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知识分子的虚学自傲
中国的知识分子最不能察觉自己与时代的关系，因而常常走上知识的歧路，无益世道，也无益实学。历来什么易数、骈文、律诗、八股、心性、理气、朴学、精神价值等等，都可以说是虚耗青春之学——“虚学”。虚学就是真知的反面，也是真知的绊脚石。中国知识分子不但搞虚学，竟还想用虚学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不量力，已是十分明显。中国知识分子如果能够自省，应该察觉出什么是他们力之所及的，什么是他们虚学败事的。国力的元素很多，知识的力量只是其一，虚学闹来的知识，甚至没有力量可言。“救国救民”、“以天下为己任”有其限度，尤其当天下这么复杂的今天，更不是空头的“己任”，过分的责任感所能“救”得了的。一个大学教授的影响力，甚至比不上一个电影明星；一个活生生的哲学系研究生的说服力，甚至比不上一个死翘翘的不入流的小说家。这些事实，难道还不值得以虚学自傲的知识分子的反省吗?
——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古人不了解中国
古人实在不能了解中国，因为他们缺乏方法训练，笨头笨脑的。明末清初第一流的大学者顾炎武，他翻破了古书，找了一百六十二条证据来证明“服”字古音念“逼”，但他空忙了一场，他始终没弄清“逼”字到底怎么念，也不知道问问吃狗肉的老广怎么念。顾炎武如此误入歧途，劳而无功，而他却还算是第一流的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又如清朝第一流的大学者俞正，他研究了中国文化好多年，竟下结论中国人肺有六叶，洋鬼子四叶；中国人心有七窍，洋鬼子四窍；中国人肝在左边，洋鬼子肝在右边；中国人丸有两个，洋鬼子丸有四个。……并且，中国人信天主教的，是他内脏数目不全的缘故!俞正如此误入歧途，劳而无功，而他却还算是第一流的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
——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中国人的“唱高调”传统
在中国传统上，千百年来，有一个妙传统，可以叫做“唱高调的传统”。这个传统的特征是：一件事不管事实上是否行得通，只要高调唱得好，大家就纷纷拍手，说他是“圣人”、是“教主”、是“大儒”。
在“唱高调的传统”里，我们从历史上可以找出许多大题目，比如“天人合一”啊、“内圣外王”啊、“郅治大同”啊、……多得是。
这些大题目，唯一的用处是可以做一些文人的敲门砖，使其中一部分脱颖为“圣人”、“教主”或“大儒”。至于对题目本身来说，虽然在每个题目下都堆了一堆臭八股，可是“天”、“人”还是没“合一”起来!
妙处就在这儿，——正因为“天”、“人”根本就无“一”可“合”，所以历代的文人们才可以摇摆头尾的大做文章；正因为“大同”达不到，所以大家才愈谈愈起劲!
“唱高调”的结果是，中国人的精神开始分裂了，人格开始多边了，大家都学会了纸上写和口上说的是一套，实际做的又是另一套!
——“文化太保”谈梅毒
论正视
我觉得做为一个“知识人”的最大耻辱，乃是漫无心肝，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自我陶醉，或是在“许多同样的他”里相与俯仰，对捧一通。至于做“文字警察”，做“御用文人”，整天拍马屁，抱屁股者，则更等而下之，不足多说矣!
——论正视
论台湾的知识分子
现今台湾的知识分子都是在集体逃避现实。虽然这些知识分子他们在专家的部分也许相当有成就，可是他们所走的大方向错误，这是很可怕的。中国历来的知识分子都是走“得君行道”——得到皇帝的赏识而后施展抱负——的路线，至于行道的结果是否误了天下的苍生，这些知识分子都不考虑的。
现在的知识分子没有勇气、滑头，对很多畸形的现象不敢批评。他们也不敢在知识上起义——在知识上做陈胜、吴广。他们也很喜欢抛头露面、做秀，但是他们的专家之见及书生之见，就好像是象牙塔里朝外面抛绣球一样。他们个人特殊的心得及见解真是少得可怜，只有一页稿纸的分量。可是这一页东西却可以供他们卖一辈子，参加一百次座谈会。
——对是非绝对是不让步的
中国的娼妓
知识分子与妓女的情孽，本是渊源有自的，早在唐朝就大为流行。唐朝知识分子以走动秦楼楚馆为正业之一，从元白到李杜，无一例外。在杜牧的诗里，可以看到太多太多“不饮赠官妓”、“娼楼戏赠”的作品，从这些结果看，中国娼妓不但达到了“以充国用”的特殊效果，又给中国饮酒作乐的知识分子“以充文用”，风化出他们笔下的文学。流风所及，中国文人几乎无一不跟娼妓饮酒作乐，写诗漫爱。这种“饮酒作乐”的特色，本来是“酒家”与“妓女户”二合一的，到了现在，形式上已经一分为二，形而上者不能搞，形而下者不能聊，所有“玉人何处教吹箫”的时代，已经完全远去，中国文人的作品，也就更不堪设想了!
