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
谈“梅毒”
梅毒的传入中国，在医学史上几乎是一个突变。它在十六世纪的序幕时代进入这个古老的国家，它是西洋近代文化影响中的一个先头部队，它比钟表、眼镜、几何、历法等都抢先走进来，在极短的时间里征服了这个国度，使这个国土上的人民忽然张皇失措；它又转渡日本，使这个岛国因它而死的比例占全世界第一!在东西文化交流的漫长历史中，它独占了一个所向披靡的地位，任何固有文化挡不住它，任何文化导演摆布不了它，它来自近世文化的源头，走向全盘交易的尾闾，它好像骄傲的告诉那些为西方轮船设立码头的国家：“你们不是要接受西方近代文化吗?你们也得同时接受我，和我所代表的一切‘坏’文化。我知道你们想超越前进， 想择善而从，但是天下有这种便宜事吗?西方近代文化的这点光芒，是经过多少千辛万苦换来的，即使有流弊，他们自己都甩不掉，而你们却想取长舍短，后来居上，天下有这种便宜事吗?”
——“文化太保”谈梅毒
反西化三百年
三百年前，徐昌治编了《圣朝破邪集》。这八卷论丛是中国人对西洋近代文明最早的抗议文献，也是最有力的反西化理论的集成。
三百年来，朝代换了，古人死了，这部书的纸张也变黄了，可是圣朝破邪的细菌并没有消失，它钻进中国人的感情里，一代又一代，随着愚昧程度的深浅而有着不同的病象：有时中体西用的谵语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伤寒；有时超越前进的怪调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白喉；有时义和团的疯狂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猩红热。
三百年来，我们民族的感情变成这种细菌的函数。在思想上，我们不是一个正常发展的有机体。在别人都朝着现代化的跑道竞走的时候，我们却一直发着怪病，一直在跑道的起点逡巡不前。我们总想找点理由来拒绝赛跑、奚落赛跑，同时断言赛跑的终点将是一个悲剧。
三百年了，原在我们前面的，离我们更远了；原在我们后面的，也纷纷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可是我们还不肯劳动足下去快跑，我们还在脑袋里做着后来居上的迷梦，梦着我们老祖宗曾是不可一世的选手，我们总想凭点祖上的余荫来占便宜，总想凭点祖传的步法迎头赶上。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跨入工业社会
工业社会是动的、扩展的、进取的、不知足的、不靠祖宗的、不依赖白胡子老头的。在工业社会里面，一切传统的价值体系，不论是好是坏，全都是生了锈的发条，全都不能配合新的齿轮发挥作用。
我们要跨进工业社会，要光明磊落的跨进，不是“犹抱琵琶”的跨进。旧琵琶除了能遮丑，别无用处。
我们要奏工业社会的迎春曲，不能依赖农业社会的旧琵琶。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固有文化捣的鬼
固有文化本身不但成事不足，并且败事有余。传统派认为西方文明不能完全行于中国，并且视为“逾淮之枳”，转而大骂西化派。殊不知橘之所以变成枳，正是固有文化捣的鬼!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民族主义”乃西方新思潮
孙中山所提倡的“民族主义”，是西化的，是中国历来所没有而该努力追求的。孙中山以他的敏锐与睿智，早就看出中国传统中没有真正的“民族主义”的缺陷，和有太多的狭隘种族观念——冒牌的民族主义——的流弊。他深切地感到这种缺陷和流弊，沉痛地指摘说：
“中华民族者，世界最古之民族，世界最大之民族，亦世界最文明而最大同化力之民族也!然此庞然一大民族则有之，而民族主义则向所未有也!”
“民族主义则向所未有”，这是何等明确的、一针见血的论断!在这种论断底下，欲求“民族主义”，除了假手于洋鬼子新思潮，我们还有什么别的路呢?
——长城还在动呵!
