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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起来，微微吃了一惊，确认般地问道：你是崔市长吗？耳机里说我是崔志刚。

孙式已明白是谁的电话，立即将车减速，缓缓停靠在路边，似乎接这个电话必得偃旗息鼓。

崔志刚在电话里问：韦主席你在哪里？

我没说去监狱受阻，只笼统说在乡下。

崔志刚说：到乡下看看好哇，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感受一下农村生活。

我说没错。

崔志刚说：知道你在等我，我很高兴，可实在无法提前赶回去，估计还有两天，这两天你四处转转，有事找王秘书。

我说：好的。

崔志刚说：韦主席我急着找你是有一件具体事，希望你能帮一下忙，您现在说话方便吗？

我侧脸看看孙式，说方便，请你讲吧。

于是崔志刚便讲。

挂了机我怔怔的，孙式急切地问：崔市长找你有什么事？又说肯定是知道你不接王大秘电话，便亲自找你了，到底是什么事呢？

我说你开车吧。

孙式说不急走，你先说说情况。说着如同贿赂似的又掏出烟来。

我们便吸起来。车内很快便白烟缭绕。

我实话相告：是为姜先生向“中国政府”举报那件事，他知道了，他怎么也知道了呢？

孙式说：他当然会知道。又问：他希望你能帮忙把这事捂住是不是？

我点点头，说：这么一件小事市长亲自过问，怎么到这种风声鹤唳的程度呢，真是不可思议。

孙式说：这很正常，正常得就像健康人的脉搏每分钟跳七十下那般。在你眼里是小事，可在官场里就是一件极具破坏性的大事。

我说：这件事只牵扯到一些级别不高的干部呀。

孙式说：韦老师你应该晓得官场里千丝万缕的人际关系，就像一座塔，虽然塔底塔尖隔得远，但浑然一体，下面的基础一动摇，上面塔尖就要摇晃，一不小心整个坍塌也是说不定的，沈阳的例子不是很说明问题的么。

我说对崔市长而言他刚来淄城不久，应该是很超脱的呀。

孙式说：任何一个地方最高长官，都不希望在自己的地盘出事，现在官员最大的政绩首要的不是经济有多大发展，老百姓的生活有多大提高，而是社会的安定，以前有句话叫安定就是一切，现在口口声声大讲和谐社会，是一个意思，所以你要理解崔市长的一番良苦用心。