——且从青史看青楼
思想变化
“思想之变化”的确是所有志士仁人应该警觉的一个关键。志士仁人，光凭一腔热血、四肢行动，是不够的，必须经常检查：自己的思想，是不是变得跟得上变动不居的时代?否则的话，热血和行动都可能是蛮干而已，多少五四人物，当年是时代先锋，最后由于思想跟不上时代，自先锋而后卫，自后卫而出局，老顽固以殁而已。
——起飞吧，大脑!
让青年们尽量奔跑
社会给青年的教育，不该是先让他们少年老成、听话、做烂好人。应该放开羁绊，让青年们尽量奔跑，与其流于激烈，不可流于委琐；与其流于狂放，不可流于窝囊，老一辈的人自己做了“德之贼”，怎能再让青年人做乡愿?不让生龙活虎的青年人去冲、去骂、去诅咒、去上当、去摔跤、去跌倒，……试问我们哪里去找朝气?社会上不让青年来做激进的、爽快的、大刀阔斧的言论与行动，试问哪个持盈保泰的老头子还有这种劲儿?苟能使整个国家年轻活泼到处是朝气，其中有一些青年发几句狂言，道几句壮语，做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傻事，这又算得了什么?
——十三年和十三月
青年的社会责任
如果中国的学者和思想家以外的得人心的人物，能够出面关切思想运动、政治动向、社会改革，那么收效一定很大。尤其是一些有清望的人，如果他们能善用他们的清望，肯下海做好事，不轻易做人情面子的事，我们群体的进步，一定来得更蓬勃、更快。就目前的环境说，有带头作用的老一辈和中年一辈的人物，实在已经少得可怜，而青年一辈又多在机会缺少的高压底下，爬不起来。因此偶尔有脱颖而出——不管是从哪一个路数脱颖而出——的青年一代，他们的责任，也就更来得重大，也就更不限于“独善其身”就算完事。换句话说，他们不应该仅仅是一个“作家”、一个“中国小姐”、一个“电影明星”、一个“企业家”。他们应该不仅仅是做佛经中的“自了汉”，应该联合起来，加做些别的，多说些别的。例如一个十八世纪人权保障的老题目，值得大家全体注视；一个非法判决的死刑案件，值得大家一致声讨。在一个共进的群体里面，个人——尤其是有才智有地位的个人——不应该只限于“专业”上面的注意，他应该打破传统的什么明哲哲学，偏偏要走出来，多管些实际并不“闲”的“闲事”!
——从“秀信箱”到“上下古今谈”
学者专家
大陆时代的学者专家，他们站在政府对面，骂政府是盗贼；现在台湾的学者专家，他们躺在政府怀里，为盗贼上条陈。(王八蛋!)
——李语录六九
知识分子与政治
我承认知识分子谈政治，甚至涉身政治，只要配合得好，不做无聊的合作，也不做无谓的牺牲，也自有他们的道理。不过我李敖不走这条路，也不鼓励这些，我要鼓吹“思想之变化”，并且深信只要思想能变化，一切问题也就慢慢迎刃而解，到那时候，可以使小百姓少吃些苦，可以少毁掉一些人才，少流点血。流血总是不好的，流血跟管训、监狱、看守所等等是兄弟，它告诉我们：你使你的同胞流出血液，并非就不是你自己的血液。他的流血、失掉自由或死亡，并不一定就是你的胜利。即使你胜利了，你会突然感到你是短暂的、孤寂的，像一个孤寂的枪手兼办丧事的人，要为你的谋杀而掘开尘土。
知识分子玩政治，跟流氓(行动者)合作打天下，是一个古老的公式，也是一个腐败的公式，它的结局往往是“生灵涂炭，奸雄窃喜”，往往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最受害的，往往是他们用来做“吊民伐罪”口实的小民，用来做拯救对象的小民。结果呢，小民没被他们所“吊”，却被他们所“吊”，人间的奇剧与谑画，没有比这个公式下的产品更逼真的了!