论中西戏剧
习惯了“西皮板”式京戏的中国人，实在不容易感受到西方戏剧进步的痕迹。中国戏剧从唐朝的梨园乐，到宋朝的杂剧、鼓子词，到金朝的杂剧、弹词、连厢词，到元朝的北曲，到明朝的南曲，直到清朝的京戏、地方戏。声色的范围与深度，相当有限；进步的速度，也倍极缓慢。因而在世界戏剧史上，中国戏剧的地位为何?也就一看便知。
整天高喊“迎头赶上”、“超越前进”，而在事实上，却走着南辕北辙的戏路，是永远不会有世界性的地位的。要想使结局不变为口号，我们必须先平心静气仔细看看人家走的是什么路子。
人家的戏剧从有宗教仪式的原始戏剧开始，再自希腊而罗马，古典而中世，莎士比亚而易卜生，直到“戏剧醒觉”后的问题剧，以及近代欧美戏剧的动向等，全部范围，皆非京戏、秦腔、昆曲、高弋、汉剧、粤剧、川剧、越剧、山西梆子、河南梆子、皮黄剧、歌仔戏等等所能望其项背，一比之下，真叫人冷汗直冒。
——论中西戏剧
脱衣舞与旧中国
所谓“脱衣舞”三个字，在中国卫道夫子们看起来，真是一种怪结合。中国古书中有“脱衣”两字，见《国语》中的齐语“脱衣就功”；古书中也有“舞”一字，见《礼记》中的乐记“舞动其容”。在古书中所看到的中国舞蹈(用时髦的说法，所谓“民族舞”)，大致分开，可有两类：一类是“穿衣服的”，一类是“不穿衣服的”。前者不必细说，从“文始舞”、“武始舞”，直到跟娇滴滴的杨贵妃有关的“霓裳羽衣舞”，都属于“穿衣服的”。古书如《书经》中所谓的“舞衣”，李白诗中所谓的“舞衫”，都反证了穿衣属实。至于后者“不穿衣服的”，公元五世纪时南朝宋前废帝刘子业、明帝刘，乃至六世纪时陈后主陈叔宝等，都有叫宫女这样一丝不挂的记录。以上这两类古舞，其性质，非全穿即全脱，并无先穿后脱或一脱再脱如今天之脱衣舞者，故说脱衣舞，乃纯粹西方鬼子之玩意，而与中国传统文化无与，并不为过。
——“舒而脱脱兮!”
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李敖语萃批评中国知识分子脱衣舞考
脱衣舞考
strip本是“剥”“脱”的意思，tease则是“逗”、“揶揄”、“嘲弄”、“使人恼”、“使人焦”、“吊胃口”的意思，两字合起来，望文生义，一看便知道是指似脱非脱、又脱又不脱，别着急慢慢脱的动作而言。外国仓颉造字，毕竟也有他们一手儿!
说到这个strip tease的历史，可真源远流长。最早已远溯到公元前四世纪的古希腊模特儿瑞尼。瑞尼以引诱青年罪被带上法庭，她的律师亥伯瑞第的辩护法可真妙，他竟当众脱光她的衣服，以表示她的纯真动人，而她竟因这一身得天独厚的皮肉，免掉了牢狱之灾!
又一个例子是公元五世纪的拜占庭女王希奥德拉，她早年曾在舞台上脱衣服，脱衣舞娘在公元六世纪就当上女王，无怪乎二十世纪的巴西脱衣舞女要竞选总统了!
除了希腊、拜占庭这些古国有这种事实外，古罗马也有这一类的玩意儿。直到后来，中古时期的教会黑暗势力兴起，活泼泼的脱衣盛业，才渐形中绝。
——“舒而脱脱兮!”
脱衣舞与警察
因为脱衣舞本身是跟警察老爷不断捉迷藏的玩意，所以它的发展，也就因警察老爷的胃口而不同。例如就一般的明盘而论，美国迈阿密地方，脱衣可脱到三点为止；而在缅因州，标准却是只到浴衣状态；在纽约，也有因夜总会老板背景大小而与脱光多少成正比的。其他成文、不成文的规定或约束，也常常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警察老爷的胃口松紧而异或眼开眼闭的程度而异。例如美国许多地方，规定脱衣舞女不准“正面凸出”式的向观众做姿势，但如果她用侧面，则任凭你凸来凸去，老爷不管。——虽然侧面也可能有观众!又如巴铁摩尔地方，此乃脱衣舞业尾闾所在，被允许的花样，也就最多。比方脱衣舞女可用“喂奶式”的动作，以乳峰授人；被授者，也可以不违孟夫子授手不亲之道而改亲“授乳”。此类噱头，千奇百怪，不胜枚举。脱衣舞女或自大羽毛后面脱起；或自绅士装脱起；或自侠盗罗宾汉装脱起；或自网后脱起，或自笼中脱起，寓脱脱于表演之中，光怪陆离，使人的两眼，目不暇接；使警察的法令，疲于奔命。巴铁摩尔的法令也真特别：“脱衣舞女若做淫荡动作，着罚锾二十五至五十美金，缴款后，即可释回，听令演出!”法令如此，又何悲乎滴滴欲脱者之不脱乎!
