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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么重新上了路。我在心里感激建越的挺身而出，在我们这几个人中，建越的块头属一，讲背人他当是最能胜任者。他也是尽职尽责的，背着“小嫂子”一路小跑行进在队伍最前面。

到了吕格庄村头，我们不敢贸然进村，让老万先去打探一下，探明这里来没来土改工作队，再者来没来田庄追我们的那伙人。

天已晌午，下地的人三三两两回村吃饭，从我们身边过时一起用疑惑的目光盯着看，有人还问这问那，我们惴惴不安，直到老万从村里回来。他说这个村还没进土改工作队，也没有生人来过。我们略略安心，决定在这个村落脚，填饱肚子，睡个好觉。对于我和“小嫂子”来说还得赶紧把脚伤养好。

进村前我们想到一个问题，也不是刚刚想到，从一上路这个问题便盘踞在头脑里，就是半老头这对老夫少妻太扎眼，明眼人一看就会猜到是外逃的大户人，这样一旦有人举报，后果便不堪设想，他们遭殃，我们也难逃干系。鉴于这种担忧，我们不得不向半老头提出建议，让他们两口子暂时“解除”婚姻关系，给“小嫂子”换一个“夫婿”，人选也想好了，就是建越。为不使半老头多虑，同时还将建越介绍一番，说他是个正派人，是谦谦君子，让他不必多想。在我们的劝说下半老头同意这样做，“小嫂子”也没反对，事情就这么说定。

还像以前进村先找村长。村长五十多岁，说姓赵，留两撇八字胡，似不像正经庄稼人。他没向我们要路条看，问有什么事情，我们还是按那套话说：去淄城乘火车去济南，参加革命工作，因有人走不得路，想在村里住一两日，请他帮忙安排。赵村长捋着胡子等我们把话说完，便开口诉起苦来，说他是村长不假，可已不再管事，只等工作队进村成立农会，一切由农会说了算。听他这么一说我们就晓得他不是共产党的村长，暗暗高兴，我们问工作队啥时进村？他说共产党的事不会告诉他。我们说工作队一天不来，你一天就是村长，我们只能找你。这一说，他倒提起了精神，说你们出门在外没着没落，怎么也得行个方便啊。他问我们想怎么着？我们说第一步先住下，别的再说。他拿眼扫了一下“小嫂子”问句咋个住法？这一问还真把我们问住了，在这之前没想到这对假夫妻的住宿问题。赵村长又问：哪个是她的掌柜（丈夫）？建越回答：我。赵村长说两口子不能分开，你们就住我家吧，其他人就随便安排了。半老头一听急了，说不行啊，这样不行。赵村长问怎么不行？我急中生智，指指建越和“小嫂子”说他们还没成亲，不好住在一起。赵村长哈哈一笑，说你们公家人咋还这么封建，干脆拜个天地在我家入洞房算了，我跟着沾点喜气。知是说着玩的，大家就一起笑，半老头也跟着笑，可那笑比哭还难看。随后赵村长就带我们走街串户，把我们一家一家安排住下，最后把剩下的“小嫂子”领到自己家里。

我跟老万住在一个孤老头家，这样安排是老万为照顾我。房东三间草房，灶间两边的屋各有一铺炕，老大爷（按年纪我们应该叫爷爷）睡一铺，那一铺归我们。炕上光秃秃连张席子都没有，老万先动手清扫，后从院里抱来几捆麦秸铺在上面，老万又去向老大爷借铺盖，房东老大爷耳朵背，听不见，老万就指指他的炕，老大爷晓得了，说没有多余的铺盖，老万又要去别的人家借，被我止住了，说天气还暖和，没铺盖不打紧。老万现出满脸的歉意，就像是他亏待了我。

老大爷听不见，于我们倒不是件坏事，可以无所顾忌地谈论事情。没过多会儿，人便开始往这儿集中，最后一个到的是半老头，他情绪激动，哭丧着脸，不截声地说不行啊，这样不行。大家问什么不行？他说这样住不行，大家对对眼光，就说把他们两口分开住是没办法的事。半老头说不为分开，暂时分开不打紧，雷觉问他什么打紧？半老头说把他内人放在村长家，要村长是个光棍那就毁了。大伙立刻明白半老头“毁了”的意思，仔细把这事一想，觉得半老头的担心也并非多余，要村长真是个光棍，冷丁往家里丢进个女人，还不是羊入虎口？好在这事也好解决，去村长家察看一番即可。雷觉说田大哥不便去，我去吧。却被建越阻止，说你们忘了我的未婚夫角色啊。嗨，他不说还真给忘了这档子事。建越又说把“未婚妻”丢给人家，自己图清闲不管不顾，那是说不过去的啊。说毕起身去了。