——过早的答案
书呆子
书呆子不如呆子，呆子至少没有理论自欺欺人或讨人厌。知识如果使人变成了没有实效的空架子，那就好像纸上学开车，一临到实际，用处很小。书呆子的大病在以为有些知识与开车不同，其实不能见诸行事的，大多徒托空言，无异文字把式，在实际的“行以求知”的人眼中看来，是最无聊的业障。
——人生拾零
今日青年
我有五个字描写今日之“有为”青年——“热心而胆怯”。他们的大病在没有牺牲的精神，太为自己的前途利害着眼。(试问哪个肯牺牲大学的学籍?哪个肯不在乎留学与出境?哪个肯放弃自己的“前途”，而做一个不降志不辱身的硬汉?哪个肯放弃一切“富贵”去做一名淡泊的乱世遗民?做一名“抱关击”的无名英雄?)故今日之青年，太多软骨病者，空有理想、学识，仍嫌不够。
但今日青年不像过去青年之盲动与乱来、乱做man of action，实为一大进步。
——一九六五年五月四日
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李敖语萃批评中国知识分子写一本“唾儒面”的书
写一本“唾儒面”的书
《旧唐书》里有“救焚拯溺”的话，借用来写中国知识分子的惶恐心情，倒也好玩。中国知识分子最缺乏“溺儒冠”、“焚儒巾”的气魄，读书不化，头脑不清，到处叫爸爸。我写《独白下的传统》，是一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奇书，它像溺儒冠焚儒巾一样的唾儒面。有了这样的奇书，中国受苦受难的人才气象万千，才光芒万丈。
这不是写给脸上有口水的人看的书。它的写法，打破了所有的格局与成例。我希望，所有受苦受难的人能看得懂又不看得困；我希望，他们透过这本书，来了解中国；也透过这本书，来了解自己。不论是贩夫走卒、不论是孤儿神女、不论是白日苦工或黑狱亡魂，他们都是受苦受难的中国人，他们是中国的生命，他们是真的中国。
——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特立独行很难
中国传统最不允许荒腔走板。中国社会虽然没效率，但对收拾板眼不合的天才与志士，却奇效如神，很会封杀。这种封杀，先天就置特立独行的人于死命。这种人，绝大多数都要早夭；侥幸不早夭的，最后也难逃浩。伟大的明朝先知李卓吾(贽)，七十六岁还要死在牢里，就是最杀气腾腾的例证。——他们走的路，都是到烈士之路。
所以，理论上，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很难存在，存在也很难长大，长大也很难茁壮，茁壮也很难持久，持久也很难善终。那么，这些人怎么办呢?这些人想出一个办法，就是隐居。
——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自由知识人的文字散布
自古以来，自由知识人散布他的文字，常常受到极权者的迫害。不论中外，在极权者的文字统制中，自由知识人脖子挨刀手上戴铐的历史，总是层出不穷。极权者虽然不断的在刀光剑影下压迫自由知识人，虽然不断的发布种种“禁毁书目”来消灭自由知识人的著作；可是事实上所得到的，却是欲盖弥彰的反作用。“闭门雪夜读禁书”的经验，在古今中外的史例中，我们已不知看了多少，这种史例，反证了自古到今任何高度效率的极权统治，都无法把自由知识人的文字消灭净尽。斩草看来似容易，除根行来却艰难。因为自由知识人的“神通”，毕竟远超过愚蠢的极权者之上。
自由知识人的作用，不该只属于一地一岛，而该指向莎士比亚笔下的“大好新世界”。没有人属于一个岛，英国诗人约翰顿早为我们订出宽广的眼界，我们不要忘了这个四百年前的诗人留给我们的伟大提示。
——香江托孤文件
特立独行的例子
中国第一部正史《史记》作者司马迁，这个特立独行的人，在牢里有一段悲惨生涯——被割掉生殖器；中国第二部正史《汉书》作者班固，这个特立独行的人，曾两次入狱，第一次靠他弟弟班超的面子脱罪，第二次以涉嫌叛乱死在牢里；中国第三部正史《后汉书》作者范晔，这个特立独行的人，也以叛乱罪下狱，同他一个弟弟四个儿子，一起横尸法场。范晔看出来特立独行的下场，在他的书里，他特别为特立独行的人，列了专传，就是《后汉书》里的“独行传”和“逸民传”。这种传记，变成传统，到《晋书》中变成“隐逸传”，《齐书》中变成“高逸传”，《梁书》中变成“处士传”，《魏书》中变成“逸士传”，《南史》以后都叫“隐逸传”。但这种形式的特立独行者，他们只是山林人物，只是不合作主义者，至多只能在品格上特立独行，在思想上还大有问题。换句话说，他们可惜都很笨。他们可能是特立独行的愚者、特立独行的贤者、特立独行的行者、特立独行的勇者、特立独行的作怪者，但很少是特立独行的智者。这些人在中国传统里比例极少，可说只有千万分之一。中国正史里为他们立专传，并不表示他们人多势众，只表示对他们致敬。当然，他们是消极的，消极的高蹈，消极的洁身自好，消极的不能做示众的烈士，只能做示范的隐士。但是，在乱世里，他们能自苦如此，能视富贵如浮云，能坚持信仰，坚持不同流合污，也就天大的不容易了!