停停孙式又说：或许崔市长还另有苦衷，比方他的前任或者省里的什么领导有意向，希望他能出面把这事解决，那样他就不能掉以轻心了。

我说：就算是这样，我也很难帮上他的忙啊。

孙式说：现在不能说这种话了，既然市长出面求你，这个忙是一定要帮的。

我说：我做过姜先生的工作，不起作用，又能怎样？

孙式说：要不遗余力。

我说：我已经尽力了。

孙式想了想说：要不让我试试？

我不懂他的意思。

孙式说：这样好不好，你安排我和姜先生见个面，我和他单独谈谈。

我说：这未见得有用。

孙式说：韦老师我问你一句话，你说姜先生是人还是神？

我说：这还用说。

孙式说：只要是人，就不是完全金身，身上就有“死穴”，就能够攻破他。

我问：死穴？姜先生的死穴在哪里？

孙式笑笑：天机不可泄露噢。

我也笑起来，问：老孙这事你为何这般积极呀？

孙式说：替你办成这件事，好让你求崔市长当咱们学会的会长啊。

我心想孙式真是个滴水不漏的人啊。

车重新上路，我忽然想起路上孙式没说完的话，便问道：老孙你说你坐监悟出了人生真谛，那是什么呢？

孙式说：人可以忧国忧民，但从根本上说首先要“忧”自己，个人是天呐。

我问：就这么简单？

孙式说：真理都是简单的。

孙式的话可谓振聋发聩。

抬眼望，淄城已在近前了。

　·19·

　尤凤伟作品

尾声

在我离开淄城前还发生了几件需提及的事，一是我安排了孙式与姜先生单独晤面，结果还真应验了孙式的话，姜先生闭口不再提举报的事，偃旗息鼓，像一台被拉下制动的机车戛然停住，开始全力以赴操持厂子的各项善后事宜，而且归心似箭，掐着指头算来算去，一天也不想在这边多呆，那情状犹如半个世纪前之危难当头，一心只想逃之夭夭。姜先生的这种改变着实使我感到惊诧和疑惑，心想孙式究竟对他说了些什么，竟真正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记得孙式说过只要是人，身上必有“死穴”存在，这么说他是一指头按在姜先生的“死穴”上，那么姜先生身上的“死穴”又在哪里？对此孙式不讲，姜先生也不提，我自然也不好问。再一件事与前面说的这件事是相连的，为了报答孙式，我继续留在淄城等待崔志刚市长，与崔见了面我提及请他担任名誉会长的事，想必是我在“举报”这件事上帮了他，崔市长痛快地应承了，对此孙式乐得屁颠，再次提及要请我去桑拿，说完又怕我不明白，加上句：这回我可真要拉你老夫子下水了。

我知道在离开前还有一件让我难以释怀的事，就是姜先生还没讲到的一九四八年逃亡的结局，我想听他讲完。在分手前，我不失时机把话题引到这上面，而姜先生已有些心不在焉，像审讯般极为简略地叙述。他说从淄城出来走进国统区事情就简单了，我们可以迈开大步向青岛前进，有什么需要解决的就理直气壮去找官员解决，甚至还把在解放区受的冤枉气撒到他们身上，弄得他们一头雾水，把我们当成一群疯子，不敢招惹。到青岛后，我们立刻买了去上海的船票，我们身心放松。可就在登船时却又有了变故，发现少了两个人，一个是建越，一个是半老头的小老婆，大伙急得什么似的，特别是半老头，到船快开时，他捶胸顿足大哭起来，说他不走了，要留下来找老婆，最后是被大伙架到船上的。谁心里都清楚，是建越拐走了半老头的小老婆，其实这苗头在路上已冒出来了，原本考虑到半老头和那女子的年龄相差悬殊，在解放区行路很容易被人看出是逃亡财主，大伙就出主意让我们中间的一个人与那个女子以夫妻相称，掩人耳目。建越自告奋勇，这样一路上他就与那女子相随相行，就酝酿出了后来的事。说来让人感叹，建越在路途中不断鼓励大伙不要掉队，到头来掉队的却是他自己。我问姜先生后来知不知道建越的消息？姜先生说八四年他从美国第一次回国，向熟人打听，才知建越在肃反运动中被镇压了。姜先生摇摇头，又说我一直在想建越是能掐会算的一个人，怎么那时就不为自己掐算掐算，以趋福避祸，走一条正确的路？却没有，到头来让自己走进深渊。姜先生叹息不已，说那小女子长得确实迷人啊，建越生生给迷住了，可见爱情的力量大于一切啊。我有时想，建越走向刑场那一刻也许并不为自己的行为后悔，因为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我问姜先生知不知道顺东后来的情况？姜先生说顺东的情况也是回国后听说的，他的结局比建越更糟，工作队发现我们逃走，又没追上，而公审大会已经不可更改，没办法只好把顺东枪毙了。我相信侯队长也不愿这样，可他没有办法，也可以说顺东是代我们受过的，他本人有责任，我们也难逃干系，想到这一点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儿。我常常想，要是时光能够倒流，我们还会把顺东一个人撇下吗？我说不好，真的说不好啊，也许一切都是注定，包括个人的命运，也包括时代变迁，谁又能改变？

　·20·

　尤凤伟作品

书评：在历史与现实的记忆中“逃亡”

尤凤伟是当代文坛中的一位宿将。他在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土匪”、“抗日”题材系列小说赢得了文坛的一片喝彩，被誉为是当代文坛最会讲故事的作家。确实，他的小说不以哲学思辨取胜，而主要是靠故事、情节和人物慑人心魄。对一个作家而言，倘若要把故事讲得引人入胜，显然离不开虚构与想象，但是尤凤伟小说中的故事除了早期的“石门夜话”系列外，多半并不是以传奇性的虚构见长，而是与重大的历史事件、现实变革有关。其著名长篇小说《中国一九五七》、《泥鳅》等都充分显示出作者善于用讲故事的方式驾驭重大题材的能力。最近，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衣钵》再次证明了作者是一位用故事来还原、诠释历史和现实的作家。