大家商量了一会事情，天黑下来，就各自回住处解决肚子问题。我和老万跟着房东老大爷吃了一顿地瓜，给了他几个铜板。我们刚要睡觉，半老头和住一起的安和来了，半老头还是那副心神不定的样子，嘴里一直嘟囔着这是咋的了，这是咋的了，好像还有什么不可心的事。安和告诉说，从这儿回去，半老头饭也不吃便去建越住处等消息，直等到现在也不见建越回去，很是发急，就过来了。原来如此。我连忙安慰半老头，说不会有事的，建越是个很稳妥的人，没准是给“小嫂子”张罗饭食或者别的什么吧。老万也附和我，说这里没土改不至于有危险，让他放心。但是我们的话不起作用，半老头仍焦虑万分，眼里还噙着泪。我晓得光口头安慰不行，得用“事实”说话，便说咱们一块去村长家看看是怎么回事。安和不甚情愿，说咱们不知道村长的家，天又这么黑，怎能找到啊？我说好在村子不大，总会打听到的。这话正对半老头的心思，不住地朝我点头，安和就不再坚持己见，我们起身，刚走到院子，见一个黑影从外面闪身进来，仔细一看是建越，他定是知道我们要去找他，不等问便急切切说明情况，说放心放心，村长不但不是光棍，还有一大家子呢，“小嫂子”安排和他家闺女一块住，一切都好好的。暗中听半老头吁一口气，说这就好，这就好。又问她吃过饭了没有？建越说吃过，村长一家满招待，还一定要我在他家吃，所以就回来晚了。半老头又问吃的啥呢？建越说吃的打卤面。半老头颤着声说：她最爱吃打卤面，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半老头的话兀地让我感动，眼有些湿了。

这晚虽又累又困，却久久不能入睡，想这想那，看身边的老万也是辗转反侧，我问他是不是在想老婆和儿子？他老实承认，说是。我说你有了儿子，真是福气。老万嘿嘿一笑，说我爷爷那辈是单传，到了我爹那辈还是单传，如今我有了儿子，就有接续香火的了，就是现在死，也能闭眼。我听着心咯噔一声，想他年轻轻的咋说这种话呢，莫非是有不祥的预感？是的，一定是的。我问：老万这次你帮我们逃，他们一定会追究的，回去千万要小心啊。老万说：我知道。停停我又说：你帮我们，我们很感激，可我一直在心里想，你咋就不怕给自己带来危险呢？老万叹了口气，说：我也晓得这事会有麻烦，可东家（半老头）来求我，我咋能不应承呢？东家对我有恩啊。这时我陡然心生一念，对他说：老万你把我们带到淄城后，就别回去了，跟我们走，我们会好好照应你。老万说：不行啊。我问：是舍不得丢下老婆孩子吗？老万说对，他们得有人管呐。停停又说：不用为我担心，不就是给你们带带路吗，还能犯死罪？

正说到这儿，外面响起激烈的敲门声，我和老万一个高从炕上跳起来，奔到院子开门，是安和与雷觉，俩人惊惶失措，说有情况，赶紧逃离此地！我问别的人呢？雷觉说都通知了，大家分头行动，到村外约定地点集合。也算是有备无患，因考虑到会有紧急情况发生，我们事先制定了一个应对方案，以使大家不会在事变中走失，掉队。我们什么也顾不上，仓皇向村外奔去……

后来方知是虚惊一场，有“情况”不假，但不是针对我们，是邻村民兵追拿一个在野外埋藏浮财的地主，抓到便回去了。我们真是给吓破了胆。

　·18·

　尤凤伟作品

十九

“老弟”知道我改变归期，邀我参加他们报社组织的旅游。

旅游很紧凑，来回两天，头一天看了沂水大峡谷，第二天看了莒县城边一座祠庙里的古树。那个所谓大峡谷事实上是一个地下溶洞，因曾看过张家界颇为壮观的黄龙洞，两相比较就觉得沂水的溶洞很小家子气。相反莒县那棵八、九抱粗据说活了三千年的古柏树却是世间罕有，看了对世事人生多有感触。我对“老弟”说这次旅游单是看这棵树便不虚此行。

回到宾馆天已近黑，发现姜先生和万已离去，回了工厂，我本想也赶过去，后考虑到明天要随孙式去松山监狱，便留下来。

旅游对于我重要的不是看了什么，而是借机走走路，活动活动业已生“锈”的筋骨，两天下来，还真的达到了目的，全身感到一种舒适的倦怠，倒在床很快便睡着了。

电话将我惊醒，一听是万，声音很急促，说让我在宾馆等，马上过来接我回工厂。我问有什么事，他说见面说。

半个多小时后万赶来。

上路后，万告诉我又有麻烦了，这回出麻烦的不是别人，而是姜先生。是这么回事，那天在长庄镇派出所碰壁后，姜先生咽不下这口气，当天便写了一封信，投进宾馆的信箱里，第二天一回厂，镇领导便找上门儿，调查这封信的事。我问是一封什么样的信？万说信封上写的是“北京中国政府收”。信的内容是控告地方官员破坏生产，贪污腐败，还把那本“黑账”的复印件附在里面。我刚要问信怎么会落在镇长手里，又一下子明白，像这种直接写给“中国政府”的信，是很难不被扣留审查的，我问万姜先生知不知信被扣的事？万说知道，很恼火，扬言还要写，或者直接把材料送到北京，镇里很紧张，让我阻止这件事，我做姜叔的工作，可姜叔不听，没法子就来搬你韦主席，无论如何你得把姜叔劝住，不然就惹了大乱子了。我不再言语，心想姜先生这遭是捅了马蜂窝了。