——“舒而脱脱兮!”
比较中西历史上的爱情
当东方的盘古扭动骨盘，把四肢五体转成四极五岳的时候，西方的亚当却大梦先觉，把肋骨转成原料，奉献给女人。这一差距，分离出两千年前的一幕对比：当亚当的子孙，正把埃及皇宫的美女可李敖巴特拉往家里抢的时候，我们盘古的后人，却正把自己皇宫的美女王昭君朝外头送!——人家宁肯为女人惹起战争，我们却甘愿用女人换取和平!你说多菜!
在权力与女人不可兼得的时候，西方的爱德华第八的表现是“不爱江山爱美人”；而东方的唐明皇呢?表现却是“江山情重美人轻”!中国人家喻户晓的《长恨歌》恋史，男方指手画脚，发了不少“在天愿做比翼鸟”“愿世世为夫妇”的假誓，到头来却不能同生、不能共死、不能横刀求美，反倒竖子不足与谋——自己逃难去了!你说多菜!
这些对比，都多少显示了我们大中华的老祖宗，在处理小娘子的小爱情问题上，好像有点特别。他们好像从来不为女人花脑筋，既不屑花，也不肯花，甚至压根儿就没想到花，这样子“看女人没有起”，若要产生漂亮的爱情故事，岂不是妄想?大体说来，老祖宗们是不来恋爱这一套的，他们只会为几个抽象的大名词肝脑涂地、九死无悔，却不会为几个可爱女人鞠躬尽瘁、怒发冲冠。吴三桂在爱情宇宙里，只不过闪了一点“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灵光，就被道学之士一连臭骂三百二十年!中国历史上有“红粉”，也有“干戈”，但这两个名词总结合不上，老祖宗不允许“红粉干戈”，为女人打仗吗?去你的!那是爱伦坡笔下的希腊荣光和罗马壮丽，中国文化是不为女人打仗的!
——大中华·小爱情
师夷长技以制夷
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中最能了解这次战争的严重性的，是林则徐。林则徐深刻地知道，中国民族的虚自大是不行的，一笔抹杀“夷狄”的长处也是不行的，传统中的藐视“夷狄”的态度绝对要不得。基于这种认识，林则徐使魏源完成了《海国图志》这部划时代的著作。这部著作一反过去中国人“山海经”式的谈论“夷狄”的方法，而从“夷狄”的著作中直接取材。在这部书的序里，有一段最有名的话是：
“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以攻夷而作，为以夷以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这三条重要的立论，它的基点都是坦白说明中国的原来本钱实在已经应付不了洋鬼子，也应付不了变迁中的世界，我们必须放弃唯我独尊的态度，改行“以夷”、“师夷”等路数不可。林则徐、魏源这些西化观点，在二十年后，构成了同治新政的张本，那就是奕、文祥、曾、左、胡、李等人所大力提倡的“洋务运动”。
——新物与旧物
李鸿章与洋务运动
在数不清的老顽固们的压力之下，试想“洋务运动”居然还向前推进了三十多年，我们不得不说这些从事“洋务运动”的人士很够劲，他们真够得上“坚苦卓绝”这块招牌!
在这些从事“洋务运动”的人士里，最凸出的一个当然是李鸿章。李鸿章在当时老顽固的眼中，是一个“深信夷人，动效夷法”的大罪犯。他跟老顽固们一样，本出身于旧社会中的旧教育，看不懂任何一行蟹行文。但是他对西方的认识，对中国应该西化的必要，却有奇迹一般的颖悟。
——新物与旧物
比萨斜塔——棍石挡不住真理
比萨这个老爷斜塔，七百九十多年来，历经了无数的人世波涛，可是它仍旧不倒。七百九十多年来，一百多次地震震不倒它；二次大战时，一千多颗炸弹丢在比萨城也震不倒它。它是一个老赖皮，它永远屹立。
屹立还不算，它还要斜，并且每年斜一，到了去年为止，它比斜的垂直线又多出十四又十，它还是不倒，它真行!
这个老东西，不但老，并且还“卖老”，它每年吸引三百万的游客，赚到一百万美金，就凭它，一百七十五高，一股“斜气”!
别以为它只是“斜气”，就因为这股“斜气”，它才为人类带来了真理。
例如亚里士多德说，物体降落的速度与物体的重量成正比例。这就是说，愈重的东西降落得愈快，愈轻的东西降落得愈慢。这种大道理，大家一想，就觉得没问题。于是你也信，我也信，大家一起信，一信就信了一千五百年!