每一个成名的作家对创作都有一套自己的标准。严正、深广、博大是尤凤伟对小说的最基本要求。为此，他甚至反对作家在“个人化”的私语中流连、徘徊，把其斥责为“鱼在树上歌唱”。小说当然不能，也不必只有一种风格，但从其严厉、不妥协的态度中不难体味出作者一颗勇于承担责任的赤子之心。强烈的历史忧患意识，注定了尤凤伟的小说总是在“历史的记忆”中翻找、勘测国人的命运；对现实的深切关注和对公正的渴望又使其小说拒绝空灵与唯美，而是袒露出尖锐的批判锋芒。如果说作者以往的创作还是把反思历史和关注现实分开来做的，那么在《衣钵》这部新作中他则把二者合二为一了。在友人问《衣钵》是一部什么题材的小说时，尤凤伟的回答是“历史加现实”。无疑，《衣钵》的文学时空是由历史和现实两部分缀连而成的，即由两个不同的时间段嵌合为一体的。其实，这不仅表现在小说的题材上，更表现在小说的结构上。在阅读《衣钵》的过程中，会发现该小说所采用的话分两头的叙事模式很独特，即作者用“机械组装”的方法，把发生在那段战乱的逃亡历史与当下的现实境遇并峙在同一个时空中：今昔、前后跨越了时空的局限共时性地鸣奏。这种在长篇小说中不太多用的结构方式是尤凤伟刻意选择的，因为，他意识到历史与现实、昨日与今天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今天的“果”源于昨天的“因”。“过去”的得不到纠正，“现在”也有可能重蹈覆辙、得以“继承”。这大概也是作者把这部小说命名为“衣钵”的原因。

这种两条线索平行递进，而且在比例上还是遵照“平分秋色”的原则，从技术上说是非常冒险的。它容易或把一部完整的小说割裂成没有必然关联的两部分，或突出了一条线索，而另一条线索给人造成突兀和僵硬的感觉。然而，尤凤伟对此却处理得十分和谐与完美，即由美籍华人姜先生用自己的亲历亲为，成功地转换了“过去”与“现在”两个不同的时空，在描述姜先生在“旧”、“新”两个不同历史阶段里的两种不同的“逃亡”中，凸现了“衣钵”这一主题。换句话说，小说在时而“过去”，时而“现在”之间穿梭，两条原本历时性、不相交的线索在姜先生的穿针引线下配合得相得益彰。读起来给人一种行云流水、跌宕起伏的快感，显示出作者雄厚的艺术功底。

无疑，《衣钵》在人物的塑造方面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特别是小说主人公姜先生更是一位新颖、独特，在以往的艺术作品中并不多见的艺术形象：他看上去平淡、滞缓，丝毫没有叱咤风云的英姿，但是读完了整部小说后，却油然发现这个人物的周身散发着无尽的张力。他就像一个充满触觉的蜘蛛网，虽然看不见它的涌动，却在悄然间把猎物囊入其中。从尤凤伟以往的创作实践来看，他似乎并不是一位特别注重刻画人物的作家。也许是受到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某些写作技巧的影响，他一般更喜欢以“粗”写“细”，点到为止，追求一种朦胧的写意风格。因此，在他的小说中，经常是故事性、历史感以及现实的荒诞性要远远大于个体人物的魅力。但是，在《衣钵》中，他的创作风格显然出现了新的调整，即在注重以上诸种因素的同时，他加大了人物描写的力度。当然，这种描写并不是停留在人物音容笑貌的表层，而是深入到人物的灵魂，使之成为贯穿整部小说的一个焦点。《衣钵》的艺术成就是体现在多个方面的，可我认为最值得称道的还是对姜先生的塑造。这不但与尤凤伟以往小说中的人物相比是如此，就是放到中国新文学的人物画廊中，大概也可以称得上是“独一份”的。因为，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考察，姜先生这个人物形象基本都是游离在我们所熟悉的审美经验之外的。