回厂发现尚未恢复生产，证明姜先生未改变停厂的决定，仓库里腐烂的水果还未清除，臭气冲天。工人三三两两在厂内厂外蹈跶观望，是等待出工，还是等拿欠薪，不得而知。只是由于公安缉拿了闹事者，他们已不敢采取过激行动。厂子和人都半死不活，一个好端端的厂落到这步田地，真让人不胜感慨。

在办公室没见到姜先生，万询问，万虎说没准是到厂外解手去了。这事要解释的是：厂里不是没有厕所，是姜先生不习惯当着众多“便友”的面蹲大茅坑，就舍近取远到厂外野地里方便，据说外国游客来中国最打怵的是上厕所，来办厂的姜先生也是如此。

姜先生方便回来，天渐渐暗下来，他见我回来微微吃惊，却没说什么，他问万虎饭怎么样了？万虎说王会计（他老婆）已做好。姜先生便对我说先吃饭，有什么话吃了饭再说。听他这么说我也便明白，他对我的“打道回府”的用意是心知肚明的。

刚出门，万擎着手机急急地奔来，挡住说：别，别，今晚有安排。姜先生问什么安排？万说刚才接杨镇长电话，说今晚他请客，让咱们六点前赶到镇上。都怔了一下，也包括姜先生，停停他问万：他为什么请？万吞吞吐吐。姜先生又问：你答应他了？万说是。姜先生生硬地说：谁答应了谁去，我是不去的。万急了，说：姜叔叔不中啊，镇长主要请你，你不去咋行呢？姜先生说怎么不行，这事还兴强迫？万惶惶地，求救似的看着我，我心想镇长请客的用意是不言自明的，是冲着那封举报信。我回忆着那本我看过的“黑账”，印象是杨所得的数额不大，可……我问万：镇长以前请过饭吗？万摇摇头。我再问：这次他请饭的说法是什么？万说杨镇长说一是对咱们厂为振兴本镇经济所发挥的作用表示感谢，二是对前几天厂子发生的不幸事件表示慰问。姜先生哼了一声说：真是冠冕堂皇啊，他要感谢慰问，早干什么去了，厂子倒了他来这一套。我相信姜先生言之有理，可也觉得饭必须去吃，我说这事也不好太计较，他现在认识到也很好，还是去吧，不去不好。姜先生说没什么好不好的，他怀的什么鬼胎我还不清楚？我说这样更应该去了，听听他当面说什么。姜先生说我不要听。看来姜先生是铁了心，不会回转，便转向万讲：要不你向镇长解释一下，就说姜先生身体不适，改日……万打断说：这万万不可，镇长一听就知道是托词，是驳他的面子。姜先生说我就是要驳他的面子，他能怎么样？说毕独自向食堂走去，我没吱声，在心里思量姜先生是过于意气用事了，也没把事情想周全，你把厂子一关，拍拍屁股回美国了，可万怎么办，他还在这里，人家还不是想怎么捏巴就怎么捏巴？我看看万，万也正看着我，他哀求说：韦主席你帮帮忙，姜叔不去，你就去一趟吧。我万没想到他会提这种要求，须知这是不可以的，人家请的是姜先生，姜先生要去，我陪同未尝不可，姜先生不去，把我顶上，这成什么体统。我想万不会不懂这个，只是急了眼，才这么乱来。我把我的意思讲给他听，他说没关系，镇长一开始就说是请姜叔和韦主席。我不相信，问杨知道我？万赶紧说知道知道，还晓得你和姜先生是非常好的朋友。我心想这怎么可能呢？我和杨没见过面，也没有共同的熟人，他怎么会知道我？当然我也清楚万不会在这事上说谎，他不是那种人。如果说杨真是知道我，那就是为了摆平事情他下足了功夫，事先摸清了姜先生的“关系网”，于是我便成了网中鱼。我想即便如此，我也不可以代替姜先生去赴他的“鸿门宴”。我对万说：既然杨镇长说知道我，那我就在电话上跟他说说，万犹豫了一下，后拿出手机拨号，又交到我手里，不待我讲话，耳机里传来干涩的一吼：你个老万，讲好六点咋这么早就到了，真不懂事！我说我不是老万，我姓韦。顿了顿对方“噢”了一声，接着改腔说是韦主席啊，您好您好，我是小杨啊。他这一说，倒印证的确是知道我。我说杨镇长你好。他不等我说下去，立刻接话：韦主席，久闻大名，你能来我们长庄，真是太好了，太好了，我也是个文学爱好者呢，今晚一定好好向您请教，你们已经到了饭店吗？太好了，太好了，我马上过去。我不想与他多说闲话，直奔主题，说姜先生身体欠佳，今晚无法赴宴，他让我说明情况并表示歉意。杨再次变声：是吗？是吗？旋即一转说：老话官不催病人，不好勉强，那就等老人家身体康复再请，今晚就单请韦主席你，听说韦主席和社长（老弟）很熟，我立即打电话让他来作陪，我的事一个电话就到。说罢挂机了。那一刹，一向愚笨的我不知怎么突然灵机一动，掏出手机就给“老弟”拨号，还真的让我抢了先。“老弟”听出是我，说今晚没事，想拉你出去吃饭，往你房间打电话没人接，打手机又打不通，你在哪儿，我去接你。我简要说我在长庄，这里的镇长要请饭，他说让你过来一块……“老弟”打断说可以呀，我立刻赶过去。我说你不要来，也不要答应他。“老弟”问：为什么要这样？他要请就叫他请嘛。我说一句两句说不清，以后再谈，拜托。就挂了。之后我和万都不讲话，像在等待闪电之后的雷声，大约过了一两分钟时间，“雷”声终于响了，手机在万手里像捧了个烫手的山芋，连忙递给我，一听正是杨。他说：韦主席真不巧，社长有事出不来，那就不管他了，咱们……我打断他说：那就改日吧杨镇长，由我来联络社长，我正有事找他，就借你的酒……杨听了哑然一笑，说那只好这样了，以后再联系吧。挂了。