但是一千五百年后，碰到个大逆不道的斜门人物伽利略。伽利略居然对这种“圣人之言”表示了大胆的怀疑!伽利略坚持亚里士多德的这段话根本是谬说。他认为物体降落的速度，只稍受空气阻力的大小，与本身的轻重比例无关。他的反驳一提出，大家都骂他非圣无法。他不服气，特地约了许多大学生和亚里士多德的信徒，一块儿跑到比萨斜塔的下面，叫他们等着瞧。伽利略跑到斜塔上，把一个一磅重的铁球和一个一百磅重的铁球同时丢下，说时迟，那时快，两个铁球，噗的一声同时落地。铁球落地之日，就是一千五百年传统垮台之时。“正直”的传统，竟被“斜气”的古塔与人物弄倒了!
自古以来，任何新思潮、新人物的出现，总未免被旧思潮和旧人物看做一股“斜气”，总未免被看不顺眼，怪他们离经叛道，违背“善良风俗”，或违背什么法令什么条例，因而棍石交加、围剿毕至。但是只要新思潮和新人物代表的是真理，棍石和围剿是阻挡不住的。比萨斜塔上的伽利略，就是一个好例子。如今伽利略的精神和学说万古长存，可是那些抓他、审他、要用火刑烧他的魔鬼们，又哪里去了呢?
——斜气下的真理历史探索李敖语萃历史探索
——优秀的历史家是真正的最后审判者——上帝嘛，请靠边站。学历史的人
我是学历史的人，我常从历史上追寻人们愚昧的痕迹。
——海盗万岁
“历史”二字不是原装货
“历史”两个字，不是中国的原装货，而是日本移来的名词。中国记录中，最早出现在清朝光绪二十九年到三十一年(一九○三—一九○五)，改革学制的时候。中国过去称历史做“史”、做“书”、做“志”、做“记”等等，从不将“历史”两字连用，这种连用，显然是“东洋化”的结果。现在我们约定俗成，用惯了这种词儿，应该给自己来番“机会教育”，告诉自己：中国历史的远流是多么复杂，小自一个名词的变幻，都有它的文化交流，有它的来龙去脉，中国人要弄清自己的历史，是何等不容易!
——中国历史演义总说
论英雄
历史上虽然五湖四海、英雄辈出，但是以个人独有的声华与特色，为一世或百世一新局面的，倒也不多。这种人物的有或无，多一个或少一个，直接可使局面改观，风云变色，的确不能以可有可无小看他。我常常觉得，印度没有释迦，就不成其为印度；犹太没有耶稣，就不成其为犹太；法国没有伏尔泰，就若有所失；黑人没有阿里，就万古如长夜。……多少VVIPI的形象，有了他们，时代才别开生面，才脸上有光，不然的话，简直就有辱国体，不成人形。
——幸亏有我
中国历史家
世界上，任何专家都犯一个毛病，就是自己这一行最最重要，人类没有他这一行，就完了。事实上，他这一行虽非不重要，但没重要到他所说的那种程度、那种比例。但专家绝对不肯这样想，他只肯吹牛，不知道他在牛角尖里。
历史家也是专家，也自不例外。但历史这一行纵面横面比较宽，见识多一点。所以，历史家吹牛的时候，位置从牛角尖朝下移，在牛角里。
中国历史家的专家作品很可怜，他们穷毕生之力，写的东西，竟大多是“相斫书”、是“帝王家谱”、是“统治者起居注”，却不是民族的活动史。换句话说，这种专家的毛病，横批八字可尽——眼有牛角，目无全牛。
历史本是全牛，专家既无法看这么全，只好视而不见，只看他们牛角里的。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他们只会唯来唯去，“唯物史观”也、“唯心史观”也、“唯帝王将相史观”也，……唯个没完。一不唯，他们就泄了气。但一唯，就会过分扩大了他唯的，缩小或根本抹杀了他不唯的，结果牛是吹了，历史真相，却还坐牛车。
——中国民族“性”
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李敖语萃批评中国知识分子只知追求真相
只知追求真相
我是搞历史的人，搞历史的人只晓得追求历史的真相，不计其他。
——“胡适研究”前记
解释历史人物
我不赞成没有根据的褒贬，姑妄言之的掌故，以及从“据说”而下的结论。这种态度使我重新估定“恺撒的东西还给恺撒”一语的精义。我认为任何历史人物的功罪都该有一番“完满解释”。该是他的，就给他；不该是他的，就不给。在给与不给之间，居功言罪当然不完全是他“个人所得”。在社会中，人与人的影响是交互的：其功既有同谋，其罪亦有共犯，从事历史的解释的人必须把握这一点。
——为“播种者胡适”翻旧帐
历史家
就某种讽世意味来说，优秀的历史家逼人面对，生则为“袋鼠法庭”(Kangaroo court)的法官，死则为阎王爷，在生死线外，历史人物应负的罪责，都无所遁形。换句话说，优秀的历史家是真正的最后审判者，——上帝嘛，请靠边站!