——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
二十世纪以后，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在了解中国方面，有没有新的进度与境界呢?有。他们的方法比较讲究了，头脑比较新派了，他们从象鼻子、象腿、象尾巴开始朝上摸了。最后写出来的成绩如何呢?很糟。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他们只是一群新学究。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其实天知道他们通了多少西学，天知道他们看了多少中学。他们是群居动物，很会垄断学术、专卖学术和拙劣宣传他们定义下的学术。于是，在他们多年的乌烟气下，中国的真面目，还是土脸与灰头。
——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宁鸣而死
宋朝一位做过谏官的，叫做范仲淹，他曾有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他还做过一篇《灵鸟赋》，高叫做为知识分子的人，要——
“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
表示一个人只有为“鸣”不计一切，才算是一个人。一个人要宁肯为“鸣”而死，也不要因沉默而活。在中国历史上，向皇帝谏诤的人，理由并不见得正确，目标也不见得远大，但是他们的基本精神则是一致的，那基本精神就是：
看到坏的，我要说；
不让我说，不可以!
——谏诤——“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促进思想之变化
我深信在“思想之变化”——从衮诸公到市井小民普遍的“思想之变化”——没有瓜熟蒂落以前，谈政治或玩政治都不是第一流知识分子该做的事，当然他们该做的事也不是逃避现实，逃避现实比一切都要坏!
新时代的知识分子要彻底认清他目前所处的是一个什么环境下的什么地位，然后承认不合作、不降志辱身是对付腐败政治的“无为”方法；而这种“无为”，又是另一种方式的“有为”；他要“有为”的促进“思想之变化”，“有为”的去反对以暴易暴，“有为”的改造社会，“有为”的关切三轮车夫和农人工人的血汗，“有为”的改善养女妓女的生活，“有为”的督促恶法的修正，“有为”的检举法官的玩法与贪污，“有为”的督促舆论的进步、人口的节制、狱政的改良、婚丧礼的改革、文字与电影检查的放宽，“有为”的揭发无耻文警的嘴脸以及学府与研究机构的黑暗，“有为”的铲除一切阻挡现代化的国粹与国渣，“有为”的争取十八世纪英国人早已争取到的基本人权，“有为”的鼓吹一个开明思想的新时代。
——过早的答案
文丐与文警
今日的中国，严格的说，没有所谓纯粹的“文人”，纯粹的文人早就饿死了，不饿死的也早就改行摆香烟摊了。今日中国舞文弄墨的一群，除李敖之流清高的一类外，大抵可分两类：
一、 文丐类
二、 文警类
所谓“文丐”，是一群新风花雪月忧愁哀怨的无病呻吟者，用狗屁的词汇与思路，整天写他们逃避现实的乞丐文。所谓乞丐，是向文字讨饭吃、用文字混饭吃、藉文字发泄不值得发泄的情绪。他们满纸黑暗呀痛苦呀，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人间真正的黑暗与痛苦是怎么一回子事。他们只是在做“文字自淫”和“文字轮回”罢了。在这种“文丐”以外，另一类的无聊分子就是所谓“文警”。“文警”，顾名思义，就是“文字警察”，他们在古代叫“文学侍从之臣”，叫“御用文人”，在现代，叫“文化官”，叫“穿着制服的文艺工作者”(Artists in Uniform，这是梁实秋告诉我的Max Eastman的书)，他们的使命除了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以外，就是提倡什么“战斗文艺”。所谓“战斗”，并不是使劲朝外面的敌人战斗，而是关起门来“同室操戈”——向与敌人根本对面的文化人放黑枪。
——文警论及附件论中西文化李敖语萃论中西文化
——自由民主是纯西方的东西，中国文化中没有这些。中国固有文化
固有文化所能给我们的，除了空洞名词和抽象观念外，还能有些什么?挽救固有文化的结果，除了更暴露它的可怜外，还能得到些什么?这几个月来，台北的舞厅流行“国乐伴舞”了，可怜的“国乐”!“国乐”如此，其他又何独不然?固有文化是一个衰弱的老头子，我们已无法要他适应新的生机和生命力。把他拖出来做太多的招摇与活动，不但害了我们，对他自己也不见得有好处。还是让他局限在博物馆一类的养老院里，安度余年吧!