事情总算对挡过去。

晚上和姜先生聊天，我没像往常那样向他追问历史故事，而是谈论眼前的现实，我对他说举报在做法上欠妥。他说怎么欠妥，全都是事实啊。我说问题不在于是不是事实，而是不合规则。他问什么规则？我说大凡办厂经营，总需要有“润滑”，给相关人一些好处，这是不成文的规则，是算不上秘密的秘密，但这种事不能说出去，要守口如瓶，即使当事人事发，也要尽可能地替他掩盖，让他不担或少担干系。而我们现在的做法恰恰相反，不等有人调查，自己先把底兜出来，这样以后就没人敢和我们往来，也就寸步难行了。姜先生叹了口气说：这些事我也不是一点不晓得，花钱我也不心疼，可他们太气人了，让人忍无可忍，所以我得教训他们一下，让他们知道做坏事要遭报应。我说事是这么个理，但这样负面作用太大。姜先生说不怕，反正厂子也不办了，别说断电就是断水断空气也无所谓了。我说事情并不这么简单。

这一晚，我试图能说服姜先生放弃正在做的这件事，可没有成功，他执意要把事情做到底。他说还要再发一封信，要是再扣留就直接去北京。我一向觉得自己是个认死理的人。姜先生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刚上床躺下意外接到“小舅子”的电话，说意外是因为自那天他与我共讲“双赢”后再没音信，我想也可能是他已经知晓求他的事已得到解决，不会有票子可点。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要与我联络，甘心做无用功？“小舅子”依然快人快语，不待寒暄张口就说韦老师明天中午请你吃饭，姜先生和万总也一起。我一下子觉得事情颇为有趣，前几日为了解决断电问题我们到处请人吃饭，现在却倒过来，不断有人邀请，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我问“小舅子”谁请？你？他说不是，是姐夫。我更不解，问：你那副局长姐夫？他说对，我就一个姐夫。又问：你们在哪里？姐夫说明天派车去接。我说不用不用。他说你们有车就直接去上回那家海鲜鲍翅酒楼。我说明天我有安排，不能去赴宴，替我谢谢你姐夫了。“小舅子”有些急，说韦老师千万别推辞，请不到你姐夫那里不好交待。我问：你姐夫有事么？他说就是那位姜老华侨举报的事，现在传得沸沸扬扬，说要倒大批干部，弄不好连窝端。我说有这么严重吗？他说当然了，一“涉外”事就大了。我问：你姐夫……他说我姐夫倒没事，没上你们的黑名单，他是受人之托。我“哦”了一声，心里仍疑惑不解，就算“黑名单”（“小舅子”的说法）牵扯到许多人，但他们从厂里得到的好处有限，并不严重的事情怎么就让他们如此紧张？我说你回去对你姐夫讲，让他转告相关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不要过于担心。“小舅子”说韦老师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人家怎么会不担心呢？牵扯到仕途甚至身家性命呐。我说到不了那个程度的。他说韦老师不是这么回事，我举一个例子，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的姑父，是京官，包了好几房“二奶”。其中一个还生了小孩，那个“姑父”比较抠门，想快活又舍不得出钱，那个有小孩的“二奶”不够花销，就和姑父闹。姑父警告她不安分守己就把她和小孩一块“做掉”，那“二奶”不是个善茬子，抱着小孩去“姑父”的上级机关去举报。上级机关本来想保一保，可方法错了，对那“二奶”不是安抚而是恐吓，“二奶”破罐子破摔又举报到上上级机关，首长在举报材料上批了一个字：查。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你知道查出“姑父”贪污了多少？七千万，七千万啊。那“姑父”真他妈个土鳖，有那么多钱还摆不平一个女人，活该倒霉。言归正传，“黑名单”上的人可能从你们那里没捞到多少，光这件事他们不怕，他们怕的是材料捅到上面，上面一看是来国内投资的华侨举报，肯定会重视，只要批个“查”字那就不限于你们举报的范围了。所以他们一点不敢掉以轻心，你想想，如今有几个不怕查的干部呢？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原来问题的症结在这里，他们是怕由一个火种燃起一场大火，欲提前将火种扑灭。我说问题是这样，但事情并不好办，姜先生到现在还执意不肯放弃。他说你是姜先生的好朋友，应该好好劝劝他，不要不识时务，不要做与人与己都不利的事，到头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听出他话中有话，不由警觉起来，问你这话什么意思？他说意思是不要把事情做绝，连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何况人不是兔子。我一时说不出话来，这时小舅子又说不管怎么着明天还是见见吧，我们一起努力，争取让事情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说毕挂了电话。