——“孙中山研究”自序
先跟历史搭线
中国民族太古老了，古老得一举手一投足，就可能跟过去搭上线。你以为你举的是你的手，投的是你的足，其实不是。你的手和足，只是木偶戏中的手和足，它们全被线上的老相好操纵，这老相好，就是历史。
历史少的民族，了解他们就比较简单，很多事情，从层面入手，便八九不离十；但对背着历史大包袱的民族，像中国民族，要想这样取巧，就绝对不行。从取巧得来的了解，只是雾里看花，好不好看是另外回事，看不清楚是一定的。看都没看清楚，又了解到哪儿去?
所以，了解中国人干的事，一个重要步骤是：必得先跟历史搭线，从历史脉络上查考“手足之情”，不念手足之情是不行的。
——且从青史看青楼
从夹缝中透视历史
我们的历史书，传统写法总是一派忠贞、英烈、圣贤、豪杰的历史，搭配上贰臣、叛逆、奸佞、巧宦的活动，交织成历来的众生相。但是，受过现代方法训练的人，他们不能承认这种“春秋之笔”、“忠奸之判”能够解释整个历史现象，也不承认单靠一些相杀相砍的政治史、耀武扬威的军事史、仁义道德的思想史、四通八达的交通史等等，就能了解过去。有现代方法训练的人，他们尝试用新的方向和角度、新的辅助科学(像性心理学、行为病理学、记号学、行为科学、团体动力学、统计学等等)来解释历史现象，来从夹缝中透视历史。在这种新的方法的光照之下，以前所视为神奇的，如今可能化为朽腐了；过去所看做朽腐的，现在可能又化为神奇了；过去当做不重要的或忽视的，现在我们要“无隐之不搜”了；过去当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现在我们不再“见笑于大方之家”了。
——中国民族“性”
历史系
历史系是一个神秘的系，它可使狂者愈狂，狷者愈狷，笨者愈笨。
——十三年和十三月
史学家与史学方法
学历史的人深受史学方法的训练，史学方法的目的在帮助历史家探求史实的真相，以及历史人物的真面目，因为人是有党派之见的，很少能有客观独立的判断，不论是有意或无意、自觉或不自觉，都会影响史实的真相，乃至历史人物的真面目。故研究历史的人碰到这种难题，不得不采取比较有效的方法，以求得scientific truth。历史家碰到一个人的文字记载，认为有史料价值的时候，一定要经过两种处理的步骤：
第一是“外批评”；
第二是“内批评”。
“外批评”是考证史料的真假，怎么来的，什么人做的，什么时候做的，以及版本的校勘，稿本的鉴定，这都是“外批评”的范围，中国一般的“史学家”，承汉学的余绪，所能做的至多也只是“外批评”。他们的表现是乾嘉余孽式的考据学，而他们自己，却常常错认考据学就是史学。
——澄清对“人身攻击”的误解
历史只讲求真相
唐朝的一些皇帝，总忍不住要看史官写些什么。(看看骂老子没有?)这么一来，慢慢的，史官就不敢直笔了。
在史官的历史发生问题以后，在民间，有一些“野史”出来，表现直笔。当朝的皇帝虽一再警告、查禁，可是总不能斩草除根。“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统治者做了坏事，要瞒，是瞒不了的；要烧，是烧不光的。“流芳”呢?还是“遗臭”?历史总不会放过他。
提倡写“直笔”的孔夫子，当他竟也骗人，写了“曲笔”的时候，历史上，也留下他的记录。历史是不讲感情的，讲感情便不是真历史。历史只讲求真相，由求真的人，不断地、千方百计地记载它的真相。古往今来，许多坏蛋们想逃过历史、改变历史，可是他们全都失败了。历史是一个话匣子，坏蛋们怕人说话，可是历史却说个没完。坏蛋们真没法子。
——直笔——“乱臣贼子惧”
历史是最好的过滤器
看大事记之类这些书，可以提醒人：任何轰动一时的新闻，都是过眼烟云以后的一行字，甚至一行字都轮不上。历史是最好的过滤器，告诉我们什么才是菁华。
——我为什么不看电视?