——西餐叉子吃人肉
抱祖宗大腿
没有疑问的，我们今天已经陷于一种文化的僵化。僵化的原因之一是要想抱祖宗的大腿。我们民族是最重视祖宗意见的民族。祖宗的意见并非不能解决问题，至少在祖宗的时代里，在“蛮夷率服”的时代里，那是行得通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已进入一个“蛮夷不服”的时代，于是问题就来了：在蛮夷刚来闹事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经常是传统主义；在他们开始横行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经常是复古主义；在他们所向披靡不可一世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经常是未来主义，这种变化没有明显的段落可以划分，所以代表同仁也是“异代可同调”的。例如倭仁、徐桐、辜鸿铭都是普通的传统主义者；黄仁济、梁漱溟、钱穆都是激烈的复古主义者；徐光启、张君劢、胡秋原都是飞跃的未来主义者。不论他们属于哪一种，他们共同的特色是抱祖宗大腿，所不同的，只是使用臂力的轻重和所抱面积的多少而已。他们总相信祖宗的遗产有用处，有推陈出新的价值，对建设现代化的中国仍然需要，绝不可拦腰绞断或一古脑儿丢开。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中国人的“浅尝即止”病
我们同胞有一种绝症，就是“浅尝即止”。任何好东西，到咱们嘴里，舌尖一舔，还没吃，就说不好吃了!吃了就要坏肚子了!至少是不合我们胃口的!没有什么营养的!
泛祖宗主义是对旧的依靠；浅尝即止的毛病是对新的怀疑。
四十年前，大家都高叫科学救国，可是科学还没进门，梁启超就领头大喊“科学破产”了；三十年前，大家都叫民主宪政，可是国会刚开，大家又大喊“议会政治破产”了。
事实上，真的“科学”还在门口；真的“民主宪政”还在门外头。
可是却有人说，洋把戏咱们吃过了，没有什么好吃的!
钱穆就是这些味觉有问题的代言人，他大声喊道：
“中国这五千年来，开始学德日，后来学英法美，后来又学德意，今天又要学苏俄。西方的，我们都学过了，但也都碰壁了。……今天以后，或许可以‘迷途知返’了。所有学人家的路都走完了，回过头来再认识一下自己吧!”(《中国历史精神》页十四)
真难得!这五十年来的烂帐竟这样容易就被钱穆算清了!老实说吧，五十年来，我们压根儿就没长期的、彻底的、有计划的、不三心两意的“学”过任何玩意儿!我们只是敷衍、只是浅尝、只是见异思迁、只是以为“学遍”了，“都学完了”，再走就“碰壁”了。其实“壁”在哪儿、在哪边、是什么模样，我们还没看到影儿呢!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李敖语萃批评中国知识分子义和团思想
义和团思想
义和团是排斥西方最纯粹的分子，也是最知行合一的一群。他们对洋玩意一概是否定的，所以会表演大刀对洋枪，赤膊挡洋炮。他们不但深信中学为体，也深信中学为用。他们是道道地地的黄帝子孙，他们虽然光荣的失败，害得全国同胞每人都赔了银子，可是他们的阴魂不散，阴魂附在辜鸿铭身上，鼓舞这位老怪物写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春秋大义》)，来做他们的安魂曲。“春秋大义”式的思想与义和团思想，事实上是一个窑里烧出来的，只是表现的方法稍微文明而已。降至今日的一些老骨董，在思想上愈以“不忘本”标榜的，愈接近此类。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半吊子西化
一个英国探险家，在探险中碰到一个有吃人肉风俗的蛮人，等到他发现这个蛮人竟是英国大学出身的，他大为惊奇。他问这个蛮人说：“你难道还吃人肉吗?”这个蛮人的答话可妙了，他说：“我现在用西餐叉子来吃了!”