我无法入睡。“小舅子”的话一直在耳畔萦绕，我憎恨他，又相信他讲的是实情，如果姜先生“顽固”到底，不肯朝“正确的方向”走，这些人决不会善罢甘休，发生什么事情将难以预料。想到这一层，我的脊背不由“丝丝”发凉，感到有一种比夜更浓重的黑影从四面围拢过来。我翻身坐起，我要按“小舅子”的话去做，去找姜先生好好谈一谈，劝他放弃，以换得相安无事。当然，我也很清楚这样做从根本上说“不正确”，是软弱，是助纣为虐，但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如今“不正确”行事才是“正确”的选择呵。

姜先生屋里黑着灯，从里面传出嘹亮的鼾声，在这波诡云谲的夜晚，他睡得倒挺安稳啊。

再次上床，又再次响起电话铃声，一看号码是“老弟”，“老弟”说你的电话一直打不进，就知道你没睡。我说是。他问你的作息也是“夜晚从早晨九点开始”么？我说我不是，我正常作息。他说这样好，不伤身体，什么事都得悠着来。我说对。又说刚才在电话里我没跟你说清楚，是这么回事……“老弟”打断说你不用讲，杨镇长给我讲了。我一下子想到“老弟”这么晚来电话也是充当“消防队员”，但我没什么反感，两天来与“老弟”朝夕相处，彼此已成朋友。“老弟”说这事我不赞成你，吃顿饭有什么大不了的？就算是“鸿门宴”又怎的？我说主要是姜先生不通，他说人家后来不是说单请你吗？我说我一向不愿与不熟的人一块吃饭。他说咱们原来也不熟呀，现在不是熟了，朋友都是从生到熟的。我说我和杨永远不会做朋友。他说绝对了，你还不大了解杨这个人，其实这人还是不错的，有能力，有政绩，他领导的长庄镇是市省两级先进单位。我说是吗？可我听说这个人很霸道。他说也许吧！报社也有人说我霸道，可话说回来我们现在是“一把手政治”，凡事须拍板，这可以说是果断，也可以说是霸道。我说我听说他用不正当手段搞倒了一位副镇长。他说这事得看怎么认识了，一个当副手的不买一把手的账，本身就不对，何况自己还一腚屎不干净，能怪谁？我知道“一腚屎不干净”是指“嫖妓”一事，以万的说法现在这方面就少有干净的，那么抓人家的这种事怎么说也有些不正当。我笑笑说你这么不住地表扬杨镇长，是不是要给他当说客呀？“老弟”说也是也不是。我说怎讲？他说杨确实是希望我能和你讲讲，可除杨之外，还有许多人找我，想让我帮忙把事情摆平。我吃了一惊，没想到那些上“黑名单”的人，这么迅速就动员起来了。我说他们怎么会找到你？他说这是个小地方，没秘密而言，一人知道的事差不多全城都知道，既然他们想找你自然会打听到谁能挂搭上你。我听着话不对味儿，立刻警惕起来，说可这事与我无关啊，找我有什么用处？他说人家认为你和姜先生能说上话，所以才找你嘛。我说真荒唐，平白无故把我架到火上烤，要是这事办不成，那可要拿我试问了。他说不管怎么还是尽人事吧，劝导一下姜先生，不要太激烈，让他明白这是在中国地面，不是美国，那套“美国玩法”不适合这里。我似乎觉得他不知不觉也“激烈”起来，但我不计较他是受人之托，且希望把事搞定。我叹了口气，说尽力而为吧。“老弟”说好，这样很好。对了，有件事我还要告诉你，饮品厂的几个工人不是被镇派出所抓了吗？而且你们也去交涉过，现在人家发话，只要你们能……他们就同意放人。我能想到“老弟”“只要”后面的话是什么，便说这是他们开出的交换条件是吧？“老弟”说可以这么认为。

