长说他们不是还乡团，是国民党小股流窜队伍。雷觉说那我们也不是一伙。侯队长一副恨得要死的样子，喊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瞎叫真，只要他们能相信撤走就是一切。雷觉不言声，接着侯队长让人给他松绑，这时我说侯队长我们可以照你说的做，但你必须放我们走。侯队长说这没问题。我说你发誓，侯队长说我发誓。这时雷觉向我们示意挥挥手，就跟着侯队长出去了。

现在想想也真是谢天谢地，幸亏来田庄的不是一伙还乡团，否则根本无法阻止他们的复仇计划。另外，还得归功于雷觉的机智善言，他先是高呼一声“国军弟兄们”，令“国军”停下火听他讲话，接着又让他们相信我们确实是他们的“国军弟兄”，从哪来，到哪里去，怎样被共党工作队扣为人质，很快就会被处决，云云，最后又让他们明白为“党国”救出弟兄责无旁贷。雷觉可谓使尽了浑身解数，才说服成功，平息了这场本不可避免的杀戮，既包括侯队长一伙，也包括我们自身。毫无疑问，一旦谈判不成，侯队长就会首先对我们下手，他事先也这么警告过，会说到做到。也正是基于对侯队长的真切了解，雷觉也没给侯队长留下可趁之机，交易定在：“国军”撤走，把我们几个放出祠堂，随同“国军”一起出村。侯队长表示接受。我们离开祠堂时，侯队长和我们一一握手，嘴里一遍一遍地说“再见”，而我们想的是一定不要再见，今生今世也不要再见。就这么我们在侯队长的眼皮子底下放心大胆地走出田庄，这在十分钟前还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那时我们的最大愿望是能像老鼠那样从地道钻出去逃生，这也正应了那句“人算不如天算”的话了。

与“国军”在村外分手时方知，他们执行任务从田庄村外经过，遭遇冷枪，伤了两名“弟兄”，一怒之下决定将“惹事”的共党武装歼灭。我们无暇多叙，即刻各奔东西。我们按照半老头指示的方向奔往万岗村，走出不远，我们突然想起顺东还留在村里，立刻停脚向身后黑蒙蒙的田庄凝望着，大家的心情十分复杂，本来是可以将顺东从“小牢”带出来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侯队长也会答应，可我们生生给忘了（包括侯队长也忘了），忘了顺东这个人的存在。我们议论着该怎么办，如果要救他出来就必须追上已经远去的“国军”，请求他们“保驾”进村向侯队长要人，但这样谁又知道会出现什么变故呢？在经过了这场死而复生的劫难之后，谁也不想再节外生枝，何况为的是让我们伤透心的顺东。于是心一横打消救他出来的念头，继续向万岗奔去，一路上听着风刮树叶的声音，闻着野地里的庄稼味儿，我们知道终于脱险了，兴奋得心在颤抖，可我们不敢怠慢，大步流星地奔走，奔跑中建越不断地提醒大家：不许掉队，不许掉队！

我们顺利地到达万岗村，在村头遇见等候我们的老万，这是我们没料到的，再次说明半老头是个办事稳妥的人。老万带我们来到他家，在那儿见到了半老头和一个年轻女子，我们本以为女子是半老头的女儿，后来才晓得是半老头的小老婆。我们把从田庄侥幸脱险的经过对半老头讲了，半老头听了异常惊慌，说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他们会追过来的。雷觉说不会，双方讲好把事情了断。半老头说他们的话你们也敢信？不会的，我敢肯定他们不会罢休。听半老头这么说我们就不敢掉以轻心了。尽管我们已经很累，可还是立即起身，一行八人（包括老万）匆匆离开万岗。

还真的让半老头说中，我们刚走出万岗村头，便听到从田庄方向传来狗叫。这是今晚又一轮狗叫，还有其它杂乱声响。不用说是侯队长开始采取行动，追过来了。我们刚刚松弛下来的心弦再次绷紧，特别是半老头和他的小老婆，吓得两腿哆嗦走不得路。老万见状建议离开道路，往山里去，从山里的一条小路攀过这座车架山，他说从那儿去淄城要远一些，可田庄的人不会想到我们会这么走。危急之下也容不得我们多思多想，一心听老万的，朝黑蒙蒙的大山扑去，很快就到了山根儿，向上爬了一会儿，就看见从田庄出来的“人马”急匆匆追赶在我们刚离开的路上，虽然知道他们已不会发现，我们还是警惕地趴在山石后，气也不敢出，两眼大瞪着，直到那窜动如黑蛇的队伍消失在黑暗中。

后来我想，一定是劫数未尽的缘故，再走，我就一个趔趄跌进道旁的石沟里，扭伤了脚脖子，疼得钻心，被大家扶起，就一步也不能走了，我在心里想完了，我要掉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