这个小故事，我所以一再引述，只喜欢它含意的深长。所谓“西餐叉子吃人肉”，它的思想模型，是“半吊子西化”的一个类型，是选择性的接受西方现代文化，然后再“融会”固有文化，做成一个非牛非马不伦不类的配合。其结果，外似“融会中西”，内实狗屁狗屁，并且还常搅得新旧杂糅，社会大乱。
——西餐叉子吃人肉
皮毛的西化
试看我们社会中有多少人坐着一九六一年的汽车，却装着一六九一年的旧脑袋?有多少人用着新式印刷机制造着冥纸锡箔?有多少人用着新式塑胶工厂出品麻将牌?有多少人用电气冰箱装祭孔祭祖时的冷猪肉?有多少人用着麦克风宏扬圣教佛法?……孔夫子的后人穿着新式西装，抽着名贵烟草，坐在先师奉祀官府里写毛笔字；张天师的后人也同样在天师府中服气炼形，或走到广播电台，用科学方法来导引胎息!
这些“中学为体”的臭腐，“西学为用”的神奇，哪一点比那用叉子吃人肉的老哥高明?哪一点不代表我们在皮毛的西化?——匪夷所思的西化!哪一点不代表我们神经与胃口的衰败?哪一点不代表我们是一群浅尝即止的病人?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文化思想上的困惑
文化思想上的困惑，自觉或不自觉的包围住我们，使我们经常在二重以上的标准下摇摆鬼混。摇摆鬼混的结果是，在这个社会里，我们极难看到一个真正的爽爽快快的“现代人”。
我们的肉体生在现代，可是我们的思想却经常是落伍的、古代的、甚至是原始部落的。一个人穿衣的时候是现代的铁达龙，可是穿孝的时候就变成古代的大麻布了；骂人的时候是现代的“干你娘”，可是写文章的时候就是古代的“老吾老”了，……这些双重标准也会慢慢趋向大一统的局面，例如桥牌和麻将、西医和中医、拳击和国术、新年和旧年，……凡是能帮助我们成为不伦不类的半吊子的，我们这个不长进的民族都会乐在其中，并且还会不要脸地说这是“超越前进”，是“融合中西文化”!
所以，一个活人，灌着一脑袋“僵尸思想”，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毫不稀奇。所谓僵尸思想，种类是很多的：例如“孔老二思想”、“西门庆思想”、“魏忠贤思想”、“袁大头思想”，……到处都可以在中国人的行尸走肉上借尸还魂。所以，在许多时候，我简直怀疑：我们到底是活在现代呢还是生在古代?是死人重生呢还是根本就是活死人?
这种现象，是十足的文化思想上困惑的现象，是我们不得不狠狠打它几个耳刮子的现象。
——古老的中国民族呵!你该选择
守旧分子的食古不化
十多年来，守旧的大雾似乎更浓了，圣贤也有学会了，中医也有学院了，内功也变成“科学”了，张天师也领公费了，轩辕也变成宗教了，但是我们却看不到有哪个知识分子，敢挺身出来说几句“罪言”，用他的笔杆杵一杵老顽固们的驼背，清一清乌烟气的局面；我们只看到那些卫道的英雄们，肃穆趋跄，纷纷跑到孔庙去看秃头小男孩的八佾舞，却不会待在家里，给“孔孟学报”写篇“ 什么叫做‘君子而时中’?”我们“圣之时者”的祖宗若真能复活一次，看到他的“会员”们抱着他的大腿穷啃，——食古不化的穷啃，他真要气得去美国了!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要西化，就优缺点一起要
他们对西洋文化，统统打着一个“买椟还珠”的算盘，他们不知道这种好梦是根本做不成的。在文化移植上，要椟就得要珠，不愿要珠也休想要椟，椟中没珠也不成其为椟，要就得全要，不要也得全要，——因为全世界的“时间空间”有“特殊性”了。在南宋时，我们老大帝国可以行“铜不下海”的禁令，可以跟洋鬼子老死不相往来；到了清初，闭关政策就吃力多了；到了现在，除了死心塌地的买椟买珠外，别无他法了，——人家长进的民族是不允许我们“还君明珠双泪垂”的!