不知怎么，放下电话我突然感到一阵轻松，我觉得如果派出所真能这么做，姜先生是会答应放弃他的“美国玩法”的。

第二天一早孙式就来了，姜先生还未睡醒。我本想将昨晚“老弟”所说派出所已开出交换条件的情况告诉万，让他转告姜先生，后考虑这说法并非第一手信息，还是等确认后再说为好。万的神情始终忧郁，他问我假若今天姜先生再去发信怎么办？我说这不要紧，再发还会被扣，关键是要阻止他去北京，万说北京暂时不会去。我说那就没问题。万又说他昨晚接了许多相关人电话，一起游说不要把那本账捅出去。还有人打匿名电话，威胁说要不守规矩就叫他“二进宫”，这遭进去就别想出得来。我安慰他，告诫他没事不要离厂，有情况立刻报警。说完这话脑子不由打个转儿，想能让万“二进宫”除了警方的人还会有谁呢？我真的替万担起心来。

车一开动孙式便开口跟我说话，被我止住，他摇摇头，专心开起车来。

直到出了市区，孙式才把憋在肚子里的话吐出，说：昨晚你关机了。我说是。孙式说我发的短信收没收到？我“噢”了一声，记起早晨起来还未开机，立刻打开手机查找，果然见上面有孙式发来的留言：请速给王秘书回电话。后面是手机号。我问：就是市委王大秘吗？

孙式说是，他从我这儿要了你的号码，没打通，又让我联络你，今早又问我联络上没有，还问你今天的议程，我说和我一起去参加李彤的婚礼，我没讲是我拉你去，他以为你认识李彤。

我问：现在给他回个电话？

孙式说：没必要。

我似乎觉得这样不合适又说：人家是帮过我忙的……

孙式说：韦老师你错了，看似他帮了你，实际上不是，帮你的是市长，如果你和市长不是那种关系，他会帮你？

我没想到孙式是这种态度，说：就算这样也算间接帮了忙，道声谢是应该的。

孙式问：你知不知道他找你有什么事？

我说不清楚。

孙式说：他没对我讲，可我能断定是为姜老华侨那封告发信，错了割我的脑袋。

我微微吃了一惊。

孙式又说：韦老师我和你说话不隐瞒，因为大秘没让我游说你，所以没义务替他说话，我完全站在你的角度想问题，要是你觉得有把握让老华侨放弃这件事，那你就给他回电话，答应帮他办，给他个人情，要是没这个把握就不要自找麻烦了。

我也不加隐瞒，说：我没把握。

孙式说：那就算了。

我晓得孙式不替王大秘说话，是因为王大秘无视他，而我又想不通，王大秘既然能让他代替自己参加李彤的婚礼，为什么这件事却避开他，难道这中间有什么玄妙？当然了，孙式为我着想我是感激的，也觉得他的话有道理，我要是不认识崔市长，那王大秘会认识我是老几？我又何必多事。

又说到今天要出席的婚礼，我问孙式：婚礼在中午举行，我们怎么这么早就出发，路程很远吗？

孙式说：路程不远，但我们必须早些赶到，晚了客人云集怕就没有和李彤说话的机会了。

我心想孙式想得很细啊。

不知什么时候柏油路换成了土路，路上来往着运粮食和庄稼秸秆的拖拉机，秸秆堆积起来的庞然大物，在马达轰鸣中铺天盖地而来，几乎占据了整条路面，孙式只得放慢车速小心躲避。

天空晴朗，阳光灿烂，是个适合秋收也适合结婚的好日子。

车子穿过一座石桥向左转弯，迎面而来的是层层叠叠的山岭，我兀地记起姜先生所讲的逃亡，想也许就是在这一地带吧，在那个黑夜发生的故事，除了当事人之外恐怕没人会知道，一旦这些人死光，其恩恩怨怨便不留痕迹地消匿在历史的尘烟中。

车子开上一道山梁，见有许多农民在路两边的山坡上挥舞锨镐挖掘，然而山坡只是布满大大小小石头的野地，人们既不是在收割，也不是在耕耘，我问孙式这些人在干什么？孙式嘿嘿一笑说寻宝。

寻宝？我怀疑我听错了。

孙式说：不错，他们是在寻宝，现在的人已不信天上掉馅饼，但相信能从地下挖出金银财宝来。

我说：这怎么可能。

孙式说：就有人挖出一罐子金银首饰和大头钱。

我问：真有这回事？

孙式说：千真万确。

我说：停车。

孙式不听我的，继续往前开，说：韦老师听到新鲜事就想深入了解是吧？用不着呢，你了解我就行了。

我问：你知道？

孙式说：这事一出便成了当地一大新闻，上了电视登了报，我怎会不知道呢？

孙式接着便说起事情的来龙去脉。

是今年春天，一个农民在自家承包的山坡上刨死树根，结果刨出一个用油布封死口的罐子，打开里面白花花一片，全是金银首饰和大头钱，他悄悄搬回家。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被村里人知道，又很快传遍全乡，这时邻村有一个老婆子找上门，说这罐子东西是土改那年她公爹和男人埋起来的，现在挖出来得归她。挖出财宝的那人自然不干，说在自己承包地挖出来的东西就得归自己。那老婆子说那个山坡原来就是她家的，要不也不能把东西埋在那儿。挖出财宝的人问你家的山有地契吗？不料想那老太婆还真的拿出一份民国年间的地契来，挖出财宝的人无话可说，但仍不肯把财宝拿出来，老太婆就去法院告了一状。