中国历史与“性”
仔细研究中国民族的历史，会令人惊讶地发现，由于性的因素，直接影响了历史、改写了历史的，例证又多，又层出不穷。夏桀是以“淫惑女宠”妹喜亡了国的，商纣是以“淫惑女宠”妲己亡了国的，性的原因使人亡国，不能说不重要。赵婴的私通，引出赵氏孤儿；齐庄公的私通，引出臣弑其君，性的原因造成政变，不能说不重要。吕不韦的奇货可居，祸延秦皇显考；吕后的人奇妒，祸延刘家命脉；唐高宗的倒扒一灰，祸延武后临朝；杨贵妃的顺水人情，祸延安史之乱，性的原因闹出君权争夺，不能说不重要。白登的美女图片，可以使匈奴不打汉家；汉家的美女自卑，可以使汉家要打匈奴；昭君出塞，香妃入关，一一都牵动战争和平大计，性的原因，不能说不重要。齐襄公乱伦，出来了毋忘在莒；陈后主好色，出来了井底游魂；慕容熙的跣步送亡妻，出来了回不去；花蕊夫人的被入宫，出来了送子张仙；咸丰的天地一家春，出来了祸国殃民四十七年的西太后。
这样随手写来，好像大可“唯性史观”一下了。其实我并不这样想。做为一个“非唯主义者”，我不承认“唯性史观”可用来解释所有的历史现象，如同我不承认“唯物史观”或“唯心史观”或“唯什么什么史观”可用来解释所有的历史现象一样。因此，我看这类事，也只是就中国历史现象中，可从“性”的观点来观察的为限。有均衡感的人，当然该知道，除了这种性的观点与对象的历史以外，还有许许多多“性以外的”丢人历史和光辉历史。
——中国民族“性”
英雄不失败
有失败，有英雄，但没有什么失败的英雄。文天祥、史可法都是大大的成功的英雄。英雄从不失败，他在天塌时候，也会捞到天鹅。
——李语录二四
审慎判忠奸
中国正史中，从宋朝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开始，有所谓“奸臣”传，后来的正史，像“宋史”、“辽史”、“元史”、“明史”，纷纷援例，于是忠奸之分，在历史上和观念上，也就愈发显明。正史以外，中国的小说戏剧，对忠奸的判决，影响极大。尤其在戏剧里，为了帮助观众有“忠奸立判”的效果，“红脸”和“粉白脸”，也就应运而生。忠肝义胆的自然是勾红脸，如关公；权奸误国的自然是勾粉白脸，如曹操，这种“二分法”的利落，实在给了观众不少方便，于施展爱憎之间，少掉了不少麻烦。
不过，在一个人阅历较多一点以后，他有时难免会发现，人间许多对立的问题(如是非、正邪、善恶、好坏等等)，并不都是很草率就能断定的。同时对立的情况，往往并不如想像中那样明显；对立的双方，可能有混同的成分、相似的成分，甚至还有完全相反的尴尬场面发生。……阅历可以使我们练习对忠奸等真相，慢慢采取审慎一点的检证。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因为怕麻烦就擅用“二分法”来定人功罪，我们也不能随便采用“这是好人”、“那是坏人”的小学生式思想方法。
在忠奸问题底下，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盗得大名，也不知有多少人横被恶名了。
——要清白，请长寿!
中国古书知多少
中国书又不只历史书，历史书只是经史子集四库分类中的一部分，清朝的史学家主张“六经皆史”，这下子经书又变成了历史书。其实凡书皆史才对，中国人面对的，已不是历史书的问题，而是古书的问题。
古书有多少呢?
古书多得吓人。
古书不只什么《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它们只不过占两种；古书不只什么四书五经，它们只不过占九种；古书不只什么二十五史，它们只不过占二十五种。古书远超过这些，超过十倍一百倍一千倍，也超过两千倍，而是三千倍，古书有——十万种!
吓人吧?
这还是客气的。本来有二十五万种呢!幸亏历代战乱，把五分之三的古书给弄丢了，不然的话，更给中国人好看!
——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李敖语萃批评中国知识分子乱臣贼子
乱臣贼子
什么是乱臣贼子?凡是不守臣子的本分的，都是乱臣贼子。
什么是臣子的本分?臣子的本分是要乖乖的听话，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小心翼翼的做事，不要做一点分外的事。不该你做的事，你不该管闲事。管闲事就是“越俎代庖”。
孔夫子写《春秋》，目的就是要大家个个都在自己岗位上做事，该做什么的，就做什么，不要不守本分!