我们面对西方现代文化，就好像面对一个美人，你若想占有她，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这个美人是任性的、不可塑的，她根本不理你这一套农村文化的“忠告”，她即使有“缺点”，即使想在人老珠黄时有所改正，也绝不会用你这一套发了霉的东西。可是有些死命追她的人却不要脸，他们硬说这美人当前就要改正“缺点”，而改正之道，则非东方文明不为功。
我们一方面想要人家的胡瓜、洋葱、番茄、钟表、眼镜、席梦思、预备军官制度；我们另一方面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车祸、离婚、太保、(不知害臊的)大腿舞和摇滚而来的疯狂。
也许西化的结果会带来不可避免的“流弊”，可是我们总该认清我们的“大目标”是什么，为了怕肚痛，难道就不养孩子吗?为了怕噎着，难道就不吃饭吗?我们的“大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的强国，在这个“大目标”下，我们该有“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决绝与胸襟。“大目标”是安慰我们补偿我们最好的代价。在这个百年大计中如果真有“损失”，也是值得一干的。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对外来文化的抵制
一个民族，在受到外来新奇文明的冲击的时候，都难免产生误会和抵制，即使被一个优势文明冲击的时候，落后文明仍然会有反动和阻力，何况中国民族本在文化上有着历史的基础，产生的反动和阻力，自然也就更大了。
此外，一个重大的心理因素是一个国家的自大狂，自大狂使它产生鄙视“四夷”的成见，自然视四夷之学为小技，自然不肯虚心去衡量评判，更不要谈去虚心学习了。
——祖法和历法
西化中，国粹不会沦亡
他们不相信西方玩意是批发的，但却相信有些“人”有资格来选购，所谓“统治文化”云者，此之谓也!坦白说吧，亿万中国人中，谁也没有资格来定这个取舍“标准”，任何聪明才智之士都不配“制礼作乐”来“规范”这个聪明才智的民族，死去的黄帝周公固然不配，今天的内政部也不配，唯一配做的只是我们小百姓在西方文明猛扑下的自动吸收。而在这自动吸收的过程中，我们固有文化中的“无价之宝”和“国粹”是绝不会“沦亡”的。小姐们的旗袍不就是一个例子吗?这是中西合璧最成功的表演：三围的注重、衣料的纺织、开衩的上移直到“苏茜黄的世界”，哪一点不代表F.S.C.Northrop所希冀的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哪一点不象征“国粹”的“发扬光大”?我们固有文化中如果真有真金，它一定不怕火炼的，何况还有那么多的惰性和老不死来卫护它呢?我们青年人大可不必担心“没有了中国”，大可不必怕充分的现代化。我们尽量学，“惰性”、“老不死”和“国粹”早就在背后打了七折八扣了，所以我们很容易流于“仅得其中”的结果，所以我们更有“取法乎上”的必要，以“充分”为目标的必要。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现代化不可靠“祖宗”
返老还童绝不能用老药，使中国现代化也绝不能借助古法。如同你治一种病，绝不能西药中药全吃，专心吃西药足够了，中西合璧反倒糟。现代化的国家和现代化的步骤早摆在那里，我们直接去学就行了，何必麻烦祖宗呢?日本没有孔子，可是何碍于他们的维新?韩国很少国粹，可是何碍于他们的新政?我们当年的藩属都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如果祖宗能救我们，早就把我们救了，不会闹到今天这种惨象了。美国是固有文化固有圣人最少的民族，可是人家是名副其实的强国，而咱们呢?至多可说是历史悠久的古国，四维八德十三经二十五史虽多，可是还得靠人家援助。这不能全怪我们不争气，我们该怪祖宗留给我们太多的“东方文明”：那是一个重担子，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延误了我们现代化的速度。如果我们想轻身妙手地走向现代化，我们不得不在这个重担子下面挂个问号。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西方文化不可选择
在一个优势文化的猛扑下，落后地区是没有办法妄谈选择的，好的固该笑脸迎，“坏”的也要和血吞。它们的“缺点”与“流弊”不是落后地区可以“预防”的，这种难题在理论上似乎杀风景，但在事实上却的确莫奈何!尤其对有过“汉唐雄风”的落后地区，更是如此。在这种优势文化的猛扑下，多少汉家的好儿女，莫不摩拳擦掌，想在西化的大河下做一块中流砥柱，用讨价还价的手法、买椟还珠的努力，挽一挽既倒的狂澜。他们用力之勤，用心之苦，是可以佩服的；但那种不管事实上能否行得通，却硬在理论上炒陈饭的劲儿，却是可怜的!