《衣钵》的一半内容与战争有关，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把该小说归类到战争题材中来。在以往牵涉到战争的小说中，和战争有关的人物一般都有明确的阶级、利益归属——好人、坏人、爱国者、叛国者或不好不坏的人、灰色的小人物等等。但是姜先生在小说中的身分，特别是在“历史”中的身分则是暧昧、模糊、难以定位的。年轻时，他在伪满洲国学医，曾有过“抗日地工”的短暂经历。就这段经历而言，他应该算得上是国民党线上的人，可是不久他又与其分道扬镳了。况且，这时又恰逢国共两党合作的特殊时期。就此而言，也可以说他与共产党有一定的关系。总之，姜先生的身份非常微妙，既可以属于国民党的阵营，又可以投身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但实际上，他哪一部分也不属于。正如姜先生所言：“现在我们谁也不属于，是普通百姓，是流亡学生。”除了日本人是他不共戴天的敌人之外（曾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其他的人与他似乎都没有干系。他只是“普通百姓”、“流亡学生”中的一员，他的全部意义似乎就是为了逃亡，逃亡出战争的包围圈——由长春逃到北平，由北平逃到天津，由天津逃到青岛，由青岛逃到上海，由上海逃到台湾，由台湾逃到美国。然而，命运之神似乎不允许他做出选择：为了逃避战乱，他历尽艰险来到了北平。不料想，北平当局竟提出一个将流亡学生编成军队打回东北的议案；他原本要乘船到上海，却被国民党的飞机抛在了一座孤岛上；他本是抗日志士，可在解放区的田庄差一点被砍头……逃亡之路充满着这种阴差阳错的错讹。

逃亡、逃亡，《衣钵》就是一部与逃亡相关的小说。但是作者并没有明确交代姜先生为什么要逃亡，只是说：“理想不同，就像水火不容，明知走的路与自己的追求不一致，就不该去违心。”也就是说，姜先生的逃亡只是“心”之所然。“心”指向哪里，他就逃向哪里。可见，姜先生的“过去”——他的身份和逃亡的目的是难以用语言诠释清楚的。

与此不同的是，姜先生的“现在”在小说中则是异常清楚的。论身份，他是一位美籍华侨；由美国频繁往返大陆的目的也是明确的，为了报答当年在逃亡过程中舍身为其带路，并最终因这个罪名而被处决了的老万的恩情——为老万的儿子小万投资百万，在淄城建立起一个饮品厂。姜先生的“现在”就是通过这个饮品厂的兴衰反映出来的。如果说青年时期的逃亡主要是服从“心”的要求，并没有什么直接功利目的的话，那么在近80岁的高龄，而且还中过风的情况下，由美国到大陆来则是抱有明确的目的性的，即通过为小万投资建厂的方式，了却自己报恩的夙愿。然而，历史与命运竟与他再次开了玩笑：不得不宣布厂子倒闭，最后随风而去。

尤凤伟一贯强调写真实，把真实视为创作的生命。在《衣钵》中，他更是要求自己深入到真实的现实中来。所以，他对一些敏感问题采取了直面的态度，如小说中对不是问题的问题——“土地改革”、“剥削问题”、“革命与爱情”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对当下各职能部门的腐败现象更是揭露得入木三分。另外，由于该小说仍承袭了其喜欢用真实的地名、人名写小说的习惯，故而给人的感觉就像一切都是发生在周围的人和事，更增加了小说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尤凤伟是一位质朴、真诚、不断开拓、超越自我的作家。他不屑于摆花架子、唱高调、说废话，而是用农民耕种土地般的倔强来对待手中的创作。时代的浮躁病与其无缘，他只是低着头沿着良心的轨迹前行。这种姿态保证了尤凤伟作品的质量不会是时高时低，而是沿着螺旋上升的态势攀升。《衣钵》这部在题材与人物方面都有重大突破的小说，就是尤凤伟在完成了《中国一九五七》后所取得的又一标志性收获。而且，这部小说也是当代文学进入新世纪后所收获的又一部力作。

文／姜玉琴（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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