——直笔——“乱臣贼子惧”
春秋直笔
孔夫子拿起刀来，朝一块竹片刻去，刻了一片又一片，刻了许多字。最后，刻满了一大堆的竹片。
这些竹片，就是孔子时代的书。
孔子时代没有笔和纸，只有刀子和竹片，刀子刻在新砍下来的青竹片上，一刻上去，竹片直冒水，像是流“汗”一样，所以叫做“汗青”。
所以，古人一提到“汗青”，就象征着书籍，也象征着历史。古人的诗说：“留取丹心照汗青”、“独留青史见遗文”，就是这个缘故。
孔夫子“汗青”九个月，完成了一部“青史”。
这部“青史”，是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历史书，它的名字，叫《春秋》。
《春秋》一共有一万六千五百七十二个字，每八个字，刻在一块竹片上，你说刻了多少片?
孔夫子写《春秋》的目的，并不是要杀乱臣贼子，而是要乱臣贼子害怕。
——直笔——“乱臣贼子惧”
活人与死人
对活人打问号，对死人打句号，如此防人，可以无大过矣!
——李语录二六○
中国帝王知多少
曹操有一次向他左右自负的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曹操指的国家是中国汉朝，汉朝最后的三十年，风雨飘摇，命脉有赖权臣延续，最后三十年的苟延残喘，没有权臣早就“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了。
其实，不但汉朝如此，历朝各代，也莫不如此，中国帝王，从黄帝起算，算到宣统为止，共有四百二十四个。这四百二十四个统治者，是经过几千年你杀我砍他下毒之后，才浓缩到这个数目的，若不是你死我活他完蛋，“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局面就更多，中国历史，就更难念了。
——中国历史演义总说
下意识的自我膨胀
许多人做了一些轰轰烈烈的事，他们在年老以后，往往总扩大自己的功绩，把一些轰轰烈烈的事，误信成不只一些，而是许多。他们这种作风，也不能算是存心说谎或有意自欺，只是一种下意识的自我膨胀罢了!
当事人的话不可尽信，在这个地区，历史上求真辨伪的工作，真是愈来愈必要了!
——纠正于右任幻想出来的一段革命史
中国医学史
中国的医学史，并不是什么真的“医学”史，而是一笔道道地地的“巫医”史。
换句话说，不太客气地说，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真正的“医学”。
中国传统上关于“医”的记载，最早的是神农、黄帝等的假历史，后来年代较近，产生了所谓“医”的始祖“彭”与“咸”，就是屈原所谓的“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的“彭”与“咸”。
所谓彭咸，根本统统是“巫医”。我们查查古书，很容易就看到：……“巫”和“医”两者，根本就是不分家的。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的所谓“医”，根本就是神医，就是“巫”，就是“迷信”的另一个名字!
“巫彭”与“巫咸”是殷商时代的人物。从这两个所谓鼻祖以下，中国历代都有所谓新一代——进化的、改良的一代——人物出现，都据说是愈来愈不“巫”了，愈来愈“医”了，其实都是扯淡!他们不论怎么改来改去，不论是什么“华佗再世”、“岐伯复生”，都统统属于万世一系的巫医系统。这个系统，直延伸到现在的所谓“中医学院”，还没有断子绝孙，还是整年有数不尽的小“华佗”小“岐伯”出现，出现在这个可怜的国家，祸害这个可怜的民族，使他们吃树根草药、吞虫屎黑汤。
——西医与革命
中国是一个极庞大的民族
中国的民族是一个大大大大的民族，我说它大大大大，显然的，是针对一些不明历史的人跟曲解民族主义的人说的。这种人，他们满口中国民族如何如何，中国民族的历史如何如何，其事实事实，他们完全不了解中国民族和它的历史是什么，他们井中癞蛤蟆的眼界，也完全不能统观中国民族的庞大性质，他们只是运用他们的无知、狭窄和小气派，把中国民族和它的历史局限在“黄帝子孙”的一脉早已混同的香火上，或是“长城以内”的几条江河日下的流域里。这是非常可怜的自我陶醉!这就好比一个继承祖先遗产的人，完全不知道遗产的真价，把大好的土地往外推，却只抱住几块“北京人”的模型骨头来怪叫。这种傻子呆汉，才真正是中国民族的罪人!——他们只是一些小守财奴、小看家婆，而绝不是气派博大光被四表的人物。
——长城还在动呵!