更可怜的是，当他们都在大做好梦的时候，有人出来说：“梦固然好，可是究竟是梦!”于是他们光火了，于是他们说，这个讨厌的青年人是浮夸的，是“文化太保”。
——“文化太保”谈梅毒
潮流挡不住
魏晋时代大家拒了一阵佛，可是佛教挤进来了；明清时代大家拒了一阵耶，可是耶教钻进来了。狂澜倒下来，凭直觉、凭感情，当然要挽，可是挽了三百多年了，我们失败了多少次?让步了多少次?我们挽的成绩在哪里?最后防线又在哪里?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两千年来做了些什么?我们喊了两千年“选贤与能”了，可是我们没有研究出来一种合理的投票法；我们喊了两千年“幼有所长”了，可是我们没有一所像样的育幼院；我们喊了两千年“不必藏于己”了，可是我们囤积居奇的奸商比谁都多；我们祭了两千年的孔子，可是孔子的后人却变成了问题儿童与考试专家。这些数不尽的冰冷事实难道还不能使我们醒醒吗?难道我们还要喊口号过日子吗?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李敖语萃批评中国知识分子东方文化在没落
东方文化在没落
实际上，我们已朝西化路上走，——虽然走得太慢。试看看高等学术机构：大学中六个学院，理、工、农、医早已没“东方”的影子(园艺系的一点东方庭园的图案与中医学院等等都不足道)!法学院中除了一点政治思想史、一点法制史、一点等因奉此的应用文外，再也找不到国粹或国渣的影儿!文学院算是“东方文化”的逋逃薮，外文与考古系是西化了的，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则纯是乌烟瘴气，看不到几分新思潮。除了极少数有新头脑的教授外，其他教授只能说是“陈货出清”式的大甩卖!
“东方文化”的瓦解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尽管我们还到处看到四书五经，看到穿西装捧死人牌位的孝子，看到深知“人间羞耻为何物”的法学家，……可是我们不必灰心，我们该知道使人不串假戏不是一蹴可及的事，我们还得慢慢来。我们的老祖宗就曾在白天挂“儒家”的羊头而卖“法家”的狗肉，到了晚上，又行“道家”的房中术。我们串假戏的本领是有“传统”的!
最底层的小百姓从曳引机中展开他们的憧憬，最高层的智识分子从学理中展开他们的抱负，很少人肯在故纸堆中钻研他们的“伟业”了!他们看到这些线装书中的老小虫们高谈“义理”或“考据”，他们早就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第一流的聪明才智早已不搞这些鬼东西了!工程师学会庆祝五十年，这比史语所五百年、新亚书院五千年还令人高兴!
——敬答吴心柳先生
东方文明瓦解是趋势
串假戏是咱们文明古国的传统，两千年来，哪个帝王不是挂着儒家的羊头而卖法家的狗肉?任何冠冕堂皇的表现只不过是叫叫而已，在优势文明的冲击下，在食色相斫的本性下，我不相信高叫“天理”的人不向“人欲”屈膝。
所以我说，用“统计的观念”与“比例的观念”来看世道人心，我们会发现这些“院(学院、书院、研究院)字号的人物”，只不过是芸芸众生里面的一些小虫，老百姓与大官人早就朝西化的路上走了，尽管他们不自觉，尽管他们也要每年祭一次孔，他们的实质与内心深处早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回信给中央研究院的一员
错以“文化”征服别人
关心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他们的最大悲剧，也许是不该提倡“文化沙文主义”却拼命提倡；该提倡“民族沙文主义”却又拼命不提倡，结果呢?他们吃力地用不能征服别人的“文化”来征服别人；却不肯轻快地用可以攀亲的“民族”来行认亲计，以达到“我本是你老子”的最佳效果，你说悲哀不悲哀?
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除了汉朝的娄敬(刘敬)以外，大多对所谓“夷狄”，都误用了“民族”方面驱逐、“文化”方面招降的方法，结果总是没有起色。但是不管有没有起色，中国人反正人人都会说“严夷夏之防”。“防”的结果，甚至清朝晚期派出去的留学生，都明令不准与“洋婆子”通婚!——这就是我所说的“种族”驱逐、“文化”招降主义!
——长城还在动呵!
中国思想史中的“反孔系统”
“反孔系统”的人，并不一定反对孔子本人，而是反对孔子制帽厂里的单行法规。在中国历史上，“反孔系统”极难有什么大作为。即使反， 一也不能彻底，二也不能放肆。所以表现出来的常常是很局部，很不明显。在这个系统里的人物，古代的庄子、汉朝的王充，都是有名的。其他所见的，则多是偶尔一露的反叛倾向，直到民国以后的吴虞，才算集了大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