我问：法院会受理吗？

孙式说：受理了，还做了调查，发现那老婆子家土改时的确被斗，她公爹被打死了，男人逃走，从此杳无音讯，还发现那地契也是真的，保留这份地契，也许是想到那里埋了东西以后好有个凭证吧？而工作队当时没追缴也许是没把那片荒山当回事，疏忽了。再有那个老婆子还把罐子里装的东西说得一点不差，因此得出结论，这罐金银财宝的确是她家的。

我问：法院做出判决了吗？

孙式说：还没有。这也是个难题，牵扯到一个法理问题：地主的浮财本应在被斗争时主动交公，和土地一样不再归本人所有，私自掩埋起来，今天出土，如果判给了她，这就与土改政策相违背。还有如果还给了她浮财，她得寸进尺再要分走的土地房屋怎么办？那些东西本来也是她家的呀，从道理上讲归还了这个也应该归还那个，这可就不好办了，闹不好颠覆整个土改运动。

我问：不归还老婆子，会认定属于挖出来的人么？

孙式说：不晓得，法院没最终判决，好像这方面有法律规定吧。

我说：出土文物国家有相关法律，哪种情况属于国家，哪种情况属于发现者，至于出土的非文物财富的归属就不太清楚了。

孙式说我估计要视财富的价值而定，假如有人从地里挖出几块银元几个铜板，他装进口袋就是他的了，没人会计较，更不会诉诸法律，可要是财富数额巨大，那就须上交国家。

我说如果这样，那罐子金银双方都得不到了。

孙式说：肯定这样。

我说：那些人一定是以为地下不止挖出的这一罐子，还有，所以就拼命地挖，山被挖得千疮百孔，从生态上说破坏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挖出来的财富啊。

孙式说老百姓可不管这一套。生态只是那些吃饱了喝足了的人挂在嘴边的话，老百姓在乎的只是有粮食下锅，有钱给孩子交学费，别的都离他们太远。比如保护藏羚羊如今成了一个热门话题，还拍了电影，对偷猎者处以重罚，从一般意义上说并不错，可要把事情绝对化，就让人困惑了。假若一个人处于饥饿状态，正濒临死亡，便猎杀了一只藏羚羊以求活命，对此将如何做出价值评判呢？法律判他有罪还是无罪？

我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

孙式说话扯远了。

汽车将梦想发财、挖山不止的人们远远甩在后面，太阳已升得很高，当头照耀着青黄的田野与正在收割的人。我放下车窗玻璃，让饱含着秋天气息的风吹进来，并大口地呼吸。这时我不由想到一些文人墨客对土地，对劳作颇具诗意的赞美，我一直觉得是很矫情的，如果换一下角色，让他们成年累月面朝黄土背朝天，看不到生活的变化与希望，只有劳累、贫穷和无望，那样他们心里那种充盈的诗意还会存在吗？

孙式说：韦老师你向右前方看，山下像城堡样的建筑，就是松山监狱。

我说看到了，很壮观啊。

孙式嘿嘿一笑，说：本人上世纪末还进去过一回呢，没想到吧？不瞒你说，以前我也是满腔热血，忧国忧民，希望国家进步，人民享受到民主和自由……唉，说这些干什么呢？韦老师你是个很清亮的人，不做作，所以我才什么都愿和你谈，起码有一点不怕你告密。

我说：老孙过夸，告密倒是不会，可我不敢担保哪一天不会将所见所闻写进作品里啊。

孙式哈哈一笑，说：这个我懂，小说是“贾雨村言”，我不会对号入座，才不怕呢。

我也笑，觉得孙式满有些可爱。

孙式迅速转脸看了我一眼，坏笑笑，说：韦老师别以为我不了解你的底细啊。

我问你了解我什么底细？

孙式说：什么都了解，比方那年我摊上事儿，也没跑了你，不是把省作协副主席都给免了吗？还有你的作品，怎么说呢？我可以给你归纳几个字。

我问：什么字？

孙式说：不改初衷。

我多少明白他的意思，故意说：孙式你这是陷害我呀。

孙式不理这个茬，说：韦老师别自得，我这不是表扬你。

我说是吗？

孙式从口袋掏出香烟和火机给我，说吸一支吧，我知道你吸耍烟。

我接过，点着吸起来。

孙式也给自己点上一支，吸了一口，说：我也是吸耍烟，有人说要不吸就彻底不吸，我觉得没必要把自己管得这么死，有句广告词叫“男人要对自己狠一点”，真是大放厥词，外界虎视眈眈，自己再对自己狠，那还有活路么？