从“演义”看历史
搜集名家的说书话本，编成章回小说。章回小说中讲史的，就叫做“演义”。
一东周列国志演义
古代历史书都太深了、太杂了、太片断了，现代人简直看不懂。这段东周的五个世纪历史，除非专家，谁也搅不清。幸亏有这部《东周列国志》出来，使我们能够读到简明有趣的中国多彩多姿时代的历史，从这部一百零八回的名著里，所有秦朝以前的古人古事都一一亮相：褒姒的笑、管仲的智、齐桓的信、曹沫的无赖、晏蛾儿的愚忠、介之推的清高、晏子的识大体、伍子胥的鞭尸、苏秦的合纵、蔺相如的完璧归赵、……都包罗无遗。他们的存亡觉梦，都可以胜数；看了这些存亡觉梦，我们可以上会古人，然后引古证今，得到意想不到的好处。
二秦汉演义
秦朝的强大，从它三十万人北伐匈奴，五十万人南征百越，七十万人盖阿房宫修骊山坟几点上，都可看出来。虽然它亡于平民革命，但是汉朝强大的规模与基础，却是它开山的。读秦汉历史的中国人，应该特别从这个角度来衡古论今，才会均衡，才会正确。
三后汉演义
从血缘上看，王莽是当朝皇后的侄儿，实在不比汉景帝的后裔刘秀(光武帝)远到哪儿去，但是中国人算父系不算母系，所以王莽垮台，垮在姓王不姓刘，他如姓刘，一切就好办。
王莽生不逢辰，他与自己同胞相见恨早，所以他的许多人道思想，在当时都行不通，例如他禁止买卖奴隶、防止高利贷、改革币制等等，都是良法美意，可是他忽略了中国传统的保守势力，他自己又神经兮兮，最后搞得“偷汉”不成，被人围剿，连尸体都被分吃了。
四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作者不是一个人，写作时间也不是几年或几十年，它是宋朝到清朝五百年演义家的集体创作。
《三国演义》是一部奇书，它承前启后，深刻影响了中国的世道与人心。
在承前方面，它汇合了中国民间的三国故事，加以集大成。中国民间流传三国故事，远自唐朝就有纪录，李商隐诗中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话，直到元朝，“斩吕布”、“哭周瑜”等杂剧，一直层出不穷。这些故事，经这部奇书草船借箭，终于一统了所有流传，成为定本。
在启后方面，《三国演义》的文学性，造成改变历史的离奇效果。《三国演义》有许多许多与事实不合的地方，例如诸葛亮并没烧新野、借东风或演空城计；关羽并没诛文丑、杀蔡阳、过五关斩六将；刘备并没一开始就重用孔明；孔明并没三气周瑜；庞统并没献连环计、也没死于落凤坡；曹操并没追关羽；张飞并没战马超；黄盖并没用苦肉计；黄忠并没死于征吴；陆逊并没因八阵图受困；……
但是，《三国演义》的文学性太迷人了，每随它兴之所至的时候，人们总忘了循历史覆按，甚至满有学问的人，也在所难免。例如生瑜生亮的事，何义门、王世祯、尤侗等都加以袭用，从历史检查，自然都闹了笑话。这都是《三国演义》的启后作用。
五两晋演义
晋朝天下，一开始就冒出“八王之乱”，你司马，我也司马，骨肉相残，自然导致了“五胡乱华”。
“五胡乱华”的远因，主要就在这里。——在自私的统治者，妄想万世一系，一切都要“疑天下”的缘故。晋朝统治者削天下的兵备，在灭吴那一年(纪元二八○)，大郡只有武吏一百人，小郡只有五十人，把自西汉以来，地方行政的基础，弄得不伦不类。结果闹得一切兵备，内斗有余，外斗不足；信同姓而召来同室操戈，疑异姓而惹来异族横行。中国之事，毁于一族一姓一念之私，真是千古谑画!
六南北朝演义
在你杀我砍的南北朝时代里，有两个“光明的后遗症”倒值得大书特书：一个是“非我族类”的大融合，大家都“杂种”起来，从而凝成广大深厚的中华民族；另一个是华夷文化的大融合，大家都“汉化”、“胡化”起来，从而凝成广大深厚的新时代文化。这种大融合，是广义的，不限于五胡，是有世界性的。北魏时候，西域僧人到洛阳的，就有三千多；南朝四百八十寺是小意思，北魏佛寺，竟高达三万所!这样排山倒海的西化势力，正是当时中国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最大特色，读中国史的人，应该特别注意。