我说：“狠一点”也可以理解为男人对自己要有约束力。

孙式说：这样说也有些冠冕堂皇，难道外界来的约束力还不足够强大，还需要自己再加以约束？

我说：自我约束总该有的，凡事都有个底线。

孙式问：韦老师你是指法律底线还是道德底线？

我说：两者吧。

孙式说：我只承认法律底线。

我觉得已无话可说。

孙式说：韦老师恕我冒昧问你一个也许不当问的问题，你嫖过妓么？

我一怔，没想到他会问这个，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种前科。

孙式说：对此，我同样不想表扬你。

我问：你……

孙式打断说：我干过，而且不间断地干，韦老师一定会在心里蔑视我，是不是？

我说：干这种事违法，刚才你不是还承认法律的底线么？

孙式说：我承认法律底线但并不认为法律的合理性，而是知道哪条法律底线可以逾越，哪条不可逾越。

我懂得孙式话的含意。他坐过监，听人说坐过监的人出来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一种是破罐子破摔，另一种是吓破了胆视法律为畏途，我不晓得孙式属于哪一种。

我委婉说：那段人生经历一定使你终生难忘。

孙式连忙反驳：No，No，不是这样的，我还不至于那么脆弱，我只是利用那段时间想了许多问题，后来倒是想明白了。

我问：你想明白了什么？

孙式说：人生的真谛。

哦？人生的真谛？这可是无数人苦苦追寻而不得的终极问题呀，孙式居然找到了。

我说：老孙……

这时车猛地一刹，原来前方有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察站在路当中，并做出让车上人下来的手势。孙式悄声说句：看来头是警方为李彤的婚礼设的岗，闲人勿进呢。

下了车，两个警察很有礼貌地敬了一个礼，其中一个脸上长青春痘的警察问：你们是来出席婚礼的么？

孙式说：是。

“青春痘”说：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孙式从口袋掏出名片递过去。

“青春痘”接过看了眼说：这个不行，请出示正式证件。

我出差身份证随身带，孙式给的是工作证。

那个身材比“青春痘”高大的警察从口袋掏出一张打印名单，和我们出示的证件进行比对后摇了摇头，说：对不起，你们不能通过。

孙式问：为什么不能通过？

“青春痘”把证件归还，说：宾客名单上没有你们俩的名字。

孙式一听有些急眼，说：我们是代表王大秘来参加婚礼的。

高个警察问：王大秘？哪个王大秘？

孙式说：就是我们市府王秘书长呀。

高个警察又问：他叫什么名字？

孙式说：王永泰。

俩警察又将目光投在纸上寻找，后再次摇摇头。

高个警察说：名单上也没有王永泰这个名字。

孙式似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显出慌乱，连连说：不可能不可能。

“青春痘”开始有些不耐烦，说：怎么不可能，名单上就是没有嘛。

孙式还要争辩，被“青春痘”用手止住，沿着“青春痘”的视线，我和孙式看到有一辆坦克样的大黑奔从后面驶来，在我们的车旁停下，俩警察便丢下我们，朝从黑奔上下来的人走过去，一应程序与我们相同，不同的是在证件与名单对照后他们被放行。看着大奔傲然驶去，孙式的情绪有些按捺不住，朝警察囔道：小同志，你们不能阻拦我们，我们只是去参加李彤先生的婚礼，又不会去闲逛，就是想闲逛也不能逛你们监狱呐。

高个警察用讥讽的眼光瞟瞟孙式，说：你还挺有数的呀，但是我对你讲，这事不能通融，不行就是不行，这么重大的活动出了问题我们负不起责任。

我说会有什么问题呢？

高个警察说这就难说了。

我正要反驳他，发现又一辆轿车缓缓驶来，俩警察再次丢下我们上前执行公务。

我转身向身后的路望去，见路上的车渐渐多起来，全是豪华轿车，向这边鱼贯驶来，再抬头看看天空，太阳已快升到头顶，就是说已接近婚礼举行的时辰，宾客正蜂拥而至。

我觉得已没必要纠缠下去，跟孙式说：咱们回去吧。

孙式不说话，只是摇头。

在警察执行公务的间隙，孙式走到警察身前，亮出自己的记者证，说：我是记者，我要去进行采访。

两警察交换一下目光。

孙式又说请你们放行。

高了个警察显出很无奈的样子，说：实不相瞒，上面有明确指示，不允许记者对婚礼进行采访。

“青春痘”也以诚恳的声调说：二位请回吧，我们实在帮不上忙，请你们理解。

又一辆车的到来中止了我们和警察的交涉，这辆车遭受到与我们的同样命运，不过他们倒没过多纠缠，掉转车头回去了。

两警察示意地向我们挥挥手。

我们不再抱什么希望，上车返回。一路上孙式阴沉着脸，过了好久才骂句“真他妈的牛逼”。

我不予回声。我没把这很当回事，细想想，一切又理所当然。用不着愤世嫉俗。

在车经过那个挖掘财宝的山坡下，我不由把脸转过去看，刚要同孙式说话，这时听到